环境污染的认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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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8-126-02

1　双流县环境污染纠纷现状

近年来，双流县的环境污染纠纷频发，从近3年来处理的环境纠纷的统计数据可以初步看出：2008年处理纠纷518件，2009年589件，2010年677件。另外，出现了一些棘手的纠纷，如2006年发生三强轧辊厂、成都驱动桥厂、成都顺成机械铸造厂与周围住户关于噪音、烟尘的污染纠纷以及成都飞压粉末涂料涂装实业有限公司与周围住户关于粉尘、噪声的污染纠纷：2007年华阳歌城与周围住户发生噪声污染纠纷；2010年煎茶镇、三星镇、永兴镇交界处的养殖厂与周围农户发生环境污染纠纷。这些纠纷的处理反复性强、难度大，还引发了集体上访事件。尽管如此，通过环保行政执法人员耐心细致的工作，县环保局与县规划局、国土局等职能部门的合作，县政府出面行使职权，以相关企业整体搬迁或取缔使上述污染纠纷得以根本性解决。

在这些污染纠纷的处理过程中，我发现了环保行政执法者、行政相对人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我对环境污染纠纷的本质、特点以及环保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职能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依法行政是解决污染纠纷的根本之道。2环境污染纠纷的认识和实践误区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人治”文化，对纠纷的认识和处理留下深深的烙印，长期流传的“包青天”和“拦轿喊冤”的故事经久不衰，现在的省长、市长、县长热线(信箱)一定程度上也传承了这种文化。深厚的文化传统影响到人的认识，很多环境污染纠纷当事人认为，解决环境污染纠纷就是只能靠环保局和局内行政执法人员的公正调解，无论如何也不愿走司法途径，实践中就存在信上不信下、不信法的群体上访、越级上访事件，而且缠住环保局要一竿子到底，而不管环保局有无相应的执行权(司法性质)。另外，受传统文化影响，环保局及局内行政执法人员在纠纷处理的认识和实践中也存在误区，少数人唯领导指示是瞻，不以法为根据而是习惯性地参照领导意图来处理纠纷。但绝大多数行政执法人员对环境污染纠纷处理还是尽职尽责的，有把环境污染纠纷处理完美的美好愿望，实践中却往往事与愿违：因袭旧的工作方式，不惜跑腿、不惜口舌、不厌其烦地调解，对反复性的环境污染纠纷也一而再地调解，却对当事人反悔、撕毁协议的行为无能为力，陷入循环反复而无法取得实质结果的状态中，环境污染纠纷当事人不满意，社会舆论不满意，上级领导也不满意。最后还被老百姓戏称“环保局工作人员留下了一串串脚板印，问题还是问题”。

3　环境污染纠纷的本质及特点

环境污染纠纷有时反反复复，难以解决，可以从它的本质和特点来分析原因。环境污染纠纷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常常是某个污染源头污染了自然空间，就与在这个自然空间内生存的人群发生了矛盾，所以，环境污染纠纷往往涉及到多数人的类似纠纷，易发生，由此发生的司法诉讼叫普通共同诉讼。其次，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未出现拐点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我县近年来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正是经济增长、利益分化导致环保矛盾通过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而集中凸现。经济发展了，环境污染纠纷数量却多起来了、种类也日渐复杂，不是环保部门没作为，而恰是经济与环保存在相关性关系的科学体现。再次，环境污染纠纷处理难度大，反复性强。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新问题交织，使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牵涉到规划、环保、国土、建设等各职能部门，甚至有些问题要县政府出面解决，这些都使环境污染纠纷处理难度加大。正如本文前面所介绍的2006年的两起纠纷，由于规划设计过于保守，与经济迅猛发展，城镇迅速扩建不相适应，一批持有合法批建手续的厂矿很快成为“城中厂”，挤占了商住楼、住宅楼的环境空间，加上生产工艺、污染治理水平有限，于是纠纷不断。环保局穷尽职权范围内的行政处罚措施――责令整改到位、罚款、限期治理(限期治理这项是县政府委托授权给环保局的，2008年新的水污染防治法将这项权利赋予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等措施加上行政调解也无法完全处理好。常常是一时处理后得到短暂平息，但事隔不久再度暴发，而且不断升级、恶化。而且，这类纠纷通过司法途径也未必能得到圆满解决，因为司法系统处理民事纠纷是遵循救济原则，利用赔偿或补偿方式使损失得以恢复，赔偿或补偿方式可能起到一段时间的平息作用，但环境污染问题可能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纠纷也可能再次出现。根本性的解决措施只有责令停产停业、取缔或整体搬迁，这些措施或处罚措施是县政府的职权。本文之前提到的多起环境污染纠纷最终以企业取缔或整体搬迁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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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适用范围

      一、环境污染范围界定

      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其损害补偿功能，即对受到损害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给予某种适当的补偿，使其尽可能回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因此侵权责任的认定均以损害为构成要件，无损害即无责任。[2]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由于环境污染是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因此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对认定环境污染责任至关重要。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生活环境的损害”与“生态环境的损害”。“生活环境的损害”是以环境为媒介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纯经济损失等；“生态环境的损害”是指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损害，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和凝载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公共利益(生态利益)人为的显著损伤。[3]“生活环境的损害”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没有争议，但“生态环境的损害”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生态损害不宜由侵权责任法调整，而应由环境保护法本身来解决。[4]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侵权责任法(草案)》第1、2次审议稿均将生态损害排斥在外。虽然《侵权责任法(草案)》第3次征求意见稿第65条将生态损害纳入其中，即“因污染生活、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在《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时，关于生态损害的规定又被删除，从而使环境污染的范围是否包含“生态环境的损害”仍然没有能够在立法上加以解决。

      对环境污染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例如，从作为规制环境污染基本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对环境的界定不限于生活环境，而是包括生态环境。因此，将《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理解为包括生态环境才不至于与《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同时也与逐步扩大保护客体的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趋势相吻合。[5]此外，环境保护法的规范并不足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环境保护法》也不能取代《侵权责任法》在规制环境污染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的范围是必要且合理的，[6]再说这一观念已经为我国立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所认识并接受。[7]

      二、环境污染责任解析

      《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标题是“环境污染责任”。在对该标题的理解中，有学者提出存在3种理解可能：(1)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了权利人的利益损害；(2)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损害，而这种损害包括对权利人的利益损害，法律只要求行为人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中的权利人损害承担责任；(3)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了环境污染损害和权利人的利益损害，而所谓的侵权责任并不特指对权利人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而承担的责任，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责任，相当于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8]根据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立法标题技术，在确立立法意图时，标题对其后面的条款起说明作用。[9]而在我国，将标题理解为是对后面条款意旨的归纳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法律中的标题虽然对于相关法律条文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毕竟只是理解法律条文的辅助资料，只有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疑义时才有必要结合标题来进行解释。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完全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定来进行。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环境污染责任是作为特殊侵权责任加以规定的，其含义较为含糊，只能看成是对《侵权责任法》第8章标题的说明，并没有解决上述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理解的分歧。由于在法律中没有一个法律条文能够独立存在，往往只有当法律条文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才彰显其真正的含义，有时将该条文与同一法律中的其他条款加以比较，含义也就明确了，[10]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4个条文，而应当结合《侵权责任法》的其他相关条文来理解。

      从《侵权责任法》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看，充分保护民事主体享有的合法权益是该法最主要的目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了列举。由于权利是人的权利，换言之，权利总是依附于特定的主体，因此《侵权责任法》第3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从《侵权责任法》这3个条文的规定看，无论是一般侵权责任还是特殊侵权责任，均以侵权人侵害特定主体的民事权益为条件。[11]结合《侵权责任法》第1-3条的规定可知，对《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不应作如下理解：(1)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即应当承担责任；(2)除行为人的行为因污染环境造成他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应承担责任外，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没有造成他人权益损害的也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上述理解均不妥当，也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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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战略高度来部署，实现了我国经济建设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向“五位一体”的重大升级，我国控制和管理环境风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两会前夕，环境保护部与中国保监会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一做法的目的是一旦风险发生，通过强制保险方式，保险公司将成为赔偿主体，从而给予受害者以补偿。这让环境污染强制责任险颇受瞩目。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行为人所致环境污染而生的环境清洁治理和对第三人造成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即是强制有污染隐患的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所致的赔偿责任，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人利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些地区已经有了几年非强制保险的试点经验，但或多或少都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能否伴随“强制性”的出台迎刃而解？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还存在哪些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白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提升为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目的。按理说投保应该是自愿的，但我国目前的状况决定了一、我国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环境责任险是非常必要的。二、我国企业的风险意识差，主动投保的企业太少，大多数企业心存侥幸，认为没必要在保险上花钱。所以必须要强制他们投保。三、由于存在污染隐患的企业数量巨大，实施强制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验数据的规模，从而有利于大数法则的实施，从而稳定赔付率，有助于保险公司定价和承保盈利的稳定。在这些情况下，以强制的手段推广污染责任险，在现阶段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一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总体来说，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我认为主要有以下问题：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执行监管不力。目前我国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没有明确的侵权责任体系，严格来讲，有明确的责任才能谈得上责任保险，这个先后的顺序是确定的，如果责任不明晰，潜在的污染方将缺乏投保的动力，责任保险的实施也将会举步维艰。而且法律规定的赔偿仅仅限于直接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这就造成了“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不合理局面，加上地方政府执法和监管不力导致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力。所以法律法规与对企业的监管应该一起加强，一定要从法律制度层面让企业认识到环境违法会面临极重处罚，如果没有保险作为依托，环境事故必将导致企业倾家荡产，这样才有可能提高企业的风险防范意思，不仅会主动提高自身的环境事故预防能力，而且为解决后顾之忧会选择购买环境污染责任险，这对企业与社会都将会是双赢。

（二）将环境责任险的自愿投保改为明确投保企业并强制要求存在环境污染隐患的企业购买该险种，这里所谓的“强制”要怎样落实？《指导意见》提到，环保部门将采取相关约束措施，比如将企业是否投保与建设环评审批、竣工验收申请审批、强制清洁生产审核、排污许可证核发，以及上市环保核查等制度的执行紧密结合；将企业未按规定投保的信息及时提供给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征信的重要依据等。可以说，这些约束措施几乎穷尽了目前环保部门的所有手段，即便如此，在法律法规缺位的情况下，仅是环保部门和保监会规定的“强制性”的确有限。环保部门还制定了激励措施来推进污染责任险，比如，将投保与企业环保荣誉称号、环保资金支持等手段挂钩，让有风险防范保障的企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对投保企业污染防治项目予以资金倾斜、对投保企业优先给予信贷支持等措施，虽然现阶段强制性还有限，但这些措施若能用好用足，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也就有了企业自觉的“强制”。

（三）接下来的问题是随着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实施产生的，一些被强制购买该保险的企业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这样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就会有更多的疏忽。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使得在某些情况下强制责任保险对安全预防措施的激励产生了模棱两可的影响。试想，即使投保率达到百分之百，所有的赔偿都能由保险公司来买单，先不讨论保险公司是否愿意接受所有的投保人，如果在安全激励方面没有任何作用，那么我们的环境还是同样被继续污染，即便有赔偿又有何意义？“反正能够有赔款”就真的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吗？实际上，我们要的不是赔款，而是一个大家都在共同保护的良好环境。安全激励和赔偿这两个目标是共同存在的，不能顾此失彼。如果只强调赔偿，突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能有效分散企业风险，减少环境污染事故对经营活动的影响这一作用，其实并不利于此险种的宣传和推广。忽略了安全激励方面的作用，会导致一系列片面的理解，所以实行强制保险的目的并不是只达到强制污染企业投保就可以了，还要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实施保险天然具有的安全激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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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始终无法脱离政府支持，真正实现市场化运作（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2015）;而试点范围的局限性也并不匹配事故频发、损失严重的现状，影响了制度长效机制的发挥（盛和泰，2015）。针对上述问题，吴冲（2011）建议将渐进性环境损害行为作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骆少鸣（2014）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对保险公司的扶持力度，通过财政补贴或者发行巨灾债券等方式激励保险供给。综上，国内学者对制度试点进行了详尽研究，但针对市场供需冷淡现象的根本原因少有分析。另外，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已实行一年有余，目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的运行情况如何，政府还应采取哪些措施完善相关制度，这些问题还有待探索。

二、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的发展与现状

1991年，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自大连、长春等重工业城市首先推行。由于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有限，试点的市场规模小、费率高、承保范围窄、赔付率低，到九十年代中期已近停滞。2007年，辽宁、江苏等省份在危险化学品、石油化工等高环境风险行业重新推行试点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此后，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的相继完善为试点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2013年，环保部联合保监会《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区在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行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2015年，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加大了对企业违法排污的惩处力度，并将环境质量纳入官员的考核评价，还首次规定“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发展，当前的试点市场呈现以下特点。一方面，供需主体多由试点地区地方政府划定。尽管《环境保护法》修订案明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为自愿保险，但各地大多划定了鼓励或应该投保的行业及企业范围，并以制定试点名录的方式间接强制投保;此外，承保公司亦由试点地区政府确定。另一方面，保险产品和服务则遵从普通商业保险的规则。例如，产品的保险责任主要是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引起的直接损失，包括第三方所遭受的人身伤害和直接财产损失，为控制污染物造成污染损害而带来的清理费用以及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后为应对诉讼而支付的法律费用，而累积渐进性的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多被列为除外责任;产品价格上，环境污染责任险费率按照行业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一般高于其它商业险种的价格水平。

尽管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绝大多数地区都再次陷入僵局：投保企业需求疲软，保险公司供给不足，较实际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数量，责任险产品杯水车薪。可以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仍然处于发展初期，想要做到全面推广和真正落实还面临着较大挑战。

三、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面临的问题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自推行以来一直依赖于政府的鼓励和引导，市场供需双冷的态势一直难以扭转，根本原因值得深思。

1. 需求疲软。国际经验表明，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违法排污的成本，即政府的环保立法和执法力度，从根本上说，这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1）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政府的环保力度。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需要依靠低端制造业，这些行业往往高污染高能耗，因此政府要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平衡取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科技进步成为增长的主引擎，随着产业结构向高端服务业过渡，高污染制造业将逐渐遭到淘汰。因此，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环保措施和力度也往往悬殊（Tesfaye，2013）。

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促进经济增长是第一要务，即便牺牲环境也在所不惜。原则上，企业必须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才能排污，而公民也拥有污染索偿权。但实际中，政府没有设定具体的排放标准，造成污染规制形同虚设;同时，法律规定公民索赔时无权要求环保部门或污染企业公开相关数据，更无权状告政府环保执法力度不足。相形之下，发达国家则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瑞士就是典型代表。为了做好污染预防，瑞士法律不仅详细规定了企业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和对厂房、设备的环保要求，还要求企业必须在开工前就为可能遇到的环境问题做好预案。此外，瑞士对于违法排污的惩处力度较大，企业必须承担第三方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支付环境清理费用，严重时还需承担刑事责任。

不同于不惜以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贫困国家和有能力将增长让位于环境的发达国家，现阶段中国需要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因此对环境污染的惩处力度往往较轻。比如，在立法方面，《大气污染防治法》对于污染事故单位的罚款金额上限仅为50万元人民币;另外，企业只需缴纳显著低于经济利益的排污费就可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在执法层面，地方政府往往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所限，使得法律体系本就并不完善的污染治理更打折扣。可见，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制约了我国的环境保护，政府只能选择在保证经济增长的约束下最大化对环境污染的打击力度。

（2）政府的环保力度影响企业保险需求。政府对于环保的态度和力度主要体现在相关立法执法上，这又将直接决定企业的环境污染成本，进而影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需求。如果政府的环保态度强硬，对于造成污染事故的企业惩处严格，并要求企业向受到事故影响的第三方支付较高的赔偿金额，则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需求将增加。简单的经济学分析能够更清楚地进行说明。

假设某企业的产品价格和销量外生，分别为a和y。企业生产可以选择使用环保或者不环保的设备。选择不环保生产设备的总成本为c，导致污染事故的概率为p，带来损失为w，法律规定的罚款和赔偿比例为θ（即赔偿金额为θw），保险公司提供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为α。因此，企业采用不环保生产设备进行生产且不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预期利润为：

π=（ay-c）（1-p）+（ay-c-θw）p=ay-c-pθw

可见，如果企业的产品价格和销量外生，不投保企业的预期利润将取决于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概率和事故后需要依法支付的赔偿金额。如果将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视作总体，则特定企业污染事故的发生概率p由总体的分布性质决定，可视作外生，因此，当事故造成的损失额w一定，企业的预期利润完全取决于法律所规定的罚款和赔偿义务，即θ。

当政府的环保力度较弱，企业为污染所承担的处罚和赔偿比例θ极低甚至趋近于零时，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与否对预期利润完全没有影响，企业自然不会考虑购买成本更高的环保设备，也不需要通过投保来分散污染事故带来的罚款和赔偿风险;反之，当政府的环保力度较强，企业的预期利润将与其所承担的赔偿比例θ负相关，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故（p=1），企业的利润为：

π=ay-c-θw

若θ<（ay-c）/w，则π>0;若θ>（ay-c）/w，则π<0――也就是说，当政府环保力度较强，企业需承担的罚款和赔偿比例θ>（ay-c）/w，一旦发生污染事故，使用不环保设备且不投保的企业将面临亏损，因此需要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分散风险，保证无论是否发生污染事故都能正常经营。不过，由于生产设备环保与否会影响污染事故发生的概率，保险公司将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收取差异化的费率。

假设企业产品价格和销量仍旧外生且不变，分别为a和y。企业以环保设备进行生产的总成本为c′（c′>c），引发污染事故的概率为p′（p′

四、 促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的对策

首先，加大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和执法力度，提高企业的环境污染成本。目前，中国只有《环境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两部基本法规涉及到了环境污染赔偿的相关事宜，但都未明确规定企业应承担的罚款和赔偿标准，其他作为具体执法依据的行业环保法规对污染企业的处罚也都数额较小或者非常模糊。立法环节尚且如此，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地方政府的执法力度只会更加堪忧。因此，促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需要在环保领域的立法执法上更加严格，在相关法律中明确环境事故主体应承担的刑事和民事责任，并且切实强化责任的追究，提高企业的环境污染成本。

第二，完善环境保护责任保险发展所需的配套条件，为增加保险供给提供支持。环境风险评估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设计和定价的基础，但目前国内对评估的标准、程序、机构、费用等均未形成规范，且不同行业所需的评估方法各不相同，这些无疑提高了保险公司经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成本。考虑到市场需求的数量本来就达不到大数法则和规模经济的要求，供给曲线弹性较低又使得供给对费率提高并不敏感，只有尽快完善制度发展所需的基础配套条件，切实降低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才能促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供给的增加。对此，可以学习江苏无锡试点的成功经验，借助社会机构的力量实现风险评估的专业化和市场化;此外，还应建立统一的环境污染事故损失核算及理赔标准，保证理赔环节有据可依，促进环境保护责任保险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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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骆少鸣.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发展及推进策略――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J].福建金融，2014，（4）：11-15.

[3] 盛和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应有之义[J].金融博览：财富，2015，（6）.

[4] 吴冲.我国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需要攻克的几个难点[J].上海保险，2011，（7）：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