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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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03-01

北欧四国（芬兰、丹麦、挪威和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以“高税费、高福利”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著称于世，是当今世界上社会保障制度几种主要类型之一。研究北欧国家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分析其中的优缺点，可以启发和指导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将有助于提高完善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相关工作的效率。出于这个目的，本文对北欧模式社会福利制度展开了相关的研究。

一、北欧模式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与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

北欧模式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以其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的。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维持社会保障制度正常运转的前提和基础。以瑞典全国人人为例,在瑞典,全民都能享受到养老金,然而只有在每年经济增长率在3%以上时，它才能维持一个收支平衡的平衡，否则将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二、北欧模式社会福利制度的特点

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的王翔将北欧模式社会福利制度的特征概括如下：

1.福利范围的广泛性。与其他国家相比,北欧国家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范围更广,包括教育援助、下岗救济、免费医疗、残疾人救助、养老金支付、单亲父母援助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措施等方面。

2.福利包容的普遍性。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建立在普遍受益的原则之上,这意味着所有居民都被给予社会保障福利和服务,而不管他们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如何。

3.福利享受的平等性。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不依阶级、阶层、性别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高收入者、低收入者以及无收入者均被融入同样的福利体系之中。

4.福利政策的强制性。在所有的社会福利领域，北欧国家都有强力的政府管理力量。

5. 福利体系的有效性。推行福利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宁、人民团结等种种正面效应,也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积极因素。

6. 福利制度的稳定性。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得到了本国民众的广泛支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北欧模式根本改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三、北欧模式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的问题

北欧国家推行的高补贴、高福利、高税收和高保护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弱者，抑制了贫富分化，具有政治上的进步意义，但在经济上削弱了市场机制的力量，妨碍了竞争，严重制约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北欧模式社会福利制度存在如下缺陷。

（一）失业率居高不下

目前北欧国家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是失业率比较高。在北欧福利模式中, 实现充分就业一直是一个至高目标, 这不仅因为充分就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同时也因为这是国家能够提供福利服务和收入转付的先决条件。失业率居高不下对北欧国家而言是一个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劳动力严重不足

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伴而生的, 是北欧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高福利和福利平均化造成了“不劳而获”甚至“少劳多得”的现象，致使公众的工作热情降低，职工怠工现象严重，出现了动力真空。这既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竞争精神。

（三）沉重的财政负担和通货膨胀

在北欧国家，全民福利的实行使社会福利计划的各项开支过分膨胀，使其在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同时，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日益严重也使北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导致财政不堪重负。从而引发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

（四）高福利使公平与效率双重失衡

福利制度表面上缩短了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体现了社会公平，但在平均的背后隐藏着不平等。如缺陷2所述，不愿就业、厌恶劳动的现象在这些国家极为普遍。这种情况的存在又导致了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从而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收入水平下降，贫困现象增多，陷入了公平与效率双重失衡的恶性循环。

北欧模式社会福利制度建立的基础是其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维持社会保障制度正常运转的前提和基础。分析相关调查结果发现，北欧国家推行的高补贴、高福利、高税收和高保护政策，其福利制度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平等性、强制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六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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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3―0294―03

为什么法国的体育文化会如此繁荣?法国体育文化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又是什么?构成这种体育文化形态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其体育管理体制为什么会走政府主导下的大众参与模式?运作机制上又有哪些主要特点?这是本文极想探讨并欲想回答的问题。

1　法国现代体育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

19世纪法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兴起正处于政治风云激荡，社会思潮迭起的社会变革时期。整个社会因向现代化的全面转型而显现出的时代特质和社会氛围，给法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从而孕育、烘托、浸泡出一个法国体育文化长足发展的历史时代。从18世纪末期开始，一场融合身体力量与人体生理知识的体育文化运动在法国渐露头角，并革命性地引入了对人类自身身体发展的兴趣。一些对人体科学的探讨和实证研究都取得了新的突破，生理学、心理学、临床医学、整形外科、体育教育等学科知识为人们更好地控制身体，锻炼体魄，发展意志，陶冶情操提供了科学依据，而工业化城镇社会的发展又削弱了传统社区之间的联系，随着非盈利性体育联盟于19世纪后半叶的出现，英国的体育俱乐部，德国的体操和瑞典的体操在法国渐趋流行，从而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体育文化形态；“一是以传统大众为代表的古代经典体育项目如击剑和马术，它象征着传统社会秩序的力量；--是以德国和瑞典体操为代表的体育教育和身体教育的项目，它象征着中央集权国家政治对体育的影响，三是以英国户外体育运动为代表的现代体育项目，它象征了统治阶级中部分自由派和现代派的文化倾向”。

法国传统体育项目地位的削弱是始于20世纪初，主要是受更为先进的德国体操，瑞典体操和英国户外体育运动的冲击而日显其落后和不适应时展的需要，相反，德国体操(Tureen)和瑞典体操(gymnastics)在人体生理学、心理学、康复医学和体育教育的科学原理支撑下，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使得这种体育项目带着政治色彩和意图在法国传播和流行，其形成和发展呈现出一个复杂的进程，它是在近一个世纪中不同身体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之间、观念和体系之间碰撞和交锋的结果以及由此而产生相关社会文化的缩影。根据美国历史学家EugeneWeber(Weber，1983)的观点：“19世纪中期到二战期间法国社会的主要变化就是乡村社区从社会背景中逐渐削弱进而最终消失”。随着法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社会关系也在发生巨变。直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逐渐成为人们交往的基石；而基于性别和年龄群体的传统联系和当地身份都已不再成为识别人们的标准了。而有着广泛社会基础和地域特色的传统大众体育运动项目都被逐渐融入到诸如“守护神节”的文化活动中去了，从而加快了新型体育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各种身体活动与具体的社会价值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以组织化的方式出现的是“青年社团”，通过运动的规则化和仪式化向青年人进行社会一体化教育，传播和灌输新的体育价值观念和活动方式，并规定社区中的已婚男性或是具有平等地位的人都必须参加这种活动。19世纪下半叶“体操社团”的逐渐发展则属于另一种类似的社会文化传播组织。1870年的普鲁士战争胜利逐渐引起了人们对体操的浓厚兴趣，不断有新的社团创立，德国的身体教育，尤其是通过体操的方法，被认为是军事成功的基础，所以这类非盈利组织的创立是在国家支持、倡导和控制下建立的，而不是仅仅从社会内部自发组织或产生的。当然，1873年组成法国联盟的体操社团还是基于自愿会员制的社会准则，但这并不能忽视政治对其发展的推动作用。而与此相类似的英国体育俱乐部却在当时没有得到大力发展；19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英国式的“体育俱乐部”在法国创立，有一群年轻人创办的这类俱乐部赢得了一些推崇英国教育体系的教师支持，在这些年轻人的促进下，这些俱乐部和各所中学紧密联系。皮埃尔.顾拜旦将运动作为一个体育教育的主要课程设置引入中学失败后，这一首创精神仅被限制在一些非盈利组织中开展，由于体育俱乐部是基于自愿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团体，所以当时的学校和地方机构都不支持这一项目，其发展一开始也只能被限制在大城市中。直到20世纪初期，体育俱乐部开始由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组成，俱乐部的社会资源开始扩大，体育文化的上层建筑特色由些突现，上层和中层阶级进入了主流体育运动组织的各个领域。到20世纪60年代，普通民众和中上层阶层在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上仍然有显著区别；人们认为：身体的习性同样也是社会经历的产物；身体运作的方式在工人和资产阶级成员之间是显然不同的，对前者而言力量和身体技巧是谋生的条件，而对后者而言，身体运动则是彰显一定社会地位的符号和手段。那种不带直接生产目的的“自由”身体活动，逐渐从大众文化中消失，并被视作浪费时间和精力。然而，另一方面，当某种身体活动获得一定程度的合法化后，这种身体力量和能力展示的运动又会被大众接纳，如摔跤、拳击和举重。需要强调的是；法国大众体育的真正兴起还是政权归还平民这一思想的深入人心后才逐渐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提出了法国社会的公民概念，这一概念要求国家和政府真正能够让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力得以实现，包括参加体育运动的基本权力。体操社团和体育俱乐部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1901年关于“联盟的自由”的法案引入了支持公众主管的非盈利联盟。由于体育运动在两次大战之间，尤其是二战以后逐渐变得越来越获得人们的支持，国家开始全权负责其中的运作。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法国在二战后最初几届奥运会上招募运动员时违背奥林匹克的规则，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采用行政力量来进行组织和发动，而不是由非盈利组织如国家奥委会来承办这一特殊任务。

像许多西欧国家一样，二战之后，法国体育经历了快速崛起和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多样化发展进程。除了传统体育项目重新获得继承和发展之外，法国体育运动还受益于德国体操、瑞典体操和英国户外运动带来的新鲜血液，并与传统大众体育运动相结合，为健身、竞技、休闲娱乐和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过去50多年里，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参与者的数量就已经增长了5倍，并分别达到了全人口的50％，

也就是说每两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个是运动参与者。随着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深入，加之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体育不仅是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青年人的专有领地，妇女参与体育运动也得到更多的尊重，与此同时来自下层社会参与者的数量也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一开始被视为上层建筑的体育运动的性质开始在微微发生变化。一种超越自我、提升自我、展示自我和放松自我正成为人们参与体育的主要动机，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融入社会，放松，保持身心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2　法国体育管理体制发展的基本现状

在法国，直接管理体育运动开展的组织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由CNOSF(法国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CROS以及CDOS(区域级和部门级运动与奥林匹克委员会)来进行管理的体育俱乐部。二是青年体育部。这是国家负责管理体育的行政机构。在法国，行政区域分为大区、省和市镇。省下设专区和县，但不是行政区域。县是司法和选举单位。法国本划为22个大区、96个省、4个海外省、4个海外领地、2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地方行政区。全国共有36565个市镇，其中人口不足3500人的有3.4万个，人口超过3万人市有231个，人口超过10万的市有37个。全国有9千名国家公职的体育管理从业人员负责各大区的体育事务，并同时依靠地方或区域机构培植相关管理人员15000名。三是学校体育教育。在全法国共有35000名教师负责1200万学童的体育教育。四是体育产业关联系统。它组成了所有和运动相关的商业活动。粗略估计大概有超过4万人受雇于这个亚群体。事实上这个亚群体还可以细分为：筹划常规运动(特定职业体育俱乐部)或更多特别赛事(环法自行车赛)的职业联盟；提供休闲活动和运动旅游业的机构(体操馆，私人网球或是高尔夫俱乐部等等)；以及其它运动服务的提供者。

和其它西欧国家不同的是，法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对体育的资助是法国体育运动开展的重要基石。

通过对于受雇的人力资源评价，国家级雇员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他们的数量(将近50％)。

这一信息告诉我们法国是以国家在处理国务中无所不在为特征的诸多西欧国家之一。许多俱乐部和联盟在发展体育运动中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国家的资助，从我们的采访和文献资料收集中发现，这些联盟主要可以分为3类：一是完全依靠体育运动部门的联盟(其至少2/3的内部资源是由体育运动部门拨划)。这些运动联盟主要包括五项运动，摔跤，冰球，举重，泛舟，爱斯基摩划艇，剑术等。二是大部分依靠体育行政部门的联盟(其由体育部门拨划的资助占其内部资源的1/3到2/3)。其中还包括奥林匹克联盟项目的有冰上运动，拳击，棒球，游泳，排球，自行车，体操，射箭，羽毛球，帆船运动，手球，乒乓，射击，滑雪，柔道和篮球。三是主要独立的体育联盟(其由体育部门划拨低于其内部资源20％)。在这一分类中的奥林匹克联盟有马术，足球和网球。

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奥运联盟的财政主要依靠体育运动行政部门。如果把国家资助的数目折合成联盟统一预算的百分比的话，那么奥林匹克联盟占32％，单项非奥林匹克运动联盟占16％，多项运动联盟占20％。国家对于体育运动的帮助同样体现在使国家雇员被体育运动联盟接纳。由于大量的资助和间接的帮助(设备和人员的分配占了超过60％的预算)，法国体育俱乐部对社区就普遍存在很强的依赖。

3　法国体育管理体制发展的主要特点

1)国家行政协调负责全国体育运动的开展。青年体育部是法国唯一官方主管体育的行政部门，直属总理领导，部长由总理任命。“该部门正式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总部位于巴黎，下设体育司、青年司、总行政司和培训司。在全国的22个大区和96个省分别设有地方的青年体育部门”。全国各大区、省的政府青体部门分别接受国家青体部的“条条”管理，同时接受大区、省地方政府的指导。青体部的职能是负责全国体育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积极组织推动体育活动的全面开展。青体部代表政府，根据《体育法》和有关体育政策，与各社会体育组织进行广泛的体育合作，对全国的体育工作行使领导管理职能；各类体育协会有权负责组织开展各项体育竞赛与活动，接受政府的体育补贴和监督指导，培训高水平选手代表国家参加国内外的体育竞赛。

2)社会自我协调负责全国体育运动的具体落实。目前，法国的体育协会有120多个，这些协会大体上分三类：一是奥运项目协会27个，另一是非奥项协会，再一是综合性协会。许多协会创建的历史较长，在政府青体部设立之前便具有一定的规模，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协会的基层单位是俱乐部组织。各类协会在有关体育法规、体育政策范围内，开展各类体育活动，推荐和选拔该项目的优秀选手，负责训练，保障就业等。

3)教育部主管体育教育。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作出了重大决定，原先由青年体育部负责的体育教育转为由教育部门直接负责和管理，尽管该决策的作用是削弱青年体育部的职能，但事实上，国家教育部并没有将体育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来抓，其中更缺乏具体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实施步骤。而当地方公众管理机构(行政区域，部门，行政地域)的权利增强时，分权立法同样也削弱了教育部门的直接影响。

4)商业部门的广泛介入。随着体育产品的日益丰富，体育市场的逐渐扩大，商业部门对体育运动开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商家企业在职业和业余两个领域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链，尽管这一新兴的体育市场尚缺乏非常系统和有组织的管理，但象高尔夫运动、网球运动和马术等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些边缘的职业体育联盟，并伴随休闲理念的更新而呈现出蓬蓬勃勃的发展势头。

4　法国体育管理体制对我们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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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与同伴关系的特点。同伴关系是指年龄相近、有着共同的态度、价值观、志趣爱好和互有吸引力的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学生在同伴关系的建立过程中，有可能被同伴接纳，也有可能被同伴拒绝。这就告诉我们，同伴关系的建立，是受许多因素制约的，如类似性，有相同经历和体会的学生容易建立同伴关系，好感回报、自尊心、空间距离、接触频繁等。离异家庭学生与完整家庭学生同伴关系有明显差别，完整家庭学生被同学接纳程度高，离异家庭学生低。

1.2　自我控制能力的特点。自我控制能力是一个人控制和调节自己思想感情举止行为的能力，是个体对自身的心理与行为的主动掌握。根据调查资料显示，离异家庭学生的主观和客观控制能力明显的低于完整家庭学生，离异家庭学生主观控制能力测试题的平均得分是14分，而完整家庭得分是18分。

1.3　与家庭关系的特点。离异家庭学生和父亲（母亲）一起谈话的时间大多数很少，反映出离异家庭学生和父（母）交流的机会少，与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对家庭对父母满意程度的调查”9道题中，有三分之二的题都回答不满意。而完整家庭学生的满意程度则较高。

2　导致离异家庭学生社会性发展不良的因素

2.1　家庭关系失调。离异家庭学生社会性发展不良，根本原因是由家庭结构破裂导致家庭关系失调造成的。表现便是家庭气氛沉闷，似有令人窒息之感。家庭气氛沉闷对人际关系的消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种气氛势必会降低学生在家庭和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水平、互酬水平和评价水平。家庭关系失调的后果还表现在家庭教育失当上。在离异家庭中，学生的教育不仅是来自单亲的，片面的，必定是乏力的、低效的，而且由于离异父母的心情和处境，对学生的教育也不可能是全力以赴的，即使有些离异后的单亲父母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自己所抚养的学生身上，其对学生的教育也多是急于求成，祈求一举成功，反而事倍功半。

2.2　自我心理封闭。父母离异而导致的家庭破损本来已经给离异家庭学生带来了严重的心理打击，而离婚父母的心理创伤又加重了这种打击，使他们一时无所适从，心境突变，从而造成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最明显的表现便是自我心理封闭，自卑、抑郁、猜疑、嫉妒、孤独甚至冷漠，厌恶交往，逃避与他人接触，孤守自己的小天地，把自己封闭在“真空”中。这样，离异家庭学生的社会性，尤其是亲子关系、同伴关系等人际关系必定会造成不良的发展。

2.3　相对主观偏误。离异家庭学生由于家庭变故，常常会在与人相处中表现出消极的情绪和性格特征，这种消极的情绪和性格特征，在与人第一次交往时就已经有所显露，即使是十分克制，也已经给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使同伴误认为与人难以相处，更难以深交，因而日后在感情上就与人疏远，即使离异家庭学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有意在行动中改观自己的形象，也常常因为成见已经形成而为时已晚。这样，离异家庭学生的同伴关系就得不到正常的发展。

3　离异家庭学生社会性发展的教育

3.1　学校中的教育。

3.1.1　组织丰富多彩的主题班团会，学会交往，展示自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班主任利用多种形式的主题班团会引导学生参与活动，在活动中认识自己，学会与人交往，因为生动活泼的集体活动可促进人际关系，也能使这些孩子忘却痛苦，消除孤独感，从而全身心地来体验欢乐。如“放飞青春”、“才艺展示”、“我的舞台我做主”、“模拟法庭”等主题班会，给学生展示自己的舞台，老师发现孩子们的他们的闪光点，并给予鼓励，从而拯救他们的自信心，打消他们的自卑感，昂扬他们低落的情绪。

3.1.2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的课堂我作主”。我们学校采用杜郎口的教学模式，这样更给学生提供了表达自我的机会，每一节课都能充分的展示自己，表达自己的观点。利用课余时间记反思日记，把一天的得与失记录下来，在学习中寻找自己的长处，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从而不断进步。也要坦诚地接受自己的短处，努力克服缺点，不断完善自己。

3.1.3　利用多媒体教育，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影响。我们利用教室里的多媒体，定期给学生看感动中国的十大杰出人物和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事迹，以及汶川地震中的感人事迹等等，这些具体形象感人的事例，远远胜于教师空洞的说教，能更好净化学生的心灵，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事例给学生以很大的震动，和先进人物相比，他们的遭遇和受得苦根本算不了什么。从而让学生走出狭小的“自我”，在更广阔的视野里发展自己。

3.1.4　军训＋情景训练，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学校对于就业班的学生每学期组织军训，我们就鼓励学生全部都参加，在活动当中锻炼自己，学习军人坚强的意志品质和勇敢开朗不怕苦的性格，开阔学生的眼界，使他们从狭小的天地中走出来，让学生体验到另外一种生活，能勇敢的面对自己遇到的困难。班主任和各科老师组织的情景训练，让学生在学校环境中体验社会的复杂和艰辛，增强应对社会生活的经验，为将来的生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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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形式，其社会服务功能越来越迫切。这不仅是国家对高职院校的要求，也是高职院校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建筑电气专业，以服务区域经济为目标，大胆进行具有高职特色的社会服务模式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 ：高职特色；社会服务；模式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31-0200-02

收稿日期：2014-09-22

基金项目：湖北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中心项目“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模式与功能研究-以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为例”（编号g2013c08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尹久（1973-），女 ，汉 ，湖北黄冈市人 ，大学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校企合作研究。

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形式，其社会服务功能越来越迫切。广义的社会服务是指高校的社会功能和角色，包括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以及直接为社会服务等。狭义的社会服务是指高校直接为社会所做的具体服务，如科技服务、教育服务等。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与之联系更加紧密[1]。

高等职业院校属于技能型、应用型院校，其社会服务的主要任务是向区域和行业提供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培训与培养，提供技术创新、推广和服务，实施先进文化的传播和辐射，使学校成为区域的技术技能培训中心、新技术的研发中心、区域学习型社会中心。具体内容包括：文化教育传播、师资培训、岗前培训、转岗培训、技术推广与服务。

一、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必要性

（一）是国家对高职院校的基本要求

教高[2004]一号文（2）和[2006]16号文件都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的道路，为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一线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技术人才。这就明确规定了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宗旨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社会和区域经济服务，是国家对公办高职院校的基本要求，也是高等职业院校必须尽到的社会职责。

（二）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的要求，是高职院校生存与发展的要求[2]。

近年，我国高中应届毕业生人数呈现出逐年递减态势，而本科院校招生规模不减反增，特别是一些民办本科院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对高职院校的生源形成极大的压力，因此生源大战已经开始出现，并且有愈演愈烈的态势。竞争的结果只有一个，优胜劣汰。这种竞争表面上看是生源和学校综合实力的竞争，实质上是学校为社会提供服务和能力的竞争。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如何在竞争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如何提升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是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是高职院校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秘密武器，也是高职院校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是高职院校生存的根基，成长的沃土，也是高职院校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只有扎根于区域经济这片沃土，努力服务于区域经济，才能获得自身成长所需的动力。只有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才能找准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才能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如果游离于需求之外，高职院校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多种模式

近年来，高职院校纷纷在服务社会的模式上进行了探索，以下是一些比较常见的模式：

（一）“岗证培训”社会服务模式[3]。

高职院校的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多都是双师型教师。充分发挥高职院校师资优势，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面向企业的岗位群进行针对性的岗位培训，为企业提供转岗、在岗职工的培训，是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一种重要模式。面向社会进行相关的职业资格培训，如各工种的上岗证，资格证的培训与考试，也是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重要模式。

（二）“订单培养”社会服务模式。

校企深度合作是高职院校生存发展之道。与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合同，采取企业选人、学生自愿的方法，组建“订单班”“冠名班”，校企双方共同进行课程开发、共同制订课程标准，共同完成实践环节，既为企业培养了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缩短了企业员工上岗培训时间，减少了企业成本，又为高职院校找准了办学方向，为学生找到理想的就业渠道。

（三）“对口支援”社会服务模式。

为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实现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开展“对口支援”社会服务模式，相关院校共享专业建设成果，共享优质办学资源，共享优质师资，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相互促进，为共同发展高职教育打下坚实基础。

（四）人力资源支撑社会服务模式

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是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主要任务。高职院校要紧盯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为这些产业培养专业对口、质量优秀的人才，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力支撑。

（五）实训基地共建社会服务模式

高职院校通过与企业共同建设实训基地，将基地建设成为学生实习的基地和企业员工培训的中心，学生在与企业高度相似的环境中接受培训，为将来到企业的工作铺平了道路。企业在学校培训员工，提高了培训质量，节约了培训成本。通过实训基地共建，双方得到双赢。

（六）社区文化服务功能

高职院校是文化精英单位，具有很强的文化传播、辐射和示范作用。高职院校为社区文化服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对市民进行公益性的讲座、培训，对困难群体进行一对一的帮扶等服务，还可以将学校的大量资源，如完备的活动场所、丰富的活动设施向社会开放，使大学成为社区的科技、文化、体育活动中心。

三、我院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专业社会服务模式探索

目前，国内智能建筑市场发展迅猛。由于涉及专业多、配套产品和技术繁杂，且产品更新换代迅速，对智能楼宇新职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国内智能楼宇从业人员数量巨大，已达到约100万人，且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资料显示，今后10年，楼宇智能化在我国还将保持迅速发展的势头，从业人员将增至200万，其中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的需求比例在40％左右，即50万人，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需求比例约为60％，即30万人。因此每年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的需求在3万人以上。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智能楼宇人才短缺，供不应求。资料显示，我国建筑智能化技能型专业人才极其匮乏，尤其缺乏智能建筑施工建设、运行管理的专业化高技能人才，全国此专业方向的人才缺口达40万，而且这个缺口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因此，智能楼宇化专业是目前高职十大绿牌专业之一。

另一个面，智能楼宇化专业需要的人才是从事现代智能化楼宇设备设施的运行维护、能源和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及大型物业管理的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培养的是从事楼宇智能化工程系统施工安装、调试、运行维护及管理等工作的高端技术人才?。除了要求掌握本专业必需的建筑、机械、热工、电工电子和计算机应用等技术基础知识之外，还要掌握现代智能化楼宇设备设施（如暖通空调、给水排水、建筑电气、建筑智能化系统）的构造与性能、测试技术、调试方法、运行和维护等专业知识，同时具备现代智能化楼宇设备设施的维护、管理能力。由于人才培养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智能楼宇化方向的绝大多数从业人员都是跟着师傅简单学习一下就上岗了，甚至有很多都是街头“游击队”，没有接受过专业学习或培训，对现代智能化楼宇知识几乎一无所知。生产一线的操作人员技能水平很低，职业素养几乎为零，这也为安全生产和日后的生产管理埋下了巨大隐患。

作为中部地区的龙头，湖北地区建筑电气专业的建筑电气专业人才十分紧缺，为了更好地为区域经济服务，培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某院开办了建筑电气工程专业（楼宇自动化方向），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1、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指针，构建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高等职业教育构建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以综合素质为目标，以技术为核心，以能力为本位，以理论和实践结合为途径，以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岗位要求为质量考核标准，来主导和组织教学，从而形成具有高职教育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某院建筑电气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智能化系统设备安装、调试、检测、运行、销售与维护、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员，具备一定工作经验后，可以发展成为会施工、会管理、会工程预决算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对准这些工作岗位，我院对课程进行了调整，根据技术型教学体系的要求，通过精简、融合、重组、增设等途径，调整和更新了教学内容。目前开设的课程有CAD、建筑供配电与照明技术、消防电气技术、建筑安防技术、楼宇智能化技术、综合布线与网络工程、楼宇智能化施工技术、可编程控制器及应用、组态软件技术、楼宇智能化工程预决算技术、单片机应用技术等。根据岗位需要，重组教学模块，采取现场教学，顶岗实践，产教结合，边学习、边生产、边提高的方式，来实现培养目标，突出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目前专业配套的实训环节有：电子装配实训、PLC与组态综合实训、水电安装实训、消防综合实训（企业工程师参与）、安防综合实训（企业工程师参与）、电气控制综合实训、楼宇智能化实训（企业工程师参与）、楼宇智能化工程预算实训、企业参观、生产实习、顶岗实习等。

2、以服务行业为目标，构建开放式的人才培训体系

高职院校在大力发展学历教育和学生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还应面向行业，构建开放式的人才培训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构建技术培训、技能培训、生产培训三位一体的教学平台，既可以扩大高职院校社会影响力，也为高职院校事业的发展提供再生社会资源。

某院建筑电气专业，根据市场需求，充分利用学校现的教学资源，包括培训场所、仪器设备及教学环境，大力开展专业化的技能型人才培训工作，推出定制式企业内训服务、技能培训、员工岗前培训、职工综合素质培训等项目，提高企业员工的岗位能力及转岗就业能力，满足紧缺型人力资源的教育培训需求。

3、构建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共建社会服务模式

近年来，某院建筑电气专业大力开展实训基地建设，创建了楼宇智能化系统模拟实训中心。同时，某院与香港路九号、嘉禾等多家企业合作，共同完成学生的实训与实习，初步构建校企合作社会服务模式。

四、存在的问题分析研究

近几年来，某院建筑电气专业在社会服务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服务目标与服务群体单一[4]

由于各种原因，服务目标以在校生为主，社会人员服务显得比较少，服务的群体也比较单一，合作的企业比较有限，需要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

2、服务深度与能力不够

由于服务深度和能力的不足，导致服务限制。因此，调整专业结构，丰富办学模式，拓展服务内涵，积极参与高新技术攻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崔丽娟.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的探析[N].光明日报，2008-07-24

[2] 刘立红.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有效途径探讨[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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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社会治理的涵义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尽管不同学者对“多元社会治理”基本内涵的理解存在细节上的差异，但也包含着两大基本共识：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甚至主导角色的政府，也包括这些年逐渐凸现出来的作为政府重要补充力量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的组织、公民社会等等。社会治理的手段是复合的，既有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有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有非营利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社会动员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为了进一步把握多元社会治理的涵义，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多元社会治理的本质：

1.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上，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合理性基础被打破，政府不再是惟一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更多的转向为社会主体活力的持续释放提供制度保障这一角色上来。政府从繁杂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用法律、经济乃至政治的途径与方式发挥全局性统筹协调功能，开始做更多的冷静思考、制度研究和长远规划。

2.在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认识上，公民作为政府行政行为的相对方，享有参与权和发言权。政府行政的效果取决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有赖于行政相对人的合作与支持。政府和公民之间不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同时还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被监督者与监督者的关系。

3.在责任意识上，多元社会治理实现了从片面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单方责任向同时强调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共同责任的转变。可以说，多元社会治理既是对传统行政集权式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

二、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

1.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以法治为基础。法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制度资源和调控模式，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首先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提出的构成“善治”的八个特征，即：参与性、协商性、责任性、透明性、回应性、有效性、公正性、包容性以及合法性几乎都与法治精神相契合。社会生活需要不同的手段来调节，社会治理也需要采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如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等，但整体而言，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强调运用法律调整手段把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权限、方式和程序用法律手段固定下来，把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力和义务用法律手段固定下来。从而运用法律调整的公开性、规范性和普遍性来有效地制约公权力和私权利的滥用。

2.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成效受多种环境条件的制约。众多环境条件如市场发育程度、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民间资本的规模、绩效评估机制以及监管机构和监管机制等等，都会影响到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成效。尽管“我们不是在完善的政府与完善的市场中选择，而是在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场之中选择”，但是，“尽管有不完善的政府，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社会，但我们是在完善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中做出选择。”

3.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实现路径具有动态、权变的特点。和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稳定和刚性相比，多元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动态和权变的特点，在不同国家，其实现路径不同。首先，现代社会面对的外部环境是多变和模糊的，各种信息的不确定性，必将会增加公共决策过程的模糊性。其次，社会成员是流动的，具有多样化的需求。现代社会面临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成员本身的动态性要求社会治理必须遵循权变原则，也就是因地施治原则，注重环境因素和偶然因素。社会治理的权变方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治理没有一个最佳方法；第二，在特定情况下，并非所有方法都同样有效，其有效性取决于设计或方法对情景的适合程度；第三，管理方式的选择应该以对环境中的偶然因素的细致分析为依据。多元社会治理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以协商、参与机制为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是权力、利益逐渐分化的多中心社会，政府只是社会之一极，它用服务而不是用集权来获取公民的支持，这就是多元社会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社会治理也应该是多元的。首先，社会治理应坚持利益的多元化，制定社会政策、方针、对策、措施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社会利益，并且以社会最大利益为取向，尤其应使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利益得到保护和体现。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追求公共责任的实现。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中的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相互协作的关系。在协作关系中，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公共责任，多元社会治理实现了从片面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单方责任向同时强调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共同责任的转变。在公共责任的框架下，一是要求确立现代公民观，包含权利本位意识、竞争与合作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制度合理与合法性认识等基本内容。二是民主公平价值观的确立。社会的自治与自我管理在各个组织与公民个体的民主参与下才可以实现，这种民主意识不仅体现在多元的社会主体相互合作之间，而且在各个社会自治组织内部更应该实现民主管理。马克思・韦伯式官僚体制的组织特征如具有严格规章制度的正式结构、有限的沟通渠道、狭窄的创新和变革空间等特点，是不符合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要求的，因为多个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意味着商议、参与、合作、信息的自由和无限制的传递，以及以妥协和相互理解为基础的契约，还有对权力和资源的更为公平的分配和再分配。

参考文献：

[1]孙晓莉，多元社会治理模式探析，改革研究，2005（5）.

[2]张康之，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2）.

[3]童星，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难点与出路，华东师范大学“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暑期课程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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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安全多元治理的重要性

食品安全问题不仅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且在社会范围内造成了恐慌，引发了人们对政府或相关食品企业的信任危机，因此需要建立多元治理模式，发挥全社会的监督力量，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食品安全多元化主体共同协调治理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正常的食品交易程序，保证食品供应的安全，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是为了更好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单方面对食品安全治理虽然具有强制力、威慑力等优点，但是存在的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发动企业、消费者和非政府组织积极有序地参与到食品安全规制中来已经成为食品安全治理的必然趋势。多元主体共同协调治理的模式是以我国的各级政府为主导，在发挥政府监管的力度之外提倡多元规制主体之间的相互监督和相互促进，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是一种调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冲突，促成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由政府监管转向构建多元主体治理新体系，从而达到全方位的监管和治理过程。转变传统的政府单方面监管模式，实现我国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的创新。

二、多元主体治理面临的挑战

1.食品安全多元主体间发展不平衡

尽管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是化解目前食品安全治理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实现各主体的协同与合作仍然存在着诸多挑战。首先就是与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多元主体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虽然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的众多责任主体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仅仅依靠政府的单方面努力是无法解决当前问题的。需要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多方面多个主体在共同的价值目标导向下共享社会资源、共同协作才能实现。我国传统的体制造成了政府强、社会弱的格局，致使政府在力量不断扩张的同时，市场和社会等参与主体受到了极大的制约。政府利用多种手段严格控制其管理体制和资金来源，同时又削减和控制其他主体的财政支出，严重限制了非政府主体的发展，使其功能萎缩，无法实现治理主体功能。

2.多元主体间权责界定不清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各个主体的权力界定不清、责任分配不够到位，相互之间不能很好的制约，无法将每个主体具有的功能全方面发挥出来。对企业而言，权责界定不清，企业治理行为的动力不足，在其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心理作用之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就会面临严重的确实状态。对于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和新闻媒体等社会主体而言，在权责不明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对市场食品安全监管无力的现象。这给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3.多元主体治理缺乏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传统模式下，强有力的垂直控制、命令式的统治和管理是其主要特点，相对于传统治理模式而言，现代的公共治理理论更多依靠的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力量和政府、公民、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积极合作的态度，从而让理论走向实践。然而在治理过程中，这些要素也成为了资源共享、组织协调、有效沟通和伙伴关系形成的内在社会基础。但是目前我国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合作程度均有待提高，同样也致使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过程存在重重的障碍。

社会网络组织体系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织基础，能够很好地将分散的力量汇聚到一起，从而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社会网络组织体系能够促使政府、市场和公民自治组织等治理主体围绕着食品安全这一公共问题，通过协商、谈判和妥协等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来实现信息的互通和功能的协调。但是在目前，我国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由于长期受到来自政府单方面监督管理模式的影响，未能建立起网络合作组织体系，从而没有办法将分散的力量更好汇聚起来，使得组织之间能够实现有效结合而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食品安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协调难度，虽然在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中，各类非营利组织、新闻媒体、企业以及公民都参与到了治理之中，但是各自的行为方式存在不同，其发挥的功能也不尽相同，甚至在价值追求上也存在着差异，致使治理过程中非常缺乏协调性，各自为政，甚至相互之间还有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这样就更加为食品安全治理留下了空白和缝隙。

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调治理的重点就是研究透彻各主体的功能，并使其分别发挥好相应的效用，达到最终的协调治理目标。构建一个企业自律、政府高效、第三方力量合作、社会大众共同监督的良好食品安全治理环境。

三、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功能

食品安全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消费者、企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以及新闻媒体。

1.生产者应是首先负责食品安全的主体

食品安全法中明文规定：食品安全生产者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依法和依照标准从事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并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同时国家也确立了相应的制度从而保证食品安全生产者履行法定义务。

2.消费者是对食品安全具有天然需求的主体

是使用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并对其进行消耗进行生活消费的人。食物的消费又是消费者的最基本的消费。从法律上讲，消费者是为了个人的目的购买或者使用和接受社会服务的社会成员。消费者是安全食品的直接受益者也是非安全食品的直接受害者。为了对消费者的利益进行保护，国家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权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规定消费者享有安全权、消费者享有知情权、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权、消费者享受求偿权、消费者享有结社权、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知识权等。消费者是食品安全的直接受影响者，具有维护食品安全的根本动力。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投诉回应机制，使得对检举不法生产者的积极性不高，如果根据举报内容和事故的严重程度给予民众一定的奖励。将会极大地提高消费者参与监督治理的积极性。作为食品安全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法律赋予这部分群体的权力使得在食品安全治理中，消费者聚集起来的能量是不可小视的。

3.政府是食品安全的掌舵手

广义上的政府是指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公共机关的总和，代表着社会的公共权力，狭义上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其实在生活中政府往往被看做一种为了实现有序统治，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的机关。政府的特点是以公共利益行为目标，以公共领域为行为领域，机构具有整体性，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我国的政府主要有四大经济职能：经济调节、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国家提供基础公共五福，对社会管理职能加以完善，这类事务一般是指靠市场自身的自我调节无法完全解决的具有社会公共性事物。这些特点和性质体现了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决定了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必要性。

4.非政府组织是对食品安全治理的具有巨大推动力的主体

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盈利为目的，由志愿者自愿组成的公益性社会团体。自主服务社会，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是团体性活动，它不是个人行为，相较于个人力量而言团体性活动更具有影响力，这种特点为其组织自身的发展以及为社会公众做一些有益的活动奠定了基础。非政府组织具有公益性、自治性的特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业协会是同行企业的自律性和公益性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引导行业协会推进企业的诚信建设，从而协助行业协会组织和开展对企业进行食品法律法规培训的各项活动。不断深入完善食品安全的相关工作，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汇总，帮助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能够向政府反映和申诉意见，同时政府也需要一个组织能将自己的声音传达到企业中去。

我国目前的检测机构主要是隶属于政府的技术服务、鉴别和验证机构，我国目前具有将近7000家食品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其中大部分都是隶属于政府的卫生、质检、农业、食品药品监管和环保部门。这些机构大都各自建设、资源分散、利用率低且区域差距比较明显，存在基层技术力量薄弱和东西部地区差距较大等问题。民间的检测机构主要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和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检验机构，都在顺利传递着有效的信息，降低监管制度的均衡成本，而且减少了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平衡的周期和品徐，降低了制度均衡成本。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第三方组织必将成为食品安全监管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会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有一定的数量，但是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应充分发挥社会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管作用要求切实提高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通过政策扶持第三方组织的发展，并且通过各项规定认可他们组织的成立，从而保证第三方组织检验检测结果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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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8-0067-05

社会发展现代进程中，一定会经历一个或多个社会转型期。这些转型期各有特点，但社会问题频发是任何转型期社会的共性。同时，国家政府在治理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因此对新的问题解决针对性往往较差。而公共安全问题在众多社会问题当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不容马虎。由于转型期政府能力、经验的局限，其他社会力量就要分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在转型期社会参与治理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与其他国家有着“共性”，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个性”，在治理效果上经验与教训并存。

一、现实挑战：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中间期，往往是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一个过程。这个时期，社会的结构、体制都将出现改变，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出现多种观念并存的现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难免引发社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也包含在其中。而转型社会中的公共安全问题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同时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可以平稳度过转型期。

（一）转型期社会的特点

关于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不同的学者研究后都有着各自的结论。研究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外国学者Helga A・Welsh认为，转型期社会应该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转型是在相对有限的时间的制约下，处理某些相对重要的问题。第二，转型期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三，转型期迅速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需求，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结构。第四，转型是以精英为中心的，大众动员只是临时的。第五，转型包含商讨和谈判[1]。而研究泰国、菲律宾的学者Fred W・Riggs则认为，转型社会有三个特征：异质性、形式主义和重叠性。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对这三个特征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异质性”就是心态意识与物理环境上的广泛混合现象，即在经济上，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权主义观念与民主观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派并存；在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社会组织并存。“形式主义”就是“应然”与“实然”的脱节，表现为制度制定与制度实践的背离。“重叠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在转型社会中重叠并存[2]。

综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很容易得出转型社会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社会转型必然会挑战原有的国家结构、法规制度，同时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经验就显得相对有限。就像Welsh所说的威权主义结构出现了改变。也像金耀基所解释的“形式主义”，也就是制度的制定与实践出现了脱节。第二，社会治理要素多元。转型期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其治理的主体和对象都存在多样性和可变性。这主要是因为，转型社会既有转型前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又具备其目标现代社会的一些特点。这就使社会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确定。这种与Welsh认为的转型过程结果不确定性相符。而Riggs认为的“重叠性”和“异质性”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于这一特点。第三，治理活动参与加强。由于转型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强。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Welsh所讲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需求扩大，以及转型必然包括的商讨和谈判活动。

（二）公共安全与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安全问题，如国家的统治、社会秩序的稳定、领土的完整、核心价值的保护等等。这些安全问题往往是国家来主导。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非国家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于是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指国家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虽然现阶段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通常会把公共安全归入非传统安全。而公共安全区别传统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国家来主导，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成分渗透到公共安全当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学界虽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内涵应该包括关系公民生命、公民权利、公共财产和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安全范畴。区别于传统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个人的价值，是以人为本思想做指导去思考安全问题。也可以认为国家安全属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国防、等），而公共安全则关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公共安全问题，原因是在和平时期公共安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超过传统安全。而转型期社会问题突现，公共安全问题也处于多发态势。并且如果不重视公共安全问题，有些问题将会被发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层面。

（三）公共安全问题给转型期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必须经过的过渡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良性发展，达到预定或者说是期望的目标。但由于转型社会的自身特点。使其必须面对包括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首先，转型期一定会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的频发期。由于转型期社会的多元性的特点，势必会使社会产生出各种矛盾。文化间的差异，价值观上的分歧使整个社会都陷入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中。在这样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矛盾的集合，挑战社会整体的包容极限，社会问题隐患加剧，导致公共安全问题频发。国外一些国家在转型期的数据就能证明这一点。匈牙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转型期中犯罪率激增，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兰在1989年到1990年转型期间，侵害社会财产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单方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困难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与需要其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有众多理论支持这个观点。但在转型社会，由于社会在该历史阶段存在的特点，政府能力在应对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的能力差距明显加大。政府仅靠自身的努力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这也是当今社会对政府内含比较统一的看法。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政府，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当代。关于这一点以往的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得出相同的诊断。以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人们便在理性基础上通过契约结成一个共同体，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这就不难看出，政府是个人把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权利和能力就会有边界。而性恶论支撑下的古希腊的学者认为，“一些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说任何权力，包括政府的权力，必须要受到限制。而第三个对有限政府影响深远的理论派别当数西方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该理论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调节，因此政府干预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与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一致性。这种理论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经验不适应转型期

中国虽然有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治理经验，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被反复验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但经验永远只代表过去，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同时中国又进入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还是在国内发展的现状下，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发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对传统安全问题对治理的挑战，在现阶段应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相应的治理经验，同时以往总结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问题成为已当前凸显的重大社会问题。

1.以往的治理经验不是在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总结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前10年，我们取得飞速发展的成绩，也总结出一些宝贵的经验。但那都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世界局势相对简单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出来的，美国还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周边的国家也没有把中国当作“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阶段。以往的经验都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2.转型社会的的特点，及近年的新技术的应用使以往的治理经验失效。转型社会多重矛盾共存，社会要素多元到应对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应迅速。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介入，让治理更加复杂。就以舆情控制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传统媒体，就不会出舆情失控的情况，因为离开传统媒体，舆情的传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传。但如今在新媒体，“微媒体”的冲击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亿网民中的一员传到互联网上，也可能被5亿手机网民中的一员用手机即时上传互联网上（数据来源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图片，甚至是视频。以往政治对舆情的治理经验基本上失效。

3.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公共安全问题政府要从头开始认识和应对。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的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在转型期有些新问题是没有经验可以遵循的。以外来生物入侵和PM2.5等公共安全问题为例，在社会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这两类问题都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随着环境承载力的饱和，该类问题出现端倪。PM2.5引发的雾霾等环境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公布的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计为6232亿元人民币，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达到19734亿元人民币（以2012年中国GDP为基数）；而外来物种入侵上仅马铃薯虫等十余种外来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损失超过574亿元人民币（国家环保总局公布数据）。这些新的公共安全类问题，都需要政府在没有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应对。

（三）政府解决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现实困境

转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已被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同时也积极地制定对策。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应的效果，但由于转型社会的特点，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存在以下几点现实困境。

1.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动，对政府负担较大。公共安全问题涉猎范围广，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不仅涉猎广而且频发。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要进行联动。仅拿辽宁某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来看，仅反恐这一类公共安全问题就要求51个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来联动配合。虽然这种安排会达到高效，但同时也给相应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带来一定的工作负担。政府治理成本较高。

2.仅靠政府自身对转型社会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资料整理。转型社会的资料信息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并且有时要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人员素质都很难与转型社会完全匹配。专业知识欠缺同时困扰政府相关部门。这样就对信息的收集时间上出现时滞，质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制定脱节。针对转型社会频发的公共安全问题，我国政策的制定速度明显满足不了。我国现在针对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基本停留在《办法》层面，很少有相应的法规、法律与之相适应。特别是针对近些年来多发的网络舆情、，大都应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几条处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强。

三、有效补充：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作用凸显

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社会参与意愿强烈。在这个时期里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强大起来，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其政治参与愿望也随之强烈。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要求国家治理要有一个新的变革。这个变革不可单靠政府单方的力量，还要把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入其中。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将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一个有效补充。

（一）治理的内涵

通常意义上，治理是一个国家与公民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互动过程。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采取协作行动的持续过程[5]。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实际上拥有一种“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这丰富治理的内涵，治理主体不单单是国家政府，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是治理主体。

（二）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

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国家的补充者、偶尔的竞争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外。社会组织对治理体系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社会组织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在第一手的资料收集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视。因为政府只是一个主体，在收集资料上难免出现死角，而社会组织分布广，散布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广泛地收集各部门的情况资料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会组织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欲望。在转型期的社会中，公民参与欲望强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制度对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原有渠道相对不足，社会组织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最后，社会组织可以缓解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样难免出现矛盾，特别是在一些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上，这个矛盾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如动迁问题，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官民对立的问题。这时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让政府从矛盾主体中脱身。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政府从矛盾的一方，转化为化解矛盾的协调员。政府与群众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会治理在公共安全问题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问题是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社会治理也就同样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共安全问题中有专业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第三方机构的介入。现在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往往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政府需要有相对应的专业部门应对，但限于编制、经费等问题，部门设立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这时就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问题中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通过社会组织进行预警。对所有国家来说，维稳是转型期社会的首要问题。而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安全问题，如，伴着新技术的介入，往往有着爆发快、串联快、发酵快等特点，政府在对其进行治理中常常处于被动。如果将社会组织力量应用到这些方面，提前对群众进行疏导，让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诉求及政治参与欲望，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该类公共安全问题发生概率，同时也可以在问题出现之前，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预警。最后，在一些极端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如恐怖事件中，社会组织联动会提高管控效率、效果，达到全社会安全稳定的目标。

四、协同高效：社会参与下的政府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治理

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有着一定的效果，但是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组织的参与只是政府治理的补充，两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处理公共安全问题则是需要两者的协同互补，高效运作，这样才能让政府与社会组织发挥其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一）政府为治理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刚性”保障

虽然转型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但政府的权威性还是不容易被质疑的。比如说，政府依旧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体。在社会治理上还会维持原有的“刚性”特点。这对解决转型期社会含公共安全问题十分重要。首先，政府为解决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针对社会频现的公共安全问题制定有效并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使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有“抓手”可以用。对公共安全问题通过制度来分类定性，再有针对性地解决，让治理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师出有名”。其次，政府为预防和应对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执法权。有了相应的政策法律，就要求还要具备一个拥有执法权的管理队伍。这个队伍必然要归属于政府管理。虽然放权是现阶段政府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执法权特别是对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上的执法权一定要归属政府，才能保证社会稳定良性的发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问题一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加之转型社会的不稳定性，关于公共安全问题的一些行政权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关于公共安全问题政策法规的相对稳定。政府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就要保证其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指的是，既要保证在一定时期内政策法规是稳定的，又要对政策法规进行一定的调整来适应多变的转型社会。这个相对稳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这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二）社会组织为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柔性”支持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增强，为解决现实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会组织为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支持。转型社会是一个变化快的社会，加之当今社会的技术革命，应对一些公共安全问题需要的技术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会组织因为没有政府机关部门相对烦琐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纳专业技术人员来应对日益高技术化的公共安全问题。其次，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更为客观的第三方力量，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转型社会政府原有的威权主义受到挑战，加之种种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这时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介入，社会组织往往就可以承担这一任务。社会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并且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在其专业领域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国外的一些咨询公司和民调机构就是个例子。它们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往往是客观而专业的，给出的解决手段也是科学的。最后，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解决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难免不把政府与群众之间对立起来。比如，城市发展的拆迁改造上，群众与政府意愿和利益预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影响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重则就会引发更为严重公共安全问题。社会组织的介入就会将政府从这个矛盾对立中解脱出来，由社会组织去做群众的工作，而政府只来协调社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势必会大大降低公共安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总的来说社会组织为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柔性”的“软件”支持。

（三）社会参与是在政府监管下进行

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安全问题治理要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虽然治理理论给社会组织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和转型社会的时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监管治理全过程。首先，公共安全问题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必须有所导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给社会组织。这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负责任的态度。并且政府的监管可以保证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扩大。其次，转型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对社会问题有统一的监管。转型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也是矛盾交织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轻则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如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重则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最后社会组织本身也希望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社会组织的运作应该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内，这个框架的设计往往是需要政府来考虑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要与政府“看得见的手”配合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总的来说，社会参与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的来应对各类问题。但由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种配合还要以政府为主体或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

从上述各种分析上来看，社会组织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治理，是一个解决该类问题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社会组织快速健康的发展壮大。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来应对和解决转型社会中出现的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各类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定度过转型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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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Although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en rapid development， but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still facing som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and the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of this article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follow to explore the vocational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sues.

Key words vocational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ocational students

近几年中国高职院校得到了快速发展，其规模、质量都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但仍有许多困扰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需要研究，诸如既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方式方法的探讨和职业道德的践行研究，也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应遵循的原则和培养目标等问题分析，而本文主要对后者展开相关论述。

1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应遵循的原则

1.1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适应社会职业岗位对人才的需要

（1）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使学生具有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强烈事业心和职责感，并能够服务于生产第一线。高职院校要培养的大学生必须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需要的应用技术型人才。这就要求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武装高职学生的头脑，使其掌握市场理论的基础知识，强化市场经济的意识，在毕业后能够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并能够直接参与各行各业的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要加强高职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高职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而且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并根据高职院校自身专业设置的特点，对不同的专业进行不同层次和特点的职业道德教育，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对不同人才的需求。

（2）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心理素质、拼搏创新精神。高职院校的学生不仅要掌握相关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实践技能，还必须不断地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心理素质、拼搏创新精神。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要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的介绍和阐释，使学生了解更多的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中国政治的传统治理方式，并使高职学生了解更多有关历史人物成长的历程和创造伟业的特质之所在，从而使高职学生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能够脚踏实地，吃苦耐劳，更好地适应未来工作岗位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解决高职学生就业是高职院校教育的底线，而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是高职院校教育的最高价值取向。①有职业技能而无创业意识和能力，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工作岗位，且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因而，高职院校通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断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把增强高职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学生职业发展的一项长久之计。

1.2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符合高职学生的特点

（1）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适应高职学生整体人文素质、心理素质、拼搏创新精神比普通高校学生略为逊色一些的特点。由于受生源的影响，高职院校的学生进校时文化成绩一般都比较低，在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参差不齐的现象，尤其大多数高职学生意志力薄弱、缺乏自控能力、没有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心理素质较弱等特点，这些都需要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加以重视。

（2）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适应部分高职学生自卑感、挫折感的特点。高职院校的学生，具有普通大学生所具有进取心、愿意接受新事物和渴望成长成才的特点，但高等职业教育所具有的特殊教育理念和新的教育模式却并不为高职学生所理解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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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222-02

党的十报告第六部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指出，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就鲜明宣示了，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阶段后，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培养一批“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引领国家民族发展的优秀人才”，就必须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发展。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在实践教学进程中取得了一些较好的效果，但在实施方面仍面临许多窘境，实施环节比较薄弱。为此，面对此现状，非常有必要探索实践教学的实施策略，改变目前实践教学的窘境。

一、 诠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含义及特征

1.“实践教学”特定内涵是指校外的实践，即走出校门，在教师指导下，依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要求，有组织地参与“五位一体”的教育活动。而思想政治教育课实践教学则是一门独立设置的课程，它实现了思想政治课由课堂到社会、由书本到实际、由理论到实践的教学过程。从形式上看，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包括课堂实践、社会实践、科研实践三种形式，它能够把理论与实际、课堂与社会、学习与科研有机的相结合。其中课堂实践强调了学生主动参与，社会实践体验现实生活过程，科研实践拓展了教育空间，三者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构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

2.从课程设置特征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自成课程体系，是具有独立形态的课程，它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平行存在，超越了具有严密知识体系的学科界限，强调以学生的亲身体验、深入社会实际为核心，以主题形式对课程资源整合。

3.从课程本质特征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具有综合性、实践性、主体性特征。课程结构由单向性实践教学、综合性实践教学和潜在性实践教学构成。凸显出学术性知识与体验性知识、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课程不仅包括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的实践性学习活动，还包括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的广义的德育活动。

4.从课程形式上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实践性学习活动与研究性学习并重的课程，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载体，强调实践性学习过程中与研究性学习方式结合。课程实施方式上除本身固有的实践性学习特点外，还具备研究性学习的特点，以科学研究方式获取综合运用知识，内化相关政治理论和道德知识。拓宽学生学科知识的视野，这种学习过程是学生独立完成，教学方式将科学理论内化为主体信念，培养学生探究精神、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它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课程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

二、把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基本形式

在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础上，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实践教学的基本形式，它包括课堂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三种基本形式。

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实践教学，即单项性教学实践，表现为学科内容独立操作，把课上实践与课下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课上实践主要是以教师专题讲授、学生之间辩论、案例教学分析、主客体异位教学的方式；课上实践教学还体现在案例教学和学生模拟教学之中，教师将社会一些新的热点、焦点问题作为案例进行课堂理论教学。课下实践是教师组织学生听报告、看录像、影视欣赏等学习方式深化理论课知识的理解，可以激发学生对理论课知识疑惑点的求知欲，同时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延伸，能够在有效的时空中教与学双方相互促进，整合了教育资源，对学科理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2.思想政治理论课科研实践教学，即理论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科研实践活动是师生共同参与探求新知、共享成果的一种动态发展过程，在研究过程中，以学生自主活动、自主学习、实践和探究为主体，学生可通过不同的课题去探索实践，从选题、调研和评估等环节的实践过程中亲自实践、操作和体验。教师针对学生探究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和意外问题进行引导而发挥作用，因势利导地将学生的研究与学科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并推向深入。在活动时空上，没有固定的教师和时间，让学生充分利用一切教育资源进行研究，培养学生独立探索，主动积极地构建自己的认知结构，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3.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即课堂与社会相结合。主要有教学实践、专业学习、暑期社会实践、学生社会工作、科技学术活动、军政训练、青年志愿者活动和公益活动、勤工俭学、校园文化活动等九大类型。最佳方式是让部分学生干部进行短期挂职锻炼、岗位见习以及协助学校有关部门开展系列社会调研工作；还可以依托社会实践基地，利用社会资源拓展学生活动空间，让学生去亲自感知和体验。但要强调的是，服务社会的实践活动，不可以代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也不是简单等同于社会实践，需要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三、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基本策略

改变模糊认识，提升“实践教学”课程的认知，不能将社会实践等同或替代实践教学，也不能用社会实践补充单一的理论教学。

1.明确方向“定”原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课程，按照课程体系及教学规律，以学生能力为主线，以主体项目为明线，以知识内容为暗线的实践教学，不能以实践活动替代实践教学。所以，要坚持针对性原则：应用针对性原则进行实践教学探索，对学生的心理特点、文化层次和思想意识，选择适宜的实践活动；针对不同年级，不同教学内容，展开社会调查、观看影像资料、举办读书活动、开展演讲赛、主体辩论等体验性活动；针对以社会需要为核心，以主题项目为任务的创新性实践活动。坚持时效性原则：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能够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化为自身的自觉行为。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建设发展结合起来，在奉献中体现人生价值。坚持时代性原则：要充分体现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新要求，反映社会现实的发展和时代特征。坚持计划性原则：把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计划和整体工作计划之中，保证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按照一定的步骤规划进行。

2.资源整合“定”路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合力机制。全员育人要以整合专业课教学、学工处、团委及学生社团组织的实践活动等资源相互配合。构建传授知识技能教育与人文道德教育并重、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相结合、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互动、理论引导与实践锻炼相统一、形成实践教学合力机制。全程育人方面加强学校特有的人文资源开发和利用、建设大学生校内创业基地、开展专题讲座。积极利用学校的文化资源、资源和基地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开拓路径，真正达到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教育。在全员育人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要结合本学校的人才培养特色，发挥学生专业技术的特长，组织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强化实践教学对实现学校人才培养特色化的促进作用。借助本土社会资源开发、利用和整合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中选择实践教育内容，积极与地方政府、党团工妇组织、专项性行业协会、文化卫生教育事业等部门协调沟通，利用本地资源达到全员教育的效果。

3.形式创新“定”路径。通过课内课外自我实践教学、校内校外实践教学、假期实践教学基地，以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基地、科研讲坛、学者论坛、专题演讲等教育活动为载体。课内自我实践教学，以教师组织、学生参与等形式，观看经典影视，阅读经典文学，欣赏经典文化展览，根据学科课程要求确定具体内容。在课外自我实践教学中，要模拟实践教学、课外学习活动，关注并重视网络、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介的完善和利用。在研究过程中，让学生更多地接触、了解社会现实，增进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增强对社会现实世界的自觉性，在这样的活动过程中教师要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4.搭建平台“定”保障。要搞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其首要任务是搭建平台，创建具有生命力的社会实践基地，按照国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政策要求，要满足经费投入和财力保障。科学搭建实践教学平台是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基本保障，根据思想政治教学学科综合性特点，配合理论课教育内容的需要，可逐步建立有道德建设、法制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及和谐社会建设基地；搭建社区建设、新农村建设、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搭建校际、校企、校所等之间的合作关系；整合各方面的教育资源，发挥综合育人的功能，全面有效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在立足现实生活世界而又超越现实生活世界的辩证演进中教育人、引导人、提升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能进一步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关注时展特点和党的战略部署，真正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协同性；要把学生作为社会的主体来培养，更加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机制建设，为建成小康社会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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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沈丽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性主体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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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282—03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通过对学生系统地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和提高大学生运用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本文拟就少数民族谚语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少数民族谚语的特点

谚语的内涵极其广泛，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多层面。它是历代人民生活经验的结晶，蕴含着人民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哲理，包涵着人民在生活中的智慧，体现着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具有地缘性、民族性、传承性和社会性的特征。谚语在少数民族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第一，谚语深刻反映了社会下层人民的价值观念，并根据人民的需要，不断扬弃、充实和改造。相应地来说，谚语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土壤。第二，从谚语的语言表达形式来说，一些从文化上层传出的、高深雅正的语言，流入民间成为谚语，有的只改动一两个字，语言风格就大不一样，其基本意义没变，但更通俗易懂。可见，通俗的谚语也蕴含着高深的文化内容，使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化。

由此可见，谚语是价值观的一种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价值观则是谚语的内核，谚语会随价值观的变化而不断地被扬弃、充实和改造。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特点

案例教学是教师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标和内容的需要，通过设置一个具体的教学案例，引导学生参与分析、讨论、表达等活动，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索，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进行案例教学，除了具有同其他学科案例教学相同的特点外，还有与其他学科案例教学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

1.在学科性质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研究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而其他具体学科是研究某一特定领域的特殊规律的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反映在案例内容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所反映的道理、所折射的智慧具有普遍性，如《基本原理课》中所讲的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立统一规律等是适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的最一般的道理。而具体学科的案例往往是与其理论实务相对应的具体的过程案例。

2.在案例教学的宗旨和目的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宗旨是要学生学会用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使青年学生掌握其最高层面的对于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提高其辩证思维能力。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案例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某一典型案例的分析讲解，使学生体验实际的思维过程，领悟的精神，掌握的方法，达到对智慧的顿悟。而具体学科的案例教学是通过提供各种各样典型的过程案例，一方面使学生联系实际掌握所学的各知识点，并能灵活运用；另一方面培养学生在书本知识以外的实践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

3.在教学案例的选择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案例和具体学科的教学案例也有所不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案例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三大领域，在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的历史发展中都能找到各具特色的案例，这就使得案例的选择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在众多的案例中进行筛选，精选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富有时代气息的、贴近生活的、学生们感兴趣的案例来进行教学。而具体学科则是依据其教学内容在具体的领域中选择各种类型的案例，用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和工作适应能力。

4.在案例教学的手段和方法上，许多具体学科的案例教学已作为该学科教学的主要手段和方法，运用得非常普遍。但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大多是概念、规律、范畴、论据和论述过程，因此在案例教学时，必须先将教学内容概括成若干系列的主题，然后根据主题选择相应的教学案例。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的分析时，穿插讲解相关的教学内容，并通过学生的阅读和理解来实现全部教学内容的完成。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要“抓大放小”，选择核心问题、重点问题、关键问题引入典型案例，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5.在案例教学的功能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的功能主要是阐释道理、提供知识、说明方法、体验思维。具体学科案例的功能则是提供情境、体验过程、积累经验、培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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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后勤工作的内容很多，工作量大，政策性强，加强后勤治理需要从各个方而深入细致地做许多具体工作。要把这些工作做好，我们认为必须坚持牛产观点和群众观点。

1学校是育人的园地，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

后勤工作的生产观点，就是为教学服务，起保证和促进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后勤工作为教学服务，要想教学之所想，急教学之所急，千方百计地为教学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设备，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管好各类财产，做到物尽其用。主动热情地搞好生活服务，解除教师后顾之忧。加强财务监督，努力美化学校环境，确保学校安全。为此，要求后勤人员具有高度的责仟心和事业心，自觉地改进工作方法，不断提高治理水平，提高服务质量。

2后勤工作坚持群众观点，最主要是依靠群众参加治理

后勤工作遍及全校，与师生员工息息相关，广大师牛员工对后勤工作是十分关心的，他们最熟悉教育、教学工作情况，他们最了解财力物力的合理安排。允分依靠群众参加治理，就能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冈此后勤工作只有把用钱用物和管钱管物结合起来，专业治理与群众治理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把工作做好。

3后勤工作的特点

3.1学校后勤治理而广、事多、工作量大。后勤工作的表象经常呈现着琐细、纷繁、具体。而后勤工作者必须及时进行处理。正如仃的同志讲：“眼睛一睁，忙到熄灯。”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后勤工作具有面广事多工作量大的特点。从学校范围来看，各学科教研组，各年级学生班，党、政、工、团、队、学生会等各办公室，教工、学牛宿舍……部与后勤部门仃着频繁的工作联系。在校外，与银行、医院、交通、粮店、菜场、建筑、仪器、文体、斗：产及其他众多的企业商店仃着经常往来。按工作内容分类看，吃的、用的、住的、行的等等，无一不待后勤工作者去安排解决。这些具体问题，使人有重复感，今天解决了，明天又发生了，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冈此，后勤工作者必须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治理水平，改进工作方法，使纷繁的事务条理化，主动做好服务工作。

3.2后勤工作的阶段性和季节性。后勤工作的阶段性是从属丁教育教学的阶段性。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的实施过程显示着阶段性。从一个学年度看仃卜学期、下学期、寒假、暑假；新学期开始与学年度结束；从一个学期看，有开学、期中、期末等等。这些不同时期的教育教学活动，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后勤工作应当根据这些特点来计划、安排自己的工作，不失时机地把工作做到需要的前而。例如，新学年开始前除了备齐教育、教学、牛活等各种物资外，还要根据学校招生计划凋整教学、生活用房；组织收费，配合书抄发放，配齐教室桌凳及生活用品；组织师牛牛活，配合工会做好教工福利工作等等。学期结束前，应抓紧时间作好房屋、设备维修计划，清理财产，并适时地按照学校假期活动特点，全而地妥善地安排好房屋、桌凳、照明、生活用品，要尽可能避免损失损坏。

寒暑假是学校特仃的休假期，这个时期，非儿是暑假，它是后勤工作的“黄金”季节。后勤部门要允分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为新的学年度开学做好各项预备工作，诸如房屋、场地、课桌椅、体育器械、车辆及生活设施的维修保养，环境的整理，文具纸张的购置，防寒保嗳物资的筹措等，都要在这个时期完成。这些工作在放假前就要认真研究，作好安排，包括任务、时间、分工完成任务的措施和沣重事项。其中，维修工程较大的，还要做好施工力量的选用和备料等工作。假期开始后，即可按计划仃步骤的分头进行。由丁后勤部门的职责要求和工作需要，其人员不可能同教师一样休息。暑假期间，学校后勤工作比较繁重，又是高温季节，工作确实辛劳，学校领导要关心后勤人员的牛活和健康，搞好防暑降温工作，并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

此外，还应沣重季节特点，做好季节性工作。例如：防暑降温、防寒取暖、重大节日(如二三・八、五・一、七・一、教师节、十・一、元旦、春节)应着力抓好改善生活及节日布置工作、安全榆查工作。这些部是阶段性工作的具体内容。后勤工作者应该熟悉后勤工作的阶段和季节性，把握这个特点，从而提高工作的预见性，发挥主动性，把工作做好。

3.3政策性、专业性、技术性强。后勤工作的专业会计、物资、水电、装修、房屋修建、木工烹调、园林、采购等等。这些专业都有各自的技术。如会计的有关核算与监督，财产治理的榆验、记财、储存，炊事人员的红白案烹调技术，水电设施的安全适用，木工的锯、刨、砍，房屋修建的设计、洲算与施工监督，物资规格性能质量鉴别，绿化栽培等等。这些都是技术性强的工作。后勤工作人员的技术素质越高，则治理工作成效越好。不懂技术，不尊重技术，势必导致作成效低劣，甚至造成损失。对待技术问题，我们应当持科学态度。后勤治理人员，必须把握有关技术，逐步做到一专多能，才能更好地为教学服务，为师生服务。

3.4沣重偶发性问题的处理。后勤工作除了常规性外，还具有偶发性。非儿是安全的偶发性难以猜洲。如失火、触电、溺水、食物中毒、流行疾病、交通事故、理化实验、劳动、军训以及体育活动中的事故等。在平时，后勤人员要经常向师生宣传教育，提醒大家严加防范，努力做到不发牛事故。假如万一发生这类问题，必须迅速配合仃关部门及时地、果断地处理好，不能犹豫、拖拉。对涉及政策性的问题，应立即清示上级解决。妥善处理好偶发性的问题，也是后勤治理的一个特点。

3.5综合性。学校后勤是一项综合治理工作，服务而大，涉及到学校人员所需要的各个方而。在任何社会中，仟何一个企业或商业部门，只能是满足社会人员的一部分需要。所谓百货公司，也不可能满足人们的全部需要。可是，学校后勤工作，服务范围之广，涉及而之大，远远超过社会各个部门。仅就教学、科学研究而沦，它担负着仪器设备的购置、安装及维护，图书资料采购，实验室建设，各类药品及器血的供给等等；在牛活方而，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部需要后勤治理者解决。后勤所属各部门所涉及到的各个方而有饮食供给、十木建筑、水电采嗳、医疗保健、幼儿教育、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物资供给、财务治理、车辆运输等各个方而，需要一整套科学治理办法。就一个后勤治理者而言，很难做到样样精通。但后勤治理者必须善长治理工作，且具有较高的治理能力和一定的知识，才能适应综合性的特点。

3.6自觉性。后勤治理者应具备主动性、自觉性很强的素质，这是由丁后勤工作性质所决定的，这也是与其他行业治理者不同之处。冈为学校后勤工作涉及到广大师生员工，要求后勤治理者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热情、周到地做好服务工作。其他行业的治理者虽然也要求具备这种素质，为顾客服务，但由于服务对象不固定、流动性大，要求的具体形式及内容和学校存在着差别。冈此，做后勤治理工

作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后勤工作永远处丁被动地位，听不完的意见，挨不完的批评。究其原冈，既有客观原冈，又有主观观冈素。关键还在丁后勤治理者本身。譬如，人家管道漏水、电灯不亮、下水道堵塞……找到后勤，你一不听、：不看、二三不修，一推了事，或者是修理不及时，影响使用，人家能没意见?假如能够象对待自己的事情那样，雷厉风行，一呼百应，工作一定能干好。要相信广大师生部是通情达理的，你为人家做了好事，人家就会念念不忘地感谢你、赞扬你。只要在思想深处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工作枕会由消极变为积极，由被动变为主动，就会做到积极、主动、自觉地为广大师生服务。后勤治理者必须时间观念，拖拖拉拉的作风，必然贻误大事，必然遭到反对。冈为在很多工作作是属丁分秒必争的，否则就会出问题。例如，电灯坏了就不能学习和备课，锅炉坏了就不能蒸饭等等，哪一些工作能久拖不做呢?冈此，时间观念对后勤工作人员至关重要。

3.7一贯性。这是后勤工作者工作的又一特点。学校服务工作不能一曝十寒，兴奋就干，不兴奋就不干。有好多工作必须连续进行，及时解决，不能间歇。这是由学校后勤工作的特点决定的。比如，在社会卜，饭馆仃时可以整日关门，是否还仃人用餐可以不顾。在学校食堂，一顿不开饭也不行，晚来者也得照顾。渚如此类事情很多。冈此要求在后勤工作的治理者，必须有不怕艰难困苦和连续工作的作风，仃一股老黄生精神，不松套，一干到底。要树立为革命，为群众做一辈了好事的精神，像有的老工人那样，儿十年如一日，辛辛劳苦，兢兢业业的干一辈了。

篇12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6-0082-05

2012年，徐子沛的著作《大数据》在中国社会开大数据之先河，引发了大数据战略、数据治国和开放数据的讨论，他在本书的后记中讲到：“通过和一个又一个项目的‘亲密’接触，我真真切切地‘透视’到数据在美国政府和企业当中的重要作用。在了解其成因、背景和趋势的过程中，我常常被数据的力量和美感所震撼。我将这种新的特点和趋势概括为‘大数据时代’的‘循数管理’和‘数据竞争’”。在此，本文将“循数管理”引申为“循数”治理。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政府置于大数据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数据潜藏着广泛的公共需求或公共问题，现代政府已然“浸泡”在大数据之中避之不及；二是大数据蕴含着巨大的管理价值和能量，现代政府若失去对大数据的掌控势必影响其治理效能。此意亦为，大数据为“建设什么样的政府”提供了技术新背景和方法论新注解，客观上大数据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生态的关键要素，重塑和改造着政府的外部生态系统，政府主观上也迫切需要大数据在治理过程中彰显效能、发挥作用。因之，政府必须在理念层面、技术层面、保障层面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加强“循数”治理，即以数据为依据、资源、工具来发现、分析和解决公共问题，以此保证治理更为科学客观理性。

一、 树立“循数”治理理念

“作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部门，收集数据、使用数据，是自古以来全世界政府都在普遍采用的做法。” 〔1 〕 （P40 ）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循数”治理理解为政府的一种常规行为（或行政传统）。然而在信息技术的驱动下，后工业时代的数据整体上具备海量化、资产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播途径的多渠道化、传播过程的强互动性等特点，客观上要求现代政府树立数据治理的理念。

（一）全面把握大数据的实质。目前学界在回答何为大数据时更多是给出了一些描述性阐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大数据是指那些大小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尺度，一般的软件工具难以捕捉、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数据” 〔1 〕 （P57 ） 。对此不难理解，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作为信息载体的数据的“大”、“小”都只能是一个相对概念。因此，我们从大数据本身属性来思考其对现代政府的治理成效产生的影响兴许更为可取。现有研究多有提及IDC公司及IBM公司对大数据的界定及特点归纳。IDC及IBM对大数据的特点都概括为“4V”，二者均认为大数据具有容量大（Volume）、增速快（Velocity）、多样性（Variety）的特点，但对大数据的第四个特点二者具有差异性解释：IDC认为大数据还具有价值性（Value），而IBM则把真实性（Veracity）视为大数据的另一个特点。我们倾向于认同IDC公司的观点。实质上，容量大是大数据的整体特点，增速快是大数据的过程性特点，多样性是大数据的具象性特点，价值性是大数据的时代性特点。客观上看，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政府已经浸在大数据之中，其面临的政务信息和治理数据已经具备了总量大、增速快、多样化等特点，倘若政府不能够正视大数据在公共治理中的客观现实性，忽视大数据在公共治理中的价值性，现代治理的目标必将难以实现。简言之，现代政府必须清楚认识到：在现代治理中，大数据已经实然存在，政府不能在循“数”治理方面无所作为，而应该是积极挖掘大数据的应然价值。

（二）客观评价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系统的影响。现代政府处于一个数据化的环境之中。无论是政府面对的资源环境状态、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抑或是政府解决问题的手段方法及政府行为的结果和效能无不以一定的数据形式表现出来。在此背景下，社会系统中的数据与政府治理责任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关联性，大数据深刻地改变了政府治理的责任生态。

首先，政府的治理责任结构的稳定性受到弱化。信息技术打造而成的大数据时代改变了政府责任的整体生态环境，培育了更为多元的公共需求的表达主体，拓展了政府责任延伸区域。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一切社会性组织和个人都具备创造原始数据的条件和资格。“其中两类数据尤其引人注意，一类是企业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大交易数据’，另一类是来自互联网、社区网、企业服务网、物联网等的‘大交互数据’” 〔2 〕。“大交易数据”或“大交互数据”由大量个性化数据汇合而成，每个具体数据都由具体的组织或个人创造，每个社会组织或个体都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的数据源。各种数据源交互在一起使人类产生的数据越来越具有非结构化特点，这对政府责任的具体设置与构成的稳定性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其次，政府的治理内容指向更为具象化。以商业组织为主体的私人部门的生产、运营数据，以公民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民意数据及以自然环境为对象的科研数据共同构成政府决策的基础数据。这些在内容上表现出多样性的数据或能够帮助政府发现问题，或有益于政府预见发展趋势，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既然各种社会个体都可能是数据的来源，而数据源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数据具体内容的多样性。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现代政府就需要从海量的数据中挖掘多样的公共需求、发现复杂的公共问题，并对应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中。因此，政府责任呈现出越来越细化具体的趋向。

再次，政府治理过程更具动态性。前文已述，大数据是一个动态概念，时下的大数据只能说是“相对较大”的数据。原因有三：一是数据源规模在不断壮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4年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较2013年底增加1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 〔3 〕 。网民增速可见一斑。二是数据总量不断扩大。借助网络平台，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成功地摆脱时空限制从事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这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数据信息。三是快速发展的数据处理技术将进一步提升人类社会对数据抓取、储存、分析和使用的能力，数据的整体能量被技术激活。总之，逐步增强的现代民主意识、普适性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政府的数据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政府必须对动态的外部环境持开放态度，需要面对更多的服务对象、更多样和更多变的公共需求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调节履责方式、步骤。这对行政系统的执行能力和行为调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政府的治理方式呈现出强互动性特点。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人类社会生产、交换和交往方式，这使得在快速制造数据、便捷传输数据的同时，相关群体亦可以积极参与互动，赋予原始数据更多的意义。基于网络技术，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获得了讨论和评价社会现象、公共问题、制度政策的机会，提高了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沟通交流的互动性。社会组织及公众借助网络，通过建立公共论坛、参与社会评价等途径竭力向政府推送或索取信息，以提高政府对其需求的注意力及关注度。质言之，政府有责任从政府系统之外获取信息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公共需求相对应，公众也要求政府政务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有效实现，并通过公共评价对公共政策、政府行为等施加影响。在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与其系统之外的互动性尤为凸显。

（三）及时将“循数”治理内化到治理举措中。大数据时代是一个更开放、权力更分散网状的大社会，这与现代政府所强调的网络化、多元化参与的治理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大数据是政府运行的重要资源，与政府相关的数据中蕴藏着广泛的公众需求。数据占有量直接影响政府对社会的掌控能力。现代政府若要提高其对社会问题的掌控力就必须积极借助对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公共政策及公共问题的具体治理方案。也就是说政府治理需要借力大数据构建大政务，才能达到资源更开放、内部更协调、互动更透明、决策更精准的目标。因此，现代政府应该将数据治理列为其内在责任，树立数据治理的理念，积极扮演数据的收集者、分析者、使用者的角色，将循数治理覆盖到公共治理的诸多举措中，以保证治理举措的客观性、科学性。

二、 构筑“循数”治理保障体系

一般而言，政府“循数”治理涉及数据的收集、储存、分析、使用等环节， 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保障与支撑。为了回应和满足数据治理对政府能力提出的要求，政府需要提升其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其中政府的硬实力可理解为政府所拥有的财力、人力、物力等有形实力，而政府软实力主要体现在政府理念、执行力、调控力等无形层面上。现代政府实施数据治理首先需要有物质基础，大数据无法依靠常规数据收集、储存、分析工具，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对数据管理的设备准备、人才储备等方面的投入。

（一）整合人力资源，为“循数”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大数据时代要求建设智能化政府，而智能化政府必须有强大的智能资源作为支撑。数据治理需要建立一支由科学家、计算机专家、数据分析师、工程师等组成的专家群体。这些专家群体分布于政府数据中心、公益性数据中心和商业数据中心之中。其中政府内部的这部分技术专家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官（虽然传统的事务官可以将政府内部的技术人员囊括其中），他们的核心技术更多侧重政务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这是一支有别于传统的政务官、事务官的数据管理团队。此外，来自科研院所、社会公益组织中的研究专家也不能忽视。在现实的政府运行过程中，现代政府已经常规性地吸纳来自高校、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及研究专家进入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几成成规。而商业数据中心由于受制于社会经济成熟程度差异，其能够为政府数据管理提供帮助的程度和能力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差别。实力雄厚的商业数据中心能够更多获得与政府合作的机会。因此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培植商业数据中心，以外包购买的方式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借助商业数据中心既有的人才、技术资源完成政府数据治理的目标。

（二）加强数据平台建设，建立“一体两翼”的数据中心模式。研究显示，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共拥有2094所数据中心 〔1 〕 （P38 ），同时大量存在着像麦肯锡这样的商业咨询公司和兰德公司这样的非应营利性的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这使得美国在未来数据争夺战中占尽先机。美国经验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现代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既要建立官方数据管理职能部门，又要鼓励社会化数据管理与咨询组织的发展，可以建立“政府数据中心-公益性数据中心-商业性数据中心”的组织模式。我们将这种模式界定为“一体两翼”的数据中心模式。现代社会中虽然政府数据中心、公益性数据中心及商业性数据中心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三者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并没有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产生合力。政府数据中心代表官方，收集数据时往往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信息过滤和加工，出现信息失真。同时，政府数据中心在分析、处理、使用信息时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其结论有可能与社会公众的现实体验相悖。而由专门的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组成的公益性数据中心及商业性数据中心在数据收集、分析方法等方面更为专业更为客观，但受制于组织宗旨、财力等因素，很难保证公益性数据中心与商业性数据中心对公共领域数据的关注度。因此，政府应该承担数据治理的主导责任，从组织层面负起对公益性数据中心和商业性数据中心的扶持和培育职责，通过政府购买、项目支持、平等合作等方式建立起“一体两翼”的数据治理模式，保证数据治理的专业性、客观性、权威性。

（三）建立数据网络，推进电子政务。首先，在政府内部，建立上下统一规范的数据网络系统，真正实现各级政府之间的信息对接，减少信息在上行传递过程中被过滤和加工的可能。力求从技术上做到流程的电子化，保证下级政府的原始业务信息能够直接进入上级政府的业务数据库，从而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相对接的大数据仓库。其次，整合社会资源，培育和扶持公益性数据中心和商业性数据中心的发展，建立以政府数据中心为主体，以公益性数据中心和商业性数据中心为两翼的大数据对接体系，力求全面掌握和充分利用社会数据资源。再次，加强政府门户网站建设，实现政务数据民主化、民生化。门户网站不是政府的“自留地”，而应该是公众表达民主需求、民生愿望的平台。独享式、单向式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无法适应信息社会的交往情景。实现政务数据民主化就要保证各项政务数据的公开性，政府要成为政务信息的主动推送者而不是被索要者，以此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同时，要加大财力投入，为“循数”治理提供财政支持。大数据治理难以靠常规的储存工具、分析工具实现，用于“循数”治理的设备经费、人员经费、组织运行经费必须要有稳定的来源。在谈数据治理的“组织保障”时我们已经谈到，公益性数据中心和商业性数据中心往往会因为资金问题而难以保证对公共数据的关注。要保证“一体两翼”模式的有效实现，政府必须对数据治理投入必要的经费支持，对政务数据的收集、储存、分析必须承担财政支持的责任。

三、提升“循数”治理能力

进行“循数”治理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政府具备相应的能力。总体而言，政府在数据治理中基本上要涉及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数据使用三个环节，与之对应，现代政府需要具备数据的感知能力、储存能力、分析和运用能力。大数据时代下的现代政府必须提升其数据治理能力。

（一） 搭建公共论坛，疏通沟通渠道，强化政府对公共需求的感知能力。数据是信息的载体。在公共治理领域，公众需求的表达、实现状况及走向往往隐含于相关的政务数据中。政府收集数据的目的无外乎有三个：一是从数据中发现潜在的公共问题，二是利用数据考量现实举措的成效，三是在数据中找寻解决（或是预防）公共问题的对策和方法。数据在上述环节中基本上扮演的仍旧是分析工具的角色。

提升政府的政务数据获得能力首先要构筑充满活力的公共论坛。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公众的信息获得能力和意愿表达能力，拓宽了公众参与治理的通道，客观上也为政府多角度、宽覆盖面地获取公共需求提供了便利。当然，我们要看到，信息技术仅仅是为公众意愿提供了表达的技术支持，但公众所表达的意愿是否能够进入政府决策视野绝非一个技术性命题。在公众与政府的沟通关系中，作为信息源，公众需要借助信息编码，依靠一定的媒介或平台将信息推向政府，经过政府解码确认并具备决策价值后方能得到回应。由此我们可知，在公众主动与政府互动过程中，需要一个基础性沟通平台。不可否认，政府民生电话热线、政府网站论坛、常规社会调查、市民听证会、市民论坛等形式的公众参与形式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屡见不鲜，不同层次的政府部门更是开通了官方微博等快捷政务信息传播通道，但从与公众互动的强度看，政府主导性特点更为突出，从信息传播方式看，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模式更多还是以下行沟通为主。换言之，政府借助信息技术不同程度地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这是政府治理主动性提升的具体表现，但改变公众被动型政务信息的获得方式还需要政府建立更为平等、互动性更强的公共论坛。

其次，实现问政于民必须疏通公共意愿的表达通道。公众表达意愿一般有三个基本目标，分别是反映公共问题、表达公共需求、建议公共政策。无论是基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还是未来预期的勾画，公众与政府沟通都要借助一定的沟通渠道表达意愿。现实问题是“公众参与仍然以象征性参与为主，集中表现在政府网站以国家政策、领导活动等告知性政务信息为主，政府网站上的‘建议征集’‘网站调查’等更新不及时，公众参与反馈度不足，公众希望了解的涉及政府管理的敏感信息公开度不够” 〔4 〕 。因此，政府应该强化沟通意识，优化现有信息沟通方式，不仅要充分利用好信息工具传播政务信息，也要疏通公众意愿的表达路径，尽可能多地掌握民意数据、挖掘潜在的公共需求、激活公众的创新能力，从而提高现代治理的整体效能。

（二）规范政府职能部门责任，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升政府的数据整合能力。在数据治理中，政府自然首当其冲地承担必要责任并内化到具体职能部门的职责之中。有的学者在思考政府回应大数据时代挑战时提出了成立“大数据局”的设想 〔5 〕 ，对此，我们并不十分认同。前文谈到，“循数”治理是一种行政传统，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几乎毫无例外地设置了专门负责数据统计的政府职能部门。从专业性角度而言，“大数据局”在功能上与我们常说的“统计局”并无本质区别，没有必要在“统计局”之外另起炉灶。我们认为，政府要正视大数据蕴藏的巨大能量，也需要健全管理机制，但是政府提高数据治理能力不能通过叠床架屋式的增设机构方式来实现，而是应该按照明确和细化现有职能部门责任、优化社会化资源配置效果、提高政府数据整合能力的方向探索。政府已然置身于大数据的社会背景之中，那么实施数据治理就不是某一政府部门的责任，换句话说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均承担着政务数据的收集、分析、使用的责任。这就整体上要求政府纵向上完善以数据收集、整理、分析为宗旨的数据管理部门层级之间的管理链条，在政府内部形成职能上下有效对接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一点现代政府基本上已经做到。但是传统的数据统计部门在大数据背景下面临的观念如何革新、技术如何升级、方式如何创新等迫切问题成为了限制政府数据治理能力提升的瓶颈 〔6 〕 。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数据统计部门既要有“灵活的大脑”，也需要“灵巧的双手”。“灵活的大脑”指现代政府的数据统计部门不能“坐等报数”做一个机械的数字演算者，而要成为一个具有开放式、发散式、协同式思维的数据挖掘者；“灵巧的双手”则是指现代政府的数据统计部门要掌握最新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政府提升数据的整合能力在横向上要求各职能部门在履责过程中重视业务数据并积极主动地萃取数据价值。政府具体职能部门是业务数据的直接参与者、收集者、储存者、分析者，同样需要“灵活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实现脑手联动。海量化的数据搜集、存储、分析都无法靠常规工具和手段完成，数据治理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因此政府实施数据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是政府注资购置数据存储设备和引进数据收集、分析工具和技术，弥补技术性缺陷，尽量避免“瓢量海水”情况的出现。当然，在其他社会组织和部门具备了数据治理的技术基础时，政府完全可以与之建立平等、合作关系，既可以避免资源的重复性投入，也可以发挥相关组织（营利或非营利组织）的资源优势。在数据治理人力资源配置上，现代政府可以尝试按照矩阵模式组建数据项目团队，数据项目人员平时分属于不同部门，各司其职，团队成员只是根据需要定期或不定期汇合专注于本级别政府政务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这种做法并没有增加政府的人员编制，相反能够整合政府内部资源，提高政府对数据的捕捉能力和整合能力。

（三）健全政务数据分析体系，促进政府科学决策，增强政府的数据运用能力。回答“如何收集数据”的问题是解决“如何使用数据”的前提和基础，运用数据发现潜在公共问题（需求）、挖掘公共问题的成因、找寻治理对策才是政府践行数据治理的现实目的。不管 “大”“小”， 数据总会或多或少地蕴藏着一定信息，一旦这些信息不被发掘或不被使用，那么这些数据就会成为缺乏活力的“死”数据。

提升政府数据运用能力的基本逻辑是，首先，政府要从数据中找“问题”。政府要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和方法从数据中全面发现公共问题，准确定位公共需求，确定决策和治理的基本方向。这与之前谈到的政府数据感知能力和保障能力相关，在此略述。其次，政府要从数据中找“原因”。进入政府决策和治理视域的公共问题必然在量上具有相近性、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在成因上具有同质性，政府应该组织数据团队、专家咨询团队对已占有的数据进行归纳和总结，挖掘问题诱因及其内在关系。再次，政府要从数据中找“思路”。经过透析数据，对公共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分析之后，政府需要确定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和规划。最后，政府要从数据中找“对策”、找“方法”。提升政府数据运用能力需要从治理决策和治理过程两个方面谈。在治理决策方面，必须将大数据的统计、分析工具运用到政府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挥数据“找问题”、“找原因”、“找思路”、“找对策”、“找方法”的功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有效性。在治理过程中政府要尽量减少数据信息壁垒，减少数据共享的阻碍，尤其是横向职能部门之间要强化业务信息的对接和共享。以获取个人信息为例，公民的社保缴纳情况、学历信息、婚姻家庭情况等完全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的方式获得，以此减少公民的自我佐证责任，强化政府为民宗旨，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另外，政府的治理举措、过程及结果也表现为一定的数据，为了提高政府治理效能，从政府行政管理角度而言，也有必要深化政府行为的精细化管理。

总之，大数据对现代政府基本责任的类型并没有带来颠覆性冲击，政府的基本社会角色也没有出现实质性变革，但大数据对政府的治理观念、方式、履责过程产生的塑造效应则是极为深刻的，直接表现在政府行为方式的改变上。现代政府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治理要求必须对大数据形成正确的认知，并从保障体系和能力提升角度作出必要努力和准备，以实现“循数”治理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涂子沛.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钟 瑛，张恒山.大数据的缘起、冲击及其应对〔J〕.现代传媒（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7）.

〔3〕 CNNIC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E/OL〕.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