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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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管理时期的政府机构以及行政人员面对传统公共行政中行政人员狭隘的追求效率至上、缺乏灵活性、机械的服从上级命令并保持价值中立原则等保守的特点试图进性一次转型来改变这种消极的状态，在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对自身的人格价值取向有了重新的定位，以更好的指导工作完成任务。这一时期的行政人员更多地被塑造为具有“经济人”特征的形象，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指向下行政人格转型后的特征进行分析：

1、企业家的人格

新公共管理理论把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过程中所具有的人格赋予了企业家的人格特点。而企业家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是理性经济人，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传统的各级政府把更多的精力都花在了对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了，而却并不在乎其效果如何。具有企业家特点的政府以及行政人员也在不断地寻求改变这种状态的办法。政府以及行政人员则认为业绩指标提供了测量服务质量的具体措施，用来表明各级政府部门在争取达到目标上做得如何。对于结果或业绩的看重，会使得行政人员越来越把精力和目标放在这一方面，其行政人格也受其影响作为价值取向去判断事物、指导工作。新公共管理理论还认为，“政府应具有一种‘投资’观点，应把利润动机引进为公众服务的活动中，变管理为企业家，学会以花钱来省钱，为回报而投资”。[1]在美国的政府中，有上千万的人受过训练的花钱者，但几乎没有人受过赚钱的训练。加之受到抗税运动和财政危机的影响，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越来越努力寻求非税收的收入并衡量其投资的回报。

2、有限的责任感

新公共管理对于行政责任方面也受到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影响。他们对责任的理解和评估也像传统公共行政那样通过外部力量进行约束。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重要方面区别于传统公共行政的责任观。如在新公共管理中，他们是建立在假设传统的官僚机构和组织效率低下的基础上的，传统官僚机构和组织测量的是他们投入的多少，而不是测量的结果。在传统官僚组织中，正如“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言：‘因为官僚制政府不测量结果，所以它很少收获成果’。导致政府失败的不是对成果—例如，街道的清洁度或儿童获得的知识—的控制，而是对投入—例如，资金和人员—的控制”。[2]所以奥斯本和盖布勒针对于传统官僚体制的弊端提出应该像企业模式那样，要注重结果。因为在私营企业看来，他们之所以重视结果是因为如果企业的关键数值变成了负数就意味着他们是属于负盈利的，就会面临停业的危险。公共部门和机构如果不出成果或者成果不大的话也不可能停业和被取消经营的，所以他们建议把绩效评估作为来测评企业的利润一样用到公共部门中来，行政人员拥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从而提高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所以这时候责任的焦点也发生了转移，不再是对过程投入的责任，而是在于满足出成果、出效率的绩效标准。

其次，新公共管理的观点认为“公众被重新视为由各自都以一种服务于其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的个体顾客组成的市场”。[3]在这样的观点中，对于政府以及行政人员来说，他们只是对那些能够积极主动与他们进行对话表达对公共服务有迫切需求意愿的顾客负责，而不是对所有公民以及公共利益负责。同时在对顾客负责的基础上，政府以及行政人员通过与他们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要对不同的顾客进行筛选与区分，依据他们对公共服务需求的迫切程度以及公共服务所涉及到的范围分为了主次顾客，并有意识的去辨别应当先提供给谁，以达到提供工作效率的目的。所以这时的政府责任就在于他们能够满足顾客的需求，并且依据顾客对需求不同要求、喜好以及对之前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与否进行工作的调整，这也是政府以及行政人员在对其角色和责任进行的一种新的定位，即改变了以为传统公共行政中政府 以及行政人员高不可攀、冷漠以及冰冷的形象，改变了对公众漠不关心缺乏公共责任感的态度，努力塑造具有亲和力和责任感的服务者的形象，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官民关系，并逐渐影响着行政人员的价值取向以及责任观。

新公共管理对行政人员的人格要求，打破了传统公共行政中要求行政人员只对行政组织、上级以及本岗位负责而不需要考虑他们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与后果也不需要考虑公众的意志的责任感。新公共管理理论对行政人员倡导的新的责任观开始把责任的焦点转移到公众身上，虽然这种责任感在今天看来是有限的，它局限于他们所应负责的“顾客”，但是相对于传统公共行政中所认同的责任感来说显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的转变在于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鼓励更多的私营企业的加入，改变了传统管理过程中公共服务只能有政府部门来提供的局面，把公众看作是顾客，为顾客提供回应性的服务，根据顾客的需要提供服务和改进服务质量，使顾客能够充分地了解并且能够更加自主地选择哪种服务，这时行政人员在责任追求方面也是事先签订了合同，通过合同化的管理保证了责任能够得到具体的落实，行政人员的责任感也得到了增强。

3、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相对统一

新公共管理则继续发展了对高效率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价值追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面对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加剧的压力和挑战、信息化以及摆脱低效率、高财政支出的局面，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实质也是一场力图实现社会公平与追求效率和谐发展的政府改革的运动。由于之前的传统公共行政强调对经济和效率的追求，新公共管理在此基础上将效益原则加入到价值追求当中，这其中的内涵不仅包括了对社会与公民投入更多的资本，而且还意味着政府所进行的行政活动从本质上以及追求上是对公众乃至整个社会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也要求行政人员把效益也作为追求的目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要求行政人员坚持“顾客至上的原则”，要多倾听顾客的意见，这是对社会效率到达前所未有的关注。政府机构及其行政人员对效率的追求不同与传统公共行政中对效率的崇拜。特别是信息化的发展要求政府和行政人员必须能够对迅速变化的社会问题做出及时反应，使政府和行政人员能够办事高效、反应灵敏，这是对效率这一价值追求的回应。另一方面，面对高失业率的局面，大量的贫困人口需要救济，这也需要行政人员要更多地注重社会公平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公众能够通过更多的途径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来，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日益强烈，公众们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所以要求行政人员对社会公平的维护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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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环境变化对德育工作的影响

(1)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具有积极、消极的双重效应。当前居民学生对职工下岗的困惑、农村学生对蚕茧价格的调控，学生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新行为规范的认识有不少差距。如何以社会主义为导向，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法制观念和行为规范对他们施以正确教育，防止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侵入思想道德领域，要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理想，不至于论为鼠目寸光，见利忘义的金钱拜物教徒。

(2)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当前政治生活日趋完善和透明，经济、文化生活己以“三个有利于”来判别，学生对民主要求和参与意识大大增强，对政治教育的选择明显增强。我们既要鼓励发展青少年的民主意识、独立思考意识，又要提高他们的政治判断能力，增强法制观念。

(3)文化环境变化的影响。当前社会文化是丰富的、多元的，复杂的、五颜六色纷繁复杂的。如何探求学生道德成长与文化环境的本质联系，给他们以正确的价值观，进行道德选择，将新思想、新观念与封建渣滓，外来污毒区别开来，成为德育工作的新课题。

(4)其他环境变化的影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心理环境、生活、消费方式变化，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就业方式和职业结构的变化，获取信息的渠道与方式变化，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学校德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2.教育对象变化对德育工作的影响

(1)思想开放、道德取向多样化。现在学生思想活跃、思路开阔。敢想敢说，求新求异、不崇拜权威，评人论事不拘一格，敢于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在人生价值、道德取向出现了多样化、多层次的新特点。他们希望拥有一切，但不懂要为他人作奉献或牺牲:渴望得到别人理解，但不懂得体谅别人:只知受爱不知爱人。经济意识增强，理想观念趋于现实化，追求实惠，择业取向偏重个人的经济利益。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由求同转向求新求异，在思想观念上由接受灌输转向独立思考；平等探讨:在集体生活中由被动追随到主动参与；在审美需求上，从他择转向自择；在家庭生活中不再把父母教导奉为行为指南，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办。他们思想言语的独立与行动有较大的反差，独立意识和独立行为不一致，顺利时的独立性与挫折时的软弱性、依赖性很明显。生活条件的优越导致意志力的脆弱，心理发展不成熟。

3.学校德育工作的特点

当前社会影响因素在学生品德形成中的作用相对上升，大环境消极影响增多，学校德育的可控性明显减弱。信息化时代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同步接受信息，几乎没有提前量，教师对学生接受信息内容和反馈方式又难于把握手口预测，使教育和指导指导增加了许多因难。

二、建立良好的德育管理机制是德育管理的组织保证

建立良好的德育机制主要是解决德育运行中谁来管、管什么、怎样管的题，是把德育目标决策付诸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的保证。

1.要健全完善学校的德育管理组织。要建立权丸责任编制、控制层次，控制幅度，信息传输的稳定结构，其中所有的要素都能在其位，行其事，当前学校的党、团组织，学校德育领导小组、政教处、年级组、班主任、德育教师就是一个完整配套的德育组织系统，它既有决策指挥层，又有具体的执行层，职责范围明确合理，较适合新形势下德育工作新特点的要求、能接德育规律办事。

2.健全完善德育常规管理。上级行政部门，教委颁布的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校内一日常规，外生活常规，学习常规，活动常规等，可以用来约束和调节学生的品德行为，在这里既有国家立法、政策、法令、条例等宏观内容，又有校内制定的规章制度等微观内容。这些管理制度具有基础性、政策性、强制性、可操作性特点。没有德育常规管理，学校的德工作就无章可循，无矩可守。

3.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管理方法。德育管理方法是达到德盲目标，实现德育管理职能所应遵守的活动方式，是取得德育成效的精神工具和手段。它主要有德育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前看是要正确反映客观实际进行德育的决策，后者是控制和协调德育组织内的组成要素，使之达到预期目标的手段。在实践方法上(一)是可积极采取行政方法和法律方法，它可以直接组织指挥调节德育管理对象，通过权威和服从关系。直接对管理对象发生影响，(二)是可采取动机激励法，设置大、中、小、远，中、近具体目标，激发师生积极参与活动过程，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广泛地调动学生积极性，同时要让学生参与管理，增强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感。(三)可以采取自我管理的办法，通过团委、学生会等组织实施自我计划，自我组织、自我控制，自我调节、自我评价、自我监督、自我驾驭，要引导学生开展行为方式的训练，引导学生从身边的事做起，从小事做起，日积月累，逐步行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三、构建德育网络是德育管理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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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19世纪中叶，Taylor首次提出科学管理的焦点是对人的管理之后，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分支。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主动力，也是企业占据市场最重要的竞争力。人作为知识的载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企业中，员工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企业忽视了对人力资源的管理，由于人才流失严重，甚至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企业意识到随着科技的进步，企业发展不能只增加对物质资产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培训、管理和激励。鉴于这个因素开始了将员工心理特征的研究与管理激励模式的构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影响员工心理特征变化的因素，用博弈论和微积分的方法建立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模型。

二、员工心理因素的定性分析

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Herzberg 1959年)在有关员工心理因素分析的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根据对美国匹兹堡地区的会计师和工程师的工作满意感的研究，通过现场访谈的内容分析，确定导致工作满意度的情景特点、这些情景所激发的需要或动机、以及这些情感所持续的时间。根据调查结果将影响员工绩效的所有因素分为两类，即激励因素(motivator factors)和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

激励因素，包括工作本身、认可、成就和责任，涉及员工对工作的积极感情;保健因素，包括公司政策和管理、技术监督、薪水、工作条件以及人际关系等，与工作的氛围和环境有关。

双因素理论强调的是激励因素可以使员工产生满意的心理，而保健因素能防止不满意心理的产生。当保健因素得不到保证时，员工会感到不满意，反之，员工既不会满意也不会不满意;当激励因素没有保证时，个体不会感到满意，却也不会感到不满意，反之，就会使人感到满意和受到鼓励。双因素理论认为要真正提高员工工作的满意感和积极性，得靠工作特征的内在激励因素和外在保健因素的双重作用。

代表激励因素的指标是企业很难收集到的，在这里用机会成本和员工的工作年限来衡量。因为员工对工作本身感兴趣，可以通过努力工作产生成就感，得到认可，那他会认为离开企业的机会成本高；员工预期工作年限越长，责任感越强。同理，也可以使衡量保健因素的指标具体化，用固定工资、机会收益、能分享的剩余利润、被解雇的概率以及企业的监控和惩罚强度这几个指标来表示保健因素。

三、管理激励模型的构建

将上述指标运用于霍特林价格竞争模型，建立有关员工行为选择模型，使之在人力资本管理方面具有实际的意义。

将员工在公司的活动大体上分为努力和偷懒两类。以员工的行为选择以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为前提，做以下假设:

员工偷懒或努力时，被调换岗位的概率为α,β;员工调职后所取得的收益为ν;人的活动一个长度为1的横坐标线上以密度1均匀分布;p1，p2为员工偷懒和努力工作时所能得到的一个单位效益， 为工作时付出的单位成本， 为单位机会成本。

四、结论

本文用双因素理论分析企业员工心理特征，根据修改霍特林价格竞争模型建立管理激励模型，得到了员工与企业各自取得最大收益的临界点。对于长期连续收集员工行为数据的企业具有实际意义。为企业分析员工心理，调整激励制度提供一种新的管理思路。

参考文献:

[1]王重鸣:管理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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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主创新一直是企业发展中最受关注的方面,因为自主创新获得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但是自主创新这种投资行为一般是长期投资,并且其结果具有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委托理论条件下,如果企业内部缺乏对管理者创新投入的激励机制,管理者就会通过短期投资,如广告投入、规模扩大或者并购等达到追求效益的目的,而放弃风险较大但具有长期效益的自主创新投入。

企业自主创新的内部激励除了传统的薪酬激励外,公司股权结构,管理者持股比例、董事会结构、资本结构等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将对管理者的自主创新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2008年通信类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的分析,综合考虑股权集中度、管理者持股、资产负载率等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对公司自主创新投入能力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假设1: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自主创新投入越多

大股东和适当的股权集中度有利于减轻R&D投资不足的问题,由于流动性关系,大股东也具有长期投资的动机,因此综合分析认为大股东和股权集中度将促进企业R&D投入。

假设2:管理者持股越多,公司自主创新投入越多

创新投入对于公司长期价值有增长作用,但会带来短期收益的降低。为了规避风险,管理者通常会选择可以带来短期业绩的投资方案。如果管理者持有公司的股票,无疑才会将自己的长期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发展结合起来。

假设3: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自主创新投入就越低

资产负载率是评价企业偿还能力的指标。由经验可知,负债越多,用于研发的资金就越少。同时债务越多,企业面临的债务利息越大,债权人的监督越严格,而自主创新投资是长期的,风险也大,出于公司财务安全和管理者自身职位风险的考虑,负债越多的公司,其创新投入越少。

三、数据和模型

1.数据样本

通过查找2008年深沪证券交易所通信类企业47家公司的年度报告,删去股权被冻结或生产经营不正常的公司,共获得34组样本。

2.变量

本文采用R&D支出/2008年全年营业收入作为自主创新投入的量化指标,并以此为被解释变量,体现公司治理结构特征的各参数,如股权集中度、管理者持股、资本结构等作为解释变量。

各变量定义如下:

(1)Y:2008年R&D支出/2008年销售收入;

(2)x1: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本文采用国内学者惯用的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股权集中度;

(3)x2:董事长持股比例。

(4)x3:资产负载率。

数据变量如下表1所示:

3.模型与研究方法

为了检验上述的四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应用如下模型:

采用OLS方法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对OLS回归结果进行统计结果分析以及经济学意义检验,对残差序列进行D.W检验和White检验。如果存在异方差,则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获得有效估计。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评价

1.描述统计分析

表2显示了研发支出、前十大股东累积持股、董事长持股、资产负载率的平均值、中位数、最大值和最小值。

2.回归结果

利用Eviews软件,对表1数据进行OLS回归,结果如下:

3.模型评价

统计学检验:由上面回归方程 可知,此模型的拟合度一般,这是由于样本数量少,以及变量设计少所致。由于本文着重研究三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因此拟合度不影响结论的得出。

由DW=2.37可知,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该模型也不存在异方差。

给出显著水平,,因为,说明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即通信类上市公司自主创新投入能力与前十大股东累积持股、董事长持股、资产负载率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可见在显著水平为0.05时,都不显著,只有显著,说明资产负载率对自主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

4.结果评价

由可知,与Y正相关,即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自主创新投入成正相关关系,这与假设1结论相符;由可知,与Y正相关,即董事长持股比例也与企业自主创新投入能力正相关,与假设2相符;由可知,与Y负相关,说明资产负载率越高,企业自主创新投入能力越低,这与假设3相符。

上面的回归分析说明,我国通信类上市公司的自主创新投入与公司治理结构特征的关系,是符合理论研究结果的。

五、结束语

通信类企业属于高技术产业集群,其发展离不开自主创新能力,只有自主创新才能使一个通信企业真正的拥有核心竞争力,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之前学者对企业内部激励对于自主创新投入能力的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针对某些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因素对通信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证明了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自主创新投入越多,管理者持股越多,公司自主创新投入越多,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自主创新投入就越低。这些结论并未阐述出所有的公司治理结构特征是否对公司自主创新投入能力均有影响,如基金持股、公司性质、公司投资等,从本文建立的模型拟合度情况就可以看出,还有很多因素没有考虑在内,因此对于这二者的关系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Lee, P.M. and H.M.O’neil.l Ownership Structures and R&D Investments of U. S. and Japanese Firms: Agency and Stewardship Perspectiv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46(2): 212-225

[2]张晓峒:计量经济学基础.南开大学出版社[M],2007: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