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文化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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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林木雨雪冰冻灾害的防治措施

林木受雨雪冰冻灾害，其受灾程度除与雨雪冰冻天气持续时间，海拔，地形地貌有关外，在上述相同的成灾环境条件下，森林经营水平，林分质量，林分健康状况、营林技术措施、造林树种选择等因子同灾害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天然林比较抗雨雪冰冻灾害，人工林较易受雨雪冰冻灾害，特别是人工纯林受灾最为严重，经济损失也大。过去营造的速生丰产林绝大多数为杉木纯林，初植密度过大，抚育间伐不及时，树木为争夺阳光其高生长较快，冠幅较小，形成高、径、冠比例失调，稍部木质化程度低，当树冠积雪达到一定重量时，林木之间由于互相挤压，易形成大面积倒伏和折梢。毛竹纯林未实施钩稍，枝叉过多滞雪量过大，造成毛竹爆裂和翻桩。

调查发现阔叶树比较抗雨雪冰冻灾害，特别是落叶阔叶树，针叶树和一些常绿阔叶树易受雨雪冰冻灾害。人工林受灾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未能按适地适树的原则科学地选择造林树种。选择树种时，只重视树种的经济性能，忽视了树种是否与造林地环境条件相适应，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气象条件是否适合，忽视了树种的抗气象灾害能力，没有足够重视树种的形态特征、生态学和生物学特性在抗雨雪冰冻方面的特点，偏面追求营造经济价值高的速生树种，例如在海拔800米左右的阴坡或迎风面营造大面积的杉木纯林，极易造成冰雪灾害。

从调查情况来看，混交林抗雨雪冰冻灾害能力强，而人工纯林易受雨雪冰冻灾害，特别是针叶纯林，很容易遭受雨雪冰冻灾害，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和针阔混交、竹阔混交林则抗灾能力很强。

森林经营状况好，经营水平高，林分质量高的健康林分抗冰雪灾害；而经营不好，林分质量差的林分，无论是人工林还是天然林，由于林分密度过大，林木长势较弱，冠幅较小，木质化程度低，高径比严重失调，极易造成折梢、折断和倒伏。

二、林木病虫鼠害的防治

森林病虫鼠的防治工作，以突出营林措施和生物防治措施为主，坚持“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方针，坚持因地制宜，充分运用生物、物理、天敌等相辅相成的系统防治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大力提倡防治无公害防治措施，把森林，病虫鼠害控制在不成灾的水平，以达到保护环境和促进林木速生丰产的目的。

2.1做好森林病虫鼠害调查。认真地调查森林病虫鼠害，以便掌握森林病虫鼠害种类组成及种群动态及发生发展趋势、森林病虫的变化情况，探讨其发生发展规律，为科学准确的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防治措施的制定以及天敌的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及时认真做好森林病虫鼠的种类、数量、分布、林木被害程度的分析。

2.2抓住科学、合理、有效防治措施。根据林木生长状况、危害程度及症状，正确鉴定森林病虫种类，掌握其生物特性及在不同环境中的生长规律，抓住最佳防治时机，制定科学合理的综合有效的防治措施，以达到最佳治理效果。同时把森林病虫鼠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2.3物理机械防治法。人为进行捕杀、阻隔、诱杀、高温处理及应用遥感等新技术进行防治称为物理机械防治，这种措施具有不污染环境，不伤害天敌，便于开展群众性工作等特点；但此种措施工效低、费工、局限大，应根据规律及劳力情况具体掌握。

2.4天敌防治法。结合其他防治措施，利用自然界中天敌昆虫病原微生物、线虫、蜘蛛、食虫鸟以及其它食虫动物等有益生物来控制病虫害。此措施对维持生态平衡，对森林病虫害有长期抑制作用。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5生物及仿生物药剂防治森林病虫鼠。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避免化学防治带来的环境污染，大力提倡无公害防治。防治时选择生物药剂和仿生药剂进行森林病虫鼠的除治，是实现林业生态文明的重要步骤。

三、林木的防灾减灾措施分析

自然灾害不可避免，人类能够做的只是如何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一是加强科学预测提前预警做好防范措施，将灾害降低到最低程度，二是科学营造林，这是防灾减灾重要措施之一。

受灾林地清理包括受灾林木清理和造林与更新方案。要遵循林业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突出重点、破解难点、分类实施，不搞一刀切，注重林木清理与科学经营、自然恢复与人工恢复相结合，扎实推进林业灾后恢复重建。清理林地不能随意清除现有植被，要强调现有植被和目的树种的保护和利用，对断梢严重林分，针叶树仍有5-6盘枝条的或阔叶树潜伏芽萌发能力较强的树种，以及每亩有50-60株正常树木的林分不宜全面伐除，应只清除折断和翻桩树木，以防止造成人为对生态环境破坏。同时应及时补植与立地条件和环境相适应的树种，以利于形成异龄复层林早日发挥生态功能。对折断倒伏严重无培育前途的林分应及时全部伐除及时更新造林。

应遵循适地适树原则选择造林树种，本次灾害程度严重的林分多数未能遵循这一原则，如海拔800米以上迎风面营造杉木和毛竹纯林，同时应重视选用乡土树种，并充分掌握乡土树种的适地性。

调查发现，片林受灾程度大于行道林及孤立木，密植片林大于疏植片林。可见合理的林分密度，既是提高林分生产力的需要，也是防灾的需要。林分初植密度过大，虽可提前郁闭，但树势弱，木质化程度低，冠、径、根系生长比例失调，抗灾能力差。

篇2

一、深刻认识工业文化发展的战略意义

我国在推进工业化的探索实践中，孕育了大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工业文化典型，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爱国敬业等中国特色的工业精神，涌现了一大批彰显工业文化力量的优秀企业，也留下了一大批承载工业文化的物质财富，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

当前，我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工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突出，这与工业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密切相关，集中表现为创新不足、专注不深、诚信不够、实业精神弱化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工业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工业文化在工业化进程中衍生、积淀和升华，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社会行为及价值取向，是工业进步最直接、最根本的思想源泉，是制造强国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打造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在着力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战略的关键时期，既需要技术发展的刚性推动，也需要文化力量的柔性支撑。大力发展工业文化，是提升中国工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塑造中工业新形象的战略选择，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有力支撑。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为主线，大力弘扬中国工业精神，夯实工业文化发展基础，不断壮大工业文化产业，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提升国家工业形象和全民工业文化素养，推动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

（二）基本原则。坚持传承创新。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广泛借鉴世界工业文化精髓，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推动新时期我国工业文化的全面发展。

坚持融合提升。发挥硬实力的载体作用，推动软实力的延伸与拓展，促进其相互渗透与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综合优势与最佳效能。

坚持协同推进。凝聚发展工业文化的社会共识，整合工业文化各类资源，加强与相关部门协同，培育和发展工业文化产业，建设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工业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

坚持重点突破。聚焦突出问题，重点抓好工业设计、工业遗产、工业旅游、企业征信以及质量品牌、企业文化建设等领域工作，形成竞争新优势。

（三）主要目标。传承和培育中国特色工业精神，树立工业发展新理念，提高全民工业文化素养，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通过5-10年时间，涌现一批体现时代精神的大国工匠和优秀企业；工业产品的文化元素充分展现，工业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中国制造的品质内涵和美誉度显著提升。

三、主要任务

（一）发扬中国工业精神。弘扬工匠精神。培育一批尊崇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产业工人，引导企业建立高技能人才奖励机制，树立“大国工匠”标杆，发挥模范带动作用，使工匠精神成为生产者的行为准则和消费者的价值取向。引导企业“十年磨一剑”，长期专注于产品的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将工匠精神融入现代工业生产与管理实践。

践行创新精神。提高工业企业创新意识，鼓励企业通过“众创”等新型方式激发创新活力，建设一批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统筹推进科技、管理、品牌、组织、商业模式创新，把创新的理念融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组织开展创新创业大赛、成果展示、技术沙龙等丰富多彩的创新活动，树立一批创新典型，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激情和活力。

倡导诚信精神。传承“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精神，推进工业诚信体系建设，推动部门间企业信息共享，发展工业征信服务，适时失信企业名单，形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环境，让诚信担当成为自觉行动。

培育企业家精神。倡导实业兴国的发展理念，树立开放、合作、共赢的博怀，强化创业兴业的价值导向。通过创业训练营、行业领军人才培训等活动，培育一批敢于担当、勇于作为、把握时代脉搏、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队伍。

（二）夯实工业文化发展基础。强化工业文化理论支撑。鼓励开展工业文化基础研究，形成工业文化理论体系。开展工业文化对工业软实力提升和制造强国建设支撑作用的研究。探索建立工业文化发展指数，对我国工业文化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统筹利用各类工业文化资源。开展工业文化资源调查，梳理和挖掘工业遗产、工业旅游、工艺美术、工业精神及专业人才等资源，建立工业文化资源库。加强各类资源的统筹协调，推动资源的保护和开放共享，创新使用模式。

健全政策标准体系。组织开展相关政策研究，推动形成支持工业文化发展的产业、财税、人才等政策体系。发挥行业组织和企业的积极作用，完善基础制度和标准体系，建立科学的工业遗产等级评估标准。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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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构建文化法治国，需要处理好三对基本关系，即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文化与法治的关系以及文化基本权利与政府责任的关系。

 

一、文化与国家的关系

 

文化作为重要的社会领域，具有自主性、开放性、多元性等自身特征和内在发展规律。首先，文化是自主发展的。一个社会的典型生活方式，价值观与行为模式通常是自主形成的，无法加以塑造，亦无法加以毁灭。文化的自主性决定了国家对文化活动应采取非常克制的干预态度，在保护与促进文化时也应遵循辅助原则和中立原则。其次，文化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再次，文化所呈现的形式丰富多彩，文化创作的结果亦各不相同。由此决定了国家的文化任务之一就是保障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创造性。另外，在社会分化和转型过程中，国家已不再是全能的、全方位的领导者，因此，国家不可能再全面介入文化事务，国家和文化的关系必须重构。一方面，国家要尊重文化的上述特征和固有发展规律，不是去操纵或主导文化，而是要为文化服务，要为民众提供基本化、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要保障文化的自主发展，避免文化受到社会力量或他人的侵犯。另一方面，国家不应当通过审查或控制手段，而是通过资助、奖励、促进等方式来行使文化形成权，在包容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促进并引导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文化与法治的关系

 

文化与法治的关系是文化法治国的核心内容。在现代社会法治国家，国家对国民的生存照顾义务不仅包括为国民提供生存必须的物质基础，而且包括促进国民个性自由发展的基本文化设施和服务。换而言之，保障文化自主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以及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民生保障任务。在法治国家，国家负有文化方面的民生保障义务，公民则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文化基本权利。而这些权利和义务都应当体现在宪法文本或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中。因此，处理好文化与法治关系最重要的是确立起以保障文化基本权利为核心的文化宪法的地位和权威。

 

我国目前对文化宪法的研究和认识还不够深刻和全面。我国宪法中虽然规定了国家发展文化事业、逐步改善人民文化生活、提高全国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等文化任务和目标(《宪法》第22条、14条、第19条)，并对文化基本权利做了部分规定，例如，公民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宪法》第47条)、文化参与权(《宪法》第2条第3款)以及妇女的文化平等权(《宪法》第48条)，但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我国尚未构建起文化基本权利体系，宪法文本中的文化基本权利规定得不充分，不完整，而且没有进行类型化的划分。例如，公民的文化创作和表达自由、学术自由、文化教育权、文化分享权、文化交往权、文化经营权等都没有具体规定。

 

其次，宪法总纲中规定的国家的文化任务或文化目标能否理解成为国家对公民文化基本权利的保障义务，公民可否据此享有并行使文化方面的主观公权利，都是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

 

再次，宪法中规定的文化基本权在法律层面没有得到保障和落实。现行的文化管理法规多为行政法规或规章，层次较低，出发点多为对文化市场秩序的监督管理，较少考虑保障公民的文化基本权，且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对文化事务大包大揽，对文化市场管得过宽、过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妨碍了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化基本权的行使。因此，我们应当加强文化宪法的研究，对文化基本权利进行类型化研究，发挥宪法解释的积极功能，建构完善的文化基本权利体系。

 

同时，在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文化产业和监管文化市场等方面立法时，应当以文化宪法为依据，以保障文化基本权利为出发点和立法宗旨，明确国家的文化促进和保障职责，落实文化基本权利，建构平衡权利和秩序的文化法治体系。

 

三、文化基本权利与政府责任的关系

 

文化权利是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并列的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因此，政府在保障公民文化基本权利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不能侵犯文化基本权利。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国家文化安全或保护青少年，对公民的文化创作和表达自由等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时，也必须有法律的依据并且遵循比例原则，即做到目的正当、手段适当、侵害最小，法益均衡。而且，政府不仅自身不能侵害或不当限制文化基本权利，还要采取措施保障公民的文化基本权利不受到其他个人和机构的侵犯。

 

2.政府要为公民行使文化基本权利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而且要保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基本性、公益性和便利性。政府的这种保障责任要求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时不必事必躬亲，亲力亲为，而是要运用“社会共治”的现代治理模式，使提供的主体多元化，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尤其是可以采取公私合作的方式，例如，运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3.政府有责任促进文化的发展。政府通过给付行政的方式，即采取资助、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推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进步，从而为文化基本权利(例如文化创造权和文化经营权)的行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世界各国近年来的文化立法趋势就是制定统一的或某些行业的文化促进法，如奥地利和俄罗斯关于新闻出版或电影方面的促进法，保加利亚、瑞士等国的文化促进法等。

 

4.政府在文化市场方面负有监管责任。由于文化的自主性和特有规律，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不同于其它商品的思想性、精神性，因此对于文化市场的监管，要转变监管理念和监管手段，同时要区分秩序行政的监管和文化行政的监管。所谓秩序行政的监管，就是文化市场中涉及到税务、工商、治安、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等方面的监管，这与一般的市场监管并无二致，由相关专门的法律，如税收征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来调整规范;监管手段也是一般的秩序行政的方式，如处罚、许可、命令、强制等。但政府在监管文化市场时，如果涉及到文化基本权利，例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艺术、教育、科研自由或者涉及到青少年保护时，即对文化行政的监管，则要采取不同于其他商业市场的监管方式。

 

首先，在文化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应当遵守《行政许可法》第13条的规定，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调节功能，与行政审批改革相结合，清理整顿目前名目繁多的、妨碍文化市场发展，限制公民行使文化基本权的不必要的文化行政许可事项。其次，在监管主体和手段方面，应当贯彻现代监管国家“多元共治”的监管理念，做到监管主体和手段的多元化，即充分发挥社会行业组织和文化企业的自我监管功能，综合运用自我规制、受规制的自我规制、共同规制和政府规制等多元监管模式。在关涉文化基本权利的市场监管中，政府应当保持高度的克制和内敛，只有在涉及到核心价值观、基本原则和重大公共利益时才进行直接的政府监管，即采取处罚、强制等措施。这种模式的优点是直接、高效，但若措施采取不当，极易干涉自主性很强的文化领域，也较易侵犯文化基本权。

 

所以，在以尊重文化自主性、保障文化基本权利为核心原则的文化法治国中，对文化市场监管的总的原则应该是：国家必须高度自我节制，先让行业主动发挥自我规制功能，因为自我规制具有成本低、效率高，专业性强的优势，再辅助以受规制的自我规制或共同规制，最后的措施才是政府直接规制，这样才能最适当地实现监管目的。这种多元监管体系也是欧美等国目前在网络规制、广告、电影和广播等领域广泛采用的模式，值得我国在文化市场监管中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