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规范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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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市场经济主体体系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的主体结构,虽然各自独立,但相互又存在着复杂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产权关系,市场经济得以良性运行的必要前提就是确立市场主体地位,对这些复杂的市场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规范,以使各自的责、权、利明晰化。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多样化,原本就不够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如何通过完善市场经济法律调控机制,规范市场经济的秩序,对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法律调控对于规范市场秩序的作用

最早提出法律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是拉波塔等人,他们认为法律调控对于经济市场秩序具有积极的规范作用。研究表明:尽管不同法系国家的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不同,但法律调控对规范经济秩序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提高市场经济活动的规范化程度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各类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市场交易的法律、规章虽多,但没有统一的基本立法,产生多重标准、多头管理,新旧法规并行、规则不一、甚至矛盾,从而导致交易秩序混乱。尤其是公共产品在生产和价格方面都存在交易信息不对称的垄断行为,权力甚至成为市场要素,并在市场运行中起了主要作用,从而导致了市场的非公平性和资源分配的低效率。在企业的设立、歇业、变更、兼并、转让等环节很大程度上受行政干预,在企业登记注册的操作方面执法不严,企业资产权属不明,产权边界模糊,不该破产的企业却为了逃避债务而破产,致使社会资源流失严重。不仅损害了市场诚信,也侵害了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市场规范是指建立在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主体进入和退出市场的规则。随着市场规范化法律调控措施的推进,假个体工商户、假企业、假合资、超范围经营、无照经营的现象得到遏制。市场规范化程度的提高,保证了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有效运行。

(二)减少市场经济活动的不规范行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市场经济活动的不规范行为,导致各种纠纷、事故频发。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执行力度的加大,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不规范行为有了明显减少。例如,前几年,矿难一词频见报端,并相伴于人们的茶余饭后,时常引人不寒而栗。很显然,无论是私营矿洞还是国有矿山,无论是因为利欲熏心还是,都是由于对不规范行为管理、监督、惩戒模式的落后与缺失。也许有些人会以为,只要加强监管力度,对于出现不规范经营行为的矿山采取坚决关停的措施,再加上要求干部定期下井等政策,就可以逐步把矿难死亡降到最低。但事实上,这些措施基本上都只是治标不治本,也就达不到所希望的效果。我们只有将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深入人心,让所有相关人员都明确地认识到法律法规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才能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自觉地规范其经济行为。从相关部门在一线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看:与前几年相比,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规范行为出现的比率的确减低了;由于有法可依,近两年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争端也相应减少了。

(三)遏止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多层次、多水平的情况并存,出现相互攀比,基本道德、信用缺失,甚至无视法律、规则而不择手段的局面,致使市场经济秩序被破坏。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法律和制度的逐步建立,如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股票证券市场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建立,对于有效地遏止和预防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犯罪行为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显著的效果。在市场经济监管中,行政机关加强了管理和监督职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在具体的行动中,针对企业不法经营采取收缴销营业执照的措施,取消其经营权,针对办理假营业执照证书的情况,及时收缴,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并进行严厉惩处,有效遏制各种不法行为。

(四)提高市场经济主体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所谓市场经济,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市场、民主、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与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的进程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成分,去弊存益,不但在现在而且在将来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困扰。今天,市场经济的健全和完善既能够保证经济高效高速的发展,同时又能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合理平衡社会分配。经过近年来广泛开展市场经济法制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在思想、文化等领域形成一种预防犯罪的社会氛围,引导人们自觉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自觉的法律意识。从市场经济中交往活动诚信程度的提高可以看出,随着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加之广泛的宣传教育,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法律素质有了显著提高。

三、法律调控规范市场经济的具体措施

第一,根据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市场经济法律调控的必要基础。通过法律调控实现市场经济的规范化,一方面要加强法学理论研究,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尽快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和进一步完善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通过不断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特点和规律,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对市场经济法律实施、执行情况进行总结,结合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创新,及时解决法律法规的不配套、不完善,以及法律法规之间、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相互抵触的问题。同时,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法制建设的做法和经验,从而为促进和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二,加强市场经济的法制宣传教育,努力增强全民法律意识,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特别是要重视提高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法律素质。法律意识是指“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活动的总称”。实现法律对规范市场经济的调控作用必然要求市场经济主体既要遵守法律法规、依法经营、依法办事,又要懂得自觉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经济事务。因此,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任务还在于提高人民的法律自觉性和主人翁地位,使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主动拿起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人的法律素质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对于市场经济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帮助公民提高对法律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作用的认识,增强对市场经济法律教育提高公民法律素质重要作用的认识,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自觉性。

第三,努力提高市场经济法治化管理水平,强化严格执法,保证市场经济法律的有效实施,充分发挥法律的调控作用。市场经济相关法律制度,为市场经济行为的自由顺畅发生提供着行为规则和法律规范形式。市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遵纪守法行为一开始并不是自觉的,而是在严厉、严格执法的限制、约束、监督之下促成的,并在优质、高效、规范的法律服务帮助下,逐渐形成一种自觉的行为。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经济主体这种自觉行为的形成,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和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切实有效的作用。因此,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在实施过程中要坚持严格执法的原则,保证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努力提高市场经济法治化管理水平,充分发挥法律的调控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全球化、多样化的经济背景下,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调控体系就不可能实现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法律调控有利于规范市场经济的秩序,有利于经济活动的所有参与者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和道德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法治保障有利于确保经济活动遵循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有利于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法律的作用就是指引人们哪些行为可以为、哪些必须这样为、哪些不得这样为,从而对行为者本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法律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的。市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遵纪守法行为一开始并不是自觉的,而是在严厉、严格执法的限制、约束、监督之下促成的。法律调控的作用就是在于保持市场经济秩序规范有序,从而保证市场主体在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进行竞争。法律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主体规范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和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切实有效的作用。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很多法制行动都还在摸索中,在今后的法制建设中,我们要根据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1、从法律意识的提高转变到法律素质的提高:“四五”普法[R].中国法律发展报告,2007.

2、施延亮,潘定国.公民法律素质考察[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9).

3、丁扬.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化的法律经济学分析[J].理论界,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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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其将法律的非正式渊源分为了正义之标准，理性与事物之性质，个别横平，公共政策、道德信念与社会倾向，习惯法五个标准。对于此分类标准，我是十分赞同的。

从正义标准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正义一直以来无疑都是我们法律足学者、工作者所应当追求的最高价值，只是现实司法中更多存在的是绝对正义和相对正义的问题。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正义的，但相对正义却可以维持。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公平与正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兼顾二者自然是最好的，如果实在不能，那么我还是同意将正义置于首位。

从理性与事物之性质的角度来看，理性是人类经深思熟虑后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而并非因为一时兴起，或一时冲动所给出的意见或成见，纵然理性会在一定程度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我觉得单单是理性判断法律问题，其主观程度还是太过明显，不见得可以做出一个公平正义或另人信服的抉择，因此事物的性质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至少性质是客观的，衡量起来也更有说服力，因此有着法律政策去接受它，承认它的力量。

从个别衡平的角度看，个案解决在司法过程中也是个相当正常的情况，因为在现代生活中，随着经济政治生活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也渐渐出现，而法律的制定几乎也是在有过此类法律问题出现后才能出台相应的条例，不能起到预见性的作用。但法律的制定、修改是需要时间的，也正因为如此，在相应法规无法运用之前，就要求司法人员既要贯彻法治精神，又不要太拘泥于法律条款，针对特殊个案做出合理的判决。个案衡平原则，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从公共政策、道德信念与社会倾向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当然是与法律密不可分的，公共政策在很多时候作为国家的一种重要规范性声明，对社会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法律并未出台前，它的出现有效的维护着社会的秩序，使社会处于稳定状态，可以看出它对法律所起到的补充性作用；而在公共政策实施的一段时间后，它也可能上升为法律，因而获得权威恒定的效力，由此可见，它在很多情形下也是法律的草图。道德信念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很多时候表现为人们内心的意愿。道德信念理应成为非法律正式渊源，它对人类的拘束力是很大的，有利于人们自觉遵守。

从习惯的角度来看，所谓习惯，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交易中形成的经常性做法。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事实证明，恰恰是那些与通行习惯惯例相一致或者接近的规定，更能被社会很好地接受。我们应该重视习惯法的作用，并且尽量赋予习惯法权威的法律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的法治社会应该是习惯法的社会。

法律的非正式渊源在人类社会中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学者、司法人员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独是判例法国家，即使在完全实行成文法的国家，法律非正式渊源的地位和作用亦是十分突出的。我认为的原因有三个：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关系的纷繁复杂，使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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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法律在音乐学院管理中的重要性应用

法律来进行音乐学院的管理工作有利于学院管理的规范有序;有利于学生自主约束自身行为;有利于学生，教职工的教学安全保障;有利于学院管理更具有信服力等等。首先，法律通过其教育作用促进音乐学院的管理工作。法律的教育作用是指管理上的鼓励与惩罚，即对于学生，教职工符合学院管理的行为应予以奖励，以促进学生、教职工对于学院规定的认识和了解;对于不符合学院管理的行为，应予以惩罚，起到对违反行为的警告震慑作用，促进学院管理工作的落实。其次，法律通过其评价作用促进音乐学院的管理工作。这主要体现在对事实行为的评定上，音乐学院进行管理工作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评定行为，然后就是对评定结果的处理。法律的评价作用作为行为评定的标尺应用于具体实践中，能够促进音乐学院管理的规范性，公正性，客观性，增强学生信服力。

三、音乐学院在管理中对于法律的具体应用

(一)法律是制定相关学院管理规范，管理条例的基础

首先，法律是制定相关学院管理规范，管理条例的基础。我国国家公布的法律是公民强制遵守的唯一准则。也就是说，所有规章制度，地方性管理规范都必须遵从我国官方法律的立法精神及相关条款。规章制度，管理规范的制定不得与国务院颁布的法律相悖。如果有相悖之处，依照官方法律为准。这就显示出了我国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音乐学院在制定相关规范时，不得超出法律的范畴，如不得要求学生缴纳法律不允许的相关费用。还有法律要求教师不得体罚或是变相体罚学生，在学院管理中就不得规定相关教师的权利，即便是老师为了督促学生学习，或是学生确实有错误，老师都不得违反国家法律，进行体罚。因此说，在音乐学院管理工作中法律是制定相关学院管理规范，管理条例的基础。

(二)音乐学院在实行对违反规定的惩罚时以法律为标准和保障

对违反学院规范的行为进行处罚是惩治不良行为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增强学生对学院管理信服力的有效途径。而此时，法律就成为了音乐学院对违反相关规定的惩罚的标准和保障。举例说明，如某音乐学院在管理规范中规定学生应积极参加教学活动，不得无故旷课，迟到早退，否则按照违纪处理;对于长时间旷课，未经请假或未得到请假批准的学生缺席课程30课时以上不颁发学位证和毕业证。如果甲学生确实违反了这一规章制度，且此规章制度符合法律规范，那么，音乐学院就可以按照管理办法取消该同学的学位证和毕业证。因此，音乐学院在实行对违反规定的惩罚时以法律为标准和保障。促进了学院管理的落实。

(三)通过法律精神以及相关法条指导日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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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的至上权威

在大多数当代社会 ，法律是惟一主张具有无限权威的人类制度。法律通过权威的或主张权威的行为标准组织社会生活。

权威的概念与法律的概念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那种认为法律的分析涉及法律拥有事实的或有效的权威，但不必然包括合法性权威的概念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拥有权威的人仅当在他之上的人认为他拥有合法性权威时，他才拥有有效的或事实的权威，即法律为自己主张合法性权威。直接谈论法律本身的权威是可能的，如果法律是实施某种行为和排除相冲突因素的理由，那么法律具有权威性。

法律是权威性的指导以及其他权威性指导的渊源，“法律主张合法规则的存在是服从行为的理由”，而不是 “法律要求服从是由于对法律约束力及有效性的‘承认’。任何法律制度都声称具有至上的权威，要求人们服从。

如前所述，法律的权威是一种合法性权威，它主张法律规则应当是行为的排他性理由，对任何导致违反法律规则的理由，法律都要求人们忽视它们。但是，法律的权威也不是一种专横的权威，它不能依靠其所规定的强制性手段而获得。法律对人的行为的指引有两种方式：一是提供社会合作的方式 ，二是规定强制的措施。人们在是否服从法律的问题上可以使用道德上和利益上的审慎考虑，法律应当尊重个人的自治。

综上所述，法律权威的基本含义可以简单概括为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和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国家及社会行为均须以法律为依据的唯一的权威。

二、如何维护法律的至上权威

（一）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法律之所以能够成为权威是因为法律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强制性是法律的本质特征之一，哪里没有强制力，哪里就没有法律。无论是法律的产生抑或是法律的实施都离不开国家强制力的作用。“国家通过监狱、警察、军队、法庭等物质形态所体现出的国家暴力” ，形成法律权威存在的物质基础。通过运用强制力对非法行为进行约束和制裁，以恢复被破坏的法律权威，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统一。

（二）法律的公正

法律的权威不仅仅依赖于它的外在强制力，仅有外在强制力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权威。真正的权威是来自于内在的，法律的内在说服力既来源于法律本身内在的合理性，也来源于法律实施过程的合理性，正是这些法律才受到尊重、被人信赖、为人遵守。如果说，执法者缺乏法律权威观念会导致法治大厦的倾斜，那么，公众缺乏法律权威观念则能从根本上摧毁这座大厦。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在较浓重的人治社会传统背景下起步的，就更需要确立法律权威观念，只有树立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至上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任何人都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也不例外。

三、法律的力量源于权威，源自公正

法律必须有权威，才能彰显力量，赢得尊重。法律权威的形成，不在于法律的存在，而在于法律的公正。

（一）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只有得到有效实施，才能将纸上的法律转化成行动中的法律；只有通过普遍崇法守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才能使行动中的法律成为在现实生活中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律，法律的生命力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和延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重视和加强宪法法律的实施，将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工作重心。法律的权威和尊严，需要通过法律的实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来维护；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需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与法律监督的衔接配合，用法律的实施效果来检验和推进；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氛围的形成，需要通过法律的实施，发挥法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来培养和营造。

（二）法律的公信有赖统一的适用

法律不仅应当得到实施，而且应当得到有效的实施。有效的法律实施有赖于统一的法律适用，这是宪法规定的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的体现，是贯彻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也是构建良好法治环境的基础。

当前因法律适用不统一引发的法律实施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法律公信和权威的突出问题。法律的有效实施，不仅要求法律条文在个案中得到正确适用，更需要法律规定在类案中实现统一适用；不仅要求行政执法的统一，更要求司法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律实施的普遍认同，进而形成对法律的内心信仰和普遍遵守。

（三）法律的价值实现重在司法的保障

所谓“司法”，就是通过公正中立的程序运行与严格规范的法律适用，将抽象、原则的法律规定，适用于法律争议纠纷的具体实践，明是非、断责任、解纠纷，最终实现法律定分止争、惩恶扬善的价值追求。

人类社会伴随着纷争产生而不断探索着纷争的解决之道，从原始部落争斗、同态复仇、神明决断、长者调停、宗教裁决、皇权定夺，直至现代司法裁判，通过司法来定分止争是人类社会的历史选择。可以说，现代社会不论实行何种社会制度，也不论实行何种具体的司法制度均设有法院，并赋予其共同而基本的功能，即依法解决纷争且对纷争的解决具有终局功能。在国家为消除社会冲突所建立的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司法等各项法律制度中，司法被赋予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因此，司法在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中也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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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都有追求社会生活稳定、和谐有序的目标指向，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具有共同的正义性、应当和必须的价值追求以及相似的表现形式。

1. 共同的正义性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代表或反映人类共有利益的需求决定了道德的内在精神之一就是正义。道德效力所追求的从行为层面讲，就是社会个体对道德规范的遵守；从价值层面看就是正义的实现。一旦失去了正义的理想和崇高性，道德也就失去了它应该有的价值。道德失效也指日可待。正是由于道德的这种内在价值精神，成为了法律规范制度与实践的价值参考。法律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其正义性，正义性是法律之为法律的标志，也是法律得以实现的基本动力。法律效力所追求的就是正义的实现。那种完全独立于道德标准、道德原则的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是不可能有效力的。法哲学研究的先躯――古希腊学者，是正义论研究的先行者。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亚里士多德就把正义作为法律的基础。他认为法律只是人们互不侵害对方权利的临时保证而已，而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亚里士多德从正义这个前提出发，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具体表现，法律的好坏是以正义作为评价标准的。人们服从城邦制定的法律，也就是实现了正义。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公道和正义是法律的目的，并且是它的准绳。他的“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的名言，一直成为人们探讨道德和法律关系的基点。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在论述法的概念时就指出：某种存在物是否是法律，并不是看它是否是出自国家或是否为习俗，而是看它是否正义、与自然相一致。他把法律的基本特征看成是正义，而非国家强制性。与一个社会的道义上的观念或实际要求相抵触的法律，很可能会由于经常受到消极抵制以及在进行监督和约束方面所产生的种种困难而丧失其效力。这样就把法律与道德拉得很近了。可见，正义性是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它们共同的内在本质。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的实现也就标志着正义的实现。

2. 二者都具有强制性和价值性要求

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追求的是对人的行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的成功调节。二者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强制性，即所谓必须如此，它保障的是规则的基本有效性；一是价值性，即所谓应该如此，它赋予规则以价值的内涵。从人类早期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规则：有些规则主要是靠对不服从的惩罚和威胁来维护；另一些则依赖于人们对规则的尊重、负罪感或者自省来维护。“必须”与“应当”是既存于道德中又存于法律中的两个共同的对秩序的追求。实际上，无论是道德效力还是法律效力，都既需要产生规则效力的“必须”之强制，也需要体现价值合理的“应当”。法律效力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需要外在的强制性。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必须顺应该社会流行的道德规范的要求，否则就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必须以道德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为指导。可以说价值的合理性是法律精神的基础；而道德效力的实现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需要价值的引导，它同样需要一定的社会强制。两者的区别只是在于：在法律效力和道德效力中，“必须”的实现机制和“应当”的运作原理各有特性。虽然从总体上道德效力体现“应当”的要求，法律效力体现的是“必须”的要求，但是从根本上说，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都必然追求“必须”与“应当”所体现的秩序目标。道德规则区别于其他社会规则的特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能够造成保障它们效力实现的强大的社会压力；二是它在相当程度上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或与之相连的个人偏好。前者为“必须如此”，后者是“应当如此”。道德效力也需要有强制力作为保障。道德效力的实现需要依靠社会舆论对道德的履行施加一定的社会压力，以保证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合理性能够得以实现。

3. 二者效力的基本表现形式都是赋予力和约束力

道德效力的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是赋予力和约束力。道德效力是指作为规范形式的道德基于社会秩序的价值定位，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所产生的应当执行的作用力。它是以社会舆论、传统习惯、行为个体的理性自制和内在良知为保证的，表现为赋予人们对违反道德规范的有关行为人进行道德评价和谴责的权利和赋予人们对遵守道德规范、品行高洁的有关行为人进行道德赞誉、支持的权利以及约束人们遵守道德规范、履行其义务或责任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包括赋予力和约束力两个方面，而不是仅仅指约束力。同样，法律效力的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是赋予力和约束力。法律效力首先是一种“力”，是一种“作用力”，这种“作用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的，表现为赋予有关主体行使其权利或权力和约束有关主体履行其义务或责任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包括赋予力和约束力两个方面，而不是仅仅指约束力。二者的表现形式很相似。

二、二者之区别

1. 道德载体和法律载体之不同

无论是道德效力还是法律效力都是一种作用力，而这种作用力只有通过某个事物才能传送到各个方面，所运载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这种作用力的事物就是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的载体。道德效力的载体是道德，而不仅仅是道德规范。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善恶和是非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并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指导的人格完善活动与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体系。作为道德效力的载体的道德是作为整体的道德，其中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秩序三个方面。道德活动既是人们的观念活动，也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派生出来的用以调节人的交往行为、保证社会秩序的实践活动。道德自身的要素，如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等构成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自组织系统――道德系统。

法律效力的载体只能是法律，而不能是法律派生文件、文书，不能是民事行为。第一，法律的作用力是法律的效力，派生文件的作用力是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法律的派生文件、文书只能用“效力”来指称，而不能用“法律效力”来指称。通常所说的派生文件、文书的法律效力――在效力两字前加上法律两字只是强化效力的严肃性而已，就实质内容而言，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与派生文件、文书的法律效力两者之间无任何差别。第二，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范围是特指的、具体的。虽然也可以用“时”、“地”、“人”、“事”来牵强解释，但与法律的效力范围这种泛指的、抽象的概念相比则相距甚远。法律的效力与派生性文件、文书的效力范围也不能同日而语。法律效力中的法律是指整体的法律，包括法律观念、法律规范和法律秩序三个方面。许多人把法律效力等同于法律规范的效力。而事实是，法律效力之法律是作为整体的法律，即作为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等法律要素有机结合的一个个具体的法律，因此法律效力便不能仅仅是法律规范的效力。

2.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之不同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它们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手段。

其一，产生和表现的形式不同。道德规范源于人所具有的自我完善能力和一定的价值追求，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养成。它是从一种自发的习惯而开始升华，最后成为群体的固定行为模式，从而形成规范。因此，道德规范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信念中，没有明确的、特定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法律规范则不同，它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集团运用国家权力，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的。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制定法律规范是有其严格的法定程序的，在规范的形成中具有最高的严肃性。这对于大陆法系自不必言，即便是英美法系的判例也是如此。因此，法律规范一般都存在于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诸如宪法、法律、法规及规章之中。它有着其明确的、特定的、具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道德规范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规范则属于政治上层建筑。

其二，实现的方式不同。道德的基础是自律。因此，道德规范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教育的作用，使之逐渐成为人们的观念模式，升华为内心的崇高信念，再转化为习惯的行为模式。它的实现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诚然，道德规范的实现，也并不排斥他律，即一定的外在强制性，这主要是指社会舆论和公众评价的力量。但是，即使是这种外在强制性，也必须首先转化为行为人的内心自我强制性，道德规范才能得以实现。法律规范的实现则完全不同，它具有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强制性。法律也并不排斥自律，即人们的自觉守法。但法律实现的基本形式是他律，它以一套完整的程序和机构、设施保证其实现，它原则上不允许任何规避法律的行为存在，它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给以相应的、有力的法律制裁，以保证其实现。

由此可见，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有着确定不移的界限，这种界限就在于二者在产生、表现和实现形式上的区别。由于这些形式上的区别，使得法律效力和道德效力的载体泾渭分明，人们便能够简单明了地区分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法律。

3. 效力作用机制之不同

作为规范形式的道德和法律，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能否产生普遍的、应当执行的作用力与各自的维护机制是密切相关的。道德效力主要是通过人的良心和舆论及风俗习惯的社会权威来加以维护，而法律效力则主要是通过特殊的国家强制力来保证。

道德效力主要是通过人的良心和舆论及风俗习惯的社会权威这种弱强制力来加以维护。这种弱强制力，在个人层面是个人的理性自觉、个人的良心机制，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控制的强制力；在社会层面则是舆论及风俗习惯这种社群压力，社群压力也是一种强制力，否则就不能合理解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礼教吃人”现象。社群压力这种弱强制力并无特定的机关来行使，它是通过社会舆论、公共谴责、他人嘲弄、孤立、谴责而进行的一种精神性的、非物理强制性的强制力，它充分体现了舆论和道义的力量。良心是自我控制的核心。良心的特殊的强制力是社群压力和国家强制力所不可替代的。作为公民个体行为内在的制约力，良心一经形成便会贯穿在个人意识和行为的始终。个体良心的是非认同和好恶情感对个人的行为起着支配的作用。在行为中，良心对个体行为具有内控作用，即道德监督作用。它随时监督行为者按良心的要求做事，纠正和克服不良的情感。人们常说的“改邪归正”、“良心发现”就是这个道理。人的行为是道德良知的外在反映。良心不仅是一种知耻心、一种责任意识，更是人的道德自律的最高表现，是人行为有德的内在推动力，对道德效力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

法律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着最高权力的意志，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法律效力的实现是依靠国家强力机器来保障的。国家是强制的主体。国家的强制手段包括警察、法庭、监狱等。法律的强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保障法律权利的充分享有；迫使法律义务人履行义务。通过对不履行义务者的制裁，确保法律的权威性，维护社会正义，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律一经制定，就要求必须被遵从。如果有人破坏或不遵守法律规范，国家就会运用强制手段对之予以强制性的处罚。国家强制力量维护着法律的尊严并赋予法律以威慑力，从而使得法律的维持与实施具有可靠的、强有力的保障。一项法律即使是错误的，在它没有被更改之前，国家强制力仍然要维持它的执行。因为有了国家强制力量作后盾，所以法律规范比其他类型的规范更能有效地调整人的行为。这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相区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也因如此，在对社会生活的调整上，法律居于主导地位。以国家名义规定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主要体现为或仅仅体现为法律。而国家强制力也成为法律效力的最有力的维护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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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潘佳铭：《道德规范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成都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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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法律 普及 意识 关系

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完善，法律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任何行为都要以尊重法律为基础，同时，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到遵法、守法、用法，在了解法律的同时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用法维权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带动公民遵法、守法、用法的基础，同时，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能更好地促进法律的普及与推广。法律普及与法律推广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为法治社会服务，共同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一、我国法律普及现状分析

法律的普及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提高民众意识的基础。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国家针对普法问题作出了一些规定，法律普及与立法之间形成了一种必然的联系，加强法律普及是推进公民懂法、用法的基础，从目前来看我国法律普及具有如下现状：

（一）法律普及范围

从法律普及的范围来看，我国目前法律普及的范围不够全面。随着我国法律普及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在法律普及上不断的深入，在普及范围上不断的扩展，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法律普及上极为重视，为了帮助偏远地区的民众提升意识，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和尊重，学会用法律来进行自我保护，并避免无意触犯法律行为的出现，在偏远地区举行了多次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同时，在一些民众聚集的场所，如社区、活动中心、俱乐部等地方进行的普法的宣传活动，动员民众一起参与到普法活动中来，帮助人们接触对法律问题的疑问。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律普及的效果，促进了法律普及影响力的提升，但是，从法律普及的范围上来看，我国的法律普及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扩展，力求使法律普及行为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展。因此，我国法律普及影响力范围是法律普及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二）法律普及对象

所谓法律普及的对象，是指通过法律普及行为所影响到的民众。从目前来看，我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应该是法律普及的对象。换言之，普法行为没有民族、地域、阶层的差异，普法行为“一视同仁”。在我国，法律普及所涉及到的对象从农民到工人，从蓝领到白领，从领导到群众，可以说法律普及对象涵盖了我国所有公民。但是，随着我国法律的更新以及社会结构的复杂化，法律普及应该将其普法对象进一步细化，针对不同的法律普及对象组织科学的普法行为，使我国的法律普及行为影响层面更加深远，普法对象更加全面。

（三）法律普及方式

法律普及方式是法律普及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普及的过程中，采取何种方式是法律普及效果的保证。我国法律普及的方式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普法对象和不同的普法内容设定丰富多彩的普法模式。随着信息化及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普法活动更是融合了信息化与网络化的积极因素，将普法活动与现代化相结合，融合了现代化社会所提供的积极力量，丰富了法律普及的形式。随着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普法行为在形式上还需要进行创新，使普法方式与民众背景相结合，体现普法的真正目的。

二、影响民众意识因素

民众的意识与法律普及之间存在这必然联系，只有民众提升了自身对法律的认识，才能尊重法律，并且能够合理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对合法权利，保证自身行为不违背法律规定，做一个合法公民，根据我国的民众意识情况来看，我国民众的法律意识还有待提升。从目前来看，影响我国民众意识提升的因素有以下几种：

（一）基础法律教育不完善

在目前来看，我国的教育模式相对固定化，尤其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所涉及到的知识相对固定，以基础的科学文化知识为主，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教育明显不足，甚至有许多人根本没有接受过系统化的法律知识教育。从我国的教育体制来看，教育过程中法律的缺失导致了人们缺乏法律知识，而法律知识的匮乏便导致了人们意识的淡薄。基础法律教育的不完善阻碍了民众意识的形成，使人们在法律面前显得极为盲目，甚至是缺乏对法律的准确定位，致使许多违法行为屡见不鲜。

（二）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我国，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是民众所普遍接受的，人们对于公众权利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甚至是具有狭隘的小我观念，这种观念致使人们的生活圈和生活范围缩小，对于公众利益和权力不在乎，甚至是忽视。这种小我的观念是人们忽视了法律对于集体的影响力，也忽视了法律对于个人的约束力，有一些民众认为，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便不会违反法律。这种小我的传统理念阻碍了民众法律的意识的提升。

（三）和平社会环境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安居乐业”的思想

从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来看，我国处于和平年代，而且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相对和谐，当然，不否认在我国的社会中也会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但是，社会的主流是和谐的，这种和谐的社会主流使得民众随遇而安，甚至忽视了违法行为对自身的危害，导致民众的法律意识淡薄，甚至会忽视法律的存在，当遇到违法行为的时候只顾逃避而缺少自我保护意识。和平社会的祥和状态影响了民众法律意识的提升。

三、法律普及与民众意识关系

法律普及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共同发展，随着法律普及的不断推进，民众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的提升，同时，随着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升，为法律的普及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空间，促进了法律普及效果的产生。

（一）法律普及对公众意识的促进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法律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法律的普及为人们遵纪守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奠定了基础，同时，以法律的普及为基础，能有效地促进民众意识的提升，使人们自觉地参与到守法、护法、用法的行为中来。

法律普及能有效促进公众意识的提升。法律普及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工作，法律所涉及能够加强人们对法律的理解，规避违法行为。从目前来看，我国民众的意识相对薄弱，尤其是在法律的意识上，在对一些基本法律规范的了解和运用上还存在不足。从人们的思想理念出发，法律的普及是人们思想升华，意识提升的基础。法律普及是提升民众意识的一种基础行为。从目前我国法律普及的现状来看，法律的普及主要是向公众推广法律知识，传播法律准则，通过一系列的普法活动将法律所涉及到的最基本、最新、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渗透到人们的思想里，从而改变人们的思想。同时，通过丰富多彩的普法活动能有效提升人们对法律知识的认识，使人们在思想深处理解法律知识，重视法律知识。这样，通过丰富多彩的普法活动便促进了人们法律意识的提升。

同时，目前我国民众的意识大多停留在基本生活中，意识形成的基础是日常生活，这使得许多民众的意识不具有规范性和科学性，甚至会形成盲目的错误的认识。这种盲目的认识需要一定的行为予以规范，法律普及就为民众意识的规范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人们从不同的法律普及活动中获得更多的知识，从而规范民众的意识。因此，无论是从法律普及对民众意识形成的基础性作用出发，还是从法律普及对民众意识的规范性作用来说，法律普及都促进了民众意识的形成和规范，使民众意识在良好的氛围中得以规范。

（二）公民意识对法律普及的推动作用

法律普及的对象是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个体，换言之，法律普及是针对民众而进行的，在法律普及活动的作用点是民众，随着民众意识的不断提升，为法律普及提供了更好的空间，促进法律普及效果的产生。

首先，民众意识为法律普及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法律普及是针对人们思想意识的一种活动，法律普及意在端正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加深人们对法律的了解，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守法、用法。良好的意识能更好地促进法律普及的开展，使法律普及效果体现的更为明显，并且，在良好的民众意识的基础上进行法律普及活动，能有效地展示法律普及的作用，为法律普及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民众法律意识不强是法律普及产生的前提。法律普及活动主要是针对那些对法律认识不明确，对于一些法律常识不了解的人，为了端正民众对法律的认识，加深民众对法律的理解，尤其是加深人们对常用法律知识和新颁布法律知识的理解，促进人们自觉守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行为。

再次，针对新出台的法律普及行为来说，良好的民众法律意识是检验新出台法律的重要标准。对于许多新出台的法律来说，他们还没有完全参与到社会中来，还不为民众所熟知，为了检验新出台法律的群众影响力，将新出台法律融入到日常的普法活动中，使人们对新出台法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通过民众的反应和意见对新出台法律进行适当的调整，使新出台法律更能代表民众意志，符合人们的根本利益。

最后，民众所具有的法律意识的不断提升能促进法律的改革和发展，是普法行为具有新意义。对于法律普及活动来说，其不仅仅是要将法律知识灌输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同时，还需要汲取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见解，汲取优势，对现有法律进行不断完善，使之符合人们的思想理念，促进法律与社会的融合，使法律体现人们的根本意识。因此，对于法律普及来说，良好的民众意识能够促进法律普及的展开，更能为法律普及赋予新的意义，提升法律普及的有效性，体现法律普及的真正意义。

（三）二者相互影响，共同进步

法律普及对民众意识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民众意识对法律普及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二者是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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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法官的个性

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Jerome Frank）的司法判决公式很好地说明了非法律因素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影响，即：D（判决）＝S（围绕法官和案件的刺激）×P（个性）。弗兰克认为，法官的个性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中枢因素，判决结果可能要依碰巧审理个案的法官的个性而定，法官的自由裁量结果由情绪、直觉、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法律因素所决定。[2]P27-34

到底什么是法官的个性呢？法官的个性可以概括为，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自身的所固有的一些参与到判断中来的非法律因素的总称，包括法官个人的政治素质、文化底蕴、道德修养及一些不确定的情感因素。

那么，在审判过程中，判决到底是怎样做出的呢？首先，让我们来看普通人在日常事务中是如何做出判断的。其实，“判断的过程很少是从前提出发继而得出结论的”。“判断的起点正与之相反——先形成一个不很确定的结论；一个人通常是从这一结论开始，然后努力去发现能够导致出该结论的前提。”[3]P27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决定判决内容的既不是法律规范也不是逻辑更不是概念。换言之，判决的作出总是先根据感觉大胆得出结论，然后到法律和学说中去小心求证——无非是东寻西找、各取所需，最后确定据以判决的法律规定（相关法律条文）——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法官的个性。

二、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的价值

现代社会生活更需要“能像机器那样被依赖的法律”[4]P144，——一种形式理性的法律。法律的首要特点是法律与道德的分离[5]P37，法律与权力的隔离，换言之，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法律领域，即法律帝国。概而言之，法律的形式理性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系统性的法典经职业法官通过正当程序加以职业化的解释、推理和适用。也即，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发挥着“超级自由裁量”的作用。质言之，必须承认司法主观性的客观存在，而且在法官的个性突现即是司法主观性的表现。

（一）法官的个性与法的局限性

法律具有规范、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适用应当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体现在对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应当有相同或类似的处理。但是，法律始终是不确定的，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漏洞。法律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普遍的法律规范和个案处理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基础[6]，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法官个性的内在应有之义。

对于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的作用这一客观存在视而不见，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规则完美主义态度，它完全忽视了法官在抽象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规则完美主义认为，立法者具备完全理性，对于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科学圆满的认识，对于社会的规范需求具有完全的把握，而且基于语言的确定性和形式逻辑的完备性，立法者同时兼有充分的表达能力和准确的表达手段。因此，立法者完全有能力制定一个足以应付实践中所有疑难问题的规范体系，保证其完美无缺、逻辑自足，能够自动适应个案事实。而法官就像自动售货机，毫无独立意义，他所能起到的充其量是担当一个规范的简单套用者角色的作用。拿破仑曾认为，法律可以变为简单的几何公式，任何一个能识字并能将两个思想连接在一起的人，都能做出法律上的裁决。在这一意义上，法官成为机械的操作者甚至成为机械本身。

而事实上，社会生活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状态，法律只能是对社会现象的合理反映和承认，越是活跃的社会关系就越难为规范所完全控制或者覆盖，就越有可能突破规范的限制，成为现有规范的对立面，因此为了协调社会生活的多边性和法律的稳定性，要求法官能够敏锐地观察到社会现实以及利益呼声，在既有的规范前提下，机智地解决这一矛盾。法官并非是规范的机械套用者，而是在社会现象的压力之下发展、创新规范内涵，同时寻求规范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

法官的个性存在的首要价值在于其能有效地克服法律的上述局限性。规则因素之不足可以以人的因素弥补，纯粹的法治的不存在的，只有具体、真实的人才能做法律所不能做的事，因而，应当认真对待人的因素，而不是回避和放弃这一问题。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使法官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消除法律的模糊性，作一个比喻：法官的自由裁量是法律中的一个连接变动着的外界的窗口，它使法官站在法律的缺口与流动的社会生活的交界处，从社会生活中发现和提炼生生不息的规则，以弥补法律的滞后性及不周延性，因而法律授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扩大法律的涵盖范围，使法律的处延成为开放性的，增大法律的适用性；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还能促使法官能根据时代的需要，对法律作灵活的解释，以避免法律的不合目的性，丹宁勋爵形象的比喻正好形象地说明了法官的个性弥补法律局限性的功能：“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纺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熨平。”

在法律漏洞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显得很有必要，否则，法官在大量的纠纷面前束手无策，大量的社会冲突与纠纷得不到解决，这样的法院和法官多少是令人失望的，而民众一旦对法律的失望是通过对法院的失望表现和宣泄出来，这种危害就有可能扩大和加剧。所以，拉伦茨先生认为，不得拒绝审判的法官，无论如何有义务去解释法律，并且在法律有漏洞时，有义务去补充它，德国学者科因也指出，如果一个起诉的请求权的基础事实未为立法者所考虑到，那么，法院固然可以以该诉不能获得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但它可能因此违反正义和衡平裁判的义务，法律存在和法院存在的意义淡然无存。

（二）法官的个性与法的发展

法官的个性（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另一意义是能促进法律的发展。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律是根据社会典型情况而作的一般规定，换言之，法律规范不得不舍弃各个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特征，而以抽象的一般人、社会生活中典型的场合、事件和关系作为对象来调整。在一般情况下这也能导致公平，但是，具体情况并非总是典型的，相对于典型情况存在许多变种，如果将其与典型情况一样，适用同一法律规定，必然会“削足适履”，导致不正义。法官的个性正是沟通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矛盾的桥梁，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行使自由裁置权，变通适用法律，以免因法律的规定与特殊情况不相宜而不公平地分配利益，力求每个案件都获得正当、合理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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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国际社会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市场经济要经受住这种大风大浪的考验，必须依靠良好的法治环境，因而加强法治建设对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民法作为调整市民社会的法，在法治建设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对民法的有关理论问题，特别是民法基本原则问题予以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学者的表述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它是民法的立法原则，又是执行法律、进行民事活动和处理民事问题的根本准绳；另有一些人认为，它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民法的出发点和依据；还有人认为，它是民法的指导方针，对民法的各项规定及其实施，都有指导的效力和作用；它是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对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与全部民法规范起统率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但在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民法规范起统率或指导作用上，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没有疑异的。笔者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民法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它是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体现，是国家民事政策的直接反映，最终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效力

民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法律规定的，当然也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具有法律效力。基本原则的这一效力表现在:其一，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解释、理解民事法律的准绳。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对法律的解释、理解，理解是否准确，解释是否合法，都要靠以其是否合乎基本原则来衡量;其二，基本原则是从事民事活动的准则。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不能违反基本原则，违反基本原则的行为也就是违反民事法规的行为，即民事违法行为;其三，基本原则是裁判民事案件的依据。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不论调解，还是判决，都不能违反基本原则。因此，基本原则的约束力决定了法院可以依基本原则裁判案件。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多处提到”民事活动”，因此它只是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作为法院处理案件的依据。

三、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

我国民法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表现为：

（一）从法哲学的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是克服民事法律局限性的有效方法。民事法律规范可以采取严格立法方式和模糊立法方式。前者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效率性等优点，但同时又表现出个别不公正性、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的特点。而后者虽然具有灵活性和周延性等优点，但赋予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极易造成司法腐败，使”法治”变为”人治”，从而被实践所摈弃。由此，法律的价值选择是极为艰难的。顾全了效率与安全，个别公正和周延性便难免会牺牲；而顾全了别公正和周延性，却又牺牲了效率和安全。这就是民事法律的局限性问题。而民法基本原则由于具有模糊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它的引入将法与人两个因素结合了起来，将严格归责与自由裁量结合了起来，将个别公正性与普遍性结合了起来，从而弥补了严格立法的个别不公正性、不周延性、滞后性的缺陷。因此，它是解决民事法律价值选择的二律背反的有效方法。

（二）从功能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差不多是民事法律全部价值的负载者。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是密切相关的。第一，它以其自身的模糊形式保障法律的灵活性的作用，由于基本原则的模糊性，法官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通过解释基本原则，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新要求补充到法律中去，以使法律追随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实现法律的灵活价值；第二，它以模糊性实现着法律的简短价值。具有模糊性的民法基本原则使法律的外延成为开放性的，这样法官可将社会生活中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则源源不断地输入于法典之中。因此，模糊性规定出现于立法，必然使法律条文的数目减少。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只有156条，这与基本原则的作用密不可分。第三，它还保障着法律的安全价值。由于基本原则具有实现法律的与时俱进的进化功能，法律不必经常修改而保持相对稳定，实现了渐进式的、生长式的发展，从而保证了法律的安全性。

（三）从实践价值的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具有如下功能：首先，立法准则的功能。在制定民事基本法时，民法基本原则产生于具体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之先，再以其为准则制定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因此，民法基本原则是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的基础和来源。其次，兼具行为准则和审判准则的功能。民法规范是从民法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和具体性，因此，民事活动的当事人首先应以民法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当民法规范对有关问题缺乏规定时，当事人即应自觉以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法官此时可以直接将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审判规则。再次，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民法基本原则是解释民事法律法规的依据。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须对所应适用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阐明法条的含义，确定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无论法院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其解释结果均不能违反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也是补充法律漏洞、发展学说判例的基础。当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在不能从现行法获得依据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适用民法基本原则裁判案件。

（四）从法律的贯通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法的范畴，甚至成为其他法律的指导原则或指导原则的变异形式。例如，民法上的平等原则，体现为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平等原则、国际法上的平等互利原则以及刑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体现为商法、经济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国际法上的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原则；民法上公序良俗原则，体现为诉讼法上的尊重民族语言文字原则以及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等。民法为万法之法，”民法内容已经成为其他类法的前提或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民法基本原则也应渗入其他法律，甚至成为其指导原则。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起草的工作，而民法基本原则在其中具有体现民法文化和民法理念的功能，可以取得高屋建瓴、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微观把握宏观的效果。因此，重视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对于民法典的起草，乃至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完善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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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0-0314-01

前言：法律的本质特征是理性，强调的是公平，而道德的本质特征是情感，强调的是和谐。在社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法律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冲突。如果一味地强调法律的刚性，则会使得人们的生活失序，而一味地强调道德的柔性，则无助于法制社会的构建，因此，只有将二者有效地结合，才能发挥出法律与道德的最大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

一、法律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冲突表现

1.合理不合法

分析法律与道德的本质，我们能够发现，法律基本的特征是理性，而道德基本的特征是情感。我国的道德发展深受古代传统思想的影响，“百善孝为先”、“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思想，是我国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基础，也是形成中华民族灵魂的基因密码。法律是政治集团强化政权的一种手段，通过建立相应的标准，实现统治的权威性，尽管现代的法律实现了理性化的发展，用以规范行为，但是，合理运用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有效措施，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尽管能够增强法律的适用性，但是在作用于人的思想意志方面，法律有着天然的缺陷，用法律去约束和禁锢人的思想和意志，违背了立法的内在要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合理不合法的现象逐渐增多，如安乐死引发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安乐死作为一种精神类药物，能够减轻人的痛苦，但是在实施安乐死后，人的生命迹象会逐渐消失，采用外力因素导致人死亡，构成了故意杀人的基本要素，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为了减轻当事人的痛苦，采用安乐死的做法，显然不合法，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符合道德的基本要求，使得道德与法律之间产生一定的冲突，使得事件本身具有了一定的争议性[1]。

2.合法不合理

通过分析道德与法律的作用，我们可以知道，道德强调了和谐，而法律则强调了公平。在情感的基础上，道德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它并没有对行为做出硬性的要求，而是激发出人的天性，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意识，由个人到集体，由集体到社会，逐渐形成道德规范，用于指导人们的行为。而法律在制定之初就是对道德的一种冲击，转变了以道德建立的规范体系，用强硬的政治手段参与到日常生活，通过提高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赋予了法律维护公平的内涵，法治从起源到发展，无不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平保证了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平均分配，为权利的斗争是法律公平性产生的原因，同时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一种手段，但这与道德在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却存在较大的差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为道德建设提出了内在要求，如在2016年1月，在我国广州市产生一起由扶老人引起的诉讼案，再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并由此产生了较大的争议，该案的原告主张被告先撞倒了自己，再送其至医院救助，而被告则认为是自己主动做了好事，该案的诉讼结果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司法解释是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由可能存在的“诬告”行为是否具备了违法的基本特征，需要承担法律的责任，目前行业内尚没有统一的定论，在扶不扶问题上引发的疑问，法律如何能做出完整回答，只是依照法律的审判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社会群众的情感，也对道德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又如常见的道德问题、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行为，是我国道德生活切实存在的不良行为，但是，法律却在上述道德事例中却没有应用的空间，因此，我国法律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关系是互相补充的，法律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法律却不是万能的工具，在完善法律体系的过程中，也应当注重道德体系的完善，补充法律的天然“缺陷”助力于我国社会的进步[2]。

二、促进法律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协调措施

1.加强法律的适用性

我国的法律体系正在朝着规范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对于法律体系的构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在立法层面上，要注重将优秀的思想文化融到法律体系中，使得法律更具有“人情味”，同时还要注重加强法律的适用性，要对社会突出的重点矛盾问题，加强司法解释的力度，同时要做出有效宣传。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法制社会方面不断尝试，不断完善，对危害公民身体健康、违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行为，要予以行政处罚，如公共场所吸烟等行为。在加强法律适用性的问题上，还要注重发挥道德力量，不能过分强调法律的适用，将法律约束流于形式，违背了法制社会构建的初衷[3]。

2.加强我国思想道德建设

加强我国思想道德建设，能够有效地补充我国道德规范，提升国民的素质，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道德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式的道德规范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我国的道德建立于情感之上，区别于西方国家以自身为主的道德内容，我国更注重以己度人，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融合于整体的道德大环境，这就使得在加强我国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要注重正确引导道德观念，发挥党和政府的作用，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宣传符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道德观念，助力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结语：综上所述，法律生活与道德生活存在必然的矛盾，但是通过有效的促进措施能够增强法律的适用性，能够补充道德规范的内容，发挥出法律制度与道德规范的作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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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法是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历史前提的根源，它们最初是一体的，正像唯物史观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主要手段，其产生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

（一）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逻辑起源。前苏联史学家谢苗诺夫用大量史料证明：原始禁忌是社会规范的最早形式，属于某种最原始的社会规范。另一位前苏联学者、法学家雅维茨在其《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一书中提出：“在遥远的过去，单纯依靠禁忌调整人们的关系，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初和最低级的形式。在当时，禁忌的作用是由恐惧和习惯保障的，被看成是统治整个共同的自然的、基本的力量。”因此，禁忌在原始社会具有同道德和法律相同的规范作用。

（二）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由于人类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需要，道德和法律便应运而生，另外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建立，法律从道德中独立出来。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秩序、自由和公正。

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良好运行的基础，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社会秩序通过习惯、道德、制度、法律等四种形式实现。其中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任何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秩序基础之上运行的。

法律和道德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即自由。自由是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条件，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道德自由和法律自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公正是道德和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道德公正和法律公正既联系又有区别。法律公正的确立和生效根源于道德公正的规范功能。如果没有道德公正和它的规范功能，法律公正可能成为泡影，它的积极作用很难得到发挥，还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二、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客观性

中国道德和法律的融合需要深厚的理论作基础，还要符合我国现实的客观性。即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生态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具有竞争性、法制性、自由性等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诚实信用的专门特征，而道德和法律融合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包括自由、平等、正义、秩序、信用等。

道德与法律的融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民主是法治的必要前提，法治是民主的有力保障。法治不仅仅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社会主义民主蕴藏着一定的道德内涵，民主问题是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文化基础。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规范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现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有机统一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路径

结合道德与法律本身的内在联系及当代中国现实情况可以看出，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现实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实现道德与法律的良性互动。道德与法律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可以作为调控人们行为的手段，但它们在基本内容、表现形式、调控方式、产生时间等方面存在不同，这并不影响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

1.加强法律对道德的保障。道德的运行离不开法律，有时法律将道德规范制度化、模式化。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对促进社会大众的文明觉醒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显然，道德的制度化并不是将所有道德制度化为法律，而是将反映人民大众基本需求、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加以制度化、规范化。

2.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从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可以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第一，立法的道德条件。立法活动时应充分考虑人文主义因素，做到尽善尽美，因而立法主体应牢固树立人本主义的方针，将正义、平等、信用等价值理念体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第二，司法的道德保障。司法主体应具有相应的道德能力，如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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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法律中的利益平衡点

经济法律中利益平衡点就是经济法律中确定利益平衡关系的“度”。在经济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如何保证经济法律中利益平衡，关键看如何确定利益平衡点。因此，在整个法学界，包括经济法律在内，利益平衡点的确定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根据前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找寻：

（1）应当从经济活动的实际中找寻。经济法律约束市场经济活动，也就是保证经济行为主体的根本利益。经济法律的制定，包括经济利益平衡点的制定都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证主体利益。因此，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应当从经济活动的实际中寻找。经济活动直接反映了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只有充分认清经济活动中，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才能真正找到确保经济活动长期繁荣昌盛的利益平衡点。

（2）应当从利益的追溯中确定。利益永远是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目的。利益追溯的规范和约束也是经济法律的最根本目的。利益平衡分配是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根本条件。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应当与市场经济中的利益诉求保持一致。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是市场经济利益的法律表现。

（3）应当符合时代要求和客观实际。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随着时间、空间、政策、主体等活动不断的发生变化。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处在计划经济阶段，经济活动中的利益以服从国家的利益安排为主。而21世纪，我国进入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更应当注重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主体的利益。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使每一个主体都能得到最基本的利益保证，实现权力与义务的平衡。

3.如何追求经济法律利益平衡

经济法律的利益与平衡关系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关系紧密关联。因此，如何找到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实现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就必须要在充分认识当前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利益分配的基础上实施。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以公平、自由、效率、可持续发展为最根本的目标，因此在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的追求过程中，也不能脱离这些基本要求。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

（1）立法部门要充分考虑利益平衡实际。立法部门握有建立健全法律的权利。经济活动中所有行为的法律规范都出自立法部门。因此立法部门要在充分考虑当前市场经济实际的情况下，综合各方因素制定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法律。

（2）执法部门要全面反馈经济法律的不足。经济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执法部门要及时找出法律制定与事实相悖，或者偏颇之处。这样，执法的过程就成为了纠正经济法律不足的重要环节。执法过程中，执法部门发现法律中不符合经济法律利益平衡标准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立法部门。

（3）经济活动主体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法律的主要规范对象，也是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利益诉求主体。因此，经济活动主体能够最深刻的感知到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特别是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问题。经济活动主体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对经济法律中的利益不平衡问题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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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律是最重要的社会实践和政治机制，因此很多理论家认为，法治理想（the ideal of rule oflaw）是法律实践所应具备的道德品格。然而这种道德品格应该落实在何处，这个问题使法治同其他政治理念，如平等、正义等，面临同样的理论困境。从概念分析的角度来讲，法治理想是一种积极的道德要求和评价，是对法律和法律论证的独特结构的一种限制。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为何，以及道德在何种理论程度上影响法律的自主性及实践目标，仍然是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这些难题促使我们回到关于法律是什么、合法性（legality）标准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关注上。

这些难题要求我们区分政治的法治观和教义性的法治观。政治的法治观将法治作为政治道德实践的形式或工具，而忽视了法律自身的结构。而教义性的法治观则通过在法律的自主性和法律的道德目标之间寻找平衡，来确定法治的道德意涵。哈特、富勒和德沃金等人都做出了这样的理论尝试。在对这三个理论家的法哲学基本立场和法治观念做一个初步的分析之后，本文主张，德沃金对法律的教义性概念的分析更好地展现了法律在社会实践中的结构，提供了与法律本旨相融贯的合法性标准，在教义性概念基础上的法治观能更好地澄清法律的道德意义。

一、法治作为一个道德争议概念

（一）法治的道德意涵

法治是对法律的一些道德要求，它能引起我们对法律的敬畏感。这既符合我们的常识，也正式或非正式地体现在政府官员和法律自身的各种主张之中。然而，人们常常忽视了法治这一道德理想所承载的道德负担，也把法律之治同良法之治（rule of good law）混为一谈。对于这种道德要求的内容是什么，人们意见并不一致。有人会主张法治应该体现正义的要求，然而对于正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答案的多元性甚至超出了法治的含义的多样性。还有人会主张法治就是一系列形式要求，以保证政府不以法律为工具去作恶。比如，法律要公开，让每个人都能以最小的成本知晓。这种主张似乎有道理，然而，即使法律达到了这些形式要求，法律的内容仍然可能会违反道德要求。

这些争论显示了法治这个概念的争议性。如果法治是不可企及的道德标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种政治理想？如果法治是已经在法律实践中落实的道德标准，比如法治就是人的尊严受到尊重和保护，那么法治就不是一种理想，而是法律的构成性要素。法律的构成性要素是法律的必要成分，它要么体现在宪法条款中，要么是在刑法之中，这是法律的本职工作，并不值得我们专门将之视为一种理想。这些困惑产生于我们对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理解中出现的混淆。法治的争议性，部分是来自于法律概念的争议性，如果我们能对法律的概念做出全备的说明，我们就可以期待挖掘出法治最为重要的概念特征，从而促进我们对于法律实践的反思。

（二）法律的概念

法治理念引起人们极大兴致同时又是极大困惑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我们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实现这种理念。法律并不单是以政治统治的方式而发挥作用，而是以一种体系的、自主性的方式影响普通人和法律人的推理，这对于后者来说尤为重要。其次，为什么需要法律来统治，这个证立性的问题引发了大量政治哲学立场，理论家尝试通过说明法律统治的正当性来挖掘法治的政治意涵。所以，关于法治的讨论，法理学与政治哲学视角缠绕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法治这个词所承载的道德意义。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法治被附加了多重要求，它既与政治统治的模式有关，也来自于法律自身的特性。按照Jeremy Waldron的分析，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1）它选择了关于统治的一系列复杂的（有时是相互竞争的）相关观念，诸如政府要受制于法律限制，法律平等的观念（面向所有人的法律），正当程序的要求，在预先制定的公开和相对稳定的法律的基础上进行统治的重要性；（2）它对上述这些观念的重要性进行说明，例如，一方面通过公开和预先公布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是自治，来做出说明；（3）它通过把讨论中的统治体系描述为一个法律体系的方法将那些观念联系起来。

按照Waldron的观点，前两个内容是与政治哲学有关的，它需要说明统治建立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统治应该受到一些约束，为什么以法律的形式进行统治可以减少成本。但第三个角度要从法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否则是不完整的。法治观念与关于法律概念的一般性讨论有关吗？法治概念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不只是体现为法律自身的问题，它与政治安排和人性等都有关。但关于法治的讨论，最终还是要回到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体现为如下的追问：法律的治理是如何区别于其他形式的社会规范，比如道德和宗教，法律的规范性基础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关注人们参与法律实践的视角，人们通过法律而追求的那些特定的目标。因此我们要对两种法治观做出区分：政治性的法治观――法治是一些关于统治的美德和效果的标准；教义性（doctrinal）的法治观――法治与法律的深层结构之间存在着概念上的联系。

这种兼具诠释性和教义性的双重视角成为二十世纪法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也使法哲学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理论领地，在这个领地中，法治这个概念展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复杂性，同时也让我们对法律的道德意义的理解更为多样。因此，二十世纪法哲学的争论所承担的使命，在法治这个问题上很好地展现了出来：它致力于展现法律世界那些为人所忽视的复杂性和深层结构，从而促进我们形成对社会的更佳理解。这就要求我们关注合法性这个概念。本文将远离政治性的法治观，而进入教义性的法治观的诸种理论内部，寻找一种合宜的解决方案。

二、哈特的合法性理论

（一）合法性价值的独特性

无论是合法性还是法治，都体现为对我们的社会实践的评判标准，承载着人们的价值诉求。然而，合法性价值的讨论不同于法治这种价值，前者限于一种教义性的理论语境之中，而体现为判准性和教义性两种要求。合法性的判准性指的是我们要探究那些使得特定规范性内容成为法律的标准，这些标准或者来自于社会事实，或者来自于其他的一些规范性考量。合法性的教义性要求指的是，我们要探求那些被确定为法律的规范性内容是如何嵌入真实的生活世界，并改变世界的规范性状态，比如可能会延展到道德世界，以道德上有意义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动。

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教义性的法治观视野下，哪种合法性价值的理论主张能够对法治这种理想做出最好的说明。法哲学家对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概念关联的厚度给出了不同说明，体现了他们对于法律在社会实践中的角色的理解上担负着不同的理论承诺。我们已经看到，没有法哲学中基本概念的讨论，我们就无法展现法治的那些要求的真正意义。在法哲学的讨论框架之内，存在着三种有代表性的理论主张，来解释法律实践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澄清法治这一道德目标的涵义。哈特的法哲学中的一些基本主张可以展现合法性与法治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承认规则与合法性

H.L.A.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贯彻了一种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论，这种立场主张法律是独立于道德的自主性社会实践，这个主张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之一。法律的产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的结果，不是社会的本体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建构。人们的社会实践本身具有历史性，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法律与道德在实践中相互交织，且共享许多价值追求，比如对人的行为的指引。然而，法律在本质上不同于实质性的道德，而且与道德之间不存在概念上的关联。在哈特看来，法律是什么，法律的存在最终是由什么决定，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而无需诉诸道德论证。

在复杂论证的基础上，哈特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合法性判断标准。法律是一种规则实践，完整的法律体系是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结合。这个结构对于我们理解法律实践来说至关重要。承认规则作为维持整个法律体系正常运作的中枢神经，存在于法官普遍接受和默认承认规则之地位的司法实践之中。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简单社会经过一些复杂的转化，从只有初级规则的前法律社会进入了两种规则结合的法律体系，这个转化过程的历史动机在于改变课予义务的初级规则的不确定性、静态和无效率等缺陷。而其社会动机则来自于人们的诠释性姿态，即反思批判的态度。对一种有序的、组织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寻求，促使人们选择更具确定性、动态和效率的承认规则的统治。

由此可以看出哈特合法性理论的基本观点。首先，承认规则决定了课予义务的初级规则的效力，而承认规则的效力基础在于法官的实践，这解决了合法性的判准性问题。其次，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而分享着社群的社会目标，在我们对重大社会目标的追求上，法律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法律的这种功能性角色是道德中立的，人们在内在视角下，以法律为指引参与到社会合作之中，这种内在立场塑造了人们的规范性态度，然而这是一种不同于道德实践的规范性态度，换句话说，法律实践建立了一种独立的规范性领域，对于法官尤其如此。

（三）法治的消极性命题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来对法律实证主义立场的法治观进行总结。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消极的法治观”，它可以表述为这个命题：法治的消极性命题――法治的价值体现在，法律以道德中立的方式自主地实现其功能。这种消极的法治观与实证主义的合法性观念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第一，一个社会对于法治理想的忠诚，最好的体现是将法律的有效性判准归之为法律实践者的内在姿态（反思批判的态度），而非其他什么标准。法官可能存在适用一部违反道德要求的法律的共同实践，然而法治并不能改变这部法律的效力。第二，除了法律的惯习性实践所产生的规范性力量之外，官员（主要是法官）并不受到其他规范性力量的约束。第三，我们要对法律进行目标式的考察，我们就要承受对合法性判准进行解释的负担。用哈特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我们要对法律提出任何有用的道德批判，清楚地理解到如何证立法律的形式和结构将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三、富勒论法治

（一）八项合法性原则

法律实证主义版本的法治观只有在与竞争性理论的对比中，才能展现出其创见和不足。消极的法治观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之一是提出的法治的八项原则。它们分别是：（1）法律的一般性；（2）法律要颁布；（3）非溯及既往；（4）清晰性；（5）避免矛盾；（6）不能要求不可能之事；（7）连续性；（8）官方行动与法律的一致性。富勒的这八项原则为人所熟知，而他的法治观也往往被界定为形式法治观，以区别于对法律的内容施加实质要求的实质法治观。

然而，这个简单的划分不利于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富勒更深层的立场，也容易陷入形式与实质之争的简单逻辑之中。富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对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所支持的法律与道德之分离进行批判。富勒的努力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法律是一项工程或事业，这八种合法性原则为法律的存在提供了道德指引，尽管这些原则的完美实现只是一种乌托邦，但它们为我们评价法律实践的成败提供了标杆。第二，富勒试图建立一种版本的程序自然法理论，它不关注法律规则的实体目标，“而是一些建构和管理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系统的方式，这些方式使得这种规则系统不仅有效，而且保持着作为规则所应具备的品质。”

对这八项原则的分析要结合富勒对法律的道德性的一般主张来进行。富勒区分了两组道德概念。第一组是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之间的区分，第二组是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之间的区分。义务的道德体现在为人们所实践着的那些道德规则之中，比如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等，如果这种义务性的要求被违反，那么社会就面临危险之虞。而愿望的道德则体现在人们对于善良生活、卓越人生的期待，它不同于义务性要求。内在道德是与法律自身的内容和结构相关的那些道德方面，而外在道德是独立于法律之内在属性，但可以对法律进行评价的实质性道德标准。

（二）法治与道德的弱分离命题

在富勒这里，合法性判准和法治原则成为了一体，合法性判准本身即是就是法律之治理的原则，也就是法治。如何理解合法性与这两组道德之间的关系？富勒认为合法性原则是法律的内在道德，它包含着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种，但注定只能是愿望的道德。根据Andrei Marmor的建议，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视角来分析合法性的这种双重性。第一，如果x对于A实现其既定目标Y是功能意义上必须的，那么X对于A来说在功能上是好的（functionauy good），这体现了合法性原则的内在性。第二，法律可以在或高或低的程度上具备X特性，法律越好地指引人们的行为。这体现了合法性所承载的人们对于法律的愿望性期待。

根据这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富勒的合法性原则所面临的困境。如果法治只是一种功能性的评价标准，那么这些合法性的要求与刀具的“锋利性”要求之间，并无实质差别。尽管富勒将这种类似于刀具之锋利性的要求称为法律的道德性，但它并非一种敏感于道德内容的要求。换句话说，这种法治，并非一种真正的道德判准。而这恰恰也是法律实证主义者的立场。从法律实证主义的合法性观念和富勒的合法性观念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内在的一致性。他们拥护一种形式性的合法性判准，而拒绝对合法性的教义性特征做出深入探究。而后者，是进一步呈现法治理想之道德性的平台.然而，与实证主义的消极性命题相比，富勒的立场离法治的教义性探讨更近了一步，尽管他并不情愿外启这扇窗户。我们可以把富勒的法治观总结为如下命题：法治与道德的弱分离命题――法治指的是法律要符合法律的内在道德标准，而非外在道德。

（三）小结

如果我们暂时忽略法律实证主义阵营与富勒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分歧（比如承认规则是否存在），单就法律的道德性这个问题而言，二者之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他们都主张法律的自主性，强调法律是一种规则之治。哈特和富勒都强调了法律作为一种框架性的行为指引的体系。合法性判准存在于规则治理的内在要求之中，法律的存在不是由道德事实决定的，尽管富勒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并不主张法律的效力基础要诉诸道德审议。其次，如果我们坚持法治与道德的弱分离命题，就意味着法治这种要求是一种与公平、正义等实质性道德标准相独立的标准。

通过对法律实证主义和富勒的基本主张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法律是人所创没的一种社会制度，法律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规范世界。合法性的判准性意义扣住了这个规范世界的结构。而合法性的教义性意义则试图挖掘法律规范的内容与我们的实践之间的复杂关联。哈特和富勒所发展的合法性观念关注的是法律的效力基础，他们提供了法律成其为法律的判准。然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法律实证主义者还是富勒，他们都没有对合法性的教义性意义进行过多地探究。教义性探究所遵循的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它关注的是道德评价在人们的法律推理中的作用，以及在法律的概念分析中扮演的角色。

四、解释性概念和法治

（一）德沃金法哲学之概览

德沃金认为以哈特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和富勒都误解了法律的本质，也没有对法治理想给出一个全备的说明。他在《法律帝国》中发展了解释性概念和法律的整全性这两个核心概念，在《身披法袍的正义》一书中，德沃金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理论体系，对法律的解释性概念进行辩护，并继续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最新发展进行批判。他发展出进行法理论研究的独特方法论，并详尽地探讨合法性这种价值，也即法治，对于我们理解法律实践和对法律的概念做出准确说明的意义。

本文聚集于德沃金对合法性价值的分析。他主张合法性判准是一个实质性的道德标准，真正的法治体现在合法性的要求之中。这种关联是由法律的诠释性本质所体现出来的。首先，法律本质上是一种追寻特定本旨的社会实践，这种实践是与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紧密相关的，我们把价值和目标赋予这种实践。作为政治实践的参与者，我们对法律所追求的那些目标和价值进行诠释，来发掘最佳地呈现我们的实践意义的那些说明，即我们要做出建构性的诠释。

其次，法律实践确实在很多方面区别于其他实践，比如法律规则是由立法产生的，法律争议要由一个中立的司法机关进行裁断，法律确立了强制的范围。所以法律呈现出制度性的特征，法律以制度形式对我们提出规范性要求，并主张这些要求是正确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合法性的判准性意义保持敏感。用德沃金的话来说，我们要探求一个法律命题的真值条件。同时一个法律命题的真值与我们的实践紧密相关，因为法律命题体现了我们所追求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合法性的教义性意义就呈现出来：我们从法律的复杂制度实践中提取了合法性判准，这一判准要求我们成功地将分歧背后的价值放置于我们所共享的价值结构中。

（二）教义性概念与法理论的四阶段

德沃金区分了法律的四种概念：教义性概念、社会学概念、分类学概念和愿望性概念。教义性概念所探究的是某地或某个实体之具有特定效力的法律的概念。教义性概念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关注于法律命题的真值条件，道德检验在此种教义性意义上发挥作用。比如，对于刑讯逼供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这个命题，对刑讯的道德审查显得十分重要。社会学概念指的是我们用“法律”来命名一种特定类型的制度性的社会结构。分类学概念将法律视为一种规范集合，而区别于道德、习惯等其他准则。愿望性概念就是我们所讨论的合法性理念或法治，这种概念的内容落实在何处，恰恰反映了前三种概念背后的法理论之间的竞争。

教义性强调的是法律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教义性意义，它所关注的不是法律是如何演进的，法律如何与俱乐部规则或宗教等社会机制进行区分，而是要追问，为什么要做出法律判断，做出法律判断的基础是什么。当我们在判断一个法律命题的真假的时候，是否有一些关键的考量因素在发生作用。这种教义性意义的追问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律实践的深层结构。若要查明法律的概念分析与法治之间的关联，需要对德沃金所提出的法理论的四阶段进行一个全面的考察。这四个阶段展现了为何要将法律视为一个教义性概念，以及道德判断如何进入我们对法律的分析之中。

语义学阶段：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从而搭建交流和论辩的起点，概念也是实践的起点。我们对于任何概念的理论，都必须敏感于我们期待这些概念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对法律之根本性质的反思，要从这个阶段开始。在这个阶段，德沃金提出法律是一个解释性概念，而区别于标准型概念和自然类型的概念。

法理学阶段：一旦我们确立了法律是一种诠释性概念，那么我们就需要对探究法律之诠释性的理论做出说明。由于法律实践是敏感于价值并且追求价值的实践，因此，法理论的任务之一就是展现道德是如何嵌入法律实践的。法律的愿望性意义也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来，这促使我们进一步地理解法律的结构，将法律的教义性意义和愿望性意义结合起来。因此，法治理想成为沟通法律实践与其他政治价值的实质性的桥梁。

教义性阶段：在语义学阶段和法理学阶段的预演之后，法律的教义性意义就全面地展现出来。法律既然是一种证立国家强制力的价值实践，那么在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我们要通过政治道德原则为强制力的运用进行辩护。也即，我们要寻找提供法律之真值条件的最佳化原则。

裁判阶段：当法律争议呈现在法官面前的时候，法官要对关于法律命题的真值条件进行推理和裁断。解释性的法律概念在两个层面要求道德价值进入法律的理论反思，第一个层面是在法理学阶段，前面已经做了分析。第二个层面是在裁判阶段，即法官在面对法律疑难时，要依赖于道德价值对法律真正要求了什么做出裁断。法官受到德沃金所称的整全性价值的约束，他们一方面要寻找法律的“符合（fit）”维度，同时又要对经过符合度之审查的法律实践进行最佳的诠释。

（三）整全性与法治

德沃金的理论改变了我们理解法律实践的方式和对法律进行理论研究的方法。法律与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存在着内在联系，而且我们负有责任对这些价值进行解释。因此，在法律世界中，我们不再是中立的旁观者，而是要以诠释者的姿态培育与我们的法律实践之历史脉络和价值网络内在一致的合法性观念。在形成最佳的合法性观念之后，我们也就把握到了法治的要义。

首先，整全性是法律实践的基本价值追求，整全性在立法和司法两个领域都要求法律在道德上融贯。这种价值要求法律敏感于政治实践所欲达成的一系列道德目标，这些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但是法律的整全性以双重方式解决道德目标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法律的参与者要符合法律实践业已确立的人们的权利义务体系，这个体系是由政治社群的历史和现实所制约的。另一方面，法律的参与者负有责任进行诠释，使我们对法律的理解最终涉入法律背后的原则网络，这一网络由公平、正义等理想所构建，但根基性的元素在于平等的价值：社群成员之间的平等关怀与尊重。

其次，合法性的判准性意义与教义性意义在整全性价值的引导下得到了很好地结合。我们不再关注于决定法律体系之存在的标准，而是追问法律命题之真值条件的基础在哪里。因此，法律参与者的责任不是要对群体的反思态度进行提炼总结，比如是否法官都接受死刑是酷刑，所以死刑在法律上就应被视为酷刑，而是要深入到法律背后的政治价值论辩中，追问哪种关于死刑之争辩意见最佳地体现了人性尊严与价值。整全性价值提供了解决价值之分歧的路线，法治则搭建了法律实践与整全性价值之实质关联的桥梁，或者说，法治提供了一个政治道德框架a

最后，我们可以以德沃金的一段主张对本部分做出总结，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法治理念是如何镶嵌于法律背后之价值网络的整体图景之中，也能够提供为这种主张进行辩护的进一步思路：“我相信，对这个愿望性概念――对合法性与法治的种种价值――的任何一种说明，都必须把政治的整伞性这个理念，也就是把这条原则摆在显著的地位：一个国家应当尽可能通过一系列融贯的政治原则来进行统治，它将这些原则的利益扩展到所有的公民身上。我认为，承认平等的这一维度并为其奋斗，这对于国家强制力的正当化而言具有本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