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外汇市场范文

时间:2023-08-12 08: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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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外汇市场

篇1

我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由于外汇市场交易量巨大,我国外汇市场目前主要还是实盘交易,在诸多参与者中,国家和机构交易者作为参与角色就显得非常突出。本文只从机构交易者和国家两方面的羊群行为对我国外汇市场决策影响出发对其阐述。

一、机构交易者基于信息的羊群行为

传统的金融理论大多隐含完全信息的假设,但事实上,即使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投资者的决策往往不完全是依据已有的信息,而是依据对其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的判断来进行决策。这样就可能形成羊群行为。商业银行、金融公司、基金等投资机构虽然可以制造噪音,然而,对于实行噪音交易的单个参与主体来讲,他们可能是噪音获益者,也可能是噪音受害者。

在短期交易普遍存在的前提下,交易者可能聚集在某些信息甚至是与基础价值毫不相关的信息或谣言上进行交易。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信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价格与价值的明显偏离。当大量的交易者聚集于某一信息并发生极端反应的时候,就会导致“羊群效应”。这一效应可能使得努力获取新信息的交易者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因为他不能保证其他投资者会相信并聚集在这一信息上,这就不利于提高交易者搜集信息的积极性。如果大量的投机易者在某一信息上聚集,而忽视了对其他相关的基础信息的搜寻,甚至聚集于与基础价值毫无关系的噪音上,往往造成与资产基础价值有关的信息不能完全从价格中反映出来,从而使资产价格的信息质量降低。另一方面,噪音交易者还可能通过信息的积极反馈,无意间对知情交易者的行为进行了掩盖。知情交易者之所以能够获利,很大方面是因为其掌握的私人信息还未完全体现到价格之中。然而,由于知情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同时进行交易,掩盖了知情交易者的行为,使价格体现信息的速度放慢,知情交易者从而可以获得超前收益。噪音交易的这种“羊群效应”损害了市场的有效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机构投机者利用信息模糊,在外汇市场上造成羊群行为而针对亚洲诸国外汇市场上的一次金融大餐。领头羊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深受投资界的尊崇,他们对其行动更是亦步亦趋,其卖掉泰国铢,卖掉泰国股票的行为,引发了羊群效应,泰国政府最终无力支撑,宣布汇率自由浮动。泰国铢巨幅贬值,股票市场一落千丈。此时,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投机基金,又跟着索罗斯这只“领头羊”,等待时机,在泰国铢下跌最低点时,大量买进泰国铢和泰国股票,抬高汇价和股价,伺机撤出,从而大赚一笔。在羊群效应的放大作用下,投机基金可以不顾与国家央行对抗的“兵家大忌”,继1992年狙击英镑,重创英格兰中央银行后,又一次在与国家央行的较量中大获全胜。

而对于金融危机受害国自身角度看,金融市场信息的弱化给羊群行为提供滋生的温床,是导致这场危机的关键因素。对于参与者们而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严重恶化,导致基于信息的羊群行为,使金融市场

丧失应有的有效性,无法有效地将资金导向那些拥有最佳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最终引发危机发生。

二、国家基于影响力的羊群行为

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在国际经济市场上,经济大国同小国的,经济强国与弱国之间,若国际贸易及金融融合程度及依赖程度很高,往往经济影响力弱的国家会对经济影响力强的国家的货币在汇率政策上实施盯住政策,以利于弱国的经济稳定。从而,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在外汇市场上实际上扮演着“领头羊”角色,受影响力强的国家约束,经济小国、弱国多在头羊的带领下实施跟随策略。区域经济合作体之间,虽然不存在经济实力的巨大悬殊,可是,区域经济体,例如东亚诸多国家,采取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相同,经济结构类似,替代性很强,为了在世界经济中避免“邻里纷争”,或者基于获得群体福利最大化,它们之间往往达成某种“心理契约”,形成羊群,从而,对于某一群内成员的动作,往往有跟随倾向。

然而,领头羊国家要注意避免理性决策的内在非理性缺陷。表现为参与各方出于个体理性考虑产生的决策,在群体行动的作用下,可能以理性人的角度出发而最终走向了非理性。这个在博弈论中“囚徒两难”博弈,就是一个很好的理性人最终走向非理性的例子。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诸多国家在汇率市场上陷入了理性决策内在的非理性泥潭。东亚各国经济依赖度很高,经济结构化趋同,对外贸易在本国经济中占居极其重要的位置,东亚各国在危机过程中为弥补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提高本国产品世界竞争力,对外都采取大幅度贬值的汇率策略,结果引发了竞相贬值风暴,导致了危机的大面积扩散。

然而,在各国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站出来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虽然牺牲了部分国家利益,但是迎合了亚洲邻国的期望,显示出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大国应有的魄力和能力,从而阻止了羊群行为继续扩大,遏制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继续蔓延和深远影响。危机过后,东亚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外汇制度上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心理契约,而这种心理契约树立后,我国在2005年7月21日进行汇率改革之时,人民币当天升值的同时,东亚各国对美元也是纷纷升值,一方面是地区经济依赖度的原因,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也是标榜一种同进共胜的行动表白,从而使得各国信任度再次加强。

三、人民币汇率升值心理预期因素分析

我国政府自2005年7月21日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来,人民币汇率对于美元来讲一直在波动中上升。目前来看,尽管我国汇率管理当局不再谈论汇率政策调整,而是转为守势,强烈警告投机资本,力图维持汇率的稳定,但是同样难以消除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为政府如果没有任何的行动,带来升值压力的诸因素就不会得到消解。而比较消解升值压力的各种政策选择,其实直接调整汇率政策相对而言可能最为简单易行。比如,如果试图减少中国目前的“双顺差”,就必须对过去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发展战略进行调整,而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其难度更大,需要的时间更为长久。所以,人民币外汇市场上仍有升值空间的预期不可能马上消失。

从政府和市场的博弈来看,政府最关心的是热钱流入。据有关估计,2003年流入的热钱为600亿美元左右,2004年又流入1000多亿美元。资金大量流入是因为:套利(美元利率低于人民币利率时),套汇(预期人民币升值),以及进入房地产等领域套取其本身升值的利益。如果政府能够让市场相信调整已经到位,一次性的适度升值便足以打消升值预期,但是如果政府无法改变市场上预期的“羊群行为”,升值之后反而会刺激进一步的升值预期。

四、结论及展望

我国对外经济中,出口贸易占据主要地位,而其中制造业占的比重最大。外商依靠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为其降低制造成本,获取母国内不能获得的超额利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蔡日方预测,即使按照保守估计,虽然到2009年中国也将会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况,可是“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状况的拐点已经出现”。其潜台词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将应声上扬。近日,全球最大人力资源公司“E-CA国际”发表薪酬趋势调查报告预计,中国大陆将在2007年成为全球薪酬升幅最快地区之一。由此看出,一味的低估人民币来促进我国隐性失业人口扩大就业的举措不可能再有太大作为。相反,过低低估人民币币值会产生社会福利和经济资源的净转移,导致根本的资源损失。

目前,我国对外出口最大部分还是同发达国家的贸易。发达国家压迫人民币升值主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双边汇率关系,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间在全球市场中的多边关系。由于当前人民币汇率与东亚货币处于竞争性均衡状态,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就是降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使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相应的国际市场份额。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个意义上看,人民币对发达国家升值非但不可怕,而且有益,但只有当人民币汇率与东亚发展中国家汇率共同升值时,升值才具有实际的福利效应。

笔者认为,对于我国目前没有开放资本帐户,从而人民币汇率决定并非完全“市场化”意义上讲人民币估值过高过低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作为一个日益成为世界经济舞台重要成员的中国,应坚持双重均衡政策,即保持实际汇率对名义汇率的均衡,保持与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货币相对于购买力平价的竞争性均衡,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协调,将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要尽量避免或者减轻国内外参与者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把握好国内外舆论导向,强调人民币自主浮动,打压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实施冲击的外部预期,减弱由此带来的“羊群行为”;并且同东亚广大发展中国家邻国间积极展开外交,将“心理契约”上升为国家承诺,保证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稳定和互信。从具体实施措施、舆论导向、国家外交上消灭或者淡化人民币升值预期,从源头上消除羊群效应对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影响,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渐进式调整,达到稳定和有利于金融改革的宏观目标。

其次,中国有必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我国金融市场分配效率和我国汇率制度弹性,并大力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乃至货币一体化,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增强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避免区域内福利减少型内部竞争。

再次,长远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强国地位的凸现,我国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应坚持主动、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变革,最终实现人民币资本帐户的开放和人民币的世界化,在世界货币体系舞台中,获得铸币税带来的好处。

参考文献:

[1]王勇:《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2]袁志胜:《基于行为金融学的投资行为研究》

[3]晏春:《基于行为金融学噪声交易研究》

[4]易应童庆贤:《资本外逃与人民币汇率高估的实证分析》

[5]汤华:《基于行为金融学范式的投资者羊群行为分析》

[6]孙咏梅祝金甫:《汇率低估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7]栾文莲:《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内外因素》

[8]杜晓蓉:《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东亚国家汇率制度博弈格局的影响分析》

[9]田进:《心理预期对汇率变动的影响》

[10]金永军陈柳钦:《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评述》

[11]中国房地产报:《问策经济学家金融汇率与房地产》2006年1月9日第10版

[12]Paul De Grauwe & Marianna Grimaldi :《The exchange rate in a behavioral finance framework》

篇2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间的金融系统越来越密切,国际外汇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中最活跃、最开放的组成部分,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外汇市场自身在传统交易日趋活跃的同时,不断创新的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为外汇市场的深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国际外汇市场的最新发展

对国际外汇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进行最全面、最权威考察的,是国际清算银行(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每三年进行一次的,对各国中央银行就外汇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发展所进行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当前国际外汇市场呈现出如下特点。

1、全球外汇日交易量巨大,并呈大幅回升之势

自1995年以来,全球外汇市场各外汇交易工具的日均交易量都在一万亿美元以上,2004年4月创出20180亿美元日均交易量的历史记录。除2001年前期相比有所下降外,其他调查年份均呈现增长势头,其中尤以2004年增幅较大,比2001年4月的日均12670亿美元增长59%。在各交易工具中,货币互换的增长幅度最大,从2001年4月的日均70亿美元跃升到2004年4月的210亿美元,增幅为200%;期权的增长幅度位居其次,增长近一倍。

2、外汇衍生品交易占绝对优势,即期交易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自1995年以来,衍生品交易一直高于即期交易量,并处于稳步上升之中。衍生品占全部外汇交易量的比重,从1995年4月的58%,上升到2004年的68%,其交易量已达同期即期交易量的两倍之多。各交易工具中,外汇互换衍生品的交易最活跃,占到全部外汇交易的49%。即期交易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目前其市场地位已趋于稳定,市场比重保持在近三分之一的水平,而且在所有外汇交易工具中,仍居第二的位置。

3、外汇交易对手以报告交易商为主,其他金融机构的地位趋于上升。

在国际外汇市场各交易主体中,报告交易商占据主导地位,这主要是指活跃在外汇市场上的大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他们既从事外汇的自营业务,也从事业务,交易通常经由诸如EBS或路透的电子交易系统实现。尽管报告交易商的交易量比重自1995年以来呈下降之势,但其市场份额均在一半以上,2004年4月为53%。除报告交易商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这主要指小型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政券公司,及各种基金、保险公司、中央银行等,其市场地位正在稳步上升,交易量比重从1995年4月的20%提高到2004年4月的33%。此外,非金融类最终客户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他们主要是公司和政府等,其交易量比重2004年4月为14%。

4、外汇交易主要集中于欧洲和美国,亚洲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全球外汇交易的地理分布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欧洲、美洲和亚洲,交易量最大的前六个国家和地区,其交易量合计占全球的比重自1995年以来,一直稳定在72%左右,2004年4月该数据为73.1%。全球四大外汇交易中心的地位十分稳固,分别为伦敦、纽约、东京和新加坡。

5、外汇交易的集中化程度不断提高,大银行的市场地位越来越强。

外汇交易的机构分布呈现集中化的趋势,少数大银行的市场份额在不断提升,这可以通过各个国家和地区中,拥有市场75%份额的银行家数呈不断下降趋势中看出。例如,在英国,占有市场75%份额的银行个数,从1998年的24家,减少到2004年的16家;美国同期的银行家数则由20家减少到11家;香港的集中化趋势更明显,由1998年的26家降到2004年的11家;德国的集中化程度可称得上最高,2004年4家银行垄断了国内75%的外汇交易,而1995年的数字是10家银行

二、对上海外汇市场发展的启示

以上对国际外汇市场的考察,为我们准确把握国际外汇市场的发展过程及趋势,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上海的发展目标是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外汇是市场应该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目前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我国外汇市场的完全开放与上海成为完全自由的国际外汇市场尚有待一定时日,但浦东政府应该积极利用综合改革试点的有利时机,大力进行金融生态环境的改造,为未来建成开放型的外汇市场准备条件。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外汇市场建设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程,政府在市场发展初期的推动作用十分重要,政府应在其中积极发挥主导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外汇市场发展是一个与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协调一致的循环渐进过程,应积极、稳健、妥善地推进。

(二)积极准备条件支持推出外汇衍生产品。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固定汇率体系崩溃之际,于1972年率先进行外汇期货交易,成为国际衍生品交易所的领头羊。我国目前仅有外汇远期衍生品种,这显然不能适应人民币汇率不断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上海应充分发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自身的优势,适时推出其他外汇衍生品,培育出我们自己的、能与国际同行竞争的衍生品交易所。

(三)引入更多实力雄厚的外资金融机构入驻上海。实力雄厚的外资金融机构,是国际外汇市场上的活跃份子,将其引入上海,则上海的外汇资金来源与对外联系网络将扩大,这对活跃上海的外汇交易十分有利。

(四)增加金融机构类型,为市场提供更多服务。国际外汇市场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市场地位呈上升趋势。我国也应积极引入更多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进入外汇市场,并可考虑设立新型的专业性金融机构,目前首先可作的是,尽早推出中外合资的货币经济公司,利用国际著名货币经济公司的管理经验与服务手段,为金融机构的外汇买卖等业务提供世界一流的中介服务。

(五)加快国内金融机构运行机制改革,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国内金融机构在开放过程中竞争力的提高,对我国金融命脉的掌控意义重大,应该充分利用上海有利的经济、金融环境,加快国内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造与公司治理,使上海的金融机构能成为全国金融机构的排头兵,并着力培育几个能与国际同行抗衡的中坚力量,应对国际市场上不断兼并、强者恒强的竞争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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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市场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对各市场是有所反应的,但反应具体怎样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在本文中,我们要重点讨论国际金融市场对国内股市的影响,而国际金融市场包含的版块比较多,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选择国际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及黄金市场来代表国际金融市场研究这些市场对国内股市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实现国内股市健康和谐的发展,为实体经济贡献更多力量。

二、理论分析

(一)变量、数据选取

因上交所上市的股票大多为绩优蓝筹股,各行业的主力龙头较为稳定所以我们的被解释变量选为上证指数;而国际金融市场中我们选择国际证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来研究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而国内市场则选择宏观市场和货币市场来研究,具体变量名称及定义见表1。

数据区间选择2010年1月~2015年12月的月度数据,而有些数据如GDP只有季度值,这样的数据我们采用相关软件进行处理以得到其月度数据。

(二)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的实证模型如(1)式所示:

(1)式中:LNYLi:i月的上证指数;Xi:i月的解释变量;Yi:i月的控制变量。

(三)影响机理分析

1.证券市场的影响。各国证券市场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赵征(2009)的研究表明股市有传染性,当某一股市发生大幅波动时,股市间的联动效应会显著增加[1],所以在本文中选择有代表性的纳指、道指来研究国际证券市场的影响。

2.外汇市场的影响。汇率的变化对出口型企业影响较大,对股市来说,对A股、B股的影响较弱,而对H股影响较大,在本文中选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来研究外汇市场的影响。

3.黄金市场的影响。黄金作为一种避险工具,当金融市场低迷时,黄金市场则是首选保值市场,而金融市场活跃时,投资者则往往抛售黄金,因此黄金市场与金融市场替代关系明显,在本文中选择伦敦黄金来研究黄金市场的影响。

4.国内市场的影响。国内对股市影响较显著的一般是宏观市场和货币市场,经济形势良好、货币政策宽松,股市则表现为牛市,反之则为熊市,在本文中选择GDP、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来研究宏观市场对股市的影响,选择M2同比增长率来研究货币市场的影响。

三、实证研究

(一)单位根检验及相关性分析

经过ADF检验模型,本文所取变量中NASDAQ、DIJA、USD/CNY、LBMA均不平稳,SSE、GDP、GR、M均平稳,因此我们用差分处理不平稳变量后使其变为平稳变量,再进行回归。

(二)相关性分析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做了相关性检验,经过检验,USD/CNY、GDP、GR与上证指数的相关系数最大,分别为0.40、0.93、-0.92,其他的系数均较小,因此,我们以这三个变量为基本建立基本模型,然后再逐步添加其他变量进行分析。

(三)回归结果分析

在基本模型中,我们只研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GDP、GR对我国股市的影响,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显著,拟合优度为0.92;在模型一中,我们仅在基本模型的基本上添加变量纳指,结果表明,纳指变量不显著,所以舍弃该变量;模型二中,我们在基本模型的上添加道指,结果表明,道指不显著,所以舍弃该变量;模型三中,在基本模型的上添加伦敦黄金指数,结果显示伦敦黄金指数均不显著,所以舍弃该变量;模型四中,我们加入M2这一控制变量,结果表明,M2不显著,同时降低了与USD/CNY的显著性,所以舍弃该变量。综上所述,基本模型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都显著,且拟合优度也较高为0.92,该模型为本文的最终模型,具体形式如式(2)所示。

SSEi=0.05USD/CNYi+2.99×10-7GDPi-2.70×10-3GRi+10.61 (2)

四、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上证指数影响最为显著,证券市场、黄金市场对上证指数影响不大;而控制变量中仅GDP、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对上证指数有显著影响,货币市场对其无影响。基于以上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建立对外汇市场变动的紧急应变制度。外汇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示股市的变化,在如今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如果能快速应对外汇市场的变化,规避外汇风险,在保障企业、投资者利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获取最大收益。

保持国内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国内宏观市场和货币市场对股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股市要健康的发展,宏观经济必须更加稳健的发展,切不可大起大落,而货币政策也许根据市场形势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密切关注国际证券市场和黄金市场。经济全球化使各个市场间的联动性不断增强,尤其是国际证券市场,因此国内股市的发展,需密切关注国际证券市场和黄金市场,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市场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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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币外汇交易的区域分布特点

人民币外汇成交量在不断提升。我国外汇市场规模小于人民币外汇市场规模,因为人民币外汇市场既包括国内外汇市场的人民币外汇交易,也包括境外外汇市场的人民币外汇交易。2001年4月,在国际清算银行调查统计的30多种货币中,人民币外汇成交量排名很靠后,仅居第35名;2004年4月(汇改前夕),人民币外汇成交量排名上升至第29名;2007年4月升至第20名,其市场份额达到0.9%,排名向前进了3位。2013年4月,外汇市场最活跃的九种货币依次为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澳元、瑞士法郎、加元、墨西哥比索和人民币,居前三的货币外汇成交量分别为4.7万亿美元、1.8万亿美元、1.2万亿美元,排名居后的货币成交量从英镑起分别为6312亿美元、4617亿美元、2755亿美元、2441亿美元、1353亿美元、1196亿美元。不难看出,人民币外汇成交量的真正突破点在于2013年4月,其市场份额达到2.2%,也首次从“其他货币归类”中脱颖出来。就交易的货币对而言,人民币对美元交易日趋活跃。在剔除本地经纪商间的重复计算后,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成为全球第最活跃的货币对(2.1%),仅次于美元对欧元(24.1%)、美元对日元(18.3%)、美元对英镑(8.8%)、美元对澳元(6.8%)、美元对加元(3.7%)、美元对瑞士法郎(3.4%)、美元对墨西哥比索(2.4%)。这充分反映了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国际外汇市场越来越多地关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趋势。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规避汇率风险,1996年香港和新加坡先后推出了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同的交易(Non-deliverableForwards);2006年8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推出了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期货和期权产品。人民币外汇交易的地理区域比较分散。其中,我国境内的交易只占22.71%,境外人民币交易还没有形成一个主要中心,香港、英国和新加坡成鼎足之势。跟人民币交易相比,其他主要货币的交易量集中在境外市场,英国和美国占尽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利优势,而其他金融中心至多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难以挑战伦敦和纽约的竞争地位。这也是中英两国在金融方面合作的主要目标,即伦敦打造成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香港也有其竞争优势:其离岸人民币存款由2004年2月的不足9亿元飙升至2013年10月的7816亿人民币;其人民币实时清算体系为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等其他机构提供服务。外汇市场是个高度开放的金融市场,而非完全的本土化市场,因此跨境交易是外汇市场的根本特点。换言之,一国或地区发生的外汇交易必然包括境内交易和跨境交易两部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跨境交易占比较高。全球主要外汇交易中心(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和澳大利亚)的跨境交易占比很高,几乎占五成以上,而离岸中心的占比尤其高。相比之下,2013年4月,我国外汇市场的跨境交易占比仅为16.17%,居表中所列国家或地区之末。我国外汇交易市场主体缺乏来自境外的市场参与者。也就是说,我国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力度不够,或者境外机构没有积极参与市场的交易活动。

三、外汇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

外汇市场的最初发展动力源于国际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业务往来,但资本项目交易后来者居上,成为现代汇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一般而言,一种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可用五个指标测算:国际贸易结算中的计价货币、国际借贷业务中的标价货币(国际银行信贷市场)、国际证券市场的标价货币、官方储备货币中的标价货币、外汇市场的成交量。由于国际贸易中的计价货币数据难以获取,并且也没有国际机构进行过权威的统计,各种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计价地位仅限于推测。相反,主要银行的跨境业务、国际债券市场规模和外汇储备的货币构成均有系统、连贯的统计资料,因此可信度很高。国际主要货币在外汇市场的成交量跟该货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地位高度相关。除了国际债券市场外,主要货币在国际银行业务中的地位以及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跟在外汇市场的排名完全一致。我国银行的国际业务不活跃,人民币在国际债券市场的表现也比较沉闷。人民币国际化缺乏强大的金融市场做后盾。这里所指的金融市场包括在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市场。如果我国在岸金融市场高度发达、高度开放,离岸金融市场的人民币资金池子具有较强的深度和广度,那么国际资本流动会进一步提高国内市场和离岸市场的效率和竞争力,大幅度提升人民币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才会实现质变过程。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起步较早,但离岸人民币借贷业务并不活跃,人民币资产品稀少,人民币利率低于在岸的利率水平,许多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目的不在于投资,而是等待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有关国际银行和外汇储备的统计数据没有提供详细的货币分类数据,本研究仅选取国际债券和外汇市场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外汇市场与国际债券市场的长期关系。文章的外汇成交量数据取自国际清算银行的《央行每三年一度调查:全球外汇市场活动》,时间跨度为1998-2013年。国际债券市场数据取自国际清算银行出版的《季度评论》(QuarterlyReview)各期。另外,国际清算银行只公布季度末数据,但三月份的数据跟四月份的债券市值(存量)差别不大,所以本研究选取三月份的数据以替代无法获取的四月份数据。文章选取了澳元、加元、欧元、港元、墨西哥比索、新西兰元、挪威克朗、英镑、新加坡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美元和日元的外汇成交量及其标价的国际债券存量。文章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这些国家货币与国际债券市场的关系,首先依照通用的计量技术先对原始数据对数,然后建立合并数据表。为了排除伪回归,本文先对合并后的外汇交易量和国际债券市值数据作单位根检验,结果详见表6。检验结果表明,这些面板数据的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均存在单位根,p概率值等于1,即我们只能接收原序列存在单位根这个事实。但一阶差分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其概率值为零,我们否认一阶差分序列存在单位根,这些时间序列服从I(1)如果仅考虑以标价货币发行的国际债券市值,相同系数、加权模型表明,以一国或地区货币标价的国际债券市值每增长1%就会引起该货币外汇成交量增长0.12%,且各项统计量均显著。这充分说明,一个国货或地区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是外汇市场规模的决定因素之一。货币国际化程度越高,用该货币标价的国际资产就越多,货币兑换就越活跃,外汇交易量自然就大幅度提高。

四、我国离岸金融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外汇市场

综合上述分析,发展和壮大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关键是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而后者发展的关键是必须有序开放我国资本项目。我国自贸区建设的重要目的就是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其实,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就是逐步实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其必然结果便是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人民币跨境使用所指的领域主要是国际贸易、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银行信贷,次要领域则是衍生品交易。《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实际上勾画出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建设的蓝图。自从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推出以来,人民币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结算占比大幅度提高,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结算货币。2011年,我国以人民币结算的对外商品贸易占总比的6.6%;2012年占比提高至16.7%。香港的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发展尤为迅速,仅2012年就达到了2.6万亿人民币。我国自贸区的离岸中心建设目的之一就是要强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这一趋势,因为在岸企业以人民币支付的海外进口是非居民的人民币资金来源。除了用于进口贸易外,非居民的人民币资金主要用于购买人民币资产,也就是说,我国的相关政策必须扩大境外人民币资产池子,并解决境外人民币回流问题。如何扩大境内外人民币资产池子?这是新一轮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国出台的相关政策放松了管制,从某种程度上方便资金的流动。人民银行的《意见》规定,上海自贸区采取了分离式账户管理模式,放宽了区内资金向境外流动限制,还允许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在我国境内发行债券,也允许区内企业从境外市场进行本外币融资,但政策趋于谨慎,依然保留了已有的一些管理限制。资金流动仅限于区内居民贸易账户、非居民贸易账户、境内非居民账户和境外账户之间的资金可以自由划转;账户内本外币不得自由兑换,自贸区内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机制功能被限制。区内居民贸易账户因经常项下业务、还贷、实业投资及其他符合规定的跨境业务与境内区外的银行结算账户发生的资金流动被纳入跨境业务管理。就直接投资而言,有关规定有审批制度改为向银行直接办理,简化了办理手续,从某种程度上方便跨境人民币投资。其实,我国对外商直接来华投资的政策比较宽松,因此新规定实际上促进国内企业自己用人民币或外币对外直接投资。自我国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资金一直为正数,特别是1993年以来,年流入净额达到300亿美元以上。

自贸区设立能否扭转这一趋势?跟直接投资相比,证券投资规模更大,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影响力更强。然而,《意见》对跨境证券投资的政策规定不多。截止2012年底,国外对中国的证券投资规模为6442亿美元(约合2.3万亿人民币),其中股票投资为5066亿美元,占我国股票总市值13.7%。这表明,我国现有的金融市场开放水平不高,法律建设还有待完善。境外资金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限制依然较多,《意见》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基本沿袭了2011年12月公布的人民币合格国外境外投资者做法。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按规定进入上海地区的证券和期货场所进行投资和交易。这显然是指区内的境外金融机构和企业,因为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无需绕道进入这些市场。“按规定”是指什么规定?这应该指现有规定。《意见》允许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可在一定额度内进入境内银行间市场展开拆借或回购交易,也沿袭了人民银行2010年8月公布的办法。事实上,市场开放度依然受到额度限制。在对外方面,《意见》允许符合条件的区内企业按规定开展境外证券投资和衍生品投资业务。显然,这是针对国内企业,因为境外企业无需绕道中国再投资境外金融市场。“按规定”又是指什么规定?换言之,国内资金在境外进行证券投资依然受到限制。在融资方面,《意见》允许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可按国家有关法规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目前的困境时除了少数国际金融机构外,尚无境外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意见》原则上允许试验区的中外合资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组织可按规定从境外融入本外币资金,但严格限制本币的使用范围,即不得用于有价证券和衍生品投资,也不得用于委托贷款。《意见》没有涉及国际银行信贷业务。资本自由流动是离岸金融中心存在的必须条件,也是本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之一。在这些大量频繁的金融交易活动中,本币国际化就水到渠成,无需刻意去为之,因为它有着强大的现实基础。作为大额、高频金融交易的后盾,自贸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必须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必须构建多币种、多层面的平台,实时处理涉及主要本币和外币交易,覆盖了包括银行、股票和债券的多种金融中介渠道,并与周边国家的有关系统无缝联接。我国现有境内外币支付体系,而跨境支付体系尚在研究和规划中。2012年,境内外币支付体系处理业务111.05万笔,金额为5327.37亿美元。相比之下,香港美元结算所自动转账系统(USDCHATS)同期处理业务381.7万笔,金额为40256亿美元;香港人民币结算所自动转账系统(RMBCHATS)同期处理业务108.7万笔,金额为62万亿港元。可见,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远达不到国际水准,依然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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