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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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71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5-0045-07

中等职业教育是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教育，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扶贫开发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11年，《教育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职成[2011]17号）提出：“加快解决生师比过高、‘双师型’教师和兼职教师比例偏低、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足的问题”“加快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专兼结合的高素质专业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不仅体现了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视，也为各地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国幅员辽阔，受自然条件、历史原因的影响，以及传统观念、区域差别和体制C制限制，各省份及不同区域之间不仅在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状况也存在一定差异。

一、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水平测量

近十多年，中央和各级政府不断加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资源短缺问题得到较大改善，有关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理论研究日渐丰富[1]。从内容上看，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理论、特征、路径、经济增长、教育经费投入等方面，关于省份及区域师资配置的研究尚不多见。在中小学教师发展方面，杨晓琳等选择每千劳动人口数量、每万人口中教师数量、专任教师比例、代课教师比例、生师比、高一级学历教师比例、中高级职称教师比例、教师年平均工资等对2010年全国31个省份的中小学教师状况进行了分析[2]。本研究在借鉴以往教育发展评价指标、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和相关政策，尝试构建衡量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对2014年各省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水平进行测算、排序和比较，以期为我国各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及中等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指标选取

本研究在建构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水平的指标体系时，根据资料的可得性、全面性及客观性等原则，通过专家评判及反复讨论，从教师数量、结构、质量以及待遇4个维度选取了每万人口教师数、每万劳动力教师数、生师比、师员比（专任教师占教职员工比例）、高级职称比例、学历达标率、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比例、中青年教师比例、“双师型”教师比例、高级工及其以上资格证书比例、兼职教师比例、绝对平均工资、相对平均工资、参加国培教师比例等14项指标，依据国家有关标准或全国平均水平将每项指标标准化，经过构权与反复综合比对，构建了2014年全国各省份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水平指数体系。

（二）模型建构

通过专家咨询法、文献分析法等对我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目标的特点、特征、基本要求及相关政策进行分析，选取对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发展比较有意义的指标组成评估测量框架，并赋予一定权重。经研究确定了数量、结构、质量、待遇4个维度共计14项指标。

二、各省份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水平比较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及分析模型，对我国31个省份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状况进行了测评。①

（一）教师数量

教师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育投入人力资源的多少，可以反映不同地区职业教育人力资源投入的水平。吉林、山西、浙江等省份在教师数量方面的综合得分最高，江西、广西、宁夏等省份得分最低。

每万人口教师数和每万劳动力教师数是反映教师数量多少的重要指标。2014年，每万人口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数排名前三位分别为山西、浙江和天津。有17个省份每万人口专任教师数在5人以上。其中，山西省每万人口中有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7.63人，得分1.48，排名第一；湖南、西藏、江西分别是3.79人、3.71人和3.65人，得分较低，排名最后。每万劳动力教师数排名前三位分别是山西、甘肃与河北，其中，山西省每万劳动力中有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9.34人，北京、上海、西藏、江西、湖北等省份万劳动力教师数均不足5人，得分较低，分别排在最后五位。

生师比和师员比（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比例）是反映教育系统内部及一个地区教育人力资源投入情况的重要数据指标。2010年7月，教育部修订《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其中第七条规定：中等职业学校生师比应该达到20∶1。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生师比平均为21.34，其中吉林省最低为8.55，得分最高为2.34，排名第一；天津排名第二，为13.94，得分1.43；广西壮族自治区生师比最高为38.33，得分最低，为0.52，排名最后。全国仅有15个省份生师比在20以下，得分在1.0以上，即达到了规定标准。根据2007年人事部、教育部联合颁发的《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岗位占学校岗位总量的比例一般不低于85%，其他岗位原则上不超过15%。2014年，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比例高于85%的只有西藏和浙江两个省份，分别以88.27%、85.88%，得分1.04、1.01，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安徽以82.60%排名第三。海南、上海、北京师员比最低，分别以69.61%、63.14%和62.49%，得分0.82、0.74和0.74，排名最后。 （二）教师结构

高级职称占专任教师比例、学历达标率、研究生以上教师比例以及中青年教师比例是反映教师结构的重要指标。天津、江苏、辽宁等省份排名靠前，贵州、山西、西藏排名最后。

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拥有高级职称的人数为161354人，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平均为24.3%。其中，天津市最高，为37.93%，得分1.90。西藏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最低，为6.1%，得分0.3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专业课教师应该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2014年，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89.29%，比2013年的87.95%提高了1.34个百分点。其中，江苏、上海、浙江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都在95%以上，排名前三位；四川、江西和青海学历达标率最低，以83.63%、82.82%和77.27%排名最后三位。

在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方面，上海、江苏、北京最高，以16.45%、13.38%、12.71%分别得分1.65、1.34、1.27排名前三位；黑龙江、海南、青海比例最低，分别为3.00%、2.91%、2.61%。

中青年教师（45岁以下）是学校的未来与希望，是教育教学的生力军与主力军，也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对象。西藏、浙江、贵州中青年教师比例最高，以93.96%、80.01%、79.38%分别得分1.29、1.10、1.09；上海、天津、吉林比例最低，分别为64.09%、63.81%、62.91%。

（三）教师质量

当前，我国中职教师普遍缺乏企业实践经历，专业实践能力不强，由此构建专兼结合、理论和实践一体的教师队伍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双师型”教师比例、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教师比例及兼职教师比例是反映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综合来看，青海、浙江、新疆因高级工比例或兼职教师比例高而排名靠前，内蒙古、甘肃、西藏等排名靠后。

“双师型”教师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安徽、浙江、广东“双师型”教师比例最高，以43.03%、39.31%、37.02%分别得分1.43、1.31、1.23；甘肃、西藏、山西“双师型”教师比例最低，分e为17.79%、16.82%、13.82%。

具有与从事教学相关专业的非教师系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高级工以上技术等级证书是确保兼职教师以及实习指导教师质量的重要保障。浙江、北京、陕西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中具有高级工及以上资格证书比例最高，以85.07%、81.25%、80.00%分别得分1.24、1.19、1.17排在前三位；湖北、贵州分别以45.45%、40.79%排名最后；西藏没有该数据。

聘请校外兼职教师是完善教师队伍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特色的重要方面。青海、贵州、新疆兼职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最高，以56.8%、39.2%、34.1%分别得分1.89、1.31、1.14排名前三位；河北、甘肃、吉林以7.3%、6.3%、4.8%排名最后。

（四）教师待遇

教师待遇关系到教师的积极性以及能否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育教学事业。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参加国培教师比例是反映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待遇水平的重要指标。浙江、广东、上海排名前列，湖北、吉林、安徽排名居后。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上海、北京、浙江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水平最高，以年平均工资14.59万元、13.58万元、10.83万元分别得分2.19、2.04、1.63，排名前三位；贵州、安徽、吉林以年平均工资4.43万元、4.38万元、4.31万元排名后三位。

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物价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不仅将各省份教师平均工资水平进行了指数化，并且与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进行了比较。除贵州、安徽以外，其他各省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均高于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其中，浙江、广东、海南以1.91倍、1.91倍、1.73倍分别得分1.91、1.91、1.73，排在前三位；吉林、贵州、安徽以1.01倍、0.93倍、0.92倍排在后三位。

组织教师参与培训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教育部和财政部中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国家培训管理办公室统计资料，参加国家级中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培训比例最高的是青海、新疆和贵州，分别以2.90%、2.63%、2.18%得分2.87、2.60、2.16，排名前三位；广东、上海、湖北以0.47%、0.30%、0.21%排名后三位。

（五）综合排名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需要综合考虑数量、结构、质量、待遇等多个维度，经过多方研究比对，对全国各省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综合排名。综合来看，有10个省份得分在110分以上，位于第一梯队；有10个省份得分在100至110分之间，位于第二梯队；还有11个省份得分在100分以下，位于第三梯队，见图1。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只是对各省份中等职业教育教师配置状况进行年度排名，随着各个省份对中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重视程度、财政投入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影响，每年各省的排名也会发生一定变化。我们推出这个排名只能近似呈现各省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状况，受研究能力及信息资料限制，在指标体系设计上难免还有疏漏之处，希望各界能够客观、理性、辩证地看待这个排名，促使评价指标体系不断完善，深入研究我国各省份中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发展的基本状况及地区差异，以便各地相互比较、准确定位与彼此借鉴，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三、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水平的区域特征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水平同样如此。根据经济、地理、文化及以往相关研究，将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其中，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份。从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水平来看，三个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一）综合来看，东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

根据综合指数排名，东部地区平均分值为106，西部地区为94，中部地区为93。东部地区地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圈，无论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对外开放程度还是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都要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在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方面亦是如此。受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影响，与经济发展、劳动就业紧密相连的中等职业教育在西部地区得到较快发展，在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方面，无论教师待遇水平、兼职教师比例还是中青年教师比例都有显著改善，并明显优于中部地区。

（二）东部地区优势明显，但兼职教师比例及师员比不高

在所有14项指标中，东部地区平均水平最高的有8项，分别是每万人口教师数、高级职称比例、学历达标率、研究生及以上教师比例、高级工及以上资格证书比例、“双师型”教师比例、绝对工资指数和相对工资指数。在12个学历达标率超过90%的省份中，东部地区占了9个，其余2个也接近90%。高学历教师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见图2。江苏省以及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研究生以上比例都在10%以上，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最高比例不超过8%。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不仅工作条件相对优越，工资待遇也是最高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年平均工资超过10万的4个省份都位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除西藏外，年平均工资都不超过8万，远远低于东部地区。

一定数量且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东部地区的兼职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明显低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河北省兼职教师比例仅为7.3%，最高的福建省也仅为20.2%，而西部地区的青海、贵州、新疆等兼职教师比例都在30%以上。2014年，全国专任教师占教职工平均比例为77.38%，东部地区最低，排名最后三位的省份全部位于东部地区。

（三）中部地区教师待遇最低，难以吸引优秀教师

在所有14项指标中，中部地区排名最后的占了6项，包括绝对工资、相对工资、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中青年教师比例、“双师型”教师比例和参加国培教师比例。尤其是工资待遇和参加国培教师比例方面，中部地区明显处于劣势。

就平均工资来说，东部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年平均工资绝大多数省份都在年薪6万元以上，西部地区也有7个省份超过6万元，而中部地区一个也没有。

就相对工资来说，全国共有11个省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是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1.5倍以上，其中东部地区有7个，西部地区有4个，中部地区一个也没有。最高的河南省也仅仅1.28倍，全国排名16位。安徽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平均工资仅仅为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0.92倍，全国排名最后。

（四）西部地区兼职教师比例最高，但专任教师数量不足

在所有14项指标中，西部地区有6项排名最后，包括生师比、每万人口教师数、每万劳动力教师数、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学历达标率和高级工及以上资格证书比例。不过，西部地区的中青年教师比例、兼职教师比例和参与国培教师比例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兼职教师比例最高的5个省份全部位于西部地区，且比例都在25%以上。而东部和中部地区兼职教师比例最高为20%。

西部地区参加国培的教师比例也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全国参与国培教师比例超过1%的省份共有17个，其中东部地区5个，中部地区3个，西部地区9个，西部地区多于东、中部地^省份的总和。

尽管存在一定优势，西部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劣势也很明显，如生师比是最高的。2014年，全国共有15个省份生师比降到了20以下，在所有高于20的16个省份中，东部地区有3个，中部地区有4个，西部地区有9个，其中青海、宁夏、贵州、广西4个省份生师比都在30以上。

通过对各省份及东中西部地区中职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的比较分析发现：近年来，我国中职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其一，由于经济发展、历史文化、教育投入、供需失衡等原因[3]，各省份及不同区域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不均衡现象比较突出。其二，生师比、教师平均工资水平等指标省际及区域差异显著。其三，兼职教师西部地区比例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当前中等职业学校兼职教师仍然是专任教师的补充力量。其四，中部地区中职教师队伍建设存在“塌陷”现象。为此建议下：一是加大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投入力度，改善办学条件，提高中职教师平均工资水平，逐步缩小区域和省际差异；二是东部地区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优化教师队伍素质结构；三是中部地区需加强教师培训，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队伍总体素质；四是西部地区需加强新教师的引进和培养，改善生师比，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水平。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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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彪西与拉威尔的概述

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 1862-1918)是法国最伟大的作曲家，“印象主义”的概念最开始是由德彪西引入音乐领域的。早在巴黎音乐学院就读时，德彪西就已经显示出他的音乐才能。德彪西于1873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并在那里进行了长达12年的学习。他不仅具有卓越的钢琴演奏水平，并且创作才能十分突出。德彪西在他的音乐学习进程中，不断地打破传统的束缚，他大胆的和声处理方式及非正统的创作态度，令他的师长们十分为难。尽管如此，德彪西的音乐才能还是得到了认可。

莫利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 1875-1937）是20世纪初法国杰出的作曲家、钢琴家，和德彪西一样，拉威尔也有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的背景。拉威尔7岁开始学习钢琴，14岁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预科。在巴黎音乐学院就读期间，他跟随贝里奥学习小提琴，并师从佩萨尔和福雷学习和声和作曲。拉威尔并没有受到循规蹈矩的学院环境的影响，不断大胆追求音乐上的创新。尽管五次失利罗马奖的角逐，但这却给拉威尔在创作上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二、德彪西与拉威尔各自的音乐风格特征

1.德彪西的音乐风格

德彪西的创作几乎囊括了所有音乐形式：管弦乐、钢琴、室内乐、合唱、艺术歌曲以及歌剧等。德彪西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因此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为钢琴而作的。德彪西早期的音乐创作受到印象主义绘画的影响很大，为了营造出一种模糊、飘渺的意境，他在创作中不断地运用不协和的音程，七度、九度、十一度，并经常在这个调的和弦上叠置另一个调的和弦，产生多调性的感觉。此外，德彪西在创作中还使用了许多平行的纯音程，如五度、纯四度和纯八度。

值得一提的是，德彪西虽然是印象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但事实上印象主义只是德彪西音乐创作风格的一个方面，他的许多作品中并没有出现印象主义的痕迹。他在《儿童园地》的《木偶的步态舞》中讽刺地引用了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在《练习曲博士》中开车尔尼的玩笑，完成于1888年的两首《阿拉伯风格曲》更是接近于浪漫时代的沙龙音乐。晚期作品中，芭蕾舞《游戏》、双钢琴作品《白与黑》等也不是印象主义音乐的风格。

2.拉威尔的音乐风格

在拉威尔的整个音乐创作生涯中，西班牙音乐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他母亲的西班牙血统，拉威尔在创作中更加偏爱西班牙音乐。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模仿西班牙民间乐器、采用西班牙特色节奏进行的创作，如拉威尔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镜子》中的第四首《丑角的晨歌》就具有典型的西班牙音乐特点：曲中的节奏型采用了极具感染力的西班牙舞蹈的节奏，拉威尔还运用了同音轮指的演奏技巧来表现出西班牙民谣吉他拨弦的效果。

相比于德彪西大量的钢琴作品，拉威尔的钢琴作品在数量上并不算突出，他的主要钢琴作品有《帕凡舞曲――为夭亡的公主而作》《水的嬉戏》《镜子》《库普兰之墓》。《水的嬉戏》是拉威尔音乐创作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充分显示了拉威尔对曲式结构的重视，这部作品受到李斯特《艾斯特庄的喷泉》的启示，作品中丰富的和声色彩的变化以及最后一连串的十一和弦、属九和弦、大小七和弦的运用，展现了拉威尔高超的创作技巧。

拉威尔晚期的音乐创作流露出了明显的古典主义音乐风格，创作于1917年的《库普兰之墓》采用了拉威尔十分喜爱的法国羽管键琴作曲家库普兰时代的舞曲体裁。拉威尔在创作这首作品时不仅运用了优美典雅的古典主义音乐线条，而且融入了现代的作曲技法。

三、德彪西与拉威尔的创作风格比较

首先，在和声的使用上，德彪西在创作中经常用和声的色彩性代替和声的功能性，增加一系列的特殊和弦的使用，比如他喜欢在属调上建立九和弦、十一和弦；拉威尔的作品中大七和弦与二级音上的九和弦居多，而且运用大量开放的四、五度的音程，这使得在听觉上拉威尔的和声比德彪西更有倾向性。在调式的选择上，德彪西摆脱传统的大小调体系的束缚，不断尝试将旋律建立在不同的调式上。有时候，为了描绘出色彩画般的音乐时，德彪西会将旋律建立在教会调式上，而当他想要突出东方色彩的效果时，又会使用五声音阶。有时他甚至会采用全音阶的现代风格的写作手法。而拉威尔重新运用中古调式尝试进行各种和弦编配，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德彪西的影响。在曲式结构上，拉威尔比德彪西更倾向传统的古典主义曲式，拉威尔的最早两首和最后一首钢琴曲的曲名――《古风小步舞曲》、《帕凡舞曲――为夭亡的公主而作》和《库普兰之墓》都体现出拉威尔对古典主义结构的偏好。

参考文献：

[1]张式谷，潘一飞.西方钢琴音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2]（美）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里斯卡.西方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

篇3

一、法国的母语保护政策

1.法语特权地位的丢失

17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末,法语在欧洲享有很高的声誉,逐渐代替拉丁语成为国际上的外交语言。法语国际外交特权地位的丢失始于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举行会议,起草《凡尔赛条约》。这次会议打破了近两百年来会议文件只用法文文本的惯例,美国、英国都坚持要用英文和法文两种文本,法语在国际外交上的特权地位从此结束。

2.英语“入侵”法语

如果说《凡尔赛条约》是法语在国际外交特权地位结束的标志,诺曼底登陆则为英语“入侵”法语打开了缺口。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部队在诺曼底登陆;8月25日,巴黎解放。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美国为了挽救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法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得到了经济援助,同时也受到了英语和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在经贸往来中,法国认为英语作为经贸语言有利于经贸交流,英语词汇随着进口的美国货一起被引进法国,广播、电视、报刊中大量使用英语语词,许多人认为这是时代的需要。美国不断扩大英语的影响范围,动摇了法语在国际外交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这些引起了法国政界和文化界人士的警觉。他们认为,法语是法兰西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法国人的精神财富,而且是所有使用法语者的精神财富,因此要采取措施保卫法语和法兰西文化的地位。

3.法国政府采取的保卫法语的措施

法国成立了“国际法语理事会”“法语国家和地区高级委员会”“法语高级理事会”“技术用语研究委员会”等,这些机构在法语规范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法国还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法语的法律和法令。为了遏制英语的“入侵”,国民议会议员勒杜荷赫和巴斯等人联名向议会提交关于保卫法语的提案,该提案于1975年12月31日经议会一致通过,人们称它为《巴斯――芬里奥尔法》。该法律规定,商品名称及其使用说明书、招生广告、劳务合同、财务登记、节目预告、新闻报道都必须使用法语。

二、新加坡的华语政策

1.新加坡的基本语言状况

新加坡经济发达、环境优美,具有引人注目的多种族以及多元文化,是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华人最集中的地方。新加坡社会一直是华族、巫族(包括马来人和印尼人)和印度族三大民族的语言在不同社区、不同场合中通行着,再加上原先殖民者的英语,这些是新加坡名义上的4种官方语言。三大民族的语言本身也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方言,中国移民自然也就说着属于闽语、粤语、客家话、吴语、北方话等多种不同的方言,因此,新加坡素有种族博览会和语言(方言)博览会之称。

2.新加坡重视推广华语运动

国家的语言政策问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政治敏感问题。语言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引起民族冲突,从而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新加坡政府对敏感的语言问题一直是持慎重、灵活和实用主义的态度。

1979年,新加坡政府发起了常年性的“推广华语运动”,以便使华语最终成为新加坡华族同胞的通用语言,加强华人乃至整个社会的语言交际。为此,新加坡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比如,规定政府及法定机构的华裔员工在办公时间内要用华语交谈;电台、电视台逐步取消方言节目,代之以华语节目;华裔新生儿的出生证、国民的身份证等重要证件也要加上汉语拼音;等等。

3.新加坡语言政策的特点

传承性。政府把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殖民地的语言(英语)维持下来,把它规定为官方语言之一,并且逐渐使它生根于全社会进而成为家庭语言。

实用性。新加坡语言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的多语言政策,既考虑到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又考虑到国家的现实状况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既兼顾了国内复杂的族群关系和利益平衡,又着眼于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平衡性。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体现了国内各种族及其语言的平等,避免了任何形式的语言沙文主义,又有助于各种族文化及其语言的传承和发展。新加坡在语言政策上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虽然不能满足所有种族、所有人的需求,但大多数新加坡人能够接受这种政策。

三、美国语言政策的主要特质

1.排他性

20世纪末美国出现的“唯英语运动”,集中代表了美国主流文明的语言文化,导致20多个州制定了“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政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排挤和打击非主流语言。印第安语的灭亡就是在以英语为中心的美国语言文化排挤和打压之下,迫使印第安人逐步放弃自己的母语转用英语造成的结果。

2.一致性

美国语言的一致性也就是英语一统天下,坚持英语统一北美大地上的其他语言。美国政府认为,保证英语的统治地位就是保障国家统一、社会平等,否则就会导致国家分裂、社会不平等。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除印第安人外,美国人都是外来移民及其后裔。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民族在美国都有其移民或后裔。一个民族的移民通常会带去一种文化和语言,然而不管先来还是后到,移民们都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迅速抛去原来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尽快地变成美国人。

美国语言文化及其政策对维护美国多民族移民国家的语言一致和国家统一来说,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因素。美国语言政策的力量并不在于政府明文规定的法律、法令以及规定,而是在于基层的、迂回的、隐性的政策。显然,美国的语言政策有利于其倡导文化的发展。

四、法国、新加坡、美国语言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不管是政治家还是国际语言学家都在不同程度地思考如何完善国家语言政策,为维持和开发走向全球化的语言资源奠定基础。

法国政府在法语保卫战中,不仅保卫语言,而且捍卫法国文化,捍卫它的民族性,捍卫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法国主张多极世界,法语是法国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单极世界的重要工具。新加坡面对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的语言政策不仅值得语言学家研究,而且值得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们认真思考、探讨和借鉴。美国的语言政策是维护英语的绝对权威、排斥和打击其他语言,以“褒扬英语、排贬他语”为特征的美国语言文化及其支撑的语言政策构成了一个能熔化、消解其他语言的熔炉,有效地维护了英语的地位及其世界霸权地位的扩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经验至少可带给我们如下三点启示。

其一,在语言观念和意识方面。语言是国家的资源之一。在国家语言政策中要把语言与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联系起来。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以上三个国家语言政策制定者高远的政治和经济眼光。

其二,国家语言政策充分考虑和尊重所有国民的语言权利,在大力加强本国母语教学以提高全民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提供政策和经济支持,尊重、引导语言文化的发展,努力维持语言生态平衡。避免由于语言问题可能引起的民族冲突或社会矛盾,也是建设和谐的多语言和多元文化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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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印两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与潜力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之一，相形之下，对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鲜有关注。事实上，中印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悄然起步，而且呈迅速发展之势。一方面，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来看，除受2002－2003年全球FDI流量滑坡的影响而有所下降外，两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均大幅上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1.06亿美元，到2006年已达到161.3亿美元，10多年间增长了152倍；而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在1995－2006年期间也从0.38亿美元迅速扩大到65亿美元，增长了171倍。另一方面，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中印两国的跨国公司数量在过去10年间分别增长了805％和809％，而同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增长率仅为47％。值得注意的是，中印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在规模上扩展迅速，而且在主体选择、行业重点、地区格局、方式选取和投资绩效等方面也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和竞争优势，并对国内宏观经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对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其经济效应进行比较，借鉴印度近年来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比较

(一)投资主体类型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为具有雄厚实力的大型国有跨国公司，所有权形式呈现出浓厚的政府干预成分，在金融服务、船运、能源等行业，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近年来，随着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在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日趋活跃，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开始下降，但仍然没有改变其主体地位的特征。据商务部统计，国有企业约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近5成；其次是民营企业，大约占近3成；外商投资企业增速显著，已占有1成的比例。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私营经济较为成熟，私营企业实力较强，目前已有36个工业家族年产值在10亿美元以上，不仅成为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而且产生了以塔塔(Tata)、安巴尼(Ambani)等为代表的一批颇具国际竞争力的私营企业。除了造就出一批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竞争的大型跨国公司以外，印度中小企业也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在软件服务业，这一点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据统计，2002年印度软件业的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7％，足见其国际化程度之高和竞争力之强。

(二)投资规模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虽然起步较晚，但其规模增长迅猛。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年均仅为4亿美元，到90年代增长为23亿美元，截止到2006年底其累计额已达到733.3亿美元。据专家预测，到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望达到700－1000亿美元的年输出规模。与之相似，1996年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有6亿美元，但截止到2006年已增加到152亿美元，甚至在2007－2008年度有望超越同期吸引外资的规模。

一方面，无论是从存量指标，还是从流量指标来看，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均与中国相差悬殊，这与两国经济实力的差距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两国在投资规模方面也体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其一，对外直接投资与吸引外资之比偏低。2006年中国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0.26，印度为1:0.43，虽然已经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般为1:0.3左右)，但仍远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水平(一般为1:1.3左右)。其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其GDP比重较低。以2006年为例，中国的这一比重仅为2.77％，印度为1.50％，不仅低于世界25％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距离发展中国家13％的平均水平也相去甚远。以上两点均表明，两国对外投资的总体规模仍然偏小，与两国作为引资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其上升空间十分巨大。

(三)投资区位选择

英国经济学家坎特韦尔和托伦蒂诺(1990)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一般遵循以下发展顺序：周边国家一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发达国家。中印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情况再次验证了这一理论。

目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已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从存量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集中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比例较小。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按占比排列依次为：亚洲、拉丁美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其中，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投资额分别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6％和23％。

与中国类似，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也集中在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但与此同时，凭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积累的技术知识优势及其独特的英语语言优势，印度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日益活跃。印度信息服务公司CRISL的调查研究显示，2005－2006年度印度跨国公司对美投资额高居首位，达10.5亿美元，且主要集中在IT服务业和制药业，紧跟其后的是传统对外投资强国英国(8.15亿美元)和比利时(7.99亿美元)。这些数据既显示出印度企业加快对欧美地区进行投资布局的决心，也表明印度企业希冀在此过程中迅速完成“小鱼变大鱼”的战略考虑。例如，2006年印度钢铁业龙头老大塔塔集团通过收购欧洲第二钢铁公司康力斯(Corus)集团，一举成为全球第六大钢铁生产企业，便被视为展示印度企业实力的经典之作。

(四)投资行业分布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范围从最初的外贸，逐步扩展到纺织业、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等诸多领域。据《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中各行业所占比重依次是商务服务业(28.9％)，批发和零售业(20％)，采矿业(15.1％)，交通运输业(12.4％)，制造业(10％)和其他行业(23.6％)。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近年来国内能源需求的扩大，中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极为迅速，已超过制造业成为对外投资的第一大产业。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商务服务和制造行业，对这些行业的投资额占全部投资额的44％、32％和10％。

印度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其制造业及成熟行业的产品在发达国家寻求市场，因而主要集中在医疗设备、教育、自动化、纺织业、制药业等行业。近年来，印度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据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制药业在印度对外投资行业比重中居首位，投资额达15.8亿美元，其后依次是银行业和IT业，投资额分别为11.8亿美元、7.86亿美元。与之相对应，印度的大型跨国公司大多分布在此类行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也因此成为印度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成分。

中印两国对外投资行业的构成不同，不仅反映了其资源禀赋的差异和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同，而且反映了其竞争优势的差异，即中国跨国公司主要在生产加工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印度跨国公司主要倾向于拥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生产加工方面的竞争优势，其在第二、三产业(尤其是IT服务业)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

(五)投资方式选取

按照海外企业的不同建立方式，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发展迅速。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企业采用并购方式所进行的对外投资额度仅有2亿美元，至2006年已达到47.4亿美元。尽管如此，目前中国企业的并购额仍仅占FDI总额的10％左右，距离世界发达国家70％－80％的并购比例相差甚远；而且，并购成功的几乎全都是资源领域的粗放型并购。

相比之下，印度企业的跨国并购在近年来增长得更快，技术含量也更高，已成为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据格兰特桑顿公司的研究，1996－1999年间，印度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累计只有60宗，而2006年一年就达到了266宗，金额为153亿美元，名列世界境外收购排行榜的第5位，仅次于西班牙、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足见印度企业跨国并购增长之快。据预测，印度企业海外并购的浪潮还将持续至少3－5年时间，这代表着“一种结构性变化，而不是一次性现象”。印度并购规模不仅较之中国已毫不逊色，而且成功率非常高。在这个过程中，印度中小企业表现得非常活跃，这一点对于我国方兴未艾的并购来说，确有不少可供学习之处。

(六)投资绩效趋势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FDI绩效指数(Per-formance Index of FDI)是指一国或地区的FDI在世界所占份额与其GDP在全世界所占份额之比，它反映了推动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两种因素：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这是衡量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主要指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自2001－2003年跃至世界第58名后，转而呈现出下降趋势，近年来逐渐回升，但2005年仅列67位，投资绩效仍然偏低。同时，由于投资主体多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投资行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较低，导致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据调查显示，我国近三分之一的海外投资企业陷于亏损或处于停业状态，投资收益不高。

虽然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同样较低，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不仅增长更为迅速，从1998－2000年度的91位上升到2003－2005年度的68位，而且从未出现过下滑现象，中印投资绩效的差距几乎不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印度本土私营企业在吸收和改进技术的过程中，技术、组织管理等所有权优势逐步加强，其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实力日益增强，特别是软件业等现代服务业投资的经济附加值、利润率较高，大大提高了印度海外投资的绩效与收益。

三、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比较

中印两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中的不同特点，同样也体现在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即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扩大国内生产能力、引领技术进步、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均呈现出相似的机会和不同的结果。本文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法对中印对外直接投资(FDI)存在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检验和比较，所用数据为1982－2005年间相关数据的对数值。其中，对经济增长、出口、就业的影响分别用GDP、出口额(EX)和年末就业人数(EM)指标来表示，下标1和2分别表示中国和印度。FDI数据均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FDI数据库，中国GDP、就业、出口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印度相关数据源自世界银行官方网站。以下实证均运用Eviews5.0软件完成。

(一)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法检验了中印对外直接投资(FDI)对两国GDP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GDP与FDI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相关性较高，表明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其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检验结果如下：

LNGDP1=7.426+0.502LNFDI；

(25.59)　(5.02)F值＝25.22　R2＝0.57　相关系数r＝0.75

LNGDP2＝8.529+0.151LNFDI2

(237.07)　(10.49)F值＝110.04　R2＝0.85　相关系数r＝0.92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中印两国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将分别增长0.502和0.151个百分点。可见，两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比较小。这是因为，作为新兴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中印两国，无论流量还是存量，FDI规模均较小，因此经济效应也是有限的。但是相比之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远高于印度，因此其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

(二)对带动出口贸易的影响

国外许多实证研究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国出口之间的互补关系，而当海外投资以开拓海外市场而不是降低成本为主要目的时，这种关系尤为明显。由于中印两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均以寻求海外市场和扩大出口为目的，因此我们预计其可以带来一定的贸易创造效应。我们采用两国数据及最小二乘回归法，检验了中印对外直接投资对两国出口额的影响，结果如下：

LNEX1＝5.02+0.735LNFDI1

(12.11)　(5.14)F值＝26.44　R2＝0.58　相关系数r＝0.76

LNEX2＝5.974+0.29LNFDI2

(15.75)　(131.85)F值＝248.0 R2＝0.93　相关系数r＝0.96

可以看出，模型拟合较好，FDI变量通过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中印FDI对两国出口额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735和0.294。与印度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出口的效果方面显然更

胜一筹。究其原因，首先，现阶段我国从事对外投资的企业多为服务贸易型企业，在促进国内产品出口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通过资源开发型与生产加工型对外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相关材料、机器设备和服务的出口；最后，通过对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地的投资，绕过了各种贸易壁垒，扩大了产品出口。

(三)对促进国内就业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为实例，结论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边际效应为略优或中性，而对低成本、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结论则是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国内就业呈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中印两国。本文采用中印两国数据检验结果如下：

LNEM1＝10.75+0.116LNFDI1

(186.28) (5.87)F值＝34.53 R1＝0.65　相关系数r＝0.81

LNEM2＝8.20+0.06LNFDI2

(322.19) (6.17)F值＝38.11　R2＝0.67　相关系数r＝0.82

可见，两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正面影响。这是因为，在较长时期内，中印两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都不会改变，这就决定了两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会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创造出较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由于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各不相同，就业创造效应因而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来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增长0.116个百分点，远高于印度(0.06)。这是因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国内生产规模大、核心技术相对稳定、产品质量可靠、劳动相对密集的比较优势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具有较长的产业链和更大的产业溢出效应，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反，印度对外直接投资以软件生产为基点，产业链相当短，产业溢出效应也较小，因此印度的软件生产只创造了有限的就业机会，并且还造成了“软件新贵”与普通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上的巨大鸿沟。

(四)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长期以来，吸引外商投资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的渠道之一，对国内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中印两国技术的引进与吸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这是因为，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防止技术扩散，维持垄断利润，只是将其国内已标准化或淘汰的技术转移至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在东道国市场面临的地理、文化等经营劣势，刺激了中印两国的跨国公司为了确保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不得不加快核心技术的研发，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但是相比之下，由于印度在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较多，使得印度企业更有可能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以提升印度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例如，印度制药业的崛起就主要得益于其国内制药企业(如Dr.Reddy、Ranbaxy和Wockhardt等公司)对发达国家实施大规模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通过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印度制药业不仅完成了原始积累，而且在仿制过程中不断提高总体创新水平，使得印度制药业的科研开发已同步于世界领先水平。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WEF)主要根据技术革新指标的国家竞争力评估报告表明，中国的排名从2005年的48位下降至54位，而印度的排名从45位上升至43位。可见，印度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应该引起我国对海外投资行业和区位的进一步考虑和选择。

四、相关的启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中印两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各有优劣，各有特色，形成了不同的竞争优势，但是印度在对外投资的主体培养、产业重点、区位选择、方式选取等方面的确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并采取相关措施加以解决。

1、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方面，加快制定、完善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放宽企业投资领域、融资信贷方面的限制，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信息服务等，从而鼓励国内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拓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2、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方面，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基础上，促进企业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规模。鼓励我国一些具备实力和条件的企业，积极到发达国家举办合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和购并拥有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等，学习和吸收世界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增强我国的技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