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本质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社会治理的本质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一)求真务实

求真务实就是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扎实勤奋地工作，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利益，对人民群众最具体、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要求，要给予最及时、最方便、最大程度的实现和满足。反映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防止和杜绝各种形式的乱作为、不作为现象，这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个现实问题。乱作为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和干警漠视案件的客观事实，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实体规定，滥用执法权力。不作为往往表现为不勤政敬业，工作缺乏热情，有警不出、有案不立、案件久拖不决等现象，这实质上是漠视人民群众的疾苦，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予理睬。乱作为和不作为都有悖于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全体政法干警要努力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根基，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切实保护。

(二)甘当公仆

政法干警作为人民公仆，最重要的是在工作中树立和强化服务意识，妥善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政法机关行使管理职责的根本目的是为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管理行为只是手段，而服务才是最终目的。对此，绝不能本末倒置。当然，也不能因倡导服务，就放松管理或不敢管理，对于越是关乎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利益、普遍利益的领域和事项，越是要严格管理、强化管理。

(三)文明执法

文明执法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对政法工作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进步的表现，是政法机关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

文明执法，就是要做到服务热情，多为群众提供便利，不给群众增加麻烦。文明执法，要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文明执法，还必须注意执法者的警容风纪。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的印象和评价，往往来自对执法者本身的印象和评价。执法者举止文明，待人平和，仪容整洁，群众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信任感，每一位政法干警都应加强自身修养，既重视八小时以内的举止文明，也重视八小时以外的生活自律，真正树立起政法队伍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四)清正廉洁

篇2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从不设定一个未来社会的模式，也没有过早的描述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更不愿意凭空猜测无法预知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一个轮廓和方向，它没有为后人设计社会主义的“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以他们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命运是他们著作的核心内容。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是一个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又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这种社会的基本特征，大体可以概括为四种情况：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论断，任何国家从事社会主义普遍遵循的普遍原理。二是运用比较对照的方法以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状况作为参照而提出来的观点和看法，这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发展而变化的。三是对未来社会的最初的、不一定成熟的理论和设想，也就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四是随着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只有与现实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得以实现，并显示其生命力特征。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为各国如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提供一个具体的答案，更不可能设计一个现成的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反对把他们的理论机械的加以重复教条化，而是说他们的理论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行动的向导。他们反复强调，未来社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将来会采取哪些措施，这完全应该由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决定，任何人都没有义务也不可能为后人制定一整套具体的行动计划。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那里，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不仅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而且是必须坚持的首要的根本原则。因此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确的理解和科学的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见和设想，就成为者冷静思考和妥善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一般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统一

 

一般规律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中本质关系的理论抽象，指明了每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共同要求。但是这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转化为每个国家的现实过程中，受到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的制约，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

 

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经济形式、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等，展现了人类发展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同一时期的各个不同国家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不仅表现在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类型上，还表现在每个民族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诸多特殊方面。二是同一类型的国家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三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地区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点，甚至并存着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社会形态。等等，正因为各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不同的特点才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要使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正确地适用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就意味着各民族都要走社会主义这一必由之路，但其具体的走法只能根据各国家和民族自己的特征去选择。

 

而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只有通过各国各民族的特殊发展形式才能表现出来。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主要包括：一是社会历史发展总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趋势前进。二是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不同的经济形态。三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每一个相同的社会制度都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

 

所以我们要善于把一般规律与民族特点结合起来，既不能以一般规律否定民族特点，也不能以民族特点否定一般规律，不承认一般规律，民族特点的区分就会失去准绳，不懂得各国各民族的不同特点，就无法理解纷繁复杂和迅速多变的社会现象。当然也要防止和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看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种只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特点，离开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就本国特色谈本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就是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作为个性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即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又贯穿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共性统摄着个性。共性与个性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相互过度。作为方法论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论是开创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还是开创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都必须实现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要实现这种结合，就必须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所谓的普遍原理，也就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性时所遵循的普遍规律，因而这些普遍原理是矛盾普遍性的体现。我们只有把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摸索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列宁指出：“的精髓，的活的灵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曾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普遍发展的规律与各国发展的具体道路之间的关系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式，而是要善于把的普遍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要善于把的普遍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在解决本国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开创一条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实践中，始终注意防止和反对把共性与个性割裂开来的倾向，尤其是教条主义倾向。作为普遍真理，它提供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研究具体问题的出发点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有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才有意义。而教条主义的特点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经验主义的特点是从狭隘的实际经验出发，轻视理论，轻视普遍性，常常把局部经验夸大为普遍真理。他们从实质上都是割裂了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关系。

 

篇3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6.09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施晴.社会资本与邻避事件的有效治理[J].克拉玛依学刊，2016（6）46-50.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得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邻避事件的发生暴露出政府信任困境。张旭霞在互联网上就政府信任问题对网友评论进行了追踪调查并得出以下结论：“对政府持 ‘信任’态度的约占20%，持 ‘不信任’态度的约占80%。”[1]根据 《小康 》 研究中心调查，2006-2007年度中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 60.6 分，刚过及格线。通过对 “政府信任程度”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逾70%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地方政府。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以80.3%的绝对多数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这大大影响了政府形象。”[2]武晓峰（2008）、唐铁汉（2005）、王策（2005）等对如何治理邻避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笔者认为，有效治理邻避事件需要集万众之力，借助社会资本理论、在考察社会资本与邻避事件相关性的基础上，分析我国邻避事件中社会资本匮乏的现状，有利于对邻避事件的治理。

二、社会资本与邻避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一）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邻避”一词来源于西方，狄尔认为：“一般而言，邻避（NIMBY）指的是居民想要保护他们生存环境的动机。正式而言，邻避指的是社区居民面对一个他们不欢迎的开发项目时的保护主义者态度和所采取的反对策略”，[3]82“居民通常都承认这些‘有害’设施有其必要性，但不要在他们家附近建设或运营，因而产生了‘不要在我家后院’的概念”[4]300。张劲松认为：“邻避是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而采取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5]20简言之，“邻避”是指居民想要保护身边的环境，拒绝接受在自家周围建厂而通过非制度化、非理性化手段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抗争行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布迪厄最先提出的，然而，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是真正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政治领域并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学者。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6]195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首要组成部分，它促使互惠规范的形成和横向社会网络的建立；互惠规范可以为信任的扩散营造良好的氛围，促进社会网络的建立；横向网络的建立为信任提供了传递和扩散的场所，也促成了互惠规则的形成。他们都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促成较高的社会资本体现（如图1）所示，这对于邻避设施相关利益主体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邻避事件的解决必不可少。

良性互动模式

（二）相关性分析――社会资本的匮乏是邻避事件的重要根源

1.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相互信任的低落。西方哲学家史里斯・博克曾说过：“信任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一旦受损，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7]584谣言的鼓动只是邻避事件的导火索，能诱发公众大规模聚集的重要原因是公众、地方政府和相关环境评估机构三者之间存在“信任鸿沟”。

首先，公众对地方政府不信任。王奎明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仅仅有52.4%的民众认为城市政府治理环境的表现高于6分”（包含6分，1分为最低，10分为最高）。从公众角度而言，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能力遭到公众的质疑。余杭“5・10”事件的爆发，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最裸地体现就是在杭州市政府做出各种承诺后，有村民在接受采访时称：“余杭区出来这个我们是不会相信的，我们只会相信省政府或者是中央那边”。[8]另外，地方政府对公众不信任。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一些邻避事件中，地方政府认为邻避抗争是公众打着环保的幌子，实则是为自己谋利的非理性情绪行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往往在项目起始阶段便进行信息封锁的原因，例如，厦门的PX项目、上海的磁悬浮线、四川什邡项目等。

其次，公众对相关环评机构不信任。据相关调查报道，[9]政府与相关环评机构及厂商结成利益同盟，如，2009年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厂的环评、近年来我国发生的血铅超标事件，大多是归因于环评中的“卫生防护距离”造假现象。另外，环评中“公民缺位”现象普遍。如，浙江德清事件中，500米范围内的113户居民被政府和相关环保部门“遗漏”；广东河源事件的环评报告，将500米内的常住居民、拥有129户400多人的村庄完全忽略等。这些现象的发生使得公众无法相信环评报告的真实性，无法相信环评机构在邻避设施风险评估中能起到重要作用。

2.规范互惠社会资本的亏空导致邻避事件治理中出现制度短缺。胡洪彬认为：“作为社会资本的规范，本身既包括了如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性等在内的非正式性制度约束，也体现为如政策、规则和法律等形式的刚性约束。”[10]40首先，随着公民环保意识的兴起，绩效政府理念已经不符合当今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绿色化”的价值取向。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影响较大的邻避事件均显示：地方政府为了提升官员政绩和升迁机会，一味追求GDP的提高，搞形象工程，邻避设施并非基于公共福利而修建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激化了居民的反抗情绪，使得居民与政府之间形成强烈对抗。其次，邻避事件与环保组织在价值理念上背道而驰。厦门PX项目最开始是业主对于自身房产价值的一种维权，这种维权是对于私有产权的一种保护，而不是出于保护环境本身。公民通过邻避运动维护其自身利益，是公众维权的途径，而环保NGO①更多的是出于保护环境、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另外，环保民间组织法律地位低下，缺乏参与邻避事件的法律法规保障。在2007年1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关于民间组织参与突发事件的规定少之又少。

3.公民参与网络缺失导致民众利益表达和维护的社会基础薄弱。根据相关报道显示，不少邻避事件爆发后才出现弥补性的公众参与，而事前却是完全的参与缺位。

首先，我国现阶段的环境评估中心多由相关专家进行封闭式评估，待评估报告完成后，由当地政府在官网上公布于众。在整个项目的制定和决策阶段，公众作为利益的直接相关者被置之事外。虽然有些地方政府认识到公众参与的必要性，但是，公众参与的实效性并没有体现。例如，在四川什邡的钼铜项目中，“环境影响评价意见表”体现“报喜不报忧”的情况。

其次，环保组织的缺位。台湾地区邻避事件的解决，很大一部分是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但内地治理邻避事件时，由于环保NGO的缺位，政府面对的是原子化的个人，政府与公众之间缺少一个高效沟通的桥梁，使得政府无法找到谈判代表，只能同众多分散的公众个体展开利益博弈，彼此间的信任不足和信息不对称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也容易激发矛盾升级。

三、社会资本视域下的邻避事件的路径选择

社会资本与邻避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我国当前社会资本运行的客观状况表明，要实现对邻避事件的有效治理，就必须注重对政府与公众进行现代社会资本的培育，达到社会治理的良性均衡。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提升公众理性风险认知水平

一般来说，风险越不确定，人们越倾向于夸大风险的危害及风险发生的概率。对于“无知”的信息，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所以，专家确定的“事实风险”与人们对“事实风险”的感知之间可能存在着遥远距离。风险沟通正是解决公众风险认知问题的重要方法。风险沟通重在处理 “公众感知”（dealing with public perception）问题。首先，由于公众对上级政府（中央政府）高度信任，因此，借助权威媒体向社会大众传播有针对性、具体的科学知识来促进地方政府、专家、企业、相关环评部门等各治理主体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建立并维持与公众之间的相互信任，推动公众全程参与，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经验、建议等非科学知识纳入公众参与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从而避免公众通过非制度化、非理性途径寻求自身利益的表达。其次，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和疏导，是风险沟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敏感、疑虑甚至恐慌源于对邻避设施的知识不足和风险猜想，只有增长邻避知识，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对邻避设施予以理性认知和科学对待，才能推动公众与政府、相关环保部门良性互动环节的展开，才能真正实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二）推进制度构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首先，坚持依法行政，健全政绩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如此定义制度：“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11]134依法行政意味着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平等相处，地方政府权力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依法规范地方政府基层干部和管理人员在邻避设施建设中的行为，改变、以权代法的不良思想，增强法制观念，提高双边学习的能力，使地方政府的基层管理人员真正具备“人民公仆”的服务理念，营造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氛围。其次，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应将反映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的指标一起纳入指标体系。完善政绩考核办法，根据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的考核制度；根据考核评价结果，对生态文明建设成绩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于因环境监管、环境保护落实不到位而引起邻避事件的现象，例如，陕西凤翔“血铅”案，要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制，对因工作失职、监管不力等造成对公民、社会严重后果的个人要记录在案，实行终身追究制。

（三）建立政府―公众―环保NGO协作治理机制，完善社会网络

多元协同治理可以大大拓宽公众参与邻避事件的渠道，从而在政府、公众、环保NGO等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和环保NGO自主参与治理邻避事件全过程，使地方政府的一切活动都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与尊重，从而也有利于提升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重塑地方政府公信力。因此，重视各个治理主体在邻避设施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各个治理主体在规避邻避事件中的效能、走多元协同治理之路，是完善社会网络的根本选择。以下将在对邻避事件的分析中，构建政府-公众-环保NGO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如图2所示），完善公民参与社会网络，避免邻避事件的再次发生。

1. 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合作模式构建。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讲，要规避邻避运动，重中之重便是促进公众的全程参与。鼓励公众不仅要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等环境论证阶段，还要参与邻避设施选址和补偿等决策阶段，重要的是在邻避项目的规划期间参与及事后参与。德国地方政府在邻避设施选址建设前，会与当地居民代表进行协商，居民对选择主持环评的专家拥有绝对的表决权，而且拥有参与设施的规划、补偿等各个环节的权利。另外，把知情权还于公众，将抗争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通过相关媒体对邻避项目相关信息进行如实的公开，也可以利用社区公告栏等进行公示，甚至在必要时展开政府与公众之间直接的沟通与交流。把邻避项目的各种资讯包括收益和风险等清晰、明确地公示，有利于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公众的最大支持率。台湾地区由政府机关当公证人，由企业和周边居民签订“不污染后院”的环保协议书，以保证公众参与邻避项目的环保补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因补偿回馈的不透明而成为抗议对象的情况发生。

2.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合作模式构建。“互联网+”时代，媒体在信息公开中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在邻避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信息公开将要进入3.0版时代，要把过去很孤立、被动型的信息公开制度向上游和下游延伸，向上游延伸就是以报道的真实性和实效性为出发点，往下游延伸就是要在环评具体情况的同时，加强对信息的解读工作，加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以“政府为中心”向“以社会为中心”发展，媒体在邻避事件中要把握信息的传播规律，引导人们掌握事件发展的实情，使冲突得到快速、高效的平息。例如昆明 PX 事件，由于媒体及时公开事件进展，真实、高效地报道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在舆情引导中发挥重要作用，才避免了事件的恶性发展。

3.政府-环保 NGO -公众合作模式构建。首先，明确政府的主导地位与环保NGO的相对独立地位，给予环保NGO更多发展空间与自治性。政府不应对环保NGO实行控制，而应充分给予其自主性，合理引导、鼓励环保NGO的健康发展。环保NGO也不能仅仅为了提倡保护环境而存在，而是应该作为公民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担负着防止、削弱或补救政府与企业对公众利益的侵犯而引起邻避冲突的使命。其次，健全环保NGO参与的决策评估机制。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环保NGO应积极参与项目的决策阶段，以便真实、高效地表达公众的利益诉求。邻避设施建设的评估小组应由政府方面代表、相关环保专家、环保NGO的相关人员共同组成，充分评估设施对周边居民身体健康和社区环境的影响程度，并及时联系权威媒体，公开评估结果，打消公众对邻避设施的疑虑。

另外，完善环保NGO的法律保障机制。为民间环保组织的成立与登记营造宽松的法律环境，放宽成立环保NGO的一些不合理的准入条件，完善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的相关立法；并尝试建立一套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可以采取共同诉讼，合并计算损失的策略，以避免单个时，法院考虑该事件与自身利益的原因而不判原告胜诉以及计算损失难统一情况的发生。

注释

①NGO：是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

府组织）的英文缩写。

参考文献：

[1]Zhang Xuxia.On Government Credibility and the Public' s Right to Speak[J].Chinese Public Adminis

tration，2006（9）.

[2]中国信用小康指数60分，官员信用度最差，农民最高[ EB/OL] .http：///.2007-08-01.

[3]陈宝胜.邻避冲突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6）.

[4]Dear，M.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the NIMBY Syn-drom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1992（3）.

[5]张劲松.邻避型环境的政府治理[J].理论探讨，2014（5）.

[6]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7]Nicholson，N.eds.，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M]. 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8.

[8]浙江余杭5千村民聚集，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EB/OL].http：///xwwgf/20140511/t20140511_515482468.shtml，2014-5-11.

[9]靳薇.如何减少“PX类冲突”中的“共输”[N].学习

时报，2012-12-4（4）.

[10]胡洪彬.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篇4

管理控制的发展趋势在学术界达成了共识,认为企业控制更应该是一种战略控制,要突出信息、知识控制的地位,倾向于非正式控制。由于现代企业管理控制的生存环境呈现出开放性、自然性,其规律难以把握,若只依靠企业某一相关利益主体实施控制,是很难胜任的,只有企业全部相关利益主体甚至是全员控制,才能实现企业管理控制新的预期。国内学者阎达五、谷祺、程新生与杨雄胜等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持有类似的观点。由此,多边施控利益主体的协调问题显得十分重要,考虑到“关系”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兼顾以往有关管理控制过分强调组织,而忽视行为个体的影响,本文将结合企业社会资本理论,从行为个体的角度,换位认识企业管理控制,以求找到研究管理控制新的突破点。

一、企业社会资本及其三个维度

关于社会资本主要有资源观、能力观和结构观三种观点,资源观得到了学术界较高的认同,本文也就采用资源观。资源观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个人或社会个人占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网络可以获得的来自于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可区分为结构维度、关系维度与认知维度三个基本维度(郭毅,2003)。结构维度是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模式,这一维度主要关心的是网络联系存在与否、联系强弱及网络结构;关系维度是指通过创造关系或由关系手段获得的资产,包括信任与可信度、规范与惩罚、义务与期望以及可辨识的身份;认知维度是指不同主体间共同理解的表达、解释与意义系统的那些资源,如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社会资本理论最先主要用于宏观层面,Burt(1992)第一个将企业作为社会资本研究主体;而真正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是Gabbay(1999),并对其进行系统的阐述,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结构为载体,有助于企业这一主体目标实现的那些资源,企业社会资本由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与个人拥有服务于企业的社会资本两部分组成。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个人拥有服务于企业的社会资本,根据社会资本的分类企业社会资本也可以分为三类: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与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在企业中,企业社会资本通过增强行为个体之间的信任度,来简化交易的复杂性,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国内部分学者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刘志彪(2006)视企业社会资本为企业战略资源的权变价值,周小虎(2005)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制度安排的基础,企业制度应当从资本逻辑转向社会资本的逻辑,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离不开社会资本。笔者认为一个企业如果拥有高质量的社会资本,它将成为企业一项不可轻易复制的战略资源,将为企业管理控制提供良好的软环境,同时也是企业一种高效率的管理控制工具,企业管理控制不能忽视企业社会资本,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管理控制,至少要能检测和完善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完备性;增强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互动性;提升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层次性,并从整体性与战略的角度,实现三维社会资本的系统互动。

二、管理控制能检测和完善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完备性

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是指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非人格化方面,重点说明企业社会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特征,如联系的强弱、网络和密度、中心与边缘、连接性。主要表现为企业的人际网络。人际网络是企业信息流动的渠道,组织内员工的人际网络的密度、人际联系的强弱、人际网络的张力强度,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资源与信息的流量与流速。企业人际网络的特质由企业生存的环境决定。池国华(2003)认为现代企业的生存环境由4S状态(即静态的、单一的、简单的、安全的)过渡到了4D状态(即动态的、多样的、困难的、危险的),企业将逐渐放弃封闭式人际网络,在企业内部建立开放性的人际网络,但是开放性人际网络与环境接触面太大,企业的风险相应增加,且构建开放性人际网络成本太高、资源与信息的甄别成本也很高。企业只关注信息的流速与流量是不够的,如果人际网络中流动的资源不是企业的关键性资源,流动的信息质量水准不高,即使企业内部存在畅通的人际网络,其作用也非常有限。根据伯特(1992)的结构洞理论,所谓的结构洞是占据其他未联结点之间的结构位置、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它为行为人提供了信息和控制优势。也就是说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信息是从结构洞处获取、引入的,且这些结构洞随着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处于动态之中。另外,企业人际网络还可能存在路径依赖,企业利用人际网络可以使企业的交易成本下降,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信息传播质量提高,使得人际网络在企业中位居重要地位。随着人际网络的逐步完善,网络结构也就稳定下来,时间长了,网络节点上的个体对自己熟悉的时空产生了依赖,行为个体不会积极创新人际网络,从而使得原本高效的人际网络的资源配置能力下降,信息传播速度与质量下降,抗风险能力、创新刺激的功能削弱,直到不得已,才重建或创新人际网络,此时的代价也就很高。在结构性社会资本方面,管理控制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能及时疏通人际网络渠道,使得信息流量增大、流速提高。二是能准确挖掘人际关系网络中动态结构洞,尤其能及时、准确锁定人际网络中能够给企业带来高质量信息的结构洞,掌握企业所需的关键信息。三是要抑制结构性人际网络的路径依赖,防止人际网络演进出现恶性循环。

三、管理控制能增强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互动性

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指企业社会联系的人格方面,表现为企业内人际关系。T・帕森斯和F・A希尔斯将人际关系分为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两种模式。特殊主义是指根据行为者与对象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及其行为的价值高低;普遍主义是独立于行动者与对象的身份上的特殊关系。在两种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会产生两种不同的信任结构,在特殊主义人际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信任是强烈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牢固,但是形成的信任关系规模较小,信任关系的启动成本较高;以普遍主义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信任关系强度减弱、内涵缩小,但是外延扩大了,信任面宽了。从企业交易成本的角度看,特殊主义有利于减少企业内部的执行成本,通过对旧组织改造影响企业创新的交易成本;普遍主义相应会增加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通过新组织组建影响企业的创新成本,企业采取哪种人际关系模式取决于哪种模式下的交易成本最低。我国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在儒家文化环境中的人际关系更具特殊主义和集团主义色彩(王询,1994),虽然近期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但是我国儒家文化氛围依旧很浓,对行为主体的影响依然处于主流地位。企业人际关系主要表现为人际信任,还表现为联接性。所谓联接性是指组织成员将个人目标服从于或联结于集体目标的程度,不仅包括个人接受共同目标的意愿,同时还包括个人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企业成员之间的信任不同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它是通过组织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长期交往与反复博弈、以互惠为基础形成的,彼此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是一种特殊主义人际关系,一种强式的信任,信任度较高,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企业的控制成本,减少组织成员之间交易的机会主义行为,间接降低组织的交易风险与交易成本,企业管理控制要充分、适度地运用信任控制。在增强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的联接性方面,企业管理控制要注意两个极端:一是片面地追求企业目标,让企业员工被动地接受、实现企业的目标,这将影响企业内控的公正性;另一方面是片面地妥协于企业各个利益主体,将企业目标视为各个利益主体的目标的协调目标,这将增加企业内控的协调成本,影响企业内控的效率。关系性社会资本的联接性增强的过程,是企业重复博弈寻求管理控制公正性与效率均衡点的过程。

四、管理控制能提升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层次性

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包括企业共享的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广义的认知性社会资本还包括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和其他意义体系。语言和符号是互动往的基础,是人们讨论交换信息的手段,在共同语言的群体中,人们较容易地从他人处获取信息,会增强企业信息的流动速度,而在缺乏共同语言的环境,信息传递和交流有很大的障碍。另外,语言和符号还会影响人们的预期,在具有共同语言和符号的条件下,对不同行为,可能结果产生共同的预期,这种预期是协调的前提;相反则协调的预期难以产生。总之,共同语言能够提高组织对资源和信息交换的组合能力,同时资源和信息的交换组合中能产生新知识,这些知识构成了组织认知性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郭毅,2003)。而一个企业的共同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是以企业核心价值观为支撑基础,共同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等认知性社会资本的生命力完全取决于行为个体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认同度高,企业共同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的生命力会强,相反会很弱。企业核心价值观作为企业的潜层精神层面,企业管理控制应服务于这一精神层面,不仅通过具体的管理控制行为,更应体现于管理控制的目标之中。就管理控制的目标而言,查错防弊、合法性与经营效率等目标是服务企业某一相关利益群体的,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企业整体观或系统观,也只是站在企业自身角度,其战略角度还不够高。因此,管理控制理论中的“生态控制论”,对现代企业管理控制目标定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生态控制论认为,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控制首先要解决且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企业如何正确把握自己所处的生态系统,并在竞争中得以发展壮大(杨雄胜,2006)。因为在企业生存的生态系统中,不仅是竞争,而且是共同进化,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不能只站在企业自身角度,更应该站在生态系统的全局,定位企业。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有一个和谐的环境,持续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否则,企业不能生存,更不用说基业常青了。

五、小结与启示

(一)小结

本文对社会资本分为三个维度,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理论分析,体现出社会资本的结构性,事实上企业社会资本三维度的边界很模糊,是很难划分的,彼此之间存在相关性。Tasi和Ghoshal(1998)通过组织内网络的一些经验数据初步验证了三者的关系,研究表明结构性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关系性社会资本都具有较强的影响,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认知性社会资本只有弱影响。郭毅(2003)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组织内结构性、关系性与认知性社会资本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这个体系镶嵌于组织内部人际网络中,在组织成员的互动过程中,实现资源和信息的交换与组合,形成并强化共享语言和共同目标,从而促进协作。笔者认为,既然三种维度的社会资本在人际网络中实现了互动,那么三维度社会资本之间应该是相互影响,而不是单向影响,企业管理控制要着力实现企业三种维度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管理控制对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在于两个层次。一是三个维度的内部作用。主要表现为挖掘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结构洞,增强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互动性,提升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层次性。二是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整体作用,促进三维度社会资本的系统互动。管理控制在各维度内部作用的同时,更要注重社会资本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促进三维度企业社会资本互动,以提高企业社会资本的质量水准。具体操作程序:以生态控制理论为导向,实现结构性、关系性与认知性三维度社会资本彼此互动,形成一个畅通的闭合环路。

(二)启示

结合上述分析,对我国企业管理控制的研究至少有两点:一是企业拥有高质量的社会资本,不仅不会增加企业管理控制的难度,相反会更利于企业管理控制的执行,可以说企业社会资本在企业管理控制中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方面为企业高质量的管理控制提供良好的控制环境;另一方面又是企业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控制手段。二是我国引入西方管理控制时要充分考虑深厚的儒家文化影响这一特征,对于始终重视关系的国家,过分注重利用硬规则的控制,效果令人质疑,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要逐步培育以软规则控制为主,同时辅之硬规则控制的理念,企业管理控制的效果也许会更好。

【参考文献】

[1] 郭毅,朱熹.国外社会资本与管理学研究新进展[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7):2-7.

[2] 王询.人际关系模式与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J].经济研究,1994(8):77-81.

篇5

这是华大基因的“工业+现代信息”大数据战略的初试牛刀。借助大数据技术，他们成功地绘制出水稻，非典病毒，鸡、猪和大熊猫等物种的基因图谱；通过华大基因库的数据分析，科学家们能够对人群从出生到死亡的疾病预防和治疗进行更为主动的干预，甚至有可能对宫颈癌、糖尿病、乙肝等中国发病率比较高的“恶病”进行疫苗控制。

和其他率先应用大数据企业一样，华大基因商业模式创新，受益于三大驱动力推动的大数据浪潮。一是个人全球化，计算技术和通信技术实现了信息、知识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全球化。二是记忆数字化，云计算等廉价、高效的存储方式让信息资源成为 “共享的社会记忆”。三是社会网络资本化，社会网络成为继“人、流程和技术”之后重要的企业资源。

个人的全球化

华大基因数据库对德国大肠杆菌和“亩产万斤”水稻的贡献，是因为其基因数据库集纳了全球的智慧，是个人全球化的一个表象。因为，个人全球化为大数据的涌现提供了社会驱动力。

从达·伽马和哥伦布航海到1800年工业革命的世界探索，称得上全球化1.0版。这是“国家”的全球化，依托的是远洋船舰等技术。工业革命以来直至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间的工业化贸易称得上全球化2.0版，即“企业”的全球化。它的技术驱动力是铁路火车、电报电话和电子计算机硬件，实现的是工业和企业资源的全球配置。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及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将人类带入全球化3.0版阶段，即“个人”全球化。

按照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说法，在“个人”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在被10辆“推土机”抹平的世界里。由于个人的全球交互，信息、知识和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实现了数据的分布式共享，数据的量级、形态和价值等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是体量巨大。正如EMC赞助的IDC数字宇宙研究报告《从混沌中提取价值》所言，全球数据量每两年就翻一番，2011年创建和复制的数据量为1.8ZB。二是无所不包，包括结构化、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数据正在改变着企业业务和社会生活。三是无边界，不仅越过了国界洲际，横跨了行业和学科，而且穿越了时空。四是交互和重新组合产生新的价值，大数据正在成为新的财富源泉。

20世纪80年代，杰克·韦尔奇在通用电气推行“工作外露”（Work-Out）计划，倡导“无边界合作”，推倒了公司与供应商、用户之间的“围墙”，拆除了研发、生产、市场等部门之间的“藩篱”，实现了多元化战略下的技术和知识共享。接任者伊梅尔特大力推广“反向创新”，集纳市场智慧，挖掘全球知识资本，继续推进通用电气特色的跨国战略。如今，大数据技术让中小企业如跨国巨头一样，共享着全球的数据和智慧。

记忆的数字化

在云计算和大数据战略架构下，华大基因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不是拥有留学归来的高端技术人才，也不是科研管理的专业流程和雄厚的科研能力，而是基于已经获得的生物学数据的基础，将生物学数据变成“0101”的数字化过程。

华大基因的经验证明，数字化记忆构成了大数据的技术驱动力。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记忆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记录信息的容量和成本也发生了深刻变革。

第一，数字化不仅完整地、分布式地记录着人类制造的信息，而且更广泛的信息共享，形成了真正的“共享的社会记忆”。第二，廉价的存储器。根据摩尔定律，集成电路的复杂性每18个月就会增加一倍，在性能大幅度提高的同时能耗和成本却大幅度降低。如此廉价可靠的存储方式，以及完善的数据管理工具，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存储空间。第三，便携的提取。存储技术和搜索引擎技术的进步，使得数据变得可提取、可检索、可关联分析。第四，全球性覆盖。世界是平的，全球性的数字网络消除了地理位置和距离的限制，实现了复杂网络的无边界连接。

数字化实现了全球范围的“共享的社会记忆”，以至于IBM提出了“全球整合公司”的概念，以至于2013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简称CeBIT）将“分享型经济”确定为主题。而全球资源的整合和共享型商业模式的创新，为大数据技术提供了用武之地。

社会网络资本化

“人、流程和技术”被视为提高工作效率的三大法宝。殊不知，社会网络创造着社会信任价值，有社会资本的属性。在个人全球化、记忆数字化的推动下，这种基于社会网络的信任和资本不仅存在于现实世界，也存在于虚拟世界，而且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限正在模糊。围绕着环境、健康和能源等社会共同话题，围绕着精准营销、精益管理和跨界融合的企业发展课题，大数据技术对解析和重构社会网络，对发现并运用社会资本，寻求到了解决的路径和智慧。

华大基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目前，全球20大生物制药企业，诸如辉瑞、默克等，已有19家或与华大基因战略合作，或与华大基因开始业务接触。这是因为在其庞大的基因数据资源库里，不仅有全球基因界的顶尖学者，也有关注基因产品产业化前景的企业家。与其说这是一个海量的数据库，不如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资源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源库具有明显的复杂网络特征。

一是“小世界网络”（small-word networks）。从国家间的关联性和全球经济结构，到企业国际化和全球供应链，再到人与人在现实和虚拟两个“地球村”里往来，都呈现出一个个相互关联的群组。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群组中，有低成本共享和交换资源“强连接”，也有高效率穿越多个群组、获取异质性资源的“弱连接”。认知并发现这些“强连接”和“弱连接”之间的资本价值，构成了大数据的使命。

二是无尺度网络（scale-free networks）。企业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少数服从多数的、依赖精英经验和判断的决策模式，因为“小数据”决策的基本假设是选择是少量的、各影响因素呈正态分布。但是，信息资源共享的时代，企业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和更多的选择，而这些因素又呈现出一种非正态分布模型，而是一种类似于长尾理论描述的“无尺度网络”。于是乎，“20/80法则”被颠覆，“成功经验”几成羁绊，自下而上的、依赖数据挖掘的、基于群体智慧的决策模式走向舞台的中央。

社会网络的资本化构成了大数据的经济驱动力。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国杰的说法，大数据往往以复杂关联的数据网络这样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大数据的魅力就在对这一社会资本属性的复杂网络进行分析。而大数据所解析的复杂网络，是一种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无边界的社会资本。因此，全球化、数字化和社会网络资本化推动了大数据，大数据反过来成为挖掘复杂网络社会资本价值的重要工具，其未来的趋势将是推动社会资本的全球流动，实现技术特别是IT在业务中的“消融”。

相关链接

抹平世界的10辆“推土机”

第一辆，柏林墙的倒塌，自下而上、被需求和利润驱动的自由市场经济取得主导地位。

第二辆，网景浏览器的诞生及计算机的普及，大众网络时代来临。

第三辆，工作流程整合软件成熟、人们协同工作、流程网络化、全球供应链成为可能。

第四辆，开源运动，用户与程序员之间沟通与合作方式形成。

第五辆，业务流程外包，本地呼叫可能由印度或菲律宾等本土之外的呼叫中心响应。

第六辆，境外生产，将部分服务或生产外包给海外其他企业，实现了全球配置资源和轻资产运营。

第七辆，供应链管理，开启供应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交互合作的新时代。

篇6

前人对智力资本的分类及其计量指标的建立提供了不同的框架。本文基于前人理论建议，将智力资本分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①人力资本，包括知识、价值观、态度、资质和专项技能；②结构资本，包括寻求企业内整合和协调的组织和技术要素；③关系资本，集合了公司和外部利益相关者间关系。

二、有机结构

权变理论认为有机组织可提高组织的灵活性，以便员工迅速的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这种柔性结构更像一个团队结构，其员工能够处理任何任务。机械结构引导员工以一种可预测方式行动，其员工必须履行指定职务，禁止接受额外的职责，除非得到管理者同意。

有机结构因具有最少的等级和专业化职能得到广泛的推荐，而机械组织恰好相反。

有机组织鼓励个性，没有死板的流程和交流，可以对环境的变化迅速的做出反应，因此，这种组织结构是最具适应性的组织。有机组织具有以下方面的特征：扁平和团队合作：由垂直决策向水平合作转换。一个组织通常包括高层管理者、战略团体和项目团队；事业部制：部门壁垒阻碍了跨职能部门的交流和专业知识的整合；分权：管理者促使员工积极参与组织管理和促进文化的开放和信任；更高层次非正式：有自由的规则，具有更多非正式的，面对面交流沟通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交流，管理的范围扩展到管理人、技术、知识和流程，并鼓励互动，这被认为是创造知识的主要机制。

三、智力资本和组织结构

自19世纪90年代，知识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知识创新对持续性竞争和组织成功至关重要。组织更新、实现创新的竞争优势的能力已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能力被认为是公司的动态能力。通过动态能力建立竞争优势需要组织内外不断的知识流和不断更新的知识库。

一个组织有三种知识：个人的隐性知识和经验；显性的或基于准则的知识；共享的文化和价值观。知识创造是以识别组织中现有知识的缺陷为前提的，这些缺陷会阻碍解决新问题、开发新产品或利用每一次机会。组织可以通过把隐性知识显性化，整合知识或者跨边界进行知识转移、整合来创造新的知识。在知识转化过程中，组织通过对个体的隐性知识转化来不断创造出新的知识，从而开发新产品并进行创新。

根据Bontis and Choo，学习有助于组织创造知识，反过来导致智力资本的提高。

知识创造导致了智力资本的提高，因此，提高智力资本主要前提条件之一是促进知识在整个组织中转移的组织结构设计。研究发现非正式组织结构可以更好的反映组织的实际活动及促进知识交流。

如上说述，对知识的不断需求给组织结构带来了新的挑战。实际上，知识经济时代对组织机构的要求是基于流程的，焦点是开发一种促进知识管理特别是知识流的新组织形式。有效的知识管理需要：较少边界：基于知识的组织需要打破空间边界的限制，通过组织认同和信任建立感性框架。这种情况下，组织知识可以超越物理边界的限制，从而使员工获取知识而不受正式控制结构的阻碍。非正式关系在打破边界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流动性：有效的知识管理需要知识流量而不是知识存量。因此组织的设计必须有利于知识的流动和促进知识对绩效的更大作用。非正式关系促进内外部网络的扩散，从而促进知识流；互动性：有效的知识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隐性知识管理。非正式关系提升了个人、跨职能部门和组织间的互动，并成为隐性知识共享和形成隐性知识的主要手段；灵活性：为了得到有效的基于知识的产出结果，组织结构应该是灵活的而不是固定的，允许知识适当的、及时的重组和人员部门临时的调动来满足组织的需要。组织不应该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框架，而是由两个不同流程所创造和重塑的瞬时实体，这可以通过非正式关系实现。

四、总结

智力资本是实现公司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性资产。研究发现投资者格外地关注那些拥有更好智力资本效率的企业，而且这些企业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有更高的盈利水平。

在进入知识时代，组织要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以便提高智力资本并在动态的环境中抓住机遇。

篇7

Study on Haze Governanc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Social Capital Embeddedness

PENG Benhonga，b， TU Yub

（a. Institute of Climate Change & Public Policy；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this paper divides social capital into 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and non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to analyze different effects of dual social capitals. Meanwhile， it applie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e equations modeling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ual social capitals，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s of haze governance. Conclusions show that dual social capital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the performances and both governance practices play intermediary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s. Specificall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service， haze governance need force to keep behaviors going. So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rust and incentives are limite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at haze governance must be launched from the norms， valu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so on： enacting laws and policies to make up the loopholes in the system； promoting trus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s and encouraging supervises from the market； leading the tenden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develop green economy； coordinating multilateral behaviors and encouraging capitals to interact.

Key words：haze governance； dual social capital； coordination； incentive

中??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关注，雾霾治理更是近年来各方关注的焦点。2010年，北京、广州、上海三地因PM2.5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2349人、1715人、2980人，经济损失总计逾60亿元。因此，探索有效的雾霾治理机制在改善民众居住环境、保障社会安定和谐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各国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多分为“政府管制”与“市场主导”两种模式，而政策失效或市场失灵均会造成治理效率低下与成本增加，所以，结合政府与市场的第三方力量――社会资本驱动的多主体联动环境保护行为为解决雾霾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社会资本作为行动主体在行动过程中获得并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各类资源[1]，近年来在中国“人情文化”环境中被广泛用于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组织学习[2]、高新技术企业创业要素[3]、多元化战略与业务绩效[4]、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5]等问题，而在环境治理方面，Pretty在理论上研究了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间的关联，指出雄厚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环保措施的实施效果[6]。刘晓峰则分析了社会资本以及社会分歧、社会能力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指出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能力具有正面作用，社会分歧具有负面作用，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则无明显作用[7]。祁毓等在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上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二者呈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积累必须保持在合理区间才能实现治理绩效的最优[8]。由此可知，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运用于企业发展、创新绩效等个体或组织层面，同时对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从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研究中国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被广泛应用于创新绩效提高、环境资源保护、社会问题解决等，学者在定性或定量分析、以社会资本为直接或间接变量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讨，而现有研究成果在环境问题治理方面较匮乏，且现有研究多倾向于宏观分析，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索。因此，本文以我国日趋严重的雾霾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雾霾治理的双主体特征，将社会资本细分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并实证分析二者与雾霾治理绩效的相关关系；同时，引入双中间变量――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具体研究双重社会资本的作用路径，为解决我国雾霾治理问题提供更具可执行性的启示。

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雾霾治理与双重社会资本

倡导绿色经济、开展雾霾治理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一直积极倡导并开展的行动，但各国在雾霾治理上所取得的成效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影响雾霾治理绩效的因素（包括政务考核方式、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主体等）纷繁复杂。首先，发展中国家多追求GDP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导致部分经济带动力强但空气污染?乐氐牟?业优先发展，因此，雾霾治理绩效的提高需要政府转变工作考核方式，不以GDP为唯一标准；其次，提高治理绩效需要企业追求低碳发展，将环保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从而带动相关产业、企业以及员工关注并投身雾霾治理；同时，Dulal等指出，依靠多主体的参与，由公民、公益组织、企业、专家和政府组成的多主体联盟，对提升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9]。因此，仅靠政府单一主体不能解决复杂的雾霾问题，必须吸引公众、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参与其中，更要从政策强制力、舆论引导力、文化感染力等多方面协同解决雾霾问题。

现有研究对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一是以Brown为代表的微观、中观与宏观分类[10]；二是以Ostrom为代表的狭义、过渡和扩展分类[11]；三是以Coleman为代表的个体与集体分类[12]；四是以Nahapie为代表的结构性、关系性与认知性分类[13]。而关注制度因素，Krishna等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制度型”与“关系型”两种[14]。“制度型社会资本”强调制度特征，以可见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关系型社会资本”则强调非制度特征，以内在形式嵌入在群体之中并影响群体中个体的行为。而雾霾治理涉及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与民众等多个主体，必须统筹包含政府与市场双方力量的社会资本，既要调动二者加强互动合作，又要激励民众与社会公知等参与过程监督，最终提高雾霾治理实效。因此，本文结合雾霾协同治理的要求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分别探讨二者的不同影响。同时，因为雾霾治理具有公共服务特征，企业组织较少甚至不参与其中，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不能通过政策强制力指导社会群体，而是通过补助等引导方式促使市场组织、民众等主体参与治理。因此，本文引入社会资本作用于雾霾治理过程的两个中介因素――协调与激励。

1.2 研究假设

1.2.1 政府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Putnam认为政府社会资本中规则、愿景和关系等要素的存在，有助于行动者更高效地开展协作行动[15]。因为雾霾治理属于公共服务范围，其主体是具有管理者性质的政府，而政府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强制行动者执行相关政策，通过信任机制以及社会关系给予行动者行动空间，因此，本文细分政府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指标――规范与信任。具体地，要实现雾霾治理绩效的最优，就需要每一次治理行为都有法可依，要通过法律、政策等规范避免行动者只追求个人利益而忽略整体利益，要通过完备的制度保障不断降低管理与监督成本，而这些依赖于规范的建设。同时，雾霾治理涉及政府、市场组织、公众等多个主体，彼此以一个共同愿景为目标而行动，必然要形成稳定而深入的联系，而联系的形成则依赖于信任的产生[14]。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1b：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2 民间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民间社会资本作为政府社会资本失效时的补充，对提高雾霾治理绩效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Lichterman认为民间社会资本具体包括个人与组织[16]，这与雾霾治理需要公众的过程监督以及企业等组织的广泛参与相适应，因此，本文细分民间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指标――公众层面的价值观与组织层面的组织文化。具体地，雾霾治理效果显现缓慢，经济效益不明显，但正确的价值观可以使公众形成开展雾霾治理必要性的共识，并积极投身实际治理过程中，进而降低雾霾治理的宣传与监督等成本，提高治理绩效。在组织层面，不论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与时俱进地将雾霾治理的环保理念融入其组织文化，都会受到政府或市场的青睐，而关注度的提升则意味着企业利润或社会认可度的提升，进而促使组织更有意愿参与雾霾治理。因而，组织文化越关注雾霾治理，就越容易对提高治理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2b：民间社会资本中的组织文化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3 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Talbot等指出网络治理以参与者间的协调与维护为基础[17]，而双重社会资本必须通过引导方式促使不同主体参与雾霾治理过程，因此，本文引入协调与激励双中间因素分析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影响。一方面，雾霾治理需要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问题，而各主体在经济实力、治理水平等存在的差异要求分清两种社会资本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政府社会资本需要制定、实施规范并获得其他主体的信任，民间社会资本则需要引导公民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组织形成绿色发展的组织文化，而当这些做到协调统筹，治理过程中的各类矛盾才能有效化解，雾霾治理绩效水平才能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因为雾霾治理缺乏直接、及时的反馈，因此，公众和组织需要必要的物质或虚拟激励才能形成雾霾治理的意愿，即要提高雾霾治理绩效不能只寄希望于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要通过激励机制引导主体积极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治理行为中的协调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3b：治理行为中的激励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4 双重社会资本对治理行为的影响

双重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均有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为直接影响，也表现为对两种治理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Porter认为社会网络中的规范、信任、价值观等因素在为个体或组织带来收益的同时，可以影响对象的观念与行为[18]，因此，本文认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对两种治理行为均有正向影响。具体地，个体或组织的行为主要受正式规范的短期影响，但当规范所强制的行为固化为日常行为时，即使规范的执行力降低，个体或组织也会继续执行规范[6]。而Fishbein等也指出，个体或组织的决策行为必然是在考量所处环境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做出的，而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以及为了与他人意见保持一致的动机对个体或组织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19]。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a：政府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正相?P关系。

H4b：政府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H4c：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正相关关系。

H4d：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2 实证研究

2.1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用7分制Likert量表并依据研究目标进行初始调整，在广泛听取专家意见、采纳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变量及其测量口径进行统筹调整；最后，在大规模发放问卷前，选定部分目标企业及人员开展问卷预调研，并根据反馈意见对问卷内容进行最终修订。具体地，需要测量的4个变量，包括政府社会资本、民间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根据Knack等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口径[20]，本文选取规范（X11）与信任（X12）2个因素测量政府社会资本，选取价值观（X21）与组织文化（X22）2个因素测量民间社会资本；其次，考虑Talbot等提出的“网络治理以参与者的协调为基础”结论[17]，鉴于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本文对治理行为的测量通过协调与激励2个因素展开，并利用“主管部门指导治理主体的行为（X31）”和“治理主体间发生冲突时主管部门进行协调管理（X32）”2个题项对协调行为进行衡量，利用“主管部门给予治理主体经济补助（X41）”“主管部门在政策扶持上帮助治理主体行动（X42）”和“主管部门在治理过程中对治理主体进行宣传（X43）”3个题项对激励行为进行衡量；最后，根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5）》关于雾霾主要组成成分的说明，用PM2.5水平、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与氮氧化物含量表示雾霾水平，并由此构成问卷调查中的“雾霾状况改善程度等级评判（X51）”指标，根据问卷填写者关于雾霾改善程度的评价数据对雾霾治理绩效进行等级评估。

为保证问卷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问卷发放对象包括政府环保部门、民间环保组织及个人、高校、科研院所中从事环境治理研究的教师或学生等，主要通过纸质及邮件等问卷留置方式发放问卷，向问卷填写者介绍问卷调查目的及填写方法，同时采用匿名形式消除填写者顾虑。另外，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降低随机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问卷调查时间为2016年2月至7月结束，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3份，回收有效率为76.6%。样本关键特征如表1所示。

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社会资本、民间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的Cronbach’s a系数均较高，分别达到0.80、0.78、0.75、0.84，均大于标准值。因此，问卷调查数据具有较高信度。然后，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模型收敛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因素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显著性符合要求（P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首先运用回归分析分别对4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初步判别双重社会资本、治理行为、雾霾治理绩效三者间的关系；再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及其各因素间彼此影响的整体关系。

3.1 回归分析

首先，分别以规范、信任、价值观、组织文化、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为自变量，雾霾治理绩效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方程1。由表4可知，规范、价值观、组织文化和协调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86、0.810、0.772和0.786，其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信任和激励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23、0.293，其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因此，验证假设H1a、H2a、H2b、H3a成立。回归分析后，修正假设H1b’为：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修正假设H3b’为：治理行为中的激励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其次，前面对各变量及因素间信效度的实证检验均达到较好水平，因此，针对假设H4a、H4b、H4c和H4d，本文拟采用单一变量指标代替多重因素指标。具体地，分别以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协调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方程2，则由表4可知，政府社会资本与协调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794，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与协调行为呈正相关，而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则具有较弱正面影响（相关系数0.478）。回归分析后，假设H4a得以验证并成立，假设H4c需加以修正，修正假设H4c’为：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最后，分别以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为自变量、激励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方程3。则由表4可知，政府社会资本与激励行为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69），民间社会资本与激励行为的正相关关系较弱（相关系数为0.587）。回归分析后，假设H4b得以验证并成立，假设H4d’需加以修正，即修正后的H4d’为：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3.2 结构方程分析

回归分析已初步验证并修正了各变量及因素间的关系。本文将运用结构方程对模型进行路径拟合。模型的拟合指标中，Chi-square/df值为2.963（小于3），拟合优度值（GFI）为0.810（大于0.7），模型适合度（CFI）为0.821（大于0.7），近似误差均方根（RMESA）为0.078（小于0.1），各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结构方程的整体模型及部分参数如图2所示。

结构方程各指标的数值如表5所示。修正后的各假设均得到验证。

（1）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711，通过显著性检验（P=0.001），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社会资本中信任的路径系数为0.186（P=0.013），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较弱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1a、H1b’成立。

（2）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组织文化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85、0.702，且显著性水平符合要求，说明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与组织文化对雾霾治理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2a、H2b成立。

（3）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相差较大：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69（P=0.001）、0.413（P=0.005），说明协调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激励行为的正向影响则较弱。验证假设H3a、H3b’成立。

（4）政府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775、0.714（P值均为零），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245（P=0.053）、0.383（P=0.001），说明政府社会资本对协调行?橛爰だ?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而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均具有较弱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4a、H4b、H4c’和H4d’成立。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与回归分析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相关研究假设。而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协调与激励两种治理行为为中介因素的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的雾霾治理研究，具有区别于以往结论的特别之处：

第一，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较弱的正向影响（以往研究多认为二者呈较强的正向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雾霾治理具有区别于其他问题的公共服务特征。在我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公众对于雾霾治理等公共服务的关注尚有欠缺，企业等盈利性组织仍多关注业务收入而忽略社会责任。因此，建立在高度环保意识基础上的协同治理行为难以实施，进而直接制约信任因素对提高雾霾治理绩效的作用。

第二，激励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有限（以往研究多认为激励等号召性行为有助于彻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政策强制力在解决公共服务问题时更高效。本文前面已经说明，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易导致民众与组织的“不作为”心理。因此，基于社会资本的治理行为必须更倾向于行政命令或政策规定等强制力，避免出现“一人偷懒，人人偷懒”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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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指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和协调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既是保证我国长治久安的战略方针，也是一项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完成这样一个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综合性和广泛性的艰巨历史任务，就必须确立并遵循符合其自身规律和特点的基本原则，才能保证其高效有序地运作，笔者认为应把握五个方面的原则。

一、群防群治原则

要广泛发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首创精神，形成人民战争的大海，不给犯罪分子任何藏身的地方和喘气的机会。确保本单位本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下去。保一方平安，建一方业绩。

二、科学原则

要强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科学性。如果我们把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那么我们就发现它具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矛盾性和规律性。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得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科这一崭新学科的建立，成为必要和可能。

三、预防为主、重在治本原则

要在宏观上把预防工作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最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注重从抑制和消除产生危害社会治安现象的具体原因和条件入手，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违反法律、纪律、道德等社会行为规范的现象发生，从而达到治本之目的。要花大力气全面深入地认真研究和分析产生危害社会治安诸多现象产生的各种原因和条件，特别是那些引发违法犯罪具体的、现实的直接原因和条件，并积极寻求消除这些原因和条件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措施。

四、法制原则

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法律的轨道，在法律制度上保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坚持法制原则，首先耍做到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制，以保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长期扎扎实实地坚持下去。

落实“一岗两责”责任，按照推行“属地管理”、落实“直线责任”总体要求，形成“谁主管谁负责”的局面。社会治安目标管理责任制，可分别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形式。

（一）综合性的承包责任制

自上而下逐级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领导、目标要求、职责任务、检查监督、评分标准和奖惩办法等都明确加以规定。

（二）专业性承包责任制

消防、特种行I管理、暂住人口管理等，因其治安状况的行业特点明显，需要分门别类，承包落实特定的治安责任。

（三）单项性承包责任制

对于某些企事业单位对贵重物品仪器、有毒有害物品、易燃易爆物品、机密文件资料、金库等要害部位的特别管理，实行单项承包到人，按规定兑现奖惩。

（四）单位治保责任制

把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纳入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列为政治思想工作目标管理和企业标准化管理的一项内容，层层承包，逐级落实，使治安保卫工作与生产经营、政治思想工作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同评比、同奖惩。

五、协调一致原则

要从宏观上对社会治安综合治安工作予以统筹协调，以提高这项工作的整体功效。综合治理的最大优势，就是通过系统的内在协调，充分发挥事物的整体综合效应。尤其是下列各主要系统的协调运作对于推动整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至关重要。

（一）指挥系统

该系统包括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涉及全党全社会各个方面，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的同时，政府也要担负起重要的领导责任，大量的工作要由政府去组织实施。

（二）立法系统

包括国家和地方各级立法机关。立法机关要经常了解和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践中的各种立法需求，及时制定和完善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关的法律、法规，并保证各有关法律法规的协调发展。

（三）司法系统

该系统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安全、司法行政等部门。它们在综合治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积极侦破、、审判各种刑事案件，依法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分子；及时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结合办案，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并运用公安通知、检察建议、司法建议等形式，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堵漏建制，提高“两劳”人员的帮教工作质量，减少“两劳”回归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等。

（四）群防系统

主要包括：1.民调组织。要大力疏导和及时调解各种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避免矛盾激化升级；2.单位内保组织。切实加强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和技术防范措施，“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3.街道、居委会等基层治保组织。要在积极维护当地治安秩序的同时，大力加强城镇联防，消除治安死角；4.保安服务公司。在不断提高保安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基础上，为大型企业等重要单位提供专业性优质可靠的安全保卫服务。有领导、有计划地建立和健全各种群防群治组织，逐渐形成立体式、网络化、综合型的治安防范体系。

（五）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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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里奇兰社区学院[EB/OL].http：//richland.edu/board.

[11]圣地亚哥社区学院学区[EB/OL].http：//sdccd.edu/public/district/trustees/.

[12]洛杉矶社区学院学区[EB/OL].http：//laccd.edu/Board/Pages/default.aspx.

[13]圣地亚哥社区学院学区[EB/OL].http：//sdccd.edu/public/district/trustees/.

篇10

[

关键词 ]高职教育基本功能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协同

[作者简介]吴结（1976-），男，江西余干人，广东开放大学终身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广东 广州 510091）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5)24-0009-04

职业属性决定了人力资本开发是高职教育的重要功能。结合职业市场的需求，高职教育关注学生知识的获取、技术技能的提升，即重视培育和挖掘学生个体的能力和素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学生主体地位的认可和尊重。然而，现实中的人或组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置身于一定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个体或社会组织。社会属性决定了高职教育等所有教育活动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人力”培育，决定着学生主体性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被社会化的过程。“教育制度不仅传递人力资本，并且还可以社会规则和规范的方式传输社会资本，不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如此，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也是这样。”因此，高职教育基本功能的实现应该协同集约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一、高职教育基本功能的“人力”倾向

“后发国家一般都是通过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先导的模式，优先在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上缩小与先行国家的差距，最终实现对先行国家的经济追赶。”我国高职教育的萌芽、起步、发展历程正是处在奋起追赶的大时代背景下。从目标维度上说，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尤为关注工具理性问题，即关注高职教育功利性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我国高职教育从形成之时起，就被赋予培养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和帮助政府解决长期积累的“高等教育资源荒”的使命。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高职教育办学着眼的是“人力资源”的开拓，培养对象被视为资源要素，高职教育目标定位为产出更多、更好的人力资本。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演变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八五”末期的“高层次实用人才”、“九五”初期的“高等应用性专门人才”、“九五”末期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十五”初期的“高技能人才”、“十一五”初期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十二五”初期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又提出“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从中可以清晰地发现高职教育培养目标总体上强调的是实用性、应用型、面向生产服务第一线的专门人才，具有明显的功利性。高职教育办学主体甚至包括政府在内，容易单纯从统计学角度来审视教育过程和办学业绩，追求的是在单位时间内使学生数量最大化和使学生掌握的知识量最大化，确保在单位时间内训练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劳动者数量。高职教育基本功能呈现出明显的“人力”倾向，在“人”与“材”两者之中更多强调的是“材”。高职教育“人力”倾向迎合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迫切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认识到知识、技术技能的重要性，强化高职教育对人的创新能力的培养。然而，高职教育的“人力”倾向也有着先天的局限性。

第一，忽略了教育过程的复杂性，简化了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人本主义所主导的高职教育发展观认为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是正相关的直线关系，即有多大的教育投入必然会有多大的教育产出。在这种发展观的影响下，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更多体现在量化指标上：数量激增，规模膨胀。1999年我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数是474所，2009年是1215所，增长了2.56倍，2011年全国各类高职院校数则达到1280所；2002年全国高职院校招生数为162万人，在校生数为376万，2011年则分别增长到325万和959万。虽然高职教育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内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成就，但同样也出现大量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不高、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学历教育倾向明显、学生就业难度增加等。这些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忽略了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影响因子的存在，比如师生关系、生生关系、政校企关系、区域差异、家庭背景、社会认同、性别歧视等。影响因子的客观存在决定了高职教育过程不是简单的教与学的过程，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也就是说，高职院校如果只执著于优秀教师引进、优质课程建设、先进教学手段使用等，是无法真正实现办学内涵提升的。

第二，缺乏人文关怀的教育过程，所培养出的学生丧失主体的完整性和自我发展的能动性。“人力”概念形式上表明对人的关注，但是人的存在状态已不是本体存在，而是以知识、技术、技能为内涵的资源载体，在整个教育活动中处于客体地位，被动地获取知识和掌握技术技能。高职教育专注职业市场需求，以扩充学生人力资源容量为己任，很少关注学生情感、人格、尊严等的主体性需要。近年来，高职教育中的人文素质教育类课程开设比重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大多数课程被冠以“职业”前缀，置身于浓厚的“提升职业素养、服务就业水平”语境中，课程目标定位为培养学生与技术技能相结合的人文素质，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就业综合素质；课程内容突出如何“乐业”，缺乏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等人类普适价值观的教育内容；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教师在教学中无法不顾及现实职场的需求，缺少动力去向学生传递自身对人性或生活的思考和领悟；在高职有限的三年学制中，随着实践教学模式的深入推广，职业实践学习环节所占时间的比重越来越大，本应与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开设相配套的各类社会活动自然被压缩，学生参与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学习的积极性被减弱，课程教学产生不了应有的效果。为此，职业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依旧有充当“人力”资源生成的嫌疑。学生自然无法真正以“非功利”的心态去学习这些课程，无法自主地、深刻地领悟人性的纯真和美好，从而削弱了未来职业生涯中人性自我修正的能力，无法有效抵御职场或社会中种种不良因素的侵蚀。

第三，割裂了“生存”与“生活”的内在联系。以“人力资本生成”为导向的高职教育被视为教导人如何谋生的教育，学生在求学期间的唯一目的是学会如何做事、如何谋生。然而，人与其他动物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会生活，人会在感受生活所给予的各种酸甜苦辣中品味生命存在的价值和乐趣。由此，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理应是教导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帮助学生理解“何以为生”的道理。由于没有将“生活”理念纳入高职教育过程，学生毕业后虽然掌握了谋取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技能，但面对真实的生活却缺乏如何应对的心智，不知道怎样给自己的人生定位，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等。总之，脱离“生活”的高职教育无法培育出人格健全的具有自主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社会个体。

第四，教育视野的狭隘性，只关注个体，而忽视个体之后的社会以及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的连接关系。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相对于人的依附性，认为人力资本以知识储存和技术技能掌握的形式内化为人的一部分。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聚焦在个体方面，高职教育活动是保证每一个个体获取学历、职业资格。事实上，在日益高度社会化的现实中任何一个个体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关系交际的质量、社会关系规范的设定和遵循都对个体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此，高职教育不能仅停留在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层面，而要立足校内社会关系网络和校外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分析，充分考虑吸取社会关系网络中蕴含的教育元素，拓展教与学的媒介、载体和内容。脱离社会的高职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方面虽然在实际中能够创造大量财富，但只是充当财富创造的工具，难于融人社会并得到社会的认同，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个体社会角色的丰富内涵受到抑制，不能有效应对变化的社会所给予的不同社会角色，缺失了个人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社会资本与高职教育基本功能

当前，随着“人”在高职教育领域内的回归，在阐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时，人们开始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强化高职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体功能，但“人力”倾向仍然深刻影响着高职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程。究其原因，一是“人本主义”奉行的矫枉过正，即超脱现实社会来满足个人利益需要；二是关于学生主体性的不完整认识，只看到主体性的个体性和能力化，忽略了社会性一面；三是抹杀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基本观点，没有看到社会关系在教育过程中或学生成长中的影响作用。因此，倡导社会关系网络构建并重视从中获益的社会资本理论就在对人力资本理论弊端的批判中随之产生，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在“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相对平衡。“社会资本的作用可以被看作是对人力资本在教育中霸权地位的平衡，强调学习的非经济目的，以及激发个人参与社会教育的社会准则。”社会资本理论在高职教育中的引入及应用还基于两个理由：高职学生是成长中的社会公民，具有融入社会的主观需求和客观动力，他们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高职院校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社会组织机构，具有服务社会的职责。社会资本理论赋予高职教育“社会资本生成”的基本功能。

如上所述，高职院校所实施的教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人力”生成，还必须通过生成“社会资本”来履行社会组织机构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责。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可以归纳为四种代表性观点：以张其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从表现形式上看就是社会关系网络；以朱国荣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网络关系及更广阔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以边燕杰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以李春玲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成长时期的一些社会、社区和家庭等环境因素。根据这些观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高职教育领域的社会资本。首先，高职院校、教师、学生等组织、群体、个人都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关系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存在的空间、发展的资源。其次，高职教育领域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循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价值观、规范（规则、信用、承诺及其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等，并且具有对价值观、规范等进行宣传、教育的职能，目的是有助于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团结合作、信任互惠的氛围。最后，社会资本具有能动性，能够帮助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个人或群体实现自身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值。高职教育“社会资本生成”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服务公民社会的形成。2008年底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提出，我国已迈进“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有两个重要特征：良好的公民精神和规范的社会秩序。高职教育是开展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并具有特有的优势，这种优势来源于高职教育办学的开放性及与市场联系的紧密性。高职教育注重与行业、企业开展合作办学，共建共享规范是合作办学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这些规范以及由此而来的信任、认同等精神成果可以转化为每一所高职院校的公民教育内容。优秀行业、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如合作、创新等文化，同样为高职院校的公民教育内容提供了丰富的参照。通过高职教育，学生学习职业伦理、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并依此触类旁通，形成对社会道德、社会规范、社会制度、法律的认同，形成与社会、与他人的互惠互信的心理认同关系，从而推进了整个社会关系的网络稳定、和谐和发展，促成了公民社会的形成。

第二，提供学生获取社会资本的机会。实践表明，个体受教育的年限和程度与社会资本的联系可能是最紧密和最重要的，主要是由于教育能够给学生提供参与社会交往与合作的机会，增强学生获得社会资本的社会交往技能。与传统高校相比，高职院校与社会保持着更广泛的联系，这就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和参与社会交往与合作的机会。学生可以在各种实践学习环节中，深刻体会到遵守规范的重要性，充分享受到互惠互信所带来的身心愉悦和实际价值。与此同时，在与他人合作实践中还可以增进感情、培养信任，建立起融洽的关系网络，为学生个人增进新的社会资本。

第三，增强学生的个人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社会资本和个人的健康、幸福以及生活的质量和意义有关，即一个拥有良好社会关系网络的人在精神和身体上会更健康，不仅表现出愉悦、身心健康，而且更能从对他人的信任、合作与互助中寻找到自我满足感和社会认同感、责任感。由于自信心不足和对未来发展目标的不明确，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存在诸如自卑、退缩、悲观、抑郁等消极心理。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提供丰富的正面信息，帮助高职学生树立信心、科学定位。“幸福教育”的重要途径就是鼓励学生走出自我封闭，敢于、乐于与他人合作，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充满认可、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从中感受到前景的美好、他人的友善和社会的关怀，由此拥有较高的个人幸福感指数和社会幸福感指数。

三、资本协同下的高职教育基本功能取向

社会资本本身是中性的，它既有可能具有正的教育功能，也可能具有负的教育功能，对社会资本的教育功能的认识不可简单化、片面化。社会资本负的教育功能主要表现为：资本生成目标的功利化，人们为了能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摄取更多有助于自身利益目标实现的资源，不断增加社会交往投入，社会关系网变成了“社会人情关系网”；社会资本优势会对人力资本优势产生抵消作用，从而产生不公平现象；社会成本的生成依靠网络成员对规范的遵从，对成员的个人自由形成一定的抑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各自所具有的利弊，为两者之间开展协同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协同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培育个人素质和开发个人潜能，同时又能提高网络组织的竞争优势。基于资本协同的高职教育基本功能呈现出四种取向：

第一，拓展高职教育服务社会功能。长期以来，对于高职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的履行成效多从定量角度加以评价，即人才培养数量、毕业生合格率和就业率、专利成果数量及其应用情况、技术转让数量、企业服务情况等。事实上，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是综合性的，技术进步、物质丰富、经济繁荣只是其中的“硬性”发展需求目标，同时还包括和谐稳定、公正和平、风气端正等“软性”发展需求目标。高职教育的工具价值不仅体现在人力资本生成，还在于为社会生成社会资本。也就是说，高职教育不仅通过定量的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服务社会，而且通过定性的社会资本服务社会。从这一角度上讲，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应超越单纯的经济效益目标，高职院校除了充当区域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之外，还必须在区域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风气好转、社会稳定、优秀文化传统挖掘和弘扬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篇11

生动形象、富有情感、来自幼儿生活经验的故事主题，能激发幼儿的兴趣，产生积极主动观察的愿望。如《月亮的味道》中摘月亮贴近幼儿的生活经验，动物们一个个叠罗汉摘月亮夸张的动作，既形象又生动，他们一起合作摘月亮的过程惹人发笑，让他们感受到好朋友之间的合作，一起付出努力获得成功就是快乐。因此我设计了这个好朋友之间相互合作帮忙，努力成功摘到月亮的快乐语言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合作的友谊和爱。

二 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培养阅读能力

自在、宽松、愉悦的环境能激发幼儿参与绘本活动的兴趣，在安静的氛围中徜徉于书的海洋中，阅读能力会不断获得提高。例如阅读《白羊村的美容院》，幼儿人手一本绘本，以幼儿自主阅读为主，看不懂的地方与同伴讨论或告诉老师，接着老师讲述故事，孩子们随着老师讲述的故事同步翻阅绘本，虽然是第一次尝试，有一部分孩子还不习惯，跟不上节奏，但兴趣很浓厚，他们在以后的课间活动中不断地时时翻阅，讲述着绘本中的故事。

三 注重教学策略，提升阅读能力

1.多媒体策略

将绘本制作成课件，动态、立体的信息加上语音、语调、语速的变化充分调动幼儿的视听觉。绘本《老狼娶新娘》中，我将书中的内容拍成图片，并以图片为基础制作成动画的课件，添加上音效。当播放喜洋洋的音乐请幼儿猜猜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大灰狼的新郎官，幼儿马上猜到大灰狼要结婚。娶的新娘是谁呢？我通过一幅幅图展示大灰狼摸摸新娘的手，摸摸新娘的脚，看看新娘的牙齿等环节，并请幼儿说说摸到的感受并模仿大灰狼，幼儿瞬间进入了故事的角色中，加上为之添彩的大灰狼的话语：“新娘新娘，伸出你的手来让我看看。”那种害羞又霸气的语气，把我们带到了结婚的喜庆中，从中孩子们感受到了绘本的魅力，也很好地理解了绘本。

2.注重画面细节，巧妙提问策略

细节引起观察兴趣，很多绘本画家常常会巧妙地在画面安排一些人物或动物微妙的变化，细心的孩子会在这些绘本的细节中展开自己的想象，深刻理解故事内容。在《彩虹色的花》中，通过彩虹色的花刚开始那种从泥土里来到这个世界积极快乐的神态和送给小动物花瓣之后的画面对比，我提出问题给孩子们：“你们觉得彩虹色的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们觉得它快乐吗？为什么？”引导幼儿主动地去思考，去反思。而答案正深深地将绘本主题中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是快乐的那种精神展现在孩子们面前，孩子们的收获是巨大的。另外，在小动物的刻画中，作家也是非常的细致，每个小动物借的花瓣所需要的颜色正和彩虹色花瓣的颜色是吻合的，因此当知道小蚂蚁借一片花瓣当作小船，就引导幼儿对动物所需要的东西进行和颜色相对比的猜想，提问幼儿：“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小动物会选什么颜色的花瓣像彩虹色的花借呢？”鼓励幼儿针对画面的细节进行观察，通过提问让幼儿对故事情节进行大胆猜测，梳理出整个故事的内容。因此，梳理出画面细节，可以提升幼儿对事物的观察能力，通过提问，幼儿阅读能力也相应地提高了，久而久之，孩子们的阅读收获也会获得更多。

3.运用多种体验式策略

第一，创造性的模仿体验。绘本内容幽默、诙谐，让幼儿来学学其中的动作，模仿人物的表情，为理解故事打下基础。在绘本《好饿的小蛇》中，描述了好饿的蛇吃每个苹果的动作和表情，幼儿在阅读图书的过程中，轻松地学蛇吃苹果的动作和表情等，既体会到了动物的特征又加深了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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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2012年6月26日，国务院医改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3年总结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全面总结3年（2009年～2011年）以来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指出："新一轮医改统筹推进包括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等五项重点改革。如期全面完成了3年医改各项任务。"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位列五大改革问题之首。经过3年改革，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为兜底，商业健康保险及其他多种形式医疗保险为补充的中国特色医保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为城乡居民"病有所医"提供了制度保障。截至2011年底，城乡居民参加三项基本医保人数超过13亿，比改革前增加了1.72亿，覆盖率达到95%以上。《报告》还指出："3年以来，全国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1516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4506亿元，与2008年同口径支出基数相比，3年新增投入12409亿元，比2009年既定的8500亿元增加了3909亿元。在"十二五"期间，医改财政投入力度、强度还要高于2009～2011年投入水平。这一增长实现了3年医改目标中"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的要求。"

政府投入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资金不断增长的同时，会面临资金流失风险也在增加的问题[1]。如何能够将政府投入的资金有效地使用在普通社会公众身上，真正做到让百姓受益，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诸多学者也对医保资金监督和管理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但笔者认为，在该问题上是否可以转变一下思维方式：即无论多么"完美"的监管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存在一定的漏洞或者缺陷。即使制定十分严格的监管制度，在实践中也一定会有资金流失的现象。医保基金一旦出现流失或者大规模的亏空，势必会影响基金的支出，造成资金中断，甚至动摇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根基。所以，在"亡羊补牢"的同时，我是否可以"亡羊补羊"。所谓"亡羊补羊"是指，借鉴银行准备金制度的经验，在医保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准备金，在发生医保资金流失等风险，出现医保资金支付困难时，用以基本医疗保障的支出，即以备不时之需。

2基本医疗保险准备金概念的提出

基本医疗保险准备金是指，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机构为保障医保资金需求，使公民基本医疗保障不因资金短缺而中断，而在医保基金中预先提取的用以保障基本医疗保险支出的资金。

基本医疗保险准备金制度是一种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医保资金筹措模式，目的在于保障医保资金运行的安全性。如前所述，在医保资金支出的过程中，由于监管漏洞等各种原因导致的资金流失和亏空，都会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准备金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缺口，实现医保资金的安全运行，保障公众的健康利益需求。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准备金的提取和支出必须由医疗保险管理机构专门负责，做到专门机构管理，专款专用。

3建立"准备金制度"的必要性--基于现实问题的分析

3.1医疗保险基金面临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