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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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MM课题组的报告提出，201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固定资产投资的驱动下保持了较快增长，其中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较显著。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剧，导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是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是长期努力的方向。

课题组认为，如果美国经济能在2011年结束疲软的复苏，从2012年开始常态增长，欧元区在2011年能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中国货币政策继续以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那么，可以得出一个谨慎乐观的判断，即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2011年8月，美国债务评级的下调，引发全球性金融市场动荡，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大幅提高。课题组认为，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将对中国进出口形成冲击，并最终导致净出口负增长。但是，由于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加强了人民币升值预期，资本净流入扩大，从而导致外汇储备在净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仍将增加。今后一段时期在重视对资本流入管制的同时，还需管理好外汇储备资产的使用。

未来CPI或维持在5.4%―4%

课题组认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GDP的增速将可能维持在9％―8％的区间内。今明两年CPI可能还将维持在5.4%―4%的较高区间内，通胀的潜在威胁仍然存在。从政策执行角度看，不应为勉强保持过高增速而不断刺激投资扩张，进一步加剧结构失衡；不能放松对通货膨胀的管理；必须充分重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阶层尤其是城乡低收入阶层的影响，要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课题组提出，要正视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理性看待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从高速增长逐步转向次高速以至中速增长的阶段。在通胀压力减缓后，顺应发展态势的改变，着力推进体制变革，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的调整，为未来更高阶段的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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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国际比较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基本的判断或者结论是：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10%左右高增长以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

提出这个判断的理由首先是国际经验，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转型的经济体经过高速增长以后均会出现增速回落。二战以后，成功转型的经济体，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人均GDP达到1万1千国际元，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降幅是30-40%。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与这些经济体相当的类似，中国用上述口径计算的人均收入在2013年会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如今中国在逻辑上已经非常接近增长速度转折的时点。

城镇化、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等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创新对经济增长提升的潜力更是不可限量。看过去一年多中国网上购物爆发式的增长就很清楚地显示出经济增长推动的潜力非常大。

最近两年，一些学者从人口、劳动力要素供给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更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我们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住宅、基础设施中的高速公路，以及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历史需求峰值已经或者接近出现。这些领域和产品过去一些年是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他们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

从实际情况来看，近两年来，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南沿海一些省市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速，这六个省区GDP占到了中国近一半。这也说明增速回落的规律在中国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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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可比的购买力平价口径衡量，我国目前人均GDP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后期、韩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根据这些国家的经验，我国经济增速在今后五年左右很可能明显下个一个台阶。

最近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占全国GDP一半的几个东部沿海省市经济增速、工业生产增速和投资增速，均已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企业效益开始下滑，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财政收入增速也开始放缓。这些新近的情况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增长阶段转换的窗口期，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阶段性转换很可能已经开始。

国际经验表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增长阶段转换，将发生两方面重大变化。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台阶。第二，经济结构将相应发生转折性变化：工业占总产出的比重达到峰值后开始降低，一些重要工业产品产量也相应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投资占总需求的比重达到峰值并开始降低，消费比重则呈现相反的变化；从城乡结构角度看，城市化推进速度明显放缓。

由此可见，增长阶段转换期间要面临一系列挑战。从微观层次讲，一些产能要被淘汰，一些企业会关门或转产；从宏观层次讲，财政收入增速会放慢甚至绝对减少，而社会保障性支出需求却会增加；金融体系资产质量会降低；从社会层面看，一些劳动力将会结构性失业并需要转岗培训等，不稳定性因素增多。

这些挑战应对得好，则增长阶段转换能够争取到理想型态，即经济增长速度由原来“高速增长期的常态”水平，如10%，逐步递减到9%、8%等，最终平稳过渡到7%的“新的阶段性常态”，筑起新的“底”。这个过程中增长速度没有大起大落，局部的和系统性的风险都处于可控状态。

倘若挑战应对得不好，则增长阶段转换型态会非常不利，在“筑底”过程中，会过度下探，先达到比“新的阶段性常态”更低的“底部”之后，再缓慢回升到“新的阶段性常态”。比如，经济增长速度由原来“高速增长期的常态”水平，如10%，在短期内快速地、大幅度地滑坡到6%或者5%；之后再缓慢地回升到7%的“新的阶段性常态”。这种不利的型态意味着经济增速大起大落；更严峻的是，一旦过度探底，则很可能陷入通货紧缩和各类资产价值大幅度缩水，各类主体资产负债表状况急剧恶化，经济活动过度萎缩等被动局面。这种情况下，要使经济恢复到“新的阶段性常态”，需要花费更长时间，过程也更加艰巨。力避过度悲观的预期对增长阶段转换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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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新常态”，这一概念迅速在经济学者中引发热议。“新常态”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为什么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又将如何应对挑战？《中国经济周刊》就此采访了多位经济学者。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剧锦文看来，当转型升级的阶段结束后，经济将有可能进入7% ～ 8%的中高速的新常态发展阶段，但发展的质量会更好，更稳定，更有持续性。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也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的提出，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则表示，经济体量大，增速下行是客观规律、世界规律，经济中高速增长将会成为一个新常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要力争在今后一两年内，找到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在改革中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对话

嘉宾

“新常态”：经济增速的转轨换段

剧锦文：“新常态”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包括经济增速的放缓和经济质量的提升两个内涵。早期，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高，但是经济基数较低，在此基础上增长，增速很快。而今，我国经济的基数和基本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要实现高增速相对困难。

此外，由于过去经济增长为数量型增长，即主要通过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拉动的增长。而今，经济发展转变为以质量为基础的增长，需要通过技术进步等要素驱动。因此，当转型升级的阶段结束后，经济将有可能进入7% ～ 8%的中高速的新常态发展阶段，但发展的质量会更好，更有持续性。

牛犁：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经济增速的转轨换段。以国际经济危机为分水岭，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由原来持续30多年GDP平均增速9.8%，过渡到目前7%到8%的中高速的增长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面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

刘世锦：从大的背景看，我国经济仍处在由过去10%左右的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要力争在今后一两年内，找到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可以形容中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 “中高速稳定增长期”。

当前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具备若干特征：第一，经济增长从原来的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如7%左右；第二，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带动；第三，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第四，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第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第六，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

经济体量大，经济降速是客观规律

刘世锦：增长速度与结构转换密不可分。回顾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观察到一个规律，即消费增长基本稳定，未出现大的起落；出口对增长的直接影响不是很确定，总体上说影响占比不大；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投资增长，而高投资很大程度上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动。

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产能过剩严重，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速也相应下降。由此可知，即随着主要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驱动的投资高增长的结束，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也相应结束，增长阶段的转换势在必行。

牛犁：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在经济转轨换段的过程中，往往直接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日本、韩国从高速增长期回落时，下降幅度接近一半。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仍处于中高速阶段，有两个基础支持：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区域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差距恰恰是发展的潜力。如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东部地区部分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产业，仍然可以转移到西部去。而日本、韩国等国则只能将产业转出去，形成了“产业空心化”的现象。

第二，尽管目前人口红利已经到达了峰值和拐点，然而我国的储蓄率仍然高达 48%以上。这在国际上绝无仅有。因此，资本积累对于增长贡献的潜力仍然很大。

所以我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相对高的发展速度，而非直接下落到中速增长。

陈文玲：在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时，经济增速下行，我觉得有四方面原因：

第一，当一个经济体经过经济起飞、高速发展后都会产生回落，美、日、德等国均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体量大，增速下行是客观规律、世界规律，因此将会成为一个新常态。

第二，劳动力红利、制度红利、资源红利和环境红利等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不可能永远保持在高水平上。目前，经济发展的重心已转变为调整经济结构，同时修复、改善和建设生态环境。在此过程中，经济适度的降速和下行也是为配合结构调整，可说是我们主动为之。

第三，社会治理成本在不断加大。近年来，我国一直在补民生这一短板。包括投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医保体系以及正在建立的养老体系等。解决一系列的民生和社会问题需要付出成本，这个成本也会导致经济适度的下行。

第四，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外部不确定因素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尽管美国经济复苏、欧洲经济回暖、日本经济脱离20年衰退期，但它们依靠的是高债务、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邻为壑等一系列不考虑全球利益的经济政策。中国受外部影响很大，也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之一。

五方面推进改革，激发中国经济内生动力

剧锦文：首先，还是要强调释放改革红利，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制度改革应当是全方位的，其核心还是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长模式的转变，将由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技术进步等效率驱动的经济增长。

第三，要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依靠内需的同时，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如建立自由贸易区，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方式。

牛犁：从短期来看，应当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解决经济体制机制中存在的矛盾。总的来说还是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例如减少行政审批、放宽市场准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结构性减税，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

而长期来看，最核心的仍然是如何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即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世界上许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城市产生了新的二元结构，两极分化严重，富人聚集区和贫民窟并存，社会犯罪率升高等问题。未来中国要避免这些问题，改善各种突出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刘世锦：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从五方面推进改革：

一是防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应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局风险的关系，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以局部风险的有序释放争取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具体来说，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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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这个判断倒是说得通的。不过说不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回归到3%左右的“均值”上来。或许，他是因为终究没能明白，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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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来判断，中国经济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不会平坦，中国经济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中国工业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脚步，但工业时期的经济结构也构建了现在的城市化增长减速的通道，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收敛一致性的问题和存在的风险等因素也可能是造成经济增长减速的重要原因，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方式由资本驱动模式转变为资本效率驱动模式，是我们要探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中国经济也在不断发上变化，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是体现在城市建设上，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改革是经济转形的基础，因此需要推进城市化结构，中国城市化阶段结构性特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口结构转型。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率+总人口增长率。据数据统计中国的非农部门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比率由以往的47.03%增长到现在的63.43%，城市人口对非农就业支撑率虽由82.1%降低到目前的72.3%，但比例仍不可忽视，城市化率由以往的33%增长到目前的50%，专家预测在未来会增长到58%。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在1985年～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10.1%，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8.54%，在2008年～2012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3%，劳动生产率增长率8.86%，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有小幅度的上升，但GDP增长率却下降了0.8%，由此可以看出人口结构转型与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总人口的变动这三个因素相关联。根据蔡P的研究，人口红利是中国持续30年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快速提高的关键，一旦人口结构有了变动，人口红利消失，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供给，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人口红利消失直接导致潜在增长速度下降。②生产率的产业再分布。1985年～2012年间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维持不变，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稳定，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涨。中国现阶段资本驱动模式与于日本高增长时期的情景十分相似，会出现工业资本被迫流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致使对国内的工业部门的投资急剧降低。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发达国家，依靠国外的技术设备进行投资，会缩小劳动生产率的改进空间，出现投资减速放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尽管城市化不断推进，经济结构服务化在迅速发展，也不能保证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能超过以往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果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快速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压制未来经济的增长速度。③收入分配调整。中国是依赖资本驱动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弹性与投资回报率成正相关，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转型，城市化建设要以增进国民福利为最终目标，逐渐将资本弹性向下逆转，与工业化阶段相比，城市化阶段的收入分配要在人力资本上加大投资力度，分配政策要向劳动力倾斜。④城市化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高速阶段和成熟城市增长的稳速阶段。经济转型期间资本驱动模式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进入一个成熟阶段后，制造业投资成本低于高速阶段的成本，从而放弃成长逐渐被发展起来服务业取代，这是第二产业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的原因。二是虽然服务业扩大了规模，但是无法与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的繁荣景象相比。比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也有拉动经济发展的效果，但不具有长期增长的效果。纵览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发展历史，服务业发展的高速增长都是昙花一现，成熟城市增长的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所投资的增长率处于一个下滑增长并维持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水平上的景象是常见的。⑤资本效率递减。资本深化速度降低和资本回报率的减少会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了避免劳动生产率的过快下降，需要社会进行有质量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性投资，抑制资本效率过快下降或促使其上升，是城市化阶段经济政策的重要条件。⑥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空间狭窄。通过技术的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可以看出，产出的资本弹性基本稳定地维持在0.6，技术进步的速度值也稳定在2.5%。整体而言，技术进步在GDP增长率的份额大约为1/4。这表明了在资本驱动增长模式下，投资增长挤压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如果无法改变现有资本驱动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过于狭窄，投资减速，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降低。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面临的风险

中国经济由资本驱动增长的工业阶段向造成效率驱动增长的城市化阶段发展，蕴含了经济过快减速的风险。①收入格局再调整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增长曲线弹性参数逆转和向发达经济增长阶段的收敛是抑制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此消彼长相关联，收入分配比率向人力资本倾斜，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投资能力减弱，导致经济过快收敛。②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收入分配格局在调整带来的居民收入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企业和润空间的缩小和再投资能力的减弱，但不可能维持投资的高增长速度，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的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③杠杆率持续拉升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过度无效投资的存在引发生产效率低、赚钱能力低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的存在挤占着生产资源，严重影响着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和生产更新的步伐。大量的低效率企业的存在，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有持续拉高杠杆率的作用，一旦出现经济减速，低效率企业的借贷受到阻碍，会极大地加剧经济持续减速。④产业结构服务化调整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中国第三产业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提升生产效率的空间会逐渐变小。实现工业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均衡发展和抑制持续几十年的部门生产率失衡态势持续扩大，是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趋势下要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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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非常需要主动地认识到，“新常态”决不是萎缩的“新常态”，而是发展的新常态。

首先，中国经济在旧模式、旧方式下高速增长至体量巨大平台上转入了可持续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由于经济体量的扩大，尽管即期增速有所下降，但从增量规模来说，中国每年一定会为世界经济维持增长作出重大贡献。

强调关注绝对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忽视增长速度，保持大体量基础上的中高速增长，无疑是新常态的追求目标，不会任由其迅速下滑。

国际经验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高速增长期之后，有一个明显的12～15年的中高速增长期，其间的GDP增速均值在5%～7%之间。而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直接进入长约20年的陷阱期（GDP增速0.8%～2.0%），无法突破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值10000美元的关口，即告停滞与下降。

从我国情况来看，1978～2011年为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增速平均为9.96%，这个速度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时的日本和韩国相似。相对较高的高增速，给其后的中高速阶段留足了回旋空间。相比之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阿根廷，其高速期的增速也只有4%～7%。有鉴于此，只要我们能长期保持中高速持续增长的“新常态”，就决不会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中国追求的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的新常态。结构是多年积累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难度主要不在于不清楚调整的方向或无法出台正确的政策，而在于调整过程或政策执行过程可能面临的巨大压力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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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经济的发展较以往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与此同时，经济新常态环境下，对于提升我国经济质量问题上也有不同的关键点和着手点。

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特点

由世界银行网站数据统计显示，2010～2015年，全球GDP年增L率由4.34%下降为2.47%，中国GDP年增长率由10.40%下降为6.90%，如表1所示。并且世界重大的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还呈现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态势。然而，我国确实已经从2011年开始步入新常态经济环境下，并预测这样的经济环境将一直持续到2025年。

（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速度由前32年9.9%的高速增长转变为维持在6%～7%的中高速增长，大约回落了2%～3%，这是一个正常现象。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任首席经济学家Olivier Blanchard看来，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只有7%左右，但在全球范围来看也是很好的表现。由此可见，尽管增速放缓，但与全球经济增速比较起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领先。

（二）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前一阶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消耗的资源较大，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加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展也比较滞后，导致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上一阶段呈现出粗放性、污染性以及透支性的发展特点。然而，我国步入新常态经济，其经济发展方式也开始发生转变：由以往粗放性、污染性以及透支性的发展方式转变为科学性、可持续性以及包容性的发展方式，在发展经济时遵循了经济规律、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规律。

（三）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具体体现如下。

1. 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

2. 消费比重超过投资。

3. 城乡区域差距缩小。

4. 居民收入占比上升。

5. 由于我国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要素成本以及汇率的上升，引起了出口竞争力的变化，我国出口增速由20%下降为5%～10%。

（四）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1. 全球经济的供给能力尤其是中国制造业竞争的供给能力的加强。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市场需求的不足。

（2）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化”。

（3）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要素成本优势相对增强。

2. 全球经济的发展受到人口老龄化的长期影响。

老龄化会导致一个经济体活跃度的降低，社会保障福利条件的刚性约束使得养老风险加大，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3. 红利的减弱。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在未来至少15年内将不及从前。

二、新常态下提升我国经济质量的建议

（一）坚持增长质量导向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和金融财政风险容易被隐藏和忽视，从而造成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无法落实到位。尽管经济增长的速度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但如果继续不重视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问题，那也难于继续下去，所以在新常态下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导向是必需的。

在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机制和环境的改变也会造成有关领域风险的累积，如房地产、严重过剩产业、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经济增速与防控金融财政风险相适应，就是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相适应的体现。经济处于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过后，无论是先崛起的发达国家还是后赶超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面临过不同类型，甚至多年以来难以恢复的金融危机。因此，防控金融财政风险这一项工作在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时期内尤为重要。尽管在短期内其他指标会相对落后，但只要守住底线，不发生系统性的、全局性的风险，从经济高速增长期平稳转入经济中高速增长期，那么从长远看，创造出有价值的、新鲜的经验的可能性对于我国来说也是比较大的。

（二）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第一推动力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消费的比重超过了投资。我国的消费特征从过去的模仿型、排浪式转变为现在的个性化、多样化。政府将六大领域的消费作为推进的重点，然而由于这六大领域的消费大部分属于新兴消费品类，消费者尤为关注这些新兴消费品的质量，所以这些消费品类的质量安全一旦出现问题，那消费需求必定会受到冲击。因此，为了使消费能够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继续发挥其基础作用，必须提高产品的质量，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从而释放和激发消费潜力。

（三）充分挖掘人口红利，开发利用人才红利

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如人口老龄化率上升，导致我国人口红利的衰减。可通过采取相应措施，以达到拉长人口红利释放期的目的，从而减小人口红利的衰减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如：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通过二胎政策达到逐步提高总和生育率的目的等。

人才红利，即“人口质量红利”，以我国现有人口结构为基础，通过教育培训、人员流动和企业改革等相应措施去发现、培养、形成人才优势，从而开发、利用人才红利。

2015年年末，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为17093万人，研究人员总规模在2015年达到3647万，跃居世界第一。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我国这样的人才红利优势，使我国经济在新常态创新驱动下保证较高的增长质量。

（四）质量型、差异化竞争

市场竞争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国际市场竞争愈演愈烈，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特点之一。这就要求我国由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向质量型、差异化竞争转变。这对我国企业和政府提出了以下要求。

企业：1. 关注消费者需求的变化；2. 提高产品的功能属性和质量安全；3. 品牌定位差异化；4. 重视客户关系管理，达到维护客户忠诚度的最终目的等。

政府：1. 统一国家市场，提高资源分配率；2. 向优秀企业汇集生产要素，确保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低劣产品的淘汰。

参考文献：

[1]来佳飞.新常态下消费被赋予更大预期[J].浙江经济，2015（02）.

[2]陈芬.消费拉动经济凸显[J].中国经济信息，2014（22）.

[3]李道今.释放文化消费的“口红效应”[J].投资北京，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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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经验来看，2011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属于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之后的自然调整，符合典型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规律。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的增长动力加快形成。

（一）增速放缓符合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规律。战后成功迈入高收入门槛的经济体仅13个。对比研究发现，上述经济体在经历一段时期的高速追赶型增长，而且人均GDP超过11000国际元（1990年G―K国际元）之后，经济增速都出现了明显回落。追赶历程和产业演进路径与我国更为接近的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经济增速回落幅度更加突出，平均降幅在30%左右。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我国人均GDP当前已经达到11000国际元，与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初、韩国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相当，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时间窗口。这与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不同，他们的经济增速回落通常发生在4500至6000国际元阶段，而且工业化存在明显的中断现象。这也表明，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短期经济失速的可能性较小，

（二）增速放缓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农业比重降至10%以下，第三次产业比重超过二产，工业比重从阶段性峰值逐步回落，内需结构继续优化，消费比重连续下降局面得到扭转，多年来投资、出口比重过高的情况明显缓解。经济结构逐步过渡到以服务和消费为主，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转换。值得一提的是，主流经济学对追赶型经济体增速回落阶段的研究重视不够。面对产业和需求结构快速的调整变化，如果简单沿用追赶期的投资、出口等增长趋势外推，或者用一些原来能够较好拟合经济运行的实物量指标分析转型期经济走势，往往会出现偏差。这可能也是目前一些分析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相互不匹配的原因之一。

（三）新的增长动力加快形成。经济调整分化中传统力量继续下行的同时，新兴力量在逐步成长。从区域层面看，高度依赖资源和重化工业的地区，本轮调整中经济增速降幅偏大。而转型启动较早，产业结构更合理的地区，经济增长总体保持平稳，比如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地区。与其他省市相比，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在2008年左右就达到了11000国际元，转型已取得积极成效。从行业层面看，重化工业调整幅度偏大，对PPI降幅的贡献超过75%，而其他工业行业和服务业等运行相对平稳。传统零售行业下行，电子商务则快速增长。部分行业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和整合出现回升迹象，纺织、化纤、光伏、铁路船舶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有所向好。从企业层面看，即便同一行业中其他企业出现了较大亏损，但具有一定核心竞争力、产业链整合与重组步伐快、积极参与全球竞争、重视研发和创新供给的企业，运行总体平稳，对未来预期偏向乐观。

（四）就业、物价、利润等指标保持稳定。就业方面，2015年上半年调查失业率在5%附近，城镇新增就业岗位718万，全年目标完成过半。虽然还存在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和隐性失业等结构性问题，但总体就业形势稳定，针对100余个城市的监测情况来看，岗位需求数量都超过了求职人数。物价方面，在PPI长期持续负增长，GDP平减指数连续两个季度为负的同时，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0）总体保持平稳，尚没有出现全面通缩问题。近期猪肉价格有所上升，但由此导致的通胀压力尚不大。企业利润方面，尽管企业利润增长情况相对过去几年的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基本稳定。工业方面的利润下滑主要是因为煤炭、钢铁、石油和铁矿石等上游产能过剩严重行业不景气。如果剔除这些行业的利润亏损，工业行业利润总体还是相对平稳的。核心效益指标稳定，为今年实现7%的预期增长目标提供了支撑。

（五）微观活力继续增强。一是民营经济活力继续增强。2015年上半年非公经济工业增加值增长8.1%，比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平均增速高出1.8个百分点。另外，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业已上升至65.1%。二是简政放权改革取得成效。2015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市场主体685.1万户，比上年同期增长15.4%，新登记企业200.1万户，增长19.4%，平均每天新增企业1.1万户。三是创新驱动和“互联网+”战略取得进展。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仍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网上零售额增速业已连续数年超过40%，机器人、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产品增长迅速。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中中国企业占四席，此外在电子商务、信息技术和软件服务业中涌现了一大批创新型企业，以深圳为代表的创新型城市在不断崛起，并在世界创新版图占有重要地位。

二、保持7%左右中高速增长仍有诸多有利条件

当前，部分地区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原有的结构性矛盾和风险也有所暴露，但我国仍然具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诸多有利条件。从国际经验看，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后，还没有经济体增长出现严重反复的先例。背后的实质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化基本实现，市场经济趋于成熟，各种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更趋合理，而有这样微观基础的经济体也因此具备强大的韧性和抗冲击、抗风险能力。经过近几年的调整，我国经济增速比高速增长期已经降低了30%左右，如果通过改革创新有效释放发展潜力，中国经济不仅在当前，还将在今后一个时期，具备保持7%左右增长的潜力。

（一）发展潜力巨大。一是我国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根据旧M统计，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不少类别都具有全球领先规模。二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尚未结束，地区发展差距巨大，2.6亿农民工需要转变为市民，2亿贫困人口（按高标准）需要脱贫，1亿城市棚户区住户需要新的家园，这些都蕴含着巨大的需求空间。三是我国深化改革潜力巨大，不少领域仍存在开放不足、准入不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四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经济体，在新一轮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带动、改造传统产业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将具备不可比拟的优势。五是我国国内广阔的市场空间将为产业发展和创新提供最好的空间。六是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调整中面临不少机遇，我国可以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开放中获取新的机会。

（二）新的需求热点加快孕育。一方面，消费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信息、健康、医疗、养老、文化、娱乐和旅游等新的消费热点层出不穷，传统消费也呈现个性化特点，尤其和电子商务的结合催生了更加多样的需求。另一方面，民生、环保、水利和城市改造等方面尚有不少投资空间，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相当规模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随着各种双边或多边的自贸和投资协定的签署落实，以及南亚、非洲国家渐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对外投资和贸易的增长空间将被进一步打开，中国制造和服务走出去还有不少潜力。

（三）创新要素不断积累。尽管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人口数量红利效应明显减弱，但我国人口素质不断提升，每年毕业大学生大约700万，城市25―34岁年龄段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34%，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高素质的人口，如果激励得当，将为创新驱动注入新活力，为提升生产率提供了新支撑。通过创新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改善部门内和部门间要素配置，全要素生产率仍能保持平稳增长，并为有效的资本积累打开空间。

（四）产业升级空间广阔，近年来互联网、云计算、新材料、机器人、节能环保等新兴行业发展速度较快，并且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趋势愈加明显。互联网对消费端的改造效果已经非常明显，对供应链、生产端的改造才刚刚开始。服务业主导作用更加突出，生产业和社会服务业规模和质量提升的空间广阔。另外，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国际产能合作和积极“走出去”，中国将更加深入融入全球分工，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要素流动将更加充分，配置更加合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

（五）区域发展回旋大。根据国际经验，通常在人均GDP超过一万国际元以后，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差距将显著缩小。中国地域广阔，当前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还比较显著。由于区域间要素成本相对水平变化以及中央区域性政策的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较高增速的可能性比较大。尤其随着高铁、高速公路、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化程度的快速提升，不同区域间要素流动将更加便捷，各个区域的比较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发挥，这为继续释放增长潜力提供了有力支撑。而在东部沿海地区，一批以城市带或城市群为依托的高水平增长极正在不断形成，目前已涌现了一批创新型和绿色发展型的城市，各种要素在区域内和区域间充分流动，知识外溢效应明显，分工深化对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也正不断体现。

三、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并不必然自动转入中高速稳定增长阶段，而是需要积极作为和妥善应对。当前，中国经济传统增长动力弱化，各种风险和矛盾交织，新的增长格局形成尚需时日，“三期叠加”特征不会短期改变，各种力量分化重塑的特征比较突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需要坚持长期性、全局性的视角，找准经济增速变化背后的主导性因素，以新常态这一大逻辑统揽全局，以深入推进“四个全面”为重点，释放发展潜力，推动经济转型，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

（一）完善宏观管理框架，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一部分成功实现追赶的经济体，经济增速在转换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除了潜在增长空间收窄以外，很大程度上与宏观经济管理不当、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集中释放有关系。应加快确立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宏观目标体系，更加重视就业、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和生态指标，并在此前提下确定合理的增长速度。完善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完善统计体系，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市场预期管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既要避免，追求原来的高增长，也要防止短期经济惯性下滑，引发系统性风险。

（二）通过改革释放潜力，形成增长新动力。坚持效率提升导向的供给侧改革，释放低效率部门的增长潜力。一是在确权的基础上，促进农村宅基地在更大范围交易。可优先在京津冀地区试点，促进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二是注重简政放权的协调性、同步性和配套性，加强监督检查和问责，将简政放权真正落到实处。各级政府要放管结合，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能力。三是加快服务业开放步伐，积极推动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谈判，总结自贸区有益经验，并逐步推广至全国。四是在军工产业满负荷生产与制造业产能利用低下并存背景下，加快推进军民产业结合，释放增长和效率空间。五是顺应居民消费快速升级趋势，鼓励和支持智能家居和住宅、节能环保产品、信息消费、旅游和大健康消费，培育形成多元消费热点。六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提升城际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拓展增长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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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291-02

一、引言

随着世界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水平也逐渐居于世界前列。自从我们国家进行了改革开放这项举措，我国的经济就开始飞速发展，这样的发展趋势持续了很久，直到国家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国内经济呈现出了速度缓慢的情况，而且在速度放缓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特点。比如在速度放缓的同时，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在国家经济驱动力的方面也在逐渐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新常态，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状态。

针对于现在的大环境，国家的经济模式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在经济大环境，应该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找到并摸索出一个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做到国家经济能够创新稳步有效率的进行发展。

二、我国经济在增长中的规律

我国经济的发展态势主要是由前些年的高速增长逐渐转变为了中高速增长。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速度，而且一直增加的都比较稳定。直到21世纪之后，虽然我们国家的经济也处在增长的速度之下，但是增加的速度要比以往的速度要低很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的模式逐渐转变成了中高速?l展的模式。这样的经济模式的转变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的专家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我们可以把之前的高速增长模式看成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第一阶段，把后来的中高速经济增长模式看成是第二阶段。那么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最开始的第一阶段逐渐变成了第二阶段，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着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一开始的经济迅猛发展，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模式逐渐处于变缓的状态。这是我们各个国家经济发展运行中的一种客观规律，不代表任何问题。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正是处于这种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转换期，这是一个经济转型的重要关键时期，我们国家必须认清当下的经济发展形势，不能因为经济放缓就强加经济刺激，这样会对经济造成反向作用力，而应该遵循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保证国家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下的新特点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处在关键的转型阶段，一些经济上出现的特点和以往相比将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很快。由于国家在早些年进行了改革开放，调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使经济一直处于高速的发展态势之下，以这样的高速度增长，经济逐渐出现放缓的态势。但是由于近些年一些创新性的思想和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因子的出现再一次的刺激了我国放缓的经济模式，使我国的经济又一次出现了速度上的增长。其次，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驱动力因子强。在经济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经济措施，提出了新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保证了经济有了新的刺激点，不断地推动了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最后，国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只要是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进行发展，但是在现在新常态下的经济模式之下，我们开始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倾斜于第三产业的政策。因此，综上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从过去的粗放型传统型的经济模式转变成了高效性集约型的经济模式。

四、保持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措施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于从第一阶段转变成第二阶段的关键时期。在第一阶段时期，我们国家主要注重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源有限，经济已经开始逐渐放缓。所以，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我们国家应该采取创新型改革发展的模式，使国家的经济繁荣富强。

1.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市场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资本市场能够给国家经济提供一定的投资途径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资本市场一直处在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密切重要。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现在有着一些小问题，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应该重新审视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2.科技创新。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必须保证科技的创新，创新就是要给经济注入新鲜的血液，国家应该进行积极创新模式改革的措施，保证我国经济中的创新因子，让更多的科学技术能够在经济产业中稳步前进。我们国家现阶段很多产业都做出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是归根到底，很多产业没有自己的技术产权，缺乏一定的技术创新，所以经济仍然是受到技术创新的束缚。所以，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保证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使科学技术和经济创新改革相结合，保证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够顺利的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五、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近年来由于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国家在新兴产业的发展态势也逐步加大，比以往的任何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都要提高很多。国家为了保证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提出了完整的方针政策，使经济发展中新兴产业的发展逐渐占领市场。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发展事业，国家有效的优化产业的结构，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未来发展走向。

2.增加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自从我们国家经济采取改革开放的手段以来，国家一直采取的都是“走出去”的战略，虽然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一直都很高，但是我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却一直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在整个国际经济发展的态势下，我们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我们国家引进了很多国际经济因子，给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保证了企业在国家经济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提高了我国经济在国际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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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发展迎来了新时展的重要契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高速公路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高速公路经济的网络建设初期,在高速公路两侧会形成沿线区域资源的有效聚集,随着资源的进一步聚集和对交通优势的利用,在高速公路沿线便会形成一定的经济资源地带。高速公路经济网络建设更加使得错综复杂的交通网格线联系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经济发展圈。各个聚集点相互连接,实现从点到面的辐射,从而形成网络发展的格局。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市场规模效益的突显,在高速公路沿线地域形成的资源聚集带会吸引各产业的集群企业聚集到此形成规模各异,智能多元化的联合企业及产业园。因此,高速公路网络化的成熟,各个集群化节点便会在空间上形成联系,最终进一步扩大原有,交织密集的高速公路经济网络结构。该网络会随着公路沿线节点的增加而扩大规模和影响力,逐渐积累起来的经济力量也会极大扩大该地域的经济辐射能力,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和资源进入。高速公路经济的网络模式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的过程,因为资源聚集的周期较长,在短时间内依靠几个经济要素或者经济增长点是很难实现的,因此需要扩大网络的影响范围,吸引更多的资源。

二、高速公路经济的网络模式的特点

高速公路经济的网络模式具备了新时代的特征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不得不说的是其发展具有必然性和历史性,是与我国当前的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说来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跨区域整合性:高速公路沿线的经济和资源带是网络发展的基础,通过这些经济的辐射,吸引更多的资源和企业入驻。它将公路网络节点的资源整合到一起,将区域间类似的资源进行再次整合形成扩大化的区域经济空间,因此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具有跨区整合的特性。

2.网络节点构建与交通建设相辅相成:高速公路沿线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公路交通节点和枢纽的发展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道公路的建设。经济发展网络节点的选择也大多数直接选在交通枢纽和道路交汇处,因为在这些节点上更容易实现资源和经济的聚集。

3.阶段性: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的阶段性主要体现在其时空关系的调节过程中,经济发达地区的辐射能力逐渐扩大,而原来的交通沿线城镇的区位优势被进一步弱化,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和局部性的特点。

三、强化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的发展策略

1.注重基础,强化全过程建设理念。由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的跨区域整合的特性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模式下对基础建设的高要求。原有资源和经济增长点稀缺便不会形成规模较大的资源聚集,也不会提高经济辐射能力。因此在高速公路沿线必须加强基础建设,提高原有经济圈的经济增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当外来企业入驻时能够利用其优势资源发展经济而不是在资源整合的过程中被取代。全过程建设理念主要针对不同发展区域而言的,因为跨区域整合,当聚集区域的经济发展时,网络节点以外的原有城镇也应该保留原来的基本发展态势,强化经济的全过程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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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高速公路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挥在那水平的重要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它起源于上个世界三十年代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速公路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具有运输量大、运输速度快、安全性能高等有点，但高速公路也存在其他一些研究问题，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高速公路成为一个重要课题。针对新时期高速公路运营评价与经济分析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国内对于新时期的高速公路运营评价与经济分析的方法、手段不完善且多侧重于经济分析而忽略了运营评价多高速公路发展的重要影响，未进行全面系统的运营分析导致高速公路发展出现偏颇；二是我国国内的高速公路建设没有对交通量进行具体化的统计预测和可行性研究，我国交通拥堵、车辆巨多，这就为我国的高速公路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在进行高速公路建设时必须进行交通量的检测与分析，科学合理的运用高速公路；三是我国国内对新时期高速公路运营评价与经济分析具有不足，大多数公司侧重于经济分析方面，而忽略了社会方面的分析，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四是收费标准亟需调整，因我国新时期高速公路运营评价与经济分析多侧重于经济分析忽略了运营状况的好坏，这就直接造成了我国高速公路收费标准的问题。

二、高速公路运营评价

高速公路的运营是指在建成通车到不能使用这一过程，高速公路的运营为社会提供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因此对高速公路运营阶段的评价是整个高速路评价重要组成部分。高速公路的运营评价不直包括在建设期间的预测和分析还包括在运行阶段的实际考察和根据交通量的推算，科学合理的评价高速路的运营情况。高速公路的运营性分析为高速公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可行性的数据理论。

1.科学合理的思路是关键

高速公路的运营评价是在科学合理的实际考察后作出的一系列数据和预测为以后高速公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速公路的运营评价需要结合高速公路管理的一些特点，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研究出一套误差较小的评价指标，用数量来衡量高速公路的运营。高速公路运营评价指标不仅能够为今后高速路发展提供可靠数据更能搜集实际交通量，计算预测和实际偏差的偏移量大小。实际交通量的多少为高速路的饱和程度提供了事实依据，能够为以后高速公路的建设进行数据性指导和衡量。

2.实际测量的数据是标准

在高速公路运营阶段，公司要不断地对实际数据进行分析用来制定一套合理的标准来衡量高速路的运营情况。实际测量的标准有以下几个：一是实际交通量达标年限，主要是衡量已投入运营的高速公路运营效果的重要指标，其含义是指自高速公路交付日期开始到达到设计规定的日交通量为止所用的时间；二是实际交通量达标年限变化率，是一种实际测量与预测之间的偏离程度，若大于零，则说明实际增长不如预测增长的速度快，若小于零，增说明实际增长的速度比预测增长速度快；三是推延达标年限损失额，表明了达到日交通量时所花的费用与预测费用之间的关系，若达标损失额越大说明损失越大；四是实际行车变化率，主要反映了高速公路服务水平的大小。

三、高速公路运营的经济分析

高速公路运营分析主要体现了投入运营后高速公路的收益状况，在经济分析中不仅需要对高速公路的效益进行分析还需要对其产生不足进行原因分析，并将其信息反馈到运营中，对其不足之处进行改进以达到利益最大化。高速公路的经济分析能够帮助企业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改进管理水平、调整企业策略达到预期经济收益目标。

1.效益分析

效益分析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直接经济效益，即高速公路运营后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如运营增加效益，直接经济效益计算的数据全部来自于实际，反映了在此时间段的高速路运营状况为下一阶段的高速路运营提供了可行性研究分析数据，是可行性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另一部分是社会效益，主要是指高速公路为其所在地区提供的发展便利，高速公路的存在为区域发展提供了便利、加快城乡发展、增加了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等，高速公路的发展为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扩大了工作渠道，增加了居民收入，的带动国家经济发展。

2.经济分析特点和作用

高速公路的经济分析是一种盈利性分析，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紧紧地投入需考虑时间的价值，其投入成本决定基准体现率；第二，高速公路本身为研究对象，不考虑给使用者所带来的收益和费用，计算范围为投资者的收入和支出；高速公路的经济分析能够为公司可行性研究提供事实依据，增加可行性研究的准确性，能够不断完善高速公路运营和建设体系，科学合理的进行决策，并为国家进行经济决策时提供依据，促进国家投资计划的完善。

四、高速公路收费问题

高速公路运营手段之一为收费问题，根据可行性研究和实际运营观察，将收费标准调节为居民普遍接受、公司能够得到收益的标准是高速公路经济分析的主要问题。对运营阶段的高速路进行收费，需要根据多种数据进行合理性调整，以达到最优标准。

1.收费标准影响因素

影响收费标准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行驶车辆的速度和运输成本、高速公路使用者的利益、国家规定的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和国外的高速公路收费标准、高速公路为区域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居民收入与高速公路带来的收益之间的关系。

2.收费对社会效益的影响

高速公路的收费关系着社会效益的增加与否，其中收费标准过高会造成社会效益的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当高速公路收费标准过高时，居民会选用其他交通方式如铁路、水路等；二是，收费标准过高会降低车流量，车流量的下降亦会反作用于高速公路效益，车流量下降高速公路效益也逐渐减少。

3.收费标准调整办法

在高速公路运营过程中，增加收费标准不一定会增加高速公路效益，反之，降低收费标准也不一定会减少收费效益，只有在科学合理的收费标准下才能达到效益最优化。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应尽可能的在保证能够有收益的前提下降低收费标准达到互利共赢的局面。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出参照以往经验和国内外收费标准也应该从实际出发，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应该按照使用者收益多少和承受费用以及高速公路投入来制定。

五、总结语

高速公路进行运营评价与经济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根据实际交通量的大小和实际收益与预测收益的多少来衡量预期预测效益与实际效益的关系，为以后高速公路的修建提供可行性研究的准确数据。高速公路的经济分析主要在于收益与收费标准的分析，高速公路在为投资者提供利益的同时也为区域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扩展了人们工作就业渠道，增加了居民收入。高速公路的经济分析也为国家制定经济计划提供了数据，衡量了一个区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公路的收费不仅取决于投资者的投资还取决于收益者的收益和所能承受的收费数目。高速公路为居民生活工作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保证了投资者能够得到的回报。总而言之，对高速公路的运营评价与经济分析应该遵循科学合理的标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