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模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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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管理思想阐释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佣。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失败。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然而，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我国公共管理模式概述

中国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备一切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管理理论，中国公共管理学者还没有一致的立场和观点，更没有形成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概念。虽然我国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理解不一致，但是他们都认为公共管理应该具备以下特征：第一，从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看，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两大类；第二，公共管理实现了由公共行政的内部取向向外部取向的转变，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转向重视项目、结果和绩效，使得公共管理的战略管理、绩效评估、公共责任制等成为公共管理学的核心主题；第三，公共管理学是一门与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它是在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改革的实践中产生，又反过来指导公共部门管理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它比传统的行政学更具有现实性；第四，公共管理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统一；第五，公共管理学是多学科的综合，它充分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等当代各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工商管理的方法，从而使公共管理学的知识框架更具合理性。中国政府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代公共管理理论成果，但是总的来说仍然是以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为主导。2008年进行的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目标是：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这次机构改革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从基本目标和基本原则看，仍未突破公共行政的传统准则。虽然东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理改革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所处的社会发展背景不同，我们不能简单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但这并不排斥我们在改革中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使普遍的新公共管理思想与中国国情结合。这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

新公共管理对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启示

在当前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时期，我们亟需一种全新的理论来拓宽我们的视角，作为我国公共管理改革的理论指南。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新公共管理不失为一个全新的改革理论视角，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引入竞争机制

新公共管理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使公共服务市场化，如实行“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打破政府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长期存在着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础瓶颈”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因此，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产业管制”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非国有产权进入这些领域与国有产权合作或单独投资和经营，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和压力结构，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中国的航空运输市场就是如此，中国的航空产业仍属国有，只是在航空运输上引进竞争机制。外国航空公司可以进入中国的航空运输市场，便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推动了中国航空运输业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注重既定的法律规章制度

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注重提供优质服务的方向发展。这应被视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然，在我国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套行政法规和人事法规，并保证这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实现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制度毕竟是手段，它是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任务服务的。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时，应该同时考虑如何将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应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始终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公众需求。

（三）合理借鉴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

现阶段我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应继续完善官僚制行政方式的同时，合理借鉴私企的管理方法。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公共行政管理实际发展水平来看，官僚制对于我国行政发展并未完全过时，我国在政府改革中，有必要努力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官僚制行政方式，但这并不排斥我们在政府改革中借鉴私企的管理方法。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结果控制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管理重视效率，重视产出，重视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国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鉴和学习。

（四）强化政府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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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具体的公共管理措施中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占比呈现增长趋势，导致公共管理的环境因素和时空背景产生一定改变。党和国家对此十分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级政府部门作为公共管理特别是行政管理的主体，对大数据资源的管理、使用和调度具有明显优势，可由此推进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创新。与此同时，大数据具有一定的繁杂性、不确定性、技术性等特点，为公共管理模式的发展和创新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因此，各级各类公共管理主体需要强化大数据意识，建立有序的协作关系，通过科学严密的组织和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实现大数据时代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1大数据在社会公共管理中的内涵及意义

1.1内涵

对于大数据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达成统一的界定和共识，从其内涵特征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应用的数据量庞大。大数据分析是数据分析的一种，但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数据分析，是基于大数据下的海量信息分析，最明显的特征为衡量数据的单位从TB提升至PB并快速迈向ZB的量级，数据分析总量呈现出指数型增长，整个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数据信息体量比较大，无法估量。②储存和提取渠道及应用方式多样，主要表现为大数据应用的复杂性。大数据时代海量的网页、图片、音频、视频等非结构化的数据在分析应用上比传统的以文字为主的数据信息要复杂得多。③数据处理速度快。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产生快速是大数据本身的属性。其中，对信息数据处理的快速性体现在数据储存、导入、分析等技术上，目的在于及时通过大数据进行实际问题分析，以保证相应预测、决策的实效性。

1.2意义

往往大数据的价值都隐藏在海量的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中，需要通过专业的大数据技术对信息进行收集、提取和分析，从而利用可视化技术呈现其价值。大数据在公共管理模式创新中最大的价值之一是预测价值，主要是集合各个行业和领域中的数据，利用机器学习模式匹配数据处理技术，进而明确数据中潜藏的趋势及模式。通过预测分析可以推断和预测特定人群甚至个人的行为。例如：在公共管理中需要切实解决和平衡教育资源分配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应的教育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择校热”就是较为直观的体现，相应的考生及家长会通过表面信息如学校占地、学校基础设施以及升学率等作为择校的依据，并没有从实质上分析学校的教育理念、教学内涵、教学质量等。这样的考量显然不能客观反映出学校的教书育人水平，并不可取。而对于学生及家长盲目择校的行为给社会公共管理在平衡教育资源的工作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形成一些学校招生超限而一些学校名额未满的局面，使当地教育的发展失衡。因此，大数据下的公共管理可以有效利用大数据分析对择校行为进行预测，利用更科学精确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加以有效管控，实现更优的教育资源分配，继而促进公共管理中教育事业的平衡发展。

2公共管理模式创新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挑战

2.1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影响了大数据的应用

在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无疑是发展与应用的核心要素。而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囊括一身的大数据应用更是对专业技术人才具有极大需求。从大数据应用的3个环节即对数据的“采集、处理和”来看，涉及数据的全面采集、精确筛选、科学转换和有效整合，只有具备专业技术人才才能从中发掘信息和规律。同时这也是公共管理模式创新中必须重点研究和考量的要素，因此大数据技术人才在大数据时代公共管理模式创新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大部分的公共管理工作者均为政府管理人员，均没有过硬的大数据技术背景。他们的职业素养更多偏向于管理领域，对大数据技术的掌握和应用并不擅长。同时，从整体上看，大多数公共管理部门并没有根据大数据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特点引进或者培养相应的大数据技术人才。所以，造成大数据时代公共管理模式的创新在专业技术人才上形成一定的空缺，影响了具体的大数据应用。

2.2各部门间“各自为战”的局面对数据信息整合形成一定阻碍

大数据时代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即是有效利用庞大的数据信息来提高相应的管理效率、工作效率和生活效率，且达到高度精准化的服务与管理。而数据本身如果不能有效应用则会失去实际意义。目前，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我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创新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有效整合信息。由于“信息孤岛”现象存在，对大数据整合并有效利用公共管理形成阻碍。一方面，源于各部门间的协作和资源共享关系不够紧密，几乎形成一定程度上“各自为战”的局面，使各信息系统间的数据信息兼容不畅，从而加剧了公共管理实践中的“信息孤岛”效应。另一方面，传统电子政务系统通常是根据业务流程管理和服务系统建立的，导致电子政务信息很难实现信息资源相互沟通和分享，继而对各部门间的信息整合形成较大的阻碍。

2.3大数据意识薄弱

由于大数据技术是近些年才兴起的，以至于相应的公共管理工作人员及国民在大数据意识上均较为薄弱。从整体上看，公共管理部门人员大多不具备大数据意识，导致他们在各自的决策和管理时仍然依赖传统的惯性思维和过往经验，让具体的决策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很难保证相应的决策精确性。如果利用好大数据技术中丰富的信息资源和科学先进的数据进行分析，则可以提高决策管理的效率、精准度和客观性。实际上，我国政府的数据收集手段并不欠缺，但公共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并不具备通过数据协助决策管理素养培养的能力，大数据意识亟待提高。

2.4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随之而来的是信息呈井喷式增长。各种类型的数据信息大量出现，且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极速性和难控性，让大数据下的信息安全问题成为公共管理模式创新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尤其涉及的保密数据、隐私数据等越来越多，相应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国防军事机密以及个人信息安全等方面面临着剧烈的安全隐患。同时，由于公共管理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行业、各领域，再加上政府部门在数据信息资源上具有比较强势的调度和使用权，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公众在此背景下并无实质的隐私。因此，相应的数据占有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在大数据纷繁的背景下有可能成为最大的信息隐私泄露者。在实际的公共管理中，需要及时有效地应对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面临的威胁，妥善解决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问题。

3公共管理模式在大数据时代的创新对策

3.1加强公共管理中大数据技术队伍的建设

根据大数据特点及其对公共管理的影响，相应的公共管理工作质量与效率将由具体的大数据处理分析和科学管理来综合决定。因此，建立和培养一支具备大数据专业技术的人才队伍，是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基本要求，具体可以从下面几个角度着手建设。①内部建设的角度。仔细分析公共管理中大数据技术工作所需的知识理论体系，并科学规划如管理学、信息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培养，继而有力加大队伍内部建设力度。②外部引入的角度。利用引入、整合等多手段、多途径来有效扩大公共管理中大数据分析技术的队伍规模，从而逐步壮大具备大数据分析素养的公共管理人才队伍。③学习和深造的角度。大数据下公共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应当建立具体的“再学习”制度，通过外出交流学习以及组织培训等多种渠道和方式建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制度。3.2加强数据信息共享建设对于信息共享局面的建设，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一，在公共管理部门与公民共享数据信息的层面。以往人们对公共管理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所掌握的数据信息处于一种模糊甚至不知情的状态，而相应部门所占有的数据信息资源某种意义上属于公共资源，对公民了解与自身生活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公共管理部门与公民间的数据信息共享中应该提供丰富的原始数据信息，除去涉及国家安全及个人隐私的信息，相关部门都应积极公开，从而实现大数据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效共享。其二，针对公共管理部门间的数据信息共享。加强各部门间有效的数据信息共享能够促进大数据资源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从而打破“数据碎片”“各自为战”和“信息孤岛”局面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真正发挥出大数据在公共管理模式创新中的作用。在这样的数据信息共享格局下，社会对公共管理的监督能得到相应提升，同时公共管理工作的效率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

3.3加强大数据思维意识建设

在传统的公共管理工作中，政府部门通常注重收集信息，而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大数据背景下，政府部门应在收集原始信息的同时，注重加强自身大数据思维意识建设。学会在决策和管理实践中，进一步增强利用大数据优势提高工作质效的能力。大数据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信息交往网络化和信息资源数字化两个方面，相关的公共管理工作人员需要积极适应和有效融入，并利用大数据意识切实促进社会公共管理建设。这也是适应大数据时代全球信息化发展态势的必要条件，同时更是贯彻实行以人为本服务宗旨、提升管理质量、健全管理体制的有效途径。传统的管理思维存在一定的保守、主观、片面、不确定等因素，已经不适用大数据时代的创新型公共管理模式，应从思想意识上改进和变革。

3.4建立健全与大数据应用相关的法律法规

安全问题是贯穿大数据应用发展始终的核心问题。在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公共管理模式创新中，首先要解决好信息安全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应的管理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需要切实加大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力度。有必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公共管理中的大数据应用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据有效统计，我国80%左右的网络用户存在信息安全隐患。所以，通过建立和完善保护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变得十分紧迫。另外，也需要及时出台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存储、信息加工和产权归属等各层面的法律，尽可能建立适用于我国数据应用的法律体系。具体如相关部门在收集原始数据时，有义务先行告知用户相关信息应用情况，让用户能够切实保障自己的知情权；而在实际应用数据的过程中需要对用户的数据信息进行合理整合及应用，严禁侵犯隐私甚至以此谋取私利的行为，从而让公共管理中的数据应用在信息安全上得到相应保障。

4结语

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数据井喷式增长的大数据时代，相应的公共管理模式需要从专业人才建设、大数据意识、法律法规建设和数据共享等层面进行改进和创新，进而通过大数据分析促进决策管理客观、准确、全面、高效、智慧，从根本上实现大数据时代公共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张小红,费保升,方海,等.大数据时代公共管理的挑战及创新模式探究［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2］刘奥.大数据时代下的公共管理创新［J］.人力资源管理,2018(1).

篇3

关键词;官僚体制　管理主体　新公共管理

    世纪之交，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日益高涨。在西方各国旷日持久的政府改革过程中，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的官僚制的传统公共管理理论被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取代。故“新公共管理”(NPM:New Public Management)或“管理主义”( Managerialism)的范式就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最基本的趋向和实践模式。本文拟从公共管理模式殖变背后的哲学基础的向度进行阐释，以求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论启迪。

                      (一)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利益分化和阶级分化以来，就有了公共管理的问题。但是，在传统的阶级统治模式中，公共管理是附属于阶级统治的。近代以来，阶级统治变得越来越隐蔽，而公共管理却日益彰显，人们到处可见的是政府对社会的公共管理。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这种状况愈加明显。公共管理从隐到显的殖变，不仅是管理行为量的增加，也不仅仅是管理活动范围的拓展，而是管理模式的变革，是从以统治为主导的模式向以管理为主导的模式转化的过程。人类社会早期的公共管理在运用行政的和宣传教化的手段对社会实施管理时，往往诉求于强制性的措施，管理行为自身未得到充分自觉。近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在许多领域中无疑也包括强制性的行为，带有传统的统治性的特征，但是在许多领域，公共管理日益趋向采用民主和参与等方式。这就使得公共管理具有了更多的公共性，淡化了服务于政治统治的终极目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管理模式就是其代表。它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的公共管理泛化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迅速分化为许多专门领域;政府机构日益膨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总之，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是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政府管理相适应的。但是，随着西方各国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这种理论及其模式就显得力不从心，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社会之需要，其基本的理论假设和原则均受到普遍的怀疑与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

    其一，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基石的官僚体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的、僵化的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这种等级划分、权力集中、控制严密的官僚体制的组织模式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的工商管理中率先被打破，继而在70和80年代的公共部门逐步被学习型组织模式所取代。

    其二，政府部门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被动摇。政府通过补贴、规划与合同承包等方式间接运行，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了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及服务而展开竞争。与此同时，私人部门发展起来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也被公共管理部门所借鉴。市场机制在公共部门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三，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被人们批评为是一种不真实的假定，而且，在现实的生活中政治事务与行政事务是难以真正分开的。

    其四，公共人事管理的体制及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公务员的永业观念已被打破;业绩评估和绩效工资制成为一种主要的报酬方式;传统的片面强调对人的控制的人事管理模式正在被注重人才的培养与开发、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所取代。

    由此可见，在现实的公共生活中，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命力，由于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这就导致了西方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全新变革，催生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降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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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日益高涨。在西方各国旷日持久的政府改革过程中，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的官僚制的传统公共管理理论被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取代。故“新公共管理”(NPM:New Public Management)或“管理主义”( Managerialism)的范式就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最基本的趋向和实践模式。本文拟从公共管理模式殖变背后的哲学基础的向度进行阐释，以求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论启迪。

(一)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利益分化和阶级分化以来，就有了公共管理的问题。但是，在传统的阶级统治模式中，公共管理是附属于阶级统治的。近代以来，阶级统治变得越来越隐蔽，而公共管理却日益彰显，人们到处可见的是政府对社会的公共管理。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这种状况愈加明显。公共管理从隐到显的殖变，不仅是管理行为量的增加，也不仅仅是管理活动范围的拓展，而是管理模式的变革，是从以统治为主导的模式向以管理为主导的模式转化的过程。人类社会早期的公共管理在运用行政的和宣传教化的手段对社会实施管理时，往往诉求于强制性的措施，管理行为自身未得到充分自觉。近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在许多领域中无疑也包括强制性的行为，带有传统的统治性的特征，但是在许多领域，公共管理日益趋向采用民主和参与等方式。这就使得公共管理具有了更多的公共性，淡化了服务于政治统治的终极目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管理模式就是其代表。它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的公共管理泛化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迅速分化为许多专门领域;政府机构日益膨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总之，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是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政府管理相适应的。但是，随着西方各国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这种理论及其模式就显得力不从心，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社会之需要，其基本的理论假设和原则均受到普遍的怀疑与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

其一，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基石的官僚体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的、僵化的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这种等级划分、权力集中、控制严密的官僚体制的组织模式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的工商管理中率先被打破，继而在70和80年代的公共部门逐步被学习型组织模式所取代。

其二，政府部门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被动摇。政府通过补贴、规划与合同承包等方式间接运行，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了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及服务而展开竞争。与此同时，私人部门发展起来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也被公共管理部门所借鉴。市场机制在公共部门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三，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被人们批评为是一种不真实的假定，而且，在现实的生活中政治事务与行政事务是难以真正分开的。

其四，公共人事管理的体制及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公务员的永业观念已被打破;业绩评估和绩效工资制成为一种主要的报酬方式;传统的片面强调对人的控制的人事管理模式正在被注重人才的培养与开发、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所取代。

由此可见，在现实的公共生活中，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命力，由于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这就导致了西方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全新变革，催生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降生。

(二)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起源于二十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其他国家。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在整个80年代，英国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展反对浪费和低效益运动，成立了效率工作组，对政府的有关项目计划和工作进行效率审计;大力改革公共部门的工会;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将英国的石油、电讯、钢铁、航空等40多家主要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对地方政府的预算开支实行总量控制;要求所有的地方建筑和公路建设项目实行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公开竞标。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根据效率工作组1988年提出的报告《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英国政府开始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从政府各个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半自治性的“执行局”来承担这种职能。部长同执行局在谈判的基础上就该局要完成的任务及其在具体运行方面的灵活度达成协议，也即绩效合同。这样，部长们主要只关注预算总额和最终的结果，而各局在预算支出、人事安排等具体事项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尤其是执行局的局长是由公开竞争产生，三年必须重新申请一次，不实行终身制。到1996年，英国有近75%的公共服务是由执行局来承担的。

继英国之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随着两国工党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上台执政，也开始了大力的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新西兰的改革因其力度大并且具有系统性而备受人们的关注，被学术界称作“新西兰模式”，新西兰财政部于1987年末出版的《政府管理》一书被誉为新公共管理的宣言。

美国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尽管不像英国那样，有明确的起点和目标，但似乎开始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卡特政府实施的“文官制度改革法案”，而且带有更明显的管理主义倾向。里根政府大规模削减政府机构和收缩公共服务范围，当时负责推行改革的格鲁斯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将私人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之中，来提高政府效率。格鲁斯委员会诊断出美国政府公共部门管理低效率的重要原因是:其一，国会对联邦政府机构的日常管理干预太多;其二，人事特别是高层人事缺乏连续性;其三，缺乏追求高效和经济的诱因;其四，会计和管理信息系统不完善;其五，缺乏有力的中央财政和会计管理。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塑政府”改革运动。其目标是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并坚持顾客导向、结果控制、简化程序和一削到底原则;改革的基本内容是精简政府机构、裁减政府雇员、放松管制、引人竞争机制以及推行绩效管理。这场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就是戈尔所领导的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的报告《从过程到结果: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的政府》，简称“戈尔报告”。“戈尔报告”指出:从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建立了庞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化的官僚体制来处理公共事务，这种体制以那时的公司结构为模式，采用分等级的科层制形式进行管理。由于对标准化程序的先人之见、垂直的指挥链条和标准化的服务，这些官僚机构是稳定的，但与此同时也造成机构膝肿和反应迟缓。当代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闪电般的信息技术、全球性竞争和需求式的顾客，使得庞大、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己经失效。该报告提出政府改革的四项主要原则:消除繁文缚节，由注重过程的系统转变为注重结果的系统;把顾客放在首位;授权雇员以取得成果;一削到底，并创造出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的政府。

欧洲大陆各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有所不同，它不具有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行政改革的那种系统、全面、连续和激进的特点。但是欧洲大陆各国的行政改革同样带有明显的管理主义色彩，因而具有“新公共管理”的取向。比如，在德国，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采取了非连续性渐进主义模式。其改革的基本内容:调整公共事业、削减公共服务人员、压缩公共人事开支、转变公共组织结构等均是在某种程度上以管理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特别是在90年代，借鉴了荷兰的经验，推行地方政府改革，实行“地方治理模式”，与英、美等国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西方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公共财政也因为收人减少和福利开支过大等原因出现了连续的赤字，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困境。按照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的观点，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原则上讲有三种途径:一是限制开支和公共任务的终结;二是增加收人，特别是税收;三是用较少的开支来实现公共使命，即“少花钱多办事”。由此可见，只有第三条道路才是较好的选择。“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就成为各国政府的自然选择。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政府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这使得西方各国政府普遍臃肿、效率低下，传统的科层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正如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中所说:“工业时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已不能有效运转;它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地运转了。”再次，由于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促使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数字化生存”方式要求政府对瞬息万变的经济迅速作出反映，同时它打破了长期以来政府对公共信息的垄断。新通讯技术以及接触政府信息的便利使公民和社会团体更容易参与公共管理活动。这要求对政府组织及其运作过程作出变革与调整。最后，经济的全球化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全球化的趋势加强了西方各个国家对本国经济竞争力的高度重视，政府能力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经合”组织把政府改革当作其成员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一个重要途径，认为顺应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需要，为公共部门改革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

(三)

综观西方社会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由于操作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政府继续充当运动主体的角色，每项改革措施也不得不基于现实而表现出对管理行政模式的妥协，但就这场改革运动的发展趋势而言，无疑包含了如下的意蕴:即对近代以来的公共行政管理化倾向进行全面的检讨。虽然检讨的结果仍然是以“新公共管理”命名，但它与传统的公共管理已经有着较大的差异。从哲学的向度来看，它是中心边缘化与边缘中心化的双向整合与建构的过程，其实质是管理主体的单一化向管理主体的多极化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