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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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化学》是医学高等专科院校的重要基础课，是培养医学人才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高职学生的反映来看，普遍存在着难学现象，再加上《医用化学》课程内容不断深化、拓展和更新，学生需要了解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但是，高职医学院校的《医用化学》课时数普遍较少，因此，造成了学生难学，教师难教的尴尬局面。

高职院校的教学总体要求是“实用为原则，够用为度”，实用本位的《医用化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思想来源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从实用、够用的角度出发，寻找解决《医用化学》教、学两难之矛盾。

一、高职《医用化学》教学中的现状和问题

1.学生特点

当前医学高职院校实行的大都是文理兼收，文理科学生的思维逻辑本就不同，再加上高中时期学生的化学基础也存在差异，而在医学高职院校还存在对口招生的情况，对口生的文化课基础更是堪忧，近些年来高职院校的入学成绩大多集中在三百分左右，即使是理科生，对一些化学基本概念、元素周期律、基本化学反应等都掌握不牢固，接触到《医用化学》感觉很难。再加上学生没有认识到化学和医学的关系，对医学基础课的基础的《医用化学》存在轻视，不愿花大力气去学习。

2.教师特点

目前，由于《医用化学》教师对医、药方面知识了解不多，往往在授课过程中只强调化学学科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忽略了专业的需要，强调基础理论知识的深广度而忽略与专业的联系。因此，《医用化学》教学存在的“纯化学”教学的问题依然明显。虽然医学化学教学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努力，但始终未能实现医学、药学与化学的有机融合[1]

3.课程和课时特点

《医用化学》虽然主要分有机和无机两大类，但所涵盖的内容却涉及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和分析化学的相关内容，内容繁杂、知识点比较分散。而不同编写者的认识不一，导致编写的教材的深度和广度也各不相同。

从课时来看，现在高职医学院校《医用化学》课时普遍偏少，一般都在一个学期内上完，还包括实验课在内。课时少，为完成教学任务，教师课时进度必然快，而对化学基础不好的高职医学生来说在短时间内接收大量新的知识是困难的。

二、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简介

1.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沿革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来源于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创立并发展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通过杜威的同事和他的追随者的阐述和传播，在上世纪20～30年代，从美国开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后来由于杜威芝加哥实验学校的取消而影响减弱，到60～70年代又有所复苏，在我国，1919年后，由于杜威在我国多个城市讲学，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曾流行一时，影响较大。

2.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特点

①注重儿童个性特点，强调儿童要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

②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是对经验的不断改造；

③认为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倡导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要来组织和指导学生的学习活动；

④倡导做中学，重视儿童的经验、兴趣和需要，强调儿童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注重儿童为主体的教学实践。

⑤认为教育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过程，强调合作，主张师生平等。

三、实用主义关照下《医用化学》教学模式改革

1.学生层面

实用主义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学生的经验，其实就是让学生在学习中动起来，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改变传统的“满堂灌”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克服有些学生对《医用化学》的畏难情绪，教师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在授课过程中更多的将化学知识与医学应用相联系，让学生认识到化学对医学的重要性，增加学习化学的热情。

2.教师层面

虽然实用主义强调学生为中心，但是也倡导在教学中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认为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其实，教师在新形势下应该是“平等中的首席”，在教学中起到主导作用。

①总结适合学生的知识体系

《医用化学》内容繁杂，知识点零碎，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总不断总结适合高职医学生的知识体系，引导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区学习实用的医学化学知识。《医用化学》的知识零碎且涉及面大，即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又分散在不同章节中，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取分散中的有效知识点，就要对即将讲授的知识及时归纳、总结，使知识整合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有利于教学的顺利进行。[2]

例如，在讲解烃类化合物时，可以再最后把烷烃、烯烃、炔烃合到一起进行比较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异同，使学生系统掌握知识，进行理解记忆，也可以增加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②增强直观教学能力

《医用化学》知识枯燥，学生兴趣不高，文科生和对口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差，形象思维能力较强，应当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现出直观、形象、生动的教学场景，增加课堂信息量，以加强直观教学，也便于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同时学生也能更好理解重难点知识[3]。尤其现在运用多媒体硬件设施都较完善，用多媒体进行《医用化学》教学，借助电脑、投影仪可以化抽象为具体，便微观为宏观，使静态变动态，使课堂气氛生动活跃，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③加强临床联系

虽然在高职院校中，讲授《医用化学》的教师大多不是在医院工作的，有很多都是工科毕业的，但是《医用化学》的教学需要教师不断学习医学方面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意保证化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也要加强同临床医学应用的联系和渗透 。例如，医学生常用的氯化钠注射液和葡萄糖注射液的浓度和渗透压的关系。通过将化学知识和医学知识联系起来，增强学生对《医用化学》有用性的认识，提高重视度，增加学习的热情。

参考文献：

[1] 周丽平. 提高《医用化学》本科教学质量的途径与实践[J]. 数理医药学杂志，2006. 19（ 2） 223 -224.

[2] 王亚玲. 情境教学在《医用化学》教学中的运用[J]. 卫生职业教育，2008.26（ 7） 7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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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主张功利是衡量立法、政府政策和道德原则的尺度或标准，凡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就是好的。根据这样的观念，功利主义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信条，并以此信条作为伦理规范判定人们行为的善恶。功利主义的观念和信条使得它最终深信科学，相信科学的发展不仅可以改善人的生活处境，而且也可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认为，趋利避害不仅是人的本性，也是人行动的心理依据。换言之，人们总是希望外物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幸福和利益，不希望痛苦和不幸的事情发生。这种功利原则使人们变得更为理性，更善于算计。依据功利原则，从政府立场出发，政府应该以“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为目的，这样政府就以是否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为决策立法的原则。边沁把功利原则引入政治哲学，构筑了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伦理基础，但是他对个人的原子式的解释，对苦和乐的算计，成为其理论的致命弱点。当他倡导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而牺牲少数人的幸福和快乐时，就违背了自由主义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因而遭到很多人的批判，其中包括罗尔斯。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原则实质是维护少数有财产人的利益，增进少数人的幸福和快乐。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允许我们默认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惟一前提是尚无一种较好的理论，同样，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2］4“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修正。”［2］3这就意味着，在正义的社会里，基于公民权利的确定性，政府不能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利益，也不能为了更多数人更多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这种剥夺少数人利益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

罗尔斯认为有必要寻找这样一个社会正义原则。

“第一原则每一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自由体系的平等权利。

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加以安排，以使它们：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并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2］60-61第一原则一般被称为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原则的第一部分被称为差别原则，第二部分被称为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在这两个原则的安排次序上，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在第二正义原则中，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可以说，第一原则是用来确保平等的自由和权利的，正因如此，第一正义原则的目的是保障所有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第二原则是用来确保平等分配的，其中，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适合于机会和权力的分配，差别原则适合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二、罗尔斯反思平衡的方法论

在罗尔斯看来，正义原则是需要论证的，这种论证是根据条件预设进行逻辑推理而产生的，“它的证明是一种许多想法的相互印证和支持，是所有观念都融为一种前后一致的体系”。其实，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其正义两原则就正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的。罗尔斯力图说明在坚持自由原则的前提下，人们如何能够保证实现平等，这对于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提出一种原初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被假定为具有必要的理解和实行任何原则的能力。人们凭借这种能力选择原则，选择原则就意味着要考虑到正义，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社会和自然的偶然因素方面的利害情形，基于自己利益，最终只能遵从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是平等的，也是有利的。因此，罗尔斯说：“它既表达了合理的条件，又适合我们所考虑的并已及时修正和调整了的判断。这种情况我把它叫做反思平衡。它是一种平衡，因为我们的原则和判断最后达到了和谐；它又是反思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符合什么样的原则和是在什么前提下符合的。”［2］20罗尔斯想通过反思平衡的方法，从方法论上避免绝对主义，他主张关于正义和道德问题需要论证，使观点能够为人们一致接受。他说：“正义的原则是在一种无知之幕（vielofignorance）后被选择的。这可以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由于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2］12

人们通过反思平衡方法，就可以消除造成不平等的因素，从而设计出一种公平的协议，这对每个参与选择的人来说都是公平和公正的。罗尔斯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为他后来提出公共理性和重叠共识思想奠定了基础。在罗尔斯看来，一个人就有关正义和道德问题作出判断时，可能会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和曲解，反思平衡使得人们对道德和正义的判断更为合理，人们在阐明判断的原则之后，可以对判断本身作出修正。在这个意义上，“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这些推测性的原则对照于一组确定的事实（即我们在反思的平衡中所考虑的判断）来进行监测”［2］50，从而使我们能够很好地处理两个正义原则和优先排列方式。罗尔斯认为，作为原初状态的理性人，应该考虑到这些原则的优先性。与此同时，正义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表明了人们不希望相互把对方作为手段，而只是作为自在的目的来对待的意图，正义的两个原则恰恰达到了这样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出，在罗尔斯这种反思平衡的证明方法中，如果某组道德原则阐释了某组道德判断，后者也就为前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也有学者对罗尔斯的这种理论提出质疑，比如，这种方法究竟能否克服相对主义的困境。同时，虽然它的阐发点是一组“深思熟虑的判断”，但在证明过程之中，只是“暂时性的定点”，而不是不可改变的。当在契约中导出一组原则与这组判断不相符合时，我们就可以选择，要么放弃该组原则，要么放弃该组判断，这就形成整体主义理论与实证主义理论的差异［3］。

三、罗尔斯政治哲学方法论批判

现代哲学家以人们生活的共同体为视角，认为人们基于生活之中的社会或文化的道德原则所达成的一致性，即现实主体的一致性是构成道德原则和判断的必要条件。因此，罗尔斯从主体一致的道德客观性模式出发，运用平衡方法与原初状态的策略，力求解决有关社会正义的问题。罗尔斯为了确保“客观性”，把原初状态的当事人假设为自由的、理性的、相互冷漠的、不相互嫉妒、不知道自己在现实中处境的个体。他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各方是利己主义者，即那种只关心自己的某种利益，比方说财富、威望、权力的个人，而是被理解为对他人利益的冷淡的个人。”［2］13罗尔斯以原初状态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然后，通过原初状态来规定其他概念，从而表明其自身的客观性。在这里，罗尔斯是把原初状态的人假设为理性人，这样，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人将会根据自律行事，并确定同意行事的基本原则，而同意行事所确立的原则又具有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表明，不仅确立的原则是客观的，而且构成原则的条件是客观的，正因如此，人们一旦获得恰当的观点，就必须遵循这些原则。从罗尔斯的论述之中，我们会发现，罗尔斯所指称的同意原则是建立在主体间的一致同意基础上的，是基于建构主义意义上的由普遍性转化而来的道德原则，即“道德原则是理性选择的目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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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本身是一门使人聪明的学问，但它不属于自然科学，也不属于社会科学，不具体讲某一特定领域中的具体知识，而是讲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基础，进一步研究整个世界的共同性质和规律，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是对具体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具体事物直观、简单，抽象的事物需要概括总结。而要把这抽象的概括和总结的学问教得深入浅出，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难道不需要广博的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应该说它要求教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纵知古今，横知中外，而且还要有一定艺术表达的功夫，这样在教学过程中才会有理有据，旁征博引，挥洒自如；课堂才会变得生有趣，丰富多彩；学生才会对教师有敬爱之感，学习兴趣才会油然而生。这就需要我们教师自身加强学习，加强修养，做一个学习型的教师。

        放眼世界，所需人才绝不是专一型而是一专多能型或多专多能型的。作为培养人才的教师，尤其是教人以方法、启迪人智慧的哲学教师，如果没有丰富的多学科知识和多种技能，拿什么教给学生，启迪学生？随着当今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学生信息来源途径增多，教师如果还只是就本知识而讲课，课堂肯定枯燥乏味，学生不讨厌不反感才不足为奇呢。所以，作为现代教师的我们应跟上时代的步伐，更新自己的学科知识，洞悉当今世界时态，调整知识构成，传授给学生有时代感的知识。

        有人道“教师不是用一小时、两小时来备课，而是用他的一生。”作为一名教师就当有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做学习型的教师，首先应当有创新精神。 

        江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精神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谁创新，谁进步、谁发展；谁不创新，谁落后、谁倒退。创新的基右在哪儿？在教育，在教师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加大了教育改革的力度，创新学习实验已在近20个省市(自治区)的实验学校中进行。站在素质教育第一线的我们，再不创新，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的哲学教学正是教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促进事物发展的能力（目前政治高考命题中的创新能力考查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其实质就是教学生创新。故哲学教学应教出哲学的智慧，教给学生特有的思维方式，让学生体味哲学方法尤其是辩证思维方法的精髓。要达到这种境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哲学的内容触及学生的心灵，真正深入到学生的精神世界，从哲学层面上去激活学生“自强不息”的信念。

       其次要把创新教育落到实处。

        首先就要相信学生有创新潜能，要不断激励学生质疑，要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并在教学过程中强化人文精神的教育，因为我们哲学常识宏微两观的网络构架，主体思想就是人的思想。

教师在进行创新教学过程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丰富课堂教学情感，一方面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必须进行情感教育，要突破单纯注重传授知识和发展智力的局限，把培养积极的情感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比如：讲矛盾的基本含义时，我选了这样一道诗作为我的总结词：

“妈妈的腰弯了/她把挺直的脊梁给了我/妈妈的眼花了/她把明亮的双眸给了我/妈妈的皱纹深了/她把美丽的青春给了我/妈妈老了/她把不老的心给了我”

        拳拳学子心，幽幽母子情。每一位学生都有一位伟大、圣洁、无私的妈妈，每一位有良知的学生都能体味到浓浓的母爱。我在分析母子间的“矛盾”，在加深了对矛盾内涵的理解和把握的同时；在灵魂深处又给学生进行了一次情感的洗礼和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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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类号】R7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511（2012）06-0001-02

适应是一种基本的生物学现象。通常是指，生物体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刺激，只要这些刺激不威胁到机体的生命，它仍能够在其生活环境中生存。具体到由细胞组成的组织或器官的适应，是指在内外环境中各种有害因子的作用下，组织或器官产生的非损伤性应答反应，表现为萎缩、肥大、增生和化生。其中，化生（metaplasia）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适应反应。国内外的权威专著以及大学教科书都有化生的经典定义。它是指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转化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的过程(1)。那么，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为何要转化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如何转化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常见的转化有哪些类型？这种转化有何临床意义？本文拟从哲学角度初步分析这一问题，认识化生发生的机理，从而防止不利因素以保护机体健康。

一、 化生的常见类型

根据上述化生的定义，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可以转化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人体内最常见的化生是上皮间化生（interepithelial metaplasia），是指由一种分化成熟的上皮细胞转变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上皮细胞。上皮化生常常发生在气管，食道和宫颈。气管为黏膜上皮，由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细胞组成，常常化生为鳞状上皮；宫颈的粘液上皮细胞常化生为鳞状上皮；而食道的鳞状上皮细胞则化生为腺上皮。间叶组织间也可发生化生，例如，骨化性肌炎时，肌肉组织内可出现骨组织。总之，都是从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变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1）。那么，上皮细胞与间叶细胞间能否化生呢？从经典的概念出发回答是否定的，但广义上讲，不但可能，而且这一问题还非常重要，属于上皮-间叶的转化问题（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formation, EMT），是当今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临床意义（2）。例如，快速进行性肾炎是肾小球肾炎的一种，其特征改变为肾小球大量新月体形成，即由包曼氏囊的上皮细胞转化为纤维性细胞，肾脏的功能严重受损（3）。反之也存在(4)。还有，肿瘤组织中是否存在化生？按照上述化生的经典定义，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广义上讲，肿瘤组织内也存在化生。例如，人类常见的上皮性恶性肿瘤乳腺癌，其中可能见到骨肉瘤成分。由上可知，不论哪种化生，从哲学意义上讲，化生的细胞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态不同了，功能也不同了。尽管化生可发生在上述不同情况之下，但最常见的仍是上皮之间的化生。本文将以此为例讨论以下问题。

二、 组织细胞为何要化生

如上所述，化生的细胞不但形态学与原来不同，而且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称其发生了质变（qualitative change）。在哲学上，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不会永远维持下去，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只有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引起质变，变为另一种性质的事物。从人体出生直至长成成人后，原先固有的组织细胞为何要从根本性质上改变自己呢？这定有其原因。我们先以支气管黏膜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化生为鳞状上皮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正常时，支气管黏膜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细胞具有分泌粘液及清除尘埃的功能。当人体吸入清洁空气时，上述细胞不必分泌大量或较多粘液以实施清除功能。然而当吸烟时，多种刺激因素作用于纤毛柱状上皮细胞，久而久之，纤毛柱状上皮细胞必须改变自己的形态与功能，以便能经受住这种刺激。研究表明，支气管黏膜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的鳞状上皮化生常常发生在长期吸烟的人群（1），显然这种变化与吸烟的长期刺激有关。在长期吸烟的刺激下，支气管黏膜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为了适应这种刺激，便转化为更能耐受刺激的鳞状上皮，因而耐受刺激的能力提高了，但其原有的功能却丧失了。同样，具有良好耐受性、以运输食物为主要功能的食道鳞状上皮细胞，当长期受到胃液及胆汁返流刺激时，会变为具有分泌及吸收功能的腺上皮（1）。如前所述，这种变化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渐渐完成的，体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但是，从伦理学的角度考虑，不能用人体的组织标本观察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连续过程。由上可见，组织细胞的化生，是外因长期作用下发生适应性反应的必然结果。但是，值得指出，外因并非一定是人体之外的因素。例如，胃液及胆汁的返流刺激，虽然胃液及胆汁存在于人体内，但对其作用的细胞而言已是外因了。

三、 组织细胞如何化生

那么，诸如支气管黏膜从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细胞化生为鳞状上皮细胞的这种质变是如何完成的呢？显然，从细胞形态来看，并没有直接转变的依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质变？从哲学的观点看，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在支气管黏膜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向鳞状上皮化生的过程中，吸烟及环境污染是外因；同样，当食道固有的鳞状上皮细胞向腺上皮化生时，胃液及胆汁反流刺激是外因；就两者而言，控制细胞表型的基因调控才是内因。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虽然吸烟、胃液胆汁反流是条件，但是，如果患者不吸烟或者胃液胆汁不反流，控制细胞表型的基因调控程序就不会被启动。在这里，条件起了始动作用。那么，控制细胞表型的基因作用于什么细胞呢？近年研究发现，干细胞（stem cell ）可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长期的慢性刺激，黏膜局部的上皮损伤是必然的，损伤后机体必须修复，谁来填补缺损，极可能是具有分化潜能的干细胞。研究资料推测，支气管黏膜的干细胞可能有两种来源：一种可能是来源于组织局部，另一种可能是来自骨髓动员（5）。不论哪种来源的支气管黏膜上皮干细胞，在到达损伤部位后，在修复微环境中细胞因子的作用下，细胞分裂增生以填补缺损，同时应当向固有黏膜分化。然而遗憾的是，修复微环境极可能受到吸烟或胃液胆汁反流的影响，因而调控因子也发生改变，致使干细胞发生重新编程（reprogramming），使得细胞增生与分化不能向固有方向进行，而发生了鳞状上皮化生，以能更好地耐受吸烟或胃液胆汁反流的刺激。初步研究表明，P63是调控鳞状上皮化生的关键基因（5）。P63是一种转录因子，与众所周知的肿瘤抑制蛋白P53的序列结构有高度同源性。免疫形态学研究表明，P63在支气管及宫颈黏膜化生的鳞状上皮细胞的胞核强阳性表达（6,7）。尚有研究资料表明，P63在维持鳞状表皮干细胞的潜在增生、分层及分化中具有重要作用（8）。另外，调控肠上皮化生的基因也有重要发现，其中，cdx1和cdx2在维持肠上皮的发生、分化以及表型中的作用甚为重要（5）。在成人，这两种蛋白只表达于小肠与结肠，而在正常的食道与胃黏膜不表达，而在肠上皮化生时，cdx1/2的表达显著上调。那么，为何上述调控基因在化生上皮中表达升高呢？我们不难推测，是外源性的慢性刺激如吸烟、胃酸及胆汁反流等引起的炎症反应，刺激了化生的微环境，触发了以上关键基因的表达以及相应干细胞的鳞状上皮化或肠上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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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136—04

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就已经提出了“无形文化财产”的概念，但作为通行性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在2003年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确定。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颇具生长点和生命力的学术领域，近年来国内如火如荼的研究态势便可见一斑，大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研究规律的探讨，小到对特定非遗项目的调查研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然而，综观目前的研究成果，几乎尚未涉及到非遗研究的哲学基础问题；即便偶尔有所涉及，也仍旧停留在认识论哲学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哲学是“爱智慧”的学科，是探究形而上一般规律和基本方法论、世界观的学科，它思考的对象不仅是方方面面的现实生活，更是研究这些现实生活种目繁多的人文学科本身。因此，哲学才有“学科之母”的称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也自然有必要首先探究一下它产生的哲学基础、它存在的基本价值、研究它的基本方法论等哲学问题，也只有在探究了这些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够使非遗研究更具明晰性、方向性，更具高度和深度。

一、非遗研究兴起的哲学背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精神文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和传承。那么，缘何在近年它才最终被确认提出，并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呢？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诚然，影响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工业时代到来的社会背景，旨在构建炫目空间、景观世界的工业时代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不断被破坏的巨大威胁；商品拜物教、消费社会形成的经济背景，商品至上、消费至上的经济时代导致人们步履匆匆、欲壑难填，旧有的艺术与工艺品早已无法满足食利者的欲望之心；世俗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文化背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甚嚣尘上，以“求新”为名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冲击，这些都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寻找被遗忘的家园。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哲学背景与缘由。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应，人类哲学史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的大致线性发展。所谓本体论哲学也即是一种以“预成”为主要思维方式的哲学，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古希腊的肇始之初便基本是这种思维模式。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家在思考万事万物产生之时，一般认为事物是不会从“无”、“不存在”产生出来的，这也即是说，他们在思及宇宙万物产生时总是预先设定了一个“最高实体”，这个“实体”可以是现实之物（比如泰勒斯所说的“水”），也可以是抽象之物（比如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最高实体”衍生了世间万事万物。这种本体预成思维模式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里达到了顶峰，期间有不同的哲学家沿着这条思维路向提出了不同的“最高实体”。这种哲学思维模式“虽然表征了人类寻求世界终极解释的努力，反映了人类由感性向理性的飞跃与升华，但却有忽略人类主体性以及活生生的存在现象之嫌，也存有导致神学神秘主义之危险”①。

近代哲学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转向了一种认识构成论哲学思维。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加强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作为主体开始从一直被压抑的世界“客体”挣脱出来，开始思考“客体”、“分析”客体并最终“认识”客体。这种哲学思维模式在人类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的鼓励下，开始认为只要将世界无限的细分，就可以无限地认识世界，人类作为世界万物的主宰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世界作为“客体”是可以无限被认识，甚至可以无限被改造。诚然，人类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的指导下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破坏能力、自我戕害能力也随之提高。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升温、新型病毒的全球蔓延、工具理性的压抑、自然环境的压力、人文环境的不断破坏等等随之而来，人类认识能力自信的无限膨胀，导致了可怕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最终形成了人类——世界、主体——客体之间无法逾越的对峙与鸿沟。人类就是在这种极度盲目而热烈的自信思维模式下，不断对过往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进行着无情的破坏，也正是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之下，文化遗产问题才真正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对这种认识论哲学思维模式弊端的反思走向了存在生成论哲学。存在生成论思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其特征为：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而非预定，重个性、差异而非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而反工具理性，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②等等。对认识论哲学的反思其实从马克思辩证哲学就已经开始，比如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批判等，但直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形成，才真正走向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天地。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对于“人在世界之中”的论述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海德格尔关于“诗意栖居”的命题，为人类文化与美学规划了审美理想；海德格尔毕生追求的“天地人神四方会游”则为人类审美化生存提示了归家之路；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关于技术、时间的思考则为现代文化、哲学敲响了觉醒的警钟。人类不应该再存在于世界之外，不应当再主客二分，不应当再设想自己与自然、与他人处在对立的境地，而该重新回到“前苏格拉底”诗意的时代，寻找自己弄丢的美丽家园。也许，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潮的感召与感染下，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在认识论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太远，才开始惊醒是人类自己破坏了自己诗意的家园，才开始担忧脚步太快而遗失了文化的灵魂。换言之，也正是在认识论哲学弊端四起、存在论哲学强力反思之始，人类才真正开始思考过往对待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态度，开始挽留与保护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财产，开始研究这些财产所存在的整个生态环境。

二、非遗研究的理论研究方法

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在实践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法国社会学所倡导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即是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特质、存在环境来讲，田野调查方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深入民间调查，切实掌握非遗的存在范围与存在特征，进一步整理、挖掘非遗的保护策略都是必须进行的工作。就理论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是文化生态学。在生态学基础上衍生的文化生态理论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对非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在国内研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化生态学面对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关注文化研究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系统影响，为非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支撑。但在我们看来，非遗研究的理论方法指导还不够完善，尚未达到一定的哲学高度与方法论思考。

既然如上文所述，非遗研究所产生的哲学背景与哲学环境是存在论哲学，那么我们认为非遗研究最为合适的理论研究方法应当是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方法。此种理论方法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更能清楚指涉非遗研究的性质、内涵、研究对象等。通过“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这个名称，我们也可大致了解，它主要关涉非遗的三个方面的特征：审美价值、文化属性、存在论哲学视阈。这三个方面是非遗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可以共同引升为非遗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指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与发展必然也会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但总结前人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我们通常所提及的文化概念，则大多数情况下仅指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创造出的精神财富。伴随着认识论哲学弊端的日益显露，在20世纪中期兴起了一门新的文化研究学说——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以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为基础，将文化的变化与发展与其所处的各种环境联系考察，“它运用了系统论的有关原理，发展地看问题，把人类文化放到具体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加以研究，并着重强调文化与环境的互动”③，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与方法论优势。“它使人们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态系统，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文化与它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生态平衡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等等。”④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也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所以环境的变化对于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故而，文化生态学研究对于非遗保护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文化生态作为一般的文化研究方法，尽管对非遗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却并没有更多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与价值，换言之，此种方法具有普适性，却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与核心价值是什么呢？非遗作为人类的长期社会实践的创造产物，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其价值也是多元的。比如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等等。然就其作为人类宝贵精神财富遗产，作为普世人类诗化存在的手段与状态而讲，它最为重要与独特的价值应该是审美价值。国内有的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比如丁永祥先生在其名为《当代美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中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审美的密切程度，民俗技艺的审美性质以及民众对非遗的接受程度，详细论证了“人民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审美愉悦”，他们“最关注的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价值”⑤。何为审美价值呢？简单来讲，即是审美的愉悦性和超越性。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关注的是上流阶层的愉悦与超越，如高雅的歌剧、美妙的轻音乐、堂皇的影视剧作等等。与此同时，却在不断遗忘与破坏着社会下层的审美感观，非物质遗产文化的重要性恰在此处体现，它能够满足普世大众的审美需求与审美趣味，它能够使普世大众在辛苦的劳作之余获得审美的愉悦和暂时忘却生计所迫的世间纷纷扰扰。因此，它是一种关涉普世大众的审美文化、超脱文化，应当在非遗研究文化生态之前加上“审美”定语，也即是审美文化生态。“审美文化生态”一词并不是我们首创的，早在2008年就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并认为“所谓审美文化生态，指的就是审美文化赖以生成、发展、变化的环境总和或有机完整系统。它以与审美文化关系的远近，由远及近大体包括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包括哲学、宗教、道德、风俗等观念性态的精神文化）等直接或间接与审美文化生成发展有联系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⑥。此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高小康教授也认为审美文化生态研究“是从地域差异、传承演变、群落认同和文化空间等各种关系的联系中考察审美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现实活态特征与当代中国的特殊性问题”⑦，并考察了自然与文化的审美诗意关联、城市群落的审美趣味以及当代审美文化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些学者们共同认识到了非遗的审美与文化生态属性的重要性，将二者结合探究非遗的存在与发展是必要的。

此外，正如上文所讲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不能忽略其存在的哲学背景。既然非遗研究的兴起是在存在论哲学背景下展开的，那么也如海德格尔所讲，“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⑧，而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通过对物质和精神实体的一种“悬隔”，直抵事物本身，从而对事物进行一种“本质直观”。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来讲，此种研究方法的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以下几点：第一，回到事情本身，回到人类精神的自然与文化基础，探索人类精神与存在的本然诗性关联。第二，对认识论哲学所带来的工具理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外在敌对的态度加以“悬隔”，以一种“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诗性态度“存在”。第三，“扭转人与自然的纯粹工具的，计算性的处理方式，走向平等对话的主体间性的交往方式。”⑨正如前文所述，非遗存在的整生环境十分重要，而过往那种对自然、社会不断攫取与破坏工具计算性处理方式必须走向一种“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主体间性处理方式，人类时刻不能忘记自我就存在于这种环境之中，而不是置身其外。第四，走向一种“前苏格拉底”毫无遮蔽的诗意澄明境界，反思“启蒙主义”以来“理性”带给人们的热烈与盲目。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现象学方法的终极指向便是让人们不断去蔽，从而重新发现“存在”、发现人类在世中的诗性存在。第五，从完全的祛魅回归到一种部分赋魅的状态。认识论哲学所开启的理性让人类的自信心无限度膨胀，认为可以为自然、为社会甚至于为世界一切祛魅。现代人类在“理性”的鼓动之下早已变得热烈盲目、无所敬畏，甚至连自己的神圣精神家园（比如非遗）都践踏脚下，毫不见惜。然而，正如西方有的学者所讲的那样，其实“只有当自然的他者性和陌生化拥有一种深不可测性的时候，那种对非人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的感情才会树立起来”⑩，这也即是说，现代人类也有必要对自然、对过往的精神文明等怀有一定的敬畏之下，认可它们身上所存有之“魅”。

综上所论，非遗的理论方法指导必须兼顾到“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三方面，所以我们提出了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方法，希冀对非遗理论方法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问题：

从认识论价值到存在论价值在美国著名古典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看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关键，在现代性进程中兴起与完成的现代社会科学更多关注的是绩效、功用、成果等事实，而几近忘却了价值本身。

在现代社会科学看来，价值问题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社会无限发展、经济充分发达、体制构造完美，每一种目的、每一种价值就自然会得到辩护和认可。如此，我们便可以搁置对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价值问题的思考，只去追求最终的成果事实便可；我们便可以将古希腊哲学家们思考的“美好生活”直接置换为“成功生活”，而所谓成功生活不过是“基于对权力、金钱及赞誉的自我陶醉和永无休止的追求”；我们便可以不顾善恶质询的前提，不断追逐现代社会科学所规划的“自我权利”。此种价值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没有真正关心价值本身，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功利性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过程中，所谓的经济价值、历史价值、政治价值甚至于教育价值都是出于一种认识论哲学所导致的功利性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为唯一重视的方面。目前，单纯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已对保护工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当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认识论价值我们不能全盘否认，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教育、文化内容，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升民族认同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仅停留在这些认识论价值上，并没有真正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论价值，我们也将此种价值称之为诗性价值或全生价值。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里读出了存在主义的真谛——诗意的栖居，意味深长、影响深远。此后想要抵抗现代性所带来系列后果的哲学家们对此狂热推崇，且想藉此逃脱“工具牢笼”（韦伯语）、抵抗“白色社会”（鲍德里亚语）、匡正“价值位移”（舍勒语），规约“全自由人”（福柯语）等等。然而，以为找到了抵抗整个工业、后工业时代利器的人们，在扛着“诗意栖居”的大纛踌躇满志、一路狂奔之时，却根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到底是谁来诗意的栖居？换言之，诗意栖居的主体是谁？其实，荷尔德林诗里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充满劳绩的人们”。诗意栖居的主体至少在荷尔德林看来不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政客，不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亦不是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而是充满劳绩的普罗大众。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海德格尔说：“诗不仅仅是存在的饰物，不仅仅是稍纵即逝的热情或空无。更是一种旨趣，一种娱乐。诗是历史的基础，因而它并非文明的外观，更绝非‘有教养者’的‘表现’。”然而，普罗大众如何诗意的栖居？或者讲，如何保障普罗大众诗意的栖居呢？答案就在普罗大众所醉心、愉悦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之中。当我们看到八旬老人饿着肚子也要唱句家乡戏，农村老汉推着板车也要哼着小调，乡间妇女溪涧洗衣时也愉快地唱着民谣，民间艺人苦于陶瓷烧制技术无人来继嚎啕大哭时，也许才能真正明白这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最深、最富意味的价值。也许正是在上述的那些状态中，一个个作为“存在者”的普罗大众才能在时间的无限敞开中体味“存在”，我们才能真正称他们在“存在”。

篇6

抽象艺术作为现代派美术，是将实物的形体进行分解、提炼。整合成一副完整的艺术作品，重点在表现作品的形式美。毕加索是抽象艺术的忠实践行者，他的《亚威农少女》和《格尔尼卡》是著名的抽象艺术作品，然而毕加索的作品在对实物形象抽象化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形式的创新和个人情感的表达，保留了事物的一部分真像，所以一部分艺术家认为毕加索的作品只能作为半抽象作品。

1 抽象主义的定义

抽象主义是二战后发展的绘画流派，抽象主义画家认为作品是即席创作的，更加强调作品的自发性和随意性，更加注重画家思维的表达。抽象流派更加强调艺术的情感表达，和自我的表现，作品不再真实的还原事物原本的模样，放弃了模仿的创作模式。艺术家们在进行创作时，把自然作来为抽象的系统来表达作家的感知，几何体在绘画中将自然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艺术家们为了更加真实的反应客观实在，用了移动视角来进行创作，通过不同的视角来展现实物的不同方面，这一点，毕加索的作品中经常采用。作为抽象主义的代表，帕诺夫斯基认为抽象主义是缺乏实际内容的，只是纯粹的形式的表现，他认为内容是隐藏在作品之后的东西，通过一种抽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帕诺夫斯基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改变的更加彻底。

2 毕加索不同时期作品风格

毕加索作为杰出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多产而有诱惑力。毕加索一生都在追求新的艺术形式，不断突破，被誉为20世纪美术最伟大的大师。

毕加索不同的人生经历造成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和特色。毕加索年少时对学院派的保守教学方法不满，在巴塞罗那受到西欧各种先进思潮的影响，想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等对他的影响都很大。由于巴塞罗那受到政治变动的冲击，人民深受其害，对毕加索的作品创作产生了刺激，因此，他的作品大多呈现出一种悲伤的忧郁色彩，作品色彩多为冷色调。1904年～1906年，毕加索的作品创作被称为玫瑰色时期，他的作品对象多为街头艺人或者年轻少女。毕加索早起的作品仍然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1907年毕加索宣布作品人物必须服从于绘画需要，绘画工具在重新组合后可以重组为立体空间，1907年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是毕加索作品创作的重大转折，标志着现代艺术的新突破，并由此诞生了立体主义运动的。在这幅作品中，毕加索抛弃了传统的绘画方式，在这幅作品中，毕加索将所有的背景和人物形象分解为几何组合体。然而这些几何体的组合为我们呈现出一种立体感，画面呈现出连续性和完整性。《亚维农的少女》是毕加索的第一部立体主义的作品，作者从新的视角看事物，创造出新的视角下的绘画语言。毕加索随后创作的《卡恩韦勒像》、《小女和曼多林》等作品中作者对空间和事物的关系分解整合，组成新的几何和形体。毕加索的作品没有通过直白的意境或者事物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只是借助画名来引导观赏者将不相及的事物联想一起去发现绘画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毕加索在1908～1911年的作品中更加忽视客观事物的再现和表达，以一种更加彻底的方式对事物进行分解，观赏者在阅读时更加无法找出作者表达的物象，在毕加索这一段时期的作品中，色彩的作用已经被降到最低，只是用单纯的几种色彩来表达事物和结构的张力。毕加索的作品中，线条和几何体被运用在事物外观，抽象绘画的风格表现的更加浓烈。1915年至1920年，毕加索的画风从抽象主义转向了写实，然而他的《格尔尼卡》仍然有着抽象主义的运用，具有较高的成就。

3 毕加索作品中所体现的抽象主义的哲学观点

抽象主义的绘画受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哲学思想的影响，画家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是非描述性和非客观性的，都是在逐渐的探索中形成的，受到当时西方哲学思想和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抽象主义强调创作的无意识和自发性，同时也是对人的潜意识的刺激。毕加索在进行绘画创作时，更加注重从自我的感受来描绘实物，充分的体现了这一创作特征。毕加索的创作是在不断地探索和新的追求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并运用在绘画创作中。抽象主义是由立体主义发展而来，立体主义的发展主要分为两个人阶段，不同的阶段对画面结构和色彩度的运用方法不同，分解立体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画作在保持画面平面性和整体性的同时，突破了传统绘画中的模仿，对客观事物的表象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和描绘，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画家们拒绝画面中充斥着明亮的色彩和阿拉伯图案装饰。毕加索的《亚维农的少女》就是这一作品风格的具现，毕加索在这里面从新的角度对画面进行重组和理性分析，组成了画面新的形体和空间结构。在综合的立体主义阶段，绘画色彩被重视起来，黄绿色、灰色和淡黄色之间的各种色调被画家们运用起来，画中的形体虽然依旧比较零碎，但是却相较以前有了很浓厚的装饰味道。画家们用新的实物来表现绘画语言和艺术手法，对观赏者提出了现实和幻觉的问题，毕加索的《斗牛士或斗牛迷》整幅作品中看不出斗牛场面也无斗牛迷的动作行为，画面中各种不同形态的几何体拼凑在一起，虽然看似和作者所表达的意思无关联，然而在画家所拟的画名的引导下，观赏者在潜意识里形成了画面多表达的场面。

4 结束语

抽象绘画更多的表现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感知，在抽象派作家的画中，更加注重精神感知，外部自然形象被弱化，作家在作品中充分的宣泄自己的精神意识，构建自己的精神空间，在作品中，作家为人们构造的是更加具有韵律、崇高和平衡的美感，西方抽象主义的发展是由宏观到微观的一个过程，最终达到形式和内容统一的目标。毕加索虽然不是纯粹的抽象派画家，但是他的作品中所体现的实体主义，是对传统画法的突破和创新，为抽象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理论、形式和环境中给观赏者以启迪，毕加索在绘画中将宏观把握和形式表现发展到成熟，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毕加索作为抽象主义发展转折中的代表人物，是我们在对抽象主义进行探索时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深人探讨和研究西方抽象绘画形式发展和变化的关键所在。

篇7

透明是真爱梦想的核心竞争力吗？像真爱一样透明是每个公益组织都能做到的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得从另一个真爱梦想的特质：专业高效说起。因为只有追问为什么真爱梦想要采用商业化管理，才能理解我的公益哲学思考脉络。

寻找第一性原理

全世界第一款数码相机是由柯达的相机工程师Steve Sasson；在1975年发明的。1998年，柯达有17万名员工在全球销售所有相纸的85%。而仅仅在13年后的2012年1月，柯达提交了破产保护申请。2007年诺基亚销售额占全世界手机销售额的40%，同年iPhone上市，谷歌开始做安卓。诺基亚的CEO看到苹果手机说，苹果手机就是一个小玩意，我们的对手还是摩托罗拉。在功能手机领域连续领先14年后，2013年，诺基亚在智能手机时代被微软收购。当诺基亚CEO在最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把公司卖掉时，他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

最近的十几年时间里，我们看到一些曾经辉煌过的公司和它们的商业模式都消失了。未来，很多行业也将会经历这样的颠覆。身处公益行业的我们是否也会面对这样的命运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李善友教授给了我很大启发，他说：每个创业者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第一性原理。

真爱梦想创立于2007年，次年获得上海市民政局的支持，获批成为“（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在近10年的公益实践中，我一直生活在扑面而来的工作喜悦感和焦虑感中。商业社会不断上演的大戏时常让我陷入一种隐隐的危机感中：如何保持真爱梦想的创造力，获得永续的发展？作为创始人，我必须思考清楚真爱梦想的第一性原理；作为一家教育公益基金会，还必须回答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这样才能明确个人与基金会整体的公益信念，从而构建顺应变化的产品和服务体系。

回顾创办真爱梦想的初衷，我想该有三个基石假设：1、社会进步是由人的认知提升导致的；2、人的认知观念的进步可以通过学习获得；3、教育就是人类学习的一种主要方式，特别是针对儿童。由此推导出真爱梦想的第一性原理：儿童教育改善会推动社会进步。

在第一性原理之上，真爱梦想构建了使命：专注素养教育，推动教育均衡，帮助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我们相信能够透过教育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寻找并探索可持续的系统化公益产品和服务模式：怎样让我们关注的孩子有能力和信心去迎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那些在城镇化转型过程中遇到困境的孩子，在贫困地区指望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孩子，他们未来将面对越来越固化的社会阶层形态。我们希望透过社会、企业、政府之间跨界的教育公益合作，帮助学校突破唯分数论的现状，给孩子们更健全的教育；透过为教师赋能，引导孩子们成长为心智健全、认知完整、富有梦想力的青年，而这些孩子就是中国的未来。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就要看今天有什么样的教育。

公益引入商业化思维之一：制定战略，对有限资源合理配置

应该说每个公益机构都有伟大的使命，但不一定每个机构都能找到实现使命的清晰战略。走过9年实践，我们每年会重新审视基金会的战略。找准社会问题的痛点，展开战略思考，根据未来可能获得的资源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借鉴商业化思维的第一步。

今天教育的痛点几乎是全社会的痛点――有教无育，高分低能。9年前，真爱梦想尝试找到解决应试教育的痛点，快速建立了可迭代的原型――梦想中心乡村图书馆1.0模式。我们的战略路径是：以硬件加软件的方式进入学校课程体系；以农村突围城市的方式来扩大素养教育理念的影响力。基于“梦想中心”1.0展开的迭代能力，是我们这些年成长的主要动因，同时可以看出我们近年来开展的70多个项目的内在逻辑关系。

比如脱胎于乡村图书馆的五彩梦想中心教室，我们希望打开孩子们的视野，让他们透过图书和电脑看到外面的精彩世界。从诞生第一天就受到孩子们欢迎的梦想中心如何能快速复制？设计出连锁店一样的标准化梦想中心建设模式是我们的第一次产品迭代。这次迭代让我们今天有能力每1-2年就升级梦想中心配置，如今梦想中心已经迭代到5，O版。而且我们在一年中，仅用4名员工就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建设400多家梦想中心。

2008年的一次偶遇将华师大课程所所长崔允济教授带进梦想中心，他提出要为孩子们创造出一套跨学科的素养教育课程――“梦想课程”。如何让这些课程能持续地为孩子们带来改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为当地的教师赋能――于是出现了“梦想领路人、梦想教练计划”等一系列教师培训项目，今天这些培训项目已经纳入了“教师发展学院”的教师成长体系，成为老师一校长一局长三级培训体系中的一部分。

在微博兴起的2009年，我们开始设计为老师提供轻社交平台――梦想盒子，今天已经有近10万名梦想老师在上面分享自己的教学心得和感悟。深藏在2500多个学校里的梦想中心和梦想课程，如何能让更多的人看见？2015年我们设计出―款能移动的梦想教室一梦想大篷车，今年梦想大篷车项目组历时163天，沿古老的丝绸之路，走过陕西、宁夏、内蒙、甘肃、青海、新疆6省区，累计行驶1.6万公里，超过3万名孩子体验到了包括3D打印课在内的丰富的梦想课程。

2014年，真爱梦想从非公募基金会转制为公募基金会，我们又该如何带动更多人一起发展？于是，致力于帮助小微公益组织和公益理想者们的公益众筹平台“火堆”应运而生――个人与组织不仅可以在火堆平台上发起筹款项目，还可以获得真爱梦想提供的资源对接、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公益咨询等各项服务。

在梦想中心的延续性创新过程中，当我们发现一些突破性的技术变得越来越成熟时，就会把它引入梦想中心。比如随着3D打印技术的普及，3D打印课程进入了梦想大篷车；随着AR/VR技术的成熟，我们也在研究引入沉浸式学习的方式。

公益引入商业化思维之二：建立有战斗力的团队

篇8

散文作为文学品类之一种，文学性是它最根本的特性，学者散文也不例外。然而，学者散文特别的创作主体与散文自身的文学性要求之间，存在着难解的矛盾。此外，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的转型，文学日益边缘化、市场化的态势愈发显著，学者散文也同样处在这一时代环境的笼罩之下，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考验。本文试着对学者散文自身存在的矛盾，以及面临的危机，以粗略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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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者与散文之间的天然矛盾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散文”的崛起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学者散文”的关注和研究，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也成为评论界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对“学者散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最早的是台湾散文家余光中，他从创作主体以及其文化素养、文体类型、读者反映对“学者散文”进行了描述。后来有香港散文家梁锡华，大陆的学者钟友循，范培松，袁良骏，吴俊，喻大翔，洪子诚，韩国学者金惠俊，他们或关注创作主体，或关注散文文本，或是兼而有之，分别对“学者散文”做了描述，其中较突出的是喻大翔教授。喻教授认为：“所谓学者散文，主要指各门学科中专业学者创作的，具有现在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理想、心理内容等质素的，各种类型与问题风格的散文作品。”，这一概括从创作主体、文本、成就三个角度对学者散文进行了准确厘定，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和深度。

有的学者散文家注重智慧、思想的输出或者启蒙、批判立场的表达，这样往往冲淡艺术审美的经营而使其散文成为知识的堆积或一味的说教。比如，余秋雨的一些散文（如《西湖梦》等），充满历史资料、考证证据、说理议论，从而带来其散文强烈的理性色彩。当然，这对表现作家文化选择的自觉是有意义的，但是却造成作品的过于沉重、呆板，缺乏作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生动和柔软性，也会给读者一种好为人师的感觉。再比如余光中，他虽曾指出学者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于情理之间。……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但他的所谓的知性散文《书斋书灾》、《和疝气》、《梵高的向日葵》等中，丝毫也见不到精致的结构，生动的意象与和谐的韵律；从散文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本质要求出发，很难肯定它们是美好的作品。还有研究者认为，“周涛散文有理性过强，思想太密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泛，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这一说法也是相当中肯的。这种矛盾在现代学者散文家那里也是存在的，只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给予合适的消解。比如鲁迅散文中赤诚的精神，林语堂散文中洋溢着的幽默，梁实秋散文优雅下面蕴藏的淡淡的苦味。近年有些学者散文家则追求散文的个性化、生命化、清淡化，这又导致散文缺乏思想和精神的底蕴。当然，这种结果可能是对于前一种情况的纠偏所导致的，却不如人意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著名散文家柯灵这样说：“寸楮片纸，却是以熔冶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哲学的亮度，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扑面，明月当头，良朋在座，灯火照人”。可见在散文家那里，好的散文也应该是融合了感性与知性的典范。然而，认识上的清醒和自觉与创作实践仍有距离，如何将正确的认识落实到实践中去，以实现学者散文文本的某种完满，是当今学者散文家和学者散文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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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众化、商业化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大众文化和商业主义席卷而来。从而使文化、文学以及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严峻的形式下，长期回避的利益问题以及相关的价值取舍，导致学者、知识分子的分化。有的学者、知识分子选择“下海”，有的选择趋时的亚文学写作，比如，广告文学，电影剧本，通俗小说等。有的人则表现出面对时代变迁的冷静和自觉，表示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阵地，他们面对压力作出了相对的应对。“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在此背景下，学者散文当然地成为了九十年代散文的主流。戏剧理论家余秋雨的散文是学者散文的典型代表，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1992年）、《山居笔记》（1998年）、《霜冷长河》（1999年）等一批散文集，本本畅销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季羡林，他的《虎年抒怀》、《清塘荷韵》、《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1999年又创作了《站在之墓前》。与季老相似的年长的学者散文家还有张中行、汪曾琪、董桥，画家吴冠中、黄永玉、韩美林等等，都在散文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学者散文成就了客观的成绩，却也面临着种种问题甚至危机。散文评论家韩小蕙曾撰文惊呼：“散文变成了什么？”，“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并指出当时散文存在的种种弊处：把散文写成论说文；把随笔写成思想提纲；大文化散文变成了百宝箱；更有一类以功利为目的的散文等等。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雷达也这样说：“散文过多地承载文化，压制了文学的灵性，使散文特性正在丧失，严格上说，有些学者散文不是散文。”这一后果不能说和学者本身无关，更不能说和整个时代环境无关，它恰恰说明了学者在时代环境下的选择以及坚持（操守）。

然而总有人面对文学、学术的商业化表示俨然新潮的肯定，他们认为学者以及学者散文无论如何都是新的文化消费中的因素，这好像是给学者和学者散文定命。岂不视这如今文化的严峻形式，以及这背景下面一切的遭遇：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是指向利润和官能享受的，学者散文必将在他们面前丧失掉最后一点可能。学者散文的读者渐渐窄化，学者的审美能力渐渐退化，学者散文家渐渐分化，大部分人将举着文化的大旗，做起商人的经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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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相信不管是学者与散文的天然矛盾，还是当代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性遭遇，学者散文的过去是辉煌的，未来是向前进的。我们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和建设存在着无限的空间，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末尾有人这样讲：“难道我们不该把学者散文当作一个独立的散文品种来研究？难道我们不该有一部学者散文史？不该有一部或几部学者散文选集？”，这个想像似的无疑而问，在今天得到了回应，学者散文的研究上已经有不少可观的成果。然而，散文领域的研究——也许是因为其体裁的特别——向来不是那么热闹，因此其建设的步伐依旧蹒跚。

当然学者散文的研究，不仅仅止于关于它的概念的厘定，文本的解读，生命的关照，更应该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建设。从古到今，从大陆到港、澳、台，从华文世界到整个地球，学者散文有它自己的历史和国度，在巨大的时空下恢复它零碎而又模糊的面影，需要更多智慧而且执着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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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董正宇：《也说“学者散文”》，《理论与创作》2003，1。

② 喻大翔：《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3。

③ 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篇9

由于任一电荷都会在其周围产生电场，为了描述场源点电荷的电场，可引入另一电荷做研究。当引入另一个点电荷时，点电荷本身也产生电场，此时的电场已不是原来的电场了，而是一个复合电场，它的力学特性也不是原来电场的了。

哲学上讲“要抓主要矛盾”的方法启发了我们。为了研究场源点电荷的电场情况，我们引入的一个检验电荷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电荷电量足够小，产生的电场足够弱，它引入后的复合电场主要是场源电荷产生；二是体积足够小，可以看成质点，这样可以描述电场中某一点的特征。

能否用检验电荷q所受的力F来描述场源点电荷Q的电场力学特征呢？从F = k Q ? q r 2可知，这是不行的，引入的描述电场力学特征的物理量必须只能反映电场本身的特点，不能与外在的因素有关。而上式中，F与检验电荷的电量q有关，且如果在电场中同一点，分别放置正、负电荷，电场力的方向也不同。

虽然不能用检验电荷受力来描述电场，但也给了我们启发。我们注意到，在电场中的同一点，放入不同电量的检验电荷，它所受的电场力是不同的，且电量越大，电场力越大。在电场中的不同点，即使放入同一检验电荷q，一般来说，所受的电场力也不同，但检验电荷的电量越大，电场力就越大。由此，我们可以考查一下电场力与检验电荷电量的比值。

在电场中的同一点，分别放入电量为q1、q2、q3的检验电荷，它们所受的电场力分别为F1、F2、F3，则有：

F1 = k Q ? q1 r 2 F2 = k Q ? q2 r 2 F3 = k Q ? q3 r 2

显然：F1 q1 = F2 q2 = F3 q3 = k Q r 2

上式表明，在电场中的同一点，不同检验电荷所受的电场力不同，但它所受的电场力与其电量的比值却相同，与检验电荷无关，只跟场源电荷有关（场源电荷的电量Q及在电场中的位置r）。

若将同一检验电荷放在电场中的不同点，则有：

F1 = k Q ? q r 12 F2 = k Q ? q r2 2 F3 = k Q ? q r3 2

则：F1 q ≠ F2 q ≠ F3 q

上式表明，即使是同一检验电荷q，放置在电场中的不同的点（r1 ≠ r2 ≠ r3），它所受的电场力是不同的，且电场力与电量的比值也不同，但它们的比值仅由场源电荷的电场决定。

这样说来，检验电荷在电场中所受到的电场力与其电量的比值Fq有三个特性：

1、确定性。在电场中的同一点（如：距场源电荷Q距离为r 处），不同的检验电荷的Fq均相同（k Q r 2），且只与场源电荷有关。

2、区别性。在电场的不同点，即使是相同的检验电荷，其Fq也是不相同的（r1 ≠ r2），Fq只与场源电荷及在电场中的位置有关。

3、本质性。电场中某点Fq越大，表明单位电量的电荷在该点所受的电场力越大，表明该点的电场就越强；反之，则表明该点的电场就越弱，Fq可以反映电场力学特性的本质特点。

据此，我们可以引入电场强度的概念，它是用电荷所受电场力与其电量的比值而定义的，这就是用比值定义法定义的新物理量。

考虑到电荷有正、负，我们规定电场强度的方向与放置在该点的正的点电荷的受力方向相同，与负的点电荷的受力方向相反。

从电场强度的引入过程可以看出，E = Fq只是电场强度的量度式而非决定式，因而不能说“E与q成反比，与F成正比”，事实上E与q、F无关。它的有无、大小是由电场本身属性所决定的，与外在的因素无关。即使不放入检验电荷，该点的电场也是客观存在的，它可以通过外在的两个物理量的比值来度量其本质。正如问一个人的身高是多少？它是由本人长的高度决定的，但可以利用刻度尺来测量，即使不用尺子去测量，人的高度也是确定不变的，因而正确的测量可以反映出而并非决定人的高度。

利用比值的方法定义新的物理量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已知的两个物理量与要反映的事物本质属性有关，如电场强度这一概念的引入中，电场就对放入其中的电荷有力的作用。二是已知两个物理量的比值具有确定性和区别性，即对于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特点一般是不同的，能够将它们区别开。三是两个物理量比值的结果有意义，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如本例中，Fq的大小能反映出该点电场的强弱。

篇10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227-03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中国的教育出现了许多乱象。首先是大学毕业生不知何去何从：根据麦可思公司《2010年就业蓝皮书》报告（大洋网2010），有38%的2009届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半年内离职，预测未来两年内社会将增加500万“跳早族”。大学四年，消极懒散，网游、网聊、谈恋爱、跷课、考试作弊，是重点和普通高校的普遍现象；没有了班主任和家长监督的大学生们不知道该如何规划自己的四年和未来的生活。当然，这些学生在高中时都曾苦读，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二点，几乎都在学习、做作业，就是节假日也不休息；而稍显轻松些的小学阶段，受到中考高考的压力，根本无法执行素质教育，重视考试、重视排名还是一种主流，至于学生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在提倡素质教育的这几年中并没有丝毫的改观。

针对这些教育乱象，全社会都在思考和支招。有的将矛头指向大学教育，认为中国大学教育缺乏创新、与实际生活脱轨、课程设置不合理、培养方案不切合社会实际等等弊端造成毕业生无所适从。有的将矛头指向了中学教育压力太大，老师、学校、家长管得太多，学生没有得到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锻炼，以至于大部分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生活不能自理，更不用说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造成学习成绩的急剧下滑。而有的则指向高考制度，认为正是这一高考制度害得中学生这么可怜和辛苦；而在试行两年的校长推荐制和高校自主招生制中，不公平和矛盾的问题不断出现。也有人认为素质教育的难以实施，是政府、学校和家庭对素质教育的不理解。

这些指责和批评也许在某一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答案是导致我们今天普遍教育乱象的根源吗？我们抽丝剥茧：中小学为什么要以文化课考试教育为主，大学里为什么强调实践课程以及与社会的结合，都是因为希望能先上个好大学，上了好大学后能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归根结底，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赚钱和受人尊重！当教育沦为赚钱的工具和手段，被教育的学生就不再被视为“人”而是赚钱和劳动的机器。并且这些被全社会接受认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异化了教育的目的和本质，从而也异化了教育的方式和方法。而正是这些异化，才是造成当今一系列教育问题的根源。

二、教育的异化现象

（一）马克思的异化观

异化观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并利用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和劳动者进行了分析，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带来人性的异化，即违背人性。

马克思认为，劳动应该是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尽管它也是一种生存的手段，但其本质的意义应该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乐趣，并通过劳动成果体现个人成就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被严重异化了，从而最终带来人性的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马克思，2000：52）

马克思的这段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全部为资本家所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多，资本家拥有劳动成果越多，资本家越具有统治地位，劳动者就越贫穷，因此劳动反而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换言之，劳动者的劳动属于资本家所有，劳动者的服务和劳动产品归资本家那个异己的存在物享受。因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指出，“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归根结底，劳动对于工人而言是外在的东西，在劳动过程中，工人感到不幸，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如生存）的一种手段。

当我们采用马克思的异化观点来看待中国教育问题时，所有的问题都豁然开朗。在今天的教育中，知识是强加在学生身上的，学习对于学生而言，不也就已经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了吗？就像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学习已经成为是一种赚钱工具和获取成功的手段；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是在自愿学习，而是痛苦地接受。

（二）教育的目的和方式的异化现象

在今天大多数人甚至是许多教育工作者的观点中，教育和被教育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找份好工作，或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或将来可以出人头地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要求大学的课程设置一定要与企业接轨，要让学生可以一出校门就能工作能赚钱；更有一些学校，明确要求学生必须赚多少钱，月收入达到多少才可以毕业。所有不能直接指导创业或教会如何赚钱的课程和学科在大学里都靠边站；哲学、道德修养等课程更成为一种形式。同时，为了激励中学生苦读，家长不断在耳边提醒：“考上名牌学校，将来就能找个更好的工作，能出国，能赚更多的钱……”小学生们被带着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不是因为学生兴趣所在，而是因为能获得各种加分，能与别人不同，从而可以在将来脱颖而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因为对教育目的的异化，教育方式也被异化。《中庸》里面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说，人与生俱来就有许多特质，这就是人的本性，循性而行就叫道，修治此道谓之教（樊华强，2010）。可见教育需要循性而行。但看中国今天学校中的教育，无论小学中学或者大学，都是教师满堂灌，学生台下听。填鸭式教育被批评了多少年，但还是盛行。教师想尽一切办法要做的是怎样将那些所谓的知识（当然考试所用为主），灌入同学们的大脑中，也有采用一些新颖的教学方法，但根本目的还是一样。教育成为一种类似工业化生产的行为，学生是原料，经过现在的模式教育成为大同小异的“商品”。

为了实现异化的教育目的而采用的异化的教育方式，给予学生的是知识的简单灌输，是“白纸黑字的书本”，是“现成的结论和答案”（玛丽亚·蒙台梭利，2002）。它忽略了思考的过程，丢弃了对知识的渴望。这样的教育方式，实际上与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在对学校日常教学与学生学习状态的观察中，我们会发现，对结论和知识日复一日的灌输，使学生逐渐地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独特的个性，同时也失去了学习与自我发展的自由。学习已经成为枯燥、刻板、强硬的技术训练，学习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相割裂，根本无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探索的兴趣，厌学成为主流。

因此，对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的异化，使得学习对于学生而言是外在的东西，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感到不幸，不是自愿的学习，而是满足学习需要以外的（如生存需要，未来发展需要）的一种手段。因此，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如何解决这一异化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把握教育的本质，并从而采取正确的教育方式。

三、解决对策

（一）把握教育的本质

只有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教育，为什么而教育，也就是说把握住教育的到底是什么，才有可能解决教育目的被异化的问题。古今中外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思考过这一问题，而且也给出了经得起时代和历史检验的答案。

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孔子也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是对学生人格心灵的“唤醒”。只有能够唤醒人的灵魂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这种“唤醒”可让人在灵魂震动的瞬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内在敞亮（傅丽霞2005）。《论语·公冶长》有记载：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颜渊各言己志后，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各言尔志，就是让学生们敞开思想来与老师对话，展现人格化的真实的自我。鲁迅先生也主张教育应该是“立人”，长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鲁迅，2005） 。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提到，“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而“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 （雅斯贝尔斯，1991）。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教育的目标就在于认识生命的本质，提高生命的品质，追求生命的价值。而生命智慧则是生命体的最高形式，这本身也是生命意义和生命快乐的根本源泉之一。

从古今中外这几位教育学家的观点，我们不难去把握教育的本质，通俗而言，教育是一种人性的提高，是追求真理和认识生命的过程，是学会做“人”的重要途径。

（二）正确的教育方式

当认识到教育的本质是“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学会做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满堂灌的方式是在教育中是多么的荒谬。要实现“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学会做人”，就必须是在平等的环境下，采用对话和启发的方式，激励自我的学习和思考才可能实现的，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辅导的作用。

平等基础上的对话，是孔子教育中重要特点。让学生各言尔志，就是让学生们敞开思想来与老师对话。《论语》中孔子和学生们的对话，充满了智者的善良与幽默，他给学生探索的自由，而不是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他常常问：“尔何如？”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种对话，已经不是局限于传授知识，而是一种民主的精神交流，一种精神的激励。苏格拉底也善用“论辩”的方式教育弟子。他与学生之间都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常常使用“善意的争辩”，一步一步，循循善诱，使学生获得“道”，也就是真理。苏格拉底式的教育使“双方均可自由地思索”，在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与论辩中，学生获得了强烈的求知欲，也就是对真理不懈探求的动力。通过无拘无束对话和交流，可以唤醒人的历史性精神，唤醒象征着的生命意识（李峻，2007）。

自我思考是实现人认识自我的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孔子认为学习必须经过头脑的认真思考，把学与思结合起来，学思并重。孔子重视学习，更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孔子主张学是思的前提基础，学离不开思，思离不开学，同时思是学的升华和提高，孔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梁漱溟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梁漱溟认为孔子的学问就是“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从而使“自己生命和生活向上进步提高”，最终达成人心的自省，自证，自见，自知（申宣成，2010）。

既然学习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不是教师就没有必要了呢？事实正好相反，在对话中在反思中，教师不是什么都不教，教师的作用反而更不可忽视。在对话中教师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是师生共存、共生、共同建构过程中居于“首席”地位的人。中国唐宋家的柳宗元就深知教师在青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柳宗元年轻时喜爱音乐和书法，勤学苦练数十年，原以为技艺精通，殊不知操于众人之座，遭到内行人的耻笑。他总结教训时说：“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抉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王元湖，1983）即青年一辈要在学习上取得较好的效果，应该有好老师的指导，否则虽日夜勤苦，由于学不得法，枉费时日，学不到真才实学。

（三）文凭和学历的歧视应该视为非法

在今天节奏飞快的社会中，要彻底认识教育的本质并改变教育方式，并不容易实现。节奏飞快的社会，企业和政府希望能用最高效、最省钱的方式来选择人才，那就是看文凭。所以，当全社会所有岗位的招聘，都注明文化程度这一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责怪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放弃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最佳方式，而选择最快的最有效的方式去帮助学生获得一张文凭，获得一块踏入社会的敲门砖。而且在人们心中，已经被普遍灌输了一种观念，就是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才是好工作，体面地工作，反之就是下贱的工作。深入思考下其实不难发现，在实际工作中文凭的高低与一个人是否拥有胜任某项工作的能力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许多的岗位所需要的能力与大学所学并非是匹配的，我们不能将这怪罪于我们的大学没有去培养学生这些能力，事实上，这些能力大部分应该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当然可能经过一些思维训练的大学生可以更快地通过锻炼掌握这种能力，但是这不代表说其他人都没有快速掌握的能力，也不等于说大学的文凭是获得这些岗位的必要条件。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当然有，那就是规定企业和政府不能在招聘过程中将文凭作为一个基本条件，凡是将其作为基本条件的招聘应视为一种歧视性招聘，就如同将性别、民族、宗教等作为招聘的限制条件一样是非法的。其实这一提议早在1972年就被美国一位社会科学教授Blanche Blank在她的研究报告中提出（Blanche1972），她认为，应该立法将文凭条件视为招聘中的歧视条件，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找回他们的自尊，学生才能真正为了追求科学和哲学的真理而去学习和探索。当然，这一提议在中国，即使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也是难以快速实现的，因为我们今天甚至还不能做到对在招聘中的性别歧视的不平等加以立法和限制。但难以快速实现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法的改变，不等于我们要屈服于错误观念，媒体和政府以及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尽各自最大的努力坚持正确的和符合人性发展的教育观念才是。

篇11

散文作为文学品类之一种，文学性是它最根本的特性，学者散文也不例外。然而，学者散文特别的创作主体与散文自身的文学性要求之间，存在着难解的矛盾。此外，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的转型，文学日益边缘化、市场化的态势愈发显著，学者散文也同样处在这一时代环境的笼罩之下，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考验。本文试着对学者散文自身存在的矛盾，以及面临的危机，以粗略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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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者与散文之间的天然矛盾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散文”的崛起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学者散文”的关注和研究，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也成为评论界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对“学者散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最早的是台湾散文家余光中，他从创作主体以及其文化素养、文体类型、读者反映对“学者散文”进行了描述。后来有香港散文家梁锡华，大陆的学者钟友循，范培松，袁良骏，吴俊，喻大翔，洪子诚，韩国学者金惠俊，他们或关注创作主体，或关注散文文本，或是兼而有之，分别对“学者散文”做了描述，其中较突出的是喻大翔教授。喻教授认为：“所谓学者散文，主要指各门学科中专业学者创作的，具有现在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理想、心理内容等质素的，各种类型与问题风格的散文作品。”，这一概括从创作主体、文本、成就三个角度对学者散文进行了准确厘定，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和深度。

有的学者散文家注重智慧、思想的输出或者启蒙、批判立场的表达，这样往往冲淡艺术审美的经营而使其散文成为知识的堆积或一味的说教。比如，余秋雨的一些散文（如《西湖梦》等），充满历史资料、考证证据、说理议论，从而带来其散文强烈的理性色彩。当然，这对表现作家文化选择的自觉是有意义的，但是却造成作品的过于沉重、呆板，缺乏作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生动和柔软性，也会给读者一种好为人师的感觉。再比如余光中，他虽曾指出学者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于情理之间。……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但他的所谓的知性散文《书斋书灾》、《和疝气》、《梵高的向日葵》等中，丝毫也见不到精致的结构，生动的意象与和谐的韵律；从散文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本质要求出发，很难肯定它们是美好的作品。还有研究者认为，“周涛散文有理性过强，思想太密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泛，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这一说法也是相当中肯的。这种矛盾在现代学者散文家那里也是存在的，只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给予合适的消解。比如鲁迅散文中赤诚的精神，林语堂散文中洋溢着的幽默，梁实秋散文优雅下面蕴藏的淡淡的苦味。近年有些学者散文家则追求散文的个性化、生命化、清淡化，这又导致散文缺乏思想和精神的底蕴。当然，这种结果可能是对于前一种情况的纠偏所导致的，却不如人意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著名散文家柯灵这样说：“寸楮片纸，却是以熔冶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哲学的亮度，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扑面，明月当头，良朋在座，灯火照人”。可见在散文家那里，好的散文也应该是融合了感性与知性的典范。然而，认识上的清醒和自觉与创作实践仍有距离，如何将正确的认识落实到实践中去，以实现学者散文文本的某种完满，是当今学者散文家和学者散文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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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众化、商业化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大众文化和商业主义席卷而来。从而使文化、文学以及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严峻的形式下，长期回避的利益问题以及相关的价值取舍，导致学者、知识分子的分化。有的学者、知识分子选择“下海”，有的选择趋时的亚文学写作，比如，广告文学，电影剧本，通俗小说等。有的人则表现出面对时代变迁的冷静和自觉，表示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阵地，他们面对压力作出了相对的应对。“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在此背景下，学者散文当然地成为了九十年代散文的主流。戏剧理论家余秋雨的散文是学者散文的典型代表，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1992年）、《山居笔记》（1998年）、《霜冷长河》（1999年）等一批散文集，本本畅销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季羡林，他的《虎年抒怀》、《清塘荷韵》、《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1999年又创作了《站在之墓前》。与季老相似的年长的学者散文家还有张中行、汪曾琪、董桥，画家吴冠中、黄永玉、韩美林等等，都在散文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学者散文成就了客观的成绩，却也面临着种种问题甚至危机。散文评论家韩小蕙曾撰文惊呼：“散文变成了什么？”，“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并指出当时散文存在的种种弊处：把散文写成论说文；把随笔写成思想提纲；大文化散文变成了百宝箱；更有一类以功利为目的的散文等等。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雷达也这样说：“散文过多地承载文化，压制了文学的灵性，使散文特性正在丧失，严格上说，有些学者散文不是散文。”这一后果不能说和学者本身无关，更不能说和整个时代环境无关，它恰恰说明了学者在时代环境下的选择以及坚持（操守）。

然而总有人面对文学、学术的商业化表示俨然新潮的肯定，他们认为学者以及学者散文无论如何都是新的文化消费中的因素，这好像是给学者和学者散文定命。岂不视这如今文化的严峻形式，以及这背景下面一切的遭遇：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是指向利润和官能享受的，学者散文必将在他们面前丧失掉最后一点可能。学者散文的读者渐渐窄化，学者的审美能力渐渐退化，学者散文家渐渐分化，大部分人将举着文化的大旗，做起商人的经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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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相信不管是学者与散文的天然矛盾，还是当代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性遭遇，学者散文的过去是辉煌的，未来是向前进的。我们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和建设存在着无限的空间，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末尾有人这样讲：“难道我们不该把学者散文当作一个独立的散文品种来研究？难道我们不该有一部学者散文史？不该有一部或几部学者散文选集？”，这个想像似的无疑而问，在今天得到了回应，学者散文的研究上已经有不少可观的成果。然而，散文领域的研究——也许是因为其体裁的特别——向来不是那么热闹，因此其建设的步伐依旧蹒跚。

当然学者散文的研究，不仅仅止于关于它的概念的厘定，文本的解读，生命的关照，更应该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建设。从古到今，从大陆到港、澳、台，从华文世界到整个地球，学者散文有它自己的历史和国度，在巨大的时空下恢复它零碎而又模糊的面影，需要更多智慧而且执着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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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董正宇：《也说“学者散文”》，《理论与创作》2003，1。

② 喻大翔：《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3。

③ 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篇12

哲学涉及生活中的众多问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动等。哲学问题一直以来并仍将继续影响我们的教学机构、教学课程、教学目标等。哲学在宏观层面对教育提出了大体的框架，可以说哲学在决定课程方面的重要性已是定律，无可争辩。作为一线的在职教师，我们有必要理解课程与哲学的关系。

职业学校的课程改革已有了很多的实践和经验，并在这课改科研方面有了众多的学术与观点。然而，对于课改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却少见。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模式是现在众多职业学校流行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体现出这种模式的优越性。近几年的快速的发展，证明了这种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我认为，如果对于“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的哲学层面进行思考，将会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体现出它的优越性，并能深化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哲学在人们作出有关课程和教学的重大决策方面一直发挥作用，包括隐性和显性的。在就影响课程的哲学思想而言，主要有四种哲学影响了教育：观念论、实在论、实用主义、存在主义。这些哲学思想如何影响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我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与研究。

一、课程工作者本身带有深刻的哲学观点。

课程工作者们的哲学观受到他们生活经验、常识、受教育程度、经济制约、政治意识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和影响。并且在环境的不断变化过程中哲学观也在随之变化。所以，课程开发的工作者的哲学观是在课程行动之前就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给予充分的价值观的梳理。当前，在职业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职教课程开发的研究者要做到客观地、全面地看待问题，要从别人的角度去审视、分析现象或解决问题，从他人的价值观经济角色来思考。换位思考是课程开发者必备的要素之一。

二、“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与观念论、实在论、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的辨析。

观念论、实在论是属于传统哲学，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属于现代哲学。人们通常把柏拉图视为观念论的代表任务，这个观点强调从道德上和精神上来解释世界，并且把课程分为层次，有等级之别。实在论的典型代表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从物体和物质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他们认为人们是通过自己的感官和理智来认识世界的。在观念论、实在论的观点下，“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是非常符合其要求的。在工作环境下，学生能够非常真实地体验工作的过程，学习即工作，在学校的学习是与社会的工作相关联的，这种关联正是课程开发者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在工作情境中，学生通过完成真实项目或任务的过程中，以自己的感受和学识来认识周围的事物，包括学习上的，学术上的，还有人们交往的各种技能技巧。从观念论、实在论的观点来看，人们强调有组织地讲授课程，强调逻辑，思维训练，培养理性。“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这样的教学效果的。工作过程是动态的，任务的完成是依靠多个能力素养来支撑的，如果没有系统的综合的课程素养的形成，那么，这种课程开发的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弥补了原有课程中的不足。在工作任务为引领的前提下，有组织有秩序地做好工作相关事物，在工作情境中学生的思维会得到训练，更能真实地带领学生体验到今后正式融入社会后的基本职业能力。让学生能够不出校门学习所能，这正是应证了实在论、观念论哲学的思想。

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以变化的过程和关系为基础，把知识看作是现实不断变化的过程。学习发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而且，解决问题是可以迁移到一个广泛的学科和情境中的。学习实际是学习者和环境之间的交换。根据实用主义的观点，“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符合实用主义的特点。因为在工作过程中，周围的现实环境在不断发生改变，学生在这种经常变化的工作环境里得到锻炼，能够应对，这其中产生的隐性的能力发展是我们所需要的。学生在遇到困难后，就会想尽办法来解决它，一个办法不行另外用其他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寻找多种方案来解决遇到的问题。理想的教学效果是，要教会学生怎样思考，解决问题，而不是仅提供问题。在工作环境中，学生与环境，问题与方法，多次地交替和掺杂，能提高真实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为完成工作的职业技能。

三、“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体现了新时期的平等的师生关系。

《辞海》对平等的解释是：“平等是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在教育领域呼吁师生平等的声音不绝于耳。事实上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教育理念的变迁，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然而具体到实际环节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在职业学校，无论在入学之前的学业成绩如何，来到职业学校将会接受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不再是普通学校的应试教育，而是职业学校的能力教育。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机会是均等的。在“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中，教师与学生是主体，为了完成工作，教师与学生是合作的关系，是组建成的学习的共同体。合作性的学习是“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模式的主要组织形式。教师与学生能有共同的目标，形成一种合作的师生关系、平等的对话式的关系，这势必将给教学模式带来更多的新的气象。

综上所述，哲学对课程至为重要，职业学校所倡导的哲学观影响其课程的目标、内容、组织形式等。“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的哲学思考，是结合了当前职业学校的现实情况、课改特点而提出的非常必要的课题研究。教育观念的变化必将给教育实践带来改变。工作过程的真实任务情境，是开发本课程的重要关键所在。通过对哲学层面的思考和辨析，我将不断探索，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美］艾伦・C.奥恩斯坦，费朗西斯.P.汉金斯著.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12.

［2］陈建华.基础教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

［3］肖化移著.审视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标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