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研究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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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教学法”的定义及由来

“项目教学法”是师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是行动导向教学方法中的一种。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既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体现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展示了现代教育“以能力为本”的价值取向，使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提高。目前“项目教学法”在德国已经普及，国内学者对国外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最新动态已基本能及时了解。但结合中国高校研究生教学的实际，对引进的理论与方法加以改造和调整，建立并完善符合中国高等院校研究生教育需要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尚在初级阶段。

三、农科类研究生课程教学的特点

农业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必须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紧随农业科学前沿，能够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因此，研究教学过程中应该紧密结合生产实际，以解决农业生产中和毕业论文研究中的问题为目的，开展相关课程的教学与学习。原有的教学方式，基本上是教师按教材或专题讲授、学生进行综述性汇报和讨论等方式进行的，而这些基本偏重于理论，缺少实践。由于学校和导师为了取得较高的排名和研究成果，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内容过于狭窄或专业化，许多研究内容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实际，对其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是不利的。因此，依据农科类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教学方式和内容的改革，将教学、科研、生产三者在产学研结合中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把科研和生产实际的内容引入教学过程，不仅是培养人才的需要，也是教育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项目教学法在农科类研究生教学中的实施方案

本论文以植物病害生物防治为例，简要介绍了项目教学法在农科类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的实施方案。第一，对植物病害生物防治进行了分析，将整体教学内容分解成若干项目，如生防菌的筛选与复筛、生防菌拮抗机制的测定、生防菌发酵工艺的研究、生防菌剂的应用研究等几个项目，包含了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教学大纲的关键内容。第二，由于研究生数量较少，学生以3~5人为1组，以抽签的形式选择相应的项目。第三，学生在网络平台及图书馆的期刊网上查找资料，然后分工合作进行理论基础学习、实验方案的制订及实验方法的学习。第四，学生将理论基础知识和实验方案制成多媒体课件进行汇报，其他同学和教师进行论证和必要的指导。第五，学生分组按实验方案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有教师进行咨询与指导。第六，学生将实验过程及结果制作成多媒体课件进行汇报，教师和学生给予评价。

五、项目教学法在农科类研究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一）研究生专业课程选课人数少，分组存在困难农科类研究生专业课选课人员较少。目前，农科类研究生课程选课从2人到30人不等。如果人数较少，以项目教学法进行课程改革就难以分组进行，组数较少，也完成不了整体的教学要求。因此，以项目教学法进行教学的课程，应该规定其平均每年选课人数达到10名以上才可以进行，这样至少3人以上为1组，才能满足教学需求。

（二）部分研究生课程分解成项目难，不易操作农科类的研究生课程类型和内容不同，有些课程不易分解完整的项目，即使可分解也较难操作。因此，有些课程不适合开展项目教学法，如各学科的研究生班讨论、高级植物病理学和作物高产理论等课程。能够实施项目教学法的课程应该是应用性和操作性比较强的专业课程，有些基础性和理论性特别强的课程，则不能在课程中实施项目教学法。因此，应该有选择性的进行项目教学法的改革。

（三）增加了教学经费研究生课程开展项目教学法，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部分不需要额外的经费，但在项目形式操作过程中，学生按组进行项目操作，原来可能教师开展3~5个正常实验就可结束课程，而项目教学法，学生分组操作，可能1个组就得把原来3~5个甚至更多的实验整合在一起去完成1个项目，因此需要的实验经费要比正常的教学多出几倍。如果学校不给予额外费用，将无法开展项目教学法。由于经费问题，建议一个学科仅开设1~2门项目教学法的课程，给予特别资金支持，一方面避免开设课程过多，学生准备时间长，增加学生负担，二是少而精达到最佳的上课效果。

（四）教学方式灵活，不适合常规教学管理项目教学法主要是开放式教学，学生查找资料，整理和制作汇报材料，是不需要进入课堂的，而进行讲授和项目操作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项目某个阶段需要的时间和开放实验室的时间来协调。如果不能根据正常的上课时数来进行，就无法达到学校常规教学的要求和正常的教学秩序。对于项目教学法的课程，学校应该给予特别的政策和考核方法，促进健康良性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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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问题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当中的突出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作为贫困生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而对于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讨论的就更少。本文通过对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现状的调查，认为农村贫困生的就业不仅需要个人的力量，还需要得到国家、社会、及学校的支持，并对我国农村贫困大学生建立就业保障体系。

一、调查说明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的形式为有条件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河北省内本科高校的贫困大学生。调查内容涉及在校内勤工俭学和校外兼职的情况；对就业前景的预测和就业期望；影响调查对象就业的因素；政府和高校对调查对象就业的支持情况。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从河北省高校内的在校贫困生中随机抽取农村贫困大学生80名，共发出调查问卷80份，收回调查问卷8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73份，有效率达到91%。

二、问卷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一）贫困生校内勤工助学和校外兼职的机会少，成本高、风险大。

面对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大部分农村贫困大学生都希望能在校内勤工俭学或在校外兼职解决一部分问题，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对于校内勤工俭学，根据我们的调查，43.84%的贫困生偶尔参加校内勤工俭学，34.25%的人是有就参加，没有就不参加，仅有8.22%选择的是总是参加从未中断过，从不参加的占到13.7%，这说明在高校中勤工俭学的机会很少，大部分贫困生不能通过校内勤工俭学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这必然促使他们选择在校外兼职，校外兼职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家教或者促销等，与所学专业关系不大，收入比较低，还要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即使是这样兼职的机会也不多，并且校外兼职的风险比较大，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讲没有必要的劳动保障。因此校内勤工俭学和校外兼职都没有解决贫困生的生活问题。

（二）农村贫困大学生普遍感到就业压力大，就业形势严峻，就业期望值普遍偏高。

农村贫困生与普通同学相比把就业看得更为重要，因为家庭的经济困难要求他们更早的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还有很多农村贫困生在毕业后还要偿还学费或者助学贷款，因此面对将来的就业形势87.67%的农村贫困大学生认为形势较严峻，甚至非常困难。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尽管就业压力很大，但是大部分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还很高，对于将来的就业单位，80.83%的人希望在将来能到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10.96%的人选择自主创业，6.85%的人选择建设新农村，这说明，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大部分农村贫困生并没有放低自己的就业期望值，仍然希望找到收入高、环境好的工作，不愿意选择自主创新和到农村工作，严峻的就业形势和高的就业期望值相互矛盾，导致农村贫困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面临两难境地，使他们的就业更加困难。

（三）学校和政府对贫困生就业关注不够，没有相关的就业指导，就业方式单一。

高校建立贫困生资助体系仅仅考虑到了贫困生的就学问题，主要是解决贫困生上学难的问题，现状是贫困生除了感到就学压力大之外，就业的压力更大。在就业的媒介手段上，只有12.33%的贫困生除了利用招聘会外，还利用人才网站和人才市场寻找就业机会；对于学校现行的就业指导机制，只有52.06%的贫困生认为对就业有帮助，对于政府对贫困生就业的支持，86.31%的贫困生认为政府有必要建立农村贫困生就业扶持机制，这些数据表明，学校和政府现行的就业指导方式单一，就业渠道狭窄，没有针对贫困生专门的就业指导，没有使用现代化的媒介手段帮助贫困生就业，因此在现阶段，帮助贫困生就业是摆在高校和政府面前的新课题，高校和政府应该从就业渠道和就业路子上下功夫，对贫困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

三、构建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就业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建立以政府组织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

1．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给予更多的就业优惠政策

我国政府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关注不够，而对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的社会保障更是空白，因此应该把对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的社会保障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应在政策层面上加强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救助力度。政府要从政策层面上加强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支持，为农村贫困大学生制定一系列的就业优惠政策，例如设立政府基金工程，由政府从其它经费中拨款资助农村贫困生就业，也可以由政府规定高校将学费的一定比例留存用于资助农村贫困生就业。还可以由劳动保障部门对就业困难的农村贫困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培训费由教育系统承担，职业技能鉴定费由劳动保障部门适当减免。政府还可以开展农村贫困优秀毕业生的推荐活动，也可以召开农村贫困生的专场招聘会，通过报纸电视等传媒手段进行宣传公布，以获得社会的理解和广泛的支持。

2．吸引慈善机构和民间团体资助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

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救助只体现在就学上，而没有对就业关注，除了解决就学问题外，政府还应该吸引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利用本身社会支持的优势，帮助农村贫困大学生解决就业问题。如一些企业除了对农村贫困生就学进行物质上的资助外，可以为农村贫困大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让农村贫困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企业工作，使企业节省了劳动成本，同时贫困生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还得到了锻炼，为将来的就业打下基础。或在就业时慈善团体和企业为农村贫困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为他们介绍工作，帮助他们开拓就业渠道。政府应该在社会中广泛宣传资助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的事迹，树立这样的典型，使社会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引起重视。

（二）拓宽学校资助渠道，帮助农村贫困大学生实现就学及就业

1．对农村贫困大学生进行专门的就业指导

对于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指导，高校要引起重视，设立专门为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指导的机构。首先，要建立农村贫困大学生档案，时刻关注他们的就业情况；其次，优先向农村贫困大学生提供招聘信息，积极向用人单位推荐品学兼优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努力使他们早日就业；再次，帮助农村贫困毕业生分析职业及专业的技能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求职技能和技巧的训练，包括求职材料的制作、面试技巧、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等等；最后，对未及时就业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定期对他们开展心理咨询、网络咨询和等形式施以援助。

2．通过减免贷款和学费的方式，鼓励农村大学贫困生到西部和基层就业

高校应该针对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制定适当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的倾斜政策，减轻他们的就业负担。对到西部和基层就业的农村贫困大学生给予一定的鼓励，对于拖欠学校学费的贫困生，可以采取减免一定数额学费的方式，对于不能按时归还贷款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可以采取延长贷款期限、减免贷款本金的方式，还可以增加到西部和基层就业的工资水平，使他们能在毕业的最初几年获得高工资，便于他们及时归还贷款。还可以设立农村贫困大学生“三支”专项奖励基金，激励更多的贫困学生参加支教、支农、支医“三支“服务活动。

3．与社会团体和企业联合，建立订单式培养的就业模式

解决高校农村贫困生就业问题可以采用订单式培养的渠道，农村贫困生在高校毕业生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及本身的竞争力不强等因素，使农村贫困生在就业时处于劣势，采用订单式培养模式，可以在校期间对农村贫困生进行有针对的培养，发挥他们的特长，弥补他们的不足，以使他们在就业时能够和普通同学没有差距，并可以发挥自己来自落后地区能吃苦的优点，顺利实现就业。

（三）树立自强不息的信念，通过努力实现就学和就业

1．自主创业，拓宽就业渠道

对高校贫困生就业的资助急需高校和政府建立有关的政策支持，而贫困生也应该想办法找路子，不能养成“等、要、靠”的习惯，应该依靠自身的努力实现就业，在就业渠道方面，不能单一的依靠学校和招聘会，要学会利用人才市场、网上招聘等新型的就业媒体，拓宽就业渠道，在就业方式上，改变过去的就业观念，不能只盯着公务员、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铁饭碗”，而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就业方式，可以选择灵活就业或毕业后自主创业等方式。

2．降低就业期望值，积极到基层锻炼

当前的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前景不容乐观，而大部分贫困生的就业期望值都很高，都希望到工资待遇高、经济条件好的大城市工作，这与严峻的就业形势相矛盾，因此贫困生在就业时应该降低自己的就业期望值，不能单单选择经济条件发达的沿海城市和大城市，而应该把眼光放宽一些，改变精英教育阶段就业的观念，择业时应当从自身的条件出发,摆正心态,合理定位,降低就业期望值。树立到基层单位、到生产第一线建功立业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许传新王平.高校贫困生的社会支持因素分析.社会，2002.7

[2]莫军成陈默.高校贫困生就业问题探析.前沿，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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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学作为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地理科学专业和一些农学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要求学生要在教学规定的课时内学会土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相关实践技能，还需要实时地了解土壤学科的发展动态和先进的应用技术。只有这样学生在日趋激烈的市场人才竞争中才能脱颖而出。因此，针对土壤学课程的整体安排与设计，本文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土壤学研究成果以及一些优秀的土壤学教材，同时也对土壤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方面进行了一些大胆的尝试，在课堂教学和实践中采取更加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使得培养学生的能力与理论知识的教授更加同步。

一、顺应现代社会发展，改进土壤学教学内容

根据本专业特点以及社会发展的需求，土壤学课程组将土壤学的教学大纲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订。与之前的对比，完善之后的大纲更加彰显出了土壤学自身的鲜明特点和重难点，从而在宏观上区别于其他学科，对土壤学独特的系统性加以重点强调，内容上重点讲解土壤物质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并且，还要突出对人类的地球生存环境的影响的重要因素，如土壤圈、生物圈、水循环圈以及大气圈的物质交流和能量转换等因素，更加彰显出在资源与环境科学的领域中土壤学科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从整个生态系统综合的角度，不仅要传授关于土壤圈中各物质的组成和结构的基础知识，还要介绍土壤圈与其他圈层之间重要的物质交流与能量转换对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的影响，这些过程中包括了土壤的形成过程、土壤的具体分类以及土壤的分布特点。

二、革新教学方法，促使知识教授与能力培养相融合

1.比较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大多在土壤学实验课和课外实践中采用，可以用来检验学生对实验和实践的准备情况，能够有效地反馈学生对课堂上所传授知识的掌握情况。

2.课后自学。这种方式是为了解决土壤学学时变少的问题，主要是教师可以把一些简单易懂的容易自学的知识交给学生们课后自学，然后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课堂讨论以检查学生的自学效果。

3.针对性写作式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写作的能力。就是当老师讲完一个章节的理论知识后，可以从中总结出若干方面的问题，然后让学生们针对这些问题查阅资料后撰写论文。论文完成后让老师批阅。例如教师在讲完土壤污染后，针对土壤重金属污染、土壤农药污染的严峻形势提出若干问题，然后分派给学生，让他们在课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得到的信息撰写论文来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方式不但提高了学生查阅资料、分析问题以及写作的能力，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及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4.专题讲座。这种教学方式是在教师教授完一段完整的理论知识后，可以邀请一些知名学者开展相关的课题讲座，如土壤重金属污染与防治的专题讲座、土壤质量改良的专题讲座、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治理的专题讲座等。

5.试验设计。这种教学方式主要是教师在一段理论课程结束后，根据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与土壤质量、水分、施肥等相关实际问题要求学生去尝试设计出解决问题的试验方案[1]。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学生科研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重视教学实践，增强学生课外实践能力

1.结合社会中的农业问题设计实验。在土壤学的实验课程中，针对目前农业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减少一些更偏向理论的实验，如验证土壤离子交换现象、实地考察土壤结构实验，增加关于土壤肥力方面的实验，如土壤肥力的测定、影响土壤肥力因素的测定等[2]。

2.结合教师科研项目和研究生论文进行实践。可以将教师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和研究生的论文与学生的课外实践相结合，从而使得学生可以参与到相关实验的设计、采集样品、处理样品、分析及数据处理、归纳总结的完整过程。在完整地参与整个过程后，学生的综合素质、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通过让学生们的实践学习很好地融入到教师们的科研中来，可以分担教师的一些工作，节约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从学生的角度，他们可以通过这个过程熟悉科研项目的模式，使得学生能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

综合运用以上这些方法，可以使得学生们在土壤学的学习过程中，切实感受到土壤学的魅力所在，体会到学习的快乐，从而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这样也有助于提高土壤学的教学质量，使得土壤学教学质量有一个质的飞跃[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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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来,新疆的农科研究生教育事业得了迅速的发展,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管理制度不断规范,形成了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协同互补、多学科相结合的复杂培养系统,培养了大批农科高层次人才,为新疆农科教育、科研及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战略转变以及人才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新疆农科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日益凸现。因此,深入分析当前新疆地区农科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提高新疆农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适应本区经济发展所需的高层次人才是广大农科研究生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新疆农科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1.研究生生源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与规模快速增长的矛盾

受传统观念及新疆地区本科教育专业化发展的影响,新疆农科研究生的生源主要来自农学类本科专业,来自重点院校生物学专业的考生很少,因而生源的现代生物学基础相对比较薄弱。此外,多年来农科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相对偏低,专业素质和英语水平较低,入学后为了达到研究生的毕业要求,又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专业知识和英语,这对于提高农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长远目标是十分不利的。这就造成了我区农科研究生生源数量不足,尤其是优秀生源相对缺乏,培养规模偏小,培养效益不高。

2.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陈旧呆板,缺乏对学生的创新性培养

总体来说,现有农科研究生教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力度不大,课程体系没有充分体现“重构基础,突出现代,反映前沿,交叉综合”的原则。目前已有课程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以年级学科设置专业学位课,以学科特色和导师专长设置专业选修课。造成的负面效果:一是部分专业学位课过于强调专业内容的系统性和基础性,内容相对陈旧,或者相当一部分内容与本科教学重复,学生缺乏兴趣;二是专业选修课往往是因人设置,课程内容过于专门化,课程门类多,修课学生少,教学质量难以监控。由于往往强调学科固有的专业知识结构,教师比较习惯于已有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与质量的考核权重较小,使教师在课程改革上精力投入不足,而管理部门对课程改革的支撑力度和推动力度都很不够。另外,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农科研究生教育重专业知识传授、轻实践能力培养,重专不重博的现象比较严重。教学方法上以灌输为主,教学形式上以课堂讲授为主,忽略了对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等的培养,严重制约了新疆农科研究生自身的培养质量。

3.农科研究生创新能力不强,论文水平不高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较高学历层次,长远看对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创新能力是衡量研究生科研工作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培养质量的核心指标之一。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农科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创新工程实施的一个基本人才保证条件。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这对农科研究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农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上,偏重于课程的学习,而对实践性环节如实验课、社会实践、社会调研、产学研相结合等不够重视;重知识的继承,轻知识的创新。教学内容陈旧,在教学方式方法上,教师讲授过多,“启发式”教学过少,不利于研究生主动学习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在研究生的科研方面,论文选题缺乏创新性,包括重复他人研究,缺乏创新性及难度不当等。有的研究生为了保证论文工作的顺利完成而选择难度过小、工作量偏少的课题,或置理论和应用研究价值而不顾,完全照搬前人的研究路径,选择相对容易的研究材料开展工作,导致研究生论文水平不高。

4.农科研究生培养条件的建设相对滞后

农科研究生培养条件建设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实验条件、师资条件以及学生生活条件等方面。研究生培养条件的改善主要依赖于教育经费的投入,而农科研究生教育经费较其它学科更为不足。多年来农科研究生教育经费投入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渠道过于单一且额度较小,与培养所需费用差距很大。在实际过程中,研究生培养所需经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科及导师科研经费的支撑。但由于受农业局限性的影响,农业院校科研经费来源渠道单一,科研项目小而分散,科研经费资助少。经费投入上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农科研究生培养条件的改善,影响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5.导师队伍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研究生数量的急剧增加,一些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导师人数严重不足,由此出现有些单位为追求数量而降低遴选标准。导师队伍年轻化并且数量不足,加之研究生导师同时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导师的课题研究少而且分布不均衡,制约了对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加之人才引进困难也制约了导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快速提高。另外,导师精力投入严重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行政管理工作繁重,其次是科研的压力,本科教学压力和外界学术交流繁多。以上诸多情况导致导师难以把主要精力集中投入到对研究生的培养和指导上。

二、加强和改进新疆地区农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对策

1.努力做好农科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全面提高生源质量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生源竞争成了不争的事实。地缘劣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大研究生招生宣传的力度,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手段,特别是加大网上宣传力度,宣传学校,宣传学科,宣传导师,积极吸引优秀学生报考新疆的农业高校。另外,从大学一、二年级开始,高校应选拔学习成绩优秀、有发展前途的本科学生,进行特别培养,组成高层次人才培养群体,选择一些学术造诣较深的教师作为指导老师,指导优秀的本科学生选修课程和开展科学研究,培养他们热爱农业科学研究事业,为大学毕业以后继续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2.建立以农科研究生为主体的教学、培养方式和更加灵活的教育管理体制,加强研究生创新意识能力的培养

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建立以研究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重视和促进研究生个性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农科研究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多地采用“启发式”、“研讨式”、“参与式”教学方式。农科研究生所从事的往往都是与植物生长有关的科学研究,植物生长的客观规律要求农科研究生的教育管理应更加灵活,在完善学分制的同时实行“弹性学制”非常必要。另外,培养规格和培养模式的多样化也必然会造成教学安排的复杂化。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灵活性以适应农科研究生教育的上述特点,使每个研究生自身蕴藏的智能及创造性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3.营造良好的科研学术氛围,全面提升农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水平

要培养农科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农科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学位论文工作是农科研究生科研实践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农科研究生创新思维和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对研究生知识、能力的全面考察和提升。在农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上,应大力提倡与导师承担的研究课题相结合,树立面向世界的观念和超前意识;同时鼓励在学科交叉点上选题,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研究工作,突出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和先进性。在学位论文写作阶段,农科研究生运用所学的知识、技能进行知识的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实践。同时,加强实践环节,把研究生科研方法的教育训练与科研实践结合起来,积极开展科研第二课堂活动,可以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开设课外专题讲座,介绍该问题当前的研究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组织研究生开展讨论,以增强他们的科研意识和能力。

为了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还应该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这样不仅能使研究生了解到本领域的前沿工作,提高其专业水平和表述能力,而且还可以开拓研究生的眼界,拓展其知识面,激发其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创新欲望,培养其独立的思考能力。

4.农科院校要积极调整学科结构,建设具有地区特色、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以特色求地位、吸引人才

目前新疆地区农科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不合理,必须加以调整完善。新疆农科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的重点如下:(1)充分发挥原有学科的优势,紧密结合本地区的地域和区域、行业、学科的发展水平,继续支持一批优势明显的基础学科和高新技术学科;及时调整、改造一批老的、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2)针对本地区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着力建设一批对国家和本地区国民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兴学科和应用技术学科;尽快建立和形成一批有新疆特色的有实力的学科点,充实提高现有博士硕士点。通过调整、优化学科结构、促进各门类学科的协调发展,形成具有地区特色、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以特色求地位。与此同时,国家主管部门应适当赋予新疆地区调整硕士学位授权专业的自力,使其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以及更好地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上具有更大的主动性。

5.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导师队伍

加强导师队伍的建设,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导师的总体素质和学术水平。(1)建立严格的导师遴选制度和评估制度。对导师的学术水平、研究能力、研究成果以及道德水准作出明确的规定,建立起责、权、利高度统一的导师负责制,真正建立起一种评聘结合的动态管理机制。(2)改进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方式,重视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单一导师制的基础上采用研究生指导小组联合培养的方式,研究生指导小组成员主要应由本学科导师组成,并适当加入一些相关学科专业的导师,以进一步促进学科交叉,努力扩大导师自身的研究范围。(3)重视中青年导师队伍的培养,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导师的素质。可以采取留学深造、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出国访问进修、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等形式,不断提高导师的素质。对于中青年导师队伍的培养,要大胆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破除论资排辈现象,打破导师职务的“终身制”,努力做到任人唯贤,真正把那些具有学术造诣、能够担负起学科发展重任的优秀中青年人才选。

参考文献:

[1] 宋协青,王殿元.新时期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思考[J].辽宁教育研究,2001,(7).

[2] 任增林,刘桔,王亚杰.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特点及对具有中国特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启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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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常遇到褐变问题。褐变主要发生在外植体，在植物愈伤组织的继代、悬浮细胞培养以及原生质体的分离与培养中也经常发生。褐变产物不仅使外植体、细胞、培养基等变褐，而且对许多酶有抑制作用，从而影响培养材料的生长与分化，严重时甚至导致死亡。本文探讨植物组织培养中褐变现象的影响因素、机理及防范措施，对我们进行科学研究或工厂生产，包括植物组织的培养,原生质体、悬浮细胞和植物器官的培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褐变原因及危害

褐变是指外植体在培养过程中,自身组织从表面培养基释放褐色物质,以致培养基逐渐变成褐色,外植体也随之进一步变褐而死亡的现象。褐变的发生与外植体组织中所含的酚类化合物数量多少及多酚氧化酶活性有直接关系。很多植物，尤其是木本植物都含有较高的酚类化合物，这些酚类化合物在完整的组织和细胞中与多酚氧化酶分隔存在，因而比较稳定。在切割外植体时，切口附近的细胞受到伤害，其分割状态被打破，酚类化合物外溢。对于外植体本身来讲，酚类物质从外植体切口向外溢出是一种自我保护性反应，可诱导植保素或无物理屏障的形成，以防止微生物侵染组织。但酚类很不稳定，在溢出过程中与多酚氧化酶接触，在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下，迅速氧化成褐色的醌类物质和水，醌类物质又会在酪氨酸酶等的作用下，与外植体组织中的蛋白质发生聚合，进一步引起其他酶系统失活。从而导致组织代谢活动紊乱，生长停滞，最终衰老死亡。此外，由于组织的老化病变也会使多酚氧化酶激活而引起褐变。

2褐变产生的机理

2.1非酶促褐变

非酶促褐变是由于细胞受胁迫或其他不利条件影响所造成的细胞程序化死亡或自然发生的细胞死亡，即坏死形成的褐变现象，并不涉及酚类物质的产生。徐振彪等[1]将生长正常的愈伤组织转移到含NaCl的培养基中，组织周围尤其是接触培养基部分发生褐变，但培养基中没有看到扩散的褐化物质。当温度升高时继代保存时间过长，也会发生此类现象。但这种褐变若采取适当措施或者愈伤组织适应了胁迫环境就不再发生了[3]。

2.2酶促褐变

目前认为植物组织培养中的褐变主要是由酶促褐变引起的，培养材料变褐主要是由伤口处分泌的酚类化合物引起的[4]。酶促褐变如同一般的酶促反应，其发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酶、底物和氧。引起褐变的酶有多酚氧化酶(PPO)、过氧化物酶(POD)、苯丙氨酸解氨酶等。从初次培养和继代培养过程中试管苗的褐变程度和PPO的活性来看，表明PPO活性的高低是引起培养材料褐变的关键。引起褐变的酶的底物主要是酚类化合物，按其组成可分成3类:苯基羧酸（包括邻羟基苯酚、儿茶酚、没食子酸、莽草酸等），苯丙烷衍生物（包括绿原酸、肉桂酸、香豆酸、咖啡酸、单宁、木质素等），第三类是黄烷衍生物（包括花青素、黄酮、芸香苷等），但并非所有的酚类物质都是PPO的底物。

在正常发育的植物组织中,底物、氧气、PPO同时存在并不发生褐变，是因为在正常的组织细胞内由于多酚类物质分布在细胞的液泡内，而PPO则分布在各种质体或细胞质中，这种区域性分布使底物与PPO不能接触。而当细胞膜的结构发生变化和破坏时，则为酶创造了与PPO接触的条件，在氧存在的情况下使酚类物质氧化成醌，进行一系列的脱水、聚合反应，最后形成黑褐色物质，从而引起褐变。

3褐变产生的影响因素

影响植物组织培养褐变的因子是复杂的，因植物的种类、基因型、外植体部位及生理状态等不同，褐变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3.1植物种类及基因型不同的植物和不同的基因型决定了不同的褐化程度。在组织培养中，品种褐化难易可能是与该品种中多酚类物质含量的多少及多酚氧化酶(PPO)活性的差异有关。

3.2外植体部位及生理状态外植体的部位及生理状态不同其褐化程度不同，同时，不同时期和不同年龄的外植体在培养中褐变的程度也不同。

3.3培养基成分培养基成分中的无机盐、蔗糖浓度、激素水平等对褐变的程度的影响尤为重要。另外，其pH值也与褐变程度有较大关系。

3.4培养条件温度过高或光照过强，均可加速被培养组织的褐变。不利环境条件都能造成细胞的程序化死亡，温度是诱导程序化死亡的主要因素[1]。

4防止外植体产生褐变的对策

从理论上讲,酶促褐变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加以抑制:一是除去引起氧化的物质——氧；二是捕捉或减少聚合反应的中间产物；三是抑制有关的酶。实际操作上，下列措施是被认为行之有效的。

4.1适当外植体的选择

取材时应注意选择褐变程度较小的品种和部位作外植体。成年植株比幼苗褐变程度厉害，夏季材料比冬季及早春和秋季材料的褐变要严重。冬季的芽不易生长，宜选用早春和秋季的材料作为外植体。王异星[5]用荔枝无菌苗不同组织的诱导试验表明，茎最容易诱导出愈伤组织，培养2周后长出浅黄色的愈伤组织；叶大部分不能产生愈伤组织或诱导出的愈伤组织中度褐变；而根极大部分不产生愈伤组织，诱导出的愈伤组织全部褐变。

4.2对外植体的处理

通过对较易褐变的外植体材料的预处理能减轻醌类物质的毒害作用。处理方法如下：外植体经流水冲洗后，在2-5℃的低温下处理12-24小时，再用升汞或70%酒精消毒，然后接种于只含有蔗糖的琼脂培养基中培养5-7天，使组织中的酚类物质部分渗入培养基中。取出外植体用0.1%漂白粉溶液浸泡10分钟，再接种到合适的培养基中。若仍有酚类物质渗出，3-5天后再转移培养基2-3次，当外植体的切口愈合后，酚类物质减少，这样可使外植体褐变减轻或完全被抑制。何琼英等[6]用抗坏血酸预处理香蕉吸芽外植体，能减轻外植体褐变，从而提高芽丛诱导率。

4.3适宜的培养基

培养基的成分与褐变程度有关，要考虑所选培养基的状态和类型。

4.3.1适当的无机盐浓度张妙霞等[7]在柿树组织培养防止褐变所进行的试验中，4种培养基的无机盐以改良MS(大量元素减半)和1/2MS的效果最好，MS的效果较差，结果证明低浓度的无机盐可促进外植体的生长与分化，减轻外植体褐变的程度。徐振彪[1]在对玉米幼胚耐NaCl愈伤组织的筛选表明，随NaCl浓度升高，褐变现象加重。

4.3.2适当和适量的激素王异星[5]在荔枝的组织培养过程中，培养基中添加1mg/LBA+0.5mg/L2,4-D时，愈伤组织较坚硬，增殖缓慢，易产生褐变。培养基中添加1mg/LBA+1mg/L2,4-D时，愈伤组织浅黄疏松，增殖也快。

4.3.3培养基的硬度在一定范围内，琼脂用量大，培养基硬度大，褐变率低[8]，这可能是培养基的硬度影响了酚类物质的扩散速度的缘故。

4.3.4培养基中水的硬度的影响硬度低的蒸馏水褐变率低,而使用硬度较高的自来水,褐变严重,甚至会出现褐变死亡[8]。这可能是配制培养基的水改变了培养基中无机盐的浓度,间接地影响了植物外植体的褐变。

4.3.5培养基的pH值在水稻体细胞培养中，pH值为4.5-5.0时MS液体培养基可保持愈伤组织处于良好的生长状态，其表面呈黄白色，而pH值为5.5-6.0时，愈伤组织严重褐变[9]。一般来说，酸性环境(pH值为4.5-5.0)不利于褐变过程的发生[10]。

4.3.6培养条件如温度过高或光照过强，光照会提高PPO的活性，促进多酚类物质的氧化，从而加速被培养的组织褐变。高浓度CO2也会促进褐变，其原因是环境中的CO2向细胞内扩散，细胞内CO32-增多，CO32-与细胞膜上的CO32-结合，使有效CO32-减少，导致内膜系统瓦解，酚类物质与PPO相互接触，产生褐变[11]。因此，初期培养要在黑暗或弱光下进行。

4.4添加褐变抑制剂和吸附剂

褐变抑制剂主要包括抗氧化剂和PPO抑制剂。在培养基中加入偏二亚硫酸钠、L-半胱氨酸、抗坏血酸、柠檬酸、二硫苏糖醇等抗氧化剂都可以与氧化产物醌发生作用，使其重新还原为酚[12]。由于其作用过程均为消耗性的，在实际应用中应注意添加量，其中L-半胱氨酸和抗坏血酸均对外植体无毒副作用，在生产应用中可不受限制。在水稻细胞的培养基中，添加植酸(PA)，可防止褐变，PA分子中众多的羟基产生抗氧化作用，使生色物质的含量下降或PA与PPO分子中的Cu2+结合，从而降低了其活力。陈学森等[13]在对植酸在银杏组织培养中应用的研究中也证实了植酸具有抑制多酚氧化酶活性的作用。

常用的吸附剂有活性炭和聚乙烯吡咯烷酮(PVP)。活性炭是一种吸附性较强的无机吸附剂，能吸附培养基中的有害物质，包括琼脂中的杂质、培养物在培养过程中分泌的酚、醌类物质以及蔗糖在高压消毒时产生的5-羟甲基糠醛等,从而有利于培养物的生长。粉末状的活性炭与颗粒状的活性炭相比吸附性更强，一般在培养基中加入1-4g/L的活性炭。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尽量用最低浓度的活性炭来对抗褐变的产生，因为活性炭的吸附作用是没有选择性的，在吸附物质的同时，也会吸附培养基中的其他成分，对外植体的诱导分化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14]。而聚乙烯吡咯烷酮(PVP)是酚类物质的专一性吸附剂，在生化制备中常用作酚类物质和细胞器的保护剂，可用于防止褐变[15]。

4.5进行细胞筛选和多次转移

在组织培养过程中，经常进行细胞筛选，可以剔除易褐变的细胞。在外植体接种1-2天后应立即转移到新鲜培养基中，能减轻酚类物质对培养物的毒害作用，降低抑制作用，使外植体尽快分生，连续转移5-6次，可基本解决外植体的褐变问题。

参考文献：

[1]徐振彪等.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的褐化现象.国外农学——杂粮作物,1997(1):55～56.

[2]符近.三种不同类型种子休眠萌发及马占相思种子老化过程的研究.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1996.

[3]傅作申，玉米耐NaCl幼胚愈伤组织的筛选及特性分析，长春农牧大学硕士论文，1996.

[4]颜昌敏编著，植物组织培养手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5]王异星.荔枝细胞培养的初步研究.暨南大学学报,1997,18(5)：84～85.

[6]何琼英等.抗坏血酸预处理阻止香蕉吸芽外植体褐变的研究初报.华南农业大学学报,1995,16(3):79～82.

[7]张妙霞.柿树组织培养防止外植体褐变的研究.河南农业大学学报,1999,33(1):87～91.

[8]金坚敏.水稻幼穗和成熟种子诱导胚状体时的有关因子探讨.植物学通报，1992,9(2):53～54.

[9]金坚敏.水稻幼稿和成熟种子诱导胚状体时的有关因子探讨.植物学通报,1992.

[10]王东霞等,如何对抗植物组织中的组织褐变，中国花卉盆景,2002,12:29～30.

[11]姚洪军,罗晓芳,田砚亭.植物组织培养外植体褐变的研究进展.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999,21(3):78～83.

[12]蔡金星等.不同品种梨多酚氧化酶特性及其抑制剂的研究.河北农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9,13(1):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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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是一种主要的社会能源， 带给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严重污染的土壤，恶臭有毒的河川以及数目庞大的废弃厂房。矿工们日复一日，进入地下采矿，常常不见天日，地面上的矿区只关注高效率的生产，废气排放、环境污染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矿工们的生活设施规划品质低落。工业区内的劳工住宅大多兴建在矿区和厂房的周遭。这些住宅主要是围绕煤矿开采而形成特定人口的居住区域，是煤矿城市在建设中形成的特定历史产物。

1 相关概念和特点

1.1 煤矿棚户区的概念和特点

棚户区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特定产物，是城市发展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最早意义上的棚户区大多是滞留于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城乡结合部，乘管理松散之际，自己搭建起茅屋窝棚，定居下来而逐渐形成的连片的“棚户区”[1]。

为了更规范地对棚户区进行管理，全国各省市对棚户区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城市居民棚户区改造的指导意见（试行）[2]对棚户区做出了这样的界定：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和独立工矿区内，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基础设施不配套、交通不畅、消防隐患大、环境脏乱差的集中连片平房和简易楼房。本文中的煤矿棚户区是指在煤矿区周围的工业区内形成的房屋质量差、人均建筑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交通不便利、治安和消防隐患大、环境卫生脏、乱、差的区域。

1.1.1 环境问题严重。煤矿棚户区围绕矿区兴建或者是建设在废弃的矿区上，煤矿的生产以及使用煤矿提炼钢铁的过程使土壤、空气、河流等被严重污染，居住区的生活污水只能排放在被污染的河流以及街巷和阴沟中，滋生了细菌、阻碍通行；居住区周围大多有因采矿活动造成的大面积采空区及塌陷地和废弃尾矿堆积的山体，生活环境极其恶劣。

1.1.2 基础设施缺乏。煤矿棚户区大多是简易矿工住宅，设计标准低，而且大部分家庭都是中低收入户，给排水、道路、小孩子的游戏场所、老人们的活动空间以及周边的医院、学校等公用配套设施均没有进行考虑。生活条件极差。

1.1.3 人口结构复杂。煤矿棚户区的居民主要是常年从事煤矿开采活动的工人及家属。煤矿开采活动是高危行业，单亲母亲是煤矿棚户区主要的人群之一，上了年纪却无法保障基本生活保障的老年矿工也比比皆是，加之城市管理对煤矿棚户区的约束力相对不足，使得棚户区往往成为犯罪嫌疑人的藏匿之处，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1.1.4 房屋质量差。煤矿棚户区住宅新建时就只是急就章，品质低落，经过数十年的历史，导致这些住宅属于维修，无法施工进行修补，在阴雨天气，只能用一些油毡及塑料布应急。

1.2 煤矿棚户区景观规划的概念

煤矿棚户区的景观规划与其它居住区的景观规划相比，煤矿棚户区景观从其出现、发展到最后演变成一种特定的社会格局都与其所在的环境和区域，和采矿活动密切相关，其所服务的特定人群、所处的环境都与矿区的繁荣与衰落、与国家和地方政策息息相关。它所属的环境被各种人工矿业的以及所充斥。由此可见，与采矿活动高度相关性、矿区景观结构、功能及景观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的关联性、以及服务人口的既定性是煤矿棚户区景观重要特征和主要考虑因素。

2 对现有煤矿棚户区景观规划的建议

2.1 满足社区功能，体现邻里互动

一个住宅区应该不只是排列整齐的公寓或房子，它必须要像一座小城市、一个社区，也就是说，一栋住宅需要有社会群体的组织，人人守望的功能。在做煤矿棚户区景观改造的同时，我们应该要让房子的居住者，不管男的、女的居民间彼此能够交谈。煤矿棚户区的居住者大部分是矿工，矿工长期工作于不见天日的矿坑中，因此棚户区的景观改造应该要非常强调明亮的户外空间与邻里生活，并且在同一个煤矿中相互扶持地工作，使得大部分矿工之间都已熟识，在煤矿棚户区设计规划时，应该使使煤矿住宅区内的邻里感情，得以更自然地交流，相互之间的感情更为融洽。

2.2 因地制宜，尽量保护未开发的土地

现在城乡建设的居住用地越来越紧张，新的棚户区规划，应尽可能地在原有地基上进行改造，尽量保护未开发的土地。可以将原有的煤渣山和矸石山，经过生态手法的改造，变成景观公园或者是居民可以游玩的风景景点。结合植物造景，形成居住区内的休闲绿带空间。污染的土地的厚度，可以完全铲除并焚烧掉，再回填土壤并压平，做住宅的建筑基地和绿化基地。原有的煤矿土地要进行合理利用，重点要阻止雨水经由还有残毒的土壤渗入基地，做防止周边雨水渗入的设计，或者进行雨水循环系统，节约用水。在道路铺装上，尽量使用让雨水下渗的自然铺面，降低人工铺面对都市环境所产生的热效应。

原有的煤矿塌陷地可以用做景观环境中的造景点，运用生态手法制作成水池，满足棚户区亲水空间的同时，使建筑景观大为生动，降低环境污染，并且改善环境。总之，在进行棚户区规划时尽量做到因地制宜，保护未开发土地的同时，尽量改善原有的环境。

2.3 以人为本， 满足不同层次需求

煤矿棚户区的居民结构复杂，矿工收入保持中下水平，虽然全国各地对煤矿棚户区的改造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是在整个棚户区的景观改造中，只是简单地修建一些基础的生活配套设施，并不能立足在各阶层矿工家庭角度上来考虑问题，在煤矿棚户区中，需要特殊考虑的最主要三大社会人群结构为有小孩的家庭、单亲母亲和年老退休的矿工。

在煤矿棚户区的改造中，笔者认为在居住区的设计和规划时，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人群来进行建筑群体和空间的划分，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有小孩子的家庭，我们的终极关怀应该是小孩子的幸福快乐。在景观改造中，我们要以孩子的安全为前提，在社区的每个空间，可以让小孩子在一起自由自在的游戏，楼层与建筑之间可以让小孩子们相互分享。在这个区域之中，在建筑外墙的使用和铺装及小品的使用上，我们可以根据小孩子的行为和心理来进行设计，为孩子提供友善的环境。

2.4 运用自然材料，强调生态复育

大部分的煤矿棚户区建在矿厂周边，方便矿工们的生活，矿厂周边的自然环境在采矿炼钢等一系列活动的影响下，环境自然恶劣，在进行煤矿棚户区的修建时，应该尽量避免新的材料形成新的污染，并且尽可能地通过建立新的环境，来改善现在的生态环境。所以在棚户区的景观设计中，应该尽量采用自然材料，这样一来，旧的环境和新的环境都容易恢复成自然状态。在植物的选择上，也尽量不要使用高大的外来树种，尽量采用本地树种，尽可能多的种植抗污染和可以化解污染的植物，在整体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自然生长，给周边的环境一段生息修养的时间，在人类的保护下，让我们的环境找回其本来的面貌。

2.5 多采用高密度低层居住模式

虽然煤矿棚户区其所处地理位置大多处于郊区或者是煤矿资源丰富的乡下，但是在我国现代城乡住宅的建设中，土地紧张尤为显著。对于棚户区中居住人群结构分布考虑老人和小孩子的需求来说，低层住宅模式更适合小孩子和老人。综合两方面因素，高密度低层住宅建筑以组团方式排列，可节约更多的土地，还可以给人们带来亲切舒适的私人住宅。

3 结语

近年来，各省市在国家政策的宏观指导下，对煤矿棚户区的改造制订了一系列的改造，但是要使煤矿棚户区的景观改造达到真正宜居，真正的以人为本，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因此，我们在进行煤矿棚户区的景观改造时应该更多地立足于现实基础，更多地关注各阶层人的真实需求，加强景观的生态恢复性，从改善棚户区景观的基础上入手来改善矿厂周边的环境，从整体的景观规划上做到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域特色创造景观。为棚户区居民提供安全、舒适、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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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复杂的研究对象

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环境史学之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都非常复杂。

环境史学中的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决不能恣意妄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既然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围绕利用自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环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免费论文

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义，“地球表面是指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既然环境史学家要把自然重新写入历史，那么，他们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应该涉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局部的人为干预往往会牵一动百，其后果人类根本无法预料。在对待野生动物方面，美国就留下过惨痛的教训。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猎杀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灭绝，而狼则开始以牛羊等家畜为捕食对象，人们则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杀狼群，甚至在国家公园里也没有了狼的踪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们才懂得珍惜，人们渐渐发现了狼的存在对于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可贵。狼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而且捕杀的往往是老幼病残的动物。对公园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伤害的鹿中，有58％是6岁或年龄更大的鹿，而这个年龄组的鹿只占鹿的总数10％。这个事实说明了，狼所要消灭的正是应该消灭的部分。这些鹿大都已经老了，病残了，丧失繁殖能力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资源。消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强壮了鹿的种群和保护了鹿的食物资源，对其他的草食动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猎物时，总会剩下骨头等残渣剩屑。而这些也都不会浪费，会成为狐狸、秃鹫、鹰、乌鸦等的食物。没有狼以后，这些动物就很难度过冬天。所以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黄石公园若没有重要的肉食动物，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除此以外，狼的灭绝也导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目就约有3500头，数量已经有点过剩”，它们“经常跑出公园骚扰私人牧场，不仅破坏牧场的围篱，牧场主人更担心野牛身上带有的‘布鲁斯杆菌’影响牲畜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公园管理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以每只20多万美元的价格从加拿大引进了一批灰狼，通过自然的食物链，来达到控制野牛数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国国家公园》，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环境史学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支离破碎，对人类行为的后果缺乏整体认识有直接关系。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一叶障目，顾此失彼。美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阅读经济学家、林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报告时，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所谈的竟是同一个国家。专家们的行动往往都体现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师们接二连三地修建水坝，但却很少注意上游地区的耕作习惯和滥伐林木的情况，而这些会影响河流的含沙量并决定水坝的寿命。农业经济学家利用精细的计算机化的模式去设计远期的地区性粮食生产方案，却没有注意到作为根基的土壤质量的不断恶化和被毁从而频频发生水灾等问题。水源专家在沙漠边缘开凿水井而没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规模，造成过度放牧，并产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须在农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树护林的林业管理员，只受过植物学和造林学方面的训练，而没有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种上才几个星期的树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坏。”（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丧失——环境压力和世界粮食前景》，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社会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识，这与条块分割的学术体系有很大关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观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而10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诺则提到，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它们分别以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为代表，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在飞速前进，但不知会将人类带往何方。人类内心的困惑、迷茫与紧张就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注：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人类在战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关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导报》1994年第3期，第40页。）。环境危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任何单一的传统学科在危机面前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就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需。恰如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独有的研究领域，没有哪一门学科足以为探讨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触交往提供一种恰当的、独一无二的认识论；也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宣称它专以环境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学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门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行政学和地理学。其中每一门都能为某些特点的课题提供线索，此外更有许多广泛的范围，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和对话。”（注：萨利·M. 麦吉尔：《环境问题与人文地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页。）

自战后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研究与教育计划。国际生物学规划(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开始执行，它重在研究各类生物群落的结构功能与开发利用。人与生物圈计划(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它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的影响，为改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培训及信息交流，为生物圈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各国自然资源的管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此外，大型的环境跨学科合作项目还包括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环境变迁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开始执行，旨在探明全球环境变迁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则力求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关学科的影响

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就更深刻明显。

生态学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影响自不待言。而在美国以外，环境史多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至于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则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环境史与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联系，可以参阅梅雪芹等学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经撰文指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史虽然都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侧重点及研究角度则存在差异，这几个学科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注：梅雪芹：《环境史学论纲》，《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载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见解。考虑到学界已有的成果，这里仅简单介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

环境史之所以要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双重命题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韩德强：《经济学是什么？》，《读书》2001年第2期，第34—35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就使环境史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环境史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具有共同的希腊语词根oikos，该词根都与“家”有关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园的科学，生态学侧重于家园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则处理“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强调资源的稀缺和总量有限，这与生态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在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农业是财富唯一可靠的来源”（注：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则担忧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注：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页。）。从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经济的规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恰如自然系统演化不断趋于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尔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但经济学与生态学对待人类—环境系统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人类征服自然就是实现了人类的使命”，而生态学强调“极限而不是不断增长，强调稳定而不是不断开发”；在时间尺度上，经济学“注重资本的周转，而生态学则要考虑生态系统和有机体的演化”（注：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从世界观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比较乐观，而生态学家则往往比较悲观。经济学家乐观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相信市场和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市场会自主调节资源分配，而科技能够不断发现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资源，因此增长没有极限。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著作。而生态学家则立足于自然提供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认为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在有关科技作用的现实争论中，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巴西环保运动之父”卢岑贝格就大量介绍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争论。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学专家)曾在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说到：“如果我们科学家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简单地发明出你们所要的技术时，您会怎样？”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与发明并生的还可能有负面问题。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认为金钱和市场万能，他说：“我会付给您双薪。”还有一次，卢岑贝格在参加有关能源危机的会议时，一位工程师批评环保主义者“对于市场巨大威力一无所知”，这位工程师同时声称，“如果可以卖得好价钱，石油是可以从我们的烟囱和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产出来的。”（注：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页。）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在和生态学家的争论中胜出，尽管政府和公众接受了生态学家的一些建议，但前提是不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代价。经济增长依然被作为判断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经济学家受到更多拥护的理由还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强加的代价则主要是未来的”（注：小约翰·B. 科布：《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环保工作在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传播和弘扬环境意识方面，在说服公众自觉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规范言行方面，环境史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史受社会学的影响也很明显。这首先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都涉及整个社会和一切人类行为，从这一点看它们必然是知识的伙伴。我们可以视社会学为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着重概括社会结构；历史学是研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着重探讨其间的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变迁寓于结构；结构包含变迁”（注：彼特·勃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渊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页。）。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地依靠社会调查这种手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础上，探寻一般规律，提出理论分析模式。这恰恰可以为历史学取长补短。

其次，环境史与社会学的联系，还在于社会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一般地讲，“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宏观(结构的)及微观(社会心理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社会的一切体制作出综合性分析。为了对社会诸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社会学家必然要对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提出许多问题”。但社会学的人类中心倾向，又使社会学家往往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机制。社会学对这一传统观点的突破，部分体现在社会学内部衍生出的一个新分支，即环境社会学。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至少在当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趋向于失衡，经济扩张引起的生态破坏还在加剧，解决环境危机，需要人们改变对环境的传统观点（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页。）。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注：《环境社会学研究纵横谈》，《中国环境报》1988年9月15日。）。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注：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67页。）。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注：唐纳德·沃斯特：《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怀特：《土著印第安人与环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载W. R. 斯瓦格蒂：《学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怀特：《环境保护主义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载康韦、凯尼斯顿、马克斯：《土地、空气、火和水：对环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2003年版，引言，第xiv页。）。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注：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注：周大鸣：《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鸣：《我们从历史走来》，周大鸣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注：唐纳德·L. 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一贯重视，及其或然论主张，使人类学与环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对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功不可没。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环境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推动的。尽管美国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继续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维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环境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其次，人类学流派众多，其宽广的研究视野对环境史学也有较多的启发。文化生态学强调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着重研究技术、人口、能源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态人类学家则将生态系统、生境、栖息地、适应等生态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历史生态学则通过景观变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态。而人类考古学则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围内人对古代环境的影响，对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化、城市化、集约化生产、传染病、气候波动和火山爆发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会和文化生态学对环境史的贡献则在于人种学和历史分析，它研究的问题包括土著的自然观、自然的文化建构、人类影响的第二自然、长期适应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政治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注：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引言，第xiii-xiv页。）。最后，人类学对扩展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也很有帮助。尽管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一直局限于对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研究，这与真正的环境史还距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著作，对环境史学家开阔思路而言，应该有很多帮助。另外，在印第安人与环境这一研究领域，尤以人类学家的贡献最多。

政治学与环境史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环境政治史得以充分体现。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史学家都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美国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层面之一。在美国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是由于，环境史是在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直接产生的，所以环保运动本身，以及环保运动的前身，包括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环境保护主义使环境史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使环境史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其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在于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个政权要得以稳定，就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长期急剧恶化，人民衣食无着，那么就很难维系政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难实现。在历史上，因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政权和文明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环境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近年来，环境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再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因为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国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服务职能的强化。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暴力冲突新根源的形势面前，在环境外交领域，民族国家在捍卫自身环境权益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环境法令、环境外交都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关注。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环境史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历史学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变化，“可能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难以察觉，但有时又相当突然，会在几年、几个月、几小时或几分钟内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往往很少出自单个的事件，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研究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学者指出：“求助历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贡献……因为各个系统都处于演变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便不能只从时间的某一点上着眼，哪怕关于某一系统的演变的大量数据只能在某一特定时刻收集到。只有联系过去的情况，才能对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缓慢的演变过程，或其生态系统中的后果要在几个月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要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研究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但是如果要获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史。”（注：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论人与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页。）

三、史料利用范围

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注：李良玉：《史料学片论》，《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第55页。）。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环境史学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讲授环境史时，他就认为，景观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所以他鼓励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注：纳什：《环境史概况》(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赫伯特·巴斯：《美国史研究概况》(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页。）。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历史上发挥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们必须经常走出议院、育婴室和工厂，出门在田野、森林和开阔地带漫步”（注：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沃斯特最近还提到：“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注：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11页。）这两位权威学者都意识到，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景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的环境变迁史。在环境变迁研究中，“断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各种环境变化过程和环境事件，只有将其置于时间标尺之上才有确切意义，也才能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在实际工作中，树木年轮、孢子花粉是环境史学家从事断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树木年轮学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来观察较长时期内影响树木生长的外界因子的变化。年轮是树木生长的“年谱”，“它不只记录了树木自身的年龄，还记载下环境和气候等综合外界因子对树木生长的影响，如光照、水分、温度、土壤条件及生物之间的作用等。现在研究还表明，树木年轮可记录环境污染及大气成分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注：刘宏颀：《树木年轮——环境气候的档案》，《植物杂志》1993年第4期，第38页。）。因此，树木年轮通常被人们称为过去环境变化的“记录器”（注：马利荣、卜春林：《树木的历史“档案”——年轮》，《科学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页。）。

树木年轮分析的成果在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巨松的年轮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大平原地区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循环交替，每隔35.7年，这里就会出现持续时间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约每隔55.6年，就会再次发生持续时间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尘暴：农业和社会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页。）。又比如通过分析树木的年轮和过火后树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晓历史上该地发生林火的具体年份。另外，树木的形态也能反映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树冠特别巨大的古树，它所在之处以前应该是草原或比较开阔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区的树木，一般树冠较小，而且集中在树的顶部；那些长出丛丛新枝的树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孢粉。孢粉与植物的繁殖有关，每一种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样。由于孢粉外壁坚固，能耐高温高压和强酸强碱，因而孢粉在地层中能完好地保存亿万年之久。同时它体轻量大，在几乎所有地层中都有保存，因此，通过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复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古地理和古生态（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页。），重现自然的沧桑巨变。孢粉分析已经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用于“确定考古遗址各文化层及地层的年代；了解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状况，如农作物起源及其扩散”（注：姜钦华：《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的结合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页。）。

迄今为止，运用孢粉分析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孢粉学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并表明“在侏罗纪以前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仍然一体相连……两大陆块自侏罗纪以后才开始开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欧亚大陆在地质历史上长期分离，直到早第三纪印度板块才与欧亚板块相碰在一起”（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页。）。此外，在发掘美国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萨勒堡垒南约24公里处遗址时，考古学家通过花粉分析，断定该遗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结果发现，以藜科和苋属花粉占优势，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层上部显著增加，并在几个层位中发现很多玉米花粉，证明在公元1200年后当地居民由原来的狩猎生活逐步转变为栽培种植的经济”（注：周昆叔、严富华、叶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页。）。

除实物史料外，环境史学家利用更多的还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兴叹。美国学者惠特尼将历史生态学的史料分为文献资料、图表资料、统计数据系列、手稿四大类，他列举的资料对环境史学者说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0页。）。

关于美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记载大量散见于有关的探险日记、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区手册等文献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比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战后以来，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注：罗伯特·唐斯：《美国印象：新大陆的海外来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加罗德·科尔：《美国漫游：从航海发现到现在，报刊游记文章汇编》(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约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观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弗兰克·弗赖德尔：《哈佛美国历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奥拉尔·科德：《游记里的新泽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泽西州梅塔钦1972年版；罗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叙说美国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韦尔：《来自旧边疆的声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费城1949年版。），为使用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

探险日记、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们了解过去的景观，但在利用时，却不能不仔细甄别。因为这些文献有一些缺点：许多叙述相互矛盾，掺杂着大量对自然的偏见。许多新大陆的宣传手册渲染北美大陆的富饶，以吸引移民前来开发北美大陆。许多西去的移民是沿着已经开辟的路线前进，他们沿途所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途经地区的全貌。一些来自欧洲开阔地带的移民则夸大了森林的面积。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飓风，但他们究竟是有感于难得一见或是触目皆是，现在则不得而知。

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博物学者和生态学家留下了许多科学考察报告。早期的博物学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尔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兰(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经意识并记录了拓殖带来的生态变化。在19世纪末生态学出现以后，许多生态学家力争在开发之前将保存尚好的景观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对从事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学考察报告，可以参阅马克斯·迈泽尔：《美国自然史书目：开拓世纪，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纽约1967年版。有关美国各区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态，则可参考埃玛·布朗：《美国东部的落叶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费城1950年版；埃塞尔·米勒：《俄亥俄湾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纽约州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奥尔巴尼1941-1942年版；C. 达林顿：《栽培植物染色体图册》(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伦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书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纽约1955年版；保罗·里泽：《伊利洛伊植被：书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马文·罗伯特、罗纳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关该州植被的研究生论文题录》(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在统计数据系列中，《美国联邦人口统计》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常用的资料。美国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1840年美国第6次人口普查还对各地方县的农林产品输出进行了统计。而从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还统计了单个农场的熟田、荒地、庄稼和家畜的数量。这些资料大都由各州图书馆、档案馆和历史协会保存。从1925年开始，人口普查的间隔由10年缩减至5年，由此就能够提供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此外，从1928年开始，美国林业局周期性地对美国林业资源进行统计，并不断更新。这些数据已经被用来绘制以县为基础的全国树种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