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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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9-0136-01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经历了从起步――发展――繁荣――衰落的过程，其中科学技术的理论思想是如何体现的，其对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等问题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从实践意义看，将中国传统的理论思想精髓灌输于科技发展中，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趋于繁荣。国内外众多科学家对我国科学技术的理论思想作出肯定，传统科学思想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得以世代传承。

一、儒家思想

根据对中国古代的医学的分析来看，汉代的董仲舒学说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黄帝内经》中包含了儒学的“天人合一”观念......直至目前，我国医学也保持着传统的理论思想，即阴阳、五行、气、灸等等。为什么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的理论思想体现了儒学，我们从以下角度分析。

1.促进作用

（1）儒家思想讲求“仁”、“义”，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去做有益于群体的事情，这就激发人们通过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来创造便利的条件从而达到此目标。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的医学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儒学的发展使非常多的仁人志士走上了医学的道路，比如李时珍，因为科举考试成绩不理想而开始学习医学，并专攻医学。[6]受儒学的影响，大批的人们开始钻研医学，广泛吸收天文学、地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学说精髓来丰富拓展医学。

（2）注重实用性是儒学的另一个特点，孔子曾经多次提出，要学以致用，用之于实际，观察其实效。比如，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四大学科的天文学、数学、农学和医学，无一不体现了对实用性的重视。天文学与群众的日常生产活动有些密切的联系，数学则追求实用的计算技术，农学离不开农业的生产实践，医学要通过医生与病患的沟通中得到发展。

（3）孔子所提倡的对教育的重视在推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开创的私学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规模逐步扩大，从城市中心到乡村都能体会到教育事业的繁荣。儒家学说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开化，给予了人们进行科学技术创造的理论条件，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培养出了大批科技精英，使一系列的科技研究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2.阻碍作用

作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思想中的重要思想之一的儒家学说在推动其不断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对其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1）儒家学说中的“重理性”思想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思想中得以体现。儒家学说中的“理性”指一切遵循本源，不能违反原则，要顺应事物发展的趋势。这便使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轻逻辑，便理性。纵观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大部分都是理性的产物。比如，讲究“阴阳”的医学便只能意会，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医学巨著的内容大多都是经验多得，体系非常杂乱，缺少逻辑分析。[6]在后期科学技术堕落的探究原因中，“重理性”便成为了导致其结果的原因之一。

（2）缺少批判精神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停滞不前，虽然尊经崇古的思想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消极作用也不容小觑，科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科学理论的不断突破和进步，而一昧地讲究尊重古书会局限人们的思维，使人们缺少对理论的批判，从而阻碍了其持续地发展。

二、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道家的科技思想是道家科技思想的重要M成部分，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深远，道家学说对天地运行规律的探讨以及对医药学的贡献等等在古代科学技术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在这里对其进行简析。

（1）道家学说对天地万物的运行进行了自己的探索，比如，在《淮南子・天文训》中，道家学说对风雨雷电等自然天气的变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表达了对其规律性的认识。在《庄子天运》中，道家学说对宏观的万物运行进行了哲学思考等等。这些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成果的出现无一不在向我们阐述着，到家学说在改变人们固有的对天命论的认识，从天地的运行中主动找寻规律，这对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道家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向人们的生老病死提出挑战。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历代君王对炼丹术如痴如醉，而炼丹术则体现了道家学说对化学的研究。比如在《周易叁同契》一书中，记录了详细的制炼丹药的理论和方法，道士葛洪说明了“铅”的可逆等等[3]。这些理论在现代都可以被证实并用化学方程式表达出来，当时道家学说对于化学反应的分解和化合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3]这无疑推动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

（3）道家学说将人看做由形气神三部分构成的系统，由此基础上发展了医药学，被后世称为药王的孙思邈对此学说十分推崇，他在道家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写出了许多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重要的著作，比如《保生铭》、《存神炼气铭》等等。可以说，道家学说奠定了中国医药学的理论基础。[3]

结语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体现的理论思想与当时我国奉行推崇的各家学派密切相关，通过本文的分析，汲取了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理论思想对其进行解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些理论思想的影响，而该理论思想对古代科技的影响有利有弊，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冷静地分析。在当今的科技发展中，根据经验，吸取教训，扬长避短，继续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袁运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貌及其特征[J].历史教学问题，2002，06：22-28.

[2] 刘旭.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伦理思想[D].大连理工大学，2004.

[3] 周银华.中国古代道家科学技术思想探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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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也就是科学技术的某一历史显著特点，我们应该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它是确定中国近代科学史分期界线的重要依据，如果我们不能够充分了解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中每一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我们就不能够为确定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分期界线提供依据。其次，在进行中国近代科学史分期界线的确定工作时，我们应该充分地考虑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服务，通过不断改进相关的生产技术来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它相对于社会史中的其他因素而言更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要进行中国近代科学史分期界线的确定工作，我们就要对近代中国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行了解，为分期界线的确定工作提供更多明显的依据。最后，要进行中国近代科学史分期界线的确定工作，我们还应该了解中国近代相关的文化史、经济史以及政治史。

1.2参考传统科学的相关成果

我们在进行中国近代科学史分期界线的确定工作时，不能够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孤立，因为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以传统的科学技术为基础和前提的。传统科学技术对近代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而传统科学技术的相关成果更是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只有充分地认识到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密切关系，才能够确定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分期界线。

1.3结合世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我们在进行中国近代科学史分期界线的确定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到世界科学技术对我国的影响。因为世界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着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首先我们要考虑到我国近代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特点，然后再进一步分析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在接受世界科技洗礼之后的发展状态和特点。

二、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的分期方法

2.1确定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的时间上限

我们要确定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分期界线，就必须参照我国传统的科技发展情况，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分期界线必须是中国科技发展的转折点。而就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来说，1582年是对全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一年，这一年实现了由中国古代科技向中国近代科技的转变，使中国的科学技术真正走向了世界科技潮流之中。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还并不能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缺陷，17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像欧洲的科技革命一样对社会的各阶层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没有像欧洲科学革命那样去注重发展数学和物理学科。新的科学知识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和宫廷中传播，其传播的范围非常有限。

2.2确定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的时间下限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的时间上限是明确中国古代传统科技到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分界，而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的时间下限则是中国近代科技到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分界时间。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时间下限的确定要联系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特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向现代科学技术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体制化的完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体制化是指中国的社会事业形成相应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的过程，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由职业的科学家形成具有共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往的科学家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具有共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研究科学的社会大环境特别不适合做科学技术的相关研究工作，而由职业的科学家形成具有共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则大大地改善了这一大局面，可以说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重大的事件。第二，科学活动的功能、价值被社会所承认。这一点对于科学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社会对科学活动的功能、价值的承认能够大大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科学技术建立了与社会其他部分的协调关系并保持自身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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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科技伦理思想出现的历史条件

封建社会中生产力缓慢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我国古代的许多重大发明传到欧洲后，促进了欧洲经济文化的发展。从14、15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因素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富裕的手工业主把贫困的手工业者变成资本的附庸，逐渐办起了集中劳动的手工工场，这是最初的资本主义经济。航海业的发展促进了地理学的进步，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知的地域。掠夺殖民地的罪恶活动从此开始，但也带动了天文学、大地测量学、数学、力学等学科的进步，是科学家们在地质、气象、动植物等领域中收集到了大量的资料，也促使技工们在纺织、造船、机械、采矿、冶金、钟表等生产部门致力于改进技术的研究。生产技术的提高又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工场主、商人等新兴的资产者也就不断从这里产生并成长壮大起来，他们的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于此相反，手工业行会日益瓦解，封建制走向衰亡。资产阶级展开了夺权斗争。这反过来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量变必然引起质变。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技术，这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发生了近代科技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始于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主要标志。第一次技术革命虽然得益于生产的推动，但科学的威力已初露端倪。到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科学对技术与生产所起的巨大作用才显著地表现出来。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主要标志是电力的广泛应用。第二次技术革命，实际上就是运用经典电磁理论，来解决历史提出的日益广泛的各种技术问题。它表明，在生产与技术推动下产生的科学理论，反过来又可以走在生产与技术的前面，对生产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起重大的指导作用。

资产阶级同没落的封建贵族根本不同，十分重视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资本家要赚钱，要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就必须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需要改进生产工具与技术设备。为此，他们采用重金悬赏、高额奖金等各种手段，来鼓励科技人员进行创造发明。这样，一批致力于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便应运而生，各种倡导科研的团体也相继出现。科学技术事业从此成为一种公认的高尚和豪迈的事业。随着社会生产分工的扩大和科学技术分支学科的增多，科技人员的队伍日益庞大，他们的相互关系日趋复杂。这些不同于古代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条件，必然会产生新的科技伦理思想。

二、近代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近代科技伦理思想不仅不含了古代优秀的科技伦理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批判没落阶级的伦理思想和总结科技人员道德实践经验等途径，还形成了一些新的科技道德观念，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重视科学技术对道德进步的推动作用。在古代，尽管有些思想家能够从知识与道德统一的角度来研究科技伦理问题，但由于缺乏发展的观点，并没有明确地提出科学技术能够推动道德进步的问题。相反，没落剥削阶级的思想代表却武断地认为，技术进步会使人道德堕落，因而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这种阻碍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尊重科学知识和科技专家，给以较高的荣誉与地位。在古代，就整体来说，大多数上层统治者或其思想代表，均以技术活动为耻辱，视工匠为贱民。为此，近代科技伦理思想是从提高科学的地位，使它摆脱神学婢女的角色，提高人的地位使他摆脱皇族的奴仆的角色开始的。新的科学技术替资本家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也给整个社会生活射进了新世纪的曙光。经过对以往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思索之后，劳动阶层也逐渐欢迎它的进步。这使科学技术与科学家、技术专家们的地位大大提高。

第三，大胆实验，勇敢创新。古代知识分子大都迷信经典，轻视实践，抱守残缺，还自誉为“遵循古训”。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知识分子大都钻研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不敢违背孔孟、朱熹等人的遗教。他们热衷于功名利禄，无意于百工技巧。这是我国在明代以后科学技术从宋元时期的高峰上跌落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彻底改变腐朽作风，面向世界，大胆实验，破除迷信，抛弃陈规陋习，才能把科学技术向前推进。

在历史的新时期，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推动着科学家们摆脱陈旧的道德信条的羁绊，大胆地进行各种探索，他们或在夜深人静时独自观察星宿、天体，或蜷身在实验室里搞化学、物理实验，或到人迹罕至的地方进行科学实验，或运用逻辑思维方法对收集到的感性材料作抽象概括，终于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做出了一项又一项重大发现。在向科学进军的征途中，许多科学家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四，提倡自由研究，崇尚平等交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以后，封建社会的人身隶属关系或依附关系逐渐被废除，科学技术普遍商品化，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显著提高，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人格独立。这时，他们大都不以受命著述为荣，而以自由研究为幸福。分散在各处独自探索的科技人员，很需要彼此交流思想观点与研究成果，传递与获取信息。于是，适合这一需要的学术团体应运而生。

近代科技领域群英辈出，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古代的新的道德榜样。这些科学人物学识渊博、意志坚强、明智勇敢，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愿意献出个人的一切。科学上的英雄作为理想的人格要具备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不迷信盲从，在知识的高度上达到极致，即达到对自然认识的最高阶段；二是在个性和道德的完美程度上达到极致，即达人格完善程度的最高阶段；三是能够不断磨练和提高自己。为了真正成为科学英雄，在知识上和道德上达到最高、最完善的境界和道德上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一，就必须经过长期的磨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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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在科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层面有着一定的优势,而在技术层面的弱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近几十年来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中医现代研究过程中,没有充分按照中医学理论观念去发展中医现代技术,使得目前中医临床诊疗技术存在着要么几乎停留在原来的水平,要么脱离了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等,没能有效地促进中医学术进步和中医诊疗的能力及水平的发展,导致中医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十分缓慢,这也是制约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1  技术在中医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从社会发展上看,所有关于发展的理论都承认技术变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如何评价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个十分复杂的工作。有学者认为,“技术是社会过程之一；它一方面是技术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或过程。社会由技术变革定形,反过来,技术变革又受社会影响。有人设想……(技术)只是在人不想控制它时才失去人的控制。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既由那些它决意优先应用和发展的技术来决定,也由那些它所创造的技术来确定”(萨洛蒙,1981年)。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与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事业；而技术是为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法、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由此,技术包含了手段、方法、工具和应用规则几个方面。有人也将技术划分为软技术和硬技术。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人类在判断科学和技术进步时,往往以所运用的生产技术的物质手段为依据,即以硬技术为依据。换言之,就是以物质手段为依托的技术往往是判断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对于具体学科而言,有的学科长期没有进展,其根本原因是技术上的创新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一门学科、一个领域,抑或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互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明显。在这种大趋势下,注重在中医科学原理下,融合现代适用技术,发展中医现代技术,是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更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从医学发展的角度看,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医学技术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学赖以实现社会职能的物质手段。医学技术具有常规技术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特点,它的研究、发明、应用与推广是医学科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标志。医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对医学发展和医疗实践的能力和水平具有直接和重要的影响。人们一般将医学技术硬件看成是医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对于医疗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的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以来,在医学技术的价值导向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现代医学也因此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层次上,从客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上,认识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揭示疾病诊断、治疗及预防的规律,寻求更为精确、便捷、有效的诊疗手段。从中医学历史发展上看,中医学的产生并不是从理论开始的,而是从原始的、朴素的、简单的治疗手段开始逐渐积累、总结、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祖先通过不断实践和创造,历经数千年演变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医独具特色的诊疗技术与方法。从砭石到九针,从神农尝百草到丸散膏丹汤饮酒露的制剂技术,从推拿正骨手法到小夹板的应用,从三部九候到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都是时代的创造,都是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的医学领域的领先技术。几千年来,直至18世纪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医学就是依靠这些技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没有这些独具特色的中医诊疗技术与方法,中医的理论观念就无法在医疗实践中体现社会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中医学的优势是通过中医技术来体现,也将通过中医技术发扬光大。

2  影响中医技术发展的因素分析

  　  近50年来,中医行业和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中医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特别是在脉象诊断技术、舌象诊断、经络诊疗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甚至有些技术的研发被列为国家的科技计划项目。经过近50年的努力,取得了20余项中医技术成果,到目前为止,已注册专利的中医技术与仪器共100余项。但目前在中医临床所应用的诊疗技术几乎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所研究开发的现代中医诊疗技术没有被行业认可并得到推广,大多数只能停留在单纯成果或专利的状态而束之高阁；没有攻克一批对中医现代化发展带动性大、覆盖面广、关联度高的关键技术及其配套集成技术,影响了中医学术的创新和发展,影响了中医优势和特色的发挥,影响中医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影响了中医在中国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中作用的发挥。分析其历史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2.1  尊古尚古的传统观念影响了中医技术的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人立论的习惯是言必称尧舜,言必称三代,法古、崇古、尊古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素养。在这种传统的熏陶下,中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言必称岐黄,法必尊仲景；加之传统的“师承授受”教育模式,导致中医从业者在尊崇传统的社会心理基础上,更加崇拜和维护“恩师”的技艺水平,并以能达到恩师的境界水平为追求的目标。这种尚古思想和习惯本无可厚非,但正是这种极端尊重传统的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了创新和发展欲望的萌生,影响了技术的发展。

2.2  中国古代“学”与“术”不分和轻视技术的观念影响了中医技术的发展

  

中国古代“学”与“术”不分和轻技术的观念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①中国古代“学”与“术”没有明确的分工是十分明显的。凡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便什么理财司法都可作得,但凭你个人的心思手腕去对付就是了。②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技术,如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但是这些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的,而不是基于科学理论或原理而发明的技术。而且，无论是打铁、炼钢、做火药、做木活、做石活、建筑房屋、桥梁,以及种种的制作工程,都是靠工匠心心传授的“手艺”。换言之,技术(手艺)源于经验的积累,传授也靠口授和弟子们在实践中的经验再积累。③自古以来,人们在观念上是轻视技术的,是“奇技巧”。因此,便使其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而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在这种环境下,中医的诊疗技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是可以理解的。

2.3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较强的实用性影响了中医技术升级

  

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本身特点看,虽然理论性不强,但偏重实用,而且大多技术具有以不变应万变、一专多能的特征,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能够应对实际中的任何问题,不需要有新的替代技术产品。如起源于周代,一直很让中国人骄傲,并将其视作先进象征的筷子(箸),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但从科学发展角度来看,筷子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不含任何复杂的工艺技术。可这种虽然简单、原始的筷子,直至今日仍然是能够胜任国人饮食所需的主要工具。

   

中医的诊疗技术也是这样,无论舌诊还是脉诊,无论针灸还是推拿,几乎亘古未变,仍然是中医医疗实践中的主要而且是有效手段。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这种较强的实用性和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医疗实践的需要,但客观上也影响了中医技术升级。

2.4  软技术的特性限制了中医诊疗技术向以物质为载体的硬技术方向发展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把技术区分为“获得术”和“制造术”两大类。获得术包括学习术、知识获得术、利润获得术以及斗争术和狩猎术；制造术包括农耕术、医疗术、建筑术以及生产工具和艺术品的制作术。近来,有学者提出应该“回到柏拉图的技术原点”来认识和发展技术,并依此将柏拉图的两类技术归结为硬技术和软技术。对于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操作被归结为硬技术,而对于人类之行为和心理的操作被归结为软技术。软、硬技术如同计算机的软硬件：一方面,硬件配置相同的计算机由于软件配置不同而具有截然不同的能力；另一方面,高效能的软件在硬件配置低的计算机上运行会受到很大限制的。

   

一般说来,硬技术是以“物质”为载体,而软技术是以“人的心理和人的行为”为载体。软技术作为技术属性,首先必须是“操作”性的知识体系,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各种工具、程序和规则体系,是以实践为目的,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服务”。其次,软技术的操作知识根植于人的内在的操作意识活动；其操作领域包括人的内在的心理活动过程,以及被心理活动(感性、情感、价值观等)所支配而体现出来的行为,因而“技术参数”是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参数；软技术提供服务的方式,除产品外,更多的是以服务、过程、规则、制度等无形的形式；各种软技术的内容、功能和特征,根据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根据内在的心理活动和社会环境得以表现、塑造或改变。因此,软技术是围绕人的思维、思想、情感、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和组织的行为、人类社会进行创造和创新的智力技术。

   

在很大程度上,中医的技术是属于软技术范畴。首先,中医通过四诊获取人的健康状态的信息后进行辨证、立法、处方的过程,是通过感知和理性思辨认识疾病、确立治疗方案的过程。其次,从操作对象和思维方式看,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其基本的思维形式是区别于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具象思维,即通过感官获得对事物的具体感知,是医生的主观感知病人的客观。数千年来,中医注重的是内在的、个体化的洞察力、感应技术和思辨技术。第三,从技术参数上看,基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中医将人看作是自然、社会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人的因素、社会因素、时间因素、地理因素等都是中医技术的重要参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自然也就成为中医诊疗实践中的重要原则了。

  

鉴于此,在几千年中医发展的历史中,历代医家更注重卓越的思辨能力和体验技术,并且这些能力和技术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中医临床实践的需要,因而就影响了以“物质”为载体的硬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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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教学首先要考虑的是教学对象，然后才是教学内容。作为十七八岁的高中学生，思维已经高度进入理性阶段，对人生、历史进行深度思索并进而带有历史的意味与哲学的雏形，是这一阶段学生思维的固有特点。认识到这一特点，可以发现高中学生的历史学习需要问题的有效驱动，才能让学生在对历史的探究中汲取到智慧。这样，学生学习的驱动力与学习方式就能够有效地结合在一起，高中历史教学也由此能够达到骨肉皆丰满的境界。

一、问题来源于对历史知识的梳理

今年中国科技界最大的事件之一，可能当属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这是中国本土成长出来的科学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获得的科学大奖，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钱学森之问”的一个回答。尽管客观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但这一事项足以证实中国人的科学智慧并不逊于任何国度。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便可以发现其在高中历史教学中也可以敲开一扇大门。

在“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3第8课）一课的教学中，学生可以发现原来中国古代的科技是如此的辉煌，原来曾经那么长时间领先于世界。而具有历史眼光的学生一定会认识到这样的辉煌历史的出现，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存在着某种必然性。那么，寻找这种必然性就可以成为本课教学的主题。由此，探究式教学就可以打开一个通道。

探究是从问题开始的，问题从哪里来？最好当然是学生自己提出来，让学生提出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调换的事情，而是希望学生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发生新旧知识的碰撞，而在碰撞过程中如果产生认知失衡，那问题就可以自主产生。因此，学生自主提出问题，实际上就是有效教学的重要成果。

在本课的教学中，重要的知识梳理应当包括这样的两个层面：一是引导学生去研究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认识中国古明与发现的价值（作为探究的开始，可以暂时不谈其对推动世界文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二是比较古代科技成果产生的背景，认识古代科学家的智慧。教学实践表明，当学生在四大发明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九章算术》《石氏星表》《授时历》《伤寒杂病论》等著作时，才会发现原来中国古代科技可以说是全方位发展的，而从时间上来看，跨度也是超过同时段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科技成果呢？诞生这些科技成果又需要什么样的土壤呢？今天的中国科技发展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这些问题的出现此时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尤其学生当历史与现实进行对比时，往往这些问题产生得更为强烈。

二、探究需要学生的切身体验思考

探究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学习方式，探究教学所追求的不只是结论，因为历史结论常常是可以告知的，探究必须追求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必须追求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的切身体验与思考。“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的探究教学中，需要的不只是让学生知道这些发明与发现，更是发明与发现背后存在着的机制。

这里所说的“切身”自然不是指让学生重回历史，但借助于“穿越”的概念，让学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去发现，去发明，则是一种比较好的教学策略。比如说在探究《九章算术》中提及的“十进制”时，可以让学生返回到东汉时代，让学生探究可能的计数方法，学生在探究中会发现，计数的制式往往与实际需要相关，也与计数的简便程度相关，而这恰恰是很多发明发现的两个重要推动力，正是在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之下，人们才会去发明一些新的东西，十进制计数方式如此，天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采集、狩猎、农牧、航行的需要;历法发展也是如此 ――农业生产的需要;医学发展则更是如此――延年益寿的需要。

探究过程中，体验与思考是两个必要因素。只有让学生身临其境，学生才会认识到实际需要所产生的驱动力有多大。笔者曾经作过尝试：让学生在没有测量计算工具的情形之下，根据一些自然现象如太阳的位置等去判断时间，去判断季节等，学生通过思考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只能借助于测量才能持久地判断时间，只有借助工具才能更精确地判断时间。而这恰恰成了发明浑仪的最大推动力！而要让这些计时仪器能够更简便地使用，对其进行简化又是必然之举。因此，这个时候就是引导学生进行思考的重要时机，也是历史探究式教学的核心环节。学生在此过程中可以进一步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始的推动力。

教学实践表明，学生在此探究过程中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科技的发展往往在实际需要的驱动下进行。如果进一步思考，则可以如此引导学生：科技发展是不是完全与现实同步呢？历史教学的一个观点就是鉴古知今，对比今天的现实并引导学生，就可以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不完全拘泥于实际需要，其往往又可能走在现实需要的前面，从而引导现实社会的发展。而这也恰恰是今天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思路。

三、认知历史是学生历史智慧体现

有一个概念叫历史智慧，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让学生拥有智慧，是每一个高中历史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在一个历史事件的观察与思考中产生认识，并对事情的发展作出一种预见，就是历史智慧的体现。

如本课教学中，发现与发明是两个关键词，历史学生中显然不应当让学生沉迷于已有的发现与发明，事实上今天的高中学生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的认识常常是偏颇的，有的学生认为其只是古明，至今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有的学生认为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科技成就，是中国人永远的骄傲。笔者以为，学生的这些观点都不是学生真正的观点，某种程度上讲不过是他人观点的重复而已，因此谈不上真正的智慧。而笔者在问题驱动之下，在探究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认识到：每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与这个国家的文化相关，人文环境往往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坚实土壤，忽视了这种土壤的作用，那科学技术可能只是无源之水。认识到这一点，学生往往会对当今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新的认识。

综上所述，高中历史教学需要借助历史事件去培养学生的智慧眼光，在此过程中，问题的提出、探究的开展，往往是高效的途径，历史教师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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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百家争鸣之际，是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首个黄金时代，墨家学派是重要的代表之一，后人称墨子为“科圣”。虽然自秦汉以后，墨家思想几乎绝迹，但其中孕育的精神却从未消失。虽然许多学者认为科学精神应是西方科技发展中的重要部分，在我国还没有西方那样深入人心和体系化。但正因如此，产生在我国本土的墨家精神就更加尤为可贵，也更加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反思。

一、墨家科技思想的源起

任何科技都根植于生产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是社会形态的转变时期，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刺激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的观察逐渐深入，概括、抽象、推理能力大大增强，为人们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客观规律提供了前提条件。

墨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墨家成员大多是从事工艺的能工巧匠。他们的生存及其日常活动，不仅离不开技艺的应用和认识，还驱使他们不断总结和研究，改进技艺劳动，促使技艺升华为科学。墨家是由工匠理论者组成的。大多是手工业者出身(墨子本人就是极精于机械制作的巧匠，其技巧还远超过人所共知的公输班)，因此墨者们很自然的会在平日的劳动实践中积累并总结出自然科学知识。

墨家有到处奔走活动的特点，所谓“墨者无暖席”，“墨者无黔突”，他们与大自然的接触也最为密切。他们是百家中最想对人民大众的劳动生产有所帮助的群体，而且希望通过总结劳动经验或制作生产工具，指导和便利大众的生产劳动，改善生活水平。《公输》篇中指出：“教人耕”胜于“不教人耕而自耕”：《鲁问》篇指出：工艺科学应为大众造福，所谓“利于民谓之巧，不利于民谓之拙”。

墨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与众不同，区分了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利用唯物辩证的“三表法”来认识和区分客观事物。明确主张：知识源泉不外是“闻知”、“说知”和“亲知”三者，并以“亲知”为最可靠。其为了自身生存而不断发展的严密的逻辑学，使之更加善于判断推理，从而更易于由实践操作推导出一般的抽象知识。“按《墨经》上下，合计三百五十余条，……其中言形式逻辑者占第一位，言自然科学者占第二位”墨家的逻辑学纯用归纳法，所以墨家对物理学中的一些根本问题研究得最深最透，发现也最多。

总之，墨家的科技思想是服从于其学说的主要宗旨和基本内容的，特别是与其哲学认识论、社会政治经济主张，以及其主张“非改”的战争观，均有其深刻的渊源关系。墨家学派不但钟情于技术发明与革新，而且深入探讨科学方法。进行了许多可贵的科学实验，开创了中国形式逻辑的先河。

二、墨家科技思想的特征及其科学精神

墨学属于知性形态或理智形态的学问。从思维模式上看，强调天人、物我的对立，把双方的关系理解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从内容上看。主张心思向外，注重关于外物的知识及其获得的可能与方法，强调知识的客观性、有效性。在墨学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天人之分的宗教情怀、人格独立平等的政治意识、尚知的理智眼光和重思辨的逻辑心灵。墨学的这些思想内容，可以说都是认知精神的体现，蕴涵着通向科学理性的发展道路，求实创新既要尊重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尊重实践，又要善于探索和创新，以达到对事物深刻本质的认识。

2.1　探形求规与科学技术的标准规范

形学即几何学是墨子探索的重要领域，他联系前人的经验，总结了划线、选点、为方、画圆、取高等几何学最基本的方法，并把这些方法抽象成一般规律，形成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较成体系的形学，即几何学。

墨子对几何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墨经》上篇中，其内容都是几何学的定义和定义的推论，这些定义涉及到几何学的一些最基本概念。在这些定义中最为经典的，如对点的定义：“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墨子认为，画线必从一点开始，故这点是无次的，因而是最前的。《经说》中还指出：“端，是无间也。”强调了点是不可分的，突出了点的性质，可以说这一概念深刻严密，言简意赅。再如“平，同高也。”“中，同长也。”“圆，一中同长也。圆，规写交也”“圆无直”等，这些论述是对较为复杂的图形中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的总结研究，可以看作是对基本概念进行定义之后的深入探讨，而且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

墨子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为的是要使“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墨子既是发明家，又是社会实践家他将形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形成了矩尺，使制方有了标准，制造了圆规，使制圆有了更好的方式。还使取直有了墨线，取平有了水平仪等，这些形学基本理论的应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木工领域的技术进步，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木工等操作技术还是以墨子成规为基础，即“墨守成规”。“探形求规”还寓意着科学的不断探索精神，从这些科学实验中得到真知，从工具精神上升为科学精神，从知其然到知其所然，从而达到科学探索中“真”的境界。

2.2　期工程研力探衡、究光论影与科学实验方法除几何学外，墨子还对力学作了深入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力的性质，运动、力的平衡、简单机械等。涉及古典力学的各个方面。

“力，形之所以奋也”这是墨子对力的定义，接着他又说“力：重之谓。下与重。奋也”，“下”是使物体下降。重是下降的原因。抓住了这一重点。就是抓住了力的本质。同亚里士多德“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的论断相比，强调了力作用的意义，更接近力的本质。

光学，是墨子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光的小孔成像实验。他曾经修筑了一座在朝阳墙上开有小孔的暗室，让人在孔外站立。在阳光照射下，就能成像于暗室相对的墙上。呈现出一个倒立的人影。他经过分析研究认为，“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干下”，为此他得出结论：“光之入照若射”。即光线是沿直线传播的，光的传播犹如射出的箭一样，轨迹是不会弯曲的。墨子的这一结论，已经接近了光的本质，从时间上也要比欧几里德在《光学原理》中的结论更早。为了进一步揭示光直线传播的原理，墨子还对光和影之间的关系作了实验。他认为“景二，说在重”。他把一根本棒立在光下，观察到“木斜；景短大；木正，景长小。光小于木，则景大于木，”由些，他得出结论：“景之大小，说在斜正远近。”这一结论也就是今天光学研究中分别称为“半影”和“本影”的理论。

墨子还研究了球面镜成像的现象，通过物在这两种球面镜前由远及近的运动，观察所成的各种不同的现象，并试图通过一个成像发生变化的临界点，命名为“中”，把物体成像情况以“中”为界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这些描述都符合今天的光学原理，在墨家的科学探索中，不是以内省的玄想或直观的推论为基础，而是注重在实践中进行理论探讨，这是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通过证伪求真的科学方法。墨家的科技活动尽管是零散和不系统的，但他们开辟了科技活动的工匠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的有机结合，这是十分珍贵的学术传统。

墨子不但从理论上研究力，而且善于将自己掌握的力学知识加以运用。在《墨子》一书中，墨子论述的许多地方，包括城墙的修建，武器的打造，工具的改进等都渗透着力学原理的运用。如在《备城门》中，墨子讲到“百步一井，井十雍瓦，以木为系连，水器容四斗到六斗者百。”“系连”就是秸槔，是抽水的工具，这种工具就是利用了力学原理，既省力又能多抽水。墨子大力提倡使用这种工具，他还对这种机械加以改进，作为起重机、挖掘机、冲撞机等。“负而不挠，说在胜”“负：衡木加重而不挠，极胜重也。右校交绳，无加焉而挠，极不胜重也”。“挠”就是翘的意思，一旁加重也不会翘起来，是什么原因?关键在“本短标长”，也就是杠杆支点两端臂长不相等，从而使长臂一端能够更省力达到“负而不挠”，并且可以“引之则俯，舍之则仰”。这是墨者运用物理原理在生活中加以运用的最好体现。追寻事物所以然的原因，从而概括出一般理论法则和技术规则以构成科学技术知识，这是一般科学技术形成的最为关键的环节。不但说明了如何运用杠杆，而且阐释了其基本的物理学原理，这在通常是“知其然。而不如其所以然”的中国古代是十分难得的。

墨子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就是多方面的，以上仅仅是其中相对重要的部分。墨家的这些科技研究，尽管现在看起来有些简单和粗糙，甚至还有些缺陷，但在墨子年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科技的认识还处于萌芽状态，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很不明曼。墨家在不断求索中体现出的这些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以及这些成就和精神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的振聋发聩的影响，都是精卓不磨的。

三、墨子科技思想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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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古代农业历史研究工作，以往多集中于著书，古籍立说发表著作方面，读者面小而往往又不易理解，通过农业文物、资料等集中收藏，经过研究、设计，用实物形象将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成就展现，对不同文化层次的现实所感受，影响范围较大，社会效益明显。从陈列内容来看，我国传统农业技术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它既有宝贵经验，同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方面对古代农业遗产中宝贵的东西需要加以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和科学都是不断进步的，对传统农业技术应当用现代科学加以检验，取其精华。在内容上要求做到观点明确，资料翔实，系统、科学正确反映农业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设计强调准确性、科学性、艺术性，力求科学内容与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生动活泼，雅俗共赏。

我国古代农业有近万年的历史，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古代农业涉及时间长，门类多、范围广、问题复杂，如农业史包括农艺史、园艺史、农具史等。利用研究古代农业陈定陈列内容，制定陈列方案和设计。通过社会调查研究，我们应以社会和现实要求为考虑对象。一是使一般客观者了解古代农业基本知识，二是专业人员了解某种专业技术发展过程和其经验。在陈列结构上作深入的研究和大胆的改革，采用通史与专业史相结合的方法选定内容。

二、利用古代农业的研究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古代农业科学历史是农业古籍、农业文物资料等体现的。是古代文明的物质表现，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这些古代农业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各历史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凝结着我们祖先的杰出智惠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是一部物化了的中华民族生存史、奋斗史和发展史，科学地利用古代农业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人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民族凝聚力，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振奋精神，继往开来，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利用古代农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既是古代农业中的自身客观规律现实需要，只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做到古代农业研究成果的合理利用。同时，注意到对社会效益有关学术的处理，一般情况通史研究，只是处理农业技术发展历史的分期问题。对于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的发展过程，按历史朝代划分时期，但历代王朝的更替并不是古代农业技术发展的原因，不能反映农业技术发展的历史阶段，将其古代农业研究很难说明。历史上农区的人口比牧区的人口多很多，他们以粮食为主食，肉类为副食。“民以食为天”中的“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指粮食。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关心年景的好坏，收成的多少。《春秋》中谷不熟则书，可见历史上以生产粮食为主种植业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础。因此确定以大田作物精耕细作技术的发生发展作为农业技术历史分期主要依据，这样不仅脉络清楚，突出了农业技术本身的特点，也是自身发展过程，利用古代农业研究中产生社会效益。

三、正确处理古代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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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玻璃与中国陶瓷

西方玻璃技术有着悠久的传统。国际考古界逐渐确认了公元前20—15世纪，古巴比伦和古埃及为世界玻璃制造的发源地，公元1—4世纪罗马时的吹制玻璃器皿已很完美。显然中国是陶瓷大国，中国瓷器发展经历三次飞跃。中国古代玻璃无论相对瓷器还是相对西方玻璃都处于弱势地位或从属地位。

一定意义上，玻璃仪器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没有玻璃的生产与使用就没有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我们知道，西方丹家及炼金术士很早就在实验室中普遍使用玻璃仪器，显微镜发明的事实使人类的眼界走入微观世界，它的发明对生物学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望远镜的发明有革命性意义。“日心说”的胜利归功于伽利略的直接明证，而他的证据的取得就在于自1609年后他首先使用望远镜对天体加以观测研究。伽利略的观测结果使哥白尼的理论得到同代人的认可，如，开普勒将哥白尼的圆周运动改为椭圆轨道后提出行星运动三定律，接着牛顿在此基础上将天上的运动和地上的运动统一于数学公式，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二、玻璃与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

在玻璃与陶瓷的生产和使用及其不同作用中，笔者以为，生动地体现着西方与中国的两类不同的信息、文化传统。

从信息论角度说，人与其工具系统存在着“全息统一、相协进化”的关系。因为人类越来越依赖于进化着的体外的物化工具的中介而展开、来完成，在新的心理和行为活动的方式的进化中集中体现着新的物化工具的进化水平，而在新的物化工具水平上也直接凝结着新的心理和行为活动方式的进化。这也正如先生所说，中国的文化就像陶器一样，中国陶瓷作为“体外的物化工具”就是从华夏大地上生长出的有代表性中国文化，同时，陶瓷反过来又塑造着中国文化。

因为，从认识论看，人，作为一个高级的智能系统必然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怎样把外部世界存在的客体信息转变成为知识(认知)”。而显然正是“信息”在多重意义、层次和尺度上构成了人的认识发生和过程展开的中介环节，或者说，“信息”是认识构成一个现实的过程的主客体之间的“中介”。

我们同样认为，人类的信息认识活动有其共同的特征和普遍规律，但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人都自有其特点。这是由于同一信息可以在不同的载体中传递，而人的感官功能的特异化，恰恰可以对自身统一的混沌客体的不同方面的特征进行相对于某一感官的抽取；这种抽取产生的固然是对客体某一方面特征的映象，但是，它却是依赖于感官结构的相对映象。这个相对映象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感知对象的哪一方面的特征依赖于特定的感官结构，如眼睛看不到气味，耳朵听不到颜色；二是就某一感官映象的状况来看，它也不能不受到产生这一感觉映象的感官结构的限制，如人的视觉不同于青蛙和猫头鹰的视觉，有色盲的人的视觉也不同于正常人的视觉。由于主体的这种参照系作用，客体的映象是在主体状态对客体信息的整合和规范下在主体中建构出来的，主体对这个建构出来的客体映象并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观察者，而是一个直接内在的建构者。所以，我们创造的世界既是真实世界的“影子”，也是我们的“特定”精神世界的“影子”。

通常的共识，我们中国人所把握的特定世界的特征，如表现在文化方面，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内省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外求的文化；中国文化是重情的文化，西方文化是重理的文化；中国文化注重直觉体验，西方文化注重逻辑分析等等。显然，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与玻璃中的信息、文化世界的区别。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更注重“悟”、“内省”与“心智”的力量，它更多地表现为真实世界的多级间接存在的信息、文化世界。而西方玻璃中的世界更是一个注重视觉影像、眼睛观看的一个外向的、透明的信息文化世界。

应当说明，一方面，眼睛并不是单独工作的，而是作为复杂的有机体的一个部分工作的，眼睛看什么、怎么看，都受整个身心系统的制约；另一方面，眼睛只是人的感官的一种，除了视觉，人类还可以利用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等来感知外在世界。但是，视觉，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人类的认知方面则具有特别重要和特殊的意义。人对视觉的依赖感是很强的，正如“视觉思维”研究开创者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视觉是人类活动中最有效的感官。”因为，在人类所有的认识器官中，眼睛最敏捷，人脑获取信息，来自它的信息比例最大。如此，通过具体的有所侧重的信息活动方式，或者视觉中的影像信息、文化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探悉认知主体是如何思考与理解世界的。这正显示了不同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人的不同的信息、文化特征。

三、信息度与“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的一般表述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对“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本人的“破解”是因为中国是“官僚体制”，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我国学者对于“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李约瑟本人的回答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决定论”，与此相似的还有“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等。用思维方式和思维发展的不同特征与不同方向予以解答“李约瑟难题”是可以接受的，但这是一个宏观的视角，还没有回答思维方式和思维发展的不同特征与不同方向之所以发生的根源，从而以更微观视角分析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科学技术可以视为一种信息、文化现象。它是把握、创造和实现信息、文化的过程，而就科学技术表现为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方面来看，它是人所创造的信息、文化的实现了的形态。在科学技术中，创造和实现信息、文化的过程和这一过程所达到的结果直接地统一着，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过程和这一过程的产物直接统一着。因此，从信息、文化的不同传统来回答“李约瑟难题”是一个有效的思路，而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活动方式与其赖以展开和完成的物化工具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必然的相互作用、影响与规定，所以，我们选择有代表性的中国陶瓷与西方玻璃作为实例分析是问题破解的一个突破口。

从现象上说，玻璃仪器在近代科学革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重要角色。中国古代虽然也存在玻璃业，但它的发展及影响可以到忽略不记的地步。显然，中国是陶瓷、冶金大国，所以，中国古代丹家主要使用陶瓷和金属器具。中国古代丹家不研究气体及对液体反应研究不多，无疑都和使用器具的不透明性有很大关系，这使我们不能像西方人一样利用玻璃的透明性直接用眼睛观看物质反应、变化的现象，进而错过了许多发现的机会，消弱了中国古代化学的成就。因此，可以认为，玻璃技术的落后使中国化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中国古代化学向近代的演进。同样，在天文观测和生物观察上，由于玻璃仪器发明的欠缺也不能作出相应的重大发现。所以，仅从仪器工具的角度看，这在技术条件上使中国失去了发生近代科学革命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科学是一个探寻知识信息的系统，而探寻知识信息的途径必需依靠科学方法。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取的结果才能成为一个知识体系，科学的方法是统一规范的，可重复的。陶瓷中的信息、文化特征是一种崇尚悟性的文化，所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东西，多是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也不能模仿的东西。如果没有先天的智慧和悟性，一般是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就的。例如中医，文学，哲学，戏曲等等。讲求悟性，不注意寻求方法论，往往不善于对方法进行积累和简单化。而任何知识信息如果没有方法论，如果没有对知识信息进行总结、归纳，一般人就很难进入这个领域，即使进入了也要“从新”开始，这本身就影响了知识信息的继续积累更新和发展进化。

在笔者看来，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还在于方法论上不注重眼睛的观察，不重视视觉影像信息。这里，可以由我们引以为豪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仍在使用的汉字进行说明。古老的汉字更多的反映了再生的影像信息世界。然而，这种所谓可直接“视读”的再生的影像信息世界，所视之世界更多的非着眼于描摹客观事物。因为，象形之像，不求形似，而求神似，是直觉、主观体验。虽然，一方面，可以说每个象形字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创造性思维信息，但是，它更多地表现为真实世界的多级间接存在的文化信息世界，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更多的是对自然的、客观事物的神秘想象。相反，玻璃中的视觉信息世界是一种近乎“直接”的思维，它根据对事物的生动视觉印象，“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是社会结构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化。然而，不透明的陶瓷，一定程度上“封闭”了中国人的视野，而把中国人神秘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内向的世界意识；而西方人借着玻璃的敞亮把其世界向外穿越，形成了一个开放、扩张的世界意识。

篇9

一、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和,而后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中的这种礼仪被称为“周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影响巨大,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用其毕生的心血诣在呼吁恢复周礼,足见对其重视。虽然到了近代,“礼”开始束缚人的发展而变成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礼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礼文化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它从萌芽生成之日起便一直都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中华民族也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也源于对天地秩序的模仿。礼文化其实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物质外化。

从汉字“天”的写法中可以窥测出,“天”本来就是和“人”相通的,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天”并不单指天空,更指的是天地万物,指包罗万象、天长日久的自然母亲。人类从自然中来,是大自然孕育并养育了人类文明,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

人类从自然中来,最终还要回到自然中去,所以天人合一首先指的是天人的共通性,中国传统文化很早便对此有着一致认同。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点。文化上的主导所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是不可超越的存在。

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包含了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互相联系、休戚与共的整体,亦即“万物一体”。在天地万物的整体结构中,诸个体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首先,天地对人和万物有养育之恩;其次,中国古代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类才知道应该关爱自然,善待自然界中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物,真正做到“与万物合而为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不仅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三大学科农学、中医、天文学中,而且还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发展与国民性格的形成,这里不做赘述。

二、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以道驭术

道在中国文化中最为著名的意思是“道德”,对于这个词语的解释可以追溯到道家元典《道德经》,道家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并不亚于儒家,如果说中国文化有着儒家的翩翩外衣,那么道家的思想则是中国文化的深邃灵魂。我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重视农业,对待“百工”等手工业者或者商业的态度则有所限制。以道驭术思想在道家那里体现为“道法自然”,强调劳动者与工具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他们看到,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转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洞察力是人与机器的整个关系史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是增进人的健康的,有时是压抑人的,有时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公正论断的社会主题之一。”

纵观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历史,以道驭术始终是贯穿始终的伦理指导方针,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医学、算学、天文学四大学科领先于世界,陶瓷、丝织、建筑三大技术成果的美名远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这些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辉煌见证,也体现了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思想对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指导作用。

以道驭术的思想与西方用伦理道德约束技术活动观念不是等同的,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和“德”的理解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区别,从老子《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三、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经世致用

宋元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开始慢慢落后于西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由于种种阻碍而进程缓慢,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价值观也出现曲解和滥用,逐渐体现出其不利于文化交流与科技进步的方面。

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四、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中关于善的释义

“止于至善”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在中国传统文化萌生的先秦时代,礼乐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主流,礼乐文化中包含着孕育生灵的大自然的崇敬,反映人类刚刚脱离蒙昧时期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止于至善”思想的具体体现。

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科学追求真,道德追求善,艺术追求美。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善放在第一位,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观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评判标准。

止于至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度”有很好的启示,现代社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并行,但是其引发的问题却令人堪忧,追求利润是既是人之常情,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文化中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体现了经济良性发展的一般原则。同样,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和利益为代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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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而后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中的这种礼仪被称为“周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影响巨大,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用其毕生的心血诣在呼吁恢复周礼,足见对其重视。虽然到了近代,“礼”开始束缚人的发展而变成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礼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礼文化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它从萌芽生成之日起便一直都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中华民族也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也源于对天地秩序的模仿。礼文化其实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物质外化。

    从汉字“天”的写法中可以窥测出,“天”本来就是和“人”相通的,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天”并不单指天空,更指的是天地万物,指包罗万象、天长日久的自然母亲。人类从自然中来,是大自然孕育并养育了人类文明,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

    人类从自然中来,最终还要回到自然中去,所以天人合一首先指的是天人的共通性,中国传统文化很早便对此有着一致认同。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点。文化上的主导所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是不可超越的存在。

    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包含了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互相联系、休戚与共的整体,亦即“万物一体”。在天地万物的整体结构中,诸个体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首先,天地对人和万物有养育之恩;其次,中国古代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类才知道应该关爱自然,善待自然界中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物,真正做到“与万物合而为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不仅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三大学科农学、中医、天文学中,而且还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发展与国民性格的形成,这里不做赘述。

    二、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以道驭术

    道在中国文化中最为着名的意思是“道德”,对于这个词语的解释可以追溯到道家元典《道德经》,道家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并不亚于儒家,如果说中国文化有着儒家的翩翩外衣,那么道家的思想则是中国文化的深邃灵魂。我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重视农业,对待“百工”等手工业者或者商业的态度则有所限制。以道驭术思想在道家那里体现为“道法自然”,强调劳动者与工具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他们看到,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转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洞察力是人与机器的整个关系史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是增进人的健康的,有时是压抑人的,有时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公正论断的社会主题之一。”   纵观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历史,以道驭术始终是贯穿始终的伦理指导方针,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医学、算学、天文学四大学科领先于世界,陶瓷、丝织、建筑三大技术成果的美名远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这些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辉煌见证,也体现了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思想对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指导作用。

    以道驭术的思想与西方用伦理道德约束技术活动观念不是等同的,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和“德”的理解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区别,从老子《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三、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经世致用宋元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开始慢慢落后于西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由于种种阻碍而进程缓慢,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价值观也出现曲解和滥用,逐渐体现出其不利于文化交流与科技进步的方面。

    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四、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中关于善的释义

    “止于至善”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在中国传统文化萌生的先秦时代,礼乐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主流,礼乐文化中包含着孕育生灵的大自然的崇敬,反映人类刚刚脱离蒙昧时期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止于至善”思想的具体体现。

    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科学追求真,道德追求善,艺术追求美。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善放在第一位,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观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评判标准。

    止于至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度”有很好的启示,现代社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并行,但是其引发的问题却令人堪忧,追求利润是既是人之常情,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文化中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体现了经济良性发展的一般原则。同样,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和利益为代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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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用色特点集中表现在染织、服饰、陶瓷、建筑和装饰性绘画等方面。特别是利用矿、植物染料对纺织物进行染色的历史悠久，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利用科学技术掌握了各种印染技术，生产出绚丽多彩的纺织品。这些独具特色的纺织品，不仅是人民的生活用品、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品，更是我国人民对科学技术掌握的见证。

一、植物染料的提取和存储技术的提高使织物色彩丰富

我国对纺织物进行设色的原料中，矿物颜料使用最早，植物染料种类最多，应用范围也最广。这两种虽然都是设色的原料，但它们的设色原理却不相同。矿物颜料着色是通过黏和剂使之粘附于织物的表面，遇水及日晒容易脱落。植物染料则不然，在染制时，色素分子经化学吸附作用与织物纤维亲合，改变纤维的色彩，虽经日晒水洗，均不脱落或很少脱落。故谓之“染料”，而不谓之“颜料”。因此利用植物染料，成了我国古代印染工艺的主流。

我们的祖先最初也许是在无意中发现，原野上的各色野花以及它们的绿叶，搓揉成浆后可以用来描绘，以后逐渐知道草木之根、茎、叶、皮经温水浸渍后，都可提取染液。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先人逐步掌握了植物染料的提取、运用技术。人们的纺织品也由此开始五彩缤纷起来。

在《诗经》《小雅·采绿》中有“终朝采绿”“终朝采蓝”等诗句，描写的是对染色原料的采集。据《天工开物》和《本草纲目》记载，到明代可用于染色的植物已扩大到几十种，如槐米(未开的花蕾)可以染黄色。黄柏树，开着红色花苞的郁金草，以及山野里到处生长着的揪树、柞树、五倍子等，都是染色的好原料。

将采集的植物染料变成各种艳丽的色彩，需要掌握相应的技术才行。最初人们只是把待染织物置于鲜叶浸渍的染液里，或浸或煮一段时间，使织物着色，但这种方法受到极强的季节约束。每到春天，奴隶们就在“染人”①等官吏的监督下，将生丝和绸坯进行暴炼②处理。暴炼过的生丝和绸坯，要到各种染料收获的夏、秋时节，才能正式染色。但如果制成的鲜汁染液不能进行及时浸染而发酵氧化，就会变成泥状沉淀物而废弃。因此在技术较为落后的商周至战国时期，染色只能在夏、秋两季进行。如采蓝、染蓝必在6月至7月；挖茜草根、染红必在8月至9月；其他染草的采集和染色也大多在秋季，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染业的发展。后来在生产实践中发现用酒糟发酵，可以随时将沉淀了的染泥再还原出来染色，于是染色作业就再也不必抢季节赶时间进行了。这一重大发现，促进了蓝草的广泛种植；染蓝的作坊开始遍及战国时代各国，而荀子正是总结了织物染色的经验，在《劝学篇》中写下“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名句。

我国古代对各种植物染料的提纯和储存有许多科学的方法，其中一些方法的工艺原理与现代采用的原理相同；一些方法更因其简单实用，一直沿用至今。

二、印染技术的提高使织物花色绚丽

伴随着染料提取、存储技术的不断提高，新的加工手段和新的劳动工具也相应出现。如《诗经》里提到织物颜色的，就有“绿衣黄里”“青青子衿”“载玄载黄”等，都表明我国—直延续使用了两千多年的多次浸染、套染、媒染工艺是从这个阶段迅速发展普及起来的。

在印染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将织物反复多次地浸泡在同一种染液中着色，每染—次色泽即加深些，此为浸染。《周礼·钟氏》染鸟羽云：“三入为纁，五入为緅， 七入为缁。”套染是将织物多次浸入两种以上不同的染液中，以获得各种层次的中间色。根据《诗经》对当时所染色彩的描述，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劳动人民即已获得染红、黄、蓝三色的植物染料，并能利用红、黄、蓝三原色套染出更多色彩来。媒染法是借助某种媒介物质使染料中的色素附着在织物上。它不仅适用于染各种纤维，而且在利用不同的媒染剂后，同—种染料还可染出不同颜色。《淮南子·俶真》中有：“今以涅染缁，则黑于涅”，涅是一种矿物，可用作黑色染料，这里当媒质。涅本身不怎么黑，故曰淄虽由涅染，而黑于涅。媒染染料较之其他染料的上色率、耐光性、耐酸碱性以及上色牢度都要好得多，但染色过程比较复杂，媒染剂必须正确使用，才能达到目的。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的丝织物有24种颜色，其中仅红色就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黄色也有6种之多，这就是在掌握了染原色的方法后，再经过套染、媒染得到更加丰富的颜色。

织物上的花纹图案，也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而不断进步。在各种技术尚不甚发达的殷周时代，为获得美观大方的纺织品，只能采用手绘的方法：先将织物用染料浸染成一色，再用另一色丝线绣花，然后再用矿物颜料画绘。因其费工费时，着色牢度差，很快被印花技术所取代。但又因画绘方法有着特殊风格，仍深受部分人喜爱，所以历代都有少量生产。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幅用植物染料和矿物颜料涂绘的T字形帛画。画绘的匠人用艳丽的色彩在帛上勾绘出天上、人间、地下三个境界，奇虫异兽在此间游窜，使整个画面形象丰富又充满了浪漫情趣。这幅画绘织物的罕见之作，代表了古代画绘工艺的最高水平。

印花技术由于成本低、速度快，一经出现就大受欢迎。即使到了已具备织造各种复杂花纹技能的秦汉时期，印花技术仍是迅猛发展，以至成为纺织技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主要流行的印花方法有：凸纹印花、夹缬、绞缬、﨟缬等。

凸纹印花：先在板材上刻出图案花纹，再涂刷色彩，对正花纹施压于织物，得到纹样，如同图章加盖印记一样。凸纹印花技术在西汉时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就是用凸纹印花与绘画结合的方法制成的。印花敷彩纱是先用凸纹版印出花卉枝干，清晰明快，线条光滑有力。再用白、朱红、灰蓝、黄、黑等色描绘出花、花蕊、叶和蓓蕾。彩纱表面，手绘花卉，活泼流畅，细致入微。整个织物用色厚而立体感强，充分体现了凸纹印花的效果。凸版印花工艺简便，对棉、麻丝、毛等纤维均能适应，因此—直是历代服饰和装帧等方面的主要印制方法。

夹缬实际上是用两块雕镂相同的图案花版，将布帛对折紧紧地夹在两板中间，然后就镂空处涂刷染料或色浆。除去镂空版，对称花纹即可显示出来。有时也用多块镂空版，着二三种颜色重染。在宋代王的《唐语林》卷四·贤媛中记载，“玄宗时柳婕妤有才学……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之象，而为夹缬。”这种实用的印花方法，到唐代中叶以后逐渐流行于全国。

绞缬是民间用得较多的印染手法，多形成撮晕效果。用线来扎束布帛成绺，染后放开自成花纹，绞缬花纹疏大的称鹿胎缬或玛瑙缬，细密的叫鱼子缬或龙子缬。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04号墓(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出土的裙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染成，绛紫、茄紫两色散点菱形网格花纹，花纹两色相间，十分美观，整个裙幅花纹上遗留的染缬时穿线的针眼还清晰可见。这种五彩绞缬流行于盛唐，现在日本东大寺还保存有许多唐代五彩绞缬和﨟缬，可以看出那时印染工艺之优美。

﨟缬也称腊染，先在布帛上作图样，后依样布以蜜腊，浸入染料中，待腊脱落，花样重现，再蒸而精制之。腊染有用色三种以上者，单色染和复色染都得到了极大的成功。采用这种印花方法，可以得到特殊风格的产品，在现代尚有应用这种染色方法的。

明清时期随着我国的染料应用和印染色技术水平的提高，染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用于染色的植物种类也增加到几十种，从而不仅使配色、拼色所用色彩范围有了可供选择的余地，还促使织物色彩的色谱衍生得更为广泛。如红色调有大红、莲红、桃红、水红、木红、暗红、银红、西洋红、朱红、鲜红、浅红，黄色调有黄、金黄、鹅黄、柳黄、明黄、赭黄、牙黄、谷黄、米色、沉香、秋色等。张謇在《雪宦绣谱》中说：以天地、山水、动物、植物等自然色彩，与深浅浓淡结合后，可配得色调704色。如此多的色彩，特别是在一种色调中明确分出几十种近似色，要靠熟练地掌握染料的组合、配方及工艺条件的改变方能达到。而这一切又是从一定的科技成果中获得的。因此，可以说色彩的发展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色彩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是不可能的。

三、印染技术影响中国古代的用色特点

中国古代的用色特点也和染色技术有紧密的联系。最明显的就是历代帝后的服饰色彩。他们为维护道统纲纪，在选取帝后服饰色调时，从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出发，附会帝王权自天授的说法，联系当时的染色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而制定出来的。使服饰色彩赋有政治含义，使人见服色而辨尊威，取得威慑之效。

早在周代，我国就将色彩分为“正色”和“间色”。青、赤、白、黑、黄为“正色”，是色彩中最重要的基本色。其中青、赤、黄可按不同比例调和配成各种色彩，故也称之为三原色。至于黑和白则是参照对比各种色彩明度的重要参照色。将它们定为“正色”表明那时的人认识和运用色彩的水平已相当高，也说明古时色彩是和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权贵们视正色为尊，间色为卑，故当时王戚贵族对所着服装的颜色十分讲究，非正色不穿。《论语》里有这样的记载：“君子不以绀(泛红光的深紫色)、緅(黑里带红的颜色)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绀、緅、红、紫都是间色，君子不以之为祭服和朝服的颜色。但当时黑色虽为正色，帝后、贵族却很少用。主要是当时染黑技术粗糙，大都是用烧焦了的樟木皮涂抹，牢度很差。而黄色、红色等色彩鲜艳的精细织品，则为贵族制作衣物的首选。那些颜色灰暗的赭色、青色和黑色则属奴隶和平民的服装色彩。因此也称奴隶和平民为“黎民”“黔首”。然而正是这些“黎民”“黔首”的辛苦作业，推动了染织业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广泛采用含有单宁酸的植物染料，用媒染法染黑色，其牢度远比过去的涂染抹黑好得多。

秦统一六国后，根据“五德相胜”说，认为秦灭周，是以水德克服了火德。水德呈黑色，因此，秦尊崇黑色，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再加上秦代的染黑作业得到发展，这也为秦尚黑提供了条件。西汉初期，沿袭秦代的制度，尚黑之风气仍然盛行。汉文帝刘恒“身衣戈绨”(黑绸)，文武百官平日也都是黑色禅衣。到东汉以后，由于染色技术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植物色素提取和储存问题的解决以及印染技术的进步，使织物色彩得到进一步扩充。在众多色彩中紫色为当时的最为流行色。《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只有被封建统治者看不起的下层人物才穿黑，被称为“皂衣”“皂农”“皂隶”。东汉末年在染黑工艺中出现了用人造“铁浆”代替青矾（皂矾)作媒染剂等新方法，染出的黑色布帛乌黑发亮，又不会损伤织物。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既为织物的印染提供了丰富的表现手段，又为统治阶级的色彩理论拓展了空间。

结语

人类色彩艺术的发展史，明确地显示出人对色彩本质的认知和运用是一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过程。科学技术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色彩感觉与应用，并且通过他们的色彩实践，及时为他们的色彩本质找到独特的色彩表现形式。这些变化着的色彩形式又带动着整个人类色彩认知的不断发展。

注释：

①染人：商周时代宫庭手工作坊中设的专门从事染色的染匠。

②暴炼：实际上就是现在印染生产中的预处理工艺——炼和漂。

参考文献

[1]吴淑生，田自秉. 中国染织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

[2]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12月修订第1版.

[3]王文娟.论儒家色彩观[J].美术观察，2004(10).

[4]李仁浦. 中国古代纺织史稿[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3.7.第1版.

[5]王文娟.五行与五色[J].美术观察. 2005(3).

[6]杨敬飞.阴阳五行哲学观念与民间美术[J].内蒙古艺术，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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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aditional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 ries are closely related despite the obvious distinctions considering the perspe ctive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of the traditional Sino-Western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ussing part icularly the disputes as to whet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turb harmony betwe en man and nature or they mean knowing and conquering the nature， whether they a re rational knowledge or irrational knowledge， and whether they are non-systemat ic， theorized， and independent body of discipline or they are systematic， theori zed， and independent body of discipline.

Key words: the traditional Sino-Western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 hnology; distinction; 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 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 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 于 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 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 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 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 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 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 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 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 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 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 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 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 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 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 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 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 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 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 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 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 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 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 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 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 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 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 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 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 轻“ 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 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 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 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玩物丧志”。这种崇尚 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 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 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 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 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 与士齿”，“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 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 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 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 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 “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 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 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 、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 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

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 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 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 。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 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 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 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 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 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 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 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 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 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 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 帮助 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 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 论，并 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 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 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 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 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 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 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 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 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 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 视 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 斥 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 儒、道 、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 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 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 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 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 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 (P25)。古希腊 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 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 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 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 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 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 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 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 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 ，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 、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 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 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 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 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 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 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 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 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 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 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 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 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 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 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 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 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

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 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 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 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 ，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 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 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 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 利于理论体系 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 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 ，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 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 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 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 ，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 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 ，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 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 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 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 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 ，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 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 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 ，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 ，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 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 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 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 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 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 立的研究主体、对象 、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 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 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 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 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 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 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 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 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 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 、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 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 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 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 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 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 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 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 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