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刚与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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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社会管理需要政府管理的“意志刚性”

管理学家西蒙曾经说过：管理的全过程就是决策。这样的决策无疑包含了管理者的智慧和意志。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公民社会的日益勃兴，当前复杂的社会形势、加剧的利益分化和多元的社会心理，使社会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此情形下，肩负着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的政府部门，必须在丰富的社会管理实践中不断涵养自己的管理智慧，并熔铸和体现为刚强的管理意志，才能确保实现最佳的管理效果。

（一）社会管理“意志刚性”的必要性

社会管理作为一种对社会的管理，不仅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各社会主体为了在社会利益的分配中获有足够的话语权，以促进本部门（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必然想尽办法逃避或对抗对自己追求私益的管理，甚至不惜妨碍他者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肩负着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使命的政府管理者，在社会管理中必须体现出不容质疑的“意志刚性”，对任何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部门（个人）的行为施以严格的管理，以确保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

1.社会管理过程的矛盾性

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同样，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也充斥着丰富多样和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如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逐步深入，有些矛盾还比较突出和尖锐。如城市化推进中的征地拆迁纷争、社会分配领域的两级分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差距过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异质化趋势，等等，几乎社会管理的每个领域都存在着比较复杂的矛盾，有赖于社会管理者的管理智慧。

2.社会管理目标的向善性

所谓“善”，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体现了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的统一。社会管理中的“善”，不仅意指社会的共同福利和全体成员的共同幸福，这是目的“善”；也指社会管理过程中管理宗旨、手段、方法、力度等的适度和正当性，至少不对社会的长期发展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成损害，这是工具“善”。社会管理对目的“善”和工具善的伦理追求，要求社会管理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影响“善”实现的不利因素，促进社会意志的统一。

3.社会管理任务的艰巨性

社会管理有着十分广阔的管理谱系。在广义上说，社会管理是指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在狭义上是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权力部门授权对不能划归已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进行的专门管理。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1]“人”的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安全保障、衣食住行、公共空间等全在社会管理的范畴之中。随着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加快，原本由政府管理的内容将逐步过渡给社会管理，因此必须有高度发育的公民社会以及社会中主体精神和参与意识充分觉醒的现代公民。这就要求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健全各类社会管理法规制度，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4.社会管理对象的多元性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单位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2]而且，社会“人”的构成、诉求、阶层日益多元化，流动性日益增强，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必须由被动、弹性的管理过渡到主动、刚性的管理。如就城市来说，不仅有常住居民，还包括外来务工者、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者、流动摊贩、外来旅游者等，由此引发一系列对变动中的“人”的管理，以及由“人”带来的物流和资金流的管理，管理的复杂性不断增大，必须抓紧建立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

（二）实现社会管理“意志刚性”的途径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而政府应更加注重发挥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职能作用，负责具体的组织管理——包括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的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推进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等。总体上说，社会管理的“刚性”来源于管理的法规、标准、目标、计划、政策、制度等。

1.社会管理的法规、标准

在法制层面上，社会管理的“刚性”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从宏观上说，对应社会管理内容的不断增多，国家必须抓紧健全社会管理的法规体系，如社会保障法、社会救助法等；从中观上说，是各级地方政府要立足本地区实际，出台各类规章规范，如盲流管理条例、外来务工人员暂住条例等；从微观上说，是指各行业部门要着手编制和普及推广相应的管理标准，以统一管理的行动，增加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如城市管理的市容管理标准、河道管理标准、数字城管处置标准等。

2.社会管理的目标、计划

各级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牵头者和组织者，要及时编制便于社会管理体系各部门执行的各类管理目标和计划，既包括中长期规划，也包括近期重点突破的发展目标，使社会管理呈现出一定的发展层次。目标的制定必须立足本地实际，科学、全面，兼顾各方面的利益，确保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各时段科学、务实的实施计划，如城市管理中有建设清洁宜居城市的总目标，也有各年度的专项及日常工作计划，如截污纳管、街面保洁、庭院改善、路面修缮等。

3.社会管理的政策、制度

系统、刚性、科学的政策和制度是社会管理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实效的有力保障。换言之，充足、刚性的政策、制度资源是强化社会管理的重要前提。由于社会管理内容的宽广性，不同的社会管理领域有着自成体系的政策、制度资源，因此，各社会管理部门应把政策、制度建设作为强化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力推人本化、标准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管理。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杭州坚持“堵疏结合”，既建立全面的管理制度，对影响道路通行和破坏城市秩序的摊点实施严格的管理，同时又坚持“以人为本”，在适当的地段、适当的时段开拍早市、夜市等，实现集中、规范管理，并在税收、租赁等方面给以政策扶持，使管理与营生的矛盾得以缓解。

4.社会管理的措施、手段

最主要的是建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落实机制。当前，要重点建立六大机制：一是目标考核机制。为确保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和计划的实施，要建立层层分解落实的目标考核制度，以进一步增强社会管理的“意志刚性”。二是利益协调机制。主要目的是引导社会公民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调节不合理的利益关系。三是诉求表达机制。要畅通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能准确、便捷地到达相应层面并获得响应。如城市管理部门要经常开展“三进四问”（进广场、进社区、进家庭和问情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绩于民）活动，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四是矛盾调处机制。将源头治理和长效管理结合起来，及时发现各类社会风险和隐患，确保社会稳定。五是权益保障机制。建立并完善利益补偿和救助保障机制，扩大社会就业，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六是责任监督机制。对社会管理的职责履行、政策落实、行为选择、目标实现等实施全面的监督，确保社会管理的和谐、高效。

二、社会管理“刚性意志”的“柔性执行”

社会管理的对象是全体公民。由于发展的阶段性和管理对象的差异性，社会管理的“刚性意志”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产生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甚至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必须推行柔性的社会管理才能有效化解这一矛盾。其原因是：

（一）“刚性意志”易造成大面积“杀伤”

管理的“刚性”是管理高效的前提。而管理的“刚性”却是寓于管理的统一性之中的，这种管理行为的整齐划一在有效遏制各种社会乱象的同时，也势必挤压了一部分弱势群众的生存空间。如城市中以摊点经营为生的职业者等，他们的利益诉求和生存权必不可免地要受到侵占，由此引发与城市管理者的尖锐矛盾，进而造成肢体对抗和冲突等。

（二）“刚性意志”易激发抵触性对抗

由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天生矛盾性，管理者的“刚性”，尤其是妨碍被管理者利益实现的“过度刚性”，必然要遭受来自被管理者的情绪抵触甚至行为对抗，有时，“刚性”的作用力越强，对抗的反作用力也越大。在此种情况下，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必将难以实现，并恶化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心理认同，形成心理定势，造成恶性循环，使管理双方本应产生的合作关系异化为对抗关系。

（三）“刚性意志”易超越权力的界限

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的假说，利己乃人之本性，人们从事经济活动，都是“为他”的利己之心所驱动“而付出的”竭诚努力。由于社会管理的主体是“人”，因而由“人”执行的社会管理“刚性意志”必然具有与生俱来的自利性。孟德斯鸠有句名言：一切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倾向。权力使用到有边界的地方才停止。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社会管理者的“意志刚性”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也有被滥用的风险。如近年来饱受社会诟病的城管执法现象，固然有被恶意炒作的妖魔化倾向，但客观上说，也有执法主体的“乱执法”、“违规执法”的原因。

（四）“刚性意志”易恶化政府的形象

实践证明，社会管理的“刚性意志”超过一定限度必将对社会心理造成损伤，尤其是社会管理中的“自利”行为，使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严重质疑，弱化了政府权威，产生公信力危机的“塔西坨陷阱”②。“塔西坨陷阱”的存在不仅使社会管理丧失了群众基础，也增加了日后社会管理的难度。

（五）“刚性意志”易激化社会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社会总体发展还不够平衡，还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的多元性直接导致了社会管理的多样性。由于多年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现象的存在，社会建设发展缓慢，社会管理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尤为不足。同时，由于社会管理的功利性，因而在不少地方的不同领域，推行的社会管理往往简单机械，整体划一，管理的“刚性”已大大超越了社会底层的可承受程度以及生存生态，使管理“刚性”披上了“冷漠”的外衣，激化了社会矛盾。

三、刚柔相济：管与被管的二音和谐

“意志刚性”与“执行柔性”是社会管理取得最佳效果的两个方面。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必须正确理解“意志刚性”与“执行柔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握好两者实施的分寸和尺度，越界的“刚性”和过度的“柔性”都会使社会管理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走向反面。具体来说，“意志刚性”是社会管理的必要条件，管理者只有坚定地将“意志刚性”贯彻于社会管理的全过程，才能确保既定的各项目标、政策、措施等管理决策的顺利实施，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但“意志刚性”的权力膨胀、过分张扬、一视同仁等内在属性，容易挫伤民生并殃及自身的执行效果，必须实现管理意志的“柔性执行”。反之，“柔性执行”缓解了社会管理过程中管理着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对立和尖锐冲突，为社会管理敷上了一层剂，但过度的“柔性”会大幅度稀释“意志刚性”的权威，弱化社会管理效果的实现，使社会管理由“刚性”变为“柔性”以致可有可无的“弹性”。因此，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既有管理意志的“刚性”，也有管理执行的“柔性”，刚柔相济，才能实现管与被管的“两音和谐”，提高社会管理的效果。

（一）提高社会管理者整体素质

管理者的素质是社会管理取得良好效果的先决条件。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质、法制素质、道德素质、政策执行素质和良好的实践能力，就能妥善把握好“意志刚性”和“执行柔性”的关系，既能把“刚性”约束在合情、合理、合法、合度的范围内，又能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亲善形象赢得被管理者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使社会管理始终在和谐、愉悦的氛围中进行，确保社会管理“意志刚性”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可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社会管理者队伍是当前社会管理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优化管理沟通与决策民主

管理者对全社会的管理必须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群众路线。社会管理者要经常深入一线，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想，在此基础上进行集中梳理，科学提炼，形成社会管理的各项政策、制度和举措，并在不断的实施过程中加强与社会各界群众的沟通，反复征询意见，不断加以修改和完善，进一步提高管理决策的开放性、民主性和科学性，条件成熟时也可以吸收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充当社会的“代言人”，使管理沟通机制化，经常化、规范化。由于社会管理决策中内含了“社会智力因素”的积累，因而确保社会管理赢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既增强了社会管理的“意志刚性”，也减小了管理执行的难度，使社会管理始终在和风细雨中进行。

（三）体现人文关怀，不搞“一刀切”

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归于和谐、秩序、幸福、美好。当前，我国地区和个人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社会管理对象多元化，也增加了社会管理工作的难度。有鉴于此，社会管理一方面要加大对触犯社会秩序行为的惩治力度，该堵的一定要堵；同时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将政策的坚定性和措施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设法为社会弱势群体营造一定的生存空间，并健全社会保障、救济、扶助制度，受损的给以补偿，困难的给予救助，不公的予以纠正，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充分的人文关怀，安抚失衡的社会情绪，使社会管理得以顺利进行。

（四）把握“刚性意志”的执行梯度

由于事物的两面性，一项管理措施的出台，往往既能使社会一部分人受益，也会使一部分人受损。因而，要建立社会管理“刚性意志”的试错机制，每一项社会管理政策、计划、措施的出台，必须坚持先期试点、稳步铺开、逐步完善的原则，在颁布初期应先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和领域搞好试点，待时机成熟时再向全社会推广，并逐步纠正试行中的不足和问题，如此，就能有效避免因社会对政策的大面积抵制而产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化解了政策执行的风险。

（五）完善社会保障，体现社会公平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为此，必须充分尊重人的各项权利，尽力满足“人”各方面的合理诉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目标。当前，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阶层中的“五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的解决，有些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导致的，有些是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性带来的，累计到一定程度都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隐患，是当前社会管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因此，当前社会管理的一项紧迫任务是建立深层次、广领域、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解决分配不公和机会不均等的问题，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社会公众。

（六）培育先进理念，寓服务于管理

要适应我国政府体制的服务型转向，进一步树立先进的社会管理理念，逐步从“习惯管控”转到“为民服务”上来。“服务”理念的确立，一方面能使社会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牢固确立公仆意识，增强控制“意志刚性”过度膨胀的自觉性，防止管理意志的扭曲和管理权力的私有化，使“刚性意志”得到正确的贯彻；另一方面，也能使社会管理者在管理执行中主动俯下身子，设身处地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将管理过程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为民服务过程，展示政府良好的亲民、为民形象。

（七）加大法规宣传，安抚社会民心

社会管理法规意识的淡薄和社会心理的失衡，是社会管理容易诱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社会管理中，既要加大对管理者自身的法规教育和宣传，从根本上杜绝“执法违法”的现象；也要借助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以及宣传册、橱窗等载体，深入开展社会管理法规的社会普及运动，使社会公众增加对相关法规知识的了解和把握，既能用法规知识为自己维权，并始终在法规的范围内从事社会活动，也能通过强大的民意从反面加大管理者滥用权力的压力，促使管理者掌好权，用好权。同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滋生的两级分化、社会不公、权力腐败等消极现象引发的“仇富”、“仇官”等社会心理，既要强化源头治理，也要通过强有力的宣传进行安抚，力求让民众看请主流，看见希望，看见政府为此付出的努力，从而营造和谐的社会管理氛围。

总之，在社会管理中，唯有正确把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运动，妥善处理好管理者“刚性意志”和“柔性执行”的辩证关系，就能避免社会管理本质的异化，使社会管理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产生双赢的社会管理效果，发挥在社会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并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实现自身的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

注释：

①正和博弈：正和博弈亦称为合作博弈，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

②塔西坨陷阱：通俗地讲，就是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篇2

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images of the hexagrams in the Zhouyi ， the author of the chapter of Yi zhi yi of the silk manuscript of the Zhouyi discussed the implications of Qian-Kun ， yin-yang ， hardness-softness as well as civiland military affairs， stressing the balance between yin and yang ， the complementariness between hardnessand softness， and the thought of harmony. In addition， these ideas were extended into actual daily life， hence its relatedness with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the idea of softness highly valued in Daoism. The tendency of unifying the opposite elements mentioned above evidently exhibits the chapter’s author’s attitude of the mean and orientation of value in his social life.

Key Words: Yi zhi yi in the silk manuscript; Qian-Kun; yin-yang ; hardness-softness；civil and military affairs

帛书《易之义》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对《易》之卦爻象、卦爻辞的解释，来阐明作者对《易》的理解。由于学术界尚无对《易之义》文本的系统阐述，故本文试图通过文本分析，将《易之义》的思想内涵揭示出来。

一、键川合论

《易之义》在论述阴阳文武之道时，对键川（即今传本《易传》“乾坤”）二卦，既有分说又有合论，而且合论往往是在分说的基础上进行的。《易之义》的键川合论，其核心思想，从自然观的角度说是阴阳合德，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说是文武并用。

（一）阴阳合德

《易之义》开端即云：“易之义唯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谓大阳，此天[之义也。]……六柔无刚，此地之义也。天地相率，气味相取，阴阳流形，刚柔成。”[1]（以下所引《易之义》文均同，不再赘注出处。）此是从解释《易》之卦爻象入手，来证成阴阳合德的学说。这种学说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运行的阴阳观念。阴阳作为两个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的概念与天道相关，此处所云天道是自然观意义上的。《易之义》在运用阴阳概念时，既有自然观的内涵，又有人道观的内涵，可以视为以天道下贯人事。其开端的一段话就是天道人事的混合体。由于讲《易》卦的构成，所以其是人文的产物。以阳对刚对天，以阴对柔对地，并分纯阳纯阴，显然是为了认识、分析哲学问题方便起见而进行的逻辑划分。在真正的人类生活中，并不存在纯阴纯阳的事物，所以《易之义》在分别纯阳为天、纯阴为地之后，又说“天地相率，气味相取，阴阳流形，刚柔成。万物莫不欲长生而恶死，会心者而以作《易》，和之至也。”天地、阴阳、刚柔的一一分立，并不是万物长生的条件，万物若要长生不死，必须“和”，这种“和”，在《易之义》的语境中，就是天地和、阴阳和、刚柔和，具体到此处，就是我们要谈的阴阳合德。

《庄子·天下》云“《易》以道阴阳”，《黄帝四经·称》云“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今本《系辞上》有“阴阳之义配日月”之说。这些与《易之义》的阴阳学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所区别。《庄子·天下》所云较为笼统，似乎是指自然观意义上的阴阳。《称》所云则将阴阳与天地对应，为《易之义》所有。《系辞上》将阴阳与日月相配，为《易之义》所无。《易之义》的阴阳理论，其旨归是“和”，也就是阴阳合德。《易之义》中的“长生恶死”与《老子》的“长生久视”应有理论上的联系，然而其已将“长生恶死”扩展为万物的本性，是其独到之处。这种扩展是根本性的扩展，为下面进一步地论述打下了基础。这种长生已不再局限于人类寿命的长短，而是扩展到一切与人类生命相关的领域。

《易之义》后面的键川合论还是在阐明阴阳合德的道理：

是故键义沾下就，地之道也。用六坎也，用九盈也。盈而刚，故《易》曰“直方大，不习，[吉]”也。因不习而备，故《易》曰“见群龙无首，吉”也。

此段文字前面缺字很多，但从古人行文习惯推测，肯定是论“天之道”的，以与后面的“地之道”对应。这样，就是键川之德的合论。键之德处上，川之德处下，水土皆处下。“沾”与水相关，“就下”指其处于下位的取向。《易之义》的用意在明确键川两卦卦德的相反相成的关系，正是键川互补、阴阳合德的基础。这里，《易之义》运用了一种很特别的论证方式，即键川二卦交叉论证。最典型的是“盈而刚，故《易》曰‘直方大，不习，吉也’；因不习而备，故《易》‘见群龙无首，吉也’”。“盈而刚”，应指键之用九爻，而“直方大……”云云，则为川之六二爻，将二者连在一起论述，体现《易之义》作者对《周易》的独特理解，六二得川之正，柔顺而中正，以柔为其至德，“不习”指顺其自然，其柔而顺恰好与盈而刚相对，故下文又云“因不习而备，故《易》曰‘见群龙无首，吉也’”，川象征地，因其柔顺之德，无所作为而充裕完备。

（二）刚柔有体而文武兼备

《易之义》云：

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键川也者，易之门户也。键，阳物也；川，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

这段话与《易之义》的一贯主张完全吻合，又将天地、阴阳、刚柔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虽未提到文武，但前后文都有关于文武的讨论，故我们在分析时亦将文武纳入其中。

从《易之义》倡导的主导思想来看，虽然在言天地、阴阳、刚柔时，以天道为主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高扬键之阳刚之德，但具体到集中体现人事的文武时，则侧重于文的一面，所谓人文化成的西周以来的文化传统得到较多的重视。《易之义》的作者已经认识到武的极至和文的极至以及它们的偏颇。“故武之义保功而恒死，文之义保安而恒穷。”达到极至的文和武，各自偏于一端。武可建功立业但必将走向灭亡，因为刚者易折；文能够确保安宁但容易陷于衰弱，因为柔者易衰。若要既建功立业又长治久安，就应刚柔相济，文武兼备。键之六刚能方，体现的是汤武之德，虽然刚健强悍的精神为《易之义》所认可，但“群龙无首”却得到了“文而圣”的评价，由此可以发现，文与圣相连，武与圣并未相连，因此“川之至德，柔而反于方；键之至德，刚而能让。此键川之参说也”，从卦象上说，川为纯阴，其德为至柔；键为纯阳，其德为至刚。《易之义》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参”，即键川调和。川以柔为主但能有方正刚毅的因素加入，方为其至德；键以刚为主但能有谦恭退让的因素加入，方为其至德。《易之义》所推崇的至德是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既不偏于阳刚，又不偏于阴柔，而是阴阳合德刚柔有体，这既合于《尚书·洪范》的“皇极”，又合于《中庸》的庸常之道，还可见到贵柔的道家思想的影响。

从《易之义》的文本来看，它在讨论问题时，将键置川前，阳置阴前，与今传本《周易》一致。由此而来，将武夫置前，文人置后，武为键，文为川，突出以力服天下的思想，显系战国时期作品。然而，在其论证的过程中，又明显加大了对“文”的论述篇幅，其以德服天下的思想又占有很重的比例，这很能说明作者的折衷态度和价值取向。其论键卦，虽强调刚而能方，但所言爻辞肯定文与静的价值，对武与争反而是抑制的。其论川卦，对于其“求贤”、“美情”、“语无声”、“有而弗发”、“文而能达”、“学而能发”持赞赏、褒扬的态度。另外，其对其他卦爻辞的评论亦显示了这一点。如“易曰‘何校’，刚而折也。……[遯之]‘黄牛’，文而知胜矣。涣之彖辞，武而知安矣”都是如此。[1]对武强调安，显然希望强盛能长久，若要长久，必然要文、柔。对文强调胜，显然希望安宁能长久，若要长久，必然要融入武、刚。

二、《易之义》论刚柔与文武

《易之义》在探讨天地、阴阳、刚柔时，通过对《周易》卦象的分析，突显了阴阳协调、刚柔相济、中和的思想。这些是从卦象立意，从一般的抽象的意义方面入手的。但是，如果要将这些思想导入人生实践，达到“和之至”的境界，就需要通过《易》之经文阐述社会历史文化的内涵，《易之义》以刚柔与文武相互涵摄的形式尝试了这一点。

（一）武与刚与动

《易之义》论键卦完全按照六爻顺序，自初九至用九。其文云：

子曰：键六刚能方，汤武之德也。“潜龙勿用”者，匿也。“见龙在田”也者，德也。“君子终日键键”，用也。“夕惕若厉，无咎”，息也。“或跃在渊”，隐[而]能静也。“飞龙[在天]”，而上也。“亢龙有悔”，高而争也。“群龙无首”，文而圣也。

此处总论键之卦象卦德，以商汤周武这样的强势君主的品行能力，象征性地表达键之阳刚进取精神。其释键卦之内涵与《乾·文言》的“龙德而隐者”、“君德”、“行事”，《小象》的“天德不可为首”意思相通。首先，《易之义》作者认为键卦的“潜龙勿用”、“亢龙有悔”是“过”的两种表现方式。既肯定阳刚，又否定刚而过；既认为应有阴柔的成分，又否认无所作为。《易之义》顺着这个脉络进行论述。此后间隔了一段关于川卦和其它卦的评论，又出现了与键卦相关的内容。这些内容指出键卦作为八卦之长，应在《易》卦中具有主导作用，这是对键之阳刚特性的肯定。虽然如此，却并不意味着只进不退。这些议论的核心内涵皆在强调“龙”要刚而能柔。贵柔是老子所倡导的思想，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他说：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

老子将柔弱绝对地置于刚强之上，认为柔弱胜刚强，并以人之性、物之性来比喻，证明柔弱者为生，刚强者为死。《易之义》的思想与此并不相同。《易之义》是在肯定刚强的前提下，指出要和之以柔，刚柔相济才是其所要阐明的道理。它主要是试图纠过刚之偏，而非主张柔弱胜刚强。然而这种思想可能吸收了老子思想的成果。其次，“君子之德”思想的提出。《易之义》云“易曰‘亢龙有悔’，大人之义不实于心，则不见于德；不单于口，则不泽于面。能威能泽，谓之龙”。此云大人之义不诚实于内心，则不能表现于德行；不在语言方面诚信，则不能表现于颜面。即没有内在的诚实之德，就不会有外在的行为显现。既有威勇，又能柔润，这才能够称之为“龙”。“龙”的境界，是《易之义》作者所描绘的理想境界。对于这个理想境界，《易之义》以“君子之德”加以概括：“子曰：君子之德也。君子齐明好道，日自见以待用也。见用则动，不见用则静。”君子应有用于当世是正当的，也是君子的美德之一。故《易之义》认为君子中正精明有中行之道，每天都表现自己的才干以期为世所用。九二爻居键卦之中，故称“齐明”。今传本《乾·文言》释九二爻说“龙德而正中”、“天下文明”。“齐明”是对君子品德的正面评价。《荀子·修身》说“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亦是此意。今传本《文言》对“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身份归属性评价是“君德”，即君主之德，而《易之义》却是“君子之德”，两相比较，《易之义》的“君子之德”更具有道德上的普遍性，而《文言》在这一点上则要狭窄一些。仅仅指君主之德，当然也具有道德意义，但这种道德意识显然不如《易之义》的外延大。《易之义》下文又有对君子之德的详细论述，这些论述都以“子曰”的形式出现。择其要者有“知息”、“恒跃则凶”、“君子穷不忘达，安不忘亡，静居而成章，首福有皇”、“让善”等。其寓意都在戒动主静，突出君子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由于具有忧患意识，所以君子能够静居成章，静与动相对，静是无为，成章指自成章法，行为合于自然之道。这段话的内涵还是对动进行节制，强调因顺自然的法则，这样才能趋福远祸。“让善”谓让于贤人，“键之至德，刚而能让”。《乾·文言》释用九云“乃见天则”，此天则指自然法则。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云“此当三皇五帝礼让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这些可与《易之义》的“让善”相参照。君子之间不相互争为首领，各自完善自身而天下得到治理，何必汲汲追求天下之治呢？龙并不借助于外部环境而行动，可以周游六虚，“无阶而登”，无所仗恃，一切因任自然。此处“群龙无首”的境界，乃庄子《逍遥游》所提倡的逍遥无待的自由境界。

从上面对《易之义》关于键卦各爻辞的诠释来看，其主旨是在充分肯定刚健、进取精神的前提下，重视让、静等阴柔、谦让的因素，而且认为“刚而不折，然后武而能安也”，武本与刚与动密切相关，但若要恒武而能安，恒刚而不折，就必须融入相反因素，以救武与刚之不足，故有对文与柔与静的重视。

（二）文与柔与静

作为与键之武、刚、动相对的因素，《易之义》对川之文、柔、静亦有系统论述。其文云：

川，六柔相从顺，文之至也。君子“先迷后得主”，学人之谓也。“东北丧朋，西南得朋”，求贤也。“履霜坚冰至”，豫也。“直方大，[不习，吉，][也]。“含章可贞”，言美情也。“括囊，无咎”，语无声也。“黄裳元吉”，有而弗发也。“龙战于野”，文而能达也。“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学而能发也。

这是《易之义》第一处系统地评论川卦卦爻辞。其评论自然承《周易》卦爻辞而来，但明显地带有时代色彩。《易之义》论川卦对其定位是柔顺和“文”（谦让）。今传本《坤·彖传》“柔顺利贞”，《说卦》“坤为文”，与此处的“六柔相从顺，文之至也”内涵相同。《易之义》“先迷后得主”是指贤人寻求明主，“学人之谓”的“学人”是一种很特殊的称谓，应该指今天所说的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相对于君主而言，他们谦恭卑下，故以川象之。《坤·文言》对卦辞的解释是“‘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两相对照，《易之义》更注重为川者的身份归属，这一点与其在论键卦时亦注重身份归属相同。从这个特性看，《易之义》的作者比较重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换言之，他重视划分社会阶层，可能是一个比较注重礼的思想的儒者士人。《文言》则更关注坤之德，强调它对乾的承顺，以及化育万物的功能。《易之义》认为“得朋”、“丧朋”皆为君主寻求贤人之举，这仍然是社会两个阶层人的互动。《易之义》对初六、六二爻辞的阐释，由于文字缺损严重，无法得知。也许《文言》的解释可以启发我们。《文言》对初六爻的释读是“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之义》的释读只能见到“豫”字，有学者认为此字为预先之义，并认为此句是“豫为备也”的意思（第250页）[2]。若如此，则《易之义》此处与《文言》一致。《易之义》对六二爻辞的解释阙如。《文言》对六二的释读是“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完全从君子的人格修养出发分析爻辞。以正释直，以义释方。内以敬，外以义。敬义树立之后，君子便具有深厚的德性。这与《中庸》所倡导的思想完全一致。《易之义》于此则非常简约，不若《文言》之系统、完整。《易之义》对六三爻辞的解释具有独特性。其对“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分为两段诠释。“含章可贞”按照六爻顺序，紧随六二之后，“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则在上六之后。从上下文的逻辑关系看，并无必然性。或许《易之义》的作者是从文章的句式着眼，做出如此安排的。从对“黄裳元吉”的评论开始，句式皆作“……而……也”，如“有而弗发也”、“文而能达也”等等。其实，从逻辑的角度看，不应该把六三爻辞隔成两截。现在我们把其合在一起分析。其文应做“‘含章可贞’，言美情也。‘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学而能发也。”“言美情”指内在之美，“情”指内在情志。含有内美而不外露，以示川之阴性的顺从之意，与卦德一致。“学而能发”亦是《易之义》对爻辞的独特阐释。《文言》对此的诠释与其完全不同。《文言》着眼于坤之地道、臣道、妻道的附属性。处于阴柔地位的人，即使有所成就，亦不敢居功，而归功于乾阳之人。今传本六三爻《小象》有言“知光大”，或许能够与“学而能发”互相阐发。“光大”为发扬光大，“学而能发”指向别人学习而能有所发现、发明、发展。总之，都是有所承受而来。以上所论，皆强调川柔顺之德。

与论键卦一样，《易之义》对川卦又有一段重申性论述，此段论述较之上面关于川卦的议论大同小异。其所同者在于主旨一致，都是论证川之顺从的本性。其所异者在于二者侧重点不一样，前文比较笼统，加之有阙文，故只是大致陈述了川之柔德。此处再次论述，则更加完整、系统。首先指出《易》之川，是阐明雌道的，故以“牝马之贞”喻之，“童兽”之“童”为幼小之意。大为阳，小为阴，故牝马、童兽皆属川类。（第256页）[2]《说卦》亦有“坤为子母牛”一类的观点，与此类似。此处赞扬川之牝马属良马之类。《易之义》上文论键卦以龙开端，此处论川以马开端，符合《周易》经文的意思，显系承经文而来。川向上承键之性，在下安顺宁静。外表有美好的形态，内里有贤德之品质（此处虽有阙文，但前半句已将大意道出），招徕众人，具有文德。此意《说卦》、《彖传》曾论及。《说卦》云“坤为众，为文”，《彖传》云“西南得朋，乃与类行”、“利西南，往得众也”，皆指坤以文德得众。《易之义》强调川之文德，文与武相对而言，文有文彩谦和意，这里突出的是其谦和、恭逊之意，与键之武、果断、刚强相对。下文又进一步明确川之德落实到人类生活中的身份归属，“是故文人之义，不待人以不善，见恶默然弗反，是谓以前戒后，武夫昌虑，文人缘序”。这段话将川之特性引申到文人身上。文人的德行特征从川德而来。文人以善待人，发现恶则反省自身，《论语·里仁》有“见不贤则内自省”之语，与此意合。此处“以前戒后”若承上文，则有以前恶为鉴，警戒自身，不要重蹈覆辙之意；若接下文，则有效法键德，警戒自身之意。总之从《易之义》作者的观点看，是“武夫”（具有键德）提出方略，文人（具有川德）遵循规则紧随其后，即《文言》所说“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其后的“履霜坚冰至”，将爻辞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易之义》解为“逊从之谓也”，是从气候的变化（由初寒到严寒）程度，来比喻川紧随键后，正是上文所云“武夫昌虑，文人缘序。”“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属于卦气说，与《说卦》“帝出乎震”的后天卦序相同。东北为艮，为立春；西南为坤，为立秋。万物的生长，始于春而成于秋。《易之义》在此论及“岁之义”，目的并非谈卦气，而是通过季节变化讲义理。故云“君子见始弗逆，顺而保NFDC2”，君子应遵循天道，顺从自然之理，看到变化的开端不要迎向险阻、逆向行事，而应顺应变化谨慎行事。对卦辞“东北丧朋，西南得朋”的解释是丧朋的东北方（艮）非吉祥之处，而西南方（川）可以得到贤人。武夫能够抗击敌人，文人能够辅佐国家，对敌坚强，辅佐长久，这样就是天下的幸事。从《易之义》的论述看，作者每每将武夫、文人对举，而且都是武夫置于前，文人置于后，武夫为主，文人为辅。从卦的角度说，武为键，文为川。从哲学思想看，《易之义》倡导力在德前的思想（当然并未否定道德的作用），突出以力服天下的主张，显系战国时代的产物。其对六二爻辞的解释偏重于文的方面，即偏重阴柔之德。故云“性文武也，虽强学，是弗能及之矣。”“性”，指本性、天生之性。本性具有直内义外的品德，不是后天勉强力学所能达到的。这有点像《中庸》所云圣人天生具有“诚”一样，都是“生知”说。川之内美在此表现为文人之动的特性方面。文人的进取是柔和谦逊的。对于小事，要时时劝谏；对于大事，要顺势成全。其智慧见地不要过度，而且态度务必要柔顺谦和，让君主容易接受。追随君主做事而不能居有其功，这是《诗》、《书》所教导于人的美德。六三爻言《诗》、《书》对人的教化作用。于《诗》言之，中国自孔子以来就倡导《诗》教，后被概括为“温柔敦厚，《诗》教也。”于《书》言之，《尚书》多言道德教化，强调为政以德。《周书》中周公的为臣之道就是居功不自傲。此处言《诗》、《书》之道与孔门教化甚合。《易之义》申明《诗》、《书》之道，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文人如何保全自己，全身远害。其对爻辞作了“君子言于无罪之外，不言于有罪之内，是谓重福”的诠释，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通过对《易之义》的内涵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易之义》是一个对《易经》进行重新阐释的文本。其作者通过对键川、阴阳、刚柔、文武思想的诠释，表达了自己的易学观。

篇3

儒家在我们社会传统中占显学地位，在国内外影响最大，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和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道家的历史地位与影响非常大，乃至今天的社会都有道家思想影响的实际存在。道家在汉之前一直是主流思想，李约瑟就说，如果没有道家，就没有当时的科学技术。政治上几个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所采用的就是道家的无为治国等思想，西方哲学家一般对中国哲学评价不高。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评价不高，但他很重视道家学说，认为它的理论达到了行而上的层面。海德格尔欣赏道家的理论，他认为道家的“道”可以理解为理性，认为它是能力的源泉，托尔斯泰认为道家的“道”是神，是上帝的最高律法，只有道才是东方民族的救世主。

一、守柔处弱，柔弱胜强

“物壮则老”，“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故能为百谷王”，道家认为“法于自然”的道生成万物，而道的运动规律是“反”，道的基本特征是“弱”，也就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庄都强调柔弱而反对刚强。“反”是对立面的转化，这是道家辨证观点的优秀之处，也是逆向思维的方法，而道的表现就是周而复始和循环往复的，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终结点还是道，道家的“弱”其最终目的在于“强”。反者道之动，刚强在发展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柔弱胜刚强是一定的。所以强者将死，弱者将生，“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只有“贵柔”才能胜强，“处弱成强”，使处于柔弱状态的人变为强者。这种思维方式一个是很符合思维规律的。

老子还认为要削弱对方，应该把对方推到强的顶端。因为“反”是事物的运动规律，物极必反，他会变成另一面。“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实现“柔弱胜刚强”。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也不可以都说强会变弱，故“弱”的作用也有不足之处。在《老子》一书中，柔弱与坚强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柔弱接近“道”，守柔的目的在于得到道，也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老子说：“守柔曰强。”就是说，作为人，守住了那“柔”就会变得坚强，变得刚强，变得强大！在柔弱中看到了恒久的力量、成功的力量。道家贵柔。我们想要成功，就要有一种以柔弱达到成功的本领。不怕自己柔弱，只怕自己守不住柔弱。要以柔化刚，强大的处于下位，柔弱的反处于上位；天下最柔弱的，能够驾驭天下最坚硬的。

二、道法自然，自然无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即自然”，是道家哲学的基本观点。“无为”意味着不强为、不乱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不为中实现有为。无为的结果是人民自然富足，同时治国效果得以实现。

道家的目光始终对准社会，“无为即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这是说明道的特征是无为，以“无为”为原则治世也就代表着以道治世。当然道家的治世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的实施也就形成了道家比较完整的治国平天下的方略，比如说采取减轻赋税、休养生息等看似“无为”的措施，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之治”等可以说都是这种所谓“无为”的结果。“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就如同烹炸一条小鱼一样，要保持国家安宁太平。这简单的道理来说明如何治理国家是非常形象透彻的。为政者应顺民心，从民愿。不扰乱民心，可以天下大治。要顺民心，从民愿，达到人与人和谐相处，达到天下安定。

现代意义上的“无为”应该是顺应历史潮流，遵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自主精神，不束缚其思想与行动的“无为”。让人们充分解放思想、发挥自己的创造才干，真正导致了大有所为。这就是由“有为”至“无为”再至“有所为”的辩证关系，在很多的西方国家，“无为而治”思想也被广泛接受，以调动人们工作与创造的积极性为主。古老的东方哲学的智慧在西方社会中也体现出了迷人的光芒，具体的说，在对外上，统治者应避免战争：“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玩火好战，好战必亡。在生活上，统治者更要体察民情提倡整个社会形成“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风气，达到一种“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境地，从而无形却有力地约束一切人。另外从普适性上来讲，“无为”原则普遍适用于很多管理中。

三、无为与中国社会发展

篇4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2.068

泰卦是《周易》中的第十一卦，泰卦是接由履卦发展而来，《序卦传》说：“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履卦的卦象为上天下泽，从卦象上看，泽以阴柔行于乾刚之下，在上刚健在下柔顺，象征着明辨上下的等级秩序，符合天地之礼。遂《卦辞》曰：“履虎尾，不A人，亨”。《彖》释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A人，亨’”。其大体意思是讲，小心翼翼地跟在猛虎尾后就不会有危险。反映在社会意义上，就是在下者跟从、服从于在上者，即民众服从君主的统治，这就是社会有礼有序的表现。故而程颐在《易传》中有云：“天在上，泽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当如是，故取其象为履。君子观履之象，以辨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

承接履卦而来的泰卦，从卦象上看为地坤在上而天乾在下，这种天地颠倒的安排本是不合“礼”的。因为在《系辞上》中早就有了关于天地位置的设定，这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前一卦的履，之所以被程颐称为“上下之正理”，也正是因为它天上泽下、上尊下卑、尊卑有序的秩序。可我们转看泰卦的卦辞时却发现，其描述为：“泰，小往大来，吉亨”。泰者，国泰民安也，从卦辞上解释，通顺、亨达是泰卦的总体形势特征。为什么从卦象上看，恰恰呈现出一种天地秩序相颠倒、似乎是违背了循礼而行的泰卦，是通畅吉祥之卦呢？

我们知道，阴阳是中国传统思想对宇宙自然变化规律的基础因素的描述，是万事万物诞生、变化、成熟、衰亡的内在动力，是奠定中国古代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的核心内容。从内涵上看，阴阳指代宇宙天地间一切事物和现象中最基本的对立面，表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属性――阳代表刚健、雄壮、明亮，阴代表敦厚、柔顺、暗昧，阳在上、阴在下，阳主动、阴主静。但阴阳双方并非完全隔绝，孤立存在，而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具体表现在：阴阳互体，及阴阳互为前提而存在；阴阳化育，即阴阳配合作用下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阴阳同根，即阴阳产生于共同的起源；阴阳互通，即阴阳性质并非绝对，而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实现向对立面的转化。

在《周易》中，天地成为阴阳最直接的表征，用至阳表天、至阴代地。古人通过观察大自然的现象从而发现了天地相通、上下相辅的道理。在自然世界中，天赐雨露、地生万物，天地不合、则万物灭亡、万事不通。所以中国先民很早就得出了“独阴不生，独天不生，独阳不生”的结论。可以看出，《周易》中将天定义在上、地定义在下并不是单纯地追求上下等级的差异性，相反地，却是以强调上下相交、天地互通为目的。天阳和地阴是两种相反的作用力量，对事物的影响表现完全不同，实现这两种力量的互通、达到天地交感，才是万事万物保有生机的前提条件。而泰卦描述的正是乾阳上升（“大来”），坤阴下降（“小往”），阴阳相交的通泰之象，自然也就是吉祥、亨通的。

《卦辞》表述的是自然规律，《彖》辞则由此引入社会人事的道理。即先明于天之道，再察于民之政。泰卦的《彖》辞解释道：“‘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周易集解》引何妥之注：“此明天道泰也。夫泰之为道，本以通生万物。若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各自闭塞，不能相交，则万物不能得而生。明万物生由天地相交也。此明人事泰也。上与之下，犹君之与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济养万民也。”很明显，这里的“上下”说的是作为统治者的君主高高在上，和作为被统治的臣民卑处在下。但如果把这种等级之分的秩序僵化固定下来而没有交通往来，就会使二者的关系变得矛盾，相互对立，社会缺少共同的组织目标，无法形成和谐的一体。而要想达到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序，就必须进行交流往来，君主放下尊贵的地位屈就下臣以体察民情，臣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使得下情得以上达，才可以作到“上下交而其志同”。这种“位置”的互换就是“小往大来”的过程。如果说履卦提出了对下层臣民尊礼从君的要求，那么泰卦则提出了对君主体恤臣民的要求，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代关于君臣关系和谐的思考。

《礼记・缁衣》中记载“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述而志也，则君不疑其臣，臣不惑于其君矣。”便是主张君主臣民要坦诚相见，沟通交流。《礼记・坊记》叙述孔子言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犯也。”说的是，在上位的人能听取臣民的意见行事，上下才能互感互应；反之，则会引发与臣民之间的冲突，发生变乱。古人在君臣互敬中更多地强调君敬臣，认为整个君臣关系能否稳定和谐，君主起主导作用。泰卦《象》辞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说的就是，“后”作为国家最高的统治者，从泰卦的卦象中领悟到“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的普遍规律――即阴阳二气交通往来，双向互动，调适万物，永葆生机的自然规律――进而制定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进行“财成”、“辅助”的工作，由于君主的主观努力遵循了客观规律，所以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发挥领导的功能，左右民众，治理天下。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小《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汇，类。征，动。茅茹，轻柔之物。用茅茹来装扮自己，使自己象茅茹一样柔顺，然后外出与人相交，就会有所得。初九处于泰之初，象征君主为完成与民交的使命，首先要从形体上装扮自己，做个初步的准备。所谓征，是指用茅茹掩饰自己。其目的是“志在外也”，在于与外卦坤之相交。初九以阳居阳位，其位得正，当初九开始前往与相交，便带动了后面的九二、九三志同道合的回应，一同前往，使得全部阳爻与阴爻相交，如同“拔茅茹”一般，顺利通畅，征而得吉。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小《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以阳刚之质居下卦之中位，遵循中道，是一个果断而又温和宽容的大臣形象。具有兼容并包，不畏艰险，胸怀宽广，不疏远顽固之人，不结交朋党的品德。九二上应六五，正是刚中之大臣与柔中之君主配合、相得之象。即孟子所说的“贤君必恭俭礼下”，而臣要事君以忠。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小《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九三位于下卦的上爻，下边已经离开了九二中庸之道，上边又处于天地阴阳交接之地，正是进退两难的境地。乾由卑位上升到尊位，坤由尊位下降到卑位，这种发展势头势必会引起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的局面，造成社会人事的混乱。但是，九三以阳居阳位，得正。所以爻辞告诫，要坚持下去，不要担心。不必患得患失，而应以刚正、诚信为本，与人交往，于食禄之道自有福庆。

“，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小《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穿着朴素平常的衣服，轻轻的，渐渐的，接近你的邻居，他不会对你产生戒心的，会以诚相待的。富，并不专指钱财。比如，精神财富；知识财富；道德财富等。只要是代表君子德行的东西，都是财富。以阴爻居阴位，处于上卦之初，柔顺谦逊。当上下交泰之际，首先虚怀若谷，下应阳爻，并带动它的近邻六五与上六一起下降，无须告戒，实现阴阳合德，上下通泰。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小《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六五是一卦之主，是泰卦最圆满的时候。爻辞借用帝乙的典故，来说明六五以阴爻居上体的君位，位尊而性柔，能够屈己之尊与下卦的阳爻九二相应，以助阴阳交泰的实现，这是莫大的吉祥。这讲的还是君主以柔中之德竭诚委任刚中之大臣，“中行以愿”，君臣同心，精诚团结，这就造就了一个政通人和的局面，实现国家治理。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小《象》曰：‘城复于隍’，七命乱也。”

六五是上卦的中爻，代表中庸之道，卦爻发展到上六，已经过头了，离开了中庸之道。泰卦讲的是通畅，上六为了追求过分的通畅，推倒了城，添平了隍。城和隍都是国之屏障，这时，城和隍都失去了屏障的作用，所以不宜用兵。城之高代表了帝王的尊严，隍之深代表了民众的卑顺。帝王失去了威严，民众就不会听从号召。所以曰：“其命乱也。”这时，当务之急是在民众中树立威信，不可以让这种状态再持续下去了。这就是说，在“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同时，还要强调君主的权威性，“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不庄以 之，则民不敬也”，这种局面是非常危险的。

刚才我们提到，泰卦是由履卦发展变化而来，可以说履卦与泰卦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履表现的是上下有别之礼，而泰表现的是上下间的一种交和。《论语》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也就是说，礼的作用，贵在能和，目的是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同时，这种和谐的局面也不能离开礼的制约。《周易》正是从履卦的卦象阐明社会秩序的必要性，又由泰卦来说明社会和谐的目的性，明确指出阴阳两类势力由秩序发展而来最终达到和谐，其关键在于二者之间形成了交通往来的关系，而不是上下隔绝、闭塞不通。

另外，泰卦中乾卦主内而坤卦主外，呈现的是内阳刚健而外阴和顺之态。其中以阳比喻君子，阴比喻小人。这二者作为对立的两端相互依存，相互消长而存在于社会的统一体中，此乃古今之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社会上善的积极因素居于支配地位，则能合理处理二者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融洽，此乃治世之道；反之，如果小人得势，恶的势力就居于支配地位，就会激化社会的冲突矛盾，破坏社会秩序，成为乱世。泰卦具有阳刚之德的君子在内健于行事，秉承阴柔之质的小人在外顺以听命，正是“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治世局面，其吉祥亨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基金项目：内蒙古科技大学创新基金（2012NCW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