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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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通过研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三者的关系，对国际贸易现象的产生提出了深层次的原因，阐明了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动力、利益的来源等。而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更好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服务，为了追寻超额利润而推动国际贸易，为了更好地促进贸易发展而提供理论指导。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内容和对象上各有不同。通过对两者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为我国参与国际贸易进程提供良好的借鉴，从而促进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

二、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西方经济学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后提出来的，应该说，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对西方经济学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借鉴与批判。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较为笼统地围绕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这三者展开。在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来科学地揭示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由国际分工理论、国际价值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组成，在国际贸易发展的背后，来统一地揭示这一现象的产生。可以说，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源于它对资产阶级国际贸易实践的探究，不是简简单单地解释表面现象。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得出一个总体的规律。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出现，是由于资产阶级追求超额利润而产生的。对马克思国际贸易进行研究，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参与国际贸易的进程。国际贸易的发展主要围绕着国际分工，通过国际分工，可以使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提高工作效率，从而获得利润。这也是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中心思想。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各国的国际分工，再加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这使得国际贸易迅速发展。要真正地了解国际贸易，就要更好地了解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的出现，促进了各国的生产效率，使得各国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国际分工超越了社会分工的界限，如果没有了国际分工，就不会有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出现。一直到今天，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中也起到巨大的作用。通过国际分工，使一种商品可以在各国利用各国的优势，比如技术、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从而使成本较低，获取更大的利益。虽然国际分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些落后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是被迫的，资产阶级为了取得利润，通过战争等方式攫取落后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迫使落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而这一现象，也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这一点，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却忽视了社会和历史原因，只停留在经济手段上。除了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发展还与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有关。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的差异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商品交换的依据，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原理，可以体现在国内市场，也可以体现在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其价值，就是要通过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体现。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的不同，使得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开展国际贸易来获得差额。资产阶级通过国际分工产生的成本较小的商品，因为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的不同，将商品放在国际市场上售卖，所取得的利润，要远远大于国内取得的利润。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或者是由于商品的独特性，使其拥有国获得商品的垄断权，竞争规律受到限制，垄断价格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量，这使得拥有国大大受益。因此，国际价值也是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之一。国际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巨大的舞台。而这个舞台，就是世界市场。

西方的资本主义，以殖民扩张的形式，将东西方国家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西方的经济可以不仅在国内发展，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更大程度地获益。因此，可以说，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关键，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养分。只扩大市场，这对资本家的生产和销售都是不可或缺的。世界市场的联结，可以将国内分工扩大到国际分工，可以提高商品的国际价值。而在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中，需要提到的理论家是卢森堡，她首创了世界体系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体系。她在世界体系方法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这一理论抛弃了传统的国际政治领域，而是把市场延伸到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间的交换。资本主义间的交换，只属于内部市场的交换。而资本主义和被其剥削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交换，就属于外部市场的交换，这属于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资本输出，这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作了更深入地展开和论证。因此，从卢森堡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出，资本主义是不能独自存在的经济成分，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同非资本主义交换，就不能生存。也可以说，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首要条件。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说，国际贸易在社会生产下的作用，既是有利的，也是有弊的。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实现各国的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的国际交换和合理配置，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一国的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扩大，促进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国际贸易的产生，并不是一个自愿和不流血的过程，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扩大世界市场，必然要迫使落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如果生产的无限扩大和需求的有限减少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矛盾，这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这在历史上也已经证明了。

三、西方经济学中国际贸易理论

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从重商主义开始，经过各个时代经济学家的补充，直到现在，已经大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可以提及的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西方经济学在国际贸易中，虽然提及的是自由贸易，但是在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都是由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联结在一起的。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虽然有一定的保护主义，但主要着重的是自由贸易。而比较着重保护主义的有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论、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和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等等。西方经济学从早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这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呈现出国际贸易理论的萌芽，但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暴露出很多问题，接着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和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对此进行完善，要素禀赋理论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完成的，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开端。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越来越无法满足新的国际贸易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新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有规模报酬递增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这些理论可以解释当代国际贸易发展产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但相对的每个理论都有其弊病，而需要应对新问题，需要多者统一起来讨论。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国的距离已经无法阻挡国际贸易的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渐渐地融入国际贸易的潮流，而面对这一情况，西方经济学也相对应地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如普雷维什的中心－论。从而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从重商主义开始，都是围绕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中心来思考和研究的。如何在国际贸易这一浪潮中获取更大的利润，通过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来更方便地为资产阶级提高效率，这是西方经济学永恒不变的主题。从早期的重商主义贸易学说开始，其主张认为一国积攒财富的手段，就是要增加贵金属货币财富，而为了获取货币，需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本国商品输出，实现本国贸易顺差。早期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有了贸易顺差的意识，扩大一国的出口，可以增加一国的财富，这为以后的国际贸易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然而早期的重商主义存在着较大的局限，资本主义只是把眼光局限于货币上，而没有注意到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可以带来多大的财富。基于这一思想，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就把国际贸易注重在国际分工上，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可以通过各自的优势，而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实现双赢。之后，相互需求论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贸易分析模式，它提出了国际贸易是建立在两国的需求强度上，需求强度如果发生变化，则贸易条件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综合以上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瑞典科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差异决定了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这一理论，也为日后的新贸易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战之后，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出现了新的特点，如何来解释这些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试图用多方面多理论来研究，比如规模报酬递增理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成本的递减而取得成本优势，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贸易分工可以使一国扩大产业规模而获利，从而更好地参与国际贸易。与规模递增从而成本递减不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来解释新形势下的国际贸易。新技术的创新，可以使一国在参与国际贸易中率先获利，但是随着模仿时滞的克服，新技术传播到各国，一些落后国家也拥有了该项技术。这一理论也符合当代国际贸易的新形势。这些理论都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意义，但是都具有片面性，无法解释全部的新特点。因此，新国际贸易理论只能解释表面现象，却不能挖掘国际贸易新形势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进程中，总有率先崛起的大国，也有落后的国家。

如何让这些稍显落后的国家，如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润，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还相对应地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其主要的论点有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论，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凯恩斯的对外乘数理论，这些贸易理论为一个稍显落后的国家如何在国际贸易中获利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是各个主张仍有其局限性，例如在幼稚工业保护论中，在具体操作上对保护对象的选择并没有做深层次的分析。如果保护手段选错，也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进程，中心－论提供了新的方向，发展中国家应该摆脱发达国家控制的体系，但其发展并不理想，中心－论抛弃了市场机制，想要争取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对于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虽然组成的理论庞大，但是各个理论都有其优势和不足，各有其侧重点，不能一概而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主体和分工上进行综合的研究，新国际贸易理论又是在新的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和新特点的不同解释，每一个理论虽然不同，但都有相关的关系。一个现象，可能是由多个理论来解释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并没有对背后的经济现象作深层次的研究，只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如何通过国际贸易取得利润，这与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不同。但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深思，它为各国参与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指导，每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或多或少都借鉴了西方经济学，它对我们的影响重大。

四、比较与评价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后诞生的。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在深刻地研究了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其国际贸易理论。两者的相通之处都看到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主动力，国际分工发展较快时，国际贸易发展也较快，国际分工还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中，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国家的分工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国家剥削落后的国家。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并没有把社会差异和历史范畴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而只是假设于参与国之间贸易位置的平等，通过这一方面来推导理论公式。可以说，在国际分工上，两者都注意到了，可是侧重点却有所不同。除此之外，在国际价值上，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是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可以获得的利润更大，因此商品就更青睐于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一思想，又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类似。要素禀赋理论的一般均衡框架为不同国家相对价格的差异决定了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两者互相类似却又不完全相同。马克思揭示的是国际贸易商品交易的一般规律，是为了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要素禀赋则是通过了解各国商品相对差异，来更好地为国际贸易服务，出口该国相对富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商品。可以这么来说，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都有其可以借鉴的地方。两者相互关联，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提出为西方的国际贸易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并且在时代的进步中不断完善，而马克思通过研究这些西方的具体实践和相对应的技术，更概括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参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矛盾和一般规律。

参考文献：

［1］蒋雅文，耿作石，张世晴．西方经济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张彤玉，张桂文．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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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地理学与新贸易理论被视为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领域中继不完全竞争与收益递增革命之后出现的第四次“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其中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通过强调收益递增与不完全竞争，并将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区位（或称经济地理）联系起来，将其引入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中。其目的在于将一直被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之中。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论的基本理论做简要的介绍。

一、经济地理学的复兴和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长久以来，经济学一直忽略了空间问题，因为任何有关经济活动空间区位讨论几乎都无法使用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仍然是大部分经济分析的主流。

二次大战后，随着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现实中的表现，并未向世人展现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同的经济图景，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念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到了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完全竞争的模型。因此，收益递增不再是被回避、或不顾一切地被假设掉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发挥了很大的空间，丰富和扩大了传统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内涵。这两方面的理论基础就是收益递增假设，这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但是以往这两个理论都是围绕着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生产要素流动性这三者以及这三者间在市场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作用而展开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领域也是传统经济地理学派研究的范畴。但是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们只能将规模报酬递增和生产要素内生化，而不能将运输成本内生化，因此，主流经济学派就只能将经济地理学纳入研究的范畴。从新的领域、新的视角得出一些关于传统贸易和增长理论的新的启示。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和经济学家们关于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为经济学研究领域带来第三次大飞跃，而被视为第四次大飞跃的新经济地理学，将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985年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发表了《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随后的1991年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发表了《世界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前者是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后者则主要针对内生增长进行研究，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大大促进了新经济地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而真正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开山之作、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并确立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地位的两篇著作，则是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以及1988年藤田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

二、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理论

（一）中心――模型

克鲁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中心――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理论模型，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该模型展示了两个外部条件相同的区域，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的交叉作用的情况下，如何演变出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并且解释了当时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为何是在发达地区集中而非不发达地区集中的情形。

该模型假设前提是整个经济活动中只存在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地区和两个部门，一个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其处于完全竞争模式；另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其处于垄断竞争模式下。该模型中，一开始运输成本（即“冰山运输成本”）很高导致了贸易自由度低，这时这两个产业是在区域间均匀分布的。但随着运输成本发生变化，不断下降并降到中间水平时，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效应最强，市场容量进一步增大。由于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作用，使得更多的制造企业涌入该地区，因此形成了企业集聚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被打破，从之前两个部门（农业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以制造业“中心”、农业“”的中心――模型。这样形成的不均衡发展，在累积过程驱动下扩散到整个地区，克鲁格曼认为这是收益递增对经济地理的最高层次的影响。该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19世纪美国和欧洲制造业地带等情形。

（二）地方化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在地理上集中的现象在许多层次上都会发生，收益递增在最低层次对经济地理的影响就表现为产业的地方化。各国发展何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偶然性。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区位，在较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和历史依赖的。克鲁格曼举了一个1895年美国佐治亚州的达尔顿女孩制作了一件植毛制成的床罩作为送给朋友的结婚礼物，这一偶然事件使得二战后，达尔顿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地毯制造中心。克鲁格曼还列举了几个相类似的例子旨在说明地方化的逻辑是类似的。微小的偶然事件开始了一个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地区大量厂商和工人的存在为更多的厂商和工人集中到该地区提供了激励。由此导致的模式可能是由潜在的资源和技术决定的，但克鲁格曼认为，从根本上来讲，历史和偶然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区域和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格局也同样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这种“路径依赖”特征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某个历史的偶然事件或偶发原因，由此引发了区位事件的发生。而这一“历史的偶然”一旦产生，就很有可能建立起某种长期的聚集结果，虽然在产业区位和聚集经济中，这种聚集结果有可能存在其他的替代性均衡，或者最初产生的这一区域和城市模式其实并没有达到“最佳”的空间活动模式均衡，但无论如何，这种长期聚集的结果一旦形成，在收益递增的基础上，这个最初的区域和城市模式就会被“锁定”下来，很难发生变动。这一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制造业中心的形成。

（三）全球化和产业扩散

1996年蒲格和维纳布斯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产业扩散的模型。这一模型试图通过弱化运输成本的变化对于产业扩散的作用，提示国家间的产业扩散更可能因为劳动效率的变化而发生。原因在于，如果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由此带来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都相对较低，因为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而导致的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抵销运输成本变动所带来的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因此，为了规避或减少工资成本的上升，投资和生产开始向周边国家的转移，来满足其最终需求。而在前向与后向联系较强的国家，即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产业集聚更容易维持。1999年，藤田、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产业扩散过程，建立了一个包含三个国家和七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模型。该模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产业都集中在一个国家（富国），这一国家与另外两个国家（穷国）存在着工资差异。随着富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开始向穷国转移以获利，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两个穷国在一开始的工资水平是一致的，因此两国相同的产业结构相对均衡，随着两个国家内部产业联系的增强，这种均衡被打破，一个国家领先的优势被放大，另一个国家则因此而落后。通过这一模型，我们看到了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富国与穷国共存的模式。而随着产业以获利为目的由富国向穷国转移，这也使得穷国通过产业的承接和自身产业的发展而进入富国的行列这一可能性得到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了产业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国家内部的产业发展也都呈现出从低向高发展的态势。

（四）区域专业化模型

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经济一体化如何影响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1996年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建立了区域专业化模型。这一模型通过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和两个规模报酬递增性的产业（均为制造业），解释了产业内联系和产业间联系的强度对产业地理集聚的影响。这一模型表明：当产业间联系与产业内联系共存，而产业间联系强于产业内联系，也就是说，对于一国的厂商而言，必须通过位于另一国的厂商联系才能获得最重要利益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这一国家对两个产业中任何一个产业都无法实现长期的集聚。两个国家都会各自发展这两个产业。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系强于产业间联系，而贸易成本又比较高时，为了降低贸易成本、减少贸易量，两个产业中任何一个产业也都无法实现在某一国家的长期的集聚，两个国家也都会各自发展这两个产业；只有当贸易成本足够小时，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加，这时两个产业中的任一产业才能实现在某一国家集聚的可持续性。产业内的联系与产业间联系之差距越大，使产业集聚为可持续的贸易成本的取值范围越宽。

三、新贸易论与经济活动区位

克鲁格曼认为，现实中的国家间贸易，并没有像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言主要发生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而是发达国家之间同质性较高的产品贸易量最大，这主要是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原理使得这些国家在发展产业专业化上获利，其结果是强者愈强。而这种产业的专业化发展与各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其实关系不大。在以上理论前提下，各国发展何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区位也是不确定的和历史依赖的。“路径依赖”理论在国家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格局也一样适用。新贸易理论还认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使得国家和区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并以此来创造竞争优势变成了可能。因此，新贸易理论鼓励国家和区域为创造贸易中的竞争优势而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这样可以使一个国家主动地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专业化格局，使其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对比传统的贸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就是将空间这一地理因素考虑其中，他的这一理论，不仅复兴了经济地理学，更创造性地开创了一门新的经济地理学理论。

总的看来，新经济地理学更多地还是运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领域的问题。因为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浓厚兴趣并不断在该领域进行理论研究的不是地理学家，而是一些经济学家，确切地说是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他们的视角及研究的方向与传统的地理学家还是不一样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石是古典区位理论、规模报酬递增理论、聚集模型等，这些研究对于传统地理学来说意义并不大，但对于长期忽略了空间因素的经济学而言却有其重要的意义。以强调空间因素著称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这一方面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M].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美）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3]张发余.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及其评价[J].经济学动态，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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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前经济社会中最具有发展性的学科和最具时代活力的专业之一，国际贸易专业在国内逐渐兴起和发展。独立学院国际贸易专业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经济社会需要培养和造就新一代的国际贸易人才，独立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理应在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有所作为，实现人才培养途径创新。

一、国际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素质结构

新形势下，外贸企业数量大幅上升，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人才素质要求产生了新的变化。因而国际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应以社会对经贸人才的素质要求为基础。借鉴美国职业培训的kas模式，经过调查、检索和分析，将国际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素质结构定义为kasi模式，分解为k(knowledge，指知识)、a(ability，指一般能力)、s(skiu，指职业技能)和i(innovation，指创新能力)，这里的k (知识)包括自然科学、人文和专业知识等；a(一般能力)理解为学习、组织和沟通能力等；s(职业技能)指经贸人才具备的专业操作能力，包括商务英语运用能力、业务磋商能力、进出口业务操作能力和单证处理能力。i(创新能力)指业务拓展和知识更新能力。外贸企业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懂外贸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外贸业务能力。因此，独立学院国际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应以提升学生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

二、独立学院国际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专业特色和业务专长

目前，我国遭受贸易纠纷和摩擦等事件不断增多，给出口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为尽可能减少损失，需要一大批既熟悉wto规则、精通英语、又熟谙世界相关国家法律、能够参与应诉贸易争端的专门人才。而我国独立学院国际贸易专业培养的学生各方面知识均有一些，专业技能“泛化”，缺少特色，业务能力难以满足用人单位要求，加之缺乏从事外贸工作的实践经验，往往很难适应企业的实际需求。

(二)课程设置不尽合理

独立学院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设置中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比例不够优化，选修课所占比重偏低，不利于学科问融合和拓展学生创新能力，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悖。随着传统国际贸易人才外延的扩大，外贸企业对于既懂金融、工商管理和电子商务等专业知识，又熟知国际贸易专业知识的人才求贤若渴。课程设置滞后于市场需求，技术课程比例多，学生择业市场化，课程设置未能考虑人才市场实际需求，造成毕业生所掌握知识与实际岗位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三)实践和创新性环节教学效果不理想

在独立学院加强外语和计算机等教学同时，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被严重挤压，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实验设施和场所不足，严重影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使部分院校实验设施投入和建设足够，也因缺乏严谨的组织和有效指导，不能与地方经济和企业紧密联系，教学效果大大降低；一些院校忽视社会实践调查和毕业实习，不能有效组织第二课堂，使学生创新能力得不到有效锻炼，而这正是外贸企业招聘员工十分重视的方面。

(四)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现代化运用不足

首先，虽然各独立学院都在积极地改进教学方法，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在教学过程中简单的“灌输式”教学仍然存在，缺乏分析问题的引导和训练；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科技手段未能充分运用到教学过程中，制约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五)专业外语应用能力强化力度弱

良好的专业外语应用能力是国际贸易人才的必备素质。在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条件下，沿海地区加大同中东和非洲等地贸易往来，对小语种外贸人才需求逐渐升温。但多数独立学院国际贸易专业不能对学生进行充分的专业外语应用能力训练，更缺乏对小语种专业知识的传授，尤其是专业基础和外语能力“双优”的教师短缺，配套措施不够健全，很难营造讲外语和用外语的氛围。

三、独立学院国际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途径

(一)改革和创新基于“平台+模块”课程结构体系

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以提升能力素质为手段，以学校定位为特色。课程体系包括四个部分：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公共选修课，以提高职业能力为导向，对岗位所需能力进行分析，改革和创新基于“平台+模块”的课程结构体系，根据专业特点对课程进行优化和整合即课程模块化。

1．“平台”。平台课程包括公共基础平台和专业基础平台，侧重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教育、基本技能训练、基本应用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公共基础平台课主要包括外语、计算机、体育和政治理论等；专业基础平台课包括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所必须掌握的共同基础课程。

2“模块”。模块课程是指除专业课外，再分若干专业方向模块课程组，如国际贸易业务操作、报关和单证员等方向，供选修，学生至少选修一个模块方向。注重培养学生专业能力，保证专业方向必备知识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与延伸，强调实践和创新技能培养。

(二)构建“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

国际贸易人才素质kasi模式，实质是为了培养职业技能s(skil1)和创新能力0nnovaifon，指创新能力)，因此，独立学院国际贸易专业教育应进一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操作技能，构建“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一是单项训练和综合实训相结合；二是基地实训和在岗实习相结合；三是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与专业考证相结合。

(三)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

根据专业特点，改变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融“教、学、做”为一体，重视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强化学生应用型能力培养。首先，尝试进行启发式和讨论式等教学，强调师生双向交流，侧重理解分析的思路、理论如何应用的分析引导和训练。其次，重视现场教学和案例教学，积极寻找理论与实践知识结合点，教学内容与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内容的衔接，将其他内容穿插其中最后做一小结。并与报关员资格证书考试大纲内容衔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教学手段方面，学院为满足教学需要，应不断增加经费投入，更新教学设备，引进现代化教学软件。鼓励使用电子教案、cai课件和“双语”教学等先进手段，增大课堂教学信息量，为学生留出更多时间消化和吸收。

(四)强化外语应用能力的培养

独立学院国际贸易专业必须强化外语教学，尤其是口语和写作能力培训。聘请专业基础扎实和口头表达能力强的教师，选择试点班级，探索双语教学的路径。聘请外教强化学生听力和口语训练，切实增强其作为交流工具的实用性。引导学生报考相关资格证书，如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口译证和商务英语证书等，以适应用人单位对应用型外贸人才的要求。

(五)加大“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与引进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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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后，数位英国顶尖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女王，就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时间、幅度及严重性”做出诚恳道歉，称这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察” [1]。这表明当今的经济学研究是滞后于经济现实的。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国际贸易学（包含“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它的学科体系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或许当前也有必要进行“集体反省”了。

按照我国国家标准G/T13735-92的解释，学科即“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国际贸易学科作为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一般认为它包括三大核心构件，分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理论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分工与贸易”，国际贸易政策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一国在特定时期针对某一具体产业应采取何种贸易政策和措施”，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着力于回答“如何开展一笔具体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现有文献中，王建邦通过分析当下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设计的种种不足，提出应拓展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对象，确立“大外经贸”的概念[2]；还有学者估计到融合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实践的难度，如陈岩写道：“国际贸易理论多以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作为出发点；国际贸易实务多以微观经济、企业经营为出发点。……国际贸易理论往往是为实现国际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福利最大化，反映均衡、诠释理性、昭示方向，而国际贸易实务往往作为企业获得利益最大化的赢利过程和步骤，充满谋略、充满争夺、布满规则。把二者融合为一个层面的命题的确不是件易事。”

上述文献确立了研究国际贸易学科结构的理论价值，但其并未充分认识到下列现象，即在国际贸易学科结构中，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与现实国际贸易政策存在明显的矛盾，并且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仍存在不少脱节现象。因此，我们亟须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剖析这些问题并不断完善国际贸易学科，以构建一个理论与实践互生互动、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体系。

二、对国际贸易学科困境的剖析

1. 困境之一：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

社会科学理论是政策制定的向导和指南。因此，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为现实的贸易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支撑。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其中，自由贸易政策坚持“无为而治”的基本理念，表现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没有政策’，但实际上，没有政策本身就是政策” [4]；保护贸易政策则一般通过“奖出限入”或“奖入限出”的措施得以实现，常用措施有出口鼓励（奖出），进口税、非关税壁垒（限入），进口鼓励（奖入）及出口税、出口配额（限出）等。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分别由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为之提供理论支持。古典、新古典等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已证明，为促进全球资源最优配置和贸易参与国总体福利最大化，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但历史和现实却向我们展示了如下基本事实：

其一，在各国的贸易政策演变史上，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交替占据上风，在当代这两股思潮又存在“折中”趋势。通过对历史上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回顾和梳理不难发现，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选择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时期，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主张也往往不同。不可否认，完全的自由贸易、彻底的保护贸易都是极端情形，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国家可能既想享有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又不想因为自由贸易导致本国的相关产业经受国际上太激烈的竞争而被摧毁，于是当代诸多国家在具体贸易政策选择方面往往存在明显的“折中”倾向，如采取管理贸易政策、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

其二，现实世界中的保护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和纠纷不断。尽管这些现象与现实中对贸易福利的分配不无关联，但主流贸易理论所证明的政策取向与现实贸易政策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层出不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自愿出口限制（VERs）、反倾销、反补贴、环保标准、技术标准等，无一不是出自于倡导自由贸易理论的某些发达国家 [5]。这就使得主流贸易理论中所鼓吹的自由贸易，显得难以逻辑自洽、自圆其说了。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影响，是微观经济学在空间上的延伸，于是被称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一方面，贸易理论分析须严格坚持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分析往往又违背了这一方法论。举例来说，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表明，效用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无法比较，更无法简单求和。但是，主流贸易理论在分析各种保护贸易政策措施（比如关税、进口配额等）的经济效应时，往往是先分析实施一项贸易政策对一国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政府税收收入等的影响，然后对之求代数和，以得到实施该政策措施的净经济效应[6]，这种分析事实上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一个货币单位给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而根据效用理论，上述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进一步地，就不能随意对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的福利状况进行简单求和，从而一国实施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后的整体福利变化将是难以确定的。这足以表明，“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

上述三大事实说明，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困境。

2. 困境之二：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的脱节

通常人们在学习任何一门理论的时候，摆在桌面上的说法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等。但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经济学的一部分）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关系来看，似乎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直接的契合点。更直接地说，在不排除国际贸易理论对实践“潜移默化”的指导外，国际贸易理论没法、实际上也没有对实践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而当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实践时，显然不能去怪罪实践，而只能从理论方面找原因。表面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存在诸多不同，比如出发点、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侧重点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但这些均不能构成二者脱节的充分条件。造成二者脱节的根本原因需要从二者的方法论、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的方法论中去寻找。在阅读相关文献和思考国际贸易学科方法论的过程中，笔者认识到，导致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脱节的原因至少包括：

其一，企业主体地位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的缺失是造成理论与实务脱节的基本原因。或许也正因如此，迈克尔·波特（Micheal E.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入并强调了企业因素，近年来甚为流行；而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 [7]，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21世纪初出现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通过将分析变量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关注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FDI决策的关系，关注企业在国际生产中对每种组织形式的选择，从而开拓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前沿 [8]。

其二，国际贸易理论内部大量苛刻的假设前提离现实太远，甚至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在以往贸易理论分析中，都抽象地假设货币是中性的，且交易过程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各种阻碍贸易自由的障碍，这与现实是相左的。现实的贸易实务中，不仅大部分时候货币不是中性的，而且就整套业务流程来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可以说，国际贸易实务所关注的一整套业务流程及其中所伴随的成本，恰恰被国际贸易理论从根本上忽略了。在国际市场上，交易成本比在国内市场更为显著，影响也更深远[9]。因此，忽略了交易成本的存在而进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同时，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带来矛盾。经济学说史中，微观经济学一般指新古典学派，尽管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大量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但从国际贸易学说史看，其本身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当代贸易理论（如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的发展和演进。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因为其中除了包括新古典学派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古典学派和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利益的关注具有抽象性，与具体的贸易实务存在差别。一个贸易参与贸易的基本动因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因此，无论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国际贸易实务都离不开对“贸易利益”的分析。国际贸易理论通过引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抽象地分析了一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所能得到的直接利得和间接利得，其方法论本身决定了无法通过国际贸易理论具体告知一个企业如何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强调一个微观的企业如何操作以谋取贸易利益。具体而言，一次成功的贸易，无非是交易前贸易双方就各项交易条款展开磋商，然后签订进出口合同，最后履行进出口合同的过程。贸易实务强调相关法律法规、国际惯例和交易程序，最终是为了实现具体而非抽象的贸易利益。各个贸易参与方能否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是衡量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此来看，企业只能从实践着手，在实践中积累获得自身贸易利益的方法，而不能获取国际贸易理论的直接指导。

三、进一步完善国际贸易学科的路径选择

1. 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的对策

为了协调和化解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有如下几种思路值得借鉴：

其一，尝试从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的不同视角看待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自由贸易论若要成立，必要条件之一是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现实世界中非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普遍存在表明，上述必要条件在现实中往往不成立，因此自由贸易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不仅如此，人们还普遍观察到保护贸易政策存在的事实。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光、张燕生、万中心的回答给出了基本方向，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创造，保护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分配，利益创造与利益分配的统一和均衡决定了现实贸易状况[10]。

其二，通过对国际贸易政策展开政治经济分析，试图从政治、经济双重运行的视角去考察实际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以中国为分析样本，盛斌进行了深度考察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对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给予解释[11]。笔者认为，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试图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以弥补主流贸易理论在解释现实贸易政策时的不足。这看似一个简单的学科交叉，但实际上可能反映了主流贸易理论的“研究纲领”存在某种退化。事实上，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贸易制度的具体化，并没能内生到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针对二者之间一定程度的脱节和矛盾，学者们主要批评的是主流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过于苛刻。孙杰正确地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抽象掉了制度因素这个重要的环节，一下子跨越到贸易政策理论来解决国际贸易问题，显然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而，在解释真实世界现象中暴露出许多不足。” [12]

其三，试图在自由贸易理论中纳入就业因素与利益分配因素，以化解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杨正位认为，从就业和利益分配出发，可以将自由与保护的观点统一起来，“自由贸易理论中本身含有保护的根基。出现这种保护的呼声，并没有否定贸易带来的总的利益提高的情况，即竞争中处于优势的资本家及工人获得的利益有可能大于受损者的损失，也即是说，这并没有否定自由贸易本身[5]”

毫无疑问，学者们的研究无疑可大大深化对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政策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衔接点，并构造相应的理论体系，可能在未来若干年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2. 衔接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对策

为了将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衔接起来，可能需要使抽象的理论和政策分析“落地”，使现实而具体的实务分析“上天”，最终找到二者的对接点。

其一，为了使贸易理论（政策）分析“落地”，适时放松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并使之更贴近现实是根本之道。比如可考虑在其中引入“关注现实经济生活”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制度、交易成本等变量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正如张亚斌所指出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之一，就是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分析方法”[13]。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曾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的命题[14]。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与新制度经济学有着众多的理论“接口”，甚至可对国际贸易展开系统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与贸易”在进入新世纪后成为学术前沿可谓对此的最好注解，笔者曾将这种学术思潮命名为“国际贸易的制度主义”，并认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贸易理论对制度因素的自觉吸纳，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自然趋势，也是其回归现实的必然选择 [15]。此外，还可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制度的一种形式来加以分析，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产权界定、保护和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种种交易成本，因此国际贸易活动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以克服过于高昂的交易成本，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高度重视制度要素和交易过程本身，自然可更好地衔接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贸易实务。

其二，为了使贸易实务“上天”，在讨论如何签订一笔具体的业务合同时，应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这样终究会找到其理论根源。国际贸易实务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的，通常国际贸易的制度环境分为三个层次：国内法、国际贸易条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和国际贸易惯例（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这些制度的作用在于制约贸易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交易的一方能对对方的行为形成明确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参与者能获得更大的交易剩余，有动力参与交易。其中，契约（合同）是贯穿一笔进出口业务的主线，不论是出口业务还是进口业务，其基本程序都包括交易前的准备工作、交易磋商、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等几个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由于国际贸易的难度更大、更复杂、风险也更大，一般而言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更高。既然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伴随着产权的界定和转移而发生的交易成本，可以说是与国际贸易实践相伴而生的一种客观存在。在进出口合同中，最为核心的条款是价格条款，而国际贸易报价一般借助于贸易术语才能得以完成，选用贸易术语的过程，就是明确双方各自在交易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过程，即明确进出口双方在贸易中的责、权、利的过程。贸易术语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大大简化了产权界定和转移的程序，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上述分析表明，可运用制度基本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对国际贸易实务展开详细的分析，从而将其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沿着不断追问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源，即不断寻找“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等，进而找到衔接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一根“红线”。基本线索为：

贸易发生贸易利益（分配）（广义）贸易条件交易条款贸易合同商务谈判

其中，前面的是结果，后面的是原因。即，国际贸易的原因为对贸易利益的追求，贸易利益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条件，贸易条件由包括价格在内的种种交易条款决定，交易条款在贸易合同中确定，贸易合同的签订靠商务谈判来达成共识。沿着这个思路，或许可构建一个理论与实务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框架。

参考文献：

[1]和静钧. 经济学家向女王道歉[J]. 读者，2009（20）：27.

[2]王建邦. 浅议国际贸易学科研究领域与方向的拓展[J]. 国际经贸探索，2006（6）：80-84.

[3]陈岩.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4]佟家栋，王艳. 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启示[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54-61.

[5]杨正位. 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Paul Krugman &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M]，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4，186-209.

[7]罗能生，洪联英. 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与拓展[J]. 经济学动态，2006（9）：62-65.

[8]樊瑛. 新新贸易理论及其进展[J]. 国际经贸探索，2007（12）：4-8.

[9]熊贤良. 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J]. 南开经济研究，1993（3）：50-57.

[10]光，张燕生，万中心. 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理论思考[J]. 经济研究，1996（11）：30-38.

[11]盛斌.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2]孙杰. 克鲁格曼的理论“接口”和诺思的“贸易由制度启动”命题——关于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比较优势的思考[J]. 经济研究，1997（12）：61-68.

[13]张亚斌. 论国际贸易中的制度资源[J]. 甘肃社会科学，2000（2）：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