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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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己。’――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在这里,孟子虚拟了一个(偷鸡的)情境,他要表达的是:对于加重人民负担的弊政,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其不仁不义,就应当立即革除,没有理由等到来年。他虚拟的这个情境是修辞手段,即所谓“喻证法”,具有一定的论证功能。这个比喻的本体(“去关市之征”)与喻体(不再偷鸡)之间,在价值上一致――都是向善的:即改掉错误。这种价值方向上的相同,是这个修辞具有论证效力的关键所在。但是,在两者之间,也确实有一定差距:“关市之征”是国家行政,而“偷鸡”则是民间的个体行为。这种差别正是其论证效力的薄弱之点。因为,国家行政的改变,即使是革除弊政,也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往往并非朝夕可致。

其实,孟子要彻底消除的“关市之征”,作为国家对商业活动的征税制度,是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一般来说,只能“轻之”,而难以“去之”。孟子认为其不仁不义,才把它比喻成“偷鸡”的。孟子的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价值理性”的特征,即把是非善恶当作判断的标准,立场鲜明,嫉恶如仇。但在它的对面,还有另外一种理性:即考虑到可能性和具体方法的理性,所谓“工具理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以修辞手段进行说理的方法,也许不能用正确与错误这样的硬性标准,而应该用“强”和“弱”这样的柔性标准。特定的修辞手段,有说服力强的一面,也有说服力弱的一面。对于有些人可能是强的,对于另一些人可能是弱的。判断其强弱,要看具体的受众。一般说来,孟子这种通俗、形象的论证方法,更容易能够得到普通大众的认同。在今天也是这样。但是,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特别是对方法和可行性的研究,则是我国古代思想资源的缺项。孟子尤其突出。

对于今日中国的公共问题来说,人们应当以孟子这种以民为本的价值理性与“何待来年”的紧迫心情来积极推动政府革除弊政;而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也应当向公众耐心说明一些改变的具体困难来求得公众的理解。

梁惠王向孟子请教。孟子先提出一连串问题:

“用棍棒和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

梁惠王答:“没什么区别。”

孟子问:那么,用刀子杀人和用(弊)政杀人,有什么区别吗?“

梁惠王答:“也没什么区别。”

孟子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百姓面有饥色,郊野里横陈着饿死的尸体,这就等于率领着野兽一道吃人啊!”

篇2

中国的电子商务从1997年开始发展至今已有15年，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成熟，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网络上购物消费，许多商家甚至制造厂家也积极进入电子商务开始网上销售，网络消费占社会总消费的比重迅速扩大。随着网络消费习惯的养成和网络信用体系建设的进一步成熟，一代代新网民的不断加入和成长，在未来，我们将可能进入全面网络消费的时代。

全面网络消费时代是相对于传统商业模式的概念，代表着全社会大部分的消费行为是通过网络经由电子交易完成，网购交易成为社会的主流消费模式，是随着社会和电子商务的发展进步，在未来可能实现的一种社会状态，其特征在于：

1、人民消费购物普遍成熟而理性，其交易行为大部分在网络通过电子交易预定提前完成，消费过程从容不迫，井然有序。

2、制造商服务商全面参与电子商务，通过网络直接销售所生产的大部分的产品和服务。

3、电子商务平台有效撮合消费者和制造商各种商品的对接交易，如大件商品汽车、家具的预订交易，以及日常消费用品的储值卡模式销售。

我们可以预计到到，未来全面网络消费时代里人们会通过电子商务直接和生产商购买所需的大部分商品，这种电商模式也称之为M2C，M2C即Manufacturers to Consumer（生产厂家对消费者），生产厂家(Manufacturers)直接对消费者(Consumer)提供自己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一种商业模式，其特点是流通环节减少至一对一，销售成本降至最低，制造商可能实现精益零库存模式生产和管理。在电子商务的信用体系建设领域，M2C相对B2C和C2C有着天然的规模优势，制造商信用方面明显更容易得到消费者认可，而且产品销售过程一对一直接操作，自然减少了了中间出错和纠纷的可能，更能保障产品的品质和售后服务的质量。

当然这里全面网络消费时代和M2C电商模式还只是愿景，中国电子商务的现阶段实际是C2C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电子商务模式的变化趋势可能是，中期逐渐过渡到B2C，远期再发展到M2C，未来全面网络消费时代的电子商务主流模式将是M2C，这是利益竞争兼并和产业链控制整合的结果。

其实从中国电子商务模式近几年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迹象，受制于网络普及和信用手段缺失，早期的B2C、C2C的网购交易发展一直不温不火，2003年B2C行业占整个网购市场规模35.2%，超过C2C市场的一半，但随着2003年淘宝网横空出世，C2C市场开始发力，这期间伴随着网络支付手段、物流配送，以及诚信体系的逐步改进完善，C2C发展迅猛，一时引领电子商务发展潮流，更抢占了B2C的大半市场份额，从2003年开始B2C占网购市场份额逐年下降，2007年已低于10%，B2C陷入低谷，但从08年开始，B2C网购交易在资本推动下开始反弹，08、09尽然比例仍然低于10%，已呈现上升趋势，至10年，B2C网购交易增长更是迅猛， 不仅B2C占网购市场比例超过10%[1]，B2C最大份额的综合类电子商务平台网站京东商城销量更是首破100亿元，垂直型B2C网站纷纷创建并吸引大量风投，如凡客诚品等网站也取得不错的成绩，许多传统企业如苏宁、国美也开始加入B2C电子商务，就连淘宝也创建天猫商城走靠拢B2C的路线，行业内对B2C增长持强烈乐观态度，并预测B2C发展最终将取代C2C。

分析其原因，在电子商务网购市场启动时期，C2C的中小卖家对市场反应跟更加灵敏，经营方式自由、竞争策略灵活，占据了先行优势，开拓激活了电商市场，启迪培养了早期大众网络购物消费习惯，使电子商务发展并充满活力，C2C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但是当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利益的竞争兼并吸引相关企业纷纷加入，我们看到苏宁、国美等传统线下企业受到电商的竞争挤压，倍感压力，转身利用自身优势也加入线上竞争，还有物流企业本身作为电子商务产业链一个环节，但顺丰、申通等快递公司不想受制于人，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也纷纷自建电子商务平台，而电子商务企业自建物流体系早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2]。这些都表明，电子商务发展到此时，产业链上下游控制整合，竞争更进一步加剧，运营方式同质化，最终还是需要以实力来定夺。

篇3

关于《故事新编》的文体归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是关于历史书写的小说，早已公论。所谓“故”事“新”编，就是指对经典文本的再次创作，在鲁迅的笔下这种再创有着独特特征，突出表现在强烈的现实关怀，古今杂糅、时空交错，对圣贤、先哲、权威们的消解与否定。

一、《故事新编》具有的独特特征

1.强烈的现实关怀

《故事新编》中几乎所有的篇章都不是一时冲动、空穴来风，都有一定的现实考量，凝聚了鲁迅对许多问题深入、持续的思考，充满了浓烈的现实战斗激情。如，《补天》中的“小东西”满嘴仁义道德，却从事着男盗女的勾当，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却是肮脏龌龊；《铸剑》中的国王凶残毒辣，群臣无能无聊，看客麻木愚昧；《理水》中文化山上“学者”卖弄学问，丑态百出，所谓“大员”在大灾面前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大搞“品尝宴会”；《非公》中所谓的募捐救国队，以救国为名，大肆搜刮；《采薇》中的小穷奇实为强盗，却美其名曰“恭行天搜”，流氓无赖相十足；《出关》中所谓“优待”老作家和“提拔新作家”，实为剥削者常用的一种欺骗宣传手段；《起死》中出现的“保甲”“上流文章”都有所指，这些现象都有现实依据，加入这些现实因素，既实现了对时弊的针砭，又增强了文本的杂文味和现实战斗性。

2.古今杂糅，时空交错

《故事新编》在处理历史素材时，没有完全忠实历史，也没有按照历史事件本身及其过程作表面上的铺陈，而是深入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精神深处，通过古人古事的“重演”，折射出从“五四”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若干“影子”，让“现在”与“过去”浑然一体，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历史的循环往复。这种处理历史与现实的方法，既高于历史又高于现实，自由地穿梭于“过去”与“现在”，在历史中审视现实，在现实中体验历史，从而达到对历史全新的理解和阐释。

3.对圣贤、先哲、权威们的消解与否定

鲁迅对历史典籍中的英雄、圣贤和权威们持否定态度，眼光是俯视的，这根源于其对中国历史、历史书写者以及历史文本的怀疑和深刻认识。《故事新编》中所描写的人物不是历史上的先贤与圣哲，就是传说中民族精神的化身和典型，但是在鲁迅“俯视”的视域内，他们风光不再，脱去神圣衣冠，着陆现实人间，经历常人才有的无聊、无奈、寂寞、悲伤、屈辱、尴尬和伤害。

《故事新编》中八篇小说的取材都不是信手拈来，而是审慎选择、精心设计的，在精神内涵上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脱冕”，让这些圣贤、先哲、权威们平凡化、凡俗化，让他们在人间遭尽洋相，神圣形象消解殆尽。这种“脱冕”，在完成了对他们消解与否定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文本、中国历史的消解与否定，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所代表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历史文本的正统，是中国历史的根源，对前者的否定与消解，也就是对后者的否定与消解。

虽然把《故事新编》归档为历史小说遭到很多人反对，但毋庸置疑的是《故事新编》书写历史的方式对我国现代历史小说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追求历史精神的神似、借古人之事浇心中块垒、以古讽今，还是艺术手法上的油滑、反讽、戏拟等都让后起者群起模仿借鉴。

很多作家开始从事历史小说创作都是受《故事新编》启发，比如，郭沫若、矛盾、郁达夫、冯至、王独清、废名、聂弩、秦牧等。在我国现代小说史上，受《故事新编》启发所创作的历史小说，难以尽数，就是当代文坛风光一时的“新历史小说”也不能说和《故事新编》没有干系，《故事新编》的影响可见一斑。

二、故事新编带有的局限性

《故事新编》为现代历史小说的繁荣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也遗留了一些“祸根”，这些“祸根”在现代历史小说中迅速蔓延，使其带有很多局限。主要表现在：

1.功利观

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故事新编》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文本中摄入很多现实事件和人事纠纷，这是创作《故事新编》的原动力之一。这种功利观在后来的历史小说中得到过度的发挥，为了讽今，随意篡改历史，盲目比附，牵强附会，甚至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和无理谩骂，既侮辱了历史，又糟蹋了现实。

2.消解历史

从《故事新编》文本叙事中可以发现，鲁迅有意改写历史文本和历史人物，把这些人物彻底现实化，退去他们身上的神圣光环，消解他们的神圣性，从而达到对历史的解构和否定。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是解构中有建构，可惜后继者没有做到这一点，对历史完全否定，过分偏激，让我们无本可依，最终导致民族精神的

涣散。

《故事新编》只是包含了“祸根”因素，在文本里不是很突出，只是后继者把这些弊端突出化了，瑕不掩瑜，《故事新编》在现代历史小说史上的地位无法撼动。

参考文献：

[1]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篇4

一千多年前，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最初传入中国的是佛教的思想，因佛教文化源于古印度，传人中原后佛教造像的形式与内容大都呈现异域风貌。两晋南北朝社会大动荡时期，来自异域的佛教思想得到迅速发展，与中国传统的儒家等思想有了更大的交流，衍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雕塑艺术，并有了飞跃般的发展。南北朝时的佛像雕塑，传世遗物较少。但从现在仅有的一些造像来看，其风格有着明显的特点，佛像面部安详柔和，尤为幽雅静温，具有更多的中国传统色彩，甚至还带有早期还不成熟的佛像制作风格。佛像雕塑家戴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艺术具有民族特色，不在是单纯异国佛教文化，不再属于印度的佛教雕塑文化，而是从此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也是可以说成是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形成。这一时期的佛教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带，神采飘逸，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风格，成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北魏代表东临淄龙泉寺内的佛像神态宁静，身姿飘逸，高贵典雅，充分体现出北魏后期佛造像雕刻追求神韵与风雅的艺术特征，庄重厚实的质感反映了北魏少数民族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石雕艺术史以及山东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

二、中国特色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

唐代贞观之治给社会带来了稳定和平，繁荣昌盛。丝绸之路促进了印度佛教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让中国佛教雕塑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代可以说是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经过魏晋时期的消化和吸收，外来的佛造像样式已极为完美、不露生硬痕迹地与中国传统雕塑相结合，创造出极为成熟典雅的佛像样式。佛像面相饱满，头部为螺型或水波式发型，肉髻相对于隋代较为高耸，大耳下垂，神采稳重而又不失慈祥;佛像身体比例匀称，结构合理，体态丰腴，丰满，袒露的胸肌起伏变化，写实性较强;体态天然舒展，具有很强的动态感;衣饰有通肩式，袒右肩式和褒衣博带式，更多的是方领下垂式，衣料质感柔和轻薄;台座多为束腰式，有六角，八角，圆形或花口形底边;衣纹流利，下身衣褶悬搭于座前若台布，具时期特征。这一时期佛像雕塑充分体现唐时民俗文化所具有的艺术特征。

三、中国特色佛教雕塑艺术的平民化

宋元朝时期，佛教造像受当时理学的影响，宣传佛家的禅观思想，同时也宣扬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使造像成为儒佛糅合的产物。中国佛像雕塑艺术渗入了民间，更在民众化、现实化，佛像所展现的也是现实人物的性格和情态。宋时盛行佛教密宗，佛教不再仅仅服务于统治阶级、教化民众，而是趁于平民化，因而所表现出的佛像也更为亲和。如密宗佛教造像笑口弥勒的雕像最为著名，为一时代表。它那憨厚质朴、纯真无邪的笑容，看来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笑，吸引着大批游人和朝拜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自此后，中国佛教雕塑艺术不但更为平民化，而且其自印度带来的宗教色彩也相对削弱，反而是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性得到了增强。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万历以后，对内禅、教、律等宗学说得到了进一步对融合，对外受儒、释、道三家的风气的影响。清初虽然朝廷对汉地佛教进行了发展限制，但雍正主张佛道异用而同体，提供我国佛教各派更次得到进一步融合。本土化的佛教思想深受士民大众的信仰，并使中国佛教雕塑艺术也更具有特色，更为大众化。可以说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经过历史的沉淀与发展，受益于我国开民兼容文化的影响，中国佛教雕塑艺术成了极具我国民族文化特色的雕塑艺术。

篇5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2-0026-03

[Abstract] “Intermediality”is the abstract and gener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editing activities’object. It means the different editing activities’object ―media―have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manifests in three aspects: coexistence and complementary, inte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termediality”is not only the laws of editing activities’object, but also the feature of editing activities.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realize this law and the features.

[Key words] Editing activity “Intermediality” Editing law

在当代编辑学研究中，主客体关系视角已经成为编辑活动规律研究的主要思路之一。由此出发得出的观点――编辑活动是一种由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交互作用的文化创构实践活动，被学界普遍认可。但是，由于研究者对编辑活动主客体元素的认识不同，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编辑观。其中，王振铎先生的媒介文化缔构编辑观广受关注，影响深远。尤其是他最近提出的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引人注目。他在《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一书中指出，编辑活动“媒介间性”特征的发现是编辑学研究60年的重要成果之一。他说：“在‘逝者如斯’的人文传播历史中，图书、报纸、期刊诸版本，广播节目，电影银幕，电视、网络频道与手机荧屏等各种媒介载体，无不突出显示着应该称之谓‘媒介间性’的多重交互性特征。”[1]但是，对于什么是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编辑活动为什么具有这一特征，编辑活动这一特征的发现有什么意义，王振铎先生没有作深入阐释。本文尝试从以上三个方面对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进行初步论述。

1 编辑活动“媒介间性”特征的内涵

“媒介间性”特征是从整体视野对编辑活动客体对象关系的抽象概括。在此前的编辑活动主客体关系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强调编辑活动主体元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认为由作者、编者和读者构成的主体作用关系是编辑实践的内在动力源泉。例如，王华良先生认为：“编者、作者、读者之间反映作品供需矛盾的关系，得到什么样的调节和整合，最终决定着编辑活动的得失盛衰。”[2]也有研究者深入论述编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作用关系，认为主体在作用客体的同时，也受到客体的影响和制约，编辑主客体之间作用关系是编辑活动的基本矛盾。例如，杨焕章先生认为：“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之间的矛盾是编辑活动的基本矛盾。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之间的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类型的编辑活动之中，而且普遍地存在于每一具体的编辑活动过程之中。”[3]但是，很少有研究者认识到，编辑客体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和交互作用的特征。所谓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关系，就是指不同的编辑客体――媒介，在共时和历时的编辑实践中存在着交互作用的关系。这种作用关系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共存互补性。无论是共时的编辑实践，还是历时的编辑实践，由编辑主体元素所创构的编辑客体――媒介，都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共容互存的。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一种媒介的出现，并不是以另一种媒介的必然消亡为前提的。相反，新媒介的出现总是离不开旧媒介的影响和推动。比如，期刊的出现没有终结图书的发展，而图书是期刊发展的源头。电视的出现没有宣告广播媒介终结，同时电视媒介的发展也离不开广播媒介的基础。网络媒介的出现更是如此。从共时的角度来看，不同类型媒介分属不同的符号模式和媒体模式。它们之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互补性。电视具有实时直观的媒介特性，书籍具有深度见长、易于保存的深阅读个性，广播具有听觉灵敏、生动传真的媒介个性。与此同时，它们之间在同题的表达上又有着共通的空间。由此可见，共存互补的“媒介间性”特征，不仅是现实媒介多元共存的写照，而且也是其间际性关系的一大特征。

二是交互作用性。由编辑实践所缔构的媒介，不仅具有静态意义的共存互补性，而且具有动态意义的交互作用性。它们之间，不仅互补，而且互动；不仅共存，而且共生。以“影视后出版现象”为例，可以看出不同媒介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的共存，而是交互作用的共生；不是符号模式意义的浅层互补，而是精神多维交流意义的深层互动。这就是图书出版能够催生影视制作，影视剧热播能够带动图书出版的真正奥秘。针对这一现象，王振铎先生指出：“文学和影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对话性和互文性。文学是影像改编的前提和基础，影像改编则推动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影像改编的屏幕化将静态的文本阅读变为动态的影像欣赏，通过影视媒体普及文本。”[4]媒介间的交互作用，不仅可以从影视传播和文本出版中找到例证，而且可以从报纸和图书出版互动、电视和网络互动、报纸出版和网络出版融合中找到例证。当代报纸编辑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报网互动并走向融合：报纸编辑可以从网络媒体中寻求信息，设置议题，网络媒体又可从报纸报道中得到支持，加强网络舆论。很多报纸编辑在网络上设置“焦点网谈”之类的网络话题园地，然后将其中的精华内容编辑为报纸同名栏目，这正是报纸和网络两种媒体交互作用的生动体现。正如范志忠所言：“作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杂交，线上与线下的两栖，印刷工业与互联网工业的混血，‘报网互动’无疑有力地促使了报纸传播技术的飞跃，极大地拓展了报纸的时间、空间概念，使得报纸也像网络一样，具有了直播、互动、链接、超越时空限制的功能。”[5]从相反的角度来讲，报纸同样以自身的优势实现了对网络传播的影响延伸和推动。

三是转换生成性。转换生成性是编辑活动“媒介间性”特征的最高层次，意谓不同媒介在编辑主体元素的主导作用下可以相互转换形态，实现同一主题或相近主题内容的不同媒介形态表达。当下流行的“全媒体”出版，由编辑主导，将同一主题内容以传统书籍、网络、电子书和手机等不同媒体形态同步出版发行，实际上正是媒介间转换生成性的表现形式。我国最早开启“全媒体”出版的是，2008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中文在线”，将长篇小说《非诚勿扰》以图书、网络、手持阅读器和手机阅读四种媒体形态同步出版。之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我的兄弟叫“顺溜”》等图书都相继采用“全媒体”形式出版发行。“全媒体”出版的最高形态是“三网”融合背景下多媒体数据库产品的编辑出版。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传统文本、影像、期刊、网络等不同的媒介形态在共有数据库的基础上可以实现自由剪辑组合和自由转换生成，由此所形成的媒介间交互作用的特征在编辑主体的作用下，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示。笔者以为，“全媒体”出版和三网融合的实质，就是在编辑主体元素主导作用下实现不同媒介的转换生成，形成同题多媒体形态表达，从而最大程度地编辑整合、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

2 编辑活动“媒介间性”特征的存在依据

编辑活动作为一种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媒介文化缔构活动，缔构的对象和目标是媒介。编辑活动不同于作者创作活动之处就在于，作者的文化创构活动是单个稿本的创造，而编辑活动是在单个稿本基础上的组合构造。这种缔构活动的结果，就是形成媒介。需要注意的是，编辑活动的缔构性在不同的媒介创造过程中表现内容不同，表现方式不同，缔构或组构的程度各不相同，有强弱之分，有轻重之别。报纸和期刊是编辑对众多作者作品的组构结果，其缔构性最强；网络、影视次之；书籍缔构和组构性相对较弱。但是从编辑本质来讲，书籍作为媒介是由编辑在作者创作稿件基础上进行缔构而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媒介缔构是编辑活动的本质。而在整个编辑活动中，作为编辑活动客体元素的不同媒介，又具有“媒介间性”特征。编辑活动之所以具有这一特征，原因有三。

一是由媒介媒体模式的个性决定的。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媒体模式，不同的媒体模式由不同的符号模式构成。任何一种媒体模式在具有媒体共性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个性特点。这就决定了不同媒介间具有共存互补性，即任何一种媒介都有不可替代的一面。即使高速发展、广受欢迎的网络也有先天难以避免的传播个性缺陷。美国学者伍尔夫曾经指出，在网络时代，人类的“阅读大脑”将变为“数字大脑”，而这个习惯了即时可得的和貌似全面的屏幕信息的数字大脑对人类而言“还不知道结果是好是坏”[6]。

二是由编辑活动的“主体间性”决定的。构成编辑活动的作者、编者和读者三个主体元素之间具有“主体间性”特征。在编辑活动过程中，编者、读者和作者之间彼此交互作用，相互影响，围绕内容创构最终形成媒介。正是因为三者围绕媒介创构的主体交互作用，人类媒介文化的编创活动才得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永续发展。主体间交互作用的发生，是通过人类共通的媒介空间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媒介在认识、使用、理解和创构之中，彼此存在交互作用。换言之，媒介的交互作用，实质是主体间交互作用的表现。编辑活动的主体元素之间，如果不存在“主体间性”，也就不存在“媒介间性”。

三是由编辑活动传播讯息的规律决定的。编辑创构媒介的目的是传播讯息。不同媒介的讯息传播广度、深度和速度，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方式、特点和形态。编辑为了更好地完成讯息传播，实现讯息传播增值，满足不同受众层次的需要，就会不断综合和整合不同媒介的讯息传播特点，对媒介进行整合创构，集合利用，甚至创造出新的媒介。其结果就是媒介的交互作用和转换生成。

3 编辑活动“媒介间性”特征的意义

“媒介间性”特征是贯通编辑活动历史的编辑客体作用规律，是编辑活动的整体特征之一。认识和发现这一规律、特征，对于我们做好当下编辑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媒介间性”是解释当下编辑活动中媒介融合现象的理论依据。从报纸与图书的内容转换生成，到报纸和网络的报网互动，影视和出版的互动传播，再到最高层次的全媒体出版、三网融合，由“媒介间性”造成的媒介融合现象，不仅是当代媒介发展中最有影响的实践特征，而且也构成了编辑活动最为生动的变革图景。当代编辑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都在高度关注和描述媒介融合现象。但是，很少人追问媒介融合这一现象的内在动因。换言之，为什么会出现媒介融合现象，媒介融合的理论依据何在，如何用理论来解释媒介融合这一现象。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正是解释媒介融合现象的理论依据。正是因为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编辑创构的媒介之间存在共存互补、交互作用和转换生成关系，不同的媒介在编辑活动中才走向互动，并最终走向融合。与此同时，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当代编辑模式发生重构，编辑思维面临提升，这些变化也无一不与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相关。

“媒介间性”特征的认识和发现是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研究的进一步完善，提示我们要深化和拓展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尤其是要打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站在对规律性和趋势性探讨的高度，全面审视编辑活动构成要素的内在运行机制和外在表现形态。此前编辑学研究比较重视编辑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忽视编辑客体的作用关系。殊不知，编辑客体之间也存在交互作用关系。正在日益泛化的“出版”概念和备受关注的“全媒体”出版理念都反映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不仅存在于编辑主客体的交互作用，而且体现在客体媒介自身发展的规律上。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是我们在认识编辑“主体间性”特征，即主体交互作用关系后的又一发现。它是对编辑活动主客体作用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由此，我们可以将编辑活动的内部运行规律归纳为三个维度：一是编辑主体间的作用关系，二是编辑主客体的作用关系，三是编辑客体的作用关系。编辑只有深刻地认识和把握这些作用关系，并将这些认识抽象概括到理论层面，才能够更自觉地遵循规律，提升和变革主体，从而实现主客体的协同发展。

注 释

[1][4]王振铎．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2，12

[2]王华良．再论编辑活动基本规律[J]．编辑学刊，2006（3）

[3]杨焕章．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J]．大学出版，1998（4）

[5]范志忠．论“报网互动”的发展态势与传播特征[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1）

篇6

0引言

在计算机视觉研究领域中，特征提取一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一问题研究是与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研究的深入和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数字图像边缘检测技术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在图像分割、运动检测、目标跟踪、人脸识别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图像的边缘信息是图像的重要特征，它包含了用于识别图像的有用信息，可以检测和识别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因此图像边缘检测技术是图像处理技术的研究热点之一，如何消除在处理图像时噪声干扰带来的虚假边缘，并保证检测出的边缘信息更加清晰、准确，提高边缘检测精度和探索边缘检测技术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是边缘检测技术的重要研究内容。

从一幅图像中提取出什么样的特征，主要由研究者所关心的具体问题来决定，图像特征的提取通常是以经验为先导，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中，针对年轮的边界特征提取就是从处理后的结果图像中有效提取年轮边界信息，为树木年轮参数测量做准备。

1年轮图像的特征描述

年轮图像是由一系列有规律的明暗轮圈构成，它们的几何形状和宽度变化彼此是不均匀的，每一个轮圈包括浅色调的早材和深色调的晚材两部分，表征树木生长的一个周期。正常情况下每年形成一个生长环，即生长轮，也叫年轮或树轮[1]。在年轮图像的获取过程中，树脂道斑、采样过程中的损伤斑驳、样本自身裂痕以及打磨留下的擦纹等，都会引起图像的噪声。

2年轮边界特征提取的一般方法

一般来讲，代表图像二维特征的有边缘、区域、形状和纹理等特征。不同的边界特征有不同的提取方法。

1. 形状特征

形状特征是指图像中物体的几何特征，根据其几何形状又分为块状形的和线形的形状特征[1]。

2. 区域分割

区域分割[2]是把图像分割成具有某种意义的部分图像（如对象物区域与背景区域）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二值化处理，其关键在于阈值的确定。

3. 纹理特征

纹理[3] （texture）可认为是灰度和颜色的二维变化图案，是区域所具有的重要特征之一。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若一直放大下去再进行观察的话，就一定能显现出纹理。

4. 边缘检测

边缘检测[4-5]的基本思想是在图像物体的边界处，灰度存在着急剧变化。因此，寻找灰度变化较大的点就能找到边缘。常用方法有：

（1） 一次微分

一次微分的离散形式，即差分为：

由于微分反映了函数的变化率，因此当 大于某一阈值时就表明在点 处灰度有较大变化，该处就可能是边缘的一个点。在很多场合，常采用反映梯度的各种边缘检测算子，如Roberts算子，Sobel算子等。

（2） 二次微分

由于一次微分是一种向量，与标量相比它的数据存储量大，并且在斜率一样的宽区域上，若把全部区域都当作边缘取出时，情况有时会变化。故有必要做二次微分，即采用二阶差分，这就是拉普拉斯算子（LoG）。

3 Canny算子的边缘检测算法

Canny算子考核边缘检测的指标有：低误判率（信噪比准则）；高定位精度（定位精度准则）；抑制虚假边缘（单边缘响应准则）。

（1） 信噪比准则。即丢失真实边缘检测的概率要低，同时将非边缘点误判为边缘点的概率要低。信噪比的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 为边界是 的滤波器的脉冲响应； 为边界函数； 为高斯噪声的均方差。惹信噪比越大，则边缘提取质量越好。

（2） 定位精度准则。即检测出来边缘上的点应该和实际边缘的点最相近。定位精准的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 和 分别是 和 的一阶导数。Location的值越大，则定位精度就越大。

（3） 单边缘响应准则。即要保证单边缘只有一个像素响应，检测算子的脉冲响应导数的零交叉点平均距离 应满足 为 的二阶导数，即为：

该算子的边缘检测步骤：第一，先对树木年轮彩色图像进行灰度化处理；第二，对待处理的灰度图像选用一定的Guass 滤波器进行平滑降噪处理；第三，用一阶偏导的有限差分来计算梯度的幅值和方向；并且对梯度幅值进行非极大值抑制；第四，利用双阈值检测和连接边缘。该算子与其它边缘检测算子的差别在于，它使用两个不同的阈值分别检测强边缘和弱边缘，而且仅当强边缘与弱边缘相连时才将弱边缘包含在输出图像中，因此，该算子不容易受到噪声的干扰， 能够检测到真正的弱边缘。

4仿真实验分析

在对树轮图像进行边缘检测前，首先对原始图像进行中值滤波处理。为了验证Canny边缘检测算子的效果，分别采用Roberts 、Sobel、Prewitt、LoG和Canny算子）对图1中的（a）图树轮原始图像的局部进行边缘检测试验。仿真结果如图1所示。

图1中如图（b）所示是采用Roberts算子分割处理后的结果图像，可以看出噪声较大；由图（c）可以看出Sobel算子对噪声具有一定的抑制能力，但不能完全排除检测结果中出现的虚假边缘，边缘的连续性差，不利于图像的进一步处理；由图（d）可以看到，Prewitt算子虽然对噪声具有一定的抑制能力，但检测出的边缘容易出现多像素宽度，边缘的连续性差；由图（e）可以看到，经过LoG算子处理后的图像噪声比较多，不便于进一步处理；图（f）所示是采用Canny算子分割处理后的效果图，可以看出，Canny算子既有较好的边缘检测功能，又能够很好的去除噪声，对树轮图像处理后进行年轮边界特征提取时，这种方法分割的效果是最好的。

5结论

本文研究的树木年轮图像在早材和晚材之间的边界线就存在着灰度突变的图像特征，这种突变规律表现在沿着年轮界线方向灰度变化平缓，垂直年轮方向灰度变化剧烈。因此可以利用边缘检测技术的处理提取年轮的边界特征。本文正是利用树轮的这种边缘特性分别采用了边缘检测算子（如：Roberts算子、Sobel算子、Prewitt算子、LoG算子及Canny算子）对树轮图像进行相应的处理，仿真实验结果表明，经Canny边缘检测算子分割处理后的年轮图像噪声少，年轮线较为清晰、完整，便于年轮边界特征的提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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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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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信息资源中的信号应用日益广泛，信号的结构越来越复杂，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和研究实际工程信号的有用信息，对信号进行预处理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对于环境的监测，其中对空气成分的检测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其方法是将空气中的某一成分(例如丁烯)进行特征的提取，提取的信息中仍然会存在着由一系列高频信号构成的噪音信号。由于这些边缘部分的存在，使原信号的基本特征在光谱信号中不能完全清晰地呈现，导致某些信息的细微环节部分难以识别，致使研究目的无法实现。

本文通过对小波变换所进行的理论分析和计算机模拟发现，利用小波变换具有的高低频分离的特点，可在不丢失原信号重要信息成分的前提下，将原光谱信号的边缘部分进行滤化处理，消除了噪音信息，重构出更加清晰的光谱特征图形，从而提高了信号的清晰度，为信号的预处理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

二、傅氏变换与小波变换

近年来，小渡变换已经成为对信号、图像等进行分析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之一，其实质是对原始信号的滤波过程。与傅氏变换相比较，小波变换的优势在于，对分析信号可进行任意的放大平移并对其特征进行提取。对复杂信号作小波变换，进行多分辨率分析，在信号图象分析领域已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已有的科研成果表明，物质的荧光光谱取决于物质的原子分子结构，所以不同的物质具有不同的荧光光谱。非线性荧光光谱是利用大功率超短激光脉冲和气体的非线性作用得到的；对于这种非线性荧光光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成原理、光谱强度等方面。由于采用传统的光谱分析方法分析该光谱存在很大的困难，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笔者发现，由此得到的非线性荧光光谱与超短脉冲激光器的波长以及强度无关，只与气体的分子原子结构有关；对于混合气体，则与其组成成分(包括浓度的不同)有关，因而可以用来进行混合气体成分识别。含有不同成分的混合气体的非线性荧光光谱虽然不同，但不同的气体在同一波段上可能有很大成分的交叉重叠，因此很难像吸收光谱那样找出每种气体特有的非线性荧光光谱，然后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而加以识别。神经网络对于不能精确识别或用数学公式近似加以描述的模式识别具有非常好的识别能力和推广性。对此，已有不少关于气体传感器(电子鼻)联合神经网络识别分析气体组成成分的报道，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必须对检测的气体进行取样，因而不能实时地检测混合气体的组成成分。本文正是基于这种原理，提出利用混合气体的非线性荧光光谱联合神经网络模式识别的方法，来实时检测识别混合气体成分的新方法。

傅氏变换和小波变换，在通信技术和其他工程技术方面，是两种非常有用的工具，也是数学中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但在对丁烯特征提取的实验过程中不难发现，用傅氏变换仅仅只可以将时域中的现象反应到频域当中去。对于简单的信号来说，傅氏变换可用于观察并且一目了然，但对于复杂信号来说，由于傅氏变换只能表示成各频率部分的叠加和，对于时域，傅氏变换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无法从傅立叶变换后公式F(w)中分析f(t)在任意一点的形态，而小波变换虽不能反映出垒局观，但是利用基函数窗口形状可任意改变的特性，通过平移放大，像是显微镜头一样，对任意一点可进行细致的观察。

总之，傅立叶变换由干正弦波是无限宽度的，这使得被分析的信号也需要具有从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都有意义的特性，所以傅立叶变换不能很好地处理一些局部信号。比如，一个在局部范围内有非0值而其余所有地方都等于0的函数，它的频谱会呈现出一幅相当混乱状况。这时，频域的信号反而不如时域的直观，频谱分析变得很艰难，而小波变换则克服了这些缺点，这也是小波变换的优势所在。

小波函数是不具备唯一性的，这与傅立叶变换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Matlab工具包提供的小波函数就有8种小波函数。同一个工程应用问题，用不同的小波函数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相差甚远。小波函数的选择是小波分析中的一个难点，也是小波变换研究的一个热点，往往只是通过实验或不断地实验来选择小波。

三、小波函数的选取

小波函数不是唯一的，选取最优的小波函数是小渡应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根据小波选取原则，因为信号的滤波对实时相移方面的要求并不高，所以小波的支撑尺度和对称性不在选取小波的考虑之中。笔者选取小波的准则是要求小波的正则性好，基于小波选取的四个基本原则经反复比较各小波函数实际的滤波效果后，决定采用dB5小波，它正则性很好，在频域方面具有较好的局部性。在实验中选取Matlab工具包提供的dB5小波，用waveinfo(‘dB5’)命令可以获得该函数的主要性质。

小波变换的实质是对原始信号的滤波过程，由于小波是一种开窗口的傅立叶变换，其主要应用之一是对非平稳或时变信号的分析，基于经典小波变换的去噪方法明显优于非线性和线性滤波方法。对于一般白噪声，可以证明它几乎处处奇异，且具有负的奇异指数，随着尺度J的增加，噪声小波变换模极大值点的平均幅度和随稠密度减小。但是一般信号，它的奇异指数大干0，也就是说，随着尺度j的增加，信号小波变换模极大值点的平均幅度会平稳地增大，即使出现不连续的情况，其幅度随尺度增大基本不变，表征信号重要特征的极大值点能从小尺度传播到大尺度，并且尺度空间模极大值点的相对逶迤在一个锥形范围内。这样一来，在大尺度下剩余的极大值将属于信号，以位移在一个锥形范围内。以此为基础，可以采用由粗及精的策略跟踪各尺度下的小波变换模极大值，找出属于信号的部分，并将属于噪声的部分去除。因此，如果某个信号的小渡变换局部模极大值的幅度及稠度随尺度减小而快速增加，表明该处的奇异性主要由噪声控制，在消噪时应予以祛除。

在信号奇异性为正的点上，有时叠加了噪声更大的负奇异性，严格地讲，结果呈现负的奇异性。但是，若信号在该点上具有比噪声更大的幅值，根据传播特性在较大尺度上由信号奇异性控制的模极大值点，仍能够同噪声的模极大值点区分开来，而且随着尺度的减小其幅度只是轻微增加。在较小的尺度上，当信噪比较低时，局部模极大值的位置和幅度主要由噪声控制，此时很难直接利用该尺度上的模极大值信息来恢复信号。

四、小波变换信号特征提取的优点

基于小波变换的多分辨率分析，是时间(空间)一频率域上的分析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首先，小波方差是基于多分辨率分析的一个有效特征量，可以表征不同尺度的信号特征，它撇开了直接处理大量的小波系数，而是建立在挖掘这些数据及共蕴涵信息的普适量上；其次，小波方差具有意义明确、计算简单，对噪声不敏感的特点。同时，笔者注意到，单一尺度下的小波方差对信号特征的提取效果依赖于尺度的选择，但对于事后分析来说，这一点并不难做到。

利用混合气体的非线性荧光光谱联合神经网络可以识别混合气体的组成成分。而且如果有足够多的样本，利用此方法不仅可以定性识别混合气体的组成成分，还可以判别其组成浓度；此方法和其他方法相比较具有如下优点：

1不需要采集被测气体样本，避免了采集过程中所带来的误差，而且通过对自聚焦距离的控制可以对有害环境进行遥控检测；

2可以实时检测大气污染情况或检测气体成分，得到所希望空间的气体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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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学模式 中医整体模式

模式作为一种学术术语，在不同学科领域有其不同的内涵，它既可是思想体系，又可是思维方法，具体在医学领域里称之为医学模式。医学模式是人们在医学实践中观察、分析和处理有关人类健康和疾病问题的观点和方法，是一个历史范畴，反映着一定历史阶段医学发展的特征、水平、趋势和目标［1］。中医无医学模式一词，但《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中即明确提出“医道”，是指导中医学发展方向和实践方法之意，其意义同于医学模式［2］。

1 医学模式的历史变迁［3～5］

医学模式的变迁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远古时代，人们认为世间的一切是由超自然的神灵主宰，疾病乃是神灵的惩罚或者是妖魔鬼怪附身，故把患病称为“得”病，对待疾病则依赖巫术驱凶祛邪，而死亡是“归天”，是灵魂与躯体分离，被神灵召唤去了。这种把人类的健康与疾病，生与死都归之于无所不在的神灵，就是人类早期的健康与疾病观，即神灵主义医学模式［3］。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对世界本质认识的不断提高，开始认识到世界并非神灵创造，人类疾病也非神灵所为，逐渐形成了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人类开始以自然哲学理论解释健康与疾病。如中医学以《内经》为标志，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体现以“整体观念、审证求因、辨证论治”思想为特色，以“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以“脏腑经络理论”“七情致病”等为核心的中医整体医学观，将健康和疾病与外界环境以及心理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和思考。“中医医学模式”属于自然哲学医学模式范畴。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社会变革。瓦特发明了蒸气机，使机械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掀起了产业革命的浪潮。顿时，机器似乎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那时起主导和进步作用的哲学思想也与机器分不开，这便是机械唯物主义。在“机械文化”的影响下，盛行着以机械运动解释一切生命活动的观点，如把人体看成是由许多零件组成的复杂机器，心脏是水泵，血管是水管，四肢活动是杠杆，饮食是给机器补充燃料，大脑是这架“机器”的操纵盘，等等。法国医生拉马特利编著《人是机器》一书，认为人是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体温推动它，食物支持它，疾病是因机器某部分失灵，需要修补完善。这种以机械论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与解决健康与疾病问题的状况，在当时是一种普遍倾向，这就是机械论医学模式。从18世纪下叶到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涌现出一系列重大发现。显微镜的发明，创立了细胞学说；进化论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动摇了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工业化、都市化导致的传染病问题日益突出，推动了细菌学的发展，人们不仅发现了细菌的存在，而且通过培养基认识了一些使人致病的细菌；与此同时，一些医学基础学科，如生理学、病理学、寄生虫学、药理学、免疫学等都在蓬勃发展。生物学的长足进步，促使人们开始运用生物医学的观点认识生命、健康与疾病。关于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抛开人的社会属性，而把人作为生物学的人体，认为健康是宿主（人体）、环境与病因3者之间动态平衡，这种平衡被破坏便发生疾病。这种以维持生态平衡的医学观所形成的医学模式，即生物医学模式。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医学科学有了更大的进步，一些由生物因子（细菌、病毒、寄生虫）所致的疾病已被控制，而另一类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精神病等，已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危害。同时，人们还惊讶地发现，曾经为人类健康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生物医学模式，在这些疾病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因为这类疾病的发生原因主要不是生物学因素，而是社会因素或（和）心理因素所致。（这个问题，中医学早在《内经》时代，就说得很清楚了，而现代医学直到今天才刚刚认识到。）于是，20世纪70年代，WTO提出了综合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与疾病影响的医学观，这就是现代整体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从医学模式变化发展的趋势上看，它在迂回曲折中朝着科学、理性和综合方向发展。从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向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发展，是向科学方向发展。从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则是向整体医学模式方向发展。

2 中医医学模式的特色

《内经》构建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同时也确立了中医医学模式的基本精神。因此中医学模式构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及其方法论之上，反映了中医在观察、分析和处理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过程中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其特色地体现在：①“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健康观：中医学对健康的认识，强调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天)3者处于和谐状态，谓之“天人合一”。同时更强调人体本身(形)与神志功能(神)要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谓之“形神合一”。如此，人就是健康的。《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②邪正交争、阴阳失调的疾病观：健康的人，“天人合一”“形神合一”，中医称之为“正气”，致病邪气作用于人体，形成了“邪正交争”的局面，正邪这对矛盾可通过机体自身的调控，正能胜邪，则维持着健康状态，即《素问·刺法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在正不胜邪的条件下，打乱了天人、形神的和谐状态，人体就会患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中医学认为，生命运动的过程是阴气和阳气相互运动变化的过程，健康意味着人体阴阳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谓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一旦邪正交争的结果使阴阳处于失衡状态，即阴阳失调，人体就会患病。中医在认识和治疗疾病上，自古秉承“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祖训，道理就在于此。③治病求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防治观：“治病求本”，就是寻找出疾病的根本机制即“阴阳失调”而治疗。在此前提下，治和防如何处理呢？中医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防治观。《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疏五过论》曰：“圣人之治病，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贬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贫富贵贱，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卒始，八正九候。”如此则“诊必副矣。”

在医学模式转变过程中，人们发现，中医医学模式在内容上较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加丰富和全面，包含了作为完整的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各个基本方面，对现代医学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促进中西医学共同进步，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指导意义。

首先，从研究对象［6］上讲，虽然都把具有精神、心理及社会因素把人作为医学模式的核心。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侧重于生物物质形态(空间结构)及由此形态负载的功能研究；中医学自古以来就秉承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健康观，它所治疗的对象是打乱了天人、形神的和谐状态的“阴阳失调”的人，防治疾病一贯重视人的精神、心理及社会因素。而且，中医学理解的“生命”，比“生物”更深刻，中医研讨人的生命活动机制，侧重于功能过程，涉及健康、疾病的深层本质。它是一个以病人为中心取代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是以促进健康，防止疾病，提高生活质量为宗旨，代替以单纯防治疾病为目标的医学模式；是一种从人们生前到死后持续性照顾，而非断续性的只在患病期间治疗的医学模式。

其次，从医学模式的基本特征［7］上讲，两种模式都强调人的疾病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医学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一直把人置于天地之间，放于社会之内，把人作为自然、社会中的一员。《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由于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形神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的影响。因此，置人于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之中，以分析其机能状态，并结合其所在的环境变化，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强调个性化治疗，这也是中医学精髓所在。

再次，从考察视角上看，中医学从综合角度考察疾病，重视人体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功能活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思想贯穿认识和治疗疾病全过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以系统思维的方式，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把人的健康和疾病置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三维结构中考察。对“环境”的认识［7］，中医医学模式认为环境包括自然、社会两大环境及其统一，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只标明社会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显然，“环境”比“社会”更全面。

3 小结

本文通过对人类医学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的探讨、中医整体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中医学整体模式以其丰富和全面的内涵而独具前瞻性，其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至今仍具先进性，是西方医学模式的转型中追求的目标。重新审视中医医学模式的科学价值与特色，对探索如何发展中医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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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4033/ki.cfmr.2017.17.02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7）17-0047-02

多年临床证明，在骨科疾病治疗过程中应用中医药治疗具有十分明确的良好效果，但需要注意是，在医疗机构内中成药多有西医师开具出来。而西医师对中成药的药性、组方之法了解不深，导致中成药的不合理应用[1-2]。因此，如何探究方药特点，在中医辨证论治理支持下选择合适的中成药用于治疗骨科伤病，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在应用过程中，如何评估骨科病情、根据辨证论治分期结果，选择合适中成药，不仅能够有效提高治疗效果，缩短疼痛缓解时间，加速骨科患者愈合速度，这对于临床医师而言是非常重要的[3]。本次研究以四肢骨折为例，选择2012年7月-2016年8月在笔者所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四肢骨折患者75例，经中医辨证判断骨折病情分期后，给予相应的中成药+鹿瓜多肽进行治疗，取得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择2012年7月-2016年8月在笔者所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四肢骨折患者150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及观察组。对照组患者75例，年龄20～75岁，平均（41.55±8.67）岁，病程3 d～6个月，平均（2.16±0.52）个月；按照骨折类型，肱骨骨折20例，尺骨骨折7例，桡骨骨折10例，股骨干骨折19例，股骨下端骨折12例，胫腓骨双骨折5例，腓骨骨折2例；按照致伤原因，交通事故致伤39例，跌倒摔伤20例，坠落伤10例，其他6例。观察组患者75例，年龄18～74岁，平均（40.87±10.06）岁，病程4 d～7个月，平均（2.54±0.53）个月；按照骨折类型，肱骨骨折18例，尺骨骨折10例，桡骨骨折12例，股骨干骨折21例，股骨颈5例，股骨下端骨折7例，胫腓骨双骨折2例；按照致伤原因，交通事故致伤35例，跌倒摔伤22例，坠落伤13例，其他5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因、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本次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主要包括：（1）明显外力或暴力导致直接或间接外伤；（2）局部疼痛，血肿，肢体功能障碍；（3）四肢局部畸形，出现异常活动，以及骨擦音；（4）经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患者四肢骨连续被破坏，或骨完整性被破坏；（5）全身无明显并发症，单纯闭合性四肢骨折；（6）本次研究前，及研究中均未除本次研究所用药物以外的接受任何内服或外贴药物，及其他治疗措施[4]。

1.3 排除标准

本次研究对象排除标准主要包括：（1）由骨肿瘤、恶性肿瘤骨转移等骨病导致的病理性骨折；（2）开放性骨折，局部出现感染或软组织缺损；（3）对本次研究中药物过敏；（4）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内分泌系统重度疾病；（5）入院后接受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存在慢性炎症；（6）精神系统疾病，无法耐受本次治疗，或不配合本次研究[5]；（7）治疗后出现任何肺栓塞、下肢静脉血栓等重度并发症。

1.4 治疗方案

本次研究中所有受试者均给予鹿瓜多肽注射液进行治疗：鹿瓜多肽注射液10 ml+0.9%氯化钠注射液250 ml，经静脉途径给药，1次/d，直至骨折完全愈合方可停药。其中鹿瓜多肽注射液生产企业为哈尔滨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3020001，药物规格2 ml∶4 mg×10支/盒。观察组基础治疗方案同上，在传统医学理论支持下，通过中医辨证方式评估患者病情，并进行分期，不同分期治疗原则及中成药均不同，具体如下：（1）早期，治疗原则以补气血为主，兼以活血、补阳、理气；中药可选择补阳还五汤，但桃红四物汤亦可，二者均为笔者所在医院自制中成药，将原汤剂方更换成散剂，便于临床服用，8 g/次，3次/d；其中，补阳还五汤组方主要包括黄芪、赤芍、当归尾、川芎、桃仁及红花，桃红四物汤组方主要包括当归、熟地黄、川芎、白芍、红花及桃仁。（2）中期，治疗原则以补益中气为主，选择参苓白术丸，6 g/丸，1丸/次，3次/d，生产厂家为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国药准字Z11020947；参苓白术丸组方主要包括人参、麸炒白术、茯苓、山药、炒薏苡仁、炒白扁豆、山药、砂仁等。（3）后期，治疗原则以补益肝肾为主，选择六味地黄丸，或左归饮；六味地黄丸组方主要包括熟地黄、酒萸肉、山药、茯苓、泽泻及牡丹皮，生产厂家为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国药准字Z11021283，每6克30粒药丸，6 g/次，2次/d；左归丸，生产厂家为河南省宛西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1020696，每1克10粒药丸，9 g/次，2次/d[6]。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经治疗后疼痛减轻时间、血肿缓解时间及骨折愈合时间。

1.5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选择SPSS 1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75例骨折处疼痛减轻时间、血肿缓解时间以及骨折愈合时间分别为（3.22±1.80）d、（5.48±2.52）d及（4.16±1.55）周；对照组患者75例，骨折处疼痛减轻时间、血肿缓解时间以及骨折愈合时间分别为（4.31±2.68）d、（8.37±3.74）d

及（5.16±1.89）周；观察组患者骨折处疼痛减轻时间、血肿缓解时间以及骨折愈合时间明显都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5546，t2=4.2935，t3=4.0410，P均

3 讨论

目前，四肢骨折患者多经手术及保守治疗措施进行治疗，根据病情结合患者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如无法耐受开放式手术者可选择经微创手术，或保守治疗，但无法承受过多花费者可选择除微创手术之外的方法进行治疗。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治疗四肢骨折，都存在优缺点，如石膏外固定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限制患者肢体或关节的活动度，但操作便捷、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微创手术虽然花费较大，但创伤小，恢复速度较快，开放式手术复位需在治疗中剥离骨膜，很容易造成患者大出血，延缓愈合时间，但部分无法使用微创手术或内固定术治疗的开放式骨折，或重度粉碎性骨折可择其治疗[7]。鹿瓜肽注射液由梅花鹿体内提取，或中草药中提取的能够促使血肿尽快消退、加速骨生长、促进骨愈合的活性物质，经由现代制药工艺制成。在传统医学理论中，骨折能够损伤人体气血，根据中医辨证后分期，根据不同分期的治疗原则，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治疗。本次研究中，骨折早期补气血，选择补阳还五汤（亦或者选择桃红四物汤），骨折中期选择参苓白术丸以达到补益脾胃的目的，而骨折后期则选择六味地黄丸（亦或者左归饮），观察组患者骨折恢复情况良好，同对照组相比较，疼痛减轻时间、血肿缓解时间及骨折处愈合时间均明显短（P

但骨折经中医辨证后用药治疗不仅限于本次研究内容。某项关于膝关节炎中医辨C分型治疗的报道中，气滞血瘀型膝骨关节炎患者的损伤软骨情况最重，可作为中医辨证治疗膝骨关节炎的参考依据[8]。而且，由于大部分中成药开药者是西医师，而西医师对中医骨科方面内容以及中药的深入了解，很多仅通过药物名称选择中成药进行治疗，这从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骨科中医药治疗的风险，不仅容易造成最佳治疗实际延误，还能导致毒副作用出现，甚至引发不可逆转损伤，严重威胁骨科患者生命安全。基于上述原因，需根据患者实际需求，在了解方药特点、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中成药放入治疗方案中，这需要医生积极提高自我专业素养，加强理论及技术操作专业知识，明确辨证用药理论，以及诸多中成药的药物组成，主要有效成分，临床功效，毒副作用，药物应用禁忌证，是否对肝肾有刺激作用等，降低中成药在骨科应用的不良风险，提高用药准确率及安全性，比如筋骨痛消丸为代表的疗伤止痛药物，内含竣猛中药，如大黄、煅自然铜等，可造成患者动血、损伤脾胃等，孕妇及体弱者也禁止服用此药。此外，部分患者脾胃损伤较大，可加用部分补益脾胃的中成药，如补中益气丸等。还有少部分患者患有骨质疏松，需在实施中医治疗的同时，加用仙灵骨葆胶囊等具有强筋骨效用的中成药，能够有效缓解骨质疏松症状[9]。

总之，临床医师需在详细了解中药现代药理、传统组方、注意事项的前提下，熟悉中医辨证论治理论，选择合适的中成药与其他药物联合治疗骨伤科疾病，能够提高药物应用安全性，避免中成药滥用，减少并发症发生，加速骨折恢复进程，值得进一步应用及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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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孟向超.中医骨伤科发展现状研究[J].大家健康，2016，10（18）：26.

[6]杨建春.中医骨科治疗老年骨性关节炎204例临床疗效观察[J].大家健康，2016，10（6）：108.

篇10

一、引言

自1980年认知语言学兴起以来，很多语言学家都从认知角度开始研究语言。在研究语言的过程中，空间介词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比如，莱考夫和约翰逊所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当中，就提出通过空间介词研究空间隐喻，同时标志着第一代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之后在他们的《肉身哲学》[2]（p30-p32）一书当中，也提到了空间介词，并标志着第二代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以及具身认知理论的形成。然而，通过观察发现，无论是第一代认知语言学家还是第二代认知语言学家，他们仅仅研究空间介词的两极化特征，并没有关注空间介词之间的渐变特征。

二、空间介词

自认知语言学兴起以来，有许多认知语言学家都对空间介词进行了研究。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莱考夫，约翰逊，泰勒和埃文斯。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和《肉身哲学》当中都提到了空间介词。泰勒和埃文斯提出了关于空间介词的原则性多义网络。而汉语当中的空间介词相对较少，直到20世纪初中国语言学家才开始研究空间介词。比如，蓝纯，蒋婷以及李瑛都对空间介词的不同侧面做了研究。

综上所述，通过这些学者目前的研究状况，可推断出他们都是对空间介词做单独研究，而忽视空间介词的渐变特征。因此，本文旨在对空间介词in-out的渐变特征进行初步探析。

三、渐变

简要来说，渐变一词指的是过渡过程，渐变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是，极为常见。从专业角度来说，这个词常常出现在电脑科技，生物科学，电子工程以及心理学等方面。本文作者通过观察发现虽然渐变一词出现在不同学科领域，但仍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即空间特征，时间特征以及情境和环境特征。

渐变特征与空间有关。任何事物都离不开空间单独存在，无论是具体空间和抽象空间。例如：当人们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一个空间，这个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另外，空间介词和空间有关。因此证明空间介词和渐变特征中的空间特征有一定的联系。

渐变特征与时间有关。如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人在这一生中，要经历幼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而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需要渐变的过程。而颜色渐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变化。并且在空间介词当中，空间介词的渐变过程也是随着时间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证明空间介词和渐变特征中的时间特征有一定的联系。

渐变特征与环境和情境有关。在心理学当中，人的性格会随着环境和情境的改变而改变，而这一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逐渐变化的过程，也就是渐变的过程[12]（p153-p159）。另外，人们表达的空间介词时常常同环境和情境有关。因此，空间介词同渐变特征中的环境和情境特征有一定的联系。

四、具身认知理论的主要观点

具身认知理论的形成标志着第二代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在研究认知的过程中，具身认知理论常常同情境、身体状态以及感知运动有密切联系。

莱考夫、约翰逊、克拉克以及威尔逊都从不同侧面对具身认知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根据他们所提到的观点，作者主要归纳了以下几点：认知是情境化的：认知活动发生在一个真实的情境当中，并且内在地涉及人的知觉和活动。认知是具有时间压力的：也就是说，认知的产生常常会受到时间的限制。人们常常把认知工作放到自身的环境中：在实际认知中我们自然地利用环境来减少我们的认知负担。环境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环境和认知系统密不可分，认知常常受到环境的影响。认知是为行动的：心智的功能是为了指导行动的，而诸如知觉和记忆这样的认知机制必须根据他们有益于情景的适当行为来评价。离线认知是基于身体的：即便是离开环境，心智的活动也是基于适合环境相互作用的进化机制，即感觉处理和运动调节的机制。

五、空间介词in-out的渐变特征

空间介词in-out的渐变特征同环境和情境有关，人们在表达空间介词in-out时，往往同自身所处的环境和情境有关。并且具身认知理论当中提到，认知是情境的，环境又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在上文中也提到渐变特征包括环境和情境特征，可见空间介词的渐变特征同环境和情境有关。也就是说，空间介词in-out的渐变特征包含情境和环境特征。

另外，空间介词的渐变特征同时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任何一种渐变过程都离不开时间单独存在，空间介词in-out也不例外。从空间介词in到out的这一过程也需要时间的不断变化才能形成。并且在具身认知理论的指导下，认知是具有时间压力的。因此空间介词in-out的渐变特征也包括时间特征。

综上所述，在具身认知理论的指导下，空间介词in-our的渐变特征包括情境、环境及时间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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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蓝纯.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4）：11-15

[7] 李瑛. “前后”域方位隐喻初探[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2，18（7）：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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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71-179

[11] 王墨耘，傅小兰. 内隐人格理论的实体论-渐变论维度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3，11（2）：153-159

篇11

0引言

辩论主义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学中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也是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目前，“主张我国民事诉讼中引入辩论主义似乎已成学界共识”，①但有关辩论主义与其紧密相关制度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探讨。为此，笔者仅就这一相关问题予以粗浅探讨，力图与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区别开来。

1对辩论主义概念及其内容的解读

辩论主义是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法院只能以当事人提供的诉讼资料（事实和证据）作出权威性的判定。一般而言，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中，典型的如日本，德国等，“从理论上将民事诉讼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要件、诉讼要件、权利保护要件（本案要件）。②”法院要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对要件、诉讼要件、本案要件的审理判断得以体现。也就是说“原告为了让法院对诉讼进行审理、判决，首先，诉讼必须适法提起；其次，一旦具备了要件，案件便系属于法院，但其系属在程序上必须适法。法院对诉讼适法系属的审理，称为‘诉讼审理’，作出的判决称‘诉讼判决’；最后，具备诉讼要件时，诉讼才能进入本案审理，即对本案要件的审理，其判决称为‘本案判决’。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院不仅要在诉讼程序上作出判定，而且也要在非讼程序中作出判定。判定不但包括判决，还包括决定、命令。所以辩论主义适用于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但就辩论主义的主要作用领域而言，一般认为“辩论主义只适用于本案的审理，是否适法等事项应由法院作出判断，诉讼审理实行职权主义原则。”④因此，本文对辩论主义的探讨主要把视角界定在本案审理的范围。

如果以本案为视角，所谓辩论主义，是指法院只能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诉讼资料作出判决的一项原则。通说认为，辩论主义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法院不能将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作为判决的基础。第二，法院应当将双方当事人无所争议的主要事实当然地作为判决的基础，就这一意义而言，法院也受自认（白）的约束。第三，法院能够实施调查的证据只限于当事人提出申请的证据（禁止职权调查证据）。⑤可见，辩论主义是把提供诉讼资料的权能和责任赋予当事人的一项原则。那么，如何理解它所包含的这三项内容呢？笔者以为，关键在于怎样考虑权能和责任的关系。就辩论主义所包含的三项内容而言，第一项和第三项内容体现当事人的权能和责任十分明显。一方面，当事人主张什么事实或不主张什么事实，提出什么证据或不提出什么证据的问题上，当事人享有支配诉讼资料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当事人享有权能。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不进行事实的主张，或者进行了事实的主张但不提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或是这些诉讼行为不妥当，就有可能承担败诉或其他不利后果的诉讼风险负担，从这个角度思考意味着当事人的责任。对于第二项内容，一般认为自认（白）与处分主义联系紧密，或是说当事人依据处分主义行使处分权的结果。但在这里我们应该把自认与认诺予以明确区分。自认一般是诉讼中对方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自认的对象是事实而不是其他，自认并不必然导致败诉；而认诺是当事人依据处分主义对自己民事权利进行处分，其对象是对方的诉讼请求。认诺一旦成立直接会导致败诉。对于第二项内容仍从当事人的权能和责任上考虑较为妥当。这是因为：首先，一方当事人主张某一事实，而另一方当事人对此没有争议并予以承认，相当于是一方当事人积极的主张该事实，另一方则消极的提出该事实；双方对该事实均无异议，法院便可不去用证据调查予以查明就能认定某一事实的存在而直接作为裁判的基础，即“证据的要否由当事人决定”。⑥这当然地体现了当事人的权能，即当事人对诉讼资料的自由支配。其次，自认虽然免除了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去证明其主张该事实的责任，但对于作出自认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因该事实不利于己而被法院予以认定作为裁判的基础，这种不利后果的风险自我责任负担是潜在的。

如上所述，辩论主义是当事人有权能和责任提供诉讼资料的一项原则，其着眼点就在与当事人的权能和责任，而“权能和责任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2辩论主义在诉讼模式中的地位

对民事诉讼模式的概念以及诉讼模式划分的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尚未形成通说。但认为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包括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这两种类型都得到一致的认同。在这两种对立的基本模式中，其包含的内容可具体总结为以下三个对立方面：①诉讼程序的进行；②诉讼程序的开始、终了以及审理对象的确定；③事实提供和证据提供。⑧当采当事人主义时，对这三方面又采有具体的称谓，其中对①的主导具体的称为“当事人进行主义”，即当事人主导程序的进行。对②的主导称为“处分主义”，即当事人在诉讼程序的启动、终结和审理对象的确定上享有主导权。对③的主导称为“辩论主义”，即当事人有权能和责任主张事实并提供证据。反之，采职权主义的在这三个方面又具体与当事人主义对立，采用了不同的称谓，其分别称为“职权进行主义”、“职权调查主义”、“职权探知主义”。即法院主导程序的进行、法院在诉讼程序的启动、终结以及审理对象的确定上享有主导权、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当事人没有提供的证据。

那么辩论主义是否决定当事人主义这一诉讼模式呢？从上述两大模式类型的内容比较可以看出，当事人主义它包含了当事人进行主义、处分主义和辩论主义这三方面的重要内容。置言之，当事人进行主义、处分主义和辩论主义都是当事人主义特征的体现，完整的当事人主义是这三者的有机统合。我们可以得出辩论主义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模式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反映这样的结论，但并不能说辩论主义就等于当事人主义。辩论主义仅是当事人主义的一环，尽管这一环很重要。

3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的关系

辩论主义这一概念是由德国学者肯纳于1801年出版的《德国普通诉讼法提要》一书中所首创，而在德国普通法时代私法中并未将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详细的加以区分，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被看成是与处分主义为一体的概念，现在我们经常提的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都包含于处分主义当中，可见其与私权自治的联系十分紧密。

如果我们仅认为二者都是私权自治的体现，可谓有着共同的基础，那么，二者是否就是彼此包含、没有加以区分的必要呢？回答是否定的。随着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分离，对二者的区分也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所包含的内容中可以看到，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核心内容，两者集中的反映着当事人主义的主要特征。笔者以为，二者的区别也是相当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本质不同。辩论主义是把提供诉讼资料的权能和责任赋予当事人承担，承认当事人在收集诉讼资料的主体性和程序参与性；而处分主义则是尊重当事人在诉讼的开始、终了、审理对象的确定等方面的自治权。②适用范围及内容不同。辩论主义是与诉讼资料支配有关的一个原则，其适用于事实主张和证据提供方面；而处分主义则是与裁判对象有关的一个原则，其内容不仅包括程序方面，还包括实体方面，如诉讼程序的启动始于当事人的、诉讼程序开始后，当事人有权放弃诉讼请求、认诺诉讼请求、法院只能相应地在原告诉讼请求的质和量的范围作出判决等。③处分主义强调了当事人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自由处分，主要从权利的行使角度加以规范；而辩论主义则是从权能和责任双重角度加以规制。

鉴于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在诸多方面存在的不同，两者各有其侧重面、适用范围乃至本质的不同，所以对两者采不同的称谓。更重要的是因为诉讼资料的收集与审理对象的确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况且在诉讼模式这一大框架下，一个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两个方面既有可能一个方面采当事人主义，在另一个方面采职权主义，我们应明确区分这两个问题，也应明确各自的范围。所以，笔者以为，那种从广义上把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统称为辩论主义或处分主义，从而忽视了各自的侧重面，极易造成彼此界限不清，彼此混淆、包容的情况，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欠妥的、不科学的。

4辩论主义与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该条文被认为是辩论原则的法律依据，是对辩论原则的原则性规定。一般把辩论原则定义为：“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当事人有权就案件事实和争议的问题，各自陈述自己的主张和根据，互相进行反驳和答辩”。⑩其主要内容一般认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辩论权是当事人的一项主要的诉讼权利，即当事人也包括第三人对诉讼请求有陈述事实和理由的权利，有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诉讼请求进行反驳和答辩的权利。当事人借此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②当事人行使辩论权的范围包括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③当事人行使辩论权的形式包括书面和口头形式两种。④辩论原则所规定的辩论权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除特别程序以外，在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中，都贯彻着辩论原则，允许当事人行使辩论权。⑤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

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论原则与辩论主义无论是在概念，还是在内容，抑或在诉讼模式中发挥的作用都相去甚远，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则。

这两者间的差别至少表现在：第一，着眼点不同。辩论主义的着眼点在于把提供诉讼资料的权能和责任赋予当事人；而辩论原则的着眼点就在于当事人就案件的事实问题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辩论的权利。第二，在诉讼模式中的地位不同。由于辩论原则着眼于当事人的辩论权，所以其无论是在职权主义下还是在当事人主义下都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它并不反映某种诉讼模式的特征；而辩论主义是当事人主义的体现，是当事人主义重要的一环，反映着当事人主义的重要特征，其在职权主义下没有存在的空间与体制支撑。第三，作用范围大小不同。辩论原则规定的辩论权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主要作用于法庭辩论程序，即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就证据的真伪问题进行质证、辩驳、对质、辩论以及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辩论的程序；而辩论主义只适用于本案审理。第四，法律后果不同。辩论原则规定的辩论权，其实质是一项权利。就权利而言，当事人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行使，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怠于行使或放弃行使辩论权，并不必然导致不利法律后果的负担；而辩论主义在实质上为当事人设定了应诉责任，保障了当事人诉讼程序的参与性，当事人为了使自己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的判决支持，就必须进行事实主张和提供证据，否则必然面临着败诉的不利后果负担。

综上所述，辩论主义与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有着根本区别。那种通过比较把辩论主义概括为“约束性辩论原则”和把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概括为“非约束性辩论原则”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这种观点把辩论主义的概念做了广义上的理解，认为辩论主义包括处分主义的内容，从而忽视了其侧重面乃至本质。其次，从民事诉讼中法院与当事人的角色分担的角度看，无可否认辩论主义的内容所包含的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的确有约束法院职权的一面，但仅从这一方面考虑并得出结论显然是不全面的。因为从整个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分析，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一种多面关系，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法院等各个主体之间的诉讼行为都应是彼此受拘束的。最后，即使这一概括或是说命题能够成立，由于辩论主义广义上包含了处分主义，那么照此逻辑，那种主张把我国民事诉讼中辩论原则改造成“约束性辩论原则”（辩论主义）的论说，毋宁说是主张诉讼模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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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日]中村英郎著，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法律出版社，2001：152.另可参见崔峰著.敞开司法之——民事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48-69.

篇12

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市场主体日渐丰富，主体间的竞争自然也不断加剧，与之相伴随的是企业危机的出现。做好企业危机传播工作，考验着企业的每一个管理人员，同时也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发展。辩论话语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理论，主要针对日常交往而言。企业危机传播的本质就是一场交流博弈，也正是因为如此，将辩论话语应用于企业危机传播中，具有一定的先天性条件。目前，很多企业努力尝试将辩论话语更好地融入企业的危机传播中，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辩论话语的作用，做好企业的危机公关工作。

一、辩论话语基本概念

杨娜、吴鹏在《辩论话语分析视域下的批判性思维研究》一文中，对辩论话语和批判性思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而通过对改编文章的解读，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辩论话语是批判性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或者说是实现途径。我们知道，批判性思维理论中，态度和技巧是语言表达的两个基本环节，不管是态度的确定，还是技巧的应用，在交际场所中，都表现成了“辩论话语”。Van Eemeren曾指出，辩论话语是交际双方为证明己方立场或反驳对方立场而展开的特定话语交际互动。交际者通过辩论话语表达对某种观念或价值的态度，也通过策略性的辩论技巧掩饰这种态度，以达到消除意见分歧的最终目的。根据Van Eemeren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辩论话语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将批判性思维的观点传播出来。除了Van Eemeren的观点，目前学术界对辩论话语的定义，基本是认为辩论话语和批判性思维是同一理论的不同表现形式。辩论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社会性和辩论性两个属性，这实际上与批判性思维理论中的态度性和技巧性相吻合。社会性，即一个人对于某一事件的社会性判断，是观点和态度的形成；辩论性，是与他人交换观点态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法避免地应用各种技巧。由此可，不管从整体方向把握方面，还是从具体特征方面，辩论话语和批判性思维都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辩论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现代交际的理论精髓，不管是一般的普通交流，还是达到一定层次的官方对话，事实上都是对辩论话语的应用，有些是套用，有些则是灵活应用，这也正是当前学术界研究辩论话语的目的。

二、企业危机传播理论

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国际发展一体化逐步实现；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是带来了信息的飞速传播。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企业的危机传播变得尤为重要，不管是万科的“捐款门”事件，还是康师傅的“水源门”事件，都让我们看到了危机传播的危害。那么，具体什么是企业危机传播？当前不同学者对此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观点认为，企业危机传播属于信息时代危机传播领域中的一个分支或者特定的领域，与一般危机传播相比，其对象具有特定性，即企业。也就是说，企业危机传播，一般是指企业采取一定的手段或者措施，利用当代企业管理理论，为企业现有危机的传播加以有效控制的过程。可以说，企业危机传播对树立企业形象或降低企业形象风险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信息技术成为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技术的背景下，今天的企业危机传播，也多通过互联网实现，这极大地提高了企业危机传播的成效，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企业的形象。

通过对当前企业实际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前企业危机除了突发事件外，比如食品企业的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危机、电器生产企业的安全使用问题带来的危机等，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关注范围的变大，企业领导层的行为也可能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危机。不管是何种危机，都可能直接损坏企业形象，影响企业效益。因此，做好企业危机传播工作，对于企业的长久发展而言，尤为重要。当前，企业危机显示出传播速度快、影响面积大、破坏性强、真假难辨等特征，所以企业危机传播工作的开展，也应该着重这几点。

三、辩论话语在企业危机传播中的作用

通过以上对辩论话语基本理论的解释以及对企业危机传播的一些基本情况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在企业危机传播中，应充分发挥辩论话语的作用，通过辩论话语化解企业危机。笔者认为，辩论话语在企业危机传播中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辩论话语是企业危机传播的基础

从本质上说，企业的危机传播是一次语言上的交流和博弈，如何在负面信息出现之后通过一定的言语形式来对外解释、遏制谣言、稳住社会情绪，最终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是现代企业危机传播的根本任务。企业危机传播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辩论话语的过程，更是语言技巧应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基本的个人观点（主要是企业自身观点），无法运用一定的技巧进行语言交流，企业的危机传播将无法实现，所以说，辩论话语是企业危机传播的基础。目前，企业危机传播的方式主要包括新闻会、官方网站宣传、官方微信平台推送以及微博公众平台宣传等，可以说是以现代信息平台为主。不管采用怎样形式，其主要过程都是一个表达和说服的过程，比如在新闻会上，企业的发言人往往需要首先表明企业对于危机事件的态度，之后再对态度进行阐明和深入阐述。这样的过程，也正好与辩论话语相吻合，在辩论话语理论中，表达观点、解释观点和消除意见分歧正好为企业危机传播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思路。总之，如果完全脱离辩论话语，企业危机传播将无法实现，辩论话语是企业危机传播的基础。

2.辩论话语促进企业危机传播与现代技术的融合

是否能够利用最新技术解决企业问题已经关系到当前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而技术与企业发展的融合也在不断增强，可以说，企业发展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与新技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危机传播也不例外。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目前企业危机传播也逐步转向现代媒体平台，而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辩论话语，辩论话语可以促进企业危机传播与现代技术的融合。一方面，在辩论话语理论中，社会性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属性，语言的交流离不开周围的社会环境，所以企业危机传播中应用辩论话语，自然需要与社会融合，接受社会中的新技术、新信息，无形中辩论话语就在为企业危机传播与现代技术的融合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辩论话语的应用，本身需要交流的全面性和及时性，在说服对方的过程中，需要不断了解对方的想法，根据对方的想法选择恰当的话语，而现代社会，面对面的交流很少，特别是很多企业的业务都是面向全球的，出现危机时，其需要沟通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在空间上，也是不统一的，利用辩论话语完成企业危机传播，必然要选择现代技术。所以，辩论话语可以促进企业与现代技术的融合。

3.辩论话语可以实现企业危机传播与形象重塑的结合

现代企业的资产组成，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其中的有形资产多指企业当前在产品、设备等有形物方面的资产；无形资产则指凝结在企业品牌和形象中的资产，包括企业的知名度、消费者的认可度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企业的生存环境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消费者的消费理念与传统消费理念产生了巨大差异，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的无形资产在不断攀升，特别是信息传播速度的提升，使消费者在信息掌握上由过去的劣势地位逐渐向平等地位甚至优势地位转换。在基本的消费之前，消费者可以事先了解企业相关信息，了解产品的信息，这种背景下，企业一旦有未妥善处理的危机问题，将直接影响企业形象和消费者的信赖，导致企业无法正常盈利。辩论话语在企业危机传播中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辩论话语可以实现企业危机传播与形象重塑的结合。传统的企业危机传播，更多的侧重点是针对公关危机而公关，针对问题解决问题，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危机，但是常有牵强之嫌。而辩论话语，要求在表明观点态度之后，利用一定的语言技巧说服对方，让自己的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对方，甚至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持续影响对方。应用辩论话语，可以让企业在化解基本的公关危机之后，在语言和观点的渗透过程中，再重新为企业树立更好的形象。在辩论话语的应用过程中，需要在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后，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需要随时掌握对方的情绪的变化，并不断输入新的信息，这样有关树立企业形象的信息自然也可以渗入其中。辩论话语在企业危机传播中的作用还体现在其可以实现企业危机传播与形象重塑的结合。

四、结语

辩论话语在企业危机传播中的应用，正是当前企业发展与新理结合的结果。辩论话语本身在言语应用技巧中的优势，也为企业危机化解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危机无可避免，如何化解危机、利用危机是关键，所以说，合理吸收和借鉴辩论话语是非常重要的。让语言交流与企业发展相融合，最终充分利用语言技巧，这样来促进未来的企业发展，其发展空间也将更为广阔。

参考文献：

[1]杨娜，吴鹏.辩论话语分析视域下的批判性思维研究――以《高级商务英语》教学为例[J].外语界，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