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形成要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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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审理】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黄先生对被告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焦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借款是否实际发生，被告是否应当归还原告借款10万元，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章某已经出具借条给原告黄先生，原、被告之间就形成了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应按照借条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10万元，应予以支持；另一种意见认为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对于大额借款在原告仅提供借条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的情况下，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的诉求应予以驳回。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逐年增加且案情也越来越复杂，存在高利贷、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尚欠的利息作为借款出具借条等各种各样的情形，出现了职业放贷人这一行业，虚假诉讼也逐年增加。因此，应加大对借贷关系合法真实性审查力度．从而有效甄别、严厉打击虚假诉讼和“问题借贷”，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就本案而言，笔者认为：

一、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民间借贷具有实践性特征，借贷合同的成立，既要有当事人的合意，又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我国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从这一条款可以看出，认定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即只有借款实际交付了，借款合同才生效。本案中借款金额较大，原告只提供了借条这一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并没有提交借款的来源、借款的交付方式和交付地点等这样一些证据，来证明款项的实际交付，不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故借款合同并未生效。

篇2

一、不当得利概述

按照通说，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受利益，致他人损害者，应付返还义务。《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不当得利的基本要件有四：一方获得利益，一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获得利益及利益受损均无法律上的原因。

关于由民间借贷转化而来的不当得利之诉，是否违反诚信原则、是否构成滥用诉权、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虽然在学界还有所争议，但笔者认为从当前司法实践出发，出于保障当事人利益之目的，应当认可当事人有权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虽有违反诚信原则、禁止反言原则之嫌，但为保障权利人利益此种违反可被接受；民间借贷与不当得利案件从案由、法律关系、诉讼请求等方面考虑均不属于不同标的，不是同一案件，二者仅是相互牵连，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根据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举证规则，应当由主张不当得利的一方对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在民间借贷转化来的不当得利案件中，一方获利、一方受损失、因果关系的证明都相对容易，举证难点在于给付无因性的证明，尤其是前诉，前诉不特指民间借贷案件结束后另行提起不当得利之诉的情形，亦指当事人在同一案件中将变民间借贷为不当得利的情形。民间借贷的结果可能会对不当得利案件产生影响，导致举证责任分配、案件证明程度更为复杂。以下将通过案例研讨“无因性”的证明。

二、“无因性”的证明

关于无因性证明，如果双方不存在付款基础，给付行为明显欠缺意思表示的案件，不当得利认定较为容易，其中较为典型的是错误转账、错误交付等。但在由民间借贷转化来的不当得利案件中，双方有经济往来的基础与可能，存在一个甚至是多个法律关系，这导致此类案件不当得利“无因性”认定困难。

（一）仅有一个法律关系时无因性的认定

若双方仅有一个法律关系，获利一方既否认给付原因又否认不当得利的，应由获利一方提出反驳证据，就合法占有承担举证责任。在最高院（2013）民申字第1639号再审裁定书中，获利一方否认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且在一审、二审庭审中认可双方无其他经济业务往来，因此法院认定主张不当得利一方已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获利一方认为不构成不当得利的，应当就合法占有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以主张不当得利一方的举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虽然主张在特定情况下需要由获利一方就合法占用进行举证，但这并未改变不当得利案件的基本举证规则：由主张不当得利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当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完成举证责任时，则应当由获利一方就其反驳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系合法占有。法院所查明的案件事实是动态变化的，一方证据形成优势或使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则此时应由对方就反驳理由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二）存在多个法律关系时无因性的认定

这种情况下，主张不当得利的一方举证难度大，其需完全证明款项给付不属于双方的任意一个法律关系。在由民间借贷转化来的不当得利案件中，由于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债权人前诉中债权主张被驳或债务人前诉中的还款主张未被支持，债权人（债务人）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时，债权人（债务人）在前诉中的主张未被认可，是其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不能据此直接推定获利一方收取相应款项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主张不当得利的一方仍应举证证明款项给付欠缺意思表示，不属于双方任一法律关系项下的款项，否则其不当得利主张就无法得到支持。在福建省高院（2015）闽民申字第2691号裁定书中，由于前诉不当得利案件中认定双方除民间借贷关系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主张不当得利一方将款项汇给获利一方就属于有正当理由，并非无法律上的原因；主张不当得利一方应举证证明案件符合不当得利要件，即获利一方收取款项没有合法原因或根据，否则应由主张不当得利一方承担举证不利后果。

存在多个法律关系的不当得利案件中，还可能会出现讼争款项的给付原因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无法查明的情形。此时即使有前诉判决的存在，亦不得进行有责推定，直接视为无法律上的原因。根据举证规则，主张不当得利一方有义务证明给付的“无因性”，给付有因或给付原因无法查明的，均属于主张不当得利一方举证不能的情形，均应由主张不当得利一方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在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332号裁定书中，法院认为案件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而不当得利案件应当由主张不当得利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前诉中主张不当得利一方的民间借贷诉求被驳回并不能必然推定给付行为欠缺意思表示，只是基于现有证据，给付原因无法证明，在查明给付原因之前，不能有责推定，直接视为无法律上的原因。

三、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不当得利案件，应当严格按照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判断不当得利是否成立。对于由民间借贷转化而来的不当得利案件，或由其他前诉案件转化来的不当得利案件，不能否认前诉案件对不当得利案件审理及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但同时也不能仅凭前诉的裁判结果直接推定或否定给付的“无因性”。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研究系列之不当得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篇3

银行借款合同和民间借款合同分别有其各自的特征，下面对其两者进行对比：

1、主体不同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只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才能从事金融借贷活动，故银行借款合同的贷款人只能是国家商业银行或其他依法可经营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民间借款合同的贷款人只能是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不能成为贷款人(但非金融业务的内部借款除外)。

2、是否有偿不同

商业银行或其他经营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除法律规定外，都必须收取一定的利息，故而银行借款合同是有偿的。而民间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之间既可以约定借款利息，也可以不约定利息，不必然是有偿的。

3、是否要式合同不同

篇4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7-136-01

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这一条文规定存在以下问题：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的界限模糊

首先，根据对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仔细研读，笔者发现两部文件都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归罪于向他人吸收资金并且都还本付息。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几乎完全按照《通知》和《取缔办法》的精神，混淆二者概念，把大量向民间多人借贷的行为都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的范围，根本不考虑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还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

其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本质是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用于资本、货币经营，即从事金融类业务活动，属于非法的间接融资。而对于违反有关融资的管理规定，如未经审批，直接面向社会公众吸收社会资金的，但又非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的，可以认定为非法集资行为。对于民间自愿、小范围内的借贷行为，只要利率合法，筹款的目的不是非法从事银行业务活动，就应该认定为是合法的民间借贷。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否以“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为构成要件

按照《通知》的规定，构成非法集资以“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为前提，在司法实务中，不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被告人和辩护人以这一点对检察机关的指控进行抗辩。“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的限定条件仅适用于法律政策明确规定应当审批而未经审批的非法融资行为，而对于法律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应当审批和一些禁止性法律规定行为，如以传销的方式实施的非法融资行为，则无法适用。

目前，大量以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方式进行的非法融资活动，尤其是生产经营和商品流通环节出现的非法融资活动，无法用这一标准去衡量和判定。笔者认为，审查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需要以行为“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为要件，而应当以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融资管理法律规定”作为要件。

三、不特定对象与公开宣传不能界定吸收公众资金的非法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认定，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这一衡量标准显然违背了《刑法》中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立法初衷。

从术语的来源上看，“社会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两个概念来自于证券市场中的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这是根据发行对象对证券发行方式所进行的分类。所谓公开发行，又称公募，是指证券发行人依法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出认购证券的要约、要约邀请，或单方面表示募集资金的行为。无论是商业银行吸收公众存款，还是证券发行人通过公募筹集社会资金，以及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其共性均是针对社会不特定对象：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法律规定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以及严格金融监管制度等等，使得社会公众可以“放心地”将资金存放于商业银行。对于直接融资来说，为了保证公众投资者的知情决策权，法律强制性地要求证券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并通过完善的民事诉讼制度为其提供事后救济，从而确保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而对于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来说，则受《合同法》、《公司法》的规制，既遵循了私法自治的理念，亦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由此可见，《解释》采用“社会不特定对象”与“公开宣传”两个特征来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显然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