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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治理的角度,现代化阶段主要解决的是管理问题;后现代化阶段主要解决的是服务的问题,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概念。这两个阶段的焦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不赞同要从管理型政府或者治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个说法的。这个说法并不严谨,中国现在要建立的应该是一个管理服务型政府,因为管理提升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如果单纯地讲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容易发出错误的信号。
“两化叠加”条件下的治理难在何处
一是致使达成社会共识的过程更为复杂和艰难。比如说可能会出现用后现代化的眼光看待关于现代化的努力,说这种努力“标准太低”“太滞后了”;另一方面,你做的关于后现代化的努力同样会有人说,“太超前”。比如,高速公路天天堵,说你滞后;高速公路修完了没有几辆车,又觉得你太超前。
其实,我们既有现代化的任务还没完成,又拉到了后现代化的阶段,如果我们思路更清晰一些有助于达成共识,但是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是很清楚,还常常用后现代化的眼光看待关于现代化的努力,或者用与现代化阶段相匹配的手段处理后现代化的课题,所以无论是从宏观决策层面还是微观的角度,难度都很大。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但这是很大的原因。
二是导致政府发展理念上错位。由于处于“两化叠加”的时期,政府的发展应该是面临着双重的任务,所以现在简单地强调从管理(管制)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显得有点急。中国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统治经验比较丰富,但在管理社会,特别是管理城市方面,缺乏足够的理论和经验积累,治理的理念才刚刚进入。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时候,地方政府忙招商引资,当时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要向服务型政府方向转变的,2003年以来一直也要求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是由于从上到下思路并不清晰,确实出现了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同时,地方政府开始把招商引资的热情转向开发房地产。可见这个思路还不是很清楚。
三是不利于正确认识当前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某些差距。我可能偏保守一点,我认为很多差距在短时间内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思路应该更清楚一点。比如现在的地区差距、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后者实际上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城乡差距。比如说有一次我和西部省会的朋友聊天,他抱怨地区差距,我就问他:“你吃的穿的比我差吗?住房比我差吗?开的车比我差吗?”不差,甚至比我的都还好。那么差在哪儿?实际上不是差在个人,是差在西部整个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当中,农民、农村比例比东部高很多。如果不做细致的分析,只是不加以区分地对比,一会儿拿现代化跟后现代化对比,一会儿反过来拿后现代化跟现代化对比,就会给人以“乱”、“矛盾多”的印象,同时会不切实际地抬高要求,进而带来更多难题。
如何应对“两化叠加”的双重压力
作为一个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研究者,我要特别强调,我们要继续强化管理因素,我们的管理还要继续补课,目前重点应强调“管理-服务型”政府,逐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即兼顾加强管理与提升服务,“现代化”阶段的主要任务侧重强化管理,“后现代”阶段的主要任务重在扩大服务。同时,注意强化细节管理和流程管理,改变“重体制轻机制”的习惯。
加快城市化进程。虽然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包括土地、财政等等问题,但是当我见到媒体贬损城市化,心情总是不愉快。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靠城市化解决。就像你跟西部的朋友对比,他们个人的生活可能并不比你差,差是差在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上。西部农村和农民的比例比较高。这些问题还是要用后段加速,而不是降速的办法解决,中国就得有速度,中国没速度不行。要用融合而不是划界的办法,推动城市化健康提速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去积极弥补“两化叠加”所导致的社会压力和“社会断裂”现象。
在各种政府的说法当中,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赞成“有为政府”,也就是一个偏强和积极一些的政府。但是我说的偏强和积极一些的政府,不是比现在的政府更强,比现在的还是要相对的偏弱一点,但是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比起来,它还是要相对偏强一些。它的特点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职责优化、行政主导、注重绩效、规模适度、制约有力、敏捷灵活。
这里面我强调两点,一是要坚持注重绩效,虽然我不赞成搞成企业型政府,但是中国政府比较讲绩效,它拿绩效管着你,还是有效果的。另外一个是敏捷灵活,我接触国外一些同行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经济学教授对中国地方政府的评价要好于政治学教授,尽管他们的角度也不一定全面。我就问他们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好评根据是什么。他们就说中国政府很积极,做事积极想办法,反应快,很敏捷,这就可以了嘛。
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考虑公共政策整体平衡问题,避免政策指导思想的不平衡、不统一所可能带来的治理困难。看事不能只看这一个事,要考虑整体平衡,既要考虑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当中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平衡问题,也要考虑纵向平衡,就是中国现在正处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几乎同步推进的这么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发展得快,主要靠的就是这两个阶段同步推进。它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现在有一个说法,好像中国基础设施不能再投了,再投就过了。其实不是的,比如中国的高速公路还是没灯的,但我去过的发达国家,大多数高速公路都是有灯的。中国城市马路上的路灯也不算太亮,还有我们自来水的水平还比较低,等等。这些小事对整个平衡问题的解决很重要。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内容,这个概念的基础与核心是“现代化”概念与常识,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指导与概括意义。
一、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
现代化运动发源于1500年前后的西欧,历史上的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意义重大事件:东罗马帝国灭亡、地理大发现以及宗教改革等等,这些事件也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及一定历史过程中的事物,现代化表明了社会发展的转变过程,它本身具有三个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价值维度,三个维度分别表明了现代化的三层含义:从中世纪结束到今天一直都是现代化,经历着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现代化发展的范畴与领域是非常广泛的,既有经济、政治、文化,也有生活方式、教育等各领域的内容,关系着社会发展中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等等。现代化社会对传统性与现代性做了一个基本的分野,经济上表现为: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发达,居民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政治上表现为:国家治理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政治由专治向民主转变;社会层面表现为:社会由原来的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变;文化上表现为:从原来的迷信愚昧向科学理性转化发展。
二、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这个词汇本身就具有现代化特征,这是产生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与“统治”、“管理”等词汇在含义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统治”含义描述为“像君主那样控制、管理国家”。这个词语的解释暗含着权力主体的单一性,人民对其发号施令只有服从与执行的义务,“管理”重点强调政府管控的强制性;而“治理”这个词汇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化特征:权力主体的多方化、治理主体间权力平等,治理过程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人民间的利益博弈;治理这个过程不是由某个人单独说了算,而是需要各方协商达成共识,从而建构其符合多方利益,多数人认同的制度政策等,由此看来,“国家治理”是治理概念的扩充与延伸,“国家治理”的内涵也就相对丰富与开放。从全球历史发展与背景来看,一个国家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了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演变进程。怎样更好地治理国家也是许多有识之士共同思考与探寻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各种冲突与矛盾的出现与解决,人们已经将人民、法治精神以及自由等理想作为现代性国家的必要属性与存在的理由。体系与能力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与组成内容,两者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国家治理近代以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图景,其内涵也变得丰富多彩。从根本上来说,国家的贫穷与富裕、先进与落后程度等等,与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
三、全球性治理危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及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从而引发了一些治理危机,其中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治理问题更加复杂化及风险化,全球出现了许多新型治理问题,单一治理主体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出现了多种新问题如金融动荡、粮食短缺、环境生态破坏、气候变暖及食品安全等等,这些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具有跨国性、动态性及不确定性,传统的某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已经无法独立应对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危机更多依赖于各国之间的合作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手段。各国因为国情遭遇不同的危机种类,危机的“蝴蝶效应”也逐渐明显,全球多个国家都会遭受危机影响,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制度完善的美国首先爆发,之后蔓延到欧洲,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卷入了其中,我国也没有幸免。这些事实侧面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要改革制度及治理体系,解决国家治理能力有限性的问题。
我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大目标是改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党第一次在其文献中正式提出了“治理”理念,并且将治理与现代化相结合,让人们对现代化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与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有其环境背景与内在需要,这个治理理念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多重解读维度,也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维度。
[参考文献]
[1]韩毓海,谢韫.传统中国的复杂性治理:经验与教训[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24).
具体来说,可以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的特点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以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为例,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天气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二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三是不易监测性。这是指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等情况。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须注意到,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导致在农村聚居点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存在一种悖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理论,可以推出“市场大小决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的最小规模”。农村聚居点和小城镇由于单体市场规模小,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因而必须依赖财政资金。而乡镇和村一级行政组织普遍财源不够,连应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够,更难以估计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这种悖论造成了农村聚居点污染日趋严重并将继续严重。新晨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67-02
20世纪末,治理一词才逐渐为大家所了解。学术界关于治理的概念和定义是这样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者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一方面体现公共权力的多元化,政府,非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自身都可以作为权力的主体。另一方面,各治理主体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协调的关系。而乡村治理界定了治理的主体和范围,很多学者对乡村治理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党英国把乡村治理看作一种制度和系统,涉及选拔优秀干部,变更政府行政规程、监督政府廉政建设等,是多个乡村主体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管理乡村事务的自主管理,提高村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将村民纳入乡村治理的管理体系融合多方力量对乡村进行共同治理的过程;吴克伟认为,乡村治理主要是运用公共权威对乡村社区进行组织管理,构建乡村秩序,推动乡村发展。简言之,乡村治理是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形成公共权威,实现对乡村社会的调控、引导和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地增进共同利益,实现农村发展的动态过程。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与内涵
对于乡村治理的定义和概念的不同解读,实质上都包含了以下的共同点: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条件,国家,政府,社会组织能够获得广大村民的信任与支持,尤其是能够吸引社会与乡村精英参与管理。第二,治理主体能够在思想上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治理方式化解矛盾和危机,做出实质性的工作,构建良好的服务体系。第三,乡村治理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发展现代化农业,使占9亿人口规模的广大农村成为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而不是阻力。
二、乡村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困境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现代化进程,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乡村的治理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治理,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历来是国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本文先从现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出发加以分析,试着探究新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三农问题,政府打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口号,在乡村治理采取村民自治的模式,设立村民委员会,民主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也得到鼓励,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质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然而,在新的形势下乡村治理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和困境。
1.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缺陷。联产承包制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的主要制度,虽然带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对比之下,小规模,小户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因此出现很多空心村现象,很多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儿童,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乡村正在被遗弃,急需发展农业现代化来弥补小规模生产的缺陷。随着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留守儿童数量多,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农村资源闲置,城市拥挤,资源紧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为农村发展寻求新的出路。只有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缩小城乡差距才能发挥农村的潜力。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农村的资源很丰富,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都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农业发展未形成大规模产业时,政府应该鼓励农民积极进行尝试,养殖业,畜牧业,零售业,旅游业等防止产业单一化,并给予指导和培训。近年来,很多乡村的旅游产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旅游产业可以带动交通运输业,饮食,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旅游产业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村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给予合理的指导和鼓励,让农民动起来,让农村活起来。
2.城乡二元现象严重。二元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障碍,若不尽快解决,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停滞不前,甚至中断。城市居民、发达地区居民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加大,会引起农村居民的愤怒和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为现代化建设埋下隐患。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二元现象的重要手段,仅靠农村本身的力量来促进农村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乡村治理不应该走单纯的“以农治农”“以乡治乡”,乡村与城市在发展模式、生存习惯、生活方式,自然环境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二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乡村治理离不开城乡的统筹发展。城乡的统筹发展需要国家强有力的制度支撑。统筹城乡发展,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第一,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主要指的是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简陋,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倾斜,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让农村居民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重视,从而加强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第二,统筹城乡文教卫生事业,城市的文教卫生事业在稳步发展的同时,农村的文教卫生工作由于先天的薄弱更需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与卫生工作要依靠国家政府的监管,让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一样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农村居民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医,加深农村居民对乡村的归属感。第三,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收入再分配维护社会公平,让农村居民能够免除后顾之忧,聚精会神搞建设。
3.乡村治理主体存在缺陷,治理资源匮乏,主要包括治理主体单一,农村精英流失。民主建设需要重点加强,要听取多方意见,完善农村选举提拔制度,现在的农村治理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农民处于被动地位,农民积极性低,导致农村公共事务瘫痪,乡村不能作为一个整体齐心协力搞建设。
治理主体单一,农民民主政治素质亟待提高。很多农村中的党委书记连任很多年,农村居民对农村选举比较冷漠,参与民主建设的热情也比较低,这就使得干群之间隔膜加深,不容易团结起来干大事。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较低,没有自主意识,不能够较好地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发挥主人翁作用。还要积极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引进社会资金和管理经营体制,为乡村建设积累经验和资金。
乡村精英外流。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不是盲目夸大精英的作用,而是重申人才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贺雪峰指出,精英在农村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一方面对国家的政策有理解能力,另一方面与普通村民联系密切,所以农村精英是沟通干群关系的桥梁[2]。我们知道华西村、的乡村治理奇迹,我们在想到华西村的时候就想到了吴仁宝,的发展离不开王宏斌,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农村社会,无论多特殊的情况,精英的角色都对农村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农村经济状况差,农村精英流失严重,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有思想的人更愿意去城市打拼,不愿意留在村里担任干部或留在村里发展,精英人群的流失是信息、知识、观念、技术的流失,如何吸引精英人群来建设乡村,减少精英人群流失,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国家政策鼓励大学生回乡村担任干部,即我们说的大学生村官,在部分地区有了一些影响,但具体情况与预想相差甚远,很多大学生因为农村的条件太差,只是挂名,并没有实质的工作和乡村建设的热情,村民只知有大学生村官,却不知姓名,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乡村精英急需回归。
三、乡村治理的建议和对策
在当前情况下,乡村治理的推进需要做出如下调整。
首先,最重要的是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主体多样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使得乡村发展可能性增多。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村民自身都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村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建立完善的干部选拔、培训、激励机制,从全局考虑,为村民的利益着想。村民也要提高自身素养,提升自己的主人翁意识,履行自己的义务,享用自身的权利,提高乡村民主建设水平;要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使得社会资金投入农村,可以借鉴这些组织的管理体系,以及吸收农村劳动力,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未来的乡村治理将呈现由乡村主导到市场主导转换的趋势。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继联产承包制后的又一大变革[3],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使得我国的农业发展及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将有着长远的生命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产业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对乡村产业结构进行整合和调整,提高乡村的资源利用率。农业现代化要转变只有第一产业的传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最后,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文化素质逐渐提高,产业发展刚刚开始,各方面逐渐起步的时刻,政府的指导和政策倾斜是必需的,政府应在乡村治理上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发挥城市对农村的拉动作用,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
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各地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我们要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以理论指导实践,从实践中寻找规律,在国家政府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乡村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乡村治理情况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各因素的发展速度不同,我们只能先从紧要处着手,然后逐渐铺展开来。同时寻求多个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是相互统一的,它有效解决了“三农”问题的切入点。而土地整治对新农村建设过程起着重大作用,合理有效的土地整治有效促进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1 土地整治概念及其内容
我国在土地整治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展了10余年。在这期间,社会各界对土地整治的概念并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认识,这对社会健康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关研究学者确定了一个完整的概念,土地整治是对低效利用、不合理利用和未利用的土地进行治理,对生产建设破坏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进行恢复利用,以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活动。从这看,土地整治不再局限于农用地,也不再局限于农村土地,具有更好的“全域”性,它包括农用地整治、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治、土地复垦、未利用地开发这5种类型[1]。农村土地整治包括对田、水、路、林、村的整治,土地整治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比如水土流失地、盐碱地、风沙地、沼泽地、被污染的土地的治理,改造中低产田,荒地的开发,工矿(包括砖瓦窑)废弃地的复垦,闲散地的开发,围海造田,滩涂的开发,基本农田的建设(排灌渠道,水利设施的配套和改造,机耕、林网条田的建设,平田整地,插花地的调整等),改造旧村屯,建设小康村,村庄兼并集中,乡村企业从分散转向集中,土地结构调整,小流域治理,改造旧城镇,调整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包括工业仓储外迁、平房改造),由水田林路村企的综合治理等等[2]。
2 新农村建设及农村土地整治的意义
“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建设用地的扩张,引来了建设用地和耕地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土地利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要利用土地整治缓解这一矛盾。农村土地整治的意义包括: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土地整治工作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为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全面实现新农村建设平台。农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要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要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综合起来才能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步伐[3]。
3 土地整治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的作用
由于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基础设施条件差,住宅用地分散,容积率低,无人集中管理,公共管理秩序乱,居民生活环境差的现象,农村土地整治变得尤为重要。实施农村土地整治,可新增耕地,提高耕地质量;可增加存量建设用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规模集中经营,确保农民增收,保持农村特色[4]。
土地整治在建设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起着以下几点作用:全面加强农村生产力建设,实现生产发展,土地整治为有效的解决途径。对农田质量条件差的土地,土地整治可提高土地质量,加强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土地产权集中管理,有利于土地的合理管理,生产效益的提高。土地整治为增加农民收入,挖掘农村生产潜力提供很好的途径。适度的集中土地,可以将分散的土地集约利用,缓解用工数量,使农民进城务工,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不仅为城市企业多一份劳动力,还为农民自身带来了多一份的收益。搞好挖潜。充分挖掘农村非农用地的潜力,对住宅建设用地进行集体管理,缓解“空心村”现象,改善农村公共环境,提高农村环境质量[5]。
土地整治符合我国新时期新型城镇化下的高效农业、生态农业和现代化农业的需求,不仅使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而且使农民个人收入不断增加,保证了社会的健康持续的发展。
4 现有土地整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4.1 部分乡镇对土地整治问题理解不深刻
农村土地整治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土地整治本身就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按照“田、水、路、林、村综合治理”原则,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经营水平,使农民增产增收,实现农村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对此,我国应加强城镇及地方对土地整治的认识,进一步贯彻实施土地整治方案。
4.2 土地整体的规划不完善
土地政管理的不严谨。在规划设计中所标注的内容和实际施工图纸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招投标的文件审核力度上存在严重的不足,原因在于没有做好基础的工作和各项工作深入程度不到位[3]。土地整治项目本身是一个较新的项目,其有关的规划还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需结合实际,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完善土地整治的规划与实施。
参考文献
[1] 贾文涛.统一概念为土地整治保驾护航[J].中国土地,2012(8):46-47.
[2] 白冰.试论土地整治的内容、方法和原则[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9(7):19-20.
[3] 黄诗程.我国农村土地整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青春岁月,
原因在于“救火式”治理便捷、高效的背后,潜藏着种种治理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政府对社会新问题、新危机、新风险的缺乏预见性,在处理相关问题上的不够彻底,以及公共管理体系的不够完善等。而上述种种则导致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和不必要的公共利益损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指出的,“问题发生之前,是‘政府最小化’状态,政府对市场上发生的破坏游戏规则行为听之任之,无所作为;问题发生后,是‘政府最大化’状态,政府几乎耗费所有的资源去应对某一问题,整个市场则为之停摆,政府与市场都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场景发生了整体性改变,要保障社会平稳快速发展,满足公众对政府不断抬高的期望,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思维和国家的治理体系,乃至干部管理体系都必须进行现代化的转型。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我们显然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式”办法来解决。
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转型,所保罗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宏观层面来看,有价值取向、防治文化、能力建设、配套制度等方面的考量;从制度设计上来看,则要考虑治理主体、治理依据、治理方式、治理过程、治理形态等的均衡选择。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通过在治理中导入风险管理来完善自身的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政府风险管理制度设计应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对“救火式”治理的批评早就存在。但时至今日,为什么这种治理方式仍有市场,甚至在一些地方还能大行其道呢?这预示着我国治理体系存在哪些主要症结?治理转型的出路在哪? 本期策划我们邀请相关专家就这些问题作出探讨,深入总结“救火式治理”的缺陷及其影响,从风险防范、政府考核等视角分析“救火式”治理现象存在的症结及制度出路,为从“救火式”治理向“均衡式”治理转型出谋划策,以期为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启迪思路、有所助益。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如何改革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是摆在各级治理主体和全体公民面前的共同任务。完成这一任务,不能靠疾风暴雨式的运动,而是要靠一个个问题的解决,靠锲而不舍的改革、转型。相对于“救火式”治理,均衡式治理类似“弹钢琴”,追求的是各治理要素之间的和谐匀称,而不是畸轻畸重,顾此失彼。其基本要求是:治理主体的均衡,治理依据的均衡,治理方式的均衡,治理过程的均衡,治理形态的均衡。
—郎佩娟
推进全面风险管理制度是完善治理体系的国际趋势,应以全面推进政府风险管理作为重要切入点。重构风险防范视角下的治理制度,应重视治理制度的整体性、预防性和逻辑性设计、“制度设计人”的风险管理能力培养以及相关配套性制度的结构性改革。
—游志斌
对突发性事件的预见能力是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的前提。“只治不防”的传统治理思维,是导致事态骤然加剧而相关部门只能仓促应对、疲于应付的根源。对社会问题的预见能力应当与防控体系的建设结合起来,如果两者是脱节的,有关部门也不可能对社会问题作出及时、有效的判断。
—袁峰
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考核容易造成以下的一些不良后果:一是投机取巧,做表面文章;二是领导干部存在侥幸心理;三是助长了领导干部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此外,有时还会因专业知识的局限而使上下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不对称性,这就为下级做假帐和“掺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最终的结果是,由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危机始终无法消除,各种事故频繁出现,管理者和领导者陷于“救火”之中而忙得不可开交。
(一)经济上所呈现出的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是保障经济稳定发展,完善经济结构,提升增长质量,实现稳定地发展。这也代表我国将从高度发展阶段过渡至中速发展。加快淘汰落后产业,培养新兴产业以应对经济结构带来的后遗症。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从宽松的货币政策变成了稳健型的货币政策。经济所呈现出来的新常态,无论是就业率、社会保障,还是各区域的发展方面,皆会受到深入的影响。(二)政治上所呈现出的新常态。政治上所呈现出来的新常态,指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我国的治理体系变得越来越现代化,主要包括了公共权力使用的规范化、管理科学化以及制度安排民主化等等。而社会新常态主要是指,在法制建设以及新常态发展时期,需将法制社会建设落到位。首先,应当通过对法制精神的大力宣传,来让人民群众在心中建立法律观念,其次,是应当在法律的结构中创新社会治理对策,形成多层次化的社会治理体系。(三)环境上所呈现出的新常态。环境上所呈现出来的新常态是指以很快的速度来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把源头控制、责任追求以及环境治理等管理机制落实到位。环境新常态、社会生活条件以及经济发展的模式这三只之间,息息相关,不可分割,是进行公共管理的主要对象之一。不过这也表示,在新常态下环境管理肯定会与经济主体、社会组织出现许多矛盾及摩擦。
二、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问题沉重艰巨且公共管理主体能力差。在新常态下,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多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均会凸显出来。纵观我国管理主体现阶段的总体能力,各领域诟病的解决对策大多是以经济增长作为掩饰,用具有隐含的策略处理当下的问题,现在公共管理主体所具备的能力及经验还无法根治各种社会弊端。(二)公告管理技术飞速发展和可落地领域空间狭窄间的矛盾。公共管理技术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能够充分发挥民主化、透明化以及服务化的特点,比方说,电子政务技术。尽管很多公共管理技术都得到了上级领导者的高度重视,在信息系统建设以及智能政务平台建设上绞尽脑汁,但是在实际的运用环节却不尽人意。主要问题有在线可办的业务类型不多、信息孤岛严重、信息没有完全透明化以及很多重要领域未实现公共监督等。(三)个人自觉性差且组织氛围不佳。公共管理所涉及到的领域有很多,并且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多变。因为治理的体系及技术皆不理想,很多公共组织都存在灰色地点,缺乏有效的监管。很多以官员为代表的集体丧失了基本道德,,导致腐败案件频繁出现在各个层级和部门。高素质且具有上进心的人在融入于腐败集体之中时,很难出淤泥而不染,大多数人都会同流合污。所以缺乏法制化的体系约束,腐败现象会不断蔓延。
三、新常态背景下创新公共管理机制的对策
(一)在权利的行使上实现现代化考核制度。新常态下的权利赋予和行使方面,应当尽快出台科学化、民主化以及制度化的考核方式,以改变公共管理部门的官僚作风,贯彻落实服务及治理。由目前国家集体领导的发展政策可见,国家顶层设计正在朝着法制以及民主的方向飞速发展,切实促进政府职能以及形象的转型。在新常态背景下,看一个政府是否有所作为,并不是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唯一硬性标准,而是要看是否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以及社会是否和谐统一等等。在新常态背景下,公共治理必须在权利的赋予和行使方面落实民主化,科学、实事求是地对绩效进行考核。利用制度保障让所有的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都可以参与到监督和决策队伍之中来,从而做到整个社会对公共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新常态发展背道而驰的组织应当尽快取缔,让更有能力的人服务大众。(二)灵活运用现代化管理技术以提升公众服务体验。公共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职能,其并不是针对于某个人的,而是面向整个社会的。所以必须讲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广泛运用于实践之中,在提升管理总效率的同时,讲更加优质的服务体验带给人民群众。打个比方,数字化的智能政物便是一个典型代表,一方面应当全面落实政务上网,节省线下奔波所花费的不必要开支。其次,应当尽可能快地突破信息孤岛,实现信息的快速流通和资源共享。另外,在分配以及运用公共资源方面,应当灵活运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让信息的透明化和智能化早日实现,避免因为信息的封闭滋生大量的腐败现象。(三)在公共管理中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新常态背景下,公共管理应当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政府部门需提供良好的平台,让社会各领域人士扮演主角。历经三十余年的国家宏观主导型发展,为我国的工业化及城市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也出现了环境污染、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过大等问题。处理这些问题依靠宏观政策是无效的,应当通过社会力量,使更多的区域能够发掘到内在的发展模式。在政策上出台均衡的发展制度,让公共品实现均衡分配[3]。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常态背景下,应当尽快创新公共管理机制,在权利的行使上实现现代化考核制度,灵活运用现代化管理技术以提升公众服务体验,在公共管理中充分发挥社会力量,让社会各领域的能人皆参与其中。公众也应当强化自身的主人翁观念,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及道德取向,积极参与到公共管理之中。
作者:龚春燕 申斌 单位:南昌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管理”与“治理”,一字之别蕴含着深刻的观念创新。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对我国的教育系统提出了诸多全新要求:一是参与力量将更加多元。要办好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单靠政府一家是远远不够的,广泛吸引、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建设是达成“教育治理”各项目标的关键。二是主体权责将更加明晰。在“教育治理”这样一个多元体系中,要更加明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类教育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各主体在其中的功能地位、权利职责,这是达成“教育治理”各项目标的基础。三是体系运行将更加高效。走向“教育治理”要求体系中各主体的运作更加科学、协同更加精细、响应更加即时、流程更加优化,这是达成“教育治理”各项目标的保障。
从当下来看,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是“管办评的分离”,其中核心是构建新型的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突破口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重点是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职能边界清晰、多元主体充分发挥作用的格局。由此,管理信息化在此格局中的地位不可或缺:“管办评”体系的构建形成,政府、学校和社会三者职责关系的明晰,教育体系的运作优化、精细治理、即时响应,都离不开管理信息化。管理信息化与教育治理现代化之间息息相关的关系正印证了“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论断的正确。
关键词 :地方政府;法治理念;民主理念;互动理念;服务理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国家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如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目前中国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课题。治理能力现代化应该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向现代社会转型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能够使现代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在我国,治理的主体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指政府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具备现代治理能力,必须具备现代治理思维、采用现代治理方法和手段,并达到现代治理效能。在现代治理思维、方法手段和效能中,治理思维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缺少了它,现代治理能力根本无从谈起。
在“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目标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是地方事务的具体组织者、推动实施者,对国家整体发展计划的实施和目标的落实起着关键作用。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地方政府更是关键一环。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地方政府应该如何更新执政理念、培养现代治理思维呢?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更新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要求
从宪法层面上看,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有三项:一是行政执行权,即执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二是行政领导和管理权,即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行政事务和行政工作,依法管理国家机关行政工作人员。三是保障权,即保护本行政区域内公有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等。地方政府通过实施以上权力,保证地方的稳定和发展,进而促进国家发展规划的落实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经历了一个伴随认知深化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20世纪50-60年代为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20 世纪80-90 年代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20世纪末21世纪初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党的十报告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要求下,社会对地方政府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人民不仅对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享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拥有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期待。因此,党的十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发展目标追求,提出要从源头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具备如下能力去促进地方的发展。
首先,对地方经济科学发展的统筹能力和监管能力。地方政府在实施执法权与管理权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对地方发展规划的制定、对地方发展目标的引导与发展过程的监督,引导、扶植和推动地方特色经济、创新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使地方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促进地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而推动地方的整体现代化进程。
其次,保障和扩大地方民主能力。地方政府必须通过保障权、管理权的实施,保障人民的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落实到位;畅通民主渠道,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协商,健全基层选举、议事、问责等机制,完善基层民主运行机制;健全地方权力运行机制和约束、监督机制。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中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第三,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化解地方社会风险、处理社会危机能力。民生建设是社会建设的中心,作为地方政府,民生是工作的重点,地方政府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及时疏导和解决民生问题而引发的社会矛盾,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化解社会风险、预防社会危机,保证地方一方的和谐与稳定。
第四,地方生态协调的保护与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质量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对地方政府来说,必须放弃GDP至上观念,在发展规划方面,全面考虑生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大生态监管力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预防和及时解决生态危机,实现地方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下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的创新
不同层次,治理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治理主要包括塑造共同价值体系、提升国家治理执行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地方政府治理的中心是什么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给出了指向,指出,“推动乡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与服务上,为人民群众提供面对面的综合服务,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整合基层管理与服务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构建基层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由此可见,通过加快信息化建设来构建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通过这些重点工作,提升治理能力,进而实现地方“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能够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能够使现代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现代治理思维、现代治理方法和手段、现代治理效能是现代治理能力内涵的主要内容。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更新执政理念进而具备现代地方治理理念,是地方政府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下,地方政府要更新哪些执政理念呢?
第一,改变管理理念、明晰治理理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均已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的同时,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丛生。作为管理者来说,管理的对象、社会环境与要求都已显著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的、集中单一的管理理念、制度、手段与方法都已经不适合时展的需要。因此,作为提供面对面服务的地方政府,必须放弃以管制(命令、服从、指挥)为特征,以强调秩序的稳定、经济的GDP至上为价值取向的管理理念,抛弃管理理念下的权力意识、领导意识、驾驭意识、整治意识,代之以明晰的治理理念和意识:治理的目的不是管死、管住,而是通过积极地参与、沟通、协调、激励、规范和约束,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秩序和状态;治理的方式是在法治基础上,政府通过协商、指导、服务、疏导等方式与社会良性互动;治理的目标是确保公正价值优先地位、培育公民与社会组织生机与活力、形成公平公正社会环境和增加人民福祉。因此,在治理目标下,地方政府要确立服务、沟通、协商、引领等治理意识,要把自己的职能严格定位在提供服务上,把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中心,把保障民生作为治理的重点,把激发社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引导社会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扩大基层民主。
第二,强化法治理念。法治是现代治理的基本要求和方式。要建设法治国家,就要使任何人、任何组织、国家机关都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作为执法主体的行政机关,更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法律行使权利和权力、履行义务和职责。越权、违规、人治均为缺乏现代治理能力的表现。因此,现代治理必须牢固确立法律至上理念,必须依法治理,依法求发展、求稳定。作为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面对的是法治意识不浓厚的基层公民和地方习惯风俗不同程度存在的社会环境。要达到治理效果,必须强化法治理念,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坚持法律至上,要带头遵守法律,要引导人民遵纪守法,有问题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和规范解决,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处处时时维护法律的尊严;要把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纳入法治轨道,决不能因发展、维稳就突破法律制度安排,不能因有人“上访”就迁就非法要求。只有这样,在地方治理中才能真正做到以法治凝聚改革意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才能用法治保障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社会的安定有序。
第三,深化民主理念。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的价值诉求、权力诉求空前强烈,深化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然方向。在依法行政和法治的前提下,探求与发展多种形式的民主参与方式,则是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民主协商、公众参与等民主方式已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是社会基层民主落实的实施者,必须深化民主理念,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的基层民主制度,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从基层保障人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落实到位,畅通民主表达、参与和监督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协商,完善基层民主运行机制,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中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才能增强社会活力,也才能真正促进国家层面上民主的发展。
第四,放弃管制理念、发展互动理念。现代治理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的目的是通过积极地参与、沟通、协调、激励、规范和约束,使社会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秩序和状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利益格局也已经全面调整,思想观念更是发生巨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集中单一的管制理念已经不适合时展的需要。现代社会治理要求立足于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基础,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公众诉求,既能够维护已经深刻变化的社会秩序、化解可预见的社会风险、处理突发的社会危机,又能够激发社会活力。治理的手段与方法必须具有灵活性、多样性、敏捷性和适应性,因此,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与社会互动,求得社会认同,与社会大众、社会组织平等互助已成为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路径,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地方政府,必须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管理与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引导激发社会活力、疏导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稳定社会秩序,进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
第五,放弃当家理念、提升服务理念。现代社会的中心是人,现代治理的中心是为人服务,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是现代治理对地方政府的新要求。因此,地方政府要以社会本位、民本位为出发点,把自己的职能严格定位在提供服务上,把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中心,把服务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自己治理绩效的重要标准。服务要以公众利益要求为导向,要以顾客需求为目标,高质、高效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或生产公共产品以满足公众需求。
第六,改变政绩观、增加效能理念。现代治理效能是现代治理的目的要求,也是检验是否具备现代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标志。作为地方政府,是通过处理一系列具体问题而达到治理目标的,无论是微观上还是宏观上,都必须具备效能意识。微观上,要以是否及时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协调或解决了各种利益矛盾和纠纷,使事态沿着合理的预期发展或达到了阶段性的具体目标为绩效标准。宏观上,要以是否引领地方达到了预期的现展目标,实现了地方经济和谐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主体制完善、生态和谐可持续。同时,效能理念中还必须有成本理念,即在实现效能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运作成本低、效能高,主要是指没有推诿拖延(时间成本低)和高成本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花费少),生产和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高、公众满意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小。
开发区治理现代化:理论基础与中国探索
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模式探究
我国新区管理模式的变迁与启示
全面深化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刍议
高新区“镇改街道”问题探究
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与对策
新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分析
论当前开发区建设过程中的产城融合问题
网络政治参与下政府回应机制的调适与优化
淄博高新区优化营商环境的调查与思考
开发区(高新区)服务业发展问题思考与分析
继续推进和创新开发区管理体制问题研究
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初探
解决执法不规范重在程序制度建设
我国行政程序统一立法必要性之管见
树立正确行政程序观念完善程序责任机制
行政程序立法进程的多源流分析
关于行政程序法治的几个问题
树立行政程序意识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的错位及回归
政府诚信与行政程序法
论行政程序中公众参与权的保障
浅议行政执法程序制度之规范
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研究
行政程序的评估体系研究
依法行政与宗教事务管理创新
依法治访: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慈善组织个人捐赠吸引力的实证研究
世界政治视野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当前行政决策程序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民族乡治理现代化:困境、关键领域与实现之道
面向复杂治理场域的两种公共行政叙事及其整合
严格执行行政程序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业务外包与产业集群背景下的企业治理问题探讨
规范集权与均衡分权: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指导性案例: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司法探索
民间智库融入公民社会:规范分类的逻辑进路
联合国气候合作机制分析——困境与对策
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再造开发区发展新优势
国家级新区行政体制类型与运行机制比较研究
完善高新区体制机制推动高新区创新发展
经济新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面临的问题与破解对策
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生态移民政策体系研究
多委托视角下行政监察的组织困境及其消解
中图分类号:TV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2-0108-02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水利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水利经济的发展也尤为乐观,不仅给社会带来了良好的效绩,同时在水利行业的运用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收获。江苏省靖江市拥有长江水域面积108.9km2,拥有长江岸线50.65km,处于沪宁长江水道的中心地段。同时,为全面落实中央1号文件、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和江苏省委政府1号文件、泰州市5号文件等,靖江市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围绕“安全水利、民生水利、生态水利、资源水利”等建设,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防洪除涝减灾、水资源安全保障与高效利用、水环境治理与环保等水利工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正是由于区位优势、条件优势和政府主导,靖江市依托水利资源,形成了船舶制造、机电及汽车配件等主要工业门类,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水利发展现状与成绩
水利发展必然提到水利经济学这个概念。水利经济是水利行业各类经济的总称,是国民经济中占基础地位的一种行业经济,是水资源的整合利用、保护、管理以及旱涝灾害防治过程中各种社会生产的总和。他包含水利建设中内部及其相关联系的外部的所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水利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企业、环境与民生背景下水利经济的发展。以靖江为例,主要分为以下三类:水利相关企业收益、水利环境收益、水利民生收益。正是靖江政府长期以注重水环境为前提,结合政策的辅助,才实现了水利经济的科学发展。
水利发展成果:如何评价水利发展水平,目前主要依据水利现代化的标准。水利现代化是指在水利领域利用现代思维转变人类传统水利观念,广泛采用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现代工艺设施,新型仪器设备,科学管理方法和网络化新型系统装备管理水利,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治防水污染,建立供需协调的发展机制和决策科学化、新型化的管理体制,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过程。靖江市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同步跟上了水利现代化设施配备,从除涝减灾到水生态保护体系,再到农田水利建设,以及水利管理服务对应的系统设备。本文主要以靖江为例,在建设水利现代化背景下的水利事业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1.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水系布局。靖江市充分利用南临长江,北接界河的区域优势,大力开挖整治内部河道,形成县级、乡级、村级三级河道管理体系,纵横交错,互相贯通,并与长江、界河相连的江河一体,融为贯通的水系网络,为城乡供水、防洪除涝、航道养殖以及治理水环境奠定了基础。
2.初步建成防洪除涝减灾工程体系。通过长江、界河等的综合治理,已经形成了以长江和结合堤防为屏障的防洪除涝体系,防洪减灾能力明显提高。靖江长江江港堤防长达95.69km,防洪能力达到设防标准。农村80%的区域达到了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20%的区域达到了5~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
3.水资源调配能力不断增强。靖江全面实行区域供水,开展了许多水资源调配方面的工程,实现了城乡饮用水安全供给,重要工业和生活供水保证率分别达到90%和95%。在注重用水的同时,靖江市也关注节水工程的开展,随着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的成效,用水效率有所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46%。
4.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取得了初步实效。为加强靖江市水功能区和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护监督力度,对城区河道进行疏浚驳砌,大力实施农村“双清”工程,且为了处理好垃圾问题,以防出现垃圾入水现象,市财政划拨专款用于河道管理经费补助,伴随城区污水处理厂的落成,工业、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率不断提高,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5.农田水利建设成效显著。靖江市的水利现代化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投入放在了农田水利建设,通过实施农田水利重点县和专项工程建设,更新改造排涝站、灌溉站、防渗渠道等,农田灌排能力不断提高。
二、水利建设取得的效益
水利事业的发展,一定的投入是必要的。当政府投入或者自身融资时,要充分论证投入的产出,即效益。也就是涉及到水利经济发展的目标取向问题,国家、群体(行业)、单位(个人)三者目标取向理论上是一致的。首先要满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水利事业发展的需求,其次是水利行业发展的良性的运行,再次是单位和项目的个人的经济效益。通过近几年的高投入,靖江水利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1.环境和社会效益。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水是万物之本源,随着人类对于优良环境意识的增强,大家认为现代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必须是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皆佳的城市,而自然环境中最重要的就是水环境。靖江由于水环境整治滞后于开发,损失了不少亲水经济资源。近年来,靖江市政府在专门派专员前往新加坡学习水管理模式之后,针对靖江水利当时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与水环境矛盾加剧的趋势,成功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水、治水经验,从污水处理入手,在民众中宣传环保意识,在规划中编制条例,在宏观层面进行机制改革。采取大力宣传人水和谐相处,形成亲水概念。编制并实行《水系综合整治规划》,开展水利机制改革,科学利用资源,改善投资环境,实现城市科学发展。随着靖江水环境治理工作的不断深入,在政府工作的大力宣传下,人水和谐共处的新型人水关系形成,水文化理念将逐步扎根于人们的思维之中,形成强烈的亲水概念。同时,伴随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城市地产价值被提升,并带动加快了城市发展的步伐。水环境的治理,改善了城市环境,客观上提升了城市功能和价值,以城市增值盘活城市资产,高速地集聚城市财富,并可以以其丰富的经济实力反哺环境综合整治,变环境优势为经济优势,实现环境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2.民生效益。在与水利相关的工业、服务业新型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也为靖江市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而在水利经济新局势下,也有许多农民开始了创业之路。同时,靖江市的环境日益优越,人民在追求生活的同时不再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靖江的消费需求稳定增长,零售、餐饮等传统消费市场进一步巩固,文化、养老、健身等消费渐成热点,网络购物、仓储式销售等新兴业态发展迅猛。
3.企业经济效益。靖江依托水利优势,大力发展与水利船舶相关的工业与服务业,通过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与自身优势资源结合,使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成功经济转型,并摸索出了一条适合靖江企业发展的道路。靖江工业生产运行平稳,而凭借水利资源的船舶行业积极转型,先后承建集装箱船、钻井平台等高端产品。汽配、电机等传统产业加强技术研发和装备投入,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同时,服务业的发展依托港口货源优势,推进“两业融合”,延伸加工、配送等产业链条,“四位一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涌现出一批优秀企业,也已经成为省服务业创新示范企业。伴随开放水平的提高,港口开放功能日益强化。在四大联检机构的正式运行中,建成靖江港进港专用航道,疏港道路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港口经济的发展无疑带动了外向型经济,引进外资,同时,增加外向输出。
正是企业响应当下经济发展趋势,结合水利优势,才能开创水利工业与服务业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并为今天靖江市工业、服务业新型发展做好了准备。
在运输需求一定的情况下(静态),从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角度考虑,公路运输现代化是指通达性与运输效率的一种均衡状态。当这两种效用相同时,公路的社会总成本最低,此时的公路里程就是实现了基本现代化的公路规模,这时公路建设的社会资源配置最合理。
当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运输需求和公路总里程都随时间而变化时(动态),将公路的人口密度和运输强度先后达到极值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达到满足当时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要求的状态称为公路运输现代化。
二、公路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要想富,先修路”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交通运输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在运输线路长度上和客货运送量上都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快速发展。二者的同步发展存在着某种联系,即我们猜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先行作用,也即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人们进行的交通运输活动是人类经济活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制造活动,一是要进行运输活动即人和物的位移。对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只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关于分工问题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但实际上如何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内在经济机制是一个尚未给出令人满意回答的理论难题。
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将交通运输看作社会间接资本,分析了社会间接资本与直接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交通的发展有降低直接生产活动成本的作用,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从历史上来看,从1843年到1860年期间美国工业化的大飞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的铁路建设。
三、公路交通运输存在的问题
1.运输生产力水平不高
在营业性客货运输车辆中,中高档客车特别是高档客车和大吨位柴油货车以及集装箱等专用货车所占比例偏低,远不能满足广大旅客和货主的需求。
2.运输站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由于种种原因,客货运输站场建设进度缓慢,到目前为止,在部分大中城市、相当数量的县城以及大多数乡镇,客货运输站场基础设施仍很短缺且设备简陋,成为制约道路运输发展的薄弱环节,影响了公路基础设施功能和车辆运输效率的充分发挥。
3.运输组织水平和运输效率较低
在部分地区,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存在着地区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封锁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空驶率提高、运输组织水平降低,对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4.抽样调查数据不能为政府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信息
作为公路运输抽样调查数据提供者的运输车主和数据利用者的政府管理部门和运输企业,在信息的有效性的认知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主要表现为:一是数据主观失真。由于抽样调查过程缺乏制约与监督,加上某些车主对抽样调查认识存在着距离,个别车主因逃缴规费而心有余悸,害怕如实填报,会增加费税或者受到超载处罚。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如下问题:(1)少报运量,多报燃油消耗。(2)多报运距,少报经济收入。(3)多报车辆停驶日、车辆空载等情况。二是数据适用性不强。抽样调查产生的数据,一方面为政府部门提供全社会公路运输量,是政府统计局测算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益,测算本地GDP的依据之一。另一方面为运输企业提供运输效益、油耗等指标,是企业改进管理方法的重要依据。实践中,由于抽样调查方案本身的缺陷和调查单位的自身原因,抽样调查数据往往小于实际运行的数据,大大降低了数据的利用价值。
四、加快公路交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加大运输结构调整,做大做强市场主体
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从治理机制入手,以“专、精、特、新”为发展方向,鼓励社会力量大办运输、办大运输。在运输组织结构方面,积极推行高速快客、超长线路实行集团化、公营化;跨区线路、危险货物、现代物流、站场经营公司化;其他线路、维修、检测、驾校等经营方式多元化。在运力结构调整方面,高速公路和国道主干线客运以高级客车为主,城乡客运以中级客车和普通客车为主,货物运输大力发展集装箱车、厢式货车、特种专用车辆,加快普通敞篷货车的厢式化进程。
2.提高运输生产力,加快道路运输发展
采取多元化筹资的方式,鼓励扶持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投资建设客货运站场;同时切实做好客运站的规划、选址和建设工作,以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3.强化运营治理,加强道路运输安全
一是加强安全生产责任治理,严格实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检查制度,把安全责任至上而下细化分解,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个人。二是加强营运车辆技术治理,坚持和完善运输车辆技术等级评定制度和定期维护制度,切实规范营运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行为。三是加强对客运站的监督治理,切实加强营运客车安全例检和进站车辆经营资格的审查,果断防止超员车辆、“带病”车出站运行。
4.严细市场监管,创造规范运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