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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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根据统计资料，我国县域单位(县、县级市、区)的国土面积为9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5%；人口总数为9.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4%；县域经济的GDP约为6.1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9%；县域经济的地方财政收入4770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3.6%；县域经济的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5万亿元，占全国的36.7%，因此，县域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目前，就整体性来看，县域经济仍未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农业仍处于主导地位，并且生产方式落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逐渐减少的耕地上，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高，农业规模效益低，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不发达。另外，县域经济的工业发展也相对落后，其国有经济绝大多数已经改制或者破产，民营经济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支持能力不强。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规模与水平已直接影响到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的实现。

大力发展农村工业或非农产业

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础就是农村工业，农村工业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在关于我国工业化过程的讨论中，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地位相对萎缩，而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的工业化。农村工业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其包含农业产业化、非农生产和农村城镇化的大部分内涵，农村工业化的实现主体是农村工业企业。我国农村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与发展过程，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工业企业起源于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农村实现土地家庭承包制后，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出现了农业剩余，加之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多，那么进一步地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依靠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吸收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别预期因素的刺激下，转向非农产业寻找就业出路就成为了现实的必然选择，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农村工业化，到1996年乡镇工业产值已达到了5538.76亿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农村工业的发展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其推动了县域中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换，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城市现代化部门大多数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它们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较低，而农村工业部门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对资本、技术的要求条件不太高。据测算，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相比，具有生产率低、资源消耗量相对较高、资本有机构成低、吸收劳动力就业多等特点，但是农村工业整体上仍然表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中，要优化农村工业的经济结构，避开城市现代大工业的竞争，大力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加快技术更新改造，开发出适合农村工业中的中小企业的产品、服务和技术，来带动县域经济中落后工业的发展。目前，我国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企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不到20%，而发达国家前者是后者的数倍，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中，要鼓励农村工业产业结构向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服务环节方向转变。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无偿或低价土地、和睦的地方乡土关系、强有力的社区政府庇护等，来增强农村工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尽管目前农村工业企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大多数还是中小企业，还是在为城市现代大工业企业“查漏补缺”，仍然处于城市现代大工业的夹缝之中。目前，我国农户生产规模小、合作意识差、农副产品市场程度低，使得我国县域的农业产业化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因此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同时，要积极发挥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扶持发展农业大户，加快推进企业+农户、公司+农户等模式的广泛实施。

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大中城市转移，是目前县域经济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和基本趋势，它贯穿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明显而重要。从农村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比例来看，1994年―1998年5年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了6.6%，平均每年下降1.32%，按此平均速度，到201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预期将下降到33.96%，基本接近于工业化第二发展阶段结束时农业劳动力比重低于30%的标准。中国城市化水平1990年为26.4%、1999年为30.9%，按此速度，2010年预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为35.92%，距工业化第二发展阶段结束时城市化水平超过50%的标准相差悬殊，这说明我国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其主要原因是中国长期执行的城乡二元分治制度及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因此，这种城市化的发展水平难以支撑日益递增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加之目前我国城市中也存在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向大中城市转移并非现实，仅仅依靠城市工业及城市第三产业不可能单独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再者，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过快、量过大，还会造成大量有文化、有技能的农村中青年人口涌入城市，从而使得农村经济社会凋零衰败，农业停滞，这种现象已经在我国内陆省份的一些地区有某种程度表现。因此，要靠“两条腿走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中的农村工业或非农部门，一是农副产品的加工业；二是为城市现代大工业提供零部件或劳务，服务于城市现代大工业；三是为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大中城市的城市工业区、城市经济开发区、甚至是乡镇工业区、城市社区的服务类中小企业是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的主要企业类型。实际上，县城、重要区镇基本上是大中城市的卫星城、前后花园或经济技术开放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就是首先发展毗邻大中城市的这些县城、区镇的经济，以此来缓解大中城市的高失业率，避免“城市病”出现，既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可以促进城乡结合区域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对其他区域的发展起到扩散、辐射或激活作用，进一步地为城市现代大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供给和产品的市场需求。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民营经济

各县域单位应从本地区实际出发，不能盲目照搬沿海地区或发达县域的发展模式，选择符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实际，根据地方资源禀赋，利用比较优势，利用一切生产要素，大力发展特色经济。

县域经济农村企业工作的主要思路就是根据国家产业政策来发展农业产业化，通过项目培植一批龙头企业，开发一批新产品，形成以畜禽肉制品、果蔬茶制品、中草药制品等为主，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农产品加工体系。例如湖北省宣恩县是一个集“老、少、边、山、穷”于一体的贫困县域，其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目标中突出了特色，其未来5年县域经济的农村发展规划就是发展特色山野菜10000亩、高山反季节蔬菜20000亩、每年培植蔬菜加工企业2―3家、发展中药材50000亩，其计划正在一步一步地落实；湖北省长阳县在高山反季节蔬菜、特色清江人文生态旅游项目上，大力打造其特色，获得了很大成功。

县域经济发展要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近几年来，县域经济中出现的农村山庄、农村特色饮食服务、农村中介组织及机构、农村中小企业、农业生产服务公司等都是民营经济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我国绝大多数发达的县域经济是靠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越发达，其县域经济就越发达，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正相关性。民营经济是目前我国县域经济中的主要经济成分，要大力发展；要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条件下，创造一个宽松、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大社会、小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把民营经济做大做强。

篇2

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伴随着全球影响力日渐强大，一直处在跌宕起伏的高风险运行状态中。现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且深得社会认同的看法是：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初级）阶段，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以中国国家的深度与广度，这种工业化城市化过程肯定还能持续很长时间，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过程再带动中国高速发展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是没问题的。这种观点过于天真乐观了。大国发展过程是从来不可能复制的。自2000年以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与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近几年以来，地球环境与世界经济进入极为异常、多难与动荡时期，也许人类已经踏入一个需要改变与调整的发展阶段，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模式，美国近百年的大国风光，可能都将过时。中国、上海，都已经走到了人类历史舞台的前台，只有更宽的视野、更大的智慧、更新的潮流、更高的目标、更强的实力，才能在当代人类历史大舞台上，挥洒自如、引人入胜地演绎中华民族的华彩乐章，彰显东方大国的风采与魅力。

一、引言

自从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产能过剩与出口一蹶不振，迫使中国经济走向更加依赖刺激内需、鼓励创新的战略调整之路。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慢下来，上海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今后这可能会成为常态。假如国内经济今后数年以8—6%的速度增长，上海可能会是7—5%的速度，这对一个超大国家与一个超大城市来讲，都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适应过程。

横向比较，上海作为国内经济中心的地位优势，在弱化而不是在加强。gdp占国内总量的分额不断在缩小，原有的强势地位不断被兄弟城市超越。以2008年为例，上海的gdp是1369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37亿元、进出口贸易额3221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额4829亿元、其中房地产投资额1366亿元、金融业增加值1442亿元、存款总额35589亿元、其中居民存款额12083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350亿元、财政收入2382亿元、人口1888万人，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0.8：45.5：53.7 ；

而北京2008年的有关数据为：gdp是1048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89亿元、进出口贸易额2718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额3826亿元、其中房地产投资额1908亿元、金融业增加值1498亿元、存款总额43980亿元、其中居民存款额11955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610亿元、财政收入1837亿元、人口1695万人，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1：25.7：73.2 ；

深圳2008年的有关数据为：gdp是7806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5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2999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额1467亿元、其中房地产投资额440亿元、金融业增加值1012亿元、存款总额13011亿元、其中居民存款额9058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260亿元、财政收入800亿元、人口876万人，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0.1：48.9：51.0 ；

人们一直惯性地认为，上海是至少是国内的金融、贸易中心，但事实上gdp占全国的比重越来越小，金融业附加值、货币存款资源、人均存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已经被北京超越，进出口贸易、高科技产业附加值一直又是深圳领跑，上海经济金融贸易国内中心地位面临强大的竞争与挑战。

再比较比较发展素质与质量。人均生产率、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科研投入、高端产业发展速度等等，已经远落后于北京、深圳等城市。未来是创新的社会，年轻的深圳本身在国内科技创新领域就走在国内的前列，深圳的金融市场同样又充满活力，具备挑战上海作为国内资本市场领先地位的潜力，2009年满载希望、充满活力的创业板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起航，更使深圳的创新发展与金融中心建设如虎添翼，如果上海不能在代表未来的多种小企业股权融资与转让交易市场的发展建设中有所作为，从最重要的市场交易量与上市公司数量指标来讲，未来深圳甚至存在超越上海的可能。

有比较才有鉴别。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比较优势到底如何还是让专家学者们研究分析吧，我在这里罗列数据只是想提个醒：上海要建设国际化的金融、贸易、商业、文化中心，并不完全具备舍我其谁的领先优势。

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不仅在改变中国，也在深刻影响世界。2008年开始的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预示着人类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中国与上海来讲，危机确实孕育着更大进步与更大超越的机会，关键是在战略战术上如何顺应与把握。

二、现实巨变、困境矛盾、内在逻辑及策略选择

（一）巨变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以为地球上发生的标志性的事件包括：网络社会与网络经济开始盛行，911灾难与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以原油达到147美元/桶为标志的能源资源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环境危机加剧、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包括大地震、大水灾、大流行病等等），中国开始真正影响世界、全球进入多极化合作时代、美国出现第一位黑人平民总统等。

通信网络与虚拟文化的发展，使地球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人类沟通的时空隔阂已经消失，如果再有一种方便流行的语言翻译工具，或人类语言文字实行统一，全世界真的就成为一个言论自由的网络大家庭了。人类网络时代刚刚开始，仍将呈现巨大的潜力与能量。网络经济与虚拟社会活动，环保节能、思想自由、信息量大创意多传播快、运行成本低等等，但危害也较大，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接触交流减少，生命的本质属性——自然、运动、社会性，难以表现，长此以往人可能会退化、身心难以健康。网络是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一种文化，但最好不要成为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

911灾难是美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拐点。形式上虽说只是一个超乎人们想象的恐怖事件，但重创的却是美国经济体系的心脏，一个小小的恐怖组织或病毒，能成功挑战强大美国的防务自卫与反击力量，并制造出千古的骇人事件，难以用偶然性解释。与之相关的，美国出兵伊拉克半个月内消灭萨达姆政权，但耗资庞大的军事行动5—6年后仍然没有得到伊拉克民众的认同与拥戴，美国也只有在没有真正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形下决定自我撤兵，强大美国的意志与价值观并不象以前一样具有吸引力、号召力、影响力。与之相应的，是美元持续走弱了近10年，而且似乎有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之势，可能未来世人面对的将是另一个价值层面的美钞。另一方面，美国人过去一、二十年内消费过度、坐吃山空，而且过度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国家与企业价值空壳化，社会与集体的力量不断被削剪。正是因为此，在2008年开始爆发的、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美国金融经济体系表现得不堪一击，赫赫有名的大企业纷纷倒下，美国经济的核心体系——金融与房地产遭到重创。美国可能存在在下坡路上加速衰败的趋势，优越惯了的美国人可能有一个非常长的不适应过程，更多的美国人与美国企业会走出国门来到充满希望的地方淘金，美国也肯定开始走向变革之路。过多的学习效仿美国过时的东西，或者过多的依赖与追随美国，是不明智的。

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是世界步入多极时代的重要推动力。盛衰是此消彼长的过程，一种价值观、生活模式、社会制度，不可能一直处于生命周期的青壮年时期，总有衰落的时候，美国引领世界的时代是该结束了；但人类并不一定肯定迎来中国时代。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惊人的成就，但是靠大规模粗放投资与廉价出口带动，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破坏环境、牺牲广大劳动者与全体国民的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而且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资源紧张、环境恶化、重灾频发、产业结构畸形过度、社会矛盾丛生，等等，这些因素无一不是致命的原子弹。虽然幸运之神在关照中国，但未来中国只有主动改变、迎难而上，创造出真正能够担当起领导世界潮流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社会制度与人类发展价值观，才可能真正引领人类进入又一个更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时代。

(二)困境矛盾、内在危机与出路选择

中国人多，在自由竞争制度下，通过不断扩大投资、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改变或污染自然生态，来真正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全面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是不可能的。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状态对自然环境与资源的破坏与消耗，已经接近自然生态可以承载的极限状态，（流行病肆虐、异常天气天象频繁、水资源能源紧张等等都是具体表现）；局部与整体、城市与农村、西部与东部、规模企业与弱小企业、精英与平民、老板与农民工等等层面或阶层的富裕与收入水平及发展机会差距所引起的矛盾，也到了可能动摇国家稳定基础的程度。我们现在人均gdp才3000美元左右，距离当代人均20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非常遥远；如果我们不改变现有的发展与分配方式，按原有模式再发展十几年，国内经济发展的动态总量在目前的基础上可能会再扩大一倍或更高，人均gdp可能会达6000—7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以上，但持续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持续紧张的资源供应、持续膨胀的经济与金融泡沫、持续加大的收入差距与财富集中度、让世界更加恐怖的生产过剩能力，等等问题与矛盾，不可能再给我们这么多和平地扩张gdp的时间，这些问题与矛盾都可能成为我们自己打垮自己或被打垮的内在因素与主导力量。难以预料、难于抵御与难于避免的天灾、人祸与外来侵害，都会迫使我们改变简单、粗放、甚至是掠夺性的积累扩张gdp与个人财产的生产与创富行为模式。

现在真正到了必须将关心公平、关心未来放在比关心当前效益更为重要的地位的时候了。没有将来的利益价值为零，失缺公平的利益价值为负值，掠夺性的经济逐利活动与扭曲性的社会财富分配，终将受到自然与社会的惩罚与唾弃。公平与效益，本来就不适合规范为一个对立的矛盾体。牺牲未来、违反基本公平原则的利益追求，是短命的自私自利行为，根本就不应该成为国家意志与国家策略；个人利益至上、金钱欲望不断膨胀、投机取巧不劳而获、、价值观是非观扭曲环境下“优胜劣汰”的社会发展逻辑，永远不可能成就和谐美好幸福的社会，永远也不可能自然地实现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文明富裕。如果社会私欲横流、仇恨累累、一盘散沙，如果社会没有稳定的基础，如果资源耗竭、大地干枯耕地紧张，如果大气异常、空气浑浊、洁净水源短缺、自然灾害与流行病频发，民族、国家、人类的未来都是未知数，一个人的地位、金钱、房产能保自家性命吗？将百年的大树掠栽在自己院中，将生产必需口粮的耕地用于豪宅、高速公路，或用于产能过剩行业的工厂甚至是污染性的落后作坊，将千万年积累遗传下来的自然资源掏空、破坏与污染，只有贪婪的索取没有奉献，能不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吗？地球、大气、自然物态，空气、水、土壤，矿藏、森林，等等，不是一个人的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的，是不能用金钱、地位、强权来衡量或交换或霸占的，破坏、污染、耗尽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包括最普通的水与空气，是不能复生的，害了他人，也拯救不了自己。空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看是无处不在、廉价的，却是无价的。公平、未来、文明的现实内涵也在此，它不但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解决分配不公，不断改善国民整体生活与社会文明环境，提高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综合效益水平，是三位一体的改善人与人关系的关联方面；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能源，保护水源、大气、地球，同样是相互关联的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诸方面。人与人、人与自然、中国与世界诸多被极化的矛盾，正是今后必须重点解决的。

与大自然比较，个人或者整个人类都是渺小的，人类社会可能只是大自然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地球升温、空气污浊、江湖污染、微生物细菌滋生与弥散、地质构造变异、气候异常等等，对人类来讲，都是灭顶的灾难。整个地球是个有机体，人类的活动，已经严重影响与改变着地球环境的自然变化状态：人类一年将差不多20亿吨废气排在大气中，平均到人类居住区大约每平方米几公斤；每年向地球制造丢弃的垃圾上百亿吨规模，估计堆积起来超过泰山；每年开挖地下资源上百亿吨，侵吞与破坏数十万平方公里的自然土地与山水生态，向大气排放差不多相当于百亿吨煤的热量,…。这样的人类活动影响，有机的地球环境能不发生巨变么？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地球生态因变而变，而且是不可逆的、加速的过程，相对大自然来讲极为弱小的人类，面临不堪想象的生存风险。

未来的5—10年，地球人类处在发展历史的重要关口，中国也是。气候变化加剧异常，导致发生全球粮食突减、奇异病毒流行、超强地震频发等全球性灾难的概率更高；货币持续泛滥，能源资源价格持续上涨、石油价格可能超过200美元/桶甚至更高，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更为恐怖的投机豪夺与金融经济危机或地域冲突；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如果不调整发展思路与生产模式，在扭曲的分配制度、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利机制、自私逐利贪婪的价值观、装备代替人工等社会环境下，非但不能有效增加就业、提高社会广大低中层劳动者的收入、实现全民富裕，而且将使社会积累更为深重的贫富裂痕与不公，环境污染与产能泡沫、资源浪费更为严重，如此以来即使不出现严重环境危机，也必将产生因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金钱财富畸形不公积累而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

中国经济与社会，现在被高投资、高速度、高资源房产价格、高权利投入与参与度所绑架，就象在高山上弯道下坡行驶又必须加速赶路的重载卡车，随时可能出现翻车危险。解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存尖锐矛盾，需要大思想、大智慧，需要精神巨人；在钞票漫天、老总遍地、到处是开发区工厂车间交易场所的今天，中国需要文化思想上的升华巨变。人生是美好的，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有无穷尽的有意义的事情去追求探索，以公司生意、工作挣钱、花钱享乐为生活的全部，对许多人来讲是遗憾的，办公楼、工厂、设备、交通工具、商品等等，只是工作生存的工具道具，没有生命价值；生命是纯洁的，时间是公平的，来去无形，众多人日日追求金钱暴增，参与掠夺性的炒房、瓜分资源与国有公众财产，不劳而获，将本来属于全体国民或广大弱势群体的财富与未来盗为己有，“成就财富梦想”，这些如何让个人的灵魂在岁月时光中留痕？如何面对纯真的子孙，如何面对失去土地、失去工作、失去一切的生灵？财富都是炒出来的、聪明投机出来的、偷盗来的，这与老鼠有何区别？

中国商品化、市场化的改革开放行为已经走向畸形，中国现在不但缺失成熟普世的社会价值观，而且正在自私、贪婪、堕落、冷漠的环境世界迷失（一个信仰缺失，或者信仰落后腐朽的国家或民族，很容易自垮或被打垮的）。权利可以商品化（交易）、法律可以商品化（交易），有关国民整体利益与未来、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国家口舌、甚至民族精神的领域都在商品化（交易），本身必须体现全民意志、应由全民公决的事务，都由私人占有与决定，这是非常危险与畸形恶毒的。吃住是人立命之本，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粮食、房子都可以大张旗鼓地作赌注去“竞争”、掠夺、炒赌，实乃灭绝人性，引火自焚。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发展的高涨阶段，按照“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逻辑”，全国范围内地价、房价持续上涨，资产证券化、全民买房买股、楼市股市持续牛市，对城市化快速实现有利——这是“自由市场”制度下猖狂逐利式的，物极必反，命运更惨；更何况大约有超过50%以上的中国人没有多少钱与能力买房子、买股票，这种自由市场的逐利规则本身就缺乏自由平等的社会基础。更进一步讲，如果中国很快就房子林立、道路纵横、车流滚滚，由此社会经济活动与经济产业集中度达到60%、70%甚至80%以上，然后怎么维持与发展？结局肯定是比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更痛苦的漫长衰败！循序渐进，均衡和谐，科学发展，方能持久。中国必须控制商品房、工业厂房的空置率，严格控制居住面积达到平均水平以上的2套房以上的买卖及异地购房行为，加快农村城市化与户籍一体化建设进程，加快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计划，加快全民均等公平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速度，不断提高土地、房屋闲置成本，放开股票发行管制、向国内更广泛的小企业与创业者开放国内资本市场，让国内市场价格畸形结构回归公平价值轨道，公平社会分配制度，使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成为一个可持续的、良性的、全民得利的、有着美好未来的过程。

（三）公平分配

分配制度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是人生与社会价值观、社会关系、社会制度问题。人与人之间，要体现基本的人性平等，在公平的尺度下不但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还要体现应有的互助与人文关爱；人与资本之间，要体现主人与工具的关系，不能让资本剥削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集体与国家，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不但要体现局部服从整体、规模与实力决定责任、现实与未来平衡的原则，还要体现民主、共赢、社会责任与利益均衡的发展理念；个人、集体、国家对自然环境资源的占有、利用与保护，在已经解决生存、温饱、基础教育、基本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必须体现保护为主、社会与国家利益至上、科学节约开发利用的原则。

现代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还要体现对开拓者的尊重，对负担社会责任的人的尊敬，对青年创新精神的鼓励，对美好事物的赞美与弘扬，对人权、贫穷、落后的尊重与关爱，对国家利益、国家未来的尊崇与保护，对政府组织的权利的制约与监督，对社会未来与现实的平衡，体现正当消费行为的价值。

宏观上讲，社会财富在全社会之间的分配方式有两种：一是无偿征收或馈赠或掠夺、盗窃等，其特点是价值单方面转移，是最直接的价值转移分配，正常社会最重要的是税收、财政补贴、政府投资或直接支出（包括货币发行）等，个人或企业的馈赠是很小的部分，政府的税收与财政支出，应该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全社会财富分配手段，其公平性主要应体现全民意志、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要缩小地区差异、城乡差别、贫富差距，建设安全和谐充满希望的社会秩序；二是通过交易活动，实现货币财富转移流动，形成财富分配，这种分配的公平性主要是交易活动的合法性与交易价格的公平问题，一般公民与企业或社会组织，通过合法的交易与公平的价格，以自身的创造与勤劳汗水积累的财富是可以得到社会尊重的，以不合法的交易或不公平的价格或者投机取巧骗得的财富是不应该得到社会尊重与政府保护的。

中国国内现在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问题，更多的是原则性的公平分配问题。首先，国内投机倒把、假公济私、权钱交易等等非法腐败现象严重，国有财产与大众财富，被瓜分盗窃掠夺，富有阶层的非法收入庞大；其次，税收没有真正体现合理均富的原则，对高收入、高消费、高垄断、高占用资源、暴利或坐地生财不劳而获等等，没有真正征以高税或重税或重罚，对低收入、弱势边缘群体，对弱势行业领域，对落后地区，对基础教育、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绿化等等，免税与财政补贴或投资的力度不足；再次，中国“市场化”过了头，一般能使用与消费的商品可以由交易双方确定价格实现利益与需求再分配，但象粮食、饮用水、环卫、能源电力、土地房屋、医疗养老保障、公共交通，等等关系民生的东西，是不能自由竞争、自由定价与自由买卖的，象空气、水环境、土地资源、矿山资源等自然环境与资源，及象货币发行与财政金融政策、教育科学、国防等等，关系全局与未来，更不能成为自由交易的对象，不能被某些利益集团或个人占有；还有，有关个人劳动的价值问题，人们的工作分工可以千差万别，但工作的意义是一样的，工作就是工作，人不能象东西或商品一样划分等级进行明码标价，不能因为单位、行业不同，同样的工作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单位做同样性质的工作，个人收入差异巨大，因不同的工作强度、工作环境、个人素质与责任心、个人岗位、不同的劳动成果等，可以对个人劳动价值进行合理的修正，动辄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差异是严重不公平的，国内现在是吹牛皮的投机取巧的挣大钱、老实受苦受累干活的不挣钱；另外，关于政府部门或大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收入水平问题，这也是对社会“领导者岗位”的认识问题，领导岗位意味着权利、荣誉与责任，权利与责任对等，牺牲、负责、为了集体、为了社会，是领导者的天职，要追求金钱就不要也不配做领导者。

关于企业的价值与分配问题。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的小企业是值得社会尊重的，自食其力，自我奋斗，运气好的可能越来越好，大部分平平庸庸，甚至很多人的辛勤劳动得不到回报。事实上，中国人多，小企业、自主创业是社会主要就业渠道。政府应该在社保、技能培训、减免税、小资金鼓励进步等方面，不断规范与稳定扶持政策，并不断加大扶持力度。大企业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在市场经济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并不存在大企业就业者比小企业就业者能力强的问题，大企业的超额利润应该无偿上缴国库，而不是内部瓜分；另外，大企业与政府一样容易形成腐败官僚，浪费社会资源，其内部分配制度等应该更加透明并接受全社会监督。一个现代文明企业，不是个人或一小撮人赚钱的工具，更不是个人人生的全部，而是集体服务社会的平台、手段、工具。一个企业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就发展起来的，其占有或使用了广泛的社会资源，离开社会与他人的参与，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价值只是零；搞个公司几年内就成为亿万富翁，这种财富只可能是掠夺盗取来的，招摇过世更是恬不知耻，可悲的是这正是中国的现实！社会责任感与关心回报社会，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者、企业所有者、有钱人最缺失的，这样的社会环境、以及造成这种社会现实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吗？！

关于大众就业与财富分配的传导问题。扩大广大普通老百姓真正有效的就业总量，提高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与劳动技能，是有效提高社会需求总量、提高货币流通传导效率、加速中国真正走向文明富强的主要手段。以中国现在的国力实情，扩大普通老百姓的有效就业渠道、提高最广大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有效的政策手段非常多：如提高与普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水平，普及医疗社保，建设与普及社区文明与自助文化基础设施与组织，建设与普及自主创业互助组织，加快新农村、中小城镇文明建设（包括住房、道路、学校、医院、文化体育设施、治安、绿化卫生等等有形的无形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加快新农业产业整合发展步伐，实施全民环保、绿化、创新计划，必要的基础建设投资，加快落后地区居民的文明搬迁流动，财政直补等等。国内政府部门现在仍然热忠于以扩大基础投资规模，尤其是建大交通、大市政、大工业与大资源工程等，作为刺激经济与扩大就业消费的主要财政经济手段，现在这样做其效果不但日渐递减，而且其负作用越来越大：货币投放过多过于集中、资源浪费与腐败盛行、货币分配传导效用下降，产业投资比例结构严重失衡、造成过剩浪费与资源紧张并存、财富畸形分配加重两极分化等。以扩大有效就业、刺激消费、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收入与生活水平为目的的政府投资支出行为，关键要看有多少投入资金真正流入到广大劳动者的腰包。事实上国内的投资与建设市场，几十年来已经形成压榨真正劳动建设者的恶性循环，成为权钱交易、行贿受贿、假公济私、吃喝赌等腐败现象最严重的领域之一，是中国社会腐败环境的一大缩影。政府或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再多，承包商也都是老面孔甚至非常集中，不管是权商勾结、还是诟病的低价手段，大皮包公司转给“小”皮包公司，层层剥皮，最终只剩骨头留给真正出力受苦的劳动建设者！广大民工等劳动大军几十年来背井离乡、舍妻抛子、风餐露宿、泥尘裹身、披星戴月地建设了一个高楼林立、交通纵横的现代中国，可他们却不能与时俱进，贫穷如故，每年除去平时自用也就得到一个回家过年的路费与可能不如有钱有势人一顿酒席的生活费！最需要消费、最具消费增长效用、最具奉献精神、最厚道的广大劳动者一直在背井离乡、温饱水平线上（1—2万元/年左右）的生态环境中挣扎，而一套极普通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商品房房价就100—200万元甚至更高，这种人间鸿沟，如何填平？13人口的中国，照现在的市场经济政策与社会环境发展下去，这种鸿沟永远不可能缩小，只会不断扩大。僧多粥少，加上弱肉强食的制度与贪婪自私的人性，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异与社会裂痕，在加速扩大，如此下去，最终必将导致全社会在大地震与大劫难中重生。

（四）货币、利率、汇率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伴随着电子货币与互联网的流行普及，货币的功能价值在发生深刻变化。文明社会，金钱只是一个副产品或伴随物，真正有意义的是创造、劳动、追求、互助与共享人生的过程。如果让做事与金钱分开，想做事即可以去做，劳动积极性不被缺乏货币所困扰，每个人在互信互助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我创造力与工作热情、享受工作学习与和谐生活的乐趣，这种社会就更加自然、文明、一体化。货币电子化使得信用与金钱可以更为明显的分离开来，买卖交易实现金钱货币无形化转移流动，银行帐户上变化的只是电子数字与信息，看得见的是要做的事情圆满完成了，信用在积累，“看不见”的货币信息内容不重要了。电子货币、信用卡，淡化了金钱意识，方便了交易，提高了支付效率，等同于提高了货币流通与使用效率，让商业活动更为顺畅、活跃，货币流动、分配传导更为畅通，货币也变得富裕起来。

货币流通分配传导规律，用数学语言描述，符合分形逻辑，在时空关系上满足分形规律：用2维的平面坐标来描述，平面空间中任意一个独立的货币投放（聚集）点（可以是中央银行或一个城市、商业中心、银行、规模企业、小企业、人或人群等），所释放出的货币的传导流通“轨迹”呈现分形结构，类似树枝或空中闪电形态，在以货币投放点为中心的平面极坐标系内，货币传导分布密度呈现非线性衰减趋势，分形的分数维接近1.62。货币传导分布密度的这种逻辑规律，有两个非常有用的推论：一、自由市场制度下，不变的货币投放与交易流通模式，必然造成贫富差别趋大化，越“接近”货币投放（聚集）中心点的区域或个人货币积累越快，远离货币投放聚集中心的地区或个人的货币积累可能为零；二、要实现均富或全社会富裕，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尽可能多的设立货币投放（聚集）中心，即全国整体城市化、商业化（当然包括偏远地区人口的整体向城市搬迁转移），全国到处是中小城市（镇），并不断改变成熟地区的分配模式，使全国货币分配分布的分形结构形态密实化，分数维趋于2。由此可知，发展中国家多聚财投资搞开发区确实是有效的致富手段；在货币富裕阶段让货币与资源按人头分配与扩散是正确的均富手段（具体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基本医疗、社区文化建设、失业与低收入救助补贴、养老、廉租房、环保、绿化等等）。

货币流通的速度与使用效率问题。货币流通速度=年货币化交易总量/年平均货币供应总量。以流通中的现金m0为例，2009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2009年末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82万亿元，同比增长11.77%，银行卡消费额占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32％，现金m0的流通速度=12.5343*0.68/(3.82-3.82*0.1177/2)=2.37次/年。这个结果，与实际情况差异大：一般来讲，居民收入的现金以工资为主，每月发放，当月储蓄或花掉，年周转至少12次；大额现金交易一般通过银行回笼的时间更短，不存银行的社会消费品现金交易主要是小额交易为主；可以推断，绝大部分现金在富人或企业手里而且并没有参与社会消费品零售交易。这部分现金的使用效率极低，或者说没有发挥现金的正常合法使用功能，估计超过20000亿元规模。分散在一般老百姓与广大低收入人群手中的“沉淀现金”应该不超过m0的20%。真正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活动中流通的现金估计不超过6000亿元，这是非常大的货币浪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货币交易传导体系，步入了“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效应模式，货币的社会进步价值在消失，货币体系可能已经成为社会有机体的“恶性肿瘤”。

货币的价值体现在真实利率与购买力上。利率是货币的时间价值，购买力反映货币相对价值，这一点也可以在货币汇率上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越发越多，货币的流通速度也在提升，单位货币的价值越来越小，（极限是趋零）：购买力在不断下降（换句话讲，物价长期走高），真实利率趋零（真实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甚至长期在零以下。货币利率趋低是必然趋势，利率低会导致通货膨胀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反之，高利率也不是治理通货膨胀的良药。中国2002年至2006年、1992年至1996年的经济发展情形正是这方面的好例证。当然，随着货币流通传导效率的提升与市场中富裕流通货币的增加，市场对利率变化的反映灵敏度可能在增加。（以上请阅宋太伟《货币、利率与传导理论》）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请参阅宋太伟《汇率机制、波动规律与人民币汇率》）。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汇率稳定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相对与发达国家，稳定汇率制比浮动汇率制更为有效。汇率是国际交易的价格基础，频繁的大区间的波动会造成流通性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与大量流动和转移，对真实的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甚至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

汇率不是影响中国商品进出口现状的决定因素。成本与品质决定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国家发展状况与国际分工差异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贸易结构与总量。美国的许多东西是好啊，但中国老百姓想要也买不起呀，汇率变化根本不是一般商品价格的主导因素；中国卖给美国的东西都是日用品，物美价廉，美国又多不生产，不进口中国的也是进口别国的。美国国际贸易逆差完全是美国自身的问题，一个国家进出口贸易的结构与数量，主要是由于该国的产业结构、政策导向与需求商品结构所决定，在同等国际环境下，日本可以做到持续贸易顺差，美国做不到不可能是因为中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原因；另外，中美之间的贸易，美国人赚大头、亏小头，中国亏大头赚小头，更何况中国卖给美国的东西，许多是美国在华公司等外资企业的产品的“内部回流”。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一个历史的沉淀，并不存在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如果说人民币汇率应该有一个理论价格，按照购买力评价理论，人民币应该是高估了：中国的最大宗商品如房子、车子、汽油、粮食食品、住宿、交通等等，同类产品都是美国美元标价的10倍以上，按消费商品权重平均，人民币汇率应该大于10。但是不管是直接将人民币汇率升值至5还是贬值至10，对中国都是没有好处的，对中美贸易的正常发展也没有好处，只会给投机者制造瓜分国家财富的机会。

人民币国际化与实现自由兑换，应该是一个自然过程。“自由”总是相对的，现在小额或者有真实贸易与实业投资活动的外汇与人民币兑换已经很容易了。真正需要来去自由的，是投机资本，这种资本永远也不可能为中国的社会发展牺牲自己，有机会就呼啸而来，无机会就溜之大吉，他是来赌与吸血的，除了对极小部分利益关联者有利外，是国家的祸害。人民币这种自由兑换，最好永远不要出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要与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中国的国际地位相适应，日益增多的中国公民与企业的海外活动，以及外国公民对人民币的认同与需求，需要中资银行的积极跟进参与，如果人民币国际兑换点遍布周遍国家及全世界，每天兑换交易量可观，银行间、货币兑换商与银行间又有便捷的头寸调剂交易模式与渠道，人民币自然就成为国际货币了。估计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内，人民币会成为中国周遍地区的硬通“外汇”，也可能成为大中华的统一货币；但要全球通用至少还需要20—30年。人为的推销人民币与过于宽松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环境，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祸。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建设一个国际投机者的乐园，而是建设一个流动的、开放的、类似超级水库一样的“货币流库”，货币聚集来源丰富、畅通，货币应用渠道广阔、畅通，货币头寸调剂便利，让充足强大的资金流泽惠天下、影响天下。金融中心，不但是资金流的聚散中心，更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聚散中心，没有深厚的商贸基础与繁荣的商贸环境，没有强大的市场影响力、辐射力与承载力，没有畅通的投资、融资、交易渠道，没有足够多、足够广、足够影响力的人流信息流参与其中，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通俗一点讲，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一要证券市场、货币市场容量与交易量足够大，参与者众多且遍布天下，其中国际参与者业务量超过15%以上；二要更多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货币证券经纪商、风司注册落地，其中要有许多国际总部级大银行；三要有众多国际化的大公司的落地，业务遍及中国、全球；四要有统揽全中国、领导全世界的大视野，信息权威灵通，国内国际众多权威机构落地参与；五要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业中心、信息中心与文化时尚交流中心；六要有日渐发达的国内经济作后盾。繁杂的金融产品与交易手段，只是雕虫小技、副产品。上海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我认为，只需要真正做到在影响力、辐射力、承载力等方面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国内金融中心就足够了，因为上海本身就是国际大都市，而中国现在正是全球瞩目、商机无限的国家，要来的自会来的。这一点，上海似乎在加速退步。

（五）绿色经济与自然生活

自然界的变化规律，统一起来简单的讲，就是尺度问题，或者说尺度规模决定影响与变化范围，物质从无穷小到无穷大，尺度规律形成一个循环，无穷小与无穷大规律归一，也是内容最简单的变化客体，可能只是一个能量点，一个无边界的能量点。变化最丰富的是人类的尺度层面，即米尺度层面，更宽范围可以从毫米级至千米级。地球的尺度是1000—10000千米尺度，大气、海洋、山脉、河流、森林等等是深刻影响地球有机体的尺度因素，现在人类的活动尺度已经达到“地球尺度”：每天天空中无数的飞机在飞行，成百上千公里、纵横交错的高速道路上车流滚滚，城市的尺度、超大工程的尺度也都上了100千米甚至1000千米的尺度，500万人口规模的超大城市比比皆是，人类年开挖地球矿藏与年制造的垃圾都上百亿吨规模，等等。地球环境与人类的相互影响加剧，影响级别达到100千米、1000千米甚至整个地球尺度，其中人类对地球的作用与影响是日积月累、人人叠加的过程，而地球对人类的反作用，可能通过瞬间的山崩地裂、海水倒灌、气候异常、水氧缺失等等来体现，地球自然环境1000千米规模上的任何反作用改变，对人类来讲都具毁灭性的威力。

地球自然生态的不断恶化，是地球上所有人日复一日共同破坏影响的结果，70亿个地球人的能量相加，其力量与影响是无穷的；地球自然生态的恢复与优化，也必须由所有地球人携手努力一起来营造与呵护。这不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事情，是全体地球人的共同责任与义务，必须由全人类共同参与，任何人、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无理由例外，任何有人性的人，为了自己、为了子孙、也为了他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努力地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美化环境，这要成为与生命、自由、人权一样性质的人类价值准则；或者说，环保节约、绿化环境、尊重生命、民主自由、互助互爱、共向美好未来，应该成为人类更高境界的普遍价值观，仅有维护人权、民主自由是不够的。人类可以共同破坏一个地球自然生态世界，也应该能够齐心协力恢复“培育”一个更为美好的新自然生态世界。

能源与资源开发利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瓶颈问题，也是造成地球环境恶化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广义上讲，地球万物之能量，全部来自太阳，地球万物的形成，也是由太阳能的自然作用转化形成；阳光、土壤、水份、岩石，日积月累，不知不觉中孕育出千姿百态的绿色有机生态世界。人类要学会象大自然一样自然地利用太阳能，减少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光合作用、光照作用、光生伏打效应、光电效应、光热效应、光的透视传播等，应该是人类充分利用太阳能的主要理论依据。太阳光的特点是自然绿色、普照大地、无处不在、永不停息，但单位面积功率有限。太阳能利用需要大面积与日积月累，人类要学会大自然动植物利用太阳能的绿色本领与耐心。从光能转化效率来看，光合作用、光热效应等光能转化利用效率更高，人类可以将更多的楼房屋顶、更多的荒郊野岭、更多的戈壁沙漠，变成自然吸收太阳能、释放新鲜空气的“绿洲”，并从人类培养的“自然有机物”中提取“碳氢化合物”等，为人类衣食住行提供充足的绿色原料与养料，既绿化环保地球又创造利用再生资源能源。如果地球上到处是清山秀水、植树茂盛，在无线通信与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人类完全没有必要蜗居拥挤在空气污浊、马路拥堵、嘈杂浮躁、单调乏味的钢筋混凝土大城市中，让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健康、青春、友情、宁静，在喧嚣、急噪、混浊、无聊、无奈中消耗殆尽。

建筑物耗能、浪费资源、污染环境问题，是人类必须尽快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超高层建筑与现代节约节能环保理念背道而驰，应该抛弃；大城市中心城区过于集中密集，造成人流、车流、管线拥挤堵塞严重，诟病多多。建筑物运行耗能又污染环境，是大问题，可以充分利用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技术及环保绝热材料，并结合自身可以节能通风保温的建筑结构设计，让整个建筑成为更节能、更节约的绿色建筑；可以完全将太阳能地热等绿色照明、绿色供水、绿色供冷供热节能技术融入到建筑构造与建筑艺术中，让照明、供水、空调、通风干燥等绿色节能系统成为建筑整体和建筑材料构件的一部分，使建筑一体化综合节能工艺技术成为今后的潮流方向。建筑排污系统，也可以根据建筑自身与周遍环境特点，设计建设成自然转化、循环利用、分类处理的环保系统，让环保、绿化、清洁、自然的生态理念，充分体现在建筑系统的每个环节之中。

汽车耗能与污染，是现代社会人造的另一个大公害。拥堵的马路，破旧的汽车、大排量个人用车，更是城市的毒瘤。更节约、更清洁、更环保、更安全应该成为汽车制造者与汽车使用者的行为准则。新能源汽车，尤其是零排放的电动汽车、氢能汽车，可能是最有前途的方向，电动汽车要解决电池的节约环保问题，氢动力汽车要解决氢气的储藏运输问题。汽车本身是一个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交通工具，城市居民选择公交出行，应是更文明、更节约、更环保、更健康的行动方式。

绿色经济是未来社会的特色与主角。住在拥挤、压抑、空气混浊的大城市，不如住在开阔、悠闲、空气清新的小城，住在小城中被绿色、秀水包围的低矮公寓或小别墅，回归人性自然本源，过从容淡定，自由健康的生活。这需要更多的绿地，更多的清山碧水。绿化，绿化大地，绿化地球，培水育林，应该从现在开始成为更为高尚，当然也应该是更为时尚与赚钱的行业，要将更多的荒郊野岭、黄土高坡、戈壁沙漠、不毛之地，变成河流纵横、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人间天堂，要让后人足不出户也能饱览江南美景、呼吸清新空气、畅饮甘甜净水。中国中西部、西北部大开发，不能总是走劈山修路、建工厂、开矿山的老路，要植树造林、修渠筑坝、养水培绿，要让昔日的荒野秃地，成为承载中国更多人口的美景小镇。这种绿色经济与自然生活美景，当然不是现在优胜劣汰、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自由市场经济所能实现的。中国要更加文明进步，需要全新的分配制度与价值观。

三、未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

上海城市已经足够大，城市的管理，至少在未来的20—30年，不宜再过度强调集中、集权，不宜过多的以“中心经济”为中心，要大而自为，大而分散集中，要走绿色经济、绿色政治与绿色社会之路，要成为绿色的城市、宜人的城市、易达的城市、领先时代的城市、令人向往的城市。

上海人多，居住、就业可能永远都是大问题。居住政策要向卫星城镇、廉租社区、便捷城交方向倾斜，就业主要靠商业、餐饮、交通、酒店、旅游、社区服务、环保、绿化、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建筑装饰、金融服务、科技产业、时尚会展交流、精品或高端制造业等，传统服务业仍占大头，但上海的旅游、社区服务、环保、绿化、卫生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科技创新、时尚交流、金融服务等产业仍有巨大发展潜力。服务业的繁荣，离不开大人流、大物流、大信息流、大资金流，这需要城市的吸引力、创造力、影响力与承载力。

到上海旅游，除了时尚购物、外滩观景以外，缺乏真正吸引点与线路深度。世博会馆、迪斯尼乐园建设，会增加上海旅游的深度，但要建大旅游产业，还远不够。要大力发展绿化经济，将城市森林化、公园化，并将崇明岛建成一个大森林公园、大乐园，同时发展提高上海的餐饮文化、娱乐文化、时尚文化、大体育文化。让上海充满魅力与吸引力，让游客留恋忘返、各得其所。

篇3

1.大力推进交通建设。按照4D级机场标准，完成铜仁凤凰机场改扩建，开通铜仁至国内重要省会城市航班；启动建设石阡、思南、梵净山通用航空支线机场。建成长昆客运专线铜仁段，尽快开工建设铜仁至玉屏铁路、渝怀铁路二线铜仁段，加快推进遵义至铜仁至吉首铁路、昭通至黔江铁路铜仁段、都匀至凯里至黔江铁路、重庆经万盛至柳州铁路铜仁段等铁路的规划建设，到2015年，铁路运营里程达到300公里以上。到2020年，构建起铜仁至黔中经济区、珠三角、成渝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3小时陕速铁路经济圈，力争实现县县通铁路。

加快推进杭瑞高速铜仁段、铜大高速、思剑高速、松桃至铜仁高速、酉阳至沿河至德江高速、江口至石阡高速、德江至务川高速、印江至秀山高速、铜仁环城高速、铜仁至怀化高速等高速公路建设，到2015年，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600公里。到2020年，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800公里以上，形成铜仁至怀化、凯里、黔江、吉首2小时高速公路圈，铜仁至贵阳、长沙、重庆4小时高速公路圈。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实现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通村油路覆盖率达到100％。加快内河航运建设，乌江干流达到内河航道4级标准。

2.大力推进水利建设。以骨干水源工程建设为突破口，重点建设16座中型水库、16座小(一)型水库、6个骨干引水工程、2个骨干提水工程，到2015年，新增年供水量5.2亿立方米，新增水库库容2.65亿立方米。全面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以及铜东、乌中灌区续建配套和灌排泵站改造工程。推进小水窖、小塘坝、小堰闸、小泵站、小渠道等“五小”水利工程建设。加大中小河流治理及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力度，加强重点城镇防洪工程建设，完善防汛抗旱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体系。统筹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加强岩溶地下水和地下暗河开发利用，建设一批应急水源工程，提高抗旱应急能力。到2020年，从根本上解决全市工程性缺水问题，全市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

3.大力推进电力建设。紧紧围绕“两带两圈”产业布局，加快骨干输变电工程建设，建设500千伏铜仁与遵义互联电网，每个县域建设1座220千伏变电站，新建、扩建及增容110千伏变电站46座、35千伏变电站24座，到2015年，以500千伏为主、220千伏环网为骨架、110千伏网架为脉络的供电网络得到完善和巩固，彻底解决骨干网架薄弱的问题，城乡电网得到全面升级，实现全覆盖，供电可靠性、安全性和抗灾能力得到增强，基本满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对电力供应的需求。到2020年，根据全市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基本建成覆盖全市的地方电网，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

4.大力推进信息网络建设。积极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融合发展，提高电话、互联网普及率，加快城市光纤宽带接入，实现行政村基本通宽带，基本扫除自然村寨通讯盲区。加快完善公共服务领域的信息化建设，推进数字化城市和信息资源整合，促进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实施电子政务提升工程和“三农”信息服务工程。强化信息网络安全与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邮政普遍服务体系建设。政府信息化建设，政府上网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办理率达到100％。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

篇4

（一）“十二五”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生存型向发展型阶段转变的最关键时期

衡量一个社会由生存型向发展型阶段转变的重要指标体系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与“十五”期间相比“十一五”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稳步下降。2001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7.9%和47.7%，到2009年则分别降低到37%和43%左右。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按此标准我国城镇居民基本进入富裕阶段，农村居民为小康阶段，似乎可以判断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小康居民消费阶段。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如果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在2001年达到0.4031后，就一直逐年攀升，按照2008年世界银行测算的基尼系数为0.47。而0.4为国际公认警戒线，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因此，“十二五”时期面临着全社会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高低收入群体极不均等的重大社会结构性矛盾。这又同时诱发着其它主要社会矛盾，“十二五”正处在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关键时期，只有在此突破才能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安全转型。

（二）“十二五”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型向内涵型发展模式转变的最关键时期

首先，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内部看，国内产业已经到了区域性产业梯度转移与产业升级要求共存的关键阶段。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正在快速提升。2009年西部地区全年实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44276亿元，占全国比重从2000年的19.2%上升到2009年的23.5%①，且同比增长35.0%，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高于各地区加总和东部地区5.2和12个百分点。此外，产业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领域主要集中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之间的争夺竞争也日趋激烈。

其次，从产业发展的外部支撑看，我国资源型的扩张性增长已经成为贸易摩擦的重要来源和经济安全的重大隐患。2007年，我国创造的GDP占全球的6％，却消耗了全球15％的能源、30％的铁矿和54％的水泥。近期铁矿石谈判权的丧失就是对我国经济安全的一个警示。

第三，全球气候变化促使低碳经济迅速升温，同时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外部促进力量。要稳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型向内涵型发展模式转变，“十二五”就亟切需要在重点领域和环节实现突破性进展。

（三）“十二五”是人民生活与发展由传统物质文化需求向现代多元价值需求转变的最关键时期

“十二五”时期必须开始从以物为本的发展方向向真正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转变。现代多元价值的需求开始显现。当前整个国民消费中教育、医疗、旅游、文化等新型的消费支出在快速增长，这些都是进入大众消费新成长阶段的特征，也从侧面反映了需求价值的趋势变化。长期劳动报酬率低下，企业工人队伍面临谈判权利的社会认同。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收入上升16个百分点。这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积累点。更重要的是，“农二代”（农民工二代）开始正式面临融入城市的现实问题。城市接口再不打开，这将成为影响“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稳定的重大潜在因素。

（四）“十二五”是我国展现应对处理国际经济矛盾纠纷手段和方式的最关键时期

当前国际经济正处在新秩序重构期，国际经济格局和经济版图正在发生重大变局，东西方力量对比开始出现有利于我方的积极变化。而这个时期也正是国际经济矛盾和纠纷的集中多发期，我国需要更加深入的参与到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中去，就不仅需要实力，更需要适应国际游戏规则的事件处理方式和手段的变化。而“十二五”我国应对处理国际经济矛盾纠纷的手段和方式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加速或减缓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过程，这也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

二、“战略转型”会带来哪些重大、突出而紧迫的问题

（一）全球角度带来的关系国家全局的经济战略安全问题

转型时期最重大，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国家整体的经济战略安全。产业发展在转型时期受到外部冲击干扰的程度更大。在新时期，我国依然需要面对沉重的就业压力和社会矛盾突发期，要万分重视产业生态状况。一是转型时期容易对传统产业所发挥的重要社会作用有不正确认识。特别要注意产业升级并不意味着必须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味追求高科技附加值。相反，我国产业构架必须形成一个有效的生态系统，与我国今后20―30年人口的绝对增长、多层次素质的劳动者群体构成相适应。二是防止国外经济势力通过金融、基因、技术壁垒等手段对我国战略性产业进行控制性垄断。如转基因农产品生产、各类国际标准制定、资源行业议价权争取等。三是在全球经济复杂互动背景下对宏观经济的把握和调控能力。当前的宏观调控处在非常特殊的情境中，既需要密切掌握国际信息、资本流动大动向，又必须与国内地方经济实力壮大、民间资本扩张、既得利益集团强大的逆调节能力相协调。

（二）经济社会最新发展如何更加惠及普通民众问题

“十二五”时期要高度重视经济增长未能有效惠及普通民众的问题。在战略转型过程中，以下问题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大概率事件：一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避免“拉美陷阱”，形成新型城乡分化。“农二代”进入城市的步伐不会减慢，但又缺乏有效的融入机制，这是造成“边缘化移民”重要体制。二是如何避免不断产生“不停工作着的穷人”，进一步拉大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面对我国数量庞大的低素质劳工队伍，现行的产业升级机制、教育培训体系、收入分配体制和法律体系均存在弱化一般性劳动报酬的倾向，“十二五”有必要在这些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三是如何简单有效地解决普及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让普通民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三）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如何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从现实角度讲，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决定着社会发展很难摆脱对经济增长的严重依赖。这同时也决定“十二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必然是“增长中的调整”。经济增长的规模扩张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将会更加凸显，可能引发以下主要问题：对国际资源的争夺造成更加剧烈的国际贸易摩擦；国内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遭遇阻滞和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削弱。

三、转型期要做好的重点工作

（一）以深入市场化改革推进经济发展转型和维护产业安全

市场化改革仍然是“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基调。应特别注重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实质性突破。重点有以下方面：首先，在资源环境市场化上作出制度安排。重点通过资源税、环境税、房产税改革将环境代价内生化，让市场真正反映资源的供求关系和稀缺性。其次，将体制改革提升到与宏观调控同等重要的高度。当前的经济关系更趋复杂，单一的宏观调控手段已经越显无力，必须与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结合以保持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三，统筹兼顾的发展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要从国家产业战略安全、产业生态系统性和我国人口进一步持续增长的现实统筹考虑产业发展进程，产业升级转型并不等同于淘汰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明确产业发展认识在今后一段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二）切实进行城乡对接和促进社会公平的各种制度设计

“十二五”时期，城乡对接的各种制度设计对缓解社会转型压力具有重要作用。在此方面，最重要的是新一代农民工与城市融合的制度安排。可重点在二、三线城市进行身份证管理制度试点；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尽快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型；推动单一型、覆盖型的基础社会保障制度试点与推广工作；强化教育机会平等化制度设计。强化土地制度改革与探索。在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扩充土地资本属性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变相“圈地运动”和损害农民权益的行为。允许土地制度试点，但不可强力推行。大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特别需要在“十二五”时期对垄断行业进行法律性规制。

（三）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