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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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反复要求我们“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以绿色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把生态保护修复与农牧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既落实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又体现我区农牧业优势和高质量发展方向。培育更多绿色发展的生态乡镇苏木、嘎查村，是具有内蒙古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二）实现绿色发展关键在知行合一。

X镇发展经济林产业的实践启示我们，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既要牢固树立更要全力践行“两山理论”。发展绿色产业需要较长的过程，要打破粗放经营方式下的既得利益格局，更面临各种困难和风险。要取得绿色发展成绩，必须要把道理和干事紧紧结合，善作善成。

既要有想干事的忠诚和激情，又要有干成事的担当和本领；既要发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又要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思维新能力；既要有因地制宜“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谋产业”的智本领，更要有坚定不移“抓落实”的硬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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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的良好解决，关乎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国家高度重视乡村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我国的农业农村，必将拥有极为良好的发展前景。贯彻落实这一重要要求，需要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1]。中国是闻名世界的文明古国，拥有璀璨的历史文化。中国也是酒的故乡。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酒与酒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且以其文化特性，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更好地记录还原酒与酒文化，能够让人们加深对酒的物质与精神价值的重新认识。为了追溯湖南省娄底市新化水酒的文化历史渊源及特色，本设计选择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娄底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松山水酒，作为研究主题。通过纪录片增强松山水酒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引发更多的人关注松山水酒，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松山水酒研究背景

松山水酒源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圳上镇黎明村，由于其地理位置偏僻，导致松山水酒这一传统手工艺未曾传播与发扬出去，借助纪录片这一表现形式，可以更好地对娄底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松山水酒进行影像传播与保护。大多数情况下，纪录片不需要由演员直接出演，纪录片中的人、地与实际情况一致，在原生态的基础之上，能够塑造优秀的市场价值和品牌价值。因此，通过纪录片，能够以更加立体、形象、自然的方式实现对松山水酒的品牌传承发展。松山水酒采用古法酿制，它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学术研究意义以及探讨价值。党的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是党对我国乡村建设的深层次把握，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对于整体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意义[2]。为响应贯彻党的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本设计以松山水酒作为研究主题，利用数字影像对松山水酒进行品牌宣传，以期形成品牌效应并带动松山水酒产业的良好发展。数字影像技术是新时代下产生的一种新型技术，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多种领域内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该项目的诞生，在宣传松山水酒品牌价值的同时，利用数字影像技术能更好地增强松山水酒的经济效应，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到数字影像的重要价值。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当代价值

近年来，文化领域创新成果频现，以“故宫文物”为代表的文创作品逐渐被大众熟知。乡村旅游也作为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兴尝试在各地风靡。非遗成为文创领域和乡村旅游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跳出原有单一文化内涵的桎梏，在经济领域崭露头角，带来的经济价值不可小觑。非遗与乡村振兴中的“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乡风文明”要求相契合，成为集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于一身的“多功能”项目，给乡村振兴带来了新的发展思路。

2.1回溯乡村发展历史

非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诞生至今经过成百上千年的传承发展，保留着独特的历史印记。非遗集中体现了当时村民对文化信仰的朴实追求，更能透过表面的文化承载形式反映出诞生地当时的民风习惯，是考证当时历史极有效的信息载体。通过梳理当地非遗传承发展的过程，可以明晰在其产生、发展、传承、延续等不同历史阶段乡村的农业生产条件、物质生活水平、社会组织架构和村民互动方式，甚至当地的道德衡量标准、社会风俗习惯、人情交流往来等都可以从中得以体现，成为探索当地历史文化的有益路径。这对研究乡村历史、追溯乡村发展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2.2丰富乡村文化内涵

中华文化绵延至今，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乡村传统文化尤其如此，其背后蕴藏的人文思想、精神理念、思考方式、价值追求以及文化偏好无一不展现着当地村民内化于心的精神追求，是人们表达内心情感、寄托所思所想的重要载体。非遗不仅携带着过去的文化价值，也传承着现代的文化内涵，与现代文明交织共生，为乡村成长壮大提供了丰厚动力来源和养分滋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生活方式及其行为举动。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形式多是文学故事、民俗习惯、传统技艺、音乐戏剧等一些看起来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载体，但正是从这些传统习惯中折射出我国延续至今的农耕文明的全貌，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建立传统道德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乡村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传递出的文化内涵具有广泛的村民基础，长期形成的文化习惯很容易被村民接受，是推进乡村文明建设的有效手段。

2.3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各地开始尝试探索将文化资源融入到当地的产业发展中，建筑业、手工业、旅游业、文创设计业等多个行业都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非遗摆脱了原先单一的文化助力定位，转化成一种生产力资源，逐渐在经济领域展现价值。经济发展促使物质水平逐渐提高之后，人们的目光不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而是开始转向对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的追求。这个时候商品对于人们来说，其实用价值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反而是其背后蕴藏的深层的文化理念成为人们首选的标准，非遗的衍生产品由此获得人们青睐。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的新机遇

当下全面脱贫顺利实现后，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成为现阶段乡村发展的首要目标。各地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开始大力发掘本地乡村的内生特色，乡村本土的经济发展、特色产业、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民俗文化、精神内涵、历史传承等都被作为新兴视角放在时展脉络下进行审视，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带来了新的机遇。

3.1政策倾斜支持

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非遗作为一种新兴力量被重视起来，尤其是传统工艺可以作为产业发展的路径被利用。国家出台了许多文件以更好地发挥传统技艺的作用，还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吸引群众参与。除此之外，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我国充分借鉴日本发展农业经济的先进经验，提出发掘优势，建立“一村一品”理念。这个理念提出后，各地积极响应，开始在当地落实摸清家底的“八个一”要求，在对本村的历史文化进行梳理后，总结归纳本村的文化特色，将本村流传已久的历史文化重启。在此过程中着重进行对文化资源的把握，在顶层设计中体现“一村一品”的差异化。各地根据“一村一品”指示，设立不同的资金扶持项目和人员交流支持，大力发掘本地的特色非遗资源，并逐步将非遗资源打造成当地的特色名片。国家、省、市、县自上而下的政策倾斜为非遗保护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3.2优秀传统文化需求日益高涨

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飞速跃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吃穿极度匮乏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在基本生活保障得到满足后，从单一的物质需求开始向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并重转变。除了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以外，人们开始重视内心对于精神文化的需要。如何充实精神、提升文化素质成为人们现阶段更上一层楼的追求目标。从改革开放至今，国家重视提升教育水平，科学知识传播使得大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普遍提高，表现在人们的审美水平和人文追求逐渐向高层次发展。在外来文化大幅席卷各地的情况下，不少人开始呼吁重视我国传统文化，希望通过发掘传统文化背后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达到充实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效果。非遗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完美契合了民众这一需要。

3.3经济发展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带来空间

我国最早的社会生产形式是农业，农业收入是我国早期社会发展的经济来源。我国的传统文化最早也是起源农业文明，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中生根发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例外。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保留着乡土性的特点，与农业社会息息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成形发展离不开农业社会的经济支持。早期人们通过农业获得衣食温饱，在此基础之上才开始构建文化体系。农业社会下的生产力进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的基础。回溯各个朝代可以看到，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朝代，其文化遗产就越多，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给文化诞生开拓了空间。当下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无疑也将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创造优渥的现实条件。

4松山水酒的影像传播与保护实践

4.1前期工作

4.1.1勘景为了能够找到合适的拍摄场地，以增强影片的可观性，团队一行多次前往新化，历时180余天，把纪录片所需场景暂定下来。例如，团队选取了陈历祥先生的酒厂以及放置水酒的马龙洞为酒窖拍摄场景，选取了油溪桥村的木屋、紫鹊界梯田等一系列符合拍摄场景要求的地方作为纪录片取景场地。4.1.2美术设计在拍摄过程中，团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拍摄淘米的过程中，画面背景太过杂乱，团队成员便用竹排整齐排列在背景墙上，从而得到干净整洁的镜头画面；在拍摄煮米的过程中，灶台周围的环境杂乱无章，为了画面的唯美效果，团队成员自主布景，首先将旁边的柴火棍排列整齐，然后在突出的白墙上排列好竹条，在拍摄摊凉镜头的过程中，原场景中的背景窗是不锈钢窗户，无法融合整体画面。因此，我们便与酒厂负责人沟通将不锈钢拆除，最终得到完美的画面。在拍摄压榨镜头的过程中，因为整个环境都是白墙壁、白柱子，这样单调的环境会导致整体画面不协调，所以团队成员联系酒厂负责人用竹条装饰了一下酒窖环境，把白墙、白柱子遮挡住。有了竹条的装饰，整体画面协调了很多。在拍摄插秧镜头画面的过程中，考虑到让演员穿上蓑衣戴上斗笠更符合拍摄画面效果，所以摒弃了他们原定的穿着打扮，穿上团队成员准备的蓑衣斗笠。

4.2幕后纪录片

4.2.1创作观点根据纪录片的拍摄脚本进程进行记录。利用所记录拍摄团队在工作时的记录视频和正片拍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的视频，通过将正片与幕后花絮相结合这一方法，采用幽默搞笑的方式，进行再次的艺术加工和展现。在影视艺术中，电影纪录片占据重要地位，其完整地记录了国家的印迹。但是电影幕后纪录片毕竟是一种新兴的纪录片类型，其具有自身的类型特质和传播特征以及价值导向。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以及所面临的困境与出路都值得作深入的研究。4.2.2成片思考在拍摄花絮的过程中，会考虑到如何才能展现出更好的效果，比如重点记录哪些方面，以及在制作花絮的过程中，重点偏向哪一种类型才会引起观众兴趣驻足观看。是纯花絮还是纯预告？最终团队选择将两者结合，但更偏向花絮多一点的方案。通过幽默的展现形式，让观众更想深入地去了解我们的拍摄过程。一部好的纪录片不单单只是随便找个地方拿着相机就开拍，而是要经过不断探寻、不断摸索，去发现、去总结出来的成果。

5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村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在展现乡村历史文化脉络、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开发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等方面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国家和政府正在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这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对其各项价值运用有着新的期待。本文沿着这个思路发掘松山水酒的历史、文化及经济价值，无疑是一次非常具备研究价值的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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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各地区各部门应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优势，做好面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布局，提升发展体系、行政管理机制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力，使各地区能运用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更好融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新环境。

1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意义

2016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重点提出：“加快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农村社区建设试点[1]。”至此，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完善农村教育、医疗及文化发展体系，提升农村地区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及市场资源整合能力，为未来阶段农村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及发展条件，成为新时代农村地区发展建设的重中之重。从发展需求角度来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改变了传统城乡融合发展结构，提高了农村地区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网络构建的主导能力。实现对农村地区发展资源的合理化分配，弥补早期阶段农村社区建设改革存在结构性缺失，解决使农村地区行政管理职权分化问题，为农村地区生活条件、卫生环境及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夯实基础。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非单一在原有体系上进行改革优化，而是从发展结构上作出调整，将农村地区农户衣食住行与城镇地区进行对接，在不改变原有生产劳动方式及社会基础产业结构的前提下，提升农户总体生活质量，强化农户生活幸福感及获得感，为农村地区经济建设、环境经济及产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同样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负面影响，需要通过深入分析予以解决。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问题，多数集中在行政管理及资源分配两个方面，做好对行政管理体系的完善，并制定科学的资源分配方案，有助于深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稳步推进。

2.1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要求在社区服务、管理调度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做好协调。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采用将多个行政村进行合并的基本模式。其中，各地区社区服务、管理调度及社会福利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差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制定福利补贴标准、规范社区服务体系及优化管理调度模式，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所需思考的问题。从经济结构上来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促使农村产业建设形成发展合力，强化农村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其社会福利标准、社区服务质量及管理调度执行性势必有所提升。但从实现环境的发展视角分析，部分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解决农村发展融合行政管理权限重叠的问题，加速农村发展环境现代化治理，提升农村经济发展上限。但各地区乡村发展存在内部矛盾，仍然未能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得以有效解决，内部矛盾的产生必然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形成影响[2]。新型农村社区专业服务人才匮乏、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单一，管理调度时效性不足等问题，仍然困扰了后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针对以上问题，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应在充分了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基本特征的同时，做好对各项建设发展、管理工作的优化，进一步建立长效化发展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时展接轨，并有效吸纳城乡融合发展经验，提升新时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水平。

2.2资源分配

资源分配问题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利益分配、人力资源配置及市场资源调度四个方面。目前，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政府机构与企业提供支持。但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式分析，上行经济固然对农村建设创造便利条件，但政府机构及企业同样面临经济转型及市场产业升级的压力，如何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的职权划分，并在合理范围内为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企业提供政策优惠，则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考虑的问题。利益分配主要指农户之间居住资源及经济资源的分配。部分地区大刀阔斧的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改革，基于大拆大建进行农村改造。该方式的确加速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但不利于对农户核心利益诉求的满足，容易促使农户与政府机构之间产生嫌隙，从而，导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及社会资源的调配，也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各个乡村产业优势及产业发展需求不尽相同，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以推动经济发展、优化居住条件等作为底层建筑。因此，有效发挥不同地区产业优势，强化产业集约化发展，对于缓解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及市场资源调配矛盾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3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特征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诸多便利。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充分影响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产业化、中心化及统筹化三个方面。其中，不同建设特征也代表了不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模式。未来阶段，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充分做好对不同发展模式下建设经验的积累，开拓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视角，为未来阶段更好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总体实效性提供有利保障[3]。

3.1产业化

产业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产城联动为主导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该模式利用对产业资源的聚集优化，优化本地区产业资源配置，降低传统模式对产业发展的限制，使各乡村产业发展形成一体化联动。通过对人口资源的社区化集中，提升农村地区对部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改变农村土地资源闲置及居住资源紧缺的问题。基于产城联动模式的构建，充分加速土地资源的流转，优化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生态，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则给予农户更多的居住选择权，帮助农村环境改造及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单一土地资源结构对农村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最大限度满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需求，为后续阶段强化各地区产业建设一体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2中心化

中心化是指由乡镇企业与政府机构协同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采用产业资源、服务资源及配套设施的集中化管理，进一步打造以农村地区中心发展为载体的舒适生活圈，围绕对优美环境、良好服务体系及多元市场生态的建立，实现对农村地区发展面貌的改善[4]。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建立中心化发展模式，实现将资源共享理念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有效运用。中心资源的共享可以更好控制成本支出，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多位一体发展，使政府资源、民间资本及商业资本等均可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民间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加入，将为提升农村地区生活质量及改造生活环境提供有力保障，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需求与企业利益诉求充分契合。以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高水平发展创造积极条件。

3.3统筹化

统一协调、统筹管理，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传统模式下农村行政管理，存在管理结构单一及管理覆盖范围不足问题，部分地区由于行政管理职责划分缺乏合理性，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形成三不管地带，农村地区产业升级及产业结构改造因此受限。围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统筹管理，则将管理职权进行统一分配，提升各地区行政管理执行力，实现行政管理全面性覆盖，为农村地区市场发展统一规划、社会资源统一调度及产业资源协同配置等奠定良好根基。因而，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长效化视角来看，统筹化管理是基于大局观视角，为农村社区建设及环境发展改造创造良好条件，实现农村生产水平、生活质量及生态治理等多方面提升，进一步满足新时代农村地区建设发展需求，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多元化对接。

4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影响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及科学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定程度改变了农村地区的发展面貌，提升部分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充分突出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优势，强化对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的优化，明确行政管理及社区服务定位，提升新型农村社区总体社会服务质量，有效为农户及企业发展提供社会保障。以此，排除农户及企业的后顾之忧，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服务功能，为后续阶段政府机构进一步从多个视角提供发展政策的支持创造条件。

4.1优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

面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做好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的优化，有助于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为农村发展资源的整合提供良好机遇。因此，各地区应围绕协同共助、合力助推的中心思想，优化新型农村社区产业发展资源配置，基于充分发挥农村产业发展优势及助力产业融合，改变新型农村社区的产业结构，确保新型农村社区能持续为优势产业及支柱产业发展输送新鲜血液，进一步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另外，新型农村社区对于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的优化，不应采用一以贯之的发展改革理念，要在不影响当前产业独立发展的前提下，做好多方面产业发展规划，逐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产业发展试点改革，适时做好对产业发展方向的调整，基于产业发展中弹性化策略的运用，为新型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支持[5]。从而，化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经济矛盾。

4.2明确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精准定位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面向提升农户生活质量及为农户生产劳作创造便利条件两个方面做好行政管理规划，确保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社区服务工作的开展，能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内容制定科学方案。在此过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摒弃传统行政管理及社区服务理念，面向农村发展的城镇化对接构建行政管理新体系，并根据各个行政村行政管理工作现状，统一行政管理工作标准及内容，实现各个不同行政村之间行政管理工作的步调一致。避免在社会福利、社区服务及管理调度等方面产生严重的差异化问题，使农户能真正意义上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受益者，降低外部因素干扰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的影响，促使新时代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能达到更高水平。

4.3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面向企业、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及农户等提供经济、人力资源及市场资源方面支持，降低新型农村社区转型发展过程中面临结构性阵痛问题，使企业、教育机构及农户等能尽快适应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新环境，排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中存在阻碍。为此，政府机构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好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第一，政府机构应面向企业、医疗机构及教育机构等做好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持，根据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卫生发展、文化建设及环境治理等要求，做好与企业、医疗机构及教育机构的对接，缓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改革中存在压力。第二，政府机构应为农户及农村就业人员发放住房、失业及医疗等方面经济补贴，加速农户对于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基于政府兜底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发展保驾护航[6]。

4.4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服务功能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改变传统农村发展结构，提升农村地区信息化及现代化发展水平。为更好提升新型农村社区中农户生活品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注重对社会服务功能及行政服务功能的完善，切实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有效性，确保相关水、电建设及治安管理水平能达到较高标准，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目标的实现做好铺垫。另外，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服务功能，不仅要面向外部发展做好合作，同时，也应针对内部经济发展循环及本地区农业资源开发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发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优势，从生活环境、经济水平、社会影响力等多个方面，提升农户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认同感，使农户在新型农村社区环境下能更好履行自身义务及社会责任，提高农户基础生活幸福感。

4.5强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倾斜与政府支持

政府做好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倾斜，可以更好解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基础设施不完善问题，降低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制约，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多元化、系统化及科学化推进。对此，新型农村的社区建设应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合理做好行政村管理融合的决策，最大限度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保证农户核心权益。在充分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夯实基础的同时，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上限，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能为未来农村发展转型做好充足准备。除此之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根据当前发展需求，持续做好合村并点工作的深化，既要发挥各个机构及各个部门社会服务功能，也要维持良好发展改革秩序，进而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的良性发展。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极大提升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水平，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迈入时代新纪元。各地区应紧抓时代机遇，积极做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背景下管理协调及发展优化，加速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改革，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总体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王俊.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新时代乡村建设路径与机制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9(7):6.

[2]王生章,崔佳慧.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初探[J].行政科学论坛,2018(10):47-50.

[3]张艺颉.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与转型路径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4):8.

[4]魏文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空心化治理与社区建设融合探究[J].南方农业,2021(17):3.

篇4

实现乡村振兴不仅需要解决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同时也要看到乡村环境问题也是制约乡村总体发展的生态短板，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桎梏，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指导下，内在规定着必须实现乡村的生态振兴，构建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走乡村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时期重塑人与自然关系，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1]，是协调乡村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逻辑使然，对于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演变内蕴的自然观

基于人类文明嬗变的历史考察，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新阶段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怎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适应性回应及必然性选择。深入剖析不同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来源于实践又走向实践的自然观，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立足人与自然共生共存

以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深受宗教观念影响的部分西方学者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分歧，导致双方在对待自然与人的态度、理论建构以及价值目标上出现分野。一方面，基于对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考察，从人与自然的存在态来说，自然界和人都是不受到主观意识影响而改变自身存在性的客观实在，并且自然界具有先在性，即在时间维度上而言，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先于人类而存在。因此，从发生学意义来说，自然界作为最根本的先在，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过程中孕育产生了人类，作为人类身体的组成部分提供了人作为生命存在物的客观前提。另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态而言，“人靠自然界生活。”[2]自然界作为先于人类存在的客观实在，不仅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生活物质资料和生产劳动资料，也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实践场域这一现实基础。人与自然的产生顺序决定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人是在自然界之中生存和发展的，不能脱离于自然界单独存在，同时人也不是凌驾自然之上的优越性存在，对自然拥有绝对的支配、摆布权。相反，人与自然相生相长，自然条件制约影响着人的发展程度，人对自然的态度和实践深刻作用于自然界，改变着自在自然的人化程度，这种被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共同又影响着人的发展。因此，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像爱惜人类自身一样去保护环境，按照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才能在自然提供的条件中更好地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无论在哪种文明形态之下人和自然之间都具有同一性。

（二）人与自然互为对象性存在，坚持以系统眼光看待全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次论及一种“对象性关系”，即从主体论来说倘若两种客观事物存在对象性关系，那么这两种事物必定互相是对方的对方。“对象性关系是事物与事物之间普遍具有的互为对象、彼此共在，各自表现和确证对方的存在状况、生命活动和本质力量的一种现实存在而必然发生的关系。”[3]人与天然的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和非天然的人工系统内各要素构成整个大系统整体，人类和大系统内其他万物互为对象性存在物，二者的对象性关系体现为人是大系统内万物的客观存在物，大系统内万物反过来也是人的客观存在物，二者的互证关系确证了对方存在的可能性，也阐明了自身的存在意义和必要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维持这种对象性关系，不断与自然界进行交往，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自身的存在以对方的存在得到确证，一方的变化势必会引起另一方的变化，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因此，人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唯一主体，必须考虑到联系的普遍性，立足整体看待全局，坚持各生物要素、人与自然之间都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遵循自然规律开发利用自然以满足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需要的同时，要考虑到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可能性后果，坚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爱护自然。同时，还要看到自然系统内各生态要素是互为存在的对象性关系，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要注重生态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意识到各个要素都发挥着不同的生态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以及各生物对于生态环境、人类生存和其他生命的影响，统筹兼顾各要素系统治理。

（三）劳动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意识作为人与动物本质区别的标识，在劳动的作用下实现了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人与自然作为相互影响的客观实在，必须通过劳动实践这一桥梁和纽带才能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构成具有相互关系的统一体。人类通过实践使自然受动于自己的支配，服务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这种对象化劳动异质于人类力量对自然的绝对征服和控制，是在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基础上对自然的合理改造。在以客观自然界为前提下，人类凝聚智慧充分发挥主体的劳动改造能力，在这种对象化劳动中创造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对象和劳动产品。一方面，先于人类存在的自在自然为人类的劳动提供了自然资源和基本劳动对象，为人的生存和对象性活动提供了具体对象，并为人自身的存在提供了确证。另一方面，人类辅以相应的技术运用将自然界提供的自然资源转变为推动社会进步、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实现了自然资源到物质资料的转换，同时也利用劳动开展全面生产，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对象世界。同时，在对自然界采取劳动时一定要注重度的把握，否则就会出现质的飞跃式变化，资本推动下的反生态“过度劳动”成为人与自然出现矛盾的根源，由此造成的异化劳动不但成为限制人类发展的枷锁，还直接导致了人类不遵循自然规律，忽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对自然造成了破坏。坚持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就是要从实践出发，在尊重规律客观性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利用自然服务于人类生活和生产，又采取行动保护自然环境，在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演变对乡村振兴的现实启示

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演变进程内在地、逻辑地厘定了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界必须遵循的原则和秉承的态度，对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把握人与自然的互动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我们应该在认识和利用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提高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统筹要素综合治理；合理利用“自然生产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唯其如此，才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协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既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目标，又改善乡村环境，促进乡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一）增强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不同文明时期都折射出人的生存和发展对自然的依赖，生态文明建设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更是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存、共和、共利、共荣关系推上了新高度。意识作为行为的先导，支配着人们在具体实践中的行为，调控着实践主体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针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而做出的行为选择，人因具有意识和能够劳动而与动物区别开来，理应在正确意识的指导下合理利用客观规律改造自然。生态文明建设时期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内在规定着人们要与时俱进更新理念树立生态意识，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生共存的新价值观，在利用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过程中不但要重视环境基础设施硬件建设，还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软件建设。“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4]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然而受制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文化水平不高的现实束缚，多数农民目光短浅仅看到短期的局部利益，为提高农业产量造成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和农膜残留等问题，并沿用传统的思想观念凭借主观经验处理生态问题，以长远眼光观之，乡村发展和生态修复亟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用绿色发展理念规范指导生产行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对于清除思想沉珂具有解放意义，也是推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提高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要求人们与时俱进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坚持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相结合，不断激发保护生态环境、投身绿色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物质交换平衡。

（二）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统筹要素综合治理

对象性关系告诉我们要立足全局，整体看待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的联系。“生命共同体”理念串联起山、水、林、田、湖、草六部分，已存在可能性和必要性规约着各天然的自然生态系统要素和非天然的人工生态系统要素之间生命相依的互动关系，田作为非天然的人工生态系统，连接起人与整个自然，揭示了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影响机理。这要求我们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以系统眼光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整体，同时还要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全面治理，以实现乡村的生态稳定。首先，从总体上说，两个共同体的构建都以人为实践主体，人采取措施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时不能单独对某一要素进行分割式管理，忽视其在整个生态系统链条中的重要地位，在对任意一种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时必须考虑个体对整体的影响和局部对全局的作用。其次，要意识到生命共同体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和作用同等重要，每个部分的功能和角色都存在差异，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言其在生态、生产和生活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不能片面地以是否能带来短期效益为衡量标准评判各要素的“有用性”。最后，在乡村振兴统筹各要素综合治理过程中，还要看到乡村的个体差异和发展走势，精准施策[5]。乡村振兴不是千村一面的平均主义，而是考量发展需要，立足具体的地域特征、地理条件、产业基础等现实条件因地制宜进行生态环境的治理。

篇5

1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现有成绩

1.1 以“小组微生”为特色的成都模式。

成都市结合当地美丽乡村建设实际，提出了以“聚居适度、宜聚则聚、宜散则散”的新农村建设总体思路。在具体实施中，成都市探索出了“小组微生”土地整治新模式。这种模式充分考虑了乡村居住空间、配套设施辐射半径、乡村景观及生态要素重组等因素，使土地整治成为多要素、多目标、多方位的美丽乡村建设载体。

1.2 以郊野公园建设为特色的上海模式。

早在2014 年，上海市就相继确定建设浦江、嘉北、青西、松南、长兴、廊下和广富林等7 个试点郊野公园。这些郊野公园在规划时坚持了农地农用，同时兼顾生态、生产和生活，实现空间农业地的复合利用。在进行乡村景观风貌专项调查基础上，整合了乡村资源要素，形成了“聚焦生态功能、优化空间结构、尊重自然本底、兼顾游憩需求”的郊野公园规划理念。

1.3 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为特色的浙江模式

浙江省率先在2003 年开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实施过程中，浙江省一是坚持规划引领，城乡一体编制村庄布局规划，确立了重点建设中心村、全面整治保留村、科学保护特色村、控制搬迁小型村整治建设思路，充分挖掘乡村人文特色，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形成了中心城镇为连接和辐射的村域布局体系。

2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总体策略

1 ）提升农用地利用效能，突出产业支撑优势。作为乡村空间重构的主要基础，资源禀赋和产业机制将通过以土地为载体的空间重构支撑乡村社会经济的重构。一是实现产业转型，使整治范围拓展到全产业链条。进一步优化农用地种植结构，激励农户发展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发挥特色产业对上下游周边产业链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乡村经济产业可持续发展。

2 ）优化居民点整体布局，构建宜居生活空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探索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储备制度，盘活农村建设用地，为美丽乡村建设畅通用地渠道；

3 ）改善跨区域生态环境，促成生态要素重组。土地综合整治是人地关系的再调适，是土地利用方式的再组织和再优化过程，需要从跨区域层面树立正确的生态观，综合权衡和提升区域生态服务功能一方面，构建基础生态网络和绿色发展体系，构建合理的区域生态空间布局，增强区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3 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3.1 规划引领，注重顶层设计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应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全力维护农民权益、盘活集体土地资产价值，统筹全域资源的整合利用，科学拟定整治的目标和方案，确保整治项目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就要求在整治任务实施前，做好区域性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的衔接和编制工作。土地整治项目规划选址应以问题为导向，切实从耕地破碎化、土地利用效能低下、相关配套设施缺乏、乡村风貌退化等问题中寻找突破点，科学安排整治项目和时序。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全域土地整治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从整体上统筹协调，落实和保障好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决策权和参与权。

3.2 精准施策，提供制度保障

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过程中，各级政府应坚持问题和需求导向，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积极探索，不断实践，强化政策供给，有效激活农村沉睡的土地资产。

一是探索构建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从总体规划、立项、设计、实施、验收等政策体系出发，加强过程监督和资金管理，为土地综合整治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

二是拓宽公众参与土地综合整治的渠道，创新土地整治收益分配机制。社会资金的引入不仅可以减轻土地整治项目的筹资压力，还能使群众真正成为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者、监督者、获益者。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决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最终成效，因此，应明确土地整治收益分配方式；

三是创新规划用地指标使用制度，进一步挖掘存量指标，实行宅基地退出奖励机制。对零散耕地、零星建设用地进行及时整治后纳入后备资源库，通过提升质量和完善基础设施，形成与周边耕地或建设用地连片使用。

3.3 资源整合，实现多元目标

一是针对土地破碎化问题，做好通盘谋划，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以政策干预促进农用地规模经营。建立政府、企业、群众等多来源投资体系，实现统收统支，破除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壁垒，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使土地流转真正成为农民长效增收的新动能；

二是结合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做好村庄整治工作。村庄整治是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关键，也是城乡增减挂钩项目实施的重点。通过撤并、保留、更新等手段，坚持有序推进农村居民点改造，消除脏乱差等现象，引导农村聚落形成和规模结构合理化，开辟乡村发展空间，对实现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同时，通过改造节点中心城镇，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真正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共荣的新局面；

三是按照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将生态修复工作纳入全域土地整治范围，使生态型土地还原其自然属性，有序推进盐碱化、荒漠化、水土流失等治理工作。同时，着力打造清洁田园，发展乡村旅游，使生态修复工作成为践行乡村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3.4 精心设计，创新整治体系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体系有别于传统土地整治模式，通过打破单一目标的局限，加强乡村生态治理和乡土文化培育，实现土地整治工程目标多元化、环境友好化和景观生态化。在土地平整工程设计中，需要考虑项目区地形、土壤等要素，避免干扰原生土壤理化性质而导致的土地退化及乡村景观风貌的破坏。土壤修复需要在土壤专业调查基础上进行，对土壤回填时机和客土的特性进行充分的研判，避免土壤养分二次流失导致的改良效果不佳问题；在农田水利工程设计中，应本着系统规划、连片治理原则，结合各地区水资源供水能力、作物需水特性等确定输水、排水方式，积极推进老田向标准化条田转变，切实提高用水效率，增强滞蓄能力，使整治区域保持畅通且连续生产生活空间，提升土地的利用价值；在田间道路工程设计中，考虑方便乡村生产生活需要，注意生境避让，并做好道路防护，避免对乡村景观产生影响；在生态防护设计中，农田林网应注重树种搭配和季相变化，以及林带方向、宽度、间距等方面设置。同时做好污染处理工程，对乡村垃圾、污水、废气等进行有效及时治理，提高农田景观异质性，促进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多尺度效应。

4 结束语

本文阐述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内涵，从功能实现、实施内容、作用机制等方面与传统土地整治进行比较，并总结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成都、上海和浙江的具体实践。基于此，提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应坚持突出产业支撑优势、构建宜居生活空间、优化生态网络体系的总体策略，并从规划引领、制度供给、资源整合、工程设计等方面予以保障实施，以期为构建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理论和实践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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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振兴”。

x.基本情况。调研人员通过查阅X村和x村村上档案的方式，对以上两个村子相关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

（x）X村。全村贫困人口占x.x%，属于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覆盖率达x%。特色产业发展比较好，占总耕地面积的x.x%，主要是香菇、水果，有“三品一标”x个，“三品一标”基地面积x亩。农产品销售方式紧跟互联网发展浪潮，开展网上销售农产品农户x户，占比达x.x%。本村上学x-x岁儿童较多，占总人口比例达到x%，劳动力相对减少。在乡村治理方面，基层民主参选率达x%，有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不断壮大，达到x人。村干部平均年龄偏大，达到x岁。家庭医生签约率达x%。留守儿童x人，留守老人x人。通自来水农户x户，占比x%，卫生厕所改建农户数x户，占比x%。行政村公路通达率x%，通互联网农户占x%，x平方米以上村卫生室x个。脱贫人口占比x.x%，从事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较低，只有x%。全年村集体经济严重依赖财政投入，总收入x万元，其中经营收入x万元，财政补助资金x万元。

（x）x村。常住人口x户，常住人口x人，其中贫困户x户x人，贫困人口发生率达x%，属于贫困村。村上生活垃圾经过集中处理方面比较到位。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覆盖本村x户，覆盖率达x%。在特色产业方面规模较小，“三品一标”基地面积只有x亩粮食种植面积超过耕地总面积一半还多，农业生产依赖财政投入。使用沼气农户比例较高，达到x户，占比x%。在乡风建设方面，农民业余文化生活比较丰富，儿童入学率达x%。在乡村治理方面，基层民主参选率达x%，有新型职业农民x人。村干部平均年龄很大，达到x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覆盖，参保人数x人达x%，家庭医生签约率达x%。基础设施建设较好，通自来水农户x户，达到x%；卫生厕所改建农户数x户，达到x%；行政村公路通达率x%，通互联网农户x.x%，x平方米以上村卫生室x个。脱贫人口占比x.x%，未脱贫人口仍占大部门，脱贫攻坚任务非常艰巨。从事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较低，只有x%。全年村集体集体收入严重依赖财政补助，没有经营性收入。

x.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是乡村旅游产业链有待延伸。受限于信息、技术、资金等因素，X村和x村均没有开展乡村游的农户，村旅游产业发展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只有X村有x户开展住宿餐饮的农户，食宿等接待条件有限，游客吃、住、游、娱延伸不足，尚未形成乡村旅游的完整产业链。

二是干部后备力量比较缺乏。

总体上看，目前X村和x村村干部平均年龄偏大、年轻干部缺乏、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x村村干部平均年龄达到x岁。

三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尚在筹建之中，经营收入较低或无。

x年，X村村集体收入x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x万元，x村村集体收入x.x万元，全部为财政补助资金。村集体经济后续发展乏力。

x.几点建议。一是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要充分利用“能人治村”的优势，注重村年轻干部培养，通过村干部“传、帮、带”，加强村干部后备力量建设，在农村党员发展、培养、教育等环节加强规范化管理，让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更好发挥。

二是进一步完善民生保障体系。

首先是提高农民就业技能。由政府帮助加强就业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务工技能。其次是加强社会保障兜底。当前，新农合医疗保障虽已全覆盖，但门诊报销比例低，看病住院仍然是农民的大笔开销，农村因病返贫现象还是农民最担心的事情。及时实施困难救助。一些缺乏劳动力的低保边缘户，生活上的困难还不少，需要各级多加关心，定期摸底、掌握动态，及时予以帮扶。

三是进一步坚定绿色发展路径。

坚定不移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逐步把自然生态优势体现到经济社会发展中。提升发展生态旅游业，提升乡村旅游的品位和档次，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引进先进技术提升传统农业，扩大有机蔬菜和优质水果规模种植面积，发展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绿色品牌农产品。

四是进一步健全工作帮扶体系。

发挥政府经济部门的业务优势，帮助村里挖掘特色产业和资源潜力。帮助加强技术指导，在农业栽培、林业种植、等领域下派专业力量，帮助发展各类生产活动。有些基础相对薄弱的行政村，工作合力形不成，特别需要上级派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农村指导员，帮助化解矛盾，促进团结合作，把那些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并且认真负责的同志选派到基层一线，为乡村振兴多作贡献

二、“三变”改革工作。

x.改革实施总体情况。X县采取一系列硬措施，提早谋划、统筹部署x年脱贫攻坚和“三变”改革工作，推动全县脱贫攻坚和“三变”改革向纵深发展。县上制定了《X县x年脱贫攻坚春季攻势行动方案》和《X县x年脱贫攻坚工作要点》，县“三变”办拟定了《X县x年“三变”改革实施方案》和《X县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方案》。

按照整村推进、整流域推进、整沟域推进、连片开发思路，突出抓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壮大集体经济等重点工作，确保x年度x个贫困村x.x万人口顺利脱贫退出。x年全县“三变”改革工作在巩固x个试点村的基础上，每个镇办再发展x至x个“三变”改革村(社区)，使全县“三变”改革村达到x个。将清产核资和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三变”改革的基础和着力点，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和工作内容，计划x月底前完成股权量化、股份合作和项目实施工作。

x年继续按照“一村一品”的发展要求，对初步具备发展种植、养殖、乡村旅游等基础条件的区域，先行发展一批规模适度的特色产业，形成产业特色突出、市场前景较好的初级发展平台。围绕食用菌、猕猴桃、有机茶、中药材等特色产业，按照“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要求，坚持因地适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发挥优势，推动做强做优特色产业，激活发展资源，拓宽增收渠道。

x.试点示范工作开展情况及现状。x年全县“三变”改革工作在巩固x个试点村的基础上，每个镇办再发展x至x个“三变”改革村(社区)，使全县“三变”改革村达到x个。

x.“三变”改革试点示范取得的成效。脱贫攻坚中，X县按照试点先行思路，先期选择x个村社区试点，推行“党支部+‘三变’+集体经济+贫困户”模式，大力实施“三变”改革。县上从清产核资入手，认真摸清每个村社区的土地、山林、水域、旅游等资源底数，弄清楚使用现状。在此基础上，推动资产股份化、土地股权化，激活原先闲置低效的资源。X镇X社区依托靠近X景区的区位优势，统一租用x户村民的闲置房屋，发展农家乐x家，每户每年获得租金x万元。

同时，积极招商引进龙头企业，兴办专业合作社，培育能人大户和家庭农场，通过发展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实施土地流转，引导吸纳农民以土地、资金、劳力等入股，建设农业园区、产业基地，让农民或贫困户获得土地租金、务工工资、股金分红等多重收益，加速发展农业产业、振兴村域经济。目前，X县已流转土地x.x亩，打造了万亩白茶、万亩猕猴桃等x个连片产业基地，新培育x家龙头企业、x家专业合作社、x户家庭农场。

期间，X县出台了《实物资金入股“三变”实施办法》《“三变”改革企业配股办法》等规定，强化利益分配导向，兼顾企业、集体、个人利益，明确界定了集体、合作社、农民等独立实体入股权重，企业根据规定对流转资源和入股资金分股配股实行保底，优先保障贫困群众，确保群众股权实现收益。县财政列支x万元，专项用于试点村“三变”改革；捆绑整合涉农资金，实行政策优惠，将村企合作开发、投资兴建的农业产业基地、农产品加工企业优先列入规划，优先扶持发展。依托政府在制度、财力、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大力支持，X县“三变”改革进展顺利。

篇7

乡村振兴计划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点内容，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较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关乎国民经济的发展，打造先进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刻不容缓。新时期农村经济建设除产业化的合理调整之外，新农村环境建设也十分重要。以打造生态文明为方向，新农村建设重在优化居住环境，通过对农村景观建设、农村居住房屋建设、农村交通道路建设等工程来完成新农村建设目标。新农村建设战略以经济发展为基本目标，以优化农村环境为途径。

古往今来，农村交通问题一直是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交通道路的封闭，农村经济产业输出十分艰难，同时，农民的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新时期农村交通建设关系到农村经济产业的优化和生活环境的提高，在经济与环境建设中，新农村经济战略需要借助农村交通道路的改善来实现发展目标。另外，农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交通建设工程的实施能够兼顾二者，在促进农业经济输出的同时改善农村地区的交通状况。笔者在研究2020年福建省交通运输科技项目（202031）、2020年福建省交通运输科技项目（202029）的过程中深刻思考了农村交通建设的实施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并参考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收入效应及形成机理》。该书以农村交通工程建设战略之下的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为基本研究内容，以西部11省农村交通建设为案例，详细论述了农村交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编者从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挖掘农民收入增长的可能途径，以收入不平等、增长、交通基础设施的三角联动关系为分析框架，全面说明了三者的内在关系。新时期农村交通工程建设对农村经济产业流动、农民收入和生活质量有着重大影响，在农村经济建设方面，农村交通工程建设是实现农村经济产业衔接城市经济市场的接口，将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工业经济有效结合，有效引进先进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技术和人才资源。在城市工业经济与农村产业有效结合的经济体系中，农民是主要的农村产业支持者，通过农村交通运输工程建设，农村产业模式得到扩大化，不再局限于传统农业产业，开始在产业营销模式、电子商务等新型经济运营模式中进行农产品营销，扩大产业营销市场，提高收入。在实现经济产业工业化和增收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农村交通工程建设是对农村封闭落后面貌的初步改造，唯有实现交通通畅，才能实现农村地区的富裕目标。

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农民的生活状态与经济发展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工业化迅速发展，但落后地区的小农经济模式依然不变。由于交通的局限性，其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农民的出行受到了很大限制，尤其在相对偏远的地区，农村居民缺乏走出农村的交通条件。新时代农村振兴战略中，解决农村交通问题十分紧迫，交通建设战略关乎农村全面发展，唯有解决农村交通问题，振兴战略才能得以有效展开。农村交通工程的建设重在安全建设，不论农村交通工程如何紧迫，安全保障是第一要务，这需要交通建设人员具有专业的建设能力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在整个交通工程建设中，需要投入充足资金来保证交通建设基础设备的安全与牢固，另外，应定期检查交通设施的安全性。当然，交通建设最根本的安全保障是工程建设的专业性，在资金投入充足的情况下，交通建设者需要具备专业的建设能力，打造安全牢固的交通工程，才能确保农村交通道路质量的合格与安全。交通工程的建设同时也是美化农村居民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保障基本道路安全的条件下，绿化景观建设项目也可以融入交通工程建设内容中。就建设工程来说，道路建设是一种建筑工程，建筑工程讲究美观原则与安全原则的统一，农村的绿化资源十分丰富，在整个交通工程建设中，绿化带建设是交通建设工程需要考虑的内容，绿化景观建设有利于丰富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美化农村道路。在交通工程建设中，绿化景观建设主要是交通道路两旁的绿化带建设，通过道路两旁的花草绿化带造景，提高农村交通道路环境的美感，另外，交通建设工程可以修建自助服务建筑，提供休息场所，来完善交通建设的多元化功能。

新时代背景之下，农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农村交通工程的建设是经济发展战略，又是生态环境策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美化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村的基本生活水平。在全程性的交通建设工程中，应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保障基本的交通工程安全与持久，与此同时，跟进交通道路美化项目，实现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的统一。

作者：李冰 单位：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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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础设施是为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设施，包括农田水利、电力、通讯、医疗卫生服务等，是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和自然垄断属性，这意味着农村基础建设面临比较复杂的经济关系。经济法是国家经济管理过程调整各类主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协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各方参与主体关系的重要指导。因此，有必要在经济法视野下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问题和路径等进行探讨，这既是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同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农村地区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对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对此，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地区发展，并出台各类措施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但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人口长期流出，历史欠账导致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因此，当前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呈现发展迅速但结构不合理的局面。“十三五”期间，在中央实施的多项农村重大建设项目带动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截至2019年，全国耕地等级相比2014年提升7.94%，农业抗灾能力明显增强。在农村道路交通方面，“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新改建农村供给超过140万公里。在农村电力建设方面，2020年农村地区供电能力和服务显著提升，农村电网可靠率超过99%。在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乡村光纤网络覆盖率达到97%以上，电话普及率接近100%。在农村人居环境方面，超过90%的乡村实现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接近70%。虽然当前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总量上显著提升，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农村道路建设质量相对较差。一方面农村公路建等级不高，抗灾能力弱，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农村地区地形复杂，道路建设难度大，道路养护成本高，后期管理任务较大。其次，部分农村电力设备老化严重，能耗高且性能差，抗灾能力弱，这也是导致农村电网不稳定的重要的原因。再者，在生活用水方面，农村地区自来水覆盖率较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生活饮用水的水质仍然存在隐患。此外，截至2020年底，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不足60%，相较于城镇接近80%的水平仍然存在不小差距，尤其是老年人占比较高的农村地区非网民比例超过六成。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经济法问题

1.市场有效供给不足，政府职能缺位。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仅依赖市场难以自发形成有效供给，因此政府通常承担保障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然而，实践中政府在承担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时常面临各种问题。一方面，农村地区地理环境、产业发展等客观因素是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难的重要原因。相较于城市区域较为集中且集聚了工业、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在中央支持和经济内生动力下城市基础设施发展迅速，而农村地区广阔分散，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相对有限，同时农村农业产业附加值相对较低，难以通过产业发展来吸引人口流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发展。另一方面，实践中各级政府的责权规定并不明晰。在中央-省-市-县-乡镇-村的多层级治理体制下，缺少法律法规对各级政府组织所应承担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职责作出具体明确规定，这意味着某一环节责权不清就会造成建设项目难以进行。尤其是跨区域的大型农村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需要各地方政府联合规划推进，如何协调各地方利益更需要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统筹协调。2.城乡发展不均衡，市场扭曲难以规制。我国的城乡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户籍、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壁垒和差异，农村往往附属于城市。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体制、政策等方面的区别，并造成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扭曲。一方面，在城乡分割的市场体制下，以农业产业为主的农村地区市场收益普遍偏低，这导致资本等要素进入农村地区十分有限，难以带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由于产权等问题，农村土地要素流转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农村土地用途转变必须经由国家征用后才能实施，使得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发展严重受限。另一方面，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国家以城市经济发展为重心，通过政策倾斜大力扶持城市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引导各类社会资源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过程中形成丰富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法律问题实践，并出台了一系列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指导。相比之下，农村地区享受的政策力度有限，这使得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活动相对较少，并未形成比较丰富的相关法律实践，这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难以及时有效得到解决。3.农村纠纷复杂多变，法律政策不足。面对农村地区复杂的利益关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予以指导，但目前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可避免面临诸如农地或宅基地占用等一系列问题，不同于城市动迁中的货币化补偿，农民的耕地和宅地往往是其生产生活重要来源，对此如何在法律层面设置合理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偿等标准来切实保障农民利益还有待解决。目前这方面的立法尚未完善，各地区的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实践中往往出现各种纠纷。另一方面，市场化运作是推进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举措，但由于投资大、建设和回报周期长、收益率低等问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普遍存在困难。虽然国务院在2017年出台了《关于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但目前还缺乏相关具体实施细则。在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如何管理社会资本和保障社会资本合理投资回报仍然缺乏法律法规指导。

三、经济法视角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路径选择

1.强化政府调控，合理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供给滞后不仅有公共物品属性下政府职能缺位的原因，也有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市场失灵原因，这些原因归结起来则需要政府依法强化宏观调控职责，合理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应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完善市场功能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次，要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对于全国性的大型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应当由中央部门主导，同时规定各地区所应承担的职责；对于跨省市的水利、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应当有中央部门牵头，各省市协调共同负责；对于县乡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应当与县级主导部门负责，考虑县乡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状况由省级部门适度进行补贴扶持。再者，建立科学合理的规划制度。合理的规制是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成效的关键。政府应当科学评估农村基础设施项目服务的人口数量、空间布局、土地占用、环境影响等，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同时明确项目建设中主体责任范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应当严格按照项目规划实施。2.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法律制度，缓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问题。由于投资大且回报率不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会面临融资难问题，这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法律制度，缓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能脱离政府扶持，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政府预算和支出制度，通过完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预算编制，使得各项资金收支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企业是市场中最具效率的主体，各级政府应当将民间资本纳入政府规划，制定和完善民间投资政策，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完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为企业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提供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政府部门可以为民间投资者提供相关政策法规和农村农业信息咨询服务，同时也要加强对民间投资的管理，在合理确定其投资回报的同时，正确处理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农民补偿问题。此外，农村集体也是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参与方和受益者。对于农村集体筹资建设基础设施的，应当合理引导和帮扶，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充分保障群众利益，并依法监督资金合理利用。3.完善农村经济法治建设，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改革有序稳定。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而造成农村地区要素市场化程度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经济法治建设落后，难以促进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因此，有必要完善农村经济法治建设，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改革。具体而言，一方面，当前农村地区的法律大多于20世纪末制定，其间虽然经过一些修订，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地区的要素供给和需求发生重要变化，因此应当根据当前农村地区形势变化适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促使农村法律、农业法规、地方行政规定等相统一。另一方面，法律普遍是原则性的条款，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导致实践中往往出现纠纷。这不仅浪费国家公共资源，同时极大地抬高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此应当出台法律实施细则和法律解释，提高法律条款的实践可操作性。此外，政府部门应当加快推进对农村集体资产、农户承包经营土地以及农村宅基地的法律确权，界定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之间的权利关系，在法律层面切实保障农民的权利。

参考文献

［1］孙玉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法思考［J］.农家参谋，202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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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基于5G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实践证明，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诸多影响，因此，立足于经济学视角详细分析我国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发展，以此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提供支撑。

2数字经济的概述

2.1数字经济的模式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其中网红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种类型。根据调查，我国网络经济发展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其主要是以网络为主。按照数字经济的变现方式，数字经济可以分为：一是线上数字经济，其主要是通过线上交易完成商品流通；二是线下经济，其主要是利用网红效应实施的系列经济活动。

2.2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

发展数字经济具有较高的优势：首先，数字经济是带动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推动产业结构性转型升级成为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带动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带动一批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经济成为巩固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以陕西省为例，陕西省通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电商扶贫和消费扶贫成效明显，通过组织系列扶贫活动及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有效带动4万多个贫困户增加收入。积极推广“名校+”“名师+”远程教育帮扶模式和“互联网+健康扶贫”模式，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不断促进优质服务资源下沉，向农村地区延伸覆盖。推进网络扶贫与数字乡村发展有机衔接，积极实施数字乡村发展“六大行动”，促进乡村全面发展。河南省大荔、柞水、佛坪和杨凌4县区被确定为国家首批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

2.3数字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任何经济发展模式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结合调查，数字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技术快速革新导致部分人群摩擦性失业。技术带动产业升级，数字经济依托于互联网技术而发展，技术的进步创造一些新的岗位，同时数字化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导致大面积“技术性失业”，对就业市场、民众生活与广大社会造成的影响是痛苦的。数字经济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提出很高的要求，不具有数字素养的人将面临失业和边缘化危险。二是线上平台强势压低线下实体收入。线上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模式。线上经济的便捷性塑造了一批具有极高粘性的消费者，加之没有店租等实体成本的负担，线上平台相较于线下从业者往往有更强的竞争力。在线上平台的竞争压力下，大量线下实体从业者被迫降低利润目标，甚至面临破产。三是巨头垄断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数据是一种边际成本递减的生产资料，数据一旦形成规模就具有天然的扩张性，不受规制的扩张必将走向垄断，垄断的后果是行业资源集中与行业内部分化加剧。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下，行业资源高度集中，互联网巨头与小微企业差距悬殊，并且差距还在渐渐扩大。

3数字经济崛起的原因

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手段。根据调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例如，2016-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呈现增长态势，从623亿元增长至3419亿元，增长了2796亿元，如图1所示。其中，直播带货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尤其是2020年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直播带货成为拉动国民消费的重要方式。2020年直播电商占GDP比重达27.8%，年增速高达227.7%。通过深入分析，我国数字经济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效，主要决定因素有以下方面。

3.1数字经济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

我国进入数字化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基于5G技术的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稳定的发展动力。5G技术能够为网络直播提供稳定的信号，为直播带货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例如，基于5G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平台形式更加丰富，为市场消费者提供了多元化的观看平台，有效地刺激了粉丝的消费欲望。尤其是2020年肺炎疫情发生后，基于“居家隔离”政策的实施，网络购物成为满足人们消费的重要方式，提高了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性，进而扩大了数字经济的粉丝量。据统计，2020年我国移动用户占比达互联网用户数量整体的99%，手机流量时代全面来临。可以说庞大的网络群体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大力的潜在客户。网红利用营销手段，猎取消费者心理，通过高粘度、高互动的方式拉近与粉丝的距离，并且通过精准的营销手段引导粉丝消费，形成价值回报。

3.2国家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支持

基于“双创”战略的实施，推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拉动国内消费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例如，在全国经济发展会议中多次强调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数字经济是民营经济、“双创”战略实施的具体体现。为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国家层面、地方省市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如表1所示。陕西省加强数字领域标准制定，探索推进数字经济领域地方立法，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围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2条路线，打造“一带一路”数字经济核心区。目前陕西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位列全国第12位，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的西安，助力陕西加速步入“数字时代”。

3.3人们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转变

我国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主要目标。2020年我国实现绝对全面脱贫攻坚战役的胜利，我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个性化消费成为当前90后、00后消费的主要方式。相比80后消费群体而言，新一代消费群体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与创意性。所以数字经济的发展迎合了当下消费主体的个性化消费理念：一是基于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线支付方式的转变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契机。例如，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由于支付方式实现了自动化操作，因此一定程度会刺激消费者消费欲望，产生诸多“不必要消费”。二是新一代消费群体的“懒惰性”催生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实现了居家消费的方式，大大节省了新一代消费群体的时间。

3.4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持续夯实

数字经济发展依赖于完善的基础配套体系。一是我国物流产业快速发展。根据调查，目前我国物流产业体系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尤其是近些年我国物流产业技术不断创新。冷供应链物流技术不断发展，有效地保护了新鲜食品的质量。例如，根据调查，基于冷供应链技术的发展，生鲜农副产品的网络销售额不断扩大。大力发展物流产业成为国家政策，道路、网络成为物流发展的重要支撑。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上述产业的支持。二是网络建设力度不断增加。在5G通讯方面，截至2020年5月底，陕西5G基站已累计开通7621个，力争打造中西部地区5G网络建设先行区，为后续5G产业发展与应用奠定基础。

4数字经济的经济学效用分析

4.1经济增长效用分析

经济模式存在的本质就是促进经济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消费满意感。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模式，是数字化经济发展的产物。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数字经济带动了经济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改变传统的粗放型、高能源消耗型产业的发展，从而引导地方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例如，陕西省是全国有名的网红城市，通过互联网传播有效带动了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数字经济催生了诸多新职业，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数字经济有效带动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例如，通过助农直播带货可以将诸多农副产品推广到全国，以此提升农副产品的市场价值，形成品牌效应。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效地丰富了就业岗位，拓宽了就业渠道。以网络直播为例，网红直播带货不仅需要大量的后台客服岗位，而且还需要大量的物流配送人员，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提高了我国的就业率。

4.2营销效用分析

数字经济不仅带动了产业转型升级，而且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线上购物模式的发展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一是数字经济模式下的营销方式实现了全员营销模式，营销人员面对的是所有的受众，需要了解消费者在态度与行为上的改变，因此迫使电商企业要从过去的营销局部视角升华为用户、文化、生意、经济、民生的大局观。二是细化市场。市场细分和目标定位都是确定品牌营销策略的关键要素。在数字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互通互联性不断提高。因此，企业通过大数据洞察了解目标用户，以精品内容与品牌用户创造共鸣，以优质产品和资源矩阵搭建更贴近用户的营销场景，全面助力品牌实现营销突围。

4.3数字经济文化效用分析

文化效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发展背后是当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陕西是网红城市，例如，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西安加入GDP万亿俱乐部，2020年西安市GDP增速5.2%，总量10020亿元左右。根据调查，当前我国网红更多采取的MCN批量生产的模式，导致缺乏内涵文化。而依托区域独特文化可以有效带动经济的发展。例如，陕西老乔是一名美食博主，在抖音上的粉丝为1200万，其认为自己走红的原因归功于陕西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可见，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地宣传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弘扬了当地传统文化。另外，数字经济变现速度快，网红一夜成名现象助长了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加剧了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传播，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产生冲击。

5结语

总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时代变迁和市场变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更加符合当代社会心态与社会价值的变化，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发挥了其经济学的本质，促进了“双创”发展及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是同时数字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其归根结底是缺乏正确引导和有力监管以及其自身缺陷的产物，我国应积极消除数字经济的负面影响，通过政府完善数字经济相关管理制度、数字经济主体自觉维护数字经济生态环境、社会公众共同监督等方式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以放大数字经济对经济的积极贡献，规避克服其负面影响，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陆婧怡,杨秀丽.网红经济的经济学效用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9(23):59-61.

【2】韩雪.我国“网红经济”的崛起与发展———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08):15-17.

【3】彭妍,李星星.浅析数字经济及其影响[J].商业经济,2019(08):109-110.

【4】吴晓辉.浅谈疫情之下的“宅文化”传播[J].新闻传播,2020(07):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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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商品牌战略现状与存在问题

中国近代工业史上，作为浙商、潮商、徽商、晋商等五大商帮之一的苏商，在荣宗敬、荣德生，杨宗濂、杨宗翰，周舜卿，薛南溟，唐定谦、蔡缄等人“实业救国”号召的引领下，掀起了振兴民族工商业的热潮，从1895年到1911年，“苏商”共有218家工矿企业，资本总额4252万元，占全国新办民族工业的50%，产业涉及丝绸、棉布纺织印染，粮食、茶叶种植加工，日用化工等，培育出一批如“福新面粉”“申新纺织”等令国人自豪，与洋货抗争的民族品牌。

1978年，我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历史性变革，无疑为“苏商”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乡村工业蓬勃兴旺，资本市场逐步解禁，一代“新苏商”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壮大。据统计，截至2009年，全省共有各类“苏商”企业近百万家，几乎涵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年创造地区国民生产总值34061亿元，贸易遍及世界各国。

如果说，当今中国是巨大的世界工厂，那么“苏商”就应当是这个工厂的核心车间或中坚力量。经济增长年均12.6%，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进出口总额4000亿美元，年销售过百亿的企业超100家，科技进步贡献率达49%，世界排名500强的企业，有381家在江苏落户。一组组数据足以说明其发展势头异常强劲。但是，在这些骄人业绩的背后，仍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实质性问题，那就是“苏商”的品牌战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由于国际市场疲软，“苏商”企业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出口订单锐减，产品交货期缩短，使得生产力急速膨胀的外贸企业不堪重压，尤其是服装纺织业普遍开工不足，超过半数的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残酷的现实，给“苏商”敲响了警钟。

著名营销学家拉里・莱特曾经精辟的指出“拥有市场比拥有工厂更为重要，而拥有市场的唯一办法是拥有占统治地位的品牌”。事实上，“苏商”恰恰就缺少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品牌。据相关资料显示：江苏经济总量虽已稳居全国第二，但自主品牌的拥有量只能屈居第五，大量的“苏商”企业均属加工型厂家，主要靠承揽加工配套产品或生产贴牌产品生存。由此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苏商”生产的产品遍布全球各地，市场上却很少看到江苏的品牌，“苏商”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却只能获得微薄的加工费。尤其是风险来临时，“苏商”的境况最惨、最悲壮。付出与收入不相符，风险与收益不匹配。为什么？只因为“苏商”品牌在市场中并没有完全立足，“苏商”企业不同程度的受制于人，没有话语权。由此可见，仅有“世界工厂”的美誉是不够的，“苏商”必须要有自主的品牌，能赢得消费者，在市场上叫得响的品牌。

论及“苏商”品牌战略现状，有几个普遍现象令人担忧：其一，只有工厂，没有品牌。为数不少的企业家们，任劳任怨的“为他人作嫁衣裳”，长期满足于加工承揽，生产贴牌产品，至今不去设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其二，有品牌，却没有品牌的经营理念。一些企业只把品牌当作普通的商标名称，品牌的定位不准确，品牌策划、品牌管理、品牌维护流于形式，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其三，品牌质量不高，在市场上叫不响。据相关资料显示：江苏全省共有品牌注册产品数十万件，但其中拥有省级和国家级的名牌产品不足800个，产值仅占全省规模以上企业比重的25%。

造成“苏商”企业品牌战略现状滞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主观方面：因为“苏商”企业很大成分上是家族式企业，企业家们多数是由新式农民转化而来，文化层次不高，传统意识浓厚，对品牌在市场中的作用缺少足够的认识。

客观方面：一是众多“苏商”企业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工业、村办企业演化而来，底子薄、基础差、人才缺乏，而品牌建设需要长期的资金、技术支持，经营者能力有限。二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时间较短，而品牌的确立需要长期的文化积淀和市场考验。三是政府主管部门监管不到位，市场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绝，企业维护品牌成本过高。四是社会消费者盲目崇拜外来货，对本土品牌缺少情感与忠诚度，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商”品牌战略工作的实施。

二、苏商品牌战略应具备的几种理念

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使得商品市场的竞争由传统的供求竞争、价格竞争转变为品牌竞争。大卫・奥格威认为“品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象征，它是品牌属性、名称、包装、价格、历史、声誉、广告方式的无形总和，品牌同时也因消费者对其使用的印象以及自身的经验而有所界定”。由此可见，品牌的内涵极其丰富，竞争是全方位的。所以，在制定和实施品牌战略过程中，应当具有以下几种现代经营理念。

1、产品经营与品牌经营同步进行的理念

“苏商”企业往往重视产品经营而忽视品牌经营，因为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产品经营似乎更便捷、更直观，而且投入少，见效快。因此，在传统的经营理念中，“苏商”企业的生存往往是靠加工、销售产品，发展方式是粗放式的扩大生产规模。他们认为品牌只是产品的名称，并不重要。实际上，企业营销产品的同时，也存在着营销品牌的行为，企业产品的质量、服务、信誉、文化等诸多因素，最终都将沉淀、并积累于品牌之中，而品牌对产品具有反作用力，一旦市场认可了某种品牌，它将转化为生产者的荣誉感与责任感，消费者的信任感与忠诚度，能为企业提高质量水平，减少营销成本，增加附加值，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2、短期利益与持久利益统筹兼顾的理念

品牌的确立往往需要漫长的培育与不断地验证，一个成功的品牌要靠几代人的积累。如杰尼亚西服一套能卖出13万元，是经营者坚持品牌经营近百年的结果。路易・威登皮包售价过万元，缘于其制造专业化、规范化的运作与品牌维护。而“苏商”企业大都由乡镇企业演变而来，或是乡镇企业的复制品。企业家首先考虑的是谋生，缺乏长远的战略思考，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过分重视眼前效益，对品牌建设热情不高，热效不长，使得一些原本有发展前景的品牌中途夭折，令人痛惜。因此，企业在考虑短期生存利益的同时，也要着眼于持久发展的利益。

3、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互为促动的理念

品牌也是一种文化，企业的创新、创牌更离不开文化，“苏商”企业应当正确处理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有了社会民族文化的底蕴，品牌才有了根。有了企业文化的特质差异，品牌才能有自己的立足之本。现实中，有的企业往往片面强调企业文化，忽视了民族文化，最终只能昙花一现。也有的企业只追逐民族文化，忽视了企业文化，结果长期混同于一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品牌的存在价值。可见，只有使这两种文化交叉互容，才能有品牌的健康发展。

4、企业功德与社会公德相互溶合的理念

品牌是为企业利益最大化服务的，但这种最大化的利益是通过为消费者服务、为社会服务实现的，所以任何品牌必须首先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消费者在注重品牌直接利益的同时，也应当关注社会公德、公共环境等相关因素，如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对环境造成污染，用工形式与员工待遇缺少人性化，经营者见利忘义，没有社会责任感等，往往会使得品牌黯然失色，为社会与消费者所抛弃。

三、苏商品牌战略应整合三方资源

“苏商”品牌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充分整合企业、政府、社会三方资源，致力打造和谐的内外部环境。

1、“苏商”企业

企业是实施品牌战略的最基本要素，它既是品牌的承载者，又是直接受益者，品牌的创建首先要从企业做起，这就要求“苏商”企业必须具备四项基本条件。

（1）决策者、经营团队、全体员工必须要具备较强的品牌意识与品牌经营理念。坚持将品牌视为企业的生命线，并能在企业创办、经营、未来发展过程中予以贯彻。

（2）有一支品牌建设专业队伍。企业可以通过培养自身的品牌专业人员或聘请品牌顾问的方式组建一支专业团队，为企业品牌策划、定位服务。

（3）健全品牌管理与维护的相关制度。品牌应当是企业的一种稀缺性资源，需要有计划的管理与维护，保证其应有的品质，任何无节制的使用资源的方式都将对企业品牌造成伤害。

（4）重视品牌创新工作。品牌是动态的，不能一劳永逸，随着社会观念改变，科技进步，消费者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在变化。因此，任何一种品牌都需要不断创新，提高技术含量，增强其核心竞争力。

2、各地政府

品牌战略的重要性与系统性，决定了各地、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应当投身其中，通过法律、政策、公共管理与服务等，推动与保障品牌战略的实施。

（1）培训与指导。我国目前对许多类专业人员做出了相关的资格准入要求，如会计、工程、技术、法律等。建议应当将品牌专业人员列入其中，在对企业相关资质审核把关的同时，也对企业经营者、包括品牌专业人员做出具体的要求，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培训指导，为企业实施品牌战略提供人才保障服务。

（2）政策、法律保障。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对实施品牌战略有着巨大的破坏作用，企业维权不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且往往收获甚微。所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不但要对企业创牌给予政策上的扶持，更应充分利用《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武器为企业保驾护航。

（3）舆论引领与监督。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媒体资源，一方面发挥舆论引领作用，为实施“苏商”品牌战略宣传造势，另一方面运用舆论监督手段，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商贩进行抨击，不断净化市场环境。

3、消费者与社会公众意识

一个好的品牌不仅是企业的财富，也是社会的财富、消费者的财富，这就需要广大消费者与全社会共同维护，但如今我国民众对民族品牌的情感与认识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一是追求品牌，但更关注价格，热衷于购买假冒商品。二是追逐外来品牌，甚至宁愿花费高价购买“留过洋”的贴牌商品。这表现出人们一种不健康的心理，贪图小便宜，盲目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民族品牌的培育、生存与发展。

其实，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族品牌之所以立足市场、长盛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忠诚于自己的民族品牌，如韩国以开自己国家生产的车、穿国产品牌的服装为荣，即使是最普通的日用品，也多自觉使用本土产品，客观上造成进口商品价格远低于本土商品仍很难打开市场的局面。

因此，培育民族的健康心理，提高社会公众素质，形成用本土产品，爱“苏商”品牌的民众意识，形成自觉抵制假冒伪劣商品、支持民族工商业的社会氛围，是推动“苏商”品牌战略顺利实施的一项不可忽视且任重道远的任务。

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跨越了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我们仍应看到差距，居安思危，励精图治。我们坚信，有了“苏商”企业、各地政府、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江苏商人定能在新时期实现新的跨越，让“苏商”品牌誉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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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龙江省高校就业工作的外部环境分析

(一)机遇因素分析1．社会高度关注大学生就业长期以来，黑龙江省各级领导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从战略高度规划毕业生就业工作，努力营造了有利于毕业生充分就业的良好的政策氛围，就业保障机制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大学生就业工作政策的基础上，黑龙江省结合本地情况，陆续出台了系列优惠政策，例如:《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见》、《黑龙江省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实施意见》、《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等，对毕业生就业帮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各地市政府部门也从转变职能，强化服务，加大财政补贴、搭建平台、开发公益岗位等方面着手，为毕业生充分就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积极制定吸引人才的具体措施及政策，为本地区单位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2．区域经济持续增长2011年1月24日，黑龙江省十一届人大六次会议通过了《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标志着黑龙江省揭开了转变发展方式、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序幕。三年来，黑龙江省加快推进“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大力发展十大重点产业，深入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全省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尤其是以新材料、生物、新能源装备、新型农机装备、交通运输装备、绿色食品、煤化石化、矿产、林产品加工和现代服务业等十大重点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提供了宽阔的职业平台。3．高教强省战略的深入实施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机遇2008年8月，为了提高高等教育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了《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强省建设规划》，明确指出:围绕规划目标，实施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重点建设“五个一批”，全面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总体水平。在“十二五”期间，黑龙江省将加快产业调整，重点致力于依靠科技和人才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归根结底是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促进高等学校改革专业设置，优化专业结构，使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对接。4．大学生创业环境持续优化黑龙江省高度重视大学生创业工作，2009年，黑龙江省政府专门出台了21项创业扶持政策，将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列入政府政绩考核内容。2010年，黑龙江省政府《黑龙江省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调动政府、高校、金融、企业、媒体等多方资源，建立联动机制，多渠道筹措创业资金扶持大学生创业。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围绕突出抓好大学生创新精神培养、创业实践能力提升、个性化指导、专业课程与创业课程相融合等重点工作，形成了黑龙江省多元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各地市和各高校也积极为毕业生搭建创业实践基地，广泛开展政策咨询、风险评估、项目对接、企业孵化等“一条龙”创业服务，稳步推进创业教育实践工作的开展。这些措施为学生自主创业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难得的机遇，同时也为新增就业岗位的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5．省际就业市场拓展成效显著长期以来，黑龙江省教育厅率领黑龙江省高校主动加强与南方经济发达省市企事业单位的沟通与联系，先后在杭州、昆山、宁波、大连等地建立了11个省级毕业生就业、创业与实习基地，积极为黑龙江省高校建立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各高校也结合自身学科优势，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搭平台，邀请省外企事业单位来黑龙江省选拔毕业生，省际就业市场开拓成效显著。目前，黑龙江省高校每年接待省外用人单位2000多家，南京等沿江七市、昆山、宁波等地方政府每年都组织当地企事业单位来黑龙江省选聘毕业生，有效拓宽了毕业生的就业渠道。6．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的空间日益广阔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战略的实施以及黑龙江省广大中小城市对吸引人才的措施不断丰富，支持毕业生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项目正在深入开展，基层就业的激励政策日益完善，基层就业的环境日益优化，基层就业的空间日益广阔。

(二)挑战因素分析1．社会新增岗位不足由于第一、第二产业增长带来的新增岗位较少，新兴产业所占比重又相对较少，导致黑龙江省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不充足，加上黑龙江省地处祖国边陲，各地市发展不均衡，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差距较大，广大乡村地区在经济收入、医疗、卫生、交通、教育等方面相对落后，难以形成对人才的吸引环境，加大了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大学生乃至其他劳动者的就业难问题也在所难免。2．影响毕业生就业的不利因素并未根除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市场化程度低，市场体系发育滞后。由于观念、体制、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全省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第三产业不发达，民营企业以及中小企业在进入传统垄断经济领域、社会事业服务领域等方面壁垒重重，很难公平地享受到与公有制企业同等的制度环境。另外，与江、浙、沪等经济发达省份相比，还存在服务意识不到位，行政干预较大，人际关系复杂，这种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同时也限制了中小企业用人方面的需求。3．社会就业观念相对滞后一是以独生子女为代表的劳动者性质变化明显。由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大学生的身份和光环的影响，以独生子女为代表的大学生劳动者不再单纯追求传统劳动者为生存而工作的生活方式，更加追求生活的质量和社会的尊重，更加追求体面休闲的工作，对于条件差、地位低、辛苦程度高等工作岗位难以适应和认同。二是受传统观念、社会舆论等多种因素影响，很多家长认为，到机关、事业、大企业才算“正式”就业，其他到中小私营企业、自谋职业、灵活就业等都算不上“正式”职业，并对子女选择这样的单位加以人为干预。三是在就业地域选择上，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工作在自己身边，不希望他们到外省就业，更不希望他们到中小城市、广大乡村地区就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毕业生广泛就业［4］。4．大学生创业支撑体系薄弱近年来，黑龙江省在鼓励大学生创业方面，也出台了涉及创业培训、创业指导、小额贷款扶持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但受财力所限，政府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方面的资金支持力度一直薄弱，资金成为大学生创业的最大制约因素。由于大学生自有资金匮乏、社会经验不足，市场分析能力薄弱、创业基础和资源欠缺等，无疑增加了自主创业的风险，对“创业致贫”风险的担忧制约了许多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脚步。目前，上海、辽宁、江苏等省份为鼓励和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纷纷设立大学创业资金，同时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企业、风险投资基金、社会个人参与到此项工作中，解决了制约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核心问题，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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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乡联动发展

城乡统筹和协同发展是近年来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及中国社会的长期“重城轻乡”，导致了突出的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而这种二元结构又进一步深化城与乡、工与农的差别，使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处于不均衡、不协调发展状态。面对城乡存在且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农业经营的低效益甚至零或负效益，中央政府在客观审视城乡关系及其经济发展状况和问题基础上，提出了城乡统筹、区域统筹发展的总体思路以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帮扶落后地区的战略思路，使中国经济开始站在了城乡协调发展和优势互补的起点上。

城乡联动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因城乡间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层级差异等的客观存在而可能引发的一方对另一方（通常是城市对乡镇和农村）带动作用。城乡联动不同于城乡互动。通常，互动的两事物或多事物处于基本相同的能级层次，而联动的两事物或多事物间往往处在不同能级层次上，具有一定的能级差。在联动过程中，因事物间所处的能级不同，故此，高能级事物一般发挥主导作用，而低能级事物则处于从属地位。不过，随着低能级事物能量的不断累积，其内部结构不断变化，所处能级层次也不断提升，当低能级事物达到与高能级事物近乎相同的能级层次时，即具备了与高能级事物进行互动的条件。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长期不均衡及制度、政策的不合理安排，一方面导致了城乡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显著差异，另一方面也引致了城乡间、工农间的巨大差距，这种差异和送别，一是使城乡处在不同能级层次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二是使农村、农业和农民处于相对弱势和被动状态；而且，我国农村目前的经济条件及人力资本禀赋和科技水平，也决定了农村还难以站在与城市相同的能级层位上与城市互动，而是需要城市的援助、帮助和带动。应该讲，城乡联动是重建新型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城市的带动、帮扶为动力，进而实现城市与乡村的联动和协调发展。

2 城乡联动与大连市全域城市化目标的一致性

大连市是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大连市逐渐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2011年大连市实现地区国内生产总值6150亿元，按可比价比上年增长13.5%，人均GDP达到91287元（按常住人口计算），按年汇率，人均GDP为14454美元；农林牧渔业及农村服务业增加值395.7亿元，占全市GDP的6.4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27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21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8.55%。综上不难看到，尽管大连市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居民生活均有了显著提高，然而，城乡间的差距目前依然很大，这突出地表现在经济、社会、居民生产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因此，为了进一步改善城乡关系、缩小并最终消除城乡差距，全面提升大连市的经济和社会实力，彻底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面貌，近年来大连市提出了全域城市化的战略目标。对于全域城市化，目前学术界和实践层面还有着不同的看法，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全域城市化是在统筹城乡发展、践行科学发展观基础上对现代城乡关系的思考与解读，全域城市化所倡导和追求的是以现代生产文明、生活文明、生态文明和文化文明为基础的城乡协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与过程。全域城市化目的不是要消灭农村，也不是要“绑架”农业和农民，更不是强行农民弃农从工从商、弃村进城、弃地上楼，而是用现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现代生态文明和文化理念，来引导和促进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助推农村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通过城乡联动发展，尽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等一体化的同时，使城市化达到更高的水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融合和城乡一体化。由此可见，大连市全域城市化的战略目标与大连市城乡联动发展理念是异曲同工的，而且，这与中央提出的城乡统筹发展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也是完全一致的，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城乡协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3 城乡联动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大连市的城乡联动发展应该以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及城乡协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为宗旨，以全域城市化为具体战略目标，本着以人为本、制度和政策统一（近期内城乡可略有不同）、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等）有效整合与合理配置的原则，在着力建设主城区、新城区、渤海城区和黄海城区四大城市组团的同时，大力扶持城区周边小城镇的发展，同时通过大力培养现代农村和农业发展亟需的各级各类人才（包括管理人才、科研和技术人才等），加大政策、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力度，来增强农村和农业的自“造血”功能，全面提升农村和农业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具体思路和对策是：

3.1 在全域城市化战略框架下，科学研究并制定符合大连市长远发展目标、并与现代化国际城市及新型现代化农村和农业接轨的大连市中长期总体发展规划，在此基础上，制定农村和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总体发展规划应在确立大连市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具体实施策略的同时，将现代化的新农村建设纳入视野，并突出小城镇在城市和农村联动发展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把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城市与建设现代化、生态绮丽型小城镇和现代化新型农村统一为一个整体，本着城区、小城镇和农村各有侧重的理念，科学、合理地布局人口和产业，强化不同功能区的作用，同时避免城市和城区的规划建设盲目崇“大”现象，应把建设特色突出、功能显著、环境优雅、文化气息浓郁、宜居休闲、生态文明的城市和城区作为发展的目标，避免因人口和交通过分拥挤而导致的“城市病”的进一步滋生和蔓延。农村和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应以大连市总体发展规划为指导，以建设现代新型农村和发展现代化集约型农业为目标，强调农村建设的科学布局及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和生态化，重点扶持和发展现代生态农业，鼓励和发展订单农业、公司化农业等“生产、加工、流通、销售”“一条龙”式现代生产和商业化模式。通过规划，来全面而深刻地描绘大连市城区、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未来发展前景，为小城镇以及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指明目标、方向和路径。

3.2 加大对新农村建设以及现代农业特别是生态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扶持力度。从城乡联动发展及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角度考虑，今后大连市应实施农村和农业振兴与繁荣战略，一方面加强对新农村建设和农村主产业发展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扶持，另一方面通过财政拨款和社会捐赠方式建立现代农业特别是生态农业技术专项研发和扶助基金，大力开展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技术的研发及现代生态农业的推广工作。与此同时，结合大连市下辖村镇的不同气候特征、土壤条件和已有农业基础状况，因地、因时制宜，大力发展规模化集约型农业（包括集约化的种植业、林业和渔业等），实施“一村一品，多乡一业”工程，积极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强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打造并逐步形成大连市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的强势产业化“链条”，以及与之配套的集群式农业产业化服务网络，从根本上转变盲目生产、分散经营的“高成本、低效益”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切实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农民的实际收入，根本改变农业发展受制于市场和技术、农民收入受制于传统生产和经营管理模式的状况，以推动城乡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3.3 加强对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急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工作，为农村和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持。人才是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城乡联动发展及农业技术与管理创新的必要保证。因此，在城乡联动发展和全域城市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应把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急需的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一方面组织大连市现有农业科技人员及农村具备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并有一定农业技术基础的中青年农民到国内外大专院校、农科院所和具有先进示范性的农村、农场去学习、参观，提高他们对新农村建设及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研发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农村和农业技术及经营管理人才引进力度，对有志于农村建设和管理工作以及农业技术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高素质人才，在实施奖励性计划及为其搭建展现其才华的平台的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和需要，本着就近、从优的原则，在城镇或城区解决其配偶工作安置和子女受教育问题，从根本上解除其后顾之忧。

3.4 在保护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同时，加强与国内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合作，大力引进国内外资金及先进的农业生产和管理技术。大连市的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既离不开本地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的参与，也离不开国内外企业特别是农业龙头企业、农科院所的参与，积极引进国内外资金和技术，加强新农村建设及农业生产、技术研发和经营管理的合作，是城乡联动发展及加快大连市农业产业化进程、尽快做强、做大大连市农业产业的必要环节。

3.5 全面统筹和整合城乡资源，促进城乡资源的优势互补与优化配置。从资源的优势来看，城市的优势在于资金、技术、人才和文化观念，农村的优势则是原材料（农副产品）、土地和相对充裕的人力。在城乡联动发展过程中，如何将城市与乡村的优势资源有效整合和合理利用起来，是能否取得预期效益、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因此，就需要市、区（市、县）两级政府发挥好领导、协调和督导作用，同时加大对涉农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力度，并尽快建立农村劳动力现代农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及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培训与援助体系，通过订单式专门培训，来解决失地农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安置问题，避免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失地、失业问题的发生。

3.6 破除城乡居民固有的身份壁垒，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身份壁垒和社会福利壁垒系横亘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两道屏障，也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现实体现。破除城乡身份壁垒的关键是从根本上消除城乡户籍差异，实现城乡户籍的“一元化”。目前，全国乃至辽宁和大连市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消除城乡社会福利壁垒的关键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在研究不同时期土地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和能力的基础上，建立起城乡社会保障对接转换的“桥梁”。同时，通过提高农村地区中小学的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水平，加强城市与农村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的交流，逐渐消除城乡间的教育质量差距、文化差距、医疗卫生条件差距等，推动城乡社会协同发展、文化共同繁荣和城乡居民幸福乐业。

参考文献：

[1].论城市化定义的嬗变与分歧[J].中国农村经济，2004（7）.

[2].城乡协调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232.

[3]魏成龙，吴建涛.我国农村资金向城市的“倒流”[J].经济学动态，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