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金融调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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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1）-0069-04

一、吴忠市家庭农场发展现状及金融支持情况

（一）家庭农场发展基本情况。吴忠市位于宁夏中部，北部地处宁夏平原腹地，是引黄灌区的精华地段，种植业发达，盛产水稻，被誉为塞上“鱼米之乡”，南部地缘辽阔，牧草丰美，畜牧业发达，盛产滩羊，被誉为“中国滩羊之乡”。吴忠市农牧业发展基础相对较好，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与引导下，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北种南牧”的发展格局。截至2015年6月末，吴忠市共有家庭农场388个，其中，种植业119个，畜牧业110个，种养综合122个，渔业7个，其他30个。拥有注册商标的家庭农场数3个，通过农产品质量认定的家庭农场数1个。

（二）家庭农场发展主要特征。一是家庭农场规模化生产程度高，现代农业雏形基本呈现。吴忠市家庭农场95%以上是由原先的种养大户通过多年的积累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生产经营规模普遍较大，388个家庭农场生产面积达20万亩，户均515亩。吴忠市种植业类5个示范家庭农场种植面积达6500亩，平均规模1300亩，远高于一般普通家庭农户种植面积。二是家庭农场商品化经营程度高，带动示范作用明显。家庭农场克服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弊端，商品化程度高，生产的农产品因质量安全更有保障而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经营效益明显高于普通农户。据统计，2014年末305个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为2.8亿元，户均约达918万元，远超过普通农户的收入水平。同时，因家庭农场经营稳定、状态良好，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具有较强的带动效应。三是家庭农场政府重视程度高，未来发展趋势良好。政府制定《家庭农场星级评定方案》，着力培养一批引领作用强、竞争优势突出、经济效益显著的星级家庭农场，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要求各类农业产业政策向家庭农场倾斜，扶持家庭农场发展。调查显示，95%的家庭农场主认为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家庭农场发展前景好，84%的预计2015年综合经营收益较上年增长20%以上，68%的打算扩大生产规模。

（三）金融支持家庭农场情况。2013年吴忠市开始评定家庭农场，金融业积极跟进，研究制定信贷指导意见，合理配置信贷资金，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着力提高金融支持家庭农场力度。一是信贷资金投入不断增加。据统计，到2015年6月末，吴忠市金融机构共发放家庭农场贷款6340万元，比年初增长1917万元，同比增长48%。发放贷款以一年期的短期流动性贷款为主，占总的贷款90%以上。贷款利率维持在8%-11%之间，低于民间融资利率。二是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制定《吴忠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办行制度实施方案》，着力改善处于起步阶段的家庭农场的金融需求与单一落后的农村金融产品供给之间的矛盾。三是创新信贷产品不断涌现。目前，吴忠市辖内各金融机构正在探索拓宽家庭农场抵质押担保物范围，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家庭农场差异化融资需求，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方案。目前，已在辖区探索开展了林权抵押贷款，土地经营权反担保贷款，有效解决了部分家庭农场因抵押物不足无法融资的难题。

二、家庭农场的现实金融需求与供给障碍

为全面了解家庭农场融资情况以及对金融服务需求状况，调查组选取14家庭农场进行了入户现场问卷调查，从调查情况看（见下表），当前家庭农场的融资与金融需求特点和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需求的迫切度来看，潜在性需求与现实性需求并存，以潜在性需求为主。家庭农场普遍要求加大金融扶持力度，但是现实需求并不高。主要是因为目前家庭农场大多由种养大户发展而来，经多年的积累，综合实力较强，自有资金占比较高，在保持现有规模下，对资金的需求并不很强。所调查的14个家庭农场自有资金达4509万元，占投资总额的73%，而贷款余额仅有894万元，占投资总额的14.5%，民间融资702万元，占投资总额的11.5%。随着家庭农场的深入发展，潜在性的需求越来越明显。调查显示，93%的家庭农场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能得到金融支持，86%的提出了明确的贷款额度，64%的提出了进一步发展计划，36%的有明确项目规划。所有的发展计划和项目规划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仅靠家庭农场自我积累、自身发展是无法解决的。

（二）从需求的内容来看，融资性需求与保障性需求并存，以融资性需求为主。调查显示，家庭农场需要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按照调查样本反映的重要程度分，依次是融资服务（90%）、农业保险服务（50%）以及信息咨询服务（40%）等内容。融资性需求在家庭农场金融性需求中是最主要的。调查中，13家提出了1240万元的贷款需求。同时，农业保险在吴忠市还是一个薄弱环节，调查的14家家庭农场仅有5家参加保险，投保金额5.4万元，有2户获得过赔偿，赔偿金额36.3万元。参加保险以政策性保险为主，如滩羊保险每只滩羊保费30元，财政补贴24元，家庭农场6元。未参加保险的9家家庭农场还有7家家庭农场期盼得到必要的保险保障。

（三）从需求的性质来看，政策性需求与商业性需求并存，以政策性需求为主。家庭农场组建目的的多重性，决定了其发展初期对金融性的需求带有明显的政策性，并希望继续得到政策性扶持。如调查中，家庭农场期望获得政府贴息贷款、优惠利率贷款、政策性发展资金扶持等。如利通区马明峰家庭牛场、红寺堡区彩虹家庭牧场反映，银行贷款利率高，办理贷款手续麻烦，希望降低利率，简化手续。同时，期望获得政策性保险等风险补偿的意愿也较强烈，希望政府能设立自然灾害风险补偿保险基金，提高发生冰雹、瘟疫等巨灾风险补偿额度。

（四）从需求的用途来看，长期发展性需求与临时周转性需求并存，以长期发展性需求为主。家庭农场已有了一定积累，加之在当地较有影响，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上下游客户关系，其贷款主要用途中，购买农资化肥、饲料等临时周转性需求占比较少，生产经营或长期发展的融资需求成为主导，如利通区闫福家庭农场、青铜峡市羊羊羊家庭农场计划增加流转土地面积，购置拖拉机、收割机等资金需求都是以长期性为主，雇工支出、农药化肥等临时周转性贷款需求不高。

（五）从需求的额度来看，大额需求与小额需求并存，以大额需求为主。一方面，由于发展不平衡，家庭农场对金融需求的额度存在较大差异。发展规模上的差异，致使家庭农场对金融需求额度出现差异，家庭牧场贷款需求普遍高于家庭农场贷款需求。另一方面，涉及的领域不同，对金融需求的额度也不相同。传统种植业需求额度较小，综合特种养殖业需求较大。同时，调查反映，10万元以下的资金需求，通过民间借贷一般很容易实现，稍大的资金缺口才想到银行贷款。因此，家庭农场一次需求额度无10万元（含）以下的，80%集中在50万元左右，50万元以上的占20%。

（六）从供给的局限性来看，主体的弱质性与客体发展的滞后性并存，以主体的弱质性为主。从整体而言，农业在我国仍然是个弱质产业，依赖自然禀赋靠天吃饭，这从本质上决定了主要从事农业种养殖的家庭农场风险的不可抗拒和不可预见性，贷款风险大。从个体来讲，家庭农场虽然出资额较大，但现有法律允许可用于贷款的有效抵（质）押资产并不多，获得的土地流转经营权不规范不稳定。据调查，14个家庭农场中有12个家庭农场进行土地流转，所流转的土地均由当地村委会集中收购，与村委会或以村委会为中介签订合同，没有得到相关行政部门的登记许可。同时14个家庭农场未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多为“夫妻账”，无一能提供完整的财务账表。调查还发现，家庭农场主普遍金融知识贫乏，风险意识薄弱，这也给家庭农场带来了融资困难。就金融领域而言，金融资源的分配城乡差异大，金融服务供给不平衡。农村地区长期以来存在重资金归集、轻资金发放的特征，农村资金长期外流，突出表现为存款聚集多于信贷供给、人身保险多于生产保险。农村产权配套制度改革滞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较弱。以土地为最大财富的家庭农场，但由于土地流转机制和市场未建立或不完善，土地经营权质押权的实现困难重重，现阶段土地的财富功能还远远没有发挥，体现出来的只是其保障功能。

三、金融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意见建议

（一）夯实金融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法规基础。一是修改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担保法》等现有法律，允许借款人以耕地等集体所有的但未用于公益事业的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二是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行政许可配套制度，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流转、抵押行为。三是培育农村土地交易市场，鼓励和引导中介组织依法开展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活动，建立专业的农村产权交易所，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提供法律政策宣传、价格咨询评估、合同签订指导、利益关系协调、纠纷调处等服务。建立流转服务平台和网络，从根本上消除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法律障碍，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功能的完全实现，提高家庭农场的融资能力。

（二）丰富金融扶持家庭农场经济发展的信贷产品。针对家庭农场的生产特点，应以投资规模、生产内容为基础，根据家庭农场不同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家庭农场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产品。一是对主要从事传统种植业的家庭农场，土地流转规模大，基础农业投资占主导，可推广土地经营权质押信贷产品，依据所签订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和已给付的流转费，以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投资现金流量，按一定的比例确定最高贷款额度，一次审批循环使用，随贷随还。二是对主要从事特色种养业的家庭农场，产品一般有固定的销售市场，依据所签订的订单合同和已收取的预付款，按一定的比例确定最高贷款额度，一次审批循环使用，随贷随还。三是对主要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的家庭农场，具有项目投资创业发展的特色，项目农业占主导，可依据项目投资概算和已投资的现金流量，发放项目贷款和创业贷款。四是依托各类担保基金，根据担保基金的出资人构成和基金规模，按不同比例的倍数放大，及时发放担保贷款。

（三）创新金融扶持家庭农场经济发展的信贷管理机制。一是建立家庭农场信用等级评价体系。可借鉴农业部门确定的家庭农场认定登记标准，运用农户信用评级成功经验，建立家庭农场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及时开展信用评级，动态管理，建立家庭农场信用库。二是创新家庭农场贷款技术。要研究家庭农场贷款技术，发挥涉农金融机构点多面广等优势，深入田间地头全面了解和掌握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情况，依靠信贷员的经验来编制可供分析的家庭农场报表，分析客户的现金流，弥补信息不对称缺陷。三是创新贷款业绩评价制度。运用利率覆盖风险，对家庭农场贷款从小金额高利率开始，然后逐步放大金额，降低利率水平。同时建立家庭农场贷款风险容忍和及时核销制度，将风险抵扣后利润水平高低作为对家庭农场贷款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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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the Family Farm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 Ethnic Regions

――Based on Actual Situation in Wuzhong City of Ningxia

LI Donglin CHEN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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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核查：事后对所有受访者进行(电话)回访。

(3)拒访率：chfs的拒访率低于国内外相似或同类调查的拒访率。

(4)数据代表性：人口统计学方面，chfs调查数据在家庭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方面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比较一致，其中城市人口比例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有差异(XX年chfs数据按户口计算为0.369，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0.513，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不是户籍概念)。在居民收入总额上，chfs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总额、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总额、人均收入方面比较一致，在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内部构成上二者差距比较大。

(5)国内有影响力的家庭调查数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健康与养老跟踪调查(charls)。

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抽样，它是一种使用辅助信息，从而使每个单位均有按其规模大小成比例的被抽中概率的一种抽样方式。pps 抽样是指在多阶段抽样中，尤其是二阶段抽样中，初级抽样单位被抽中的机率取决于其初级抽样单位的规模大小，初级抽样单位规模越大，被抽中的机会就越大，初级抽样单位规模越小，被抽中的机率就越小。

2.家庭人口和工作特征

(1)XX年chfs样本数据显示平均家庭规模为2.94人。少儿(15周岁以下)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3:100，劳动年龄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0.5:100，老年(60周岁以上)人口的男女性别小于1。

(2)无论是根据人口老龄化指标1(60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0%，根据chfs我国XX年该数据为16.34%)还是指标2(65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我国为10.65%)都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少儿抚养比低于老年抚养比，且城市人口老龄化趋势高于农村。

(3)根据chfs数据，我国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高达63.58%，年龄组越低的人群高学历的比例越高。

(4)根据chfs我国城市剩男、剩女(30周岁以上的未婚男女)的比例41:62，农村为59:38。

(5)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从业人员的比例高达62%，其中38.44%在私营或个体企业工作，大力发展工商业可能是解决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大力支持私营或个体企业的发展，中国劳动力就业压力将可能得到缓解。

(6)具有博士学历职工的工资收入低于硕士学历职工的工资，在这个阶段教育收入回报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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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欧消费者金融调查的主要做法

（一）定期开展消费者金融调查。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CF（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开始于1983年，由美联储统计部与财政部合作开展，主要对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收入等金融情况进行调查，每3年进行一次。1992年起，数据收集工作由芝加哥大学的国民意见研究中心NORC（The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进行。在欧洲，最早一些欧元国家也在本国范围内进行了居民财富调查；2006年，欧洲央行（ECB）设立了家庭金融和消费网络HFCN（Household Finance and Consumption Network），2010年在欧元区成员国统一开展家庭金融及消费调查HFCS（Household Finance and Consumption Survey）。欧洲自1989 年以来，该调查的问卷设计、抽样方法基本保持稳定，使得调查数据具有一定可比性。

（二）选取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采用两种随机抽样方法确定样本组成。首先采用多阶段区域概率法抽取样本，保证消费者分布的广泛性；其次，从富裕家庭中抽取部分补充样本。由于富裕家庭往往掌握着大量非公司业务和免税债权，这部分样本可以对未赋税收入进行补充说明。资料显示，最近一次SCF在2010年进行，总样本量为6492个，其中区域样本5012个，补充样本1480个。如表2所示，为使调查能够真实反映美国消费者的金融状况，NORC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采取多种手段提高样本的代表性。HFCN对欧元区15个国家的超过62000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一是加大对富裕家庭的抽样，因为在总财富分布中分位点较高的家庭占总财富的比例是相当高，同样负债也是高度集聚；二是对受访家庭没有回答或者不愿回答的问题，HFCN先对其数值的概率分布进行估计，然后采取多元技术进行赋值；三是将统计数据与国家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相比较。

（三）4项调查摸清消费者金融情况。美国和欧元区国家都从收入、资产、负债及净财富积累四个方面对消费者进行金融调查，能够较全面地掌握消费者的金融情况（见表3）。其中，美国收入方面的调查分三部分；资产调查包括金融调查和非金融调查；负债调查包括五个部分；净财富积累调查即资产与负债之差。为保证调查能够更真实反映情况，HFCN允许各国根据其文化、机构特点对调查表做出一些灵活变动。

（四）注重参与者的隐私保护，合理披露调查结果。美欧国家普遍重视对参与者隐私的保护，如美国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由美联储官网上对外，但调查报告仅披露消费者金融调查总括性数据。NORC也高度重视保护调查参与者的隐私，被调查者的姓名仅仅为NORC所知，而且从未出现过信息泄露事件。在欧元区，ECB在HFCS的调查报告中披露家庭资产、负债、财富、收入及消费指标等特征性事实，一系列关键指标数据也均及时对外披露。同时，被调查者就所有问题的回答都受欧盟隐私法的保护；在入户调查结束后，被调查者的姓名和地址将与调查金融信息相分离。

（五）规范调查数据使用。如美联储对数据用途进行审核，并邀请使用者对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做出反馈。ECB则从三个方面对数据使用进行规范（具体见表4），并要求数据使用者对调查以及调查数据做出反馈，反馈内容包括调查内容实用性、微观数据结构的适用性、对调查文件编集、调查内容改善、微观数据一致性等方面。

二、对我国的启示及建议

祝红梅（2011）对美国家庭近20年间的消费金融情况进行分析认为，美国是消费金融最发达的国家，消费金融在支持美国居民的强大消费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料显示，相关专业调查机构在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授权和资助下，美国从1983年起每隔3年在全国范围内对居民家庭消费金融情况进行调查，然后组织专业人士对这些数据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其研究成果被广泛地应用于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多年来，这些数据及相关研究结论对美国政府及美联储等机构全面深入地掌握消费金融的状况、制定正确的政策、促进消费金融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消费金融发展迅速，特别我国经济从以往的出口带动型向需求拉动型转型的时期，消费金融将会得到新的发展机遇。为此，有必要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金融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和把握我国消费金融的发展现状，充分发挥其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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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是由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共同成立的公益性学术调查研究机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收集有关家庭金融微观层次的相关信息。中心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甘犁担任中心主任，并拥有实力雄厚的科研调查团队。

收入和储蓄

数据显示，家庭收入均值为52087元/年，其中，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分别为71546元/年和27606元/年。

根据CHFS调查数据，中国家庭收入不均现象非常严重。处于收入分布90%以上分位数的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占所有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6.96%。表1汇报了这些高收入家庭各项收入在所有家庭中的占比情况，其中，经营收入的76.85%被处于收入分布90%以上分位数的家庭所有，经营收入不均现象最为严重。

中国家庭总储蓄占总收入的19.25%，低于依据宏观数据计算出来的储蓄率，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从储蓄的分布来看，家庭储蓄分布极为不均。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处于收入分布90%以上分位数的家庭储蓄率为60.6%，其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74.9%。

因此，中国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收入。因此，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策是提高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减少收入不均。

非金融资产

在调查样本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城市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5.39%，农村家庭拥有自有住房率为92.60%。世界平均住房拥有率为63%，美国为65%，而日本为60%，我国自有住房拥有率处于世界前列。

城市户与农村户均拥有住房都已经超过1套，城市户为1.22套，农村户为1.15套。

表3说明城市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为22.89%，农村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为11.92%，总体来看，中国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为16.37%。

家庭拥有的汽车市场占有率前4名均是国外品牌，它们是大众（7.35%）、丰田（5.69%）、别克（4.25%）、现代（3.90%），其后依次是长安、本田、东风、五菱、奇瑞、福特。前10名中有6个国外品牌。

金融资产

中国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6.38万元，中位数为6000元。分城乡来看，城市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11.20万元，中位数为1.65万元；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3.10万元，中位数为3000元；家庭金融资产在城乡之间的差异显著，中位数达到3.5倍。从均值和中位数之间的差异可知，金融资产在家庭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

图1可知，家庭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比例最高，为57.75%；现金其次，占17.93%；股票第三，占15.45%；基金为4.09%；银行理财产品占2.43%。银行存款和现金等无风险资产占比高。

图2的结果显示，有效样本中，盈利的家庭占22.27%；盈亏平衡的家庭占21.82%；亏损的家庭比例达56.01%。可见，高达77%的炒股家庭没有从股市赚钱。这与人们常说的“二八”法则比较接近。

根据户主年龄将家庭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我们发现年龄与炒股盈利成正相关关系。从图3可知，随着年龄的增长，炒股赚钱的比例呈增加的态势。

中国家庭在不同金融市场参与率存在显著差异，衍生品和债券市场参与率尤其低，这与我国衍生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现实基本吻合。

股票市场参与和风险态度成正比。

家庭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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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研究背景及相关文献评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随着家庭理财理财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金融产品日趋丰富，家庭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开始进入了学术视野。在2006年的美国金融年会上，compbell曾经提出了一个独立的新研究方向，即家庭金融。与传统的金融研究方向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相比，家庭金融已经成为目前金融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与基于投资者的资产组合理论相比，家庭资产组合理论研究引入了经济特征，生命周期，人口统计特征等因素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yoo（1994）是有scf的三个独立年份的界面数据分析资产配良种的年龄效应，年轻和年老的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概率更低。guiiso等（1996）使用意大利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较高的工资收入风险与较低的风险资产持有有关。

heaton和lucas（2000）在研究中引入工资机制，分析发现家庭的工资收入与股票收益之间呈现出高度相关，一般具有高背景风险的家庭对于风险资产的持有比较少。shum和aig（2006）在研究中考虑了人口统计特征，分析发现性别，婚姻状况以及受教育程度都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guiso，sapienza（2004）研究发现家庭对外界社会，金融机构的信任度越高，那么他们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也就越高。

（二）国内研究综述

到目前为止，关于我国居民投资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样本选择以及有效样本数据的获取是主要难点。有部分学者对居民的资产结构进行了考察，如史代敏、宋艳（2005），利用四川省统计局在2002年四川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财产的抽样调查数据，分别考虑了年龄、收入、财富规模、受教育程度、住房所有权五方面的因素建立线性模型，考察各因素对家庭金融资产总量，以及储蓄存款和股票在金融资产中所占比例的影响。吴晓求等（1999）利用证券持有的增加量统计出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增量结构，并重点分析了影响该结构的因素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资本化趋势。另外汪红驹、张慧莲（2006）以最优资产选择模型为基础探讨了通货膨胀、股市收益波动、消费者风险偏好对消费者储蓄需求的影响。

近期，出现的一些有关于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文献有：邢大伟（2009）基于江苏扬州的调查，对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选择结构的实证研究，文章分析了性别，年龄，学历等方面对金融资产结构和实物资产结构的影响。陈国进，姚佳（2009）的基于美国scf数据库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文章采用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建立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卢家昌，顾金宏（2009）基于江苏南京的调查，对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分析了家庭金融资产在货币类产品，证券类产品，保障类产品三个方面投资影响因素。

二、调查研究方案设计

（一）研究假设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归纳，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以下可能对中国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投资产生影响的因素：

1.家庭财富和人口统计特征。alessie和soest曾经对荷兰家庭1993～1998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和选择模型发现，年龄较大的户主和比较富裕的户主持有相对较高比例的风险性金融资产，同时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例也会增加。

2.住房投资。在我国，住房问题是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家庭都很关注的问题，房价的波动对中国家庭的投资行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由于房产具有消费与投资的双重性质，还可能使中国家庭的投资呈现出随生命周期变化的特征。

3.劳动收入。在中国，劳动收入是大多数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增加家庭的劳动收入，那么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家庭承担金融投资风险的愿望。

4.投资偏好及预期。中国家庭的投资行为不仅会受到对宏观经济预期的影响，投资偏好近年来作为行为金融研究的一部分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因素。

（二）问卷的设计

问卷的概念量表在设计时，先是参照了已有的“个体投资者问卷调查”的成熟量表，然后根据研究假设中所提到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整修改。问卷调查主要分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于家庭结构的调查，包括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家庭人口的基本情况，如：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以及职业；其次是关于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和结构的调查，如：家庭金融资产，人均收入，存款等。同时，问卷还设置了“验证题”来帮助剔除无效问卷。

（三）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调查，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各区街口商区，单位门口进行发放，调查对象覆盖了个体户，金融从业者，公务员，医生，教师等人群，筛选主要是删除通过问卷中设置的“验证题”来删除明显胡乱填写的无效问卷以及存在异常值的问卷。而对于问卷中存在的数据缺失的情况，则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修改：对于第二部分数据缺失或缺失数据超过2项的，直接视为无效问卷；而对于缺失数据在两项以内的，则采用众数填补的法则进行数据完善。最后，通过汇总统计，可以得到下列数据；实际发放问卷数为500份，回收得到292份，回收率为58.4%，最后被认定的有效样本数为224份，回收有效率为76.7%。

（四）样本的收集和检验

本文的抽样调查样本来源于城镇家庭，以江苏无锡的抽样调查结果作为实证的数据来源。由于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较发达地区，因此抽样结果更具代表性和合理性。经过spss16.0对抽样数据的处理，得到如下对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表一的样本描述性统计不难看出，家庭中户主的性别为男性的比例要高于女性，也就是说男性参与风险投资决策的比例要高于女性，而且户主年龄在35～60岁之间的比例较高。本户主学历为专科和本科的占到了将近90%，此外，从家庭财富规模的角度来看，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总额在10万到100万之间的占了绝大多数。因此，总体看来，这样的抽样结果基本服从正态分布，这样的结构大体上也是合理的。

三、实证研究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选取及描述

本文研究主要是分析人口统计特征，家庭财富，背景风险等方面因素对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选择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其中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以及职业；背景风险包括劳动收入，房产投资，其余变量还包括投资偏好，投资预期。

（二）实证模型的选择

1.模型一：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首先对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是否持有产生影响的因素的作用程度以及显著性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为“1”，而未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为“0”。在借鉴同类文献结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假设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受到家庭财富，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以及职业，劳动收入，房产投资，投资偏好，投资预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即y=φ（x1，x2，……xi）+ε。y表示的是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选择行为，xi是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ε为随即干扰项。由于在实证当中，我们遇到的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而非连续性变量，因此传统的多元回归模型并不适用，无法进行合理的假设检验。所以，本文选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logistic回归模型是对二元因变量的概率建模，即当因变量是一个二元变量，只取0与1两个值时，因变量取1的概率p就是要研究的对象。这里我们假设家庭参与投资风险性金融产品的概率为p，p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将p做logit变换，可以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

logit（p）=β0+β1f+β2i+β3s+∑β4iai+∑β5iei+β6m+β7se+ β8ri+β9ip+β10ie

然后，通过极大似然估计的迭代方法，可以找到系数的“最可能”的估计，并采用wald检验对参数进行检验，当wald值大者（或sig值小者，小于0.05）显著性高。

2.模型二：tobit回归模型。本文还将从微观角度建立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的模型。由于单个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可能为零

也就是存在某个家庭不投资风险性金融产品，即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为零，而已它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显然经典的线性模型已经不再适用。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得知，在存在截断数据的情况下，tobit模型是较为有效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根据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是否为零，可以将样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含有不为零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第二类是仅很有不为零的自变量，而因变量为零。这样，我们可以把变量间线性关系表示为：yi’=βxi+εt。

实际在性质上，截断的观测值与未截断的观测值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这是因为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为0，表示该家庭不投资于风险性金融产品，因此即使解释变量变化很明显，这些家庭投资与风险性金融产品的比重仍为，不会有任何变化。这样，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在性质上类似于离散型的虚拟变量。因此，我们通过建立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的tobit模型，来刻画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影响。

根据经济学理论背景，我们初步建立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的tobit模型如下：

tobit（p）=β0+β1i+∑β2iai+∑β3iei+β4f+β5f2+εtif rhs>0

模型的设计基于理论与数据相结合的思路，一方面我们考虑到经济理论背景来选择变量；另一方面我们又考虑了调查所得样本中获得的信息。

我们在估计模型时将采用国外相关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最小二乘估计，这也是人们所探索出的适用于估计tobit模型的主要方法，其参数检验的适用方法为t检验，sig值小者（小于0.05）显著性高。

四、结论

本文运用对江苏省无锡地区的实地抽样调查数据，通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研究家庭财富，人口统计特征，背景风险以及投资预期和偏好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重要的结论：首先，中国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投资的财富效应十分显著，随着家庭财富的不断增加，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不断增加，投资于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例也不断提高。其次，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产品的有较明显的影响：中国家庭住房投资对参与风险性金融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随着住房投资的增加，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投资的概率以及投资比例都有所下降；此外，随着人均劳动收入的增加，家庭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的比例就越高。第三，人口统计特征对中国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产品的影响比较显著：风险性金融投资的参与率随着学历的增加而增加，与年龄呈一条凸曲线，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参与率较低，中年家庭参与率较高。从投资比例来看，高学历的家庭投资比例较高，而自主经营会对投资比例有挤出效应。第四，家庭的投资预期向好会对风险性金融投资比例产生正的影响，而投资偏好风险性资产则会对风险性金融投资的参与率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国进，姚佳.中国居民就爱听金融资产组合研究【j】.西部金融，2008（8），20-22.

篇6

美国城市研究所的研究显示，2001年和2004年55岁-64岁家庭中，如果计入社会保障和所有的退休计划和退休账户，社会保障资产占总资产的36％，退休金占26％，而自有房产净资产仅占22％。

而在中国的家庭金融数据中，工作单位预期发放的养老金未被计入总资产，但所占比重应该远远低于美国养老金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大多数家庭还是部分依靠家庭储蓄或房产。由于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尚未完全覆盖且给付水平偏低，养老金所占比重就更低。

其次，比较各国居民资产，总资产固然是一个重要指标，平均值、中值更能体现人均财富实力。在更体现家庭资产实际水平的中位数上，美国高过中国10倍。另一方面，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财富的不平等远远大于收入的不平等。因此，各居民群体间的财富差异尤其值得关注。

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详细列举了社会各阶层的资产现状。比如城乡、地区间，不同教育程度、收入等级和财富等级的资产差异。比如2010年户主无高中学历的家庭净资产平均值为110700美元，中位数为16100美元。中国的某些弱势群体比如低收入、低教育家庭的净资产有可能远低于美国水平。

最后，尽管“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富”这一调查结果引来很多质疑声，但中国居民在资产储蓄方面确实也有优于美国居民的地方。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普遍偏低。在经济危机前，近三分之一家庭的流动性资产不足以维持在连续失业三个月情况下的贫困线生活水平。所以在经济危机发生后，大面积的长期失业加上储蓄不足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篇7

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2002年9月曾在本刊撰文，提出2001年中国居民总资产价值为32万亿元，其中金融资产11万亿元，城乡住房资产价值13万亿元（占到40％），私人拥有的生产性资产价值为7万亿元。按10％的负债扣除后，净资产约为30万亿元。如果69.1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是成立的，也就是说2001年－2011年十年间，中国居民资产爆增10倍多。

非金融资产虚实

《调查》未说明其调查的“城市居民”是指城市户籍居民，还是城市常住居民。根据测算，报告所指城市家庭应该仅限城市户籍，但报告中农民工家庭算在哪里，却没有给以解释。

首先，城市居民除房产之外的非金融资产数值偏高。《调查》显示，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平均才11万元，但除了房产外的非金融资产居然有146万元之多。据《调查》所言：“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家庭资产包括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家庭非金融资产包括农业、工商业等生产经营资产、车辆资产、家庭耐用品等资产、房产与土地资产。”这部分数值高是因为把私人企业的生产性经营资产都算入家庭资产。

这会造成一个问题，好比说把煤老板的矿井、饲料大王的工厂都算到非金融资产里，只要有一两个这样的亿万富翁在调查中被抽样到，其资产净值与平头百姓一平均，平均值就会很高。这会有很大误导性，也不符合国际规范。如果查阅美国联邦统计署所做的美国居民家庭资产汇总数据，就会发现只有金融资产、房产和车辆等大件，并没有把生产性资产算在内。

即便将私人企业主的生产性资产算入家庭资产，城市家庭平均146万元生产性资产，农村家庭平均12万元生产性资产，按2011年1.5亿城市户籍家庭和2.4亿农村和农民工家庭，合计2011年全国居民生产性资产约为249万亿元（城市220万亿元，农村29万亿元），而不是447万亿元，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释疑房产净值

造成“中国人比美国人富”的第二个误会，是高估了房产净值。《调查》数据称，中国城市住房资产净值为150万亿元（户均100万元乘以1.5亿城市家庭），农村为48万亿元（户均20万元乘以2.4亿农村家庭），合计198万亿元。而2011年中国城市每套住房价值平均为85万元，户均拥有1.22套，所以户均住房价值达103万元。

如果仅限城市户籍，城市家庭户均1.22套住房倒还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但每套住房价值为85万元则明显高估。

2011年中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每平方米5011元，当前中国城市住房存量中半数以上是1998年前建成的，其市场价值远无法与新房相提并论。即使全都按照每平方米5011元来计算，套均85万元相当于每套城市住房面积平均下来都有170平方米，这与事实不符。

2006年之后，中国城市住房存量面积没有再公布。2006年的数字为113亿平方米。根据住建部公布的2011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31.6平方米乘以4.7亿城市户籍人口，可以得出2011年中国城市住房存量面积约在148亿平方米，即使全按照每平方米5011元来估计，城市住房资产的市场价值应该在74万亿元，不到调查所言150万亿元的一半。

2011年中国GDP为47万亿元，即使保守估计的城市住房资产价值71万亿元，也相当于GDP的1.5倍；如果是调查所提出的109万亿元，则相当于2.4倍；而调查提出的全国城乡198万亿元住房资产，相当于GDP的4倍，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国际上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住房资产价值超过GDP的1.5倍，就具有很强的泡沫风险。

除了直接估测，还可以用房贷数据来推算住房资产价值。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1年第四季度》报告显示，2011年末全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7.14万亿元。一般认为住房的负债资产比应该是30％－50％，比如美国2010年居民部门房地产价值为18.19万亿美元，居民房地产贷款就达到了10.07万亿美元，占到55％。

中国城市家庭购房相对较保守，贷款成数很低，提前还款比例高，但也没有理由相信住房负债余额连资产价值的5％都不到。如果按负债是资产的10％推算，差不多城市住房总资产就是70万亿－80万亿元。这些说明该调查大大高估了中国居民的房产净值。

2011年中国农村住房面积约为290亿平方米（住建部公布的农村人均住房面积34平方米乘以8.5亿农业户籍人口），面积上比城市多出50％-80％（根据不同口径），但质量差、流通性差、市价低。按照每平方米1600元的市场价值来估计农村住房资产价值，大约是48万亿元，与《调查》所估计基本相当。这样2011年全国城乡住房净资产合计大概是120万亿元左右，远远低于198万亿元的估计。

不能聚沙为基

根据《调查》中统计的家庭金融资产数据显示，如果撇除城乡私人企业主的生产性资产220万亿元，并把城乡住房资产从198万亿元降到120万亿元，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资产净值的合理估计就应该是149万亿元，折合23万亿美元，相当于2010年美国居民家庭资产净值的40％，与2011年中美GDP的1∶2比例基本相当。

从户均角度看，全国4亿家庭户均37万元。其中1.5亿户城市户籍居民户均净资产58万元（金融净资产11万元，住房净资产47万元），2.4亿户农村户籍居民户均23万元（金融净资产3万元，住房净资产20万元）。考虑美国比中国多发达很多年，居民有更丰富手段积累资产，美国居民收入占GDP分配份额更比中国高，这个估计更加合理一些。

篇8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学者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也越来越关注。近年来，我国政府也逐步意识到落后的农村金融市场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人增加的“瓶颈” ，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到放宽市场准人限制从针对农村信用社的存量改革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增量改革，从农业银行开展面向“三农”的体制机制改革到邮政储蓄银行成立， 中央政府一直遵循着增加供给的改革思路，试图通过建立适度竞争、多层次的市场化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来缓解农村地区的融资困境。然而，尽管如此，农村地区的人们的融资困境依然存在，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民仍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信贷配给。

本文主要采取数据，对影响非价格信贷的数据进行分析，找出影响非价格信贷的主要因素，并且针对这些因素提出如何改善目前的非价格信贷机制，进一步地完善我国的农村信贷市场，完善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需求和并且满足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能力。

二、文献综述

利率改革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已经基本放开。但是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利率似乎并没有充分的得到金融机构灵活地采用，并且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非价格的信贷配给程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农村信贷市场对于农户乃至整个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完善高效的农村信贷市场不仅可以提高农户的收入和福利水平，而且还能够减少农村中的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但是，由近二十年来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等的成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信贷场的效率非常地低，信贷配给的程度普遍严重。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最近几年我国在农村的信贷领域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很明显地，只有灵活的、能满足各种不同目的的信贷措施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农村信贷市场，而固定的、同一不变的信贷服务措施肯定难以满足我国农村市场的需要。因此，农村信贷市场的结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等的建立健全必须从农民和一些乡镇企业这二者的融资行为和其融资需求出发。

三、影响非价格信贷配给因素的计量分析

1.数据来源

由于对信贷配给实证分析对于数据搜集的要求很高，数据搜集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信贷配给程度的精确度的计量， 因而在信贷配给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很多学者也在探索准确的信贷配给实证衡量方法。作者所做的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蚌埠市下县以及其所属村镇进行随机抽样，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入户调查。发放问卷数量为600份，由于周边共有三个县，所以每县发放200份进行随机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589份。

2.变量选择

影响我国农村信贷配给的因素众多，包括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年龄、家庭劳动人数比率、户主是否有技能、是否为规模农户和个体工商户、2014年生产性固定资产净值、2014年家庭纯收入、2014年家庭是否发生重大事故、平均每年与银行信贷员接触的次数、是否有过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经历等等。本文立足于普通农户都有的状况，选出几个有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选择户主年龄（X1）、户主受教育年限（X2）、家庭劳动人数比率（X3）、户主是否有技能（D1）以及家庭年纯收入（X4）这五个因素作为本文的变量。

3.模型建立

在只有解释变量X4时，方程拟合效果最好，并且所有检验都通过，所以在这个模型中，对于被解释变量Y（是否提供信贷供给）影响最大的就是解释变量X4（年家庭纯收入）。所以易知，对于农村金融机构来说，是否对一些农户提供信贷供给影响最大的就是年家庭纯收入。

针对以上的计量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三个结论：

第一，家庭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对于所调查区域的农村非价格信贷配给并没有显著影响。由于考虑到现在农奴才能机械的发展，以及耕种劳作任务的日益减轻，户主年龄对于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贷对象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家庭劳动人数比率以及户主是否有技能对所调查区域的农村非价格信贷配给主要产生负向影响。这两个因素直接影响着该农村家庭的年度总收入，因而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家庭劳动人数越多，以及户主的技能越强大，那么所对应的就是该农村家庭的年度总收入越高，因而其还款能力越强，其受到信贷配给的程度越低甚至不受到信贷配给。

第三，家庭年纯收入对所调查区域的农村非价格信贷配给产生较强烈的负向影响。这个因素直接反应了借款者的现金流情况；家庭年纯收入越高，说明借款者的净现金流越高，进而说明借款者的还款能力越强，从而说明借款者受到的信贷配给程度越低，甚至于不会受到信贷配给。

四、结果分析

本文的研究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的农村金融改革。长期以来，农村金融改革对于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融资条件的成果是十分有限的，农户信贷配给程度仍较高。由于本身的研究的数据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的道德模型可能不是很符合预期。在这个研究层面上，对于数据的要求是十分高的，但是由于点差的数据可能会存在一些系统上的错误，并且可能本文截取的数据较少，所以会导致本文的结果有些偏差，但是基于以上的模型和结论，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本文认为，影响农村金融市场非价格信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户自身的资产状况，在农户的年收入较高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还是很愿意把钱贷给农户的。但是在实践中，在解决农户的自身的资产状况又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本文认为在解决农村信贷供给程度较大的问题上，应该由金融机构进行创新，根据农村的特点设计合理的微观信贷合约，以缓解信贷合约中非价格条款对信贷需求的抑制，发挥利率在市场中的作用，最终通过金融制度和产品的创新来改变弄从金融机构长期存在较高程度的信贷配给的现象。

参考文献：

篇9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4.045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新农村建设逐渐成为我国科学发展的核心。随着广西新农村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农民的收入大幅增加，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尤为显著，农民家庭盈余、闲置资金比逐年增长，农民进行生产、投资的领域在不断扩大。本文首先从广西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通过问卷调查、个人访谈等方式了解广西农户金融素质水平以及目前家庭理财现状，发现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1广西农户理财现状

本次组织的广西新农村农民现代金融知识及财富管理情况调查采取了网络问卷、访问问卷，个人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对象遍及南宁、桂林、柳州、北海、梧州、钦州、百色、防城港等广西的14个地区农民家庭。本次调查收回有效问卷合计910份，有效率928%。为了提高问卷的有效率，利用高校生源遍布广西各地的资源，组织院校学生利用假期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并指导问卷填写。

1.1受调查家庭的基本情况

参与本次调查的家庭大多数是4口之家，占受调查总数的42.9%，4人以上的家庭占40.1%，符合广西农村“大家庭”的特点。为了使调查结果更切合实际，在调查问卷发放时我们选择了解家庭财产状况，能够进行理财决策的家庭成员进行调查，年龄在25岁-60岁之间，并将其分为4个年龄层次，25-30岁的占282%，31-40岁147%，41-50岁占比最多，为421%，51岁以上151%。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占495%，高中308%，11%为大专，88%为本科及以上。所从事的职业主要以农民为主，占5896%，乡镇干部（含乡镇事业单位）为12%，个体经营户956%，乡镇企业职工留守人员159%，其他职业分别有工人，司机、乡村教师、销售员、业务员、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占2629%。

1.2家庭收入情况

从收入方面看，家庭平均年收入分布情况如下：2万元以下占433%，2万-3万元占18%，4万-5万元占10%，5万-10万元占215%，10万-15万占35%，20-30万的为11%，30万元以上的为07%。通过分析，家庭收入与受调查人员的文化程度、年龄以及所从事职业在某些程度上有一定的相关性。平均年收入为2万元以下的家庭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占574%、其中667%的家庭以务农为主（这部分家庭主要从事小农生产）；学历为高中的调查对象减少到239%，大专为147，而本科只有41%。年收入在10万-15万元的家庭中，文化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占214%，高中429%，大专143%，本科214%；由于高中毕业的受调查人员大多目前年龄在40-50岁之间，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和社会经验，在收入较高的家庭中占有相当比例这个不足为奇，而大专与本科文化程度的受调查者大多比较年轻，年龄一般在30岁以下，社会经验与财富积累略少，因此在4万-5万，10万-25万这几个收入层次比重相对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户少；但年收入在30万以上有75%的受访者文化层次在大专以上。

收入较高的家庭中，例如年收入达20万以上的家庭均是从事非农职业的个体经营户、乡镇企业职工或其他职业。其他职业主要包括司机、工人、销售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当然，从事农业的家庭年收入在4万-20万元之间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部分家庭大多从事规模果蔬种植、动物养殖、苗圃种植、参与农村旅游项目经营等，并非只从事传统的小农劳作。而只从事传统小农种植的农民家庭，收入大多都不高。

1.3理财意识

从理财意识来看，686%的受调查者在存钱时想过让自己存款利息变多，314%的人没想过，这部分人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占588%。可见理财意识会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对于“你有过购买什么投资理财产品的经历吗？”这个问题，752%的受访者没买过，只有248%的人买过。但在随后的一个问题“你买过保险吗？”，有837%的人选择买过，主要购买的险种是医疗保险，占741%，其次是养老保险为284%，意外伤害险277%，农业保险143%，只有163%的人选择没买过。很显然，这些受调查者并不认为购买保险也属于理财的一种行为，所了解的金融知识不多。但同时也体现了保险尤其是医疗与养老保险在农村的普及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农民购买保险的意识在不断增强，842%的受访者认为购买保险对自己有好处，只有92%认为没用，66%的人不太清楚。

针对家庭目前实际经济情况，觉得有理财必要的受访者为456%，有365%觉得不太了解理财知识，不敢盲目理财，只有179%认为没必要。可见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民是存在理财需求，对于不太了解理财知识，不敢盲目理财的这部分家庭，说明部分农民也是理性的，不盲从、不冒进，并非只是外界所评价的“保守”。只要对理财知识有足够多的了解，相信会有很大一部分家庭，会加入到投资理财的队伍当中。

1.4家庭收入分配情况

从对“现在的家庭收入分配情况现状满意程度”来看，“一般”的家庭为455%，“不满意”为22%，“没有明显感觉”为178%，“满意”的家庭仅为147%。从学历层次来分析，对家庭收入分配现状不满意的受访者，学历大多为初中及以下，占到不满意者受访者比例的561%，而选择“没有感觉”的也大多在该学历层次，占选择该项受访者的581%。选择“满意”的家庭中，大多数为专科及以上学历，占432%。由此可见，文化水平越高，越懂得如何以自己满意的方式合理的分配家庭收入，文化水平越低的家庭，由于不知道如何投资理财，不清楚何种分配方式适合自己，因此对于想要改善家庭收入状况的家庭来说，大多感觉“不满意”。另一部分家庭由于学历层次低理财意识淡薄，对家庭收入如何合理分配，表现出没有计划、不在意等态度，因此选择“没有感觉”也大多在这部分人当中。

1.5投资偏好

“如果您有一定的收入，您首先想到的财产保存形式是？”对于该问题，受访者选择买或建房子的为385%，存银行的为369%，买保险的仅为04%，选择创业的占174%，投资股票债券基金的也仅为57%，选“其他”的为35%，主要槊窦浣璐。对农村居民而言，当收入得到提高后，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农户会优先考虑修建房屋，这导致农户会将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投资于房屋，影响了其他资产的投资，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户投资结构的优化，减缓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对于目前已经购买的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表1。

通过对以上数据进一步分析，学历层次在初中及以下的家庭中，偏好选择定期存款、保险、房产，分别占选择该产品家庭中的54.8%、55%以及46.7%。而对于收藏、信托、股票的选择则为0。与此相反的是，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家庭，已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是外汇、国债、股票基金、收藏等，占该选项比例分别为87.5%、75%、35.7%、75%。而高中学历的受访者相对于以上两个学历层次的投资特点来说，两者兼而有之。由此可见，学历层次低的家庭，偏好投资无风险或低风险资产，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理财方式多样，但更偏好于收益率高，风险相对高的理财产品。

2农户理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广西大部分农村位处山区，存在着“老、少、边、山、穷”等特点，大多仍然以“小农式”生产为主，通过调查分析，广西农户在投资理财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2.1缺乏投资理财的资金

收入是决定投资理财的重要因素，在大多数家庭中，只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在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外仍有盈余，才会有理财的需求。虽然“三农”问题在近年来一直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农村居民的收入也不断增加，但总体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在调查中，年平均收入5万元以下的家庭占了53.3%，10万以上的家庭才有5.3%，不少农户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收入大多来自传统的养殖、种植以及外出务工等。去除日常生活支出、教育、医疗、人情等开支外，家庭收入剩余不多，这是农村投资理财市场难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2.2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缺乏投资理财意识，抗风险能力弱

在本次调查中，几乎一半的受访者文化程度都在初中及以下，为49.5%，素质相对较低，观念也比较落后，他们大多数不了解投资政策，不懂得计算投资收益、识别以及分析风险。多数农民只懂得以传统的方式将钱存入银行获得利息收入，或者用以民间借贷从中获利。因为理财意识和技能的缺乏，没很多农民没有理财的规划和打算，不少农村地区还出现了赌博风气盛行的情况，试图以不正当的方式积累财富，影响恶劣。此外，在农村推广理财产品的业务人员为了个人业绩，将不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农民，做出不实的宣传或不充分揭示产品风险的情况屡见不鲜。由于信息不对称，不懂识别风险，农民往往在不足够了解的情况下购买了理财产品，一旦出现问题就容易产生纠纷，会给银行和农户带来法律风险。

2.3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仍然滞后

广西农村理财环境差，主要表现在：（1）营业网点少，金融理财基础设施落后。目前农村金融市场较常见的一般只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的营业网点，除此之外几乎没有长期稳定的专业理财队伍驻扎农村，引导农民投资者设计理财规划。同时，当代金融投资理财市场的发展需要依托各种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平台，例如理财软件、网上银行、电子银行等，但因为多方原因，金融机构投入少，造成农村营业网点的营业条件差。（2）网络、宽带不够普及，导致投资理财信息难以在农村的推广。（3）农村金融服务人才匮乏，素质普遍不高。由于交通不便、经营环境差、工作开展难度大等原因，乡镇的金融人才、机构非常少，尤其是边远山区更是无人问津，比如一些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的人员，几乎都不愿意到农村去销售理财产品，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大多不情愿到乡镇基层金融机构工作。

2.4针对农户的投资理财产品和投资渠道少

目前广西各农村地区正在开办的投资理财产品，大多是针对城镇居民设计的，并没有考虑到农村地区的特点和农户收入的实际情况，因此大多理财产品无人问津，形同虚设。而且理财产品种类也非常少，例如当前有城市已广泛普及的业务品种：银行卡业务、代客理财业务、电子银行等，在农村地区仍未发展起来，导致农户投资渠道匮乏。农民的收入由于受生产周期和季节的限制，具有不确定性，资金闲置时间短，而金融机构推出的理财产品大多要求投资起点高，投资周期长，不符合农民的实际投资需求，即使有闲钱想投资，也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

3提高农民金融素质，优化农户理财方式的对策

3.1多渠道着手，提高农户金融素质

（1）高校充分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利用高校资源与相关部门合作，定期下乡开展金融知识教育与宣传。地方高校与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合作，组织师资到农村开办理财讲座，免费举办培训班，也可组织金融类专业大学利用假期下乡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服务工作，组织农民开展金融投资理财知识竞赛等相关活动。

（2）地方政府与村镇金融机构合作，建立金融知识宣传服务站。

可在各个村镇建立金融知识宣传服务站，邀请村镇金融机构专业人员或乡村干部和村小学教师为金融知识宣传员，举办金融知识讲座、建立便民金融知识宣传橱窗等形式进行金融知识宣传。结合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的农村信用体系、支付体系、保险体系建设等，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知识培训，义务指导农民进行一些简易的理财操作，激发并引导他们的理财需求。也可以通过建立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聚集农民闲散资金，通过合作社专业人员参与指导，组织农民进行投资理财，这不仅能拓宽农民投资理财的渠道，还有利于解决某些理财产品金额起点高的问题。

（3）不断壮大农村金融服务人才队伍。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参与到农村金融工作中来，包括鼓励志愿者结合自身服务优势和业余时间主动开展志愿服务，为普及金融知识提供强大的后备力量。此外，高校应有针对性地开设农村金融理财的课程，面向农村大力培养和输送有技能、应用型的农村金融理财优秀服务人才。

（4）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宣传手段。充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电视、报纸、电台、网络等覆盖全社会的媒体反复向公众进行宣传。例如可与电视台合作，制作金融知识宣传片、在政府网站开设投资理财知识宣传栏等。也可将金融知识普及列入学生教育的内容，在中小学阶段可有针对性地开设形式新颖、内容实用的金融通识教育课程。积极推广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重点宣传金融支持创业致富典型，提高受众群众学习投入金惠工程的主动自愿意识。

3.2加强农户风险意识培训

结合人民银行、银监会及各家商业银行的金融知识宣传开展工作，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宣传、反假币、征信等业务宣传工作，扩大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工作面，提高农户L险意识。此外，政府应委派专业人员下乡，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又有迫切需求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统一进行培训，引导农民合法理财，促进农村金融理财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对于那些违规的理财渠道，如、赌博和违规高息揽储等，政府应从严治理，加大执法力度，完善当前金融法规制度体系，约束和禁止理财市场的违法行为。

3.3建立一套有效的信用机制，通过金融扶贫提高农户收入

政府与金融机构应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建立一套有效的农户信用评定机制，评定农户信用等级。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大力开展，扶贫工作目前基本实现信息化管理，可将扶贫信息与农户信用信息结合对农户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制定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信用评级标准，评定信用户，使金融机构通过农户系统“精准扶贫”功能模块，全面掌握贫困农户状况，了解脱贫致富资金需求，为农民脱贫致富打下基础。只有农户收入提高了，农村金融理财市场才有更大的发展的潜力。

3.4农户资产理财建议

3.4.1制定合理的投资计划

农户在理财时，制定投资计划能躲避风险。投资计划中，应将投资方式、投资比例进行合理组合，结合自身家庭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养老、教育、医疗、投资理财资金等，注重财产保全，分散投资风险。投资方式的选择应视个人情况而定，农户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盲目从众，在不影响个人正常生活的前提下进行理性投资。

3.4.2选择合适的投资组合

由于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理财目标也不尽相同，农户在选择投资组合时，应根据自己的个性、所能承担的风险、成本、期望收益率等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比如：（1）冒险型组合。这种投资组合的资金投资比例分配为储蓄、保险约20%，债券、基金约20%，股票、期货、房地产、外汇等投资为50%左右，呈倒金字塔结构。该投资组合适合家庭收入高，没有后顾之忧的家庭。投机成分相对较重，风险高，但收益率也高。（2）稳健型组合。这种组合资金投资分配比大概为：保险、储蓄投资约为40%，债券约20%，股票、基金约20%，其他投资约20%左右。此种组合适用于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的家庭，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大，希望获得比平均收益更高回报率的投资者。市场经济环境变化万千，每个人的致富方式都不一样，在当前环境下，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一条符合自己的理财道路，不要盲目从众，更不要盲目投资。广西农户首先要提高自己的金融素质、风险意识，掌握基本的投资理财技能，才能在当前农村金融改革环境下走出一条自己的理财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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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dern families are forced to confront problems of how to avoid risks,while enhancing the value of asset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s much as possibl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nancial assets of residents choose,and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of various populations. Based on analysis of issues related,it proposed suggestions of optimizing the path of choice about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aper is not only to know features of the financial assets choice of residents,but also improve the theory of choice behavior of Chinese residents' assets,and give direction to investment tool for financial innovation,and advise the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to provide reasonable investment recommendations to residents.

Key Words:householdportfolio choice, householdsaving,financialintermediaries,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2-0025-04

家庭资产组合理论一直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和前沿研究领域之一。Bertaut(2003),Aizcorbe(2003)根据美国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数据,认为90%的美国家庭进行不同类型的金融投资,25%的家庭拥有5种以上不同金融资产,持有安全性资产和较安全资产比重较以前没有多大变化,但风险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例在上升,持有股票的趋势在不同年龄、收入、教育群体中都有表现。而从国际上看,各国家庭参与股票的决策与财富、年龄、房产持有状况的关联很大:家庭的参与决策随着财产而增加;在与年龄相关的股票参与方面,所有国家都呈现类似的驼峰形;房产拥有状况对家庭股票参与决策有很大影响。

经历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波动,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家庭财富保障的重要性。财富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很容易受到经济起伏的影响,进而影响家庭的整体财务规划。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可以满足不同家庭多样的投资需求。本文试图了解并认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特点,在剖析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路径选择,意义在于不仅可以认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特点,也可以在完善我国居民资产选择行为理论的同时,了解各类人群金融投资需求,为金融投资工具创新指明方向,并为政府引导居民进行合理的投资提供一定的建议。

一、当前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和配置目标

对于家庭而言,通过资产的合理配置,目的是提高家庭福利和财产性收入。根据《投资与理财》杂志2009年1月至今各期的调查,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和配置的目标(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理财目标),主要包括:(1)抚育子女、赡养老人、医疗;(2)换(购)房、退休、教育、旅游、购车、出国;(3)资产增值、抵御通胀;(4)构建完善的家庭保障体系。

二、当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特征

(一)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的总体发展特征

根据1992- 2006 年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总体发展特征是以储蓄存款为主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虽然中国家庭金融资产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如果将储蓄存款、现金和国债算作非风险性资产,而将股票、保险和外汇存款视为风险性资产,在中国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中,非风险性资产所占比重超过了80%,风险性资产不超过20%。我国城市家庭确实存在十分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且高收入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很明显。这些资金是为自己及家人未来储备的购买力,所以大部分对市场利率几乎没有弹性。

(二)我国高收入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特征

对于家庭投资组合选择的实证研究显示,家庭投资的财富效应相当明显。投资者持有的风险资产份额也随着财富的上升而上升。目前,一部分文献主要解释了投资者单期投资组合会怎样受到财富量的影响。Cohn.(1975)认为投资者的相对风险厌恶程度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减少,进而他们的资产组合表现出财富效应。而Peress(2004)认为投资者的相对风险厌恶度随财富的增加并不表现出递减的性质,但是绝对风险厌恶度会随财富增加而减少。他们认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结合有成本的私人信息,可以解释投资者投资于风险资产上的财富数量以及比例都随着财富量的增加而增加的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取一定精度的信息所付出的成本是固定的;投资的效率会随着信息的增加而增加。富有的家庭会出于两个原因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1)他们比较容易克服获取信息的成本;(2)他们的绝对风险厌恶程度较低,在给定的信息精度下投资于风险资产上的财富量会较大,这又会增加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增加的信息又会提高他们投资的效率,使他们愿意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这种循环的效应会使得富有的家庭持有的风险资产份额高于穷人家庭。Guiso和Haliassos(2003)对多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家庭的股票市场和风险资产市场的参与决策与财富量强相关。Campbell(2006)运用美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流动性资产和汽车是穷人主要的投资对象,房产是中产阶级主要的投资对象,而富人的主要投资对象则为权益资产。吴卫星和齐天翔(2006)对中国市场的研究发现财富的增加显著地增加了居民参加股市的概率以及参与深度。史代敏和宋艳(2005)发现中国居民投资的储蓄存款和股票所占的份额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

北京零点前进策略咨询公司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成都、沈阳和西安8个城市的1100-1200位高收入者进行问卷调查,其中高收入者主要根据家庭金融资产来界定,2003年执行的第一期为家庭金融资产在50万元以上,而最近一期为家庭金融资产在70万元以上的群体。2003-2004年,高收入者投资的主要方向是保险、房地产、股票和子女教育基金;而到了2008年,即使在比较低迷的熊市,投资方向的前四位变为了股票、基金、房地产和保险。并且在未来一年内,高收入者最可能增加投入的品种中,股票也位列第一。

中国高收入群体个人理财认知度高于总体15.64%,风险收益意识更强。高收入人群在保障性理财产品如储蓄、国债的选择上明显低于总体被访者的比例,分别低5.78和2.37个百分点,该类理财产品相对风险较低、收益较少,对投资技巧和背景知识要求也相对简单。但是在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上(如股票、基金),高收入人群的选择比例则明显高于总体被访者,分别高出4.17和4.15个百分点,这类理财产品风险与收入并存,且对于投资技巧和背景知识的要求要高于储蓄、国债等。相对来说,高收入人群更加愿意为预期收益承担风险。

(三)我国普通家庭对基金投资的参与状况

共同基金的本质就是服务于普通老百姓的投资理财的金融工具。从2007年开始,基金投资开始快速深入普通百姓家庭,基金投资者数量迅速扩张,基金开始和存款、保险并列成为普通老百姓理财的三大工具。中登公司统计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7月末,沪深两市基金账户合计数达到2983万户。其中,个人投资者占据绝大多数的比例。证券业协会的一份调查显示,个人投资者平均每户持有基金份额不足3万份,属于典型的中小个人投资者。

根据美国基金协会的调查,在有85年共同基金历史的美国市场上,约84%的基金投资者声明其投资目标是为将来退休而进行储蓄,对大众来说,最普遍的理财方式就是购买共同基金。但在国内,2008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年鉴进行的一次中国基金持有人调查显示,从投资者投资基金的目的看,排在首位的是“买基金回报高”,排在第二位的是“自己不会炒股”,二者合计占被调查投资者的81.3%,说明投资者购买基金主要受到短期高回报的影响,尚未将基金作为一种长期投资工具来看待;而从风险承受能力测试情况看,90%左右的基金持有人在投资基金之前没有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方面的测试,这说明无论是基金的销售方还是购买方对于风险承受能力并不重视。

在美国,共同基金的年化收益在15%左右,美国基金持有人自上个世纪80年代牛市以来的平均持有周期是3-4年左右,他们通常不会随短期市场波动而频繁进出。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统计显示,国内基金个人投资者持有基金的周期则在13个月。投资者的不成熟、过于关注短期业绩、频繁的申赎影响了基金经理的操作,使其追逐大盘频频进行波段操作。

(四)我国家庭在住房市场上的参与率

住房对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重要的投资品。这可能是因为住房具有其他投资品所不具有的特性。第一,它是为数不多的、家庭可以通过借款而进行投资的投资品;第二,住房既是投资品,又是消费品。根据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的调查,被调查人群在股票、现金、储蓄存款、基金、个人理财产品以及房产投资上的参与率分别为28.91%,63.60%,71.83%, 18.75%,1.85%和41.88%。可以看出,较多人持有股票、现金、储蓄存款、基金和房产。由于被调查者持有的房产在总资产中所占的份额的平均值为18.14%,远高于其他资产所占份额的平均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房产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资产。投资者在房产市场中的参与率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一直在增长的,从39.43%一直增长到55.56%。而且各个年龄段的投资者在房产市场的参与率都高于在其它资产市场的参与率。这说明中国投资者随着年龄增长开始积累财富后,可能首先考虑的就是购入住房,所以投资者在住房市场上的参与率随着时间是一直在上升的。

三、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受到抑制的现实和原因分析

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结构和社会特征都会影响其选择行为的形成。在我国,庞大的个人金融资产主要以银行储蓄存款的形式存在,此外房产投资上的参与率远高于其他资产在金融资产中所占份额的平均数,房产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金融资产(见图1)。Cocco(2004)认为住房风险会挤出投资者在股票上的投资份额。Grossman和Laroque(1990)、Flavin和Yamashita (2002)等的文献都得出了住房会挤出股票资产投资的结论。这种效应对于年轻人和低收入者更加明显。

我国个人与家庭的投资选择还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投资渠道比较狭窄。我国股市波动幅度较大,投机气氛浓厚,基金市场也是跌宕起伏,两个投资领域已经让不少散户遇难而退;投资型保险往往期限过长,居民也不太认可;银行理财客户的“门槛”偏高,不少中低收入人群被挡在了“门外”,并且银行理财产品也存在到期后银行的承诺无法兑现的可能。

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受到抑制、投资渠道比较狭窄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抑制我国居民投资多元化的主要原因;(2)宣传引导不够;(3)政出多门,金融市场管理体制改革滞后;(4)证券市场发展不平衡,债券市场发展缓慢,金融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5)金融中介创新能力较弱,服务意识不够。

四、优化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包括住房、教育、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网络

我国城市家庭确实存在十分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且高收入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很明显。为改变居民储蓄存款过快增长现实,促进消费和投资,就必须从降低居民不稳定预期入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住房、教育、医疗等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短期使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提高,家庭储蓄因此担负着住房、教育、养老等多重责任。只有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养老、医疗保障和教育体系改革,才能减少居民的不稳定预期,使储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到正常水平。

(二)加强我国金融中介的建设

由于金融中介的规模经济和专家特长,可以降低家庭投资股票市场的交易成本和降低信息不对称,实现风险管理、价值增值。近二十年来,信息技术、交易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却并未减少投资者对中介服务的需求。目前,我国金融中介(机构投资者)的建设远远不能适应个人与家庭风险管理的需求。对于单个的个人与家庭而言,要求其具备风险管理能力,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个人与家庭的风险管理能力,总是要体现在其能够委托的机构投资者上面。如果机构投资者的产生与建设不能体现不同个人投资者的需要,那么最终结果就是个人与家庭不能获得与其金融资产相对应的风险管理选择权利与手段。在我国,亟需加强金融中介的建设,以更好地适应个人与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需求。

(三)鼓励金融工具创新

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在深度和广度上还远远不够,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创新还存在缺陷。我国金融产品比较单一,金融工具创新还停留在基础产品的创新上,在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和组合产品创新方面则刚刚起步,金融衍生品还基本没有;产品开发中模仿式创新多、自主式创新少,产品在深度和专业化上都不足。居民对投资工具的需求还远远没有满足。我国金融机构应逐步引入市场细分理念,确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模式,根据客户需求开发新的服务产品。

(四)加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提升金融服务机构的教育辅导功能

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资产价值进而提高生活质量,是现代家庭不得不直面和重视的问题。就股票市场而言,由于股市参与成本的存在,缺乏金融知识和技能的投资者没有能力评估其资产组合的风险,从而无法对金融环境做出最优的应对,这就可能导致他们在市场繁荣时对预期回报过度乐观,在股市下跌时对损失过度估计。在我国,由于家庭的金融知识比较欠缺,对金融产品的认知程度不高,亟需理财专家予以指导。家庭希望在投资上获得的帮助方面,排在前三位的是:70%的家庭希望获得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和数据、53%的家庭希望政府对金融业更为规范的监管、42%的家庭希望获得个性化的理财专家指导。

在影响家庭参与投资的因素方面,90%的家庭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约80%的家庭认为金融机构的分析报告和财经媒体的分析评论对促进他们参与投资较重要,77%的家庭认为投资者教育材料较为重要,也有超过70%的家庭希望拥有反映自己意见的渠道、投资者定期相互交流的渠道以及建立民间投资者保护组织。投资者保护和投资者教育对我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系统的长期稳健发展至关重要,政府应该加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金融服务机构也应把教育辅导功能集合到服务中去。

参考文献:

[1]Cocco,J. F.,2004,“Portfolio Choice in the Presence of Housing”[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8: pp. 535-567.

[2]Campbell,J. Y. 2006,“Household Fi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 61, pp.1553-1604.

[3]Guiso,Luigi,Michael Haliassos and Tullio Jappelli, 2003.“Household stockholding in Europe: where do we stand and where do we go?”[J].Economic Policy,CEPR,CES, MSH,vol. 18(36),pages 123-170,04.

[4]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课题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变化趋势及效应研究――以山西为例[J].中国金融,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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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L分类号：D1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6-0010-06

一、引言

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来详细了解上海居民家庭目前的资产配置状况，问卷调查期间为2011年7月16日至2011年8月15日，采取实地随机发放和网络发放相结合的方式：实地发放主要选择在人民广场、徐家汇、五角场、金桥等四个区域，共回收有效问卷500份；网络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180份。

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本文筛选出对家庭资产配置有影响的主要信息进行分析，首先对上海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的现状进行描述，对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进行剖析；其次是结合不同收入家庭风险测试的结果，总结不同收入家庭的风险偏好特征；第三在对居民家庭理财现状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家庭未来期望的理财目标，结合家庭风险偏好和资产配置现状，分析居民家庭理财计划的合理性：最后结合分析的过程及结果，从政府角度合理引导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提供建议，同时也让居民家庭能够结合自身的现状进行资产配置。

二、上海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现状描述

家庭资产的配置一般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比如年龄、职业状况、收入状况、家庭支出等。因此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不同、财产总量不同、面临的风险及家庭风险承受能力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和金融意识不同等，对家庭的资产配置都会带来一定的差异。在这些因素中，收入水平最为关键，因此本研究在对上海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研究时，主要选取居民家庭年收入水平作为分组变量，结合上海整体大致的年收入水平，分为四档：10万元以下、10万至25万之间、25万至50万之间、50万元以上。四档在回收的调查问卷中所占的比例分别约为：45％、38％、11％、6％。这表明上海家庭的普通年收入多集中在25万元以下。下面分别比较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资产配置状况，统计的内容包括房地产、储蓄、股票、债券、现金、基金、外汇、保险、彩票、外汇、实体经济投资、收藏品及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等，对不同层次收入的家庭在不同资产上分配的比例进行简均，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在上海目前的家庭资产配置中：(1)房地产和银行储蓄在各类家庭收入水平群体中都占据绝对高的比例，但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两者之和所占的比例呈下降趋势，特别是房地产所占比例下降较为明显，而储蓄在收入较高的家庭中所占的比例最高；(2)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更愿意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风险相对较高的股票、实体经济。同时家庭投资于保险的比例也随收入水平增加呈上升趋势；(3)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对专业机构理财的基金产品投资的比例相对较低，普遍不高于2％；而对债券、彩票、外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的投资整体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也较低。

结合我国及上海目前的实际情况，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认为造成上海居民家庭目前资产配置现状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居民家庭财富总量整体较低，家庭财富分配存在先天的不合理。作为家庭资产配置中处于首要地位的房地产，资源分配不很均匀，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住房需求使得房地产成为一种必需品，存在着较强的刚性需求。但我国“批租制”的土地审批制度和按揭贷款首付购房等政策的实施，使得房地产市场存在着一定的投机杠杆效应，房地产成为一种准金融产品被用来投资交易，房价水平脱离普通居民家庭可承受的范围。以房价收入比作为衡量标准，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报告，2009年我国房价收入比达8.03，而京沪深杭四地纯商品住宅的房价收入比超过14，按照国际惯例，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为合理区间，这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存在一定的泡沫。然而把房地产作为一种金融产品交易带来的价格与实际价值的偏离，有较强刚性需求但偿付能力有限的居民家庭群体的客观存在，促成房价具有一定的粘性，这导致房地产消费占据了一般收入水平居民家庭大部分的可分配收入。

二是居民家庭面临的风险较高，家庭为应对风险往往偏好于长期储蓄。很多家庭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很多支出仍然需要由家庭自身承担。家庭在进行资产配置时，不可避免地偏好于风险较小的资产进行投资，储蓄也就成为了最优的选择，为满足预防性动机而进行高储蓄也是我国居民一个普遍的特征。

三是居民金融意识薄弱。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起步相对较晚，很多居民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专业教育和相关的金融知识的培训，更多的是对其他投资者的行为进行模仿，投资意识和投资行为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篇12

金华市是浙江省辖地级市，位于浙江省的中部，土地面积109.21万公顷，耕地面积16.63万公顷，其中水田14.43万公顷，旱地2.20万公顷，人均耕地为0.045公顷，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麦类、豆类、薯类等。金华市推行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已有多年。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初，金华市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率已经达43.9%，为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打下了基础。农村土地的有效流转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升级，进而也会在资金需求方面有新的特征。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一方面，农业大户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必然在农业机械、设备、种子、化肥等方面需要投入充足的资金；另一方面，脱离“土地”束缚的新型农民群体，其生产经营、消费支出等也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对资金产生新的需求。农村小额信贷一直以来是农村中最主要的金融产品，其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进一步分析在农村土地流转背景下，农村小额信贷的需求变化，本文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的问卷调研，对农户家庭情况、参与土地流转、资金需求种类和家庭消费等方面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并借助Logistic分析模型对金华市农村小额信贷需求的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1样本基本描述

1.1数据的来源

金华市辖婺城、金东2个区，兰溪、义乌、东阳、永康4市以及武义、浦江、磐安3县。本次样本数据来源于2015年8月在金华市9个区、市、县所开展的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涉及到农户家庭情况、参与土地流转、耕地面积、家庭收入等方面，共18个题目。总共在金华市9个区、市、县随机发放了500份调研问卷，最终收回的问卷467份，有效的问卷共423份，有效率达90.19%。

1.2农户家庭基本特征

从被调查农户家庭的规模看，4人的数量居多，占到40.66%，3人的占到16.07%，5人的占到13.48%。被调查者从性别上看，男性占绝大多数，比例达88.90%，女性占到11.1%，应该说，在当前农村，男性还是最主要的劳动力。从年龄结构的分布情况看，被调查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41～50岁这个区间，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农民的学历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着农民的认知和决策能力。根据统计，被调查者中除了年龄较大的户主外，大部分农民的学历都处在初中以上，比例达到87.71%，其中大专以上学历也达到了8.27%。从学历上可以看出，农户家庭的户主有一定的认知和判断能力，能够对农村小额信贷的决策做出相对理性的选择。

1.3土地流转情况

金华市推行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已有多年，农村耕地的流转工作已经比较普遍。根据本次调查的数据，通过相关土地流转形式，获得耕地的农户占到被调查农户的5.44%，基本上都是一些农业经营大户。通过相关土地流转形式，从土地中解脱出来的“无耕地”农户家庭有122户，占28.84%。以金华市金东区的苗木种植区域为例，很多农村已经实现了整个村的耕地流转，为当地大规模发展苗木种植产业提供了基础。

1.4耕地面积情况

耕地面积决定了农业经营的模式，进而影响农民对资金的需求。根据调研数据，样本中家庭耕地面积的均值是0.53亩，中位数是2.6亩，家庭耕地面积最大的为97亩。基于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在10亩以上的37户农户家庭均是通过各种土地流转方式取得了耕地，样本中有122户，占28.84%的农户家庭摆脱了土地的约束，可以集中精力展开其他方式的生产经营活动。

1.5家庭收入与支出情况

根据调查数据，农户家庭的收入的来源呈现出多元化，收入来源包括：务农、经商、上班、打短工或来料加工等。从统计数据上看，金华市农户家庭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较低，大部分家庭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仅有6.15%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依靠农业，基本上是一些拥有大量耕地的农业专业种植大户。在家庭支出方面，建造房屋、子女教育、生产性投入这3项是农户家庭最大的支出。

1.6对小额信贷的认知与需求情况

农村小额信贷一直以来是农村中最主要的金融产品，其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金华市，农村区域的金融服务机构主要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农商行)在各镇乡的营业网点，以及最近几年刚发展起来的各类村镇银行等。对于金融产品的认知方面，根据本次调查数据分析，有67.61%的农户家庭对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有一定的认知，有37.12%的农户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向各类金融机构申请过农村小额信贷。对于农村小额信贷产品的评价方面，有22.93%的农户家庭认为农村小额信贷产品存在利率偏高的问题，6.38%的农户家庭认为农村小额信贷产品授信额度偏低，不能满足经营需求。

2基于Logistic模型农村小额信贷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2.1模型的设计

基于上述的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到农户家庭对农村小额信贷需求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学历、劳动力数、家庭收入、土地规模和对金融产品认知等多个方面。Logistic模型是比较成熟的分析工具，可以进一步分析年龄、学历、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耕地规模和对金融产品认知等对农村小额信贷需求的影响。

2.2分析结果

通过Logistic的回归分析，数据拟合度检验结果为：P=0.142，结果大于0.05，可以得出该模型比较拟合。

3政策建议

通过对浙江省金华市农户的问卷调查，并基于Logistic分析模型就农村小额信贷产品的需求影响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家庭耕地面积、生产性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对金融产品认知等因素对需求影响比较显著。

3.1创新支农金融产品

农村土地流转带来了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农户家庭对资金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项目由于投资周期长，投资规模较大，需要比较长期而且稳定的资金需求。当前农村小额信贷产品的授信周期和额度对此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因此，金融机构需要基于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创新农村小额信贷产品，创新贷款担保方式，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在授信额度和贷款周期上进一步对接农户的需求，结合区域农业生产特点，设计特色支农金融产品。

3.2加大金融产品宣传力度

农户对金融产品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机构宣传的影响，各类金融机构应该结合农村的特点，除了在传统媒体进行广告投放外，还可以利用农村集贸市场开展产品宣传，或与村两委沟通联系举行各类金融产品推介会，吸引更多的农户参与，提高农户对金融产品的认知度。

3.3政府部分提供政策支持

各类金融机构基于农业生产风险和农户还款能力低等因素，必然在农村小额信贷的利率定价上会高于各类有抵押担保的金融产品。基于这个现状，政府在政策上应出台各类制度配套措施，保障农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政府可以投资设立的农业担保公司，为规模化经营的农业大户提供担保。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专项利息补贴来降低农户的利息支出。

3.4农户提升融资能力

农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提升融资能力。结合金融机构的要求，农户可以采用小组联保、互保等方式，降低还款风险，获得更多授信额度。还可以通过加入专业合作社，获得稳定的产品订单，增强运营能力降低资金风险，为获得金融机构的资金打下良好条件。

作者:胡涛 单位: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