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代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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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纵观globalpropertyguide不难发现，世界大多数国家房价都是上涨趋势，部分国家08年金融危机前后波动较大，但未改变总的上涨趋势。美国房价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大，从2011年开始恢复上涨，中国房价变化趋势和其他国家基本一致。世界各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各国的房价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上升趋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明显，除非产生了泡沫经济而引起房地产市场崩溃，否则地价的上升趋势几乎很难逆转，房价也同样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上升，因此需要研究房价上涨的长期趋势及房价增长波动状况。

据最新的国际房价排行榜显示前十名分别为摩纳哥、俄罗斯 莫斯科、英国伦敦、日本东京、中国香港、美国纽约、法国巴黎、新加坡、意大利罗马、印度孟买。无论是房价的长期趋势还是短期波动，实际利率、经济增长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对各地区房价影响都比较大，表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房地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必然会对对各国的经济、利率产生影响。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很复杂，甚至有滞后效应。因此，对于国际间房地产市场与经济、贷款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没有研究，基于以上事实，本文试图对2001～2012年这12年间各国房价与二者的关系进行广义矩分析，以此找到一些关系对于政府的调控起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房地产业现状分析

由于房地产业对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利率对房地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利率的高低直接影响房地产开发的成本及其利润。而利率的变动作为外部因素，势必对资金投入巨大的房地产投资的影响很大，但是美国和香港的数据表明，地产贷款利率中，个人按揭贷款利率的违约率和损失率低于全部贷款利率，而商业地产的违约率高于贷款利率的平均水平，损失率与平均水平持平。中国银行业在房地产业上的贷款利率投放占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利率的变动可以对房地产价格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从国际经验看，房地产价格对实际GDP增长有正向作用。房价对实体经济、银行盈利影响重大。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房地产业的发展步入了快速增长的通道。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萧条与金融稳定密切相关。

三、数据收集及理论假设

本文利用2001年至2012年9个国家（荷兰、加拿大、克罗地亚、美国、南非、瑞士、新西兰、英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房地产市场的房价指数、房地产开发贷款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数据， 来分析各国房地产市场波动与银行信贷、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四、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建立9个国家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将房价指数（消除不同国家计量不同的影响）作为被解释变量，贷款利率和人均GDP表示经济的增长作为解释变量，对这一现象进行计量分析， 以探讨银行信贷和利率对各个国家房地产市场是否具有同样的影响。

由于预期的存在，上年房地产开发贷款利率通过影响房地产供给进而影响当年房价的波动。本文考虑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思想，将其滞后期定为1期，将两者结合起来，得出如下方程（3）：

五、GMM估计结果分析

Wald（joint）检验结果为p=0，000，表明拒绝了参数向量不相关的原假设，整个模型显著；在显著性水平0.05下，从检验结果中还可以发现：上一年的房价对当年房价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即拟合度较好，而利率和人均GDP的p值大于0.05，即影响不显著。

结果表明：全球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受到上期房价的影响显著，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较小，当年的银行贷款利率资金对当年的房地产市场供给不产生显著影响。

六、对策建议

第一，由于房地产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银行又是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因此，要考虑影响的滞后性、长期性，不能只考虑当期效应，防止经济发展不均衡。

第二，房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小，房地产作为支柱性产业而言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与房地产相关领域的产业链的发展，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间接作用。

第三，可以验证蛛网理论中房价受上期价格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因而政府在进行调控时，要考虑长期影响，开发商在进行房地产交易时也要考虑房价的联动性。

参考文献

[1]李宏瑾.房地产市场、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A].中国金融学会第八届优秀论文评选获奖论文集[C].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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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离不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探讨，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真实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特殊形势下，对GDP的核算在理论上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GDP的核算方法与核算制度存在着局限性

对GDP进行核算时采用的是“生产原则”而不是实现原则，即对成为积累进入存量的投资与现实使用未作区分，这种做法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大的弊端。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特别是在目前的买方市场形势下，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经济中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据国家有关部门对1999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分析表明：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种，占72.23%。大量的无效供给可能会成为永久的库存或只能削价处理。对于这些进入库存或削价处理的商品，在核算时已经计入了GDP，但它们的价值却无法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从而会造成GDP的虚假成份。

（二）统计数据质量存在着失真的可能

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经济结构日趋复杂，经济运行机制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统计对象更加广泛、复杂、多变，给政府统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同时，我国现行的统计体制和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没有按市场规律作出及时的调整，基层统计力量过于薄弱，统计队伍素质较低，这使得统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我国政府统计数据的质量存在失真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统计法还没有真正起到其监督作用，致使我国大部分统计工作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和超脱性，统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往往受利益驱使，统计的质量与可靠性受到威胁。统计工作者的业绩与当地的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领导干部的业绩则与当地所创造的GDP联系在一起，这些现实存在的行为机制客观上强化了行政对统计数据干预的行为，统计部门很难独立地行使统计职权，在许多情况下都不得不从地方利益出发，屈从于领导的意志而人为地臆造数据，从而造成统计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中间扭曲。

二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波动率分析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用经济增长波动率来反映：

本年经济增长率－上年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波动率＝──────────────────

上年经济增长率

从1985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波动较大，但自1993年以来波动率基本上维持在-0.02～0.02之间，可见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了较大的提高。

稳定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容，是因为：过度的经济波动对经济的动态效率损害很大，一是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二是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又会造成高失业率。此外，它对人们特别是穷人会造成超乎常规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穷人几乎没有什么资本来对付经济的冲击，他们要维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将比富人遇到更多困难。在那些社会安全网络还不太健全的国家，这种影响可能尤为严重（Furman和Stiglitz1998）。另一方面是由于替代性选择的缺乏，穷人经常从事那些最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的工作，比如农业和建筑业。因此，一场经济危机会严重地恶化他们的人力和自然资产，使他们在其后的繁荣中也得不到好处。

附图

注：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制作。

三　经济增长的内在保障：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我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经济中出现了过剩的局面，但这种经济过剩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相对过剩，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1)三次产业结构层次较低。1998年我国三次产业各自占GDP的比重为18:49:33，而同期高收入国家为5:30:65，中等收入国家为9:33:58，低收入国家为23:39:38，（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86页.）我国大致处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2)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效益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产业性质，肓目引进、肓目投资、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呈“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状态。例如，汽车工业在被国家列为支柱产业后，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在“九五”规划中都将其列为重点发展产业，甚至一些县、乡、镇也上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摩托车项目，目前地区趋同率已达70%以上。（注：机械工业的创新与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0年8月18日.）据财政部一份报告测算，进入90年代后，地区工业结构与全国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达90%以上的省、市、区有22个，比80年代增加6.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3%；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7%。（注：中国产业发展与转型的问题和对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2年2月8日.）产业结构的高度相似与雷同，使企业规模过小、数量多，生产分散，集中化程度低，难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最终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益降低，大量生产能力闲置。(3)产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含量低，创新能力不足。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所有工业设备中，目前技术经济性能比较先进的只占1/3，其中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的仅占13%，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的不足22%；性能落后的占2/3。（注：吴铁军，论“十五”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经济经纬，2001年第1期.）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前提，这表现在：其一，产业结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无法取得规模效益，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率低下。此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结构效益来取得的，显然不是高质量的增长。其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所创造的GDP的结构不合理，这时的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却无法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大量低效供给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范围小了，此时的购买也就无法充分反映其真正意愿。可见，如果GDP的结构与人们的需求结构错位，GDP的大小就不能反映人们从中获得的福利，经济增长也就不会给人们带来相同的福利的增加。

四　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质量的恶化会造成人们生活质量的迅速下降，因此在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一定不能忽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代价。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翻两番之后，我国为之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空气和水污染，导致了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的下降。从城市大气质量来看，1995年以空气中总悬浮物浓度测算的全球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有15个城市在中国（世界银行1999）（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85页.），其中一些大城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2到5倍。政府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已有29%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影响；水污染的范围在扩大，1995年全国135条受监测的城市河段中，有52条已受到严重污染，其水质连灌溉标准都达不到，危害之大，令人震惊。我国的大气与水污染，尤其是细微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达54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509亿元），几乎是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1-6页.）

另外，我国的森林经过长期的砍伐、开荒和非法征占，原始森林已所剩无几，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已经残破；天然草地由于长期超载放牧、毁草开荒、乱采滥挖野生植物、淘金开矿，草原生态系统已经并继续处于大面积退化之中。据国家环保总局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90%的草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全国“三化”（退化、沙化、碱化）草地面积已达1.35亿公顷，并且还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2页.）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2%，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3%.（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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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41-05

Abstract：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during 2003～2013.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has risen steadily， where welfare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economic struc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whereas there still are problems in the cost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nd st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which restrict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In light of thi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Key words：Anhui Provinc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dex system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近年来安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3年至2013年连续11年保持GDP两位数增长。2014年，在全国GDP7.4%的增速背景下仍取得了9.2%的高速增长。然而，评价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情况，不能光看经济总量和速度的增长，更要看其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安徽省作为一个后起省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拉动，粗放型增长特征明显。因此，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降低发展成本，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保证经济良好运行，是安徽省经济发展中值得研究的课题。这就需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

一、相关研究回顾

后转型时代的到来，催生了人们对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也引发了学术界的研究。起初人们关注的是经济增长质量，托马斯提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应是社会发展水平、人们收入水平和环境的综合发展[1]。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密切相关[2]。王君磊、杨晓明等指出，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经济本身的发展，也应包括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3]。

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密切相关，但比经济增长质量涵义更广。巴罗认为经济发展质量应包括健康、收入分配、政治制度、犯罪率、等多维度[4] 。徐辉，杨志辉运用密切值模型对我国1995～2003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评价，指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动力源于科技的推动[5]。陈晓声从企业这个微观角度进行研究，指出企业运营质量直接决定着经济运行质量[6]。刘丽丽，于妮莎运用多元统计分析对山东省经济质量进行了测度和比较[7]。

经梳理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涵义的研究，二是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实证研究，但研究焦点集中在全国或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对安徽等中部城市的研究缺乏。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安徽省“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全面转型、加速崛起、兴皖富民为主线，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增强区域经济协调性，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构建了表1的评价指标体系：以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结构、福利和民生改善、资源环境代价、科技进步为5个一级指标，下设30 个二级指标。

三、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质量评价可采用主观评价法、客观评价法和综合评价法，鉴于主观评价法受主观意识影响较大、综合评价法仍存在争议及所取得资料的特点，本文选用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徽省经济运行发展质量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8-10]。

数据首先从2004～2014年《安徽省统计年鉴》和《安徽省科技统计年鉴》中取得，个别数据补充自各地级市统计公报。评价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正向化处理，正指标不作处理，逆指标采用取倒数的方法加以正向化，然后利用spass20.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主成分分析[11]。经过6次主成分分析，得到表2的分析结果。

表2表明，各方面第一主成分综合反映原始数据的能力是最强的，其中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超过85%，所以笔者采用第一主成分来确定权重。先以第一主成分系数/计算出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再计算出一级指标权重，最终实现对安徽省2003～2013年经济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的目的[12]。

表3表明，福利和民生改善、经济结构、科技进步三个因素对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影响显著，累计达到94.64%，其他两个因素影响较小。其中福利和民生改善影响最大，为48.44%，接近50%；科技进步次之，为25.70%；经济结构第三，为20.50%；资源环境代价权重为负且绝对值最小，对安徽经济发展质量是负面影响且影响最小。

表4表明，安徽省2003～2013年整体经济发展质量呈现逐年改善态势，2006年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经济结构、福利和民生改善、科技进步三方面2003～2013年变化情况和整体一致，基本呈逐年增长态势；资源环境代价呈下降趋势，说明资源环境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安徽省整体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波动较大，2003～2006年呈下降态势，2006～2008年转为上升，2009年又有所下降，2010～2012年小幅波动，2013年突然增长，说明安徽省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差。

四、结论和启示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2003～2013年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总体表现为稳步上升态势。其中福利和民生改善、经济结构、科技进步三因素对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增长稳定性则存在着一定问题，制约着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安徽省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需要在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注重可持续发展两方面下功夫，同时注意调整其他三因素内部存在的细节问题。

结合以上分析结果和安徽省经济发展现状，本文给出以下建议，以期为安徽省经济建设提供参考：

（一）缩小城乡差距，注重福利和民生改善

福利和民生改善所占比重为48.44%，安徽省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福利和民生的改善，但其内部依然存在问题。表3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城乡人均收入比值两指标比重为负，说明安徽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依然明显。未来需要进一步保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分配机制上兼顾效率和公平，使人民切实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提高第三产业占比，优化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GDP占比指标比重为负，但其绝对值和其他4个二级指标相当，说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小，而该指标和其他几个指标对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是同等重要的。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占比，促进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

（三）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源环境代价方面严重制约着安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过程中资源能耗较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种污染物排放量较大。近年来，安徽省在资源能耗方面实施了大量改革，有效降低了单位GDP能耗，但由于产业结构中六大高耗能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资源消耗总量依然较大。与此同时，4个污染物排放二级指标比重为负，说明该问题依然困扰着安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这就需要对传统工业进行升级转型，积极发展节能环保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温诺.托马斯.增长的质量[M].《增长的质量》翻译组，译.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

[2] 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

[3] 王君磊，王兆凯，杨晓明.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模型[J].统计与决策，2007（6）：49-50.

[4] BARRO R.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R].Working Papers of Central Bank of Chile，Central Bank of Chile，2002.

[5] 徐辉，杨志辉.密切值模型在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计算中的应用[J].统计与计策，2005（12）：22-23.

[6] 陈晓声.上海经济增长质量评价[J].上海经济，2005（1）：22-27.

[7] 刘丽丽，于妮莎.对山东省各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研究[J].价值工程，2007（6）：30-32.

[8] 任保平，王蓉.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J].江苏社会科学，2011（1）：101-107.

[9] 许永兵.河北省经济发展质量评价――基于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的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1）：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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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介绍和文献综述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简称EKC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污染，但当经济增长到一个高度后，环境污染会得到控制并逐渐减轻；也就是说环境恶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 形关系。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这种关系与库兹涅茨所提出的收入差别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相似，所以叫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按照这个假说，后来有些学者推导出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弥补在其初期造成的环境恶化，所以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期不必刻意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而实证研究表明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呈现出倒U型，还可能是污染随经济增长单调递增或N形关系，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不一定会自动改善环境污染。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首创是Grossman和Krueger在1991年运用时间趋势、人口密度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来分析SO2、微尘和悬浮颗粒三种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三种污染物都与人均收入呈倒U形关系。特别在SO2排放上，他们计算出一国人均GDP达到4000～5000美元时经济再增长就会使SO2的排放量降低。

然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正式提出却是Arrow（1995），把经济增长与环境代价的这种关系与库兹涅茨的收入差别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从而将其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其后，众多的学者通过不同的方法对该假说作实证分析，对该假说的正确性众说纷纭。

总的说来，实证研究就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四个结论：

支持倒U形的代表学者有Bruyn等(1998)Pasche(2002)以及Dinda (2004)。他们的主要观点认为随着经济增长，技术会更完善，以前的重污染产业会得以改造；并且产业也会逐渐从污染大的第二产业向环境代价小的第三产业发展，所以环境会得到改善；人们的收入提高后自然会对环境等因素有更高的要求，从而会督促环境保护，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

支持环境代价随经济增长单调递增的代表性学者有Roca等(2001)和Kwon(2005)。他们利用IPAT等式对CO2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作分析发现，排量总是随经济增长而增长，不曾有过下降趋势，所以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不能改善环境，只有依靠技术革新或其他方式才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支持正U形的代表学者有Kaufmann等(1998)和Ariaster (2005)。他们把SO2排放源作了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分类，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在生产方面因为技术的提高，环境会得到改善，但这样的改善会被消费所抵消，加总后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反而会呈现正U形，同时也首次提出环境经济政策对环境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支持N形的代表学者有Friedl , Getzner (2003)。他们认为尽管环境会因为经济的增长有所改善，但如果遇到大的变化或环境政策的松懈，环境污染会重新加剧。

二、现状分析和结构安排

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而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根据世界银行在2004年The Economist上的测算，中国因为污染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仅从医药开支上就占年GDP的8%～12%;在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而由中国环保局调查的300个中国城市中近三分之二的城市空气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不可能在短期内自动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实际上中国的污染情况不仅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对全球造成巨大影响。目前国际社会对此的指责和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比如国际环境组织曾一度指责中国只强调开发非洲的资源，而忽略环境保护，并称之为“环境殖民主义”；还有一些国家也纷纷借口不环保而抵制中国产品。这些指责有很多是有根据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SO2和CO2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北京的沙尘暴天气和青岛的绿藻暴发曾一度为2008奥运会蒙上阴暗。

本文拟从中国各省1995～2005的经济增长和工业粉尘排放的分析来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第三部分从数理上解释本文运用的分析方法，介绍数据并分析结果。

第四部分探讨对策，并指出还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

三、方法、数据和检验结果

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应该齐头并进的必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把国家环保局升级为环保部；把奥运会举办成“绿色奥运”等等。尽管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相继出台了诸如“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但具体落实到各地区时，成效参差不齐。

地方政府更多地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污染是因为环境是公共产品，环境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是可以转移的，并且是全社会成员共同承担环境恶化的后果。而且排放废气、废水的地区不一定就是遭受污染后果的地区，所以地方政府并没有强烈的动机控制生产扩大带来的环境问题。相反的，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让地方政府上缴一定的税收额，并承担相应的事权，一方面激励各地政府狠抓经济增长，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在各地区政府享有较高自的同时也促使各地政府谋求狭隘的经济增长而忽视越来越高的环境成本。

考虑到污染的外部性和传染性，分税制以及从上世纪80年代各省就享有的环境政策制定权，分省来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代价更为合理。所以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

因为工业粉尘排放是中国主要污染之一，本文选择工业粉尘排放来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假说是否在中国成立。

主要的数据有：

从各地区统计年鉴收集并整理得来的年度人均GDP，从中国环境年鉴得来的年度工业粉尘排放。分析的时间段为1995年到2005年。

面板数据模型具体有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先假设H0:数据符合随机效应，要靠Hansman检验来选择采用哪一个模型。

初步的模型先定为

Pit=αi+βyit+γyit2+δyit3+εit

其中Pit是第i个省在t期的人均污染指标，这里是人均承担的工业粉尘排放量；

yit是第i个省在t期的人均收入，这里以人均GDP代表；

εit是第i个省在t期的标准误差项；

αi、β、γ、δ是系数，其中αi是每个省的固定效应系数，对每个省都分别设一个固定效应系数的目的是为了捕捉各省在研究期内地域内不随时间变动的信息。先假设每个省地域内不随时间变动的情况是一样的，也就是H0：α1=α2=α3…

F检验拒绝了省际间情况一致的原假设，所以需要保留参数αi;而hansman检验在1%显著性上也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所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原模型是单因子固定效应模型，在检验过程中也尝试加入第二个因子――时间因子，因为时间因子可以反映一些遗漏的宏观经济因素。加入时间因子后，该因子的确是显著的，但是人均收入的三个系数β、γ和δ都失去了显著性。这表明，该模型确实有一些因素被遗漏。从理论上来理解就是人均收入不是惟一和污染有关联的经济变量，其他变量比如贫富差距、当地环保部门的监管效率、各地区的能源消耗量、工业化程度等等都可以直接影响到污染排放。只是单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假说来看，因为人均收入在模型中至关重要，所以不用双因子固定效应模型舍去时间因素，而用单因子固定效应模型。

从实证结果来看，工业粉尘排放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存在两个拐点：工业粉尘排放开始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逐渐下降，在人均收入达到1304元时达到第一个拐点;然而当人均收入继续增加时，工业粉尘排放也随之上升，在人均收入达到2574时达到第二个拐点，进而一路下降。

四、对策和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从历史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995到2005十年间面板数据并不支持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一定要以环境恶化为代价。在追求财富过程中如何避免对环境的破坏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长期关注的问题。因为环境成本是公共商品的特征，在环保事业上要由政府承担主要的责任。具体的对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在各地区政府的绩效考核时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核算考虑进环境成本。实际上如果扣除环境污染的成本，那些以粗放型为主要经济增长的地区在绩效上会降低。

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力度，鼓励民间监管和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畅通百姓对环境污染的举报渠道。

引导各地向可持续经济发展。建立省际间的排放权交易，为工业化向节能增效方向发展提供平台。

有很多学者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情况作研究。比如陆虹11发现全国人均CO2排放量表现出随收入上升的特点。沈满洪等12用浙江省经济与环境数据得到各类指标的N形曲线，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关系存在更多波动，而不是单纯的倒U型 。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对于研究方法，可以根据经济、环境科学理论加入更多与环境、经济和社会相关的变量。

环境变量可以根据不同污染物的性质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技术分析；

经济变量可以考虑工业化程度、收入差距；

社会变量可以考虑各地政府的效率、各地的受教育水平。

因为中国国土面积大，各省情况相差也大，所以构建一个省际排放权交易体系是可行的。也可以研究设计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排污配额和排放权交易体系。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 , 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14, NBER, Cambridge MA.1991

[2]Arrow, K., Bolin , B., Costanza, R., Folke, C., Holling, C. S., Janson, B., Levin,S.,Maler, K., Perrings, C., Pimental, D. Economic grow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 [J].Science 1995,15 (1), 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