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代价范文
时间：2023-08-20 14: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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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引言
纵观globalpropertyguide不难发现，世界大多数国家房价都是上涨趋势，部分国家08年金融危机前后波动较大，但未改变总的上涨趋势。美国房价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大，从2011年开始恢复上涨，中国房价变化趋势和其他国家基本一致。世界各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各国的房价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上升趋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明显，除非产生了泡沫经济而引起房地产市场崩溃，否则地价的上升趋势几乎很难逆转，房价也同样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上升，因此需要研究房价上涨的长期趋势及房价增长波动状况。
据最新的国际房价排行榜显示前十名分别为摩纳哥、俄罗斯 莫斯科、英国伦敦、日本东京、中国香港、美国纽约、法国巴黎、新加坡、意大利罗马、印度孟买。无论是房价的长期趋势还是短期波动，实际利率、经济增长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对各地区房价影响都比较大，表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房地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必然会对对各国的经济、利率产生影响。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很复杂，甚至有滞后效应。因此，对于国际间房地产市场与经济、贷款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没有研究，基于以上事实，本文试图对2001～2012年这12年间各国房价与二者的关系进行广义矩分析，以此找到一些关系对于政府的调控起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房地产业现状分析
由于房地产业对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利率对房地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利率的高低直接影响房地产开发的成本及其利润。而利率的变动作为外部因素，势必对资金投入巨大的房地产投资的影响很大，但是美国和香港的数据表明，地产贷款利率中，个人按揭贷款利率的违约率和损失率低于全部贷款利率，而商业地产的违约率高于贷款利率的平均水平，损失率与平均水平持平。中国银行业在房地产业上的贷款利率投放占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利率的变动可以对房地产价格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从国际经验看，房地产价格对实际GDP增长有正向作用。房价对实体经济、银行盈利影响重大。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房地产业的发展步入了快速增长的通道。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萧条与金融稳定密切相关。
三、数据收集及理论假设
本文利用2001年至2012年9个国家（荷兰、加拿大、克罗地亚、美国、南非、瑞士、新西兰、英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房地产市场的房价指数、房地产开发贷款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数据， 来分析各国房地产市场波动与银行信贷、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四、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建立9个国家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将房价指数（消除不同国家计量不同的影响）作为被解释变量，贷款利率和人均GDP表示经济的增长作为解释变量，对这一现象进行计量分析， 以探讨银行信贷和利率对各个国家房地产市场是否具有同样的影响。
由于预期的存在，上年房地产开发贷款利率通过影响房地产供给进而影响当年房价的波动。本文考虑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思想，将其滞后期定为1期，将两者结合起来，得出如下方程（3）：
五、GMM估计结果分析
Wald（joint）检验结果为p=0，000，表明拒绝了参数向量不相关的原假设，整个模型显著；在显著性水平0.05下，从检验结果中还可以发现：上一年的房价对当年房价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即拟合度较好，而利率和人均GDP的p值大于0.05，即影响不显著。
结果表明：全球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受到上期房价的影响显著，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较小，当年的银行贷款利率资金对当年的房地产市场供给不产生显著影响。
六、对策建议
第一，由于房地产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银行又是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因此，要考虑影响的滞后性、长期性，不能只考虑当期效应，防止经济发展不均衡。
第二，房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小，房地产作为支柱性产业而言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与房地产相关领域的产业链的发展，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间接作用。
第三，可以验证蛛网理论中房价受上期价格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因而政府在进行调控时，要考虑长期影响，开发商在进行房地产交易时也要考虑房价的联动性。
参考文献
[1]李宏瑾.房地产市场、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A].中国金融学会第八届优秀论文评选获奖论文集[C].2005年.
篇2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离不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探讨，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真实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特殊形势下，对GDP的核算在理论上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GDP的核算方法与核算制度存在着局限性
对GDP进行核算时采用的是“生产原则”而不是实现原则，即对成为积累进入存量的投资与现实使用未作区分，这种做法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大的弊端。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特别是在目前的买方市场形势下，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经济中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据国家有关部门对1999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分析表明：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种，占72.23%。大量的无效供给可能会成为永久的库存或只能削价处理。对于这些进入库存或削价处理的商品，在核算时已经计入了GDP，但它们的价值却无法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从而会造成GDP的虚假成份。
（二）统计数据质量存在着失真的可能
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经济结构日趋复杂，经济运行机制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统计对象更加广泛、复杂、多变，给政府统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同时，我国现行的统计体制和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没有按市场规律作出及时的调整，基层统计力量过于薄弱，统计队伍素质较低，这使得统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我国政府统计数据的质量存在失真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统计法还没有真正起到其监督作用，致使我国大部分统计工作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和超脱性，统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往往受利益驱使，统计的质量与可靠性受到威胁。统计工作者的业绩与当地的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领导干部的业绩则与当地所创造的GDP联系在一起，这些现实存在的行为机制客观上强化了行政对统计数据干预的行为，统计部门很难独立地行使统计职权，在许多情况下都不得不从地方利益出发，屈从于领导的意志而人为地臆造数据，从而造成统计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中间扭曲。
二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波动率分析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用经济增长波动率来反映：
本年经济增长率－上年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波动率＝──────────────────
上年经济增长率
从1985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波动较大，但自1993年以来波动率基本上维持在-0.02～0.02之间，可见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了较大的提高。
稳定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容，是因为：过度的经济波动对经济的动态效率损害很大，一是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二是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又会造成高失业率。此外，它对人们特别是穷人会造成超乎常规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穷人几乎没有什么资本来对付经济的冲击，他们要维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将比富人遇到更多困难。在那些社会安全网络还不太健全的国家，这种影响可能尤为严重（Furman和Stiglitz1998）。另一方面是由于替代性选择的缺乏，穷人经常从事那些最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的工作，比如农业和建筑业。因此，一场经济危机会严重地恶化他们的人力和自然资产，使他们在其后的繁荣中也得不到好处。
附图
注：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制作。
三 经济增长的内在保障：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我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经济中出现了过剩的局面，但这种经济过剩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相对过剩，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1)三次产业结构层次较低。1998年我国三次产业各自占GDP的比重为18:49:33，而同期高收入国家为5:30:65，中等收入国家为9:33:58，低收入国家为23:39:38，（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86页.）我国大致处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2)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效益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产业性质，肓目引进、肓目投资、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呈“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状态。例如，汽车工业在被国家列为支柱产业后，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在“九五”规划中都将其列为重点发展产业，甚至一些县、乡、镇也上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摩托车项目，目前地区趋同率已达70%以上。（注：机械工业的创新与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0年8月18日.）据财政部一份报告测算，进入90年代后，地区工业结构与全国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达90%以上的省、市、区有22个，比80年代增加6.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3%；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7%。（注：中国产业发展与转型的问题和对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2年2月8日.）产业结构的高度相似与雷同，使企业规模过小、数量多，生产分散，集中化程度低，难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最终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益降低，大量生产能力闲置。(3)产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含量低，创新能力不足。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所有工业设备中，目前技术经济性能比较先进的只占1/3，其中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的仅占13%，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的不足22%；性能落后的占2/3。（注：吴铁军，论“十五”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经济经纬，2001年第1期.）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前提，这表现在：其一，产业结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无法取得规模效益，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率低下。此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结构效益来取得的，显然不是高质量的增长。其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所创造的GDP的结构不合理，这时的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却无法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大量低效供给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范围小了，此时的购买也就无法充分反映其真正意愿。可见，如果GDP的结构与人们的需求结构错位，GDP的大小就不能反映人们从中获得的福利，经济增长也就不会给人们带来相同的福利的增加。
四 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质量的恶化会造成人们生活质量的迅速下降，因此在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一定不能忽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代价。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翻两番之后，我国为之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空气和水污染，导致了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的下降。从城市大气质量来看，1995年以空气中总悬浮物浓度测算的全球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有15个城市在中国（世界银行1999）（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85页.），其中一些大城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2到5倍。政府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已有29%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影响；水污染的范围在扩大，1995年全国135条受监测的城市河段中，有52条已受到严重污染，其水质连灌溉标准都达不到，危害之大，令人震惊。我国的大气与水污染，尤其是细微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达54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509亿元），几乎是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1-6页.）
另外，我国的森林经过长期的砍伐、开荒和非法征占，原始森林已所剩无几，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已经残破；天然草地由于长期超载放牧、毁草开荒、乱采滥挖野生植物、淘金开矿，草原生态系统已经并继续处于大面积退化之中。据国家环保总局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90%的草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全国“三化”（退化、沙化、碱化）草地面积已达1.35亿公顷，并且还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2页.）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2%，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3%.（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6页.）
篇3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41-05
Abstract：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during 2003～2013.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has risen steadily， where welfare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economic struc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whereas there still are problems in the cost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nd st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which restrict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In light of thi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Key words：Anhui Provinc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dex system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近年来安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3年至2013年连续11年保持GDP两位数增长。2014年，在全国GDP7.4%的增速背景下仍取得了9.2%的高速增长。然而，评价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情况，不能光看经济总量和速度的增长，更要看其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安徽省作为一个后起省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拉动，粗放型增长特征明显。因此，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降低发展成本，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保证经济良好运行，是安徽省经济发展中值得研究的课题。这就需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
一、相关研究回顾
后转型时代的到来，催生了人们对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也引发了学术界的研究。起初人们关注的是经济增长质量，托马斯提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应是社会发展水平、人们收入水平和环境的综合发展[1]。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密切相关[2]。王君磊、杨晓明等指出，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经济本身的发展，也应包括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3]。
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密切相关，但比经济增长质量涵义更广。巴罗认为经济发展质量应包括健康、收入分配、政治制度、犯罪率、等多维度[4] 。徐辉，杨志辉运用密切值模型对我国1995～2003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评价，指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动力源于科技的推动[5]。陈晓声从企业这个微观角度进行研究，指出企业运营质量直接决定着经济运行质量[6]。刘丽丽，于妮莎运用多元统计分析对山东省经济质量进行了测度和比较[7]。
经梳理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涵义的研究，二是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实证研究，但研究焦点集中在全国或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对安徽等中部城市的研究缺乏。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安徽省“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全面转型、加速崛起、兴皖富民为主线，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增强区域经济协调性，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构建了表1的评价指标体系：以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结构、福利和民生改善、资源环境代价、科技进步为5个一级指标，下设30 个二级指标。
三、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质量评价可采用主观评价法、客观评价法和综合评价法，鉴于主观评价法受主观意识影响较大、综合评价法仍存在争议及所取得资料的特点，本文选用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徽省经济运行发展质量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8-10]。
数据首先从2004～2014年《安徽省统计年鉴》和《安徽省科技统计年鉴》中取得，个别数据补充自各地级市统计公报。评价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正向化处理，正指标不作处理，逆指标采用取倒数的方法加以正向化，然后利用spass20.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主成分分析[11]。经过6次主成分分析，得到表2的分析结果。
表2表明，各方面第一主成分综合反映原始数据的能力是最强的，其中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超过85%，所以笔者采用第一主成分来确定权重。先以第一主成分系数/计算出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再计算出一级指标权重，最终实现对安徽省2003～2013年经济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的目的[12]。
表3表明，福利和民生改善、经济结构、科技进步三个因素对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影响显著，累计达到94.64%，其他两个因素影响较小。其中福利和民生改善影响最大，为48.44%，接近50%；科技进步次之，为25.70%；经济结构第三，为20.50%；资源环境代价权重为负且绝对值最小，对安徽经济发展质量是负面影响且影响最小。
表4表明，安徽省2003～2013年整体经济发展质量呈现逐年改善态势，2006年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经济结构、福利和民生改善、科技进步三方面2003～2013年变化情况和整体一致，基本呈逐年增长态势；资源环境代价呈下降趋势，说明资源环境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安徽省整体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波动较大，2003～2006年呈下降态势，2006～2008年转为上升，2009年又有所下降，2010～2012年小幅波动，2013年突然增长，说明安徽省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差。
四、结论和启示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2003～2013年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总体表现为稳步上升态势。其中福利和民生改善、经济结构、科技进步三因素对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增长稳定性则存在着一定问题，制约着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安徽省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需要在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注重可持续发展两方面下功夫，同时注意调整其他三因素内部存在的细节问题。
结合以上分析结果和安徽省经济发展现状，本文给出以下建议，以期为安徽省经济建设提供参考：
（一）缩小城乡差距，注重福利和民生改善
福利和民生改善所占比重为48.44%，安徽省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福利和民生的改善，但其内部依然存在问题。表3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城乡人均收入比值两指标比重为负，说明安徽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依然明显。未来需要进一步保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分配机制上兼顾效率和公平，使人民切实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提高第三产业占比，优化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GDP占比指标比重为负，但其绝对值和其他4个二级指标相当，说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小，而该指标和其他几个指标对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是同等重要的。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占比，促进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
（三）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源环境代价方面严重制约着安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过程中资源能耗较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种污染物排放量较大。近年来，安徽省在资源能耗方面实施了大量改革，有效降低了单位GDP能耗，但由于产业结构中六大高耗能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资源消耗总量依然较大。与此同时，4个污染物排放二级指标比重为负，说明该问题依然困扰着安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这就需要对传统工业进行升级转型，积极发展节能环保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温诺.托马斯.增长的质量[M].《增长的质量》翻译组，译.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
[2] 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
[3] 王君磊，王兆凯，杨晓明.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模型[J].统计与决策，2007（6）：49-50.
[4] BARRO R.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R].Working Papers of Central Bank of Chile，Central Bank of Chile，2002.
[5] 徐辉，杨志辉.密切值模型在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计算中的应用[J].统计与计策，2005（12）：22-23.
[6] 陈晓声.上海经济增长质量评价[J].上海经济，2005（1）：22-27.
[7] 刘丽丽，于妮莎.对山东省各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研究[J].价值工程，2007（6）：30-32.
[8] 任保平，王蓉.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J].江苏社会科学，2011（1）：101-107.
[9] 许永兵.河北省经济发展质量评价――基于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的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1）：58-65.
篇4
一、理论介绍和文献综述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简称EKC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污染，但当经济增长到一个高度后，环境污染会得到控制并逐渐减轻；也就是说环境恶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 形关系。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这种关系与库兹涅茨所提出的收入差别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相似，所以叫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按照这个假说，后来有些学者推导出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弥补在其初期造成的环境恶化，所以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期不必刻意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而实证研究表明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呈现出倒U型，还可能是污染随经济增长单调递增或N形关系，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不一定会自动改善环境污染。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首创是Grossman和Krueger在1991年运用时间趋势、人口密度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来分析SO2、微尘和悬浮颗粒三种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三种污染物都与人均收入呈倒U形关系。特别在SO2排放上，他们计算出一国人均GDP达到4000～5000美元时经济再增长就会使SO2的排放量降低。
然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正式提出却是Arrow（1995），把经济增长与环境代价的这种关系与库兹涅茨的收入差别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从而将其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其后，众多的学者通过不同的方法对该假说作实证分析，对该假说的正确性众说纷纭。
总的说来，实证研究就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四个结论：
支持倒U形的代表学者有Bruyn等(1998)Pasche(2002)以及Dinda (2004)。他们的主要观点认为随着经济增长，技术会更完善，以前的重污染产业会得以改造；并且产业也会逐渐从污染大的第二产业向环境代价小的第三产业发展，所以环境会得到改善；人们的收入提高后自然会对环境等因素有更高的要求，从而会督促环境保护，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
支持环境代价随经济增长单调递增的代表性学者有Roca等(2001)和Kwon(2005)。他们利用IPAT等式对CO2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作分析发现，排量总是随经济增长而增长，不曾有过下降趋势，所以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不能改善环境，只有依靠技术革新或其他方式才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支持正U形的代表学者有Kaufmann等(1998)和Ariaster (2005)。他们把SO2排放源作了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分类，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在生产方面因为技术的提高，环境会得到改善，但这样的改善会被消费所抵消，加总后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反而会呈现正U形，同时也首次提出环境经济政策对环境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支持N形的代表学者有Friedl , Getzner (2003)。他们认为尽管环境会因为经济的增长有所改善，但如果遇到大的变化或环境政策的松懈，环境污染会重新加剧。
二、现状分析和结构安排
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而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根据世界银行在2004年The Economist上的测算，中国因为污染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仅从医药开支上就占年GDP的8%～12%;在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而由中国环保局调查的300个中国城市中近三分之二的城市空气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不可能在短期内自动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实际上中国的污染情况不仅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对全球造成巨大影响。目前国际社会对此的指责和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比如国际环境组织曾一度指责中国只强调开发非洲的资源，而忽略环境保护，并称之为“环境殖民主义”；还有一些国家也纷纷借口不环保而抵制中国产品。这些指责有很多是有根据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SO2和CO2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北京的沙尘暴天气和青岛的绿藻暴发曾一度为2008奥运会蒙上阴暗。
本文拟从中国各省1995～2005的经济增长和工业粉尘排放的分析来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第三部分从数理上解释本文运用的分析方法，介绍数据并分析结果。
第四部分探讨对策，并指出还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
三、方法、数据和检验结果
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应该齐头并进的必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把国家环保局升级为环保部；把奥运会举办成“绿色奥运”等等。尽管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相继出台了诸如“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但具体落实到各地区时，成效参差不齐。
地方政府更多地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污染是因为环境是公共产品，环境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是可以转移的，并且是全社会成员共同承担环境恶化的后果。而且排放废气、废水的地区不一定就是遭受污染后果的地区，所以地方政府并没有强烈的动机控制生产扩大带来的环境问题。相反的，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让地方政府上缴一定的税收额，并承担相应的事权，一方面激励各地政府狠抓经济增长，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在各地区政府享有较高自的同时也促使各地政府谋求狭隘的经济增长而忽视越来越高的环境成本。
考虑到污染的外部性和传染性，分税制以及从上世纪80年代各省就享有的环境政策制定权，分省来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代价更为合理。所以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
因为工业粉尘排放是中国主要污染之一，本文选择工业粉尘排放来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假说是否在中国成立。
主要的数据有：
从各地区统计年鉴收集并整理得来的年度人均GDP，从中国环境年鉴得来的年度工业粉尘排放。分析的时间段为1995年到2005年。
面板数据模型具体有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先假设H0:数据符合随机效应，要靠Hansman检验来选择采用哪一个模型。
初步的模型先定为
Pit=αi+βyit+γyit2+δyit3+εit
其中Pit是第i个省在t期的人均污染指标，这里是人均承担的工业粉尘排放量；
yit是第i个省在t期的人均收入，这里以人均GDP代表；
εit是第i个省在t期的标准误差项；
αi、β、γ、δ是系数，其中αi是每个省的固定效应系数，对每个省都分别设一个固定效应系数的目的是为了捕捉各省在研究期内地域内不随时间变动的信息。先假设每个省地域内不随时间变动的情况是一样的，也就是H0：α1=α2=α3…
F检验拒绝了省际间情况一致的原假设，所以需要保留参数αi;而hansman检验在1%显著性上也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所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原模型是单因子固定效应模型，在检验过程中也尝试加入第二个因子――时间因子，因为时间因子可以反映一些遗漏的宏观经济因素。加入时间因子后，该因子的确是显著的，但是人均收入的三个系数β、γ和δ都失去了显著性。这表明，该模型确实有一些因素被遗漏。从理论上来理解就是人均收入不是惟一和污染有关联的经济变量，其他变量比如贫富差距、当地环保部门的监管效率、各地区的能源消耗量、工业化程度等等都可以直接影响到污染排放。只是单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假说来看，因为人均收入在模型中至关重要，所以不用双因子固定效应模型舍去时间因素，而用单因子固定效应模型。
从实证结果来看，工业粉尘排放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存在两个拐点：工业粉尘排放开始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逐渐下降，在人均收入达到1304元时达到第一个拐点;然而当人均收入继续增加时，工业粉尘排放也随之上升，在人均收入达到2574时达到第二个拐点，进而一路下降。
四、对策和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从历史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995到2005十年间面板数据并不支持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一定要以环境恶化为代价。在追求财富过程中如何避免对环境的破坏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长期关注的问题。因为环境成本是公共商品的特征，在环保事业上要由政府承担主要的责任。具体的对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在各地区政府的绩效考核时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核算考虑进环境成本。实际上如果扣除环境污染的成本，那些以粗放型为主要经济增长的地区在绩效上会降低。
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力度，鼓励民间监管和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畅通百姓对环境污染的举报渠道。
引导各地向可持续经济发展。建立省际间的排放权交易，为工业化向节能增效方向发展提供平台。
有很多学者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情况作研究。比如陆虹11发现全国人均CO2排放量表现出随收入上升的特点。沈满洪等12用浙江省经济与环境数据得到各类指标的N形曲线，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关系存在更多波动，而不是单纯的倒U型 。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对于研究方法，可以根据经济、环境科学理论加入更多与环境、经济和社会相关的变量。
环境变量可以根据不同污染物的性质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技术分析；
经济变量可以考虑工业化程度、收入差距；
社会变量可以考虑各地政府的效率、各地的受教育水平。
因为中国国土面积大，各省情况相差也大，所以构建一个省际排放权交易体系是可行的。也可以研究设计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排污配额和排放权交易体系。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 , 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14, NBER, Cambridge MA.1991
[2]Arrow, K., Bolin , B., Costanza, R., Folke, C., Holling, C. S., Janson, B., Levin,S.,Maler, K., Perrings, C., Pimental, D. Economic grow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 [J].Science 1995,15 (1), 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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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离不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探讨，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真实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特殊形势下，对GDP的核算在理论上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GDP的核算方法与核算制度存在着局限性
对GDP进行核算时采用的是“生产原则”而不是实现原则，即对成为积累进入存量的投资与现实使用未作区分，这种做法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大的弊端。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特别是在目前的买方市场形势下，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经济中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据国家有关部门对1999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分析表明：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种，占72.23%。大量的无效供给可能会成为永久的库存或只能削价处理。对于这些进入库存或削价处理的商品，在核算时已经计入了GDP，但它们的价值却无法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从而会造成GDP的虚假成份。
（二）统计数据质量存在着失真的可能
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经济结构日趋复杂，经济运行机制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统计对象更加广泛、复杂、多变，给政府统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同时，我国现行的统计体制和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没有按市场规律作出及时的调整，基层统计力量过于薄弱，统计队伍素质较低，这使得统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我国政府统计数据的质量存在失真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统计法还没有真正起到其监督作用，致使我国大部分统计工作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和超脱性，统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往往受利益驱使，统计的质量与可靠性受到威胁。统计工作者的业绩与当地的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领导干部的业绩则与当地所创造的GDP联系在一起，这些现实存在的行为机制客观上强化了行政对统计数据干预的行为，统计部门很难独立地行使统计职权，在许多情况下都不得不从地方利益出发，屈从于领导的意志而人为地臆造数据，从而造成统计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中间扭曲。
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波动率分析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用经济增长波动率来反映：
本年经济增长率－上年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波动率＝──────────────────
上年经济增长率
从1985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波动较大，但自1993年以来波动率基本上维持在-0.02～0.02之间，可见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了较大的提高。
稳定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容，是因为：过度的经济波动对经济的动态效率损害很大，一是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二是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又会造成高失业率。此外，它对人们特别是穷人会造成超乎常规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穷人几乎没有什么资本来对付经济的冲击，他们要维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将比富人遇到更多困难。在那些社会安全网络还不太健全的国家，这种影响可能尤为严重（Furman和Stiglitz1998）。另一方面是由于替代性选择的缺乏，穷人经常从事那些最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的工作，比如农业和建筑业。因此，一场经济危机会严重地恶化他们的人力和自然资产，使他们在其后的繁荣中也得不到好处。
附图
注：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制作。
三经济增长的内在保障：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我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经济中出现了过剩的局面，但这种经济过剩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相对过剩，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1)三次产业结构层次较低。1998年我国三次产业各自占GDP的比重为18:49:33，而同期高收入国家为5:30:65，中等收入国家为9:33:58，低收入国家为23:39:38，（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86页.）我国大致处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2)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效益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产业性质，肓目引进、肓目投资、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呈“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状态。例如，汽车工业在被国家列为支柱产业后，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在“九五”规划中都将其列为重点发展产业，甚至一些县、乡、镇也上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摩托车项目，目前地区趋同率已达70%以上。（注：机械工业的创新与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0年8月18日.）据财政部一份报告测算，进入90年代后，地区工业结构与全国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达90%以上的省、市、区有22个，比80年代增加6.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3%；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7%。（注：中国产业发展与转型的问题和对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2年2月8日.）产业结构的高度相似与雷同，使企业规模过小、数量多，生产分散，集中化程度低，难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最终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益降低，大量生产能力闲置。(3)产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含量低，创新能力不足。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所有工业设备中，目前技术经济性能比较先进的只占1/3，其中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的仅占13%，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的不足22%；性能落后的占2/3。（注：吴铁军，论“十五”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经济经纬，2001年第1期.）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前提，这表现在：其一，产业结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无法取得规模效益，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率低下。此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结构效益来取得的，显然不是高质量的增长。其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所创造的GDP的结构不合理，这时的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却无法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大量低效供给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范围小了，此时的购买也就无法充分反映其真正意愿。可见，如果GDP的结构与人们的需求结构错位，GDP的大小就不能反映人们从中获得的福利，经济增长也就不会给人们带来相同的福利的增加。
四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质量的恶化会造成人们生活质量的迅速下降，因此在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一定不能忽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代价。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翻两番之后，我国为之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空气和水污染，导致了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的下降。从城市大气质量来看，1995年以空气中总悬浮物浓度测算的全球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有15个城市在中国（世界银行1999）（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85页.），其中一些大城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2到5倍。政府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已有29%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影响；水污染的范围在扩大，1995年全国135条受监测的城市河段中，有52条已受到严重污染，其水质连灌溉标准都达不到，危害之大，令人震惊。我国的大气与水污染，尤其是细微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达54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509亿元），几乎是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1-6页.）
另外，我国的森林经过长期的砍伐、开荒和非法征占，原始森林已所剩无几，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已经残破；天然草地由于长期超载放牧、毁草开荒、乱采滥挖野生植物、淘金开矿，草原生态系统已经并继续处于大面积退化之中。据国家环保总局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90%的草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全国“三化”（退化、沙化、碱化）草地面积已达1.35亿公顷，并且还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2页.）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2%，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3%.（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6页.）
GDP虽然扣除了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即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转换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但并没有扣除为谋求增长而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所谓资源和环境代价，就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因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自然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质量退化成本等，因此用现行的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经济增长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特别是子孙后代的福利水平，这种经济增长显然是低质量的增长。这也是现在各国重视绿色GDP计算、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生活质量问题
联合国出版的《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如果增长没有被转化到人民生活中，它的意义何在。”因此，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失业程度、收入分配状况等），它是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在几十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过后，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感觉到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提高。究其原因，是因为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社会出现了两大困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越来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况。
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增长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它们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因为经济增长以技术进步为前提，因而会引起技术性失业。据统计，这几年我国每年下岗职工大约为650万左右，每年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安置200-300万，也就是说每年我国将有400万左右的下岗职工加入失业大军行列。另外，据专家估计，依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和耕地面积情况，农村仅需不到2亿左右的劳动力，而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的除外）为3.3亿左右。大量剩余劳动力聚集在有限的耕地上，造成农业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极其低下。我国统计失业率通常只有3.5%左右，而实际失业率即使取一个保守的数字也可达8%。（注：李华强等，试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存在的七大问题，山西统计，2001年第6期.）如此之高的失业率大大削弱了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越来越不合理的趋势。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差距在日益扩大，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1990年为2.17倍，1998年为2.51倍，1999年为2.65倍。由于城镇居民还有各种福利收入和补贴，农民收入中扣除生产投资费用和各种不合理的负担，则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更大。此外，在农村和城镇居民各自内部，收入分配也极不平衡。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85年为0.264，1990年为0.310，1995年上升为0.34；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85年为0.18，1990年为0.23，1995年为0.31，90年代末已上升为0.467。从全国来看，按照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我国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比较，1978年为2.7倍，1990为4.0倍，1999扩大到6.6倍。（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8页.）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0。据估计，如果包括非正规经济，基尼系数应为0.51。（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ⅩⅤ页.）
经济增长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然而这些财富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建立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富人收入和欲望满足的增长，而且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高失业率和扭曲的收入分配状况不仅是社会安全的隐患，而且会造成人们享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机会的严重不平等，最终影响到人力资本的投资上。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可以通过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队伍加入到经济中来，从而促进经济在长期内更快发展。
可见，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仅是指增长速度的快慢，它还包括经济内部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上述种种负面影响，是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病。目前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过程中，同样不同程度地产生了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决不能步一些发达国家的后尘，待问题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增长与社会稳定时再来进行补救。我们必须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深入人心，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
【参考文献】
[1]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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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1-0042-02
1 导论
“资源的诅咒”的涵义是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较早对“资源诅咒”问题关注的是Eary和Wijnbergen（1986）、Gelb（1985）、Auty（1990）。1993年，Auty首次提出“资源诅咒”概念，即丰裕的自然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非有利条件，反而可能成为增长的限制因素。Sachs和warner（1995）的经典文献选取87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检验一国经济增长与其所拥有自然资源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以上分析针对的是国家，那么在省级范围内否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文章从此角度着手，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以及资源型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如何应对。
2 我国资源分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表1给出了1985-2009年我国部分地区的自然资源产出和经济增长数据。表中只是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某些省份的数据，以说明问题。在衡量各地区经济增长快慢程度时，考虑到各地区人口因素的影响，下文采用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增长的指标，公式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T）ln（PGDP1/PGDP0）
其中，T为增长年限，PGDP1为2009年各省份人均GDP，PGDP0为1985年各省份人均GDP。原煤、原油和天然气是1985-2009年间的平均产量。
从表中可看出平均经济增长率较高的是福建、广东和浙江，虽然其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经济增长率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超出全国平均增长率约1-2个百分点。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辽宁、山西、陕西等省份，虽然资源丰裕但经济增长较慢，其较全国平均水平低大致2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了并不是自然资源越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就越高，同时也印证了国际范围内存在的“资源诅咒”问题在我国也存在。
3 “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3.1 要素转移效应引发“荷兰病”
资源丰裕的陕西、山西的工业结构性矛盾正体现出“荷兰病”的症状。由于这些地区自然资源的丰裕、较大的市场需求以及中间的利润，政府和民间的资本都会转向资源部门，引发该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时较高的工资水平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造就了造成该地区采掘业和消费型服务业的畸形繁荣。以陕西陕北为例，由于有大量的自然资源，政府、私人的资本都大量转向此部门，在1995年后陕北经济结构由农业主导转向以第二产业主导。第一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快速发展，2001～2005年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石油天然气开采、煤炭开采、石油加工及炼油产业等资源型产业占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90.34％，但同时，三产业比重却徘徊不前。
资本的转移限制了制造业和生产业的资本投入水平，其不得不花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而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虽然自然资源部门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其他部门产品的需求，但是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购买其他地区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地区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而制造业作为工业化时期技术创新和企业家成长的摇篮，它的衰落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形成致命打击。
3.2 产业结构抑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从长期看，人力资本和科技水平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在资源丰裕的地区，畸形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初级产品的生产构成了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这些部门并不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因此扩大教育支出以增加人力资本对这些地区是没有必要的。对于个人而言，由于就业领域仍然以初级产品部门为主，接受教育以提高其人力资本的收益并不高，因而个人也缺乏接受教育的激励。由于教育支出不足、人力资本匾乏，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被极度压缩，因此，资源丰裕的地区往往也缺乏长期增长的动力。
当然，资源产业的繁荣及其企业的高工资和高福利会吸引外来人员，但对于当地更多的家族经营、粗放管理的模式下，没有形成两权分离的委托――制度，不利于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作用的发挥。也就意味着吸引更多的是初级人才，由于缺乏市场高级人才的数量去没有显著增加，因而挤压了相对更倚重人才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良性发展
3.3 外部环境恶化促使资本外流
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矿产资源的开采都会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伤亡事故。例如到2007年底，榆林市因煤炭开采形成的采空区面积达339.57平方公里，其中塌陷64.25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近万人，损毁房屋4500多间，耕地2.4万多亩，林草地近7万亩。并且随着能源资源的大量开发，造成了一些地方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水资源和大气污染加重。特别是大量小厂矿的乱采乱挖，增加了许多新的污染源，使脆弱的生态环境区域雪上加霜。在这样恶化的外部环境下，为追求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生活空间和消费场所，一些富裕的人群便将资金转移至环境较好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据报道，每年仅房地产购买一项，山西省外流资金就在100亿元以上，这个数字对于经济落后的山西而言，绝对是一笔巨额财富。
此外，由于当地制造业逐渐萎缩，矿产开采积累的资金缺乏可供投资的对象，投资环境的恶化不仅难于吸引外部资金进入，也迫使本地投资者将资金转移至其他地区寻觅投资机会。这就形成一方面政府花大力气、高成本地从外面引资，另一方面本地富豪却不断地对外转移资金的奇特现象。
4 资源丰裕地区应对“资源诅咒”的建议
4.1 根据地区特色积极实现产业多元化发展
奥提（Auty）认为产业的单一是资源丰富国家经济绩效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解决资源诅咒的首要措施是发展多元化产业。其可依托能源产业发展获得的资金，按照“高起点、高科技、高附加值”的要求大量发展有潜力的产业。重点发展煤、电、天然气为主的工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化学工业、冶金工业、制造业等；同时把旅游业、生态农业、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作为重要的战略产业和支柱产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例如陕北的榆林有大量优质的旅游景区：全世界唯一存留的匈奴都城――统万城；万里长城最大的烽火台――镇北台；不亚于平遥古城的榆林古城等，但都由于投资不足没有进行积极的开发，对旅游景点的打造、包装不足，无法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旅游产业，通过一定的政策，给予一定的贴息或旅游发展基金等，以做大做强旅游产业。
多元化的产业发展起来后，可解决民间资本外流的问题，这对于政府引导资金进入相关产业提供很好的契机。并且可扭转资源丰裕畸形的产业结构，资本不再只是进入能源产业，也会积极的进入制造业，对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吸引高端人才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4.2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培育创造财富的能力
经济学家Barro对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显示：初始的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因此资源富裕的地区必须加强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投入水平，以加快科技创新带动人力资源提升，以优厚待遇吸引人才，充分挖掘现有人力资源潜力。首先政府必须增加对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改善不合理的教育投资体制，重点放在基础教育和对普通劳动者的再教育和培训上，吸引外来的技术人才和知识人才，积累宝贵的人力资本。其次是增强居民自我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不是靠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获得更多收益。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要农民进入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就业，并且不是暂时性的就业。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提高健康水平的人力资源开发，可以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提高，有助于实现人口、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4.3 建立合理的资源价格机制，完善资源补偿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资源产品价格受政府管制，价格偏低，目前我国水价仅为国际水价的1/3。大量高能耗产品争相出口，有些产品价格之低甚至接近倾销。为此，应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研究有关的价格和收费政策，形成有利于节能的价格机制，在提供普遍服务的同时，发挥价格对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能源需求的调节作用。在定价时，必须充分考虑能源开发中的资源代价、生态环境代价、生命代价、后续发展能力代价，并且加上“机会成本代价”，以维持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进一步改革资源税，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资源税作为一个地方税种在我国税制体系中只能算一个小税种，开征以来存在税率比较低，从量计征，以及税收总额少等问题，其征收并没有构成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的区域财政能力的明显差距。因此，可以适当提高资源税率，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把这部分利益让给地方，让他们拿出来解决教育问题、环境问题和农村问题，而且也有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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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能源资源储量难以满足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
我国经济以年均9.9%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年，经济总量增长了17倍，资源和能源消耗量差不多增长了15倍，由于我国高科技缺乏核心技术，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为主，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付出了更多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1%，但是已探明可供开采的主要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人均储量相当贫乏，储量相对丰富的煤炭人均储量为世界人均储量的76%，石油储量为世界总储量的1.8%，天然气储量只有0.7%。主要矿产资源占世界总储量的比例也明显偏低：铁矿石不足9%，锰矿石约18%，铜矿石不足5%，铝土矿不足2%。近年来，我国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目前石油和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已超过55%，我国已有的能源资源储量难以满足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
2、我国污染物排放量和环境治理成本快速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生态变化“翻天覆地”，环境污染史无前例。2004-2009年连续六年的核算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环境污染治理压力日益增大。六年间基于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代价从5118.2亿元提高到9701.1亿元，增长了89.5%，其中2009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13916.2元，较上年增加9.2%，约占当年GDP的3.8%。2010年主要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高达2551万吨，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2010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2185万吨，其中工业所占比重高达80%，空气污染正从煤烟型污染向机动车尾气型污染过渡。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超过美国，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二、发展绿色经济是可持续增长的最佳选择
为了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应逐渐改造和摒弃传统经济模式，发展新型经济模式。主要包括：在生产的过程中，对生产和消费的废弃物进行“减量化”、“再使用”和“再生循环利用”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探索从生产的源头减少资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低碳经济模式；积极推动生态工业园、生态农业等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总之，要推行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为核心内容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绿色经济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传统经济技术改造与创新，包括资源削减技术、再循环技术、无害化技术等，减少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废弃物的排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资源密集型企业转变为技术密集型、环保型企业。二是大力发展节能减排的高新技术，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实现智力资源对环境物质资源的替代和经济活动的知识化、生态化转向，培育和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企业，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未来10年我国绿色经济增长情景预测
我们将未来10年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2-2015年，第二阶段：2016-2020年。按照传统经济模式、绿色经济A模式和绿色经济B模式三种情景进行预测。在不同的增长模式下，GDP增长速度存在差异，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比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不同，与此相关的污染物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也将趋于减少。
1、传统经济模式：经济增长较快，产业结构失衡加剧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假定农业生产基本维持现状，受到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生产高速增长的推动，第二产业继续以明显高于GDP的速度增长，第三产业保持缓慢发展的态势，在粗放式增长格局下，全国经济可以实现较快增长，参见表1。根据模型预测，2012-2015年全国经济增长将达到9%，GDP期末值将达到665651亿元，三次产业分别增长3.5%、10.2%和8.8% ；2016~2020年GDP年均增长8%，GDP期末值将达到978060亿元，三次产业分别增长2.8%、9.3%和7.4%。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由于第二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速，第三产业增速放慢，其结果是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进一步加剧。2015年和2020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分别为48.9%和51.9%，比基准年2011年分别提高2.1和5.1个百分点，为历史较高水平。而第三产业由于增速较慢，占GDP的比例不断降低，2015年和2020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分别为42.8%和41.6%，比基准年分别降低0.3和1.5个百分点，三产比重呈现不升反降的格局。第二产业快速增长的趋势与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不符合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战略。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不能满足广大居民对服务消费的高层次需求，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利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的建立。（见表1）
2、绿色经济A模式：GDP增速略有下降，产业结构有所优化
在绿色经济A模式下，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有所改变，一方面传统工业被大量压缩和改造，用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投资多于发展性资金，而新型工业和生态工业方兴未艾，难以完全替代传统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致使一定时期内产业增加值总量减少和增速减慢，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另一方面，绿色经济要求能耗低和排污少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高科技产业和绿色产业的核心技术较为缺乏，第三产业增速加快和比重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短期内经济增速减慢不可避免，这是由传统经济模式向绿色经济模式转变必须付出的代价。（见表2）
在绿色经济A模式下，国民经济仍可实现持续增长，但增速略低于传统经济模式。我们设定农业增速降低0.3个百分点，通过调整投资结构、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和严格控制高耗能与高污染行业的发展，使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适当放缓，但仍高于GDP增速；通过增加收入和扩大消费，加快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根据模型预测，在绿色经济A模式下，2012-2015年、2016-2020年GDP年均增长8.5%和7.5%，GDP期末值将分别达到653521亿元和946942亿元，增速比同时期传统经济增速低0.5个百分点。
在绿色经济A模式下，第二、三产业增速和占比差距有所缩小，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略有提高，产业结构有所调整和优化，但第二产业增速和所占比重仍高于第三产业，二产强、三产弱的增长格局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是一种稳妥推行、渐进式的绿色经济增长模式。
3、绿色经济B模式：三产贡献率大幅提升，产业结构趋于绿色化
在绿色经济B模式下，农业增长速度基本保持不变，通过大幅度压缩传统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规模，大力发展清洁环保工业、新兴战略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引导第二产业增速明显下降，约降低1.3-2个百分点，呈现第二产业增速首次低于GDP增速的新趋势；通过增加服务业和改善民生行业的投入，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趋势，迅速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约提升1.2个百分点，使其超过二产增长速度。在此模式下，经济增速没有回落，但产业结构调整幅度较大，经济增长过分依赖第二产业的格局明显改善。
根据模型预测，在绿色经济B模式下，2012-2015年和2016-2020年国民经济增长仍可实现8.5%和7.5%的较快增长，与绿色经济A模式下的GDP增速持平。这是一个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理想方案。（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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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这个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最佳指标的符号，几十年来在中国被赋予了众多的含义：它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把大批的官员推向了更高的位置，但也正是这个GDP，让中国当下的环境和生态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
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创几十年之最，全国上下深受其害。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再为“广东GDP超越韩国”而自喜，或为“中国GDP一年增长一个土耳其”而为傲，将会显得无知和可悲。因为在中国追求GDP高增长的背后，是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项目的竞相上马，以及生态、污染和资源成本带来的环境代价。
由于长期以来“唯GDP”论的思维惯性，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动能一直强劲不衰。近期公布的“十二五”中期评估报告显示，过去几年经济增长超出预期，而节能环保的约束性指标却有四个未达标。环保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依然无法协调。
事实上，业界存在一个能够平衡二者的指标——绿色GDP，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统一，只是这一概念在我国一直未能引起重视。
绿色GDP由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最先提出，它是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即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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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保持合理速度的增长。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增长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合理的增长速度，就业就无法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因此，在改革的攻坚期、深水区，我们要破解发展难题、突破发展瓶颈、化解发展挑战，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仍然是必要的。
第三，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尊重经济规律的增长。我们作决策、办事情、谋发展，都要认识规律、遵循规律。要避免犯脱离实际、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真正做到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要遵循好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这“三大规律”，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包容性发展，通过不断对“增长”内涵进行反思，为增长“脱水”，实现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较大代价，存在效益低下、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水分。主要原因何在？一是“唯GDP”导向。一些领导干部将“发展是第一要义”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要求割裂开来，甚至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结果为了GDP数字的增长不讲成本、不讲质量、不讲效益，甚至造成质量和效益下降。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痼疾。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是可持续的增长，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从长远来看，这种增长不仅仅是有水分的增长，也是有害的增长。三是政绩考核机制的偏向。在“增长至上”的评价体系指引下，经济增长成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难免出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和市场的手错位、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新官不理旧账、公司化政府倾向等突出问题。
以改革之手为经济增长“脱水”，实现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南。原有的外需拉动、人口红利等增长动力减退，倒逼我国经济逐步转换增长动力，着力打造“中国质量”，实现增长质量上台阶。新常态经济下，实现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应当全面深化改革，在改进考核手段、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推进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力。
改进政绩考核手段，不单单以GDP论英雄。要树立为人民谋利益的政绩观。各级政府应当把GDP当成预测性指标，而不是层层考核的指令性指标。换句话讲，应当更加强调就业优先的指标。如果有可能，可考虑以就业、收入、CPI、环境指标替代GDP。
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的本质要求，关键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在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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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国内经济发展新的水平看,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部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新的更紧迫的要求,改革已势在必行。比如,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日渐加剧,迫切需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生产要素成本趋于上升,迫切要求提升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迫切要求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和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迫切要求推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得靠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
理论上看,速度和结构都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速度过快或过慢都会带来严重问题,而经济结构不合理则会带来更大危害。长期以来,我国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诸多结构失衡的代价,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失衡表现得尤其突出。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结构失衡问题的弊端充分显现,给我国的经济运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这些冲击和困难,科学解决之道在于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的前提下调整经济结构。只有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前进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才可以通过科学发展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反之,低速增长或负增长将无法为结构调整带来必要的空间,不仅不能使结构性问题得到改善,反而会使之更加恶化。
从短期来看,“保增长”与“调结构”难以回避一些固有的矛盾。例如,当前就业问题仍是我国面临的严峻问题,要拉动就业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为调整结构而减少投资,则就业无法保障,居民可支配收入难以获得,消费内需无法提振;如果为维持就业而扩大投资,则产能需要通过出口加以吸收,否则产能过剩,经济增长则难以为继。因此在总量保增长的同时,我们应更多思考速度和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避免总量增长加剧结构失衡。
一年来,我国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出台了抑制产能过剩、推动机制创新、制定产业规划、推进区域协调等一系列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改革措施和规划,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并已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总体来看,结构调整步伐还跟不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与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的要求不相适应,甚至在某些领域还付出了结构恶化的代价,因此必须要警惕总量刺激计划加剧结构失衡的问题。
一、警惕投资与消费的失衡
数据显示,迄今为止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来自政府扶持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去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7.4%。相比之下,消费增速依然乏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5%。在投资的强力拉动下,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突出,甚至一些有发展前途的新兴产业,如太阳能、风能等也不同程度存在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等问题。
二、警惕经济增长与所有制结构失衡
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中,一些政策向国有企业倾斜,而对经济健康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未能充分享受到政策的普惠,在某些经济领域还有可能受到国企市场扩张的排挤。民企困境得不到有效缓解,客观上会对民间资本形成“挤出效应”,使投资主体趋于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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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力实施“长治”、“天保”、“退耕还林”、“荒山造林”等生态工程,使全县森林覆盖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全县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分别由1988年的33.7万亩、18.9%和69万立方米增加到2007年的144.2万亩、38.4%和324万立方米,森林资源实现了“三个同步增长”,全县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基本上实现了“生态-粮食-人口”的协调发展,并成为全省首批绿化达纲县和经济强县。同时,全县经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生产总值从1987年的2.17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45亿元,增长20.73倍;财政总收入从1987年的1782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8.69亿元,增长35.55倍,翻了五番多;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7年的387元增加到2007年的2930元,增加2543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得到了有机结合,基本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二、生态经济是金沙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生态经济作为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既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不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生态平衡模式,而是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和相互协调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大力倡导发展生态经济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金沙经济社会正处于高速增长的时期,特别是近几年来,金沙经济高位运行,生产总值连续5年增长超过了10%,财政收入增长超过了11%。经济的增长、财政收入的增加,90%以上是依靠煤炭产业及其拉动效应,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其次,经济增长是有代价的。我们以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来选择低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低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生态经济方式。金沙目前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煤炭开发,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探索生态经济的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否则,即使有了高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的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煤炭资源开发仍需消耗大量坑木,这对森林的保护带来巨大压力。所以,积极寻找和培育新的替代支柱产业,综合利用煤矿资源,走节能高效的生态经济道路,是金沙面临的紧迫任务和必然选择。第三,金沙经济发展要发挥后发优势,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认识和发挥生态经济的裂变效应。如板桥村的立体生态农业,其经济增长方式已由原来的单纯农业发展成为多种成份组成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立体生态农业,还带来了旅游、餐饮等服务业新的增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三、生态经济是构建和谐新金沙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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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增长有哪些因素？
站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如何解决经济增长的目的，实现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笔者认为，有两点必须考虑：一是尽可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这是居于经济发展首位的目的；二是争取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保持对外贸易的总体平衡、略有结余。满足这两个目的，就算是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问题是由于一些增长条件的约束，实现理想的增长并非易事。具体必须考虑到以下一些因素：——居民增长的消费需求因素。居民消费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居民消费本身的增长也并非是越快越好。一般来说，人类在解决温饱、生活实施初步完善以后，消费的增长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这时候，主要追求消费的品质、安全、环境和健康等因素，消费表现出科学合理而富于理性。特别是在没有大的消费升级和更新换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片面追求过高的消费品零售增长，以此带动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同时，消费还受到收入增长水平的限制，在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不能指望消费增长有很高的速度。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并非是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不会有大的增长。——资源的供给因素。资源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今世界，凡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未必就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但这并不能降低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长期发展来看，一个国家如果资源匮乏，会制约自身的经济增长，其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它获得外部资源的能力，以及它利用资源的水平和效率。考虑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必须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速度和数量。——环境容量因素。在现代社会，环境成为人们重要的消费元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必须在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的经济高速增长，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人们的消费，事实上抵销了部分的经济增长。比如由高速增长引致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必然会明显加大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加重环境治理和修复的投入经费。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就要认真考虑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问题。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环境容量有限的国度，更要考虑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刚性约束。——国际竞争力因素。国际竞争力强的国家，经济增长会有较大空间和回旋余地，国内外市场的利用游刃有余。通常在国内市场需求疲软的时候，可以在国外市场上争取较多的份额，并且在应对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关税壁垒等方面也能保持一定的优势。中国过去若干年里的经济增长，除了改革驱动和投资拉动外，主要是依靠利用外资、扩大出口，以劳动力的低成本、环境准入的低门槛以及土地的低价优惠。今后一段时期，原来那种有缺陷的国际竞争力优势将好景不在，过去的增长方式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必须在争取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方面有所突破。——科技创新因素。无论是在消费层面上，还是生产层面上，科技创新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使用什么样的工艺和设备生产，有多高的劳动生产率，产品的品种、性能如何，都跟科技创新有很大关系。并且科技方面的创新，不可能靠单纯的引进。虽然在某个历史阶段，资本和技术的引进会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没有自身的创新，经济增长只能主要表现为是“懒汉式“”寄生型”的。从长期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科技自主创新的环境、创新的人才，以及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趋势，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因素加以考量。——制度因素。经济制度涉及到人的权力、利益和责任，决定人的行为，是约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作为经济制度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能否激励人们追求利益的动力、规范经济行为，并形成有效的宏观调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比如在收入的宏观分配问题上，如果基尼系数过高，财富急剧向少数人集中，多数人并没有同时分享发展的成果，同样在事实上抵销了实际的高速增长。并且这样一种分配制度，不可能维系长期的快速增长，甚至有可能成为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