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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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本文所说的“成本”，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不限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本。所谓成本化解，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提出。 

 

(一)实践角度 

不难想象，在原始条件下，人们无论怎么勤奋地劳动，其结果最多只能获得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其间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一巨额经济成本是怎样化解的?或许有人说，人是高级动物，不仅有体力能劳动，而且还有智慧可以发展科技，人类正是依靠科技不断进步才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的确，科技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经济成本。但是，原始人终日赤身****分散劳动，有什么条件和时间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资料，原始人何来研究科技的动力?须知，人们从终日赤身****分散劳作到有科学研究，其间同样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巨额成本又是怎样化解的?——于是，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 

 

(二)理论角度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经济理论，研究了劳动生产力的改进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生产成本化解问题。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时发现了交易成本。显然，交易成本是与生产成本不同的另一种经济成本。就此，我们提问：第一，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继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问题不易，那么，这两种成本是否穷尽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抑或还有其他成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可能发现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三)比较角度 

科学史表明，仅凭人的感官不足以认识事物，理性计算才能发现更深刻的规律。物理学就有一个能量过程的计算问题，物理学家运用于探索原子系统，发现了一系列出乎经典物理学意料的全新过程和规律，创立了量子力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相当于物理学的能量过程计算。因此，笔者预言，通过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有望获得与量子力学相媲美的经济学成果。 

 

二、问题视野中的成本分类 

 

经验证明，提问方式决定着对事物的分类方式。本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问题为主线，找出可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过程所需要的成本分类。 

 

(一)生产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划分，所谓“生产”，仅指人对自然的活动，亦即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物质变换活动；由此，所谓“生产成本”，仅指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现以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由此探索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原始人开始。显然，对原始人来说，“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只能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没有分工没有交易，当然更没有物质资本。这就是说，对原始人来说，他们的经济活动只有生产活动，生产成本只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 

如前所述，原始人这种赤身****的分散劳动，最多只能谋得最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来人类的生活水平是如何获得提高的呢?对此，亚当·斯密做了开创性探索，其名著《国富论》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接着，他用大量的事例证明了上述论点，并且在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分工其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关于后者，他写道：“这种由于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长，是由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劳动分工，使每一个人的业务降为某种简单的操作并成为终生的唯一职业，必然使熟练程度获得提高，从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长。第二，劳动分工，减少了劳动者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因而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劳动分工，使劳动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目标上，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因而劳动者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地达到目的的方法，进而发明特定的劳动工具和机器；此外，劳动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从简单劳动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而且科学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获得快速发展；工具、机器的发明和科研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诚然，斯密说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可以视为第一个探索成本化解问题的理论。 

那么，分工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类从原始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对此，可作粗略的逻辑演算。

第一步，假设整个社会只有两个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规律，如果他们不分工，那么其产出各是1，社会总产出就是l+l=2；如果进行分工，劳动效率可获提高，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对上述计算进行逻辑推论。如果整个社会有3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读为“远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个社会有m(m是任意自然数)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

因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数，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会总人数m足够大且分工的层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产成本。诚然，分工层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现实是直到今天最发达国家社会分工的深化过程仍未终止。由此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前面，我们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然而，这一结论只是逻辑上的，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简单。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来的学者通过重温康芒斯关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论述，从而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经济活动就分成两个领域即“生产”和“交易”，而经济活动的普遍成本也分为两大类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产成本而生成，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结果，可用一个字来概括：专(产品专门、资产专用、劳动者专业)。词典解释，“专”，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动“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强从事这件事的能力。因此，“专”就是“偏”、“强”，它的“强”是以“偏”(即以放弃“完整”和“独立”)为条件的。产品专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消费，资产专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使用，劳动者专业(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劳动。这就是说，分工必须以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为条件，否则分工不仅无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一种“专”必须与特定的另一(或几)“专”相匹配，而不能随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专”与“专”之间的匹配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变化趋势怎样?显然，分工就是行业分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劳动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与“行”之间的“山”就越多越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层山叠岭望而生畏。这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行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越来越难，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本文第一节已经证明，分工可能化解生产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又获得如下认识：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将生成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同样无止境。这正是“没有免费午餐”，人类从分工可能化解的生产成本，又被协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分工是经济，爱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结论：即使能够证明劳动分工可以化解生产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而协作增大交易成本的两难选择中，人类发明了交易组织。词典解释，“组织”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组织的特征则在于“合”。第一，交易组织是交易活动的中介，各成员可通过这一中介和获取分工、交易的信息，从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组织可压缩交易次数，交易有可能是同类多次，而有了交易组织则同类多次交易可一次进行；第三，交易组织可通过总结交流交易经验，发明简便高效的交易技术，制定交易规则，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诈，仲裁交易纠纷，监督交易的实施；第四，有了交易组织，交易本身还可继续分工，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管理成本指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它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管理成本的内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质，即管理成本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前一要点大约无异议，无须多作解释；后一要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已有理论相悖，需要多说几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将其一般化，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拉近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学者们将“交易”与“生产”并列对应，将“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并列对应，有意无意给人以如下信息：交易与生产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这是值得商榷的。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产活动才是原生的经济活动，而交易则是生产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产成本才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而交易成本则是生产成本的转化或替代。其二，学者们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这给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这是不正确的。首先，人们建立组织，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组织建立的逻辑前提，因此，就不能说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或者说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其次，一般的，组织绩效即被组织化解的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也即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所花费的成本，是两个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个名词“交易成本”来称呼两个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导致概念混淆，以致对组织过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无法进行。再者，学者们否定或忽视管理成本的独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归根结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没有必要确立独立的管理成本)。但是，这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交易成本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成本，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不存在独立的交易成本，这样交易成本的理论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见，否定管理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须强调，认识到“交易成本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的完整过程和规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组织的建立和维持运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将来实现社会大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因生产不足而导致的利益矛盾，这种成本依然存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将十分微小。然而，在现阶段管理成本绝对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为三大疑难。其一，一致同意疑难。组织建立和健康运转的关键，是集中组织成员的偏好，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然而，在分工协作必须通过交易(利益交换)才能实施的社会发展阶段，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组织强制(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组织强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车疑难。大家知道，组织运行需要管理制度，这在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强制手段实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当然，如果组织全员自觉参与制度生产，制度生产成本尽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如果全员参与，那么收集制度生产所需要的信息就变得很容易)。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人们为了规避公共品生产中的个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这就使得制度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监督疑难。对组织成员实施监督，是落实组织制度实现组织目标从而维持组织运行必不可少的举措。然而，监督的困难在于：监督者也需要监督；于是，可能产生监督系列无限倒退的逻辑困境——这就是监督疑难。监督疑难将使潜在的管理成本大得无法计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吗?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径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径就是以各种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知识的结晶，因而是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情况下的组织目标孵化器和组织制度生产指示器。意识形态的建立，就如在组织中建立了一个磁场，从而使组织监督和控制变得容易。此外，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识形态的效益不仅惠及意识形态的创立者)和成本内部化(意识形态的成本却仅由意识形态创立者承担)的特征。正因为此，意识形态成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意识形态成本

然而，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样要花费成本。首先，意识形态的创造需要花费劳动；其次，经济利益集团化使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替代过程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甚至需要通过残酷战争和政权更替才能实现；最后，意识形态对组织成员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员自觉基础上，因而效率较低。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有四种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讨论将证明，仅就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不涉及过程的循环)来说，意识形态成本是最后一类相对独立的成本。因此，我们有结论：在“成本化解”的问题层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有且仅有四种，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确立上述四种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进，我们将会看到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

三、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竞争

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由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所构成。在汉语中，“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其中的“集体”，可以指人的集体也可以指物的集体(例如机体中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也可视为一种组织，机器也可视为一种组织，因为他(它)们都是以物为元素组成的集体。这样，上面所说的“组织生态”中的“组织”，就有两类三种：以人为元素的集体，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组织(下称“人类组织”)；加上以物为元素的集体即人和机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组织。

(一)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

要说清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必须先讨论机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它可替代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这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用不着多说。本文要增加的新内容是：机器不仅可物化人类劳动，而且还可物化人类组织(物化企业，物化市场，甚至物化分工协作的整个社会)；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对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器可物化人类组织，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说明劳动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经列举了许多分工协作组织，例如，制针业的分工协作组织、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但是，后来这些分工协作组织都被一台相应的机器(制针机和制钉机)所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16－417页也曾谈到“一台信封制造机”取代“信封手工工场”的情况。显然，如果没有制针业分工协作组织和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就没有后来的相应机器；如果没有“信封手工工场”，就没有后来的“信封制造机”。这就是说，后来的制针机、制钉机是对前在的制针和制钉分工协作组织的物化；后来的“信封制造机”是对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场”的物化。历史走到今天，机器不仅可物化简单的分工协作组织，甚至可以物化复杂的局部市场(如电子商务)，物化庞大复杂的分工协作的世界社会(互联网)。可见，机器可以物化人类组织，这是一个日益明显和正在快速推进的事实。

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在成本化解问题上会带来什么结果?回答：机器物化组织，保存着组织分工协作对生产成本的节约，但并不继承分工协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针机各部件的配合协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机器保存着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诚然，制造机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生产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有了终端。由此，我们将看到成本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

(二)成本化解循环链

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环链。

首先，从静态看，成本化解过程是一条链：生产成本一(分工协作化解部分生产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组织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识形态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识形态成本_÷(机器化解上游过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产成本。诚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化解”的成本量与“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逻辑上有三种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这毕竟显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篇2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企业能不能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健康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管理者是否具备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一、了解和认清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转轨的步伐明显加快，但与之同时，一些与市场经济不和谐的因素也随之而来。一些企业管理者对于市场经济缺乏深入研究，仍受传统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影响，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游戏规则感觉陌生，与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不相适应。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企业管理者应了解和认清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主要包括供求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等。其中供求规律是揭示供给、需求和价格三者间变动关系的基本规律。伴随市场供给和消费需求的增减，市场供应者和需求者也会不断调整自己的供给和需求，直到供求动态平衡为止。价值规律则是指商品的价值量主要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以商品的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而商品价格又会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竞争规律则揭示了商品个别劳动时间越是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竞争优势就越大。

二、研究和掌握市场经济的运行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历史形式，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它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结合，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不具有姓“资”和姓“社”的性质，它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文明成果，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同样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关键要看市场经济同哪一种社会制度相结合。

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是以市场作为主要手段来配置资源，它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决定了其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统一，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企业作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最重要的市场活动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这既是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特征，也是市场经济对它的客观要求。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使自己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主导力量；企业管理者也必须加强自身的学习和提升，在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贡献自己的聪明与才智。

三、学习和提升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企业管理者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驾驭能力。企业管理者要重视对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的研究，重视学习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从而确定自己企业的发展战略方向，作出与之相对应的战略决策。

（一）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

观念产生于社会实践，又反过来指导社会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人们的旧有观念，将人们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破除了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甚至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观念的发展同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对应的，经济发展暂时落后的地区，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先进的观念；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并不表明它所拥有的观念都是先进的。作为企业管理者，在从事市场经济的具体活动过程中，必须要适时转变观念、与时俱进、跟上形势，但也要防止就观念论观念。企业管理者观念的树立和转变必须立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企业经营运行的实际，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会落伍，不会被市场经济所淘汰。

（二）要有宽阔的胸怀和眼界

俗话说：“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管理者胸襟要宽、度量要大，能够容别人难容之事与难容之人。古今中外凡能举大业、成大事者，无不是胸怀宽阔，志向远大，能够容人的人。企业管理者的胸怀和眼界，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企业能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稳健经营。实践证明，企业管理者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宽阔的眼界，会使得企业的市场反应能力和竞争力优于其他企业。企业管理者胸怀和眼界的宽窄，既反映了企业管理者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观察分析问题的角度和判断。胸怀和眼界狭窄，容易被经验主义、传统做法和惯性思维所束缚。胸怀和眼界宽阔，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奋发进取。企业管理者只有放眼世界，才能在快速的市场变化中看到自己的差距。也只有认识到了差距，企业管理者才会不断学习，再接再厉，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审视企业的发展实际，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当中。

（三）具备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

篇3

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首先应遵循世界经济与世界市场的基本规律。世界经济发展的四大基本规律是指世界经济生活国际化规律、世界经济一体化规律、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世界科技不断纵深发展的规律。由于它们在世界经贸领域都具有普遍性、大量性、长期性和持续性等基本属性，作用大、范围广、影响深，对世界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主要内容、发展过程及其主要方面都起着巨大作用。从宏观上看，它对各个国家、地区和区域集团的综合国力与综合经济实力的形成，对国家竞争力量的对比及其相互关系的结构性变化起着基础作用。从微观上看，对企业、企业集团参加世界市场竞争，彼此的兴衰和消长起着催化和推动作用。我国民营企业要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既是这四大经济基本规律的作用结果，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次要遵循国际价值规律。由于市场的中心问题是价格，世界市场的中心是世界市场价格。无论是世界商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世界科技与劳务、信息市场等，都有一个价格问题，都要受国际价值规律的支配和作用。国际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国际生产价格是世界市场价格的理论基础。

因此，我国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要严格遵循四大基本规律和国际价值规律，转变自身增长方式，寻求世界市场的新增长点，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增强自身竞争力为出发点，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主动去适应经济规律，规避风险，拓宽市场，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发挥比较优势

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一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能否使主导产业具有优势，产业具备优势就必须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的源泉则在于企业建立和培育自我加压、不断进取的创新机制。”按照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差别，在于比较优势，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关键是突出比较优势，只有具备了比较优势才能具有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竞争力。

从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来看，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是有生存和发展可能的。首先，按照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差别。我国民营企业存在着企业规模小、产品技术档次低、管理水平落后等比较劣势，但它的比较优势也同样明显。它的责权利高度集中，决策机制反应比较快捷，企业的产品初始往往定位于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的初级产品和一般工业制成品，从而在国际市场细分中占有一席之地。其次，现代企业存在着组织规模扩张的内在动力，但在整体组织规模的演变趋势上，存在着大、中、小企业专业化协作的规律，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不长，大多投资规模小、经营产品单一，存在着拓展国际市场的生存空间。最后，按照资本利润分配的原则，利润分配在产业链的分布上有从低到高的分配规律，对于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不可避免地在国际分工中将处于产业链的上端，但比较成本的优势将在一定时间内得到延续。在产业结构转化和演变规律上，由于技术进步、技术转移和高新技术的开发，而存在着技术后进企业的跳跃性发展的可能。所以我国民营企业基于国际市场的现实情况，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就要积极塑造和发挥自身的成本优势、机制优势、产业优势和服务优势。

调整经营战略

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是指民营企业为实现其国际化经营的目标，重点研究国际化经营的风险、竞争结构和分析自身国际化经营的约束条件，使自身的经营活动适应变化的国际经营环境，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上尚未被满足的经营机会，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差别优势，有效地利用和配置国际资源，指导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总方针策略。

民营企业要进行国际化经营，必须加快经营战略随国际市场变动而调整的步伐。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策略和战略既不同于国内普通民营企业，也不同于从事国际化经营的国有企业。根据对国际市场经营环境和国内政策条件的分析，首先，民营企业要突破“国内生产、国外销售”的传统经营观念，实行“本土化”经营观念，即推行“各国设计、各国生产、各国销售”的新经营观念，以形成自身的特征。其次，要针对国际化经营的不同阶段，设计不同的经营战略。一般而言，民营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要经历四个阶段：一是出口供货阶段；二是自营出口阶段；三是跨国经营阶段；四是国际化经营。

因此，民营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目标市场所在国的市场规则和商业惯例，针对国际市场环境的复杂性，把自身的经营优势和目标市场的分析相结合，提出并实施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营战略。

科学管理和技术创新

科学管理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扩大、领域的延伸、组织架构设置的复杂化，对企业管理模式提出了科学、规范的要求，这是塑造企业经营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我国民营企业内部普遍实行家族制管理，企业中存在家族文化、家长制作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伦理观念，尽管在创业初期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规模的扩大，消极因素也日渐明显，如管理模式的不规范、随意性强导致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企业市场竞争力减弱等。企业管理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瓶颈。所以，在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全面提高民营企业素质，促进民营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重点是提高管理水平，要积极转变管理理念，采用现代管理方式，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生产、营销、财务等管理体系，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技术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和兴旺发达的动力。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必须遵循“以质取胜”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要贯彻这两个战略，必须得依靠技术创新。具体体现在企业经营成果上是产品品牌是否树立，体现在企业运作上关键是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健全创新机制，提高企业技术对市场的反应能力，不仅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生存的需要，更是增强企业竞争力、发展壮大的需要。特别是在我国民营企业普遍技术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我国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必备条件和克服自身产业劣势的根本途径。所以，民营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必须树立新的发展观，以技术创新来求生存求发展，通过多种途径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实力。

篇4

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

国民收入分配是一项涉及亿万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在中国，很少有其他改革的利益涉及面会如此之广。但是，越是关注面广的重大社会话题，我们越是要冷静客观地分析，抓住问题的核心本质。在笔者看来，中国在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上，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层面的两个本质性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公共治理的问题。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很大程度上是腐败以及滥用公权力的后果，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出现的管理、治理上的重要问题，本质上讲，国有企业就是政府的延伸。而腐败的核心，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并且没有得到应有的监督。在中国经济规模迅速膨胀的今天，同一级别的政府官员今天行使行政权力所影响的经济利益，比起30年前乃至10年前，已经呈指数级上升。今天负责城市规划、环保标准、产业政策的官员笔尖，动辄就有上亿元的投资额和资产划过。在缺乏权力制衡、缺乏监督的大环境下，产生腐败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腐败带来的分配不公对社会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第一大举措，就是要严惩腐败，加强权力的监督制衡和公开化。当然，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待遇以及培养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和荣誉感，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本质性因素，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人力资本的市场回报率之间巨大的差距。现阶段的中国，可以说处于市场经济所能带来的收入差距最大的发展阶段。今天的中国经济中，一方面有数额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其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劳务工，他们的工资率仍然很低。另一方面，中国又奇缺具有国际化技能的高端人才。这一巨大反差，带来了不同技能的人力资本之间收入回报的巨大差距，这在发达国家甚至是人类历史上都十分罕见。比如说，一些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竞争是国际竞争，所需要的顶层管理人才必须能和国外的高级职业经理人竞争，而这类人在全球都是稀缺的资源，因此，从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他们的高回报是必不可少的。这部分现代化企业只有吸引到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级经理人才，才具备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才能够继续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收入差距巨大的发展阶段正在离我们远去，其重要表现是，随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逐步乃至完全转移出来，农民工的工资出现了比全社会平均工资快得多的上涨速度。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劳动技能差距带来的收入差距会逐步地下降。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笔者两年前与中信证券刘霖林博士、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红领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走势，而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上升的阶段了（详见《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基本规律》）。

真改革:国民收入分配调节的基本改革措施

针对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要实行两大基本措施。

第一，严惩腐败，规范公权力的使用，让权力在受约束的条件下公开、合理地运行。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提高公务员的收入水平，提升他们的荣誉感和职业素质，同时约束公权力的使用，减少政府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腐败的问题在中国应该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

第二，减税让利是调节收入分配的大方向。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目前的收入差距是最大的，这使中国目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发展本身具有一定自我调节机制，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政府不应该阻碍这种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恰恰相反，应该在短期内帮助这一机制发挥作用，同时，通过减税让利的措施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阵痛。

具体说来，我们的建议有三。

首先，政府在短期内减免若干企业，比如出口型企业的五险一金，并由中央财政代交。

其次，着手研究系统性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体制（详见本专栏2007年3月文章《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个税改革》）。在当前形势下，个人所得税不仅没有缓解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均。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以工资为基础制定的，既没有考虑非劳动收入，更没有考虑工资外的非规范性所得。因此，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应该在扩大税基，即将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等其他收入加总作为征税基础的基础上，以家庭为单位征收，考虑家庭负担，同时大幅度降低税率。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让个人所得税更好地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也能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总额。

第三，大力加强政府的社会性、福利性财政支出。我们建议，通过一些非福利、非制度化的短期过渡性措施，增加社会底层人群的收入分配比重和低端人口的实际收入，但关键是不能将这些过渡性政策制度化。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自身有很强的调节能力，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劳动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事实上快于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速。政府短期内提高财政支出的目的是缓解社会矛盾，减少当前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冲击。

不折腾:不伤害经济发展本身的机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在中国根深蒂固，这是我们过去30年成功的基本经验，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以收入分配调节为口号，揠苗助长，杀鸡取卵，损害这些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方面，金融危机前出台的《劳动合同法》的有关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关注和总结。当前非常流行的几种做法，本质上同样会伤害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并动摇我们长期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