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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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化体制不断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区域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器。区域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型缩影，笔者认为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历程可归为三次发展浪潮。

1.1 第一次发展浪潮

上海经济区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成立。最初，上海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与浙江的杭州、绍兴和宁波等十个城市包含其中。经过试验性的改革，上海经济区最终覆盖了江苏和浙江全省以及上海市。随后，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分别在1984年、1985年、1987年加入上海经济区。这一时期，由于地方竞争激烈加之上海经济区的范围逐渐扩大，没有区域性协调机构的统筹，上海经济区的发展并不成功，八十年代上海经济区的每年的年增长率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1.2 第二次发展浪潮

20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在撤销“上海经济区”并提出了“开放浦东”的发展战略，从此浦东新区成为上海以及整个长三角经济圈的新高地。但从总体上来讲，长江三角洲的一体化发展在九十年代有了质的跨越，在第一次发展浪潮中，苏浙区域合作的形式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与浙北的乡镇企业之间的进行挂钩，进行横向的配套合作，在合作范围上主要是工业加工上进行对接。而在第二次发展浪潮中苏浙沪区域合作模式转变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利用浦东的优惠政策以及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大力吸引外资以及技术引进，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断被挖掘。

1.3 第三次浪潮

21世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已经突破了“长三角”的地域概念，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圈。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中国的经济与国际接轨，在经济全球化的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发展平台，外商把大上海区域视为投资的首选区域；第二，随着市场化趋势逐渐明朗，在南通、杭州等与上海联系紧密的地区的民营企业开始大规模地进军上海，此外，上海也积极进行与省外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对接。

2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

2.1 区域内产业结构同质化，缺乏有效分工与整合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趋同问题成为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绊脚石。一方面，由于缺乏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区域合作制度化水平较低以及各区域的信息不对称长期无法解决，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原材料和资源匮乏，主要依赖进口和远距离运输，长江三角洲区域内各地区产业不能进行有效的细化和分工，不能在区域内进行有效的优势互补和差异化竞争。

2.2 区域内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较弱

长江三角洲地区内各个行政区政府比拼业绩使得区域内的恶性竞争和经济壁垒加强，加之缺少高层决策部门的统一调度，造成大量经济资源浪费。区域内的资本、信息、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存在分割和封锁，使得区域内的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

2.3 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城市发展缺乏精确定位，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缺乏整体协调分工

长江三角洲区域内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以上海、苏州、杭州为中心三个大型的城市群。各个城市在规划建设上缺乏统一观念和恶性竞争使得在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上不能有效地进行分工合作，限制城市之间的互联发展。再者，由于 城市间的行政经济壁垒，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通讯信息化互联设施满足不了长江三角洲整体的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需求，导致区域内整体效应的优势潜力不能发挥。

3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是要建设以上海为龙头，以大都市圈为载体，以国际化、市场化为目标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模式。针对上述问题，下文提出四点建议。

3.1 基础设施一体化

快捷方便的交通、全覆盖的通讯网络是保障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区域通设施的建设可以降低区域之间物流运输成本，是区域内资源流动共享的基础，与此同时交通链条区域的相关产业也可得到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全覆盖的通讯网络体是信息化的载体，其建设可以使信息共享最大化、保障长三角地区物流网的安全、促进三角洲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具体来讲，第一，依托上海的金融、贸易、服务等优质资源，提高国际集装箱的运输比例。第二，宁波、舟山等港口群逐步建设成为上海港的深水外港和中转港。长江沿岸的港口群要形成协调发展的内支线港和喂给港。此外，在陆路交通的建设与大港口群建设需要协同，以此扩大航运网，增强港口的辐射作用

3.2 产业一体化

产业一体化是沪、苏、浙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主体部分。可以根据一体化阶段不同，产业合作的范畴和规模可以进行适应性调整。所以，对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一体化形式可以从旅游、商贸、金融入手，同时实现错位竞争，即对同一领域的发展可以在规模、功能和对象上进行细分。首先以这些领域作为突破口，再向其他领域扩展。

3.3 制度一体化

在制度设计方面上笔者建议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建立制度的主体、构建区域一体化法制、建立区域共同市场的规则。另外，制度建立不能流于形式，建立高层决策机构协调各方力量，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跨界发展政策。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构建需要有效的执行机构作为助力器，以制度性合作推动功能性合作，因此需要对已有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会”的功能及运作进行升级。洋山深水港是浙、沪两省政府跨界合作的重大发展项目，是制度一体化推动功能一体化的典型体现。

3.4 市场一体化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建设的本质是建立区域共同市场。区域内市场体系需要的不仅是商品市场的还有各类要素市场的参与，因此需要疏通产品、服务、人才、信息的流动通道。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市场竞争规则，实现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和公平性。建立有效的市场规则，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发挥上海的国际贸易核心地位的优势，江苏的制造优势和浙江的销售优势，引导优质企业强强联手，共同建设面向本区域性、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大型商品、服务要素市场。第二，在上海、杭州、南京、宁波等中心城市实现错位竞争，即利用各自优势发展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商品交易市场，并且建立起跨区域的集团进行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流通，实现合作共赢的局面。第三，在区域在运用国际统一标准规范市场行为，建立商业信誉体系。

参考文献

[1]韩佳.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2]柴锡.梅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以图画的制度设计研究 [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8.

[3]庄士成，朱洪兴.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与架构[J].当代财经，2007（6）.

[4]曹光杰.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探讨[J].商业研究，2006（5）.

[5]宋巨盛.长江三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J].当代财经，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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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章编号：1009-2374（2016）28-0003-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28.002

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京津冀区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强力引擎。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京津冀发展日益受到重视。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落实、加快推进的关键之年。事实上，京津冀的合作模式始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自“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提出距今已有20多年。虽然京津冀的合作发展历程较长，但是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有行政体制障碍，市场体系不成熟，经济二元结构突出，生态、交通环境问题严重等，所以京津冀一体化始终未能实现。如何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进入实质性的层面，是一个值得关注、探讨的问题。

1 立足本地区的优势特色

京津冀同属京畿重地，濒临渤海，背靠太岳，携揽“三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主席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讲话中指出，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

在推动和发展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要立足于本地区的资源和特色。以天津市为例，天津具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依港而建，因港而兴，港口腹地面积近500万平方千米。为了充分发挥本地区优势特色，实现天津港的快速发展，要利用好港口优势，为主动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力争成为我国北方功能最完备的综合性港口。

2 建立区域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互利共赢，整体推进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利益分配的协商机制，使各利益主体协调在追求共同发展的目标。比如：在税收、GDP分成等利益共享方面要有新的进展；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区域经济利益协调发展政策、法规，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充分调动各地区积极性，互惠互利，共赢发展；搭建一体化合作平台，广泛开展合作交流，减少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解决发展中存在的条块分割现象；一旦发生利益争端，可以采用多元治理模式来化解矛盾，顾全大局，利益兼顾。

京津冀地区应从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全局出发，结合各地优势特色，合理布局工业、农业、旅游、交通等建设项目，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例如，北京要克服“舍不得”思想，从京津冀城市圈建设发展的大局出发，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控制和疏解与首都功能定位不相符合的基础产业，优先疏解高耗能产业，外迁各类批发市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赢得三地协同发展和互利共赢；天津可以利用自身滨海、拥港和毗邻首都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主动作为，也应效仿北京的某些做法，果断地剥离一些中低端制造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承接北京产业错位发展，广泛开展跨区域合作，吸引央企总部落户天津、落户东疆；河北要抓住国家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机遇，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同时抓好公共设施配套建设，改善城市环境，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加强与京津地区的交通互联、产业互补、园区共建、资源共享，主动承接京津地区产业转移和要素辐射，增强对驻京外迁企事业单位的吸引力。

3 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二元经济指以城市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和以农村为主的传统部门并存。为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不断弱化直至破除二元经济结构，可以采取“一帮一”的帮扶措施，实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多渠道加强城乡经济的渗透融合，突破行政体制壁垒，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引导资本、技术、人才、劳动力等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转变政府职能，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环境，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三地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立足于区域优势互补原则和合作共赢理念，推进要素市场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抱团朝着建设统一、开发、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目标整体推进，助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良好发展势头。

4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一体化

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地区科技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具备了在更高起点和更好平台上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的独特优势和良好条件，但由于历史、政策、体制机制、发展差距、国内外各种复杂情况的影响，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仍未能最大化发挥其整体效益，需采取有效措施，整合资源，加快科技创新一体化的发展。

第一，优化科技资源布局，强化顶层设计，克服行政辖区惯性思维的束缚，构建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一体化协调机制。三地应制定方案，着力搭建协同创新战略研究平台，充分调动科研力量，广泛吸纳各类创新主体互动联合，群策群力，打造京津冀科技创新战略高地。北京、天津发挥科技发展的优势力量，起好模范带头作用，河北要积极参与，在区域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中实现自身不断进步。

第二，拓宽合作渠道，完善科技资源交换、互动等机制，加快推动科技资源流动，继续建设各类科技成果信息共享平台，推动研究资源共享；在重点领域探索开展实质性研究合作，精心组织和支持更多的合作研究项目；加大科研和创新资金的投入，整合三地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资源，深入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进一步完善管理方法，努力营造有利于加快科技创新一体化的良好合作环境；共同举办京津冀科学家论坛，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与交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与共享。

5 加强人才一体化建设

人才一体化是科技创新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助力器。为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吸引和留住高端科技创新人才迫在眉睫。

一是加强人才流动的调控，在政策和经济待遇方面向人才倾斜，积极吸引国内外高端科技人才、专家来京津冀从事研发和技术服务工作，为外部人才的进入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平台；二是完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依托京津冀地区的高科技特色优势产业，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顺时依势合理调整高等院校的学科领域和结构，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纽带，做好做优人才的“定向”培养工作；三是用薪酬福利、培训交流、发展空间等多种方式吸引和留住人才，奖惩分明，建立良性发展的激励体系，采用人才入股、技术入股等形式，提升对人才、技术的重视程度，鼓励跨区域人才共用共享；四是全面系统地进行招聘、培训、薪酬、绩效以及劳动关系建设，畅通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同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人力资源体系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紧密融合。

6 加快构建综合交通网络

交通运输服务成为国家战略先行领域，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加快构建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路网。针对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措施建议如下：一是建立高效密集轨道交通网。京津冀三地要以“轨道上的京津冀”为目标，持续建设完善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和地铁四层轨道网；二是完善便捷畅通公路交通网，打通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三是构建现代化的港口群，提升综合运输能力；四是打造国际一流的航空枢纽，缓解水陆交通压力；五是提升交通智能化管理水平，其主要任务包括公交一卡通互联互通建设、ETC电子系统建设、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等。

7 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从目前京津冀地区环境状态看，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最差的十个排名，除了沈阳、郑州，基本上都在京津冀地区，北京是第十二名。一是排放问题；二是受地区地理空气扩散条件所决定的，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改善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要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大该地区生态环境整治与投入力度，落实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京津冀联防联控协作机制，禁止成立只顾眼前利益而危害生态环境的组织项目，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惩处力度，着力改善该地区空气质量，同时加大环保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

8 合力开发旅游资源

从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来看，京津冀三地的旅游资源丰富，品味等级较高、区域特色浓厚，且区位优势明显、交通通讯便捷、景点相对集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为其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

京津冀地区在建立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应重点建设主体多元化、行业综合性、区域联动式的整体协同发展机制。三地应把旅游业提升至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整体规划、优势互补，加强综合开发合作，加大三地在客源和旅游开发上的紧密联系，建立跨区域旅游集团，开展旅游连锁经营业务。研究推出多线路、多景点整合的“套餐旅游”模式，资源共享、设施共建、减少雷同，推动区域合作，互通有无，统一规划，促进整个地区旅游业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 崔冬初，宋之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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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3-0085-04

当前，困扰京津冀区域合作的主要难题是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很明确，但中间过程如何展开是研究者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步入21世纪之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如区域经济运行与调控机制、区域政策、经济布局与规划、发展战略、区域合作组织形式等方面，经历了由均衡到不均衡，由建立相对完整的地区经济体系到区域合理分工的转变。［1］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力求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且符合实际的路径，对京津冀区域的合作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研究方法概述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源，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89―2009年以来的篇名中含有“京津冀”的文献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期发现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有关规律，为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提供参考。文献篇名作为文献内容的重要体现，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本文以“篇名”为检索项，以“京津冀”为检索词，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源，时间选择1989―2009年，检索时间为2011年9月，共检索到文献586篇（以“关键词”为检索项，以“京津冀”为检索词，共检索到文献806篇）。通过对检索出的文献逐一进行核实，去除了医学、气象学、地质学、新闻报道、访谈录、通知、会议纪要、讲话等文献，保证查准率，共检索出有效论文510篇，作为本文研究分析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基础。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文献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方法，对各类文献的诸计量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揭示和研究文献情报规律、文献情报科学管理以及学科发展趋势的一门学科。

二、分类与计量方法

（一）文献数量与时间分布

本文以“篇名”为检索项，以“京津冀”为检索词，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源，时间选择1989―2009年，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89―1993年，每年只有2篇，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京津冀区域研究的起步期。1994―1996年，3年的时间文献达到了47篇，达到了京津冀区域研究的第一个高峰。1998―2001年，处于研究的谷底。2002年发表文章20篇，出现了第二次高峰，自2002年以后开始稳步增长，2002―2009年共有文献442篇，占文献总量的87%，由此可以判断自2002年以后京津冀区域研究进入了活跃期。分析其原因，京津冀区域研究的变动与该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对该地区的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2］

（二）文献的期刊分布

统计的510篇文献，分别刊登在135种期刊上，经济、管理类期刊73种，占期刊总数的54.07%；大学学报13种，占总数的9.62%。在这135种期刊中，发文13篇以上的期刊有8种，占期刊总数的5.93%。其中北大图书馆2004版中文核心期刊共有4种：望、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城市发展研究和河北学刊共发表文章47篇，占文献总数的9.21%。将1989―2009年各类期刊按发表文章递减的顺序排序，结果可用布拉德福定律进行分析。布拉德福定律的描述为：如果将科技期刊按其刊载某专业论文数量多少，以递减顺序排列，则可分出一个核心区和相继的几个领域，每区刊载的论文量相等，此时核心期刊和相继区域期刊数量成1：n：n2的关系，按照布拉德福所分析的数据来说，常数约是3，这一验证结果符合布拉德福分散定律，其中第一区为京津冀区域研究的“核心”期刊，占文献总数的32.35%。［3］

（三）文献作者所属机构类型统计分析

文献作者所属机构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机关关注和开展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程度。在检索到的510篇文章中，作者分属128个机构。通过对居前12名的作者机构发表文献的时间统计，可以看出，河北经贸大学、南开大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北京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民用航空学院、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是早期的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并表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第一作者所属机构分为政府研究机构、科研院所、高校和其他类。根据统计情况，发表京津冀合作研究文献的政府研究机构为43个，科研院所为12个，高校为38个，其他类为20个。其中最多的是高校共169篇，占文献总数的33.13%；第二位是政府研究机构占文献总数的22.94%，第三位科研院所93篇文章占文献总数的18.23%。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高校和政府部门是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主力军，而科研院所偏少，企业更少，说明科研院所和企业还没有真正投入到区域合作的研究之内，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目前京津冀区域没有真正的产业合作或者叫企业技术合作；没有产业技术联盟，而这个领域正是本文今后要研究的动力所在。［4］

（四）研究主题分布

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范围很广，在检索到的510篇文章中，涉及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文献最多49篇，占文献总数的9.61%；涉及产业运行机制的27篇，占文献总数的5.29%；涉及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26篇，占文献总数的5.09%；涉及产业结构优化的12篇，占文献总数的2.35%；涉及交通一体化的4篇，占文献总数的0.78%；涉及政府作用的6篇，占文献总数的1.18%；涉及和其他经济圈比较的13篇，占文献总数的2.55%；涉及区域创新的7篇，占文献总数的1.37%。

三、研究主题分析

纵观20年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京津冀合作的研究涉及的面很广，重点研究领域涵盖了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京津冀产业运行机制、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京津冀合作中政府的作用、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比较、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和京津冀区域创新系统研究。［5］

（一）经济一体化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与前景展望（唐茂华2005）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必然手段和最优选择。欧盟就是成功的范例。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要充分发挥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双核心”作用，通过区域政府联合引导，实现区域联动，形成城市网络，产业集群和要素自由流动平台的发展格局。［6］在对京津冀一体化协调运作机制的实践探讨（李惠茹，李敏2005）中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在于能够使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合理配置和自由使用。从目前京津冀一体化的实践过程来看，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尽快构建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以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入实质阶段。

（二）区域合作机制

深化服务――促进京津冀核心经济区的发展与合作（周绍熹 2005）中认为区域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形成，有关专家纷纷出谋划策，先有“大北京”的思路，后有“首都经济圈”的提法，但是多边和区域内总体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区域协调发展

京津冀北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探讨（罗静 2006）中指出京津冀北区域因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和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河北省乃至京津冀地区区域协调发展关键地区。其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非常难以解决的突出难点和问题，必须策划新的发展思路，采取战略性举措，才有可能使这一区域的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7］在京津冀科技协作与发展的对策研究（戴宏伟，陈永国，赵中其2006）中指出“十一五”期间，为促进区域内市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着力推进京津冀科技协作。三方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切实推进京津冀科技协作与发展。

（四）与其他经济圈比较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之比较（徐长山，任立新2004）中指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国内最有活力的三个经济圈，但京津冀经济圈明显滞后于后两个经济圈，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者试图从三个经济圈的比较入手，探讨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更好地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追赶上另外两个区域的发展。

（五）产业结构优化

京津冀经济圈制造业协调发展研究（邓丽姝2005）中指出京津冀经济圈是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 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制造业是创造国民经济财富的中坚力量；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纽带。因此制造业的协调发展在区域产业系统的合作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首要研究对象。京津冀三地将自身制造业的发展置于经济圈整体环境中，就会取得共赢的效果。［8］在京津冀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叶卫平2006）中则认为区域内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它包括了几个方面的创新：区域政绩评价体制的创新，区域财税体制的创新，区域利益分配机制的创新。

（六）区域创新系统

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胡宝民，魏进平，李子彪2005）中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特殊性、合作基础、紧迫性和现存问题，并在区域创新理论的构架上，提出了建立京津冀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的构想和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的对策建议。［9］

（七）政府功能作用

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思路与政府作用重点研究（张可云2004）中认为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是中国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问题之一，作者认为完善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机制，关键在于首先要完善区域管理制度；京津冀经济圈企业主导型企业合作应该注意克服地方利益冲突，用合理的政策促进地区间企业合作。［10］

（八）交通一体化

推进京津冀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思路（肖昭升2005）中认为京津冀都市圈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率先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在建设京津间快速通道――推进京津冀城市圈一体化进程（孙增印，李惠杰，邹南昌2005）中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交通网络关系极为密切，都市圈内的交通网络应该能满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所需要的主要城市之间的需求，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京津冀都市圈交通网络规划。

四、总结与展望

根据1989―2009年20年间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文献的计量学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如下：1.从文献数量上看，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文献自1986年由《河北学刊》首发后，此后呈现出折线上升的态势，自2002年以后到现在正处于研究的活跃期，反映出国内学者对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研究重视程度越来越高。2.从载文期刊上看，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文献在重点核心期刊发表的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经济类、理论研究类和交叉学科类等期刊上，说明该类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提高。3.从文献作者所属机构来看，高校和政府部门是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主力军，而科研院所偏少，企业更少，这是目前京津冀区域合作缺少动力和破解难题的关键所在。4.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主题来看，重点涵盖了经济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合作机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府的功能作用、与长三角珠三角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迄今为止，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研究国内学者已经做了很多，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传统发展模式的角度所进行的，所依照的框架也是传统的区域竞争力分析框架。对京津冀区域合作问题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的层面，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定量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充分，尤其是在企业协作等重要问题上，还缺乏一套真正适用于区域经济问题研究的机制和模式。目前的研究成果对于京津冀区域合作创新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等方面的研究，缺乏对产业技术与创新方面的深入研究，从前沿性和战略性的角度出发，京津冀区域创新理论研究的视野还有待拓宽，这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参考文献］［1］刘丹丹，孙文生.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现状及发展对策［J］.商业时代，2006（10）.

［2］唐茂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与前景展望［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5（5）.

［3］韩士元，唐茂华.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合作重点及政府作用［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4）.

［4］李惠茹，李敏.对京津冀一体化协调运作机制的实践探讨［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3）.

［5］陈金城，赵海英，黄朝文.理想与现实――探析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J］.决策咨询，2002（11）.

［6］王亭亭.京津冀一体化的路该怎么走［J］.领导之友，2003（1）.

［7］肖昭升.推进京津冀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思路［J］.宏观经济研究，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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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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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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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通常以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如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统一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规则为标志,促进全球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区域经济合作则以双边或诸边(pluri-lateral)合作机制为基础,以区域内的市场统一和规则统一为标志,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很显然,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当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产生时,这种区域性经济合作与关贸总协定所倡导的全球自由贸易观念就发生了冲突。欧共体作为一个关税同盟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执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这直接违反了关贸总协定的非歧视原则。为此,关贸总协定内部曾经就欧共体是否违背关贸总协定规则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但当时的欧共体六国以退出关贸总协定进行威胁,致使关贸总协定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在坚持非歧视原则的同时,允许区域贸易协定的存在。关贸总协定第24款允许区域贸易协定作为一个特例存在,条件是它在促进区域内贸易流动的同时不得提高对外部世界的壁垒。换句话说,区域贸易协定应该补充而不是威胁多边贸易体系。

进入世贸组织时代以后,除了原先的第24款被继承下来以外,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允许区域贸易协定的存在。为了监督和评估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多边经济合作产生的影响以及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的关系,1996年2月6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专门设置了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世贸组织对区域贸易协定的认同为区域贸易协定的扩展提供了极大的制度空间。以80年代后期美国与加拿大签署《美加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及后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为标志,区域贸易协定已成为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与80年代以前的区域贸易协定相比,90年代形成的区域贸易协定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的开放程度更高,大多数协定除了涉及关税自由化之外,还涉及世贸组织所包含的其他领域,例如标准、服务、知识产权等;某些协定比世贸组织所涵盖的规则领域更广,如政府采购、投资或竞争政策等(WTO,2001)。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组建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开放的区域主义(openregionalism)”正在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放弃了“进口替代”的战略思想,不再寻求建立区域内互补产业结构、免受外部竞争的产业政策,更大的区域市场成为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前提条件。与此相对应,各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机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本文将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形式、组织结构、影响等方面对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做一简要分析。

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动因

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强调对成员国的静态收益影响,它包括:改善成员国的贸易条件,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强化竞争,吸引外国投资等。但经验研究显示这些静态效应不大(SchiffandWinter,1998)。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更多地是寻求动态收益及非经济收益,并因此取得迅速的发展。第一,关贸总协定或世贸组织无法满足一部分国家在开放贸易方面的需求,由此导致一些相似的国家撇开国际组织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无法达成的协议却经常能够在双边或诸边贸易谈判中达成。从这种意义上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实验场,许多贸易自由化措施都是首先在区域一体化内部实施的。

在亚洲,由于西雅图会议的失败,一直奉行贸易多边主义的日本也开始寻求双边贸易协定。第二,一些国家把区域贸易协定作为增强其影响市场的能力或者作为规避关贸总协定或世贸组织关于非歧视性要求的一种手段。它们将区域一体化组织当作一种工具,通过它实行一些尚未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提到的措施,并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80年代中期美国决定同其贸易伙伴(如以色列)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部分原因就是对关贸总协定成员国拒绝在1982年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感到不满。第三,一些国家把区域贸易协定作为一种锁定贸易自由化或制度改革进程的机制。保护主义政策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区域贸易协定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限制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一种方式是“优惠淡化效应(preference-dilutioneffect)”: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一个更大的政治团体,国内利益集团在设计共同政策时的影响力将因此被削弱。另一种方式是“优惠不对称效应(preference-asymmetryeffect)”:成员国在具体问题上所得到的优惠可能不同,由此产生妥协的需要会提高效率(霍克曼、考斯泰基,1999,中译本)。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形成寻租利益集团的难度增加,寻租者要想形成利益集团不得不在整个区域范围内重组。此外,一国加入区域一体化组织有助于向外部世界发出一个清晰而可靠的信号:本国的贸易自由化体制和改革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它们将受到一体化组织的约束(FernandezandPortes,1998)。对于外部投资者而言,这是极为重要的。像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东欧国家申请加入欧盟(以及加入前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都有这方面的动机。第四,保障市场准入。无论何种形式的区域贸易协定都会给非成员国构成某种程度的歧视。对非成员国而言,为克服这种负面影响有三种选择:一是加强多边贸易谈判,二是组建新的一体化组织,三是加入到业已存在的一体化组织中去。欧洲的区域化进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面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英国和其他六国先是组建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予以对抗,80年代以后其成员不得不放弃欧洲自由贸易区,全部加入到欧盟中去。

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大国的参与,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种“多米诺效应”(Baldwin,1995)。欧盟统一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使其他国家对区域贸易协定保护主义效应的担忧加剧。大西洋两岸的格局变化提高了其他国家被排斥在(区域贸易协定)外的成本,增强了国内出口利益集团游说的动力。为保障市场准入,被排斥在外的国家要么加入已有的区域一体化组织,要么组建新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第五,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进入世贸组织时代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规则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越来越强。这迫使任何国家都不能再忽视规则的制定过程。加入一体化组织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因为在一个范围较小的组织内,一国的呼声更容易得到尊重,这种呼声进而可以通过一体化组织在全球谈判中得到放大。法国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多年来得到保护,是和欧盟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考虑即使对美国这样的大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美国主导着全球规则的走势,然而到了1986年,当时的欧洲共同市场与欧洲自由贸易区签署合并协定,并宣布于1992年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这一决定首次动摇了战后美国的霸主地位,由此刺激美国迅速与加拿大签署《美加自由贸易区协议》及以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第六,非经济考虑成为许多区域一体化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区域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收益是有助于改善成员国的安全(SchiffandWinter,1998)。首先,它有助于改善国内安全。例如,埃及政府一直担心原教旨主义的蔓延,摩洛哥和突尼斯也担心邻国阿尔及利亚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消除这种担心是地中海国家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重要动机。其次,通过组建区域一体化组织对抗来自第三国的威胁。南非发展共同体(SADC)最初就是为了对抗来自南非的威胁。中东欧国家要求加入欧盟则是为了抵御俄国的威胁。最后,安全威胁促使相邻的国家组成一体化组织。早期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的产生有这方面的考虑。近年来,最为典型的要属南方共同市场中巴西和阿根廷的关系。历史上,巴西与阿根廷的关系一直不融洽,长期处于军备竞赛状态,甚至一度有军事冲突的危险。1986年两国签署的“一体化和经济合作计划(PICAB)”大大缓解了相互间的不信任或敌视关系。正是这项合作计划为1991年的南方共同市场奠定了政治基础(Preusse,2001)。

三、南南型与南北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成员国收益的不同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区域经济合作的收益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和这种组织的形式有很大的相关性。在“南南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合作组织内,成员国的经济绩效差距会逐渐拉大;而在“南北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合作组织内,成员国的经济绩效差距会逐渐缩小。换句话说,“南南型”合作方式促使成员国的收入水平趋于发散;而“南北型”合作方式促使成员国收入水平趋于收敛(Venables,1999)。欧盟的发展历程表明,成员国之间人均收入的收敛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从1947年比荷卢关税同盟建立到80年代早期,成员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一直在稳定地缩小,整个时期内差距缩小了大约2/3。

随后加入的新成员也有类似的趋势。以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发展速度为例,80年代中期,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别相当于欧盟最富裕国家(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61%、49%和27%,到90年代末期分别上升到了91%、67%和38%。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是纯粹由发展中国家组建的一体化组织。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在60年代曾经组建了东非共同市场(EACM)。但结果是,在整个60年代,一体化促使区域内的制造业逐渐集中到肯尼亚,其制造业的产值和出口占三国总量的70%以上。东非共同市场最终因无法满足两个落后国家的要求于1977年被迫解散。最近的例子是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和西非经济共同体(CCWA)。在中美洲共同市场(成员国包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两个相对发达的国家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因一体化进程成为区域内的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中心,制造业增加值占区域内总值的比例从1980年的68%上升到目前的80%以上。同样,在西非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包括科特迪瓦、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加纳、多哥、贝宁、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冈比亚、几内亚比绍等),达喀尔和阿比让逐渐演变为区域内的经济中心,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区域的比重从1972年的55%稳步增加到1997年的71%(Venables,1999)。针对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所做的研究中,人们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南北型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南南型区域经济合作则无助于成员国的经济增长(Vam-vakidis,1998)。大量的经验研究显示,20世纪70-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市场开放存在高度的正相关,但南南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并没有给成员国带来预期的收益。就东盟、安第斯共同市场(ANCON)、中美洲共同市场和中非经济关税联盟(UDEAC)所做的计量分析表明,它们对其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

不同类型的区域合作组织之所以产生不同影响,主要受制于两类因素。一是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或劣势)。一国的比较优势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异越大,就越有可能遭受贸易转移(效应)的风险。因此,在南南型合作组织中,收入水平最低的成员国最有可能因贸易转移而遭受损失。以肯尼亚和乌干达为例,尽管两国制造业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都具有劣势,但肯尼亚比乌干达的劣势程度要低一些,其结果是,乌干达易遭受贸易转移的损失:本来可以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产品现在转而从肯尼亚进口。对肯尼亚来说,一体化组织保护了本国制造业免受世界市场竞争的威胁,并能够向乌干达出口制成品。相反,在南北型合作组织中,高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与世界平均水平差异大而易遭受到贸易转移的损失;低收入国家则从中获得了贸易创造(效应)的收益。二是“群集”机制和“反群集”机制。在产业层次上,前者主要受制于知识溢出效应、劳动力市场储备效应、供需联系的向心力效应;后者则主要受制于拥挤效应(如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污染效应及其他外部性效应。一般说来,在南南型合作组织中,“群集”机制占主导地位;在南北型合作组织中,“反群集”机制占主导地位。除此之外,20世纪80年代之前建立的南南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大多以服从成员国的进口替代战略为目标。这就限制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开放收益。而在90年代创建的南北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区域经济合作来锁定国内经济改革、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实现技术转移等。这些目标的实现客观上促进了成员国收入水平的收敛。不同类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成员国的不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地域分布。到2000年底已正式向世贸组织通告的正在实施的协定中,将近60%是在欧洲国家之间缔结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的区域贸易协定大约只占总数的15%(WTO,2001)。

四、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演变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

如上所述,由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削弱。作为世界经济的霸主,美国曾经长期单独决定全球经济规则的走势。70年代以后,美国的霸主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在国际金融领域,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终结;在国际贸易领域,关贸总协定第七轮多边贸易谈判(即东京回合)结束后,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迟迟无法启动,虽然历经10年后终于启动,但乌拉圭回合谈判时间比预想的延长了近一倍。对美国霸主地位直接构成挑战的不是日本经济、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迅速扩张。当1986年欧洲共同体决定于1992年与欧洲自由贸易区合并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时,美国第一次感觉到了霸主地位丧失的威胁,因为新的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规模将首次超过美国的市场规模。基于抗衡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考虑,美国放弃了“孤立主义”传统,于1986年开始和加拿大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1987年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在1989年正式生效)。在欧盟1992年签署《欧洲统一法》的同时,美国也于同年把美加自由贸易区扩大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产生和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标志着美欧之间的竞争正式拉开了序幕。不

久前,美国总统布什和贸易代表佐里克公开宣称:欧盟已经和27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或关税同盟协定,并且还将和15个国家签署类似的协定,而美国目前只参加了三个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分别与约旦、以色列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因此美国完全有理由继续扩大双边或诸边区域经济合作(Lim,2001)。欧盟在2000年的尼斯会议上正式决定实施欧盟的“东扩”计划(2001年选择了第一批加入欧盟的国家)。一旦完成欧盟的“东扩”,欧盟将增加到27个国家,几乎涵盖了欧洲所有国家。美国在1994年完成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也开始推进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2005年之前签署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以涵盖除古巴之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把“美国后院”完全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布什执政后,在对外关系方面做出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试图获得国会授予的“快车道”贸易谈判权,争取把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完成的时间提前到2003年。

针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欧盟也没有坐视等待。欧洲与南美洲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种族关系,欧盟与南美的贸易占这一地区外贸总额的30%左右,欧盟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南美的投资占该地区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近40%。因此,欧盟自然要保护它在南美洲的经济利益。欧盟首先与墨西哥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随后开始与南美共同市场及智利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DelaBalzeandFelipe,2001)。在世界其他地区,美欧以区域经济合作为手段也在进行类似的竞争。对美国而言,欧洲国家的联合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教训,它决不能容忍在东亚地区再出现一个排他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因而美国对待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一直采取反对的态度。90年代以前包括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提出的区域经济合作方案均因美国的反对而流产。1993年的西雅图会议使APEC成为涵盖环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非正式区域贸易组织。

这是美国防止东亚地区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一项重要举措。一方面它把美国在内的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都吸纳进来;另一方面它的开放性和非约束性特征决定了它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不会真正有所作为。即便如此,这仍然引起了欧盟的警觉。随后欧盟也开始寻求与该地区的合作。1995年欧盟与东亚地区的13个国家(东盟+中日韩,即后来的“10+3”)首次举行亚欧首脑会议,并形成了定期化的机制。目前,美国与新加坡正在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其目的也是为了约束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进程。和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的蓬勃发展相比,东亚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是非常滞后的。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对此并非毫无知觉,它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较低地位,很明显地是和它游离在区域经济合作之外相关的。90年代以前,日本曾经对发展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提出过许多建议,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一则是该地区国家(包括日本)对美国市场有很高的依存度,美国的态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则是历史的纠葛造成该地区国家对日本充当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领导者怀有戒心。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性区域经济合作浪潮和亚洲金融危机刺激了该地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欲望。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客观上构成了对区外国家的贸易歧视。美国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比例从1993年的28.3%上升到2000年的32.8%,同期与欧盟的贸易比例从18.9%微升为19.3%,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包括南美洲)的贸易比例从38.7%下降到37.3%。以日本为例,同期美国与日本贸易的比例从14.7%降为10.6%(熊,2001年)。亚洲金融危机也使该地区国家意识到,没有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将难以保证经济稳定的发展。以亚欧首脑会议的框架为基础,东亚地区正在“10+3机制”下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迄今为止,业已取得的成果是《货币互换协定》。在区域贸易自由化领域,理论上的合作方案可分为三类:一是“10+3方案”,即13国组成东亚自由贸易区;二是“10+1方案”,即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三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方案。

日本作为该地区的经济大国一直谋求成为未来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领导者。一方面,日本试图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把中国排除在东亚自由贸易区之外;另一方面,通过与韩国、新加坡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求打开突破口,取得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质性进展。在寻求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同时,日本还与墨西哥、智利就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这两个拉美国家对日本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们既是未来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也分别和欧盟签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说日本与东盟、韩国、新加坡的谈判属于一种防守反应的话,那么与墨西哥、智利的谈判表明日本已经开始参与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在大国之间利用区域贸易协定的竞争过程中,欧盟是领先者;近年来美国的发展势头迅猛足以和欧盟平分秋色;相比之下,日本是一个真正的后来者。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国之间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已经演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间的争夺。美国贸易代表佐里克2001年1月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强调:“日本和欧盟想要左右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方向。不应该是它们,而应该是我们起主导作用”。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就必须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五、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内部主导权的争夺

不同类型的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机有很大的差异。对大国来说,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其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可能是最重要的;而对小国来说,获得市场准入机会(进入大国的市场)通常被考虑为优先因素。前者的目标是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自然演化结果,后者的目标则需要双边(或诸边)谈判来完成。这种不对称性需要小国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做出“单方面”的让步,例如调整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源定价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竞争政策等,以适应大国(通常也是最发达国家)的要求。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之为“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PerroniandWhalley,2000)。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欧盟与东欧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小国”(加拿大、墨西哥及东欧国家)对“大国”(美国、欧盟)做出的“单方面”让步。在欧盟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成员国的数量较少,法德联盟在区域内的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其他小国的利益也能够得到兼顾。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像英国、西班牙的加入,欧盟内部主导权的争夺逐渐显现出来。在2000年底的尼斯会议上,欧盟内部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大国与小国相冲突的现象。正如丹麦首相所说:5个大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与其他10个国家之间的界限十分明显。在此前的比亚里茨会议上,“五大国”曾经威胁其他小国说,如果它们不同意重新分配权力,这些大国就可能在欧盟体制之外结成更紧密的联系,如在防务领域。法国总理若斯潘在会上尖锐地提醒10个小国说,正是因为欧盟,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才变得大得多。

篇7

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到如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看出,亚洲经济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一种共同货币的推出将有助于解决亚洲区域性贸易中遇到的问题,“亚元”概念由此诞生。“亚元”作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统一货币的构想,从提出到发展,已历经了10多年的时间。目前,“亚元”的推行情况如何,在概念提出到推行“亚元”的过程中,又陆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亚元”的概念以及发展历程

“亚元”指的是一种类似于欧元的区域性货币,其基本设计概念是一揽子货币方式,其中包括人民币、日元、韩元及东盟10国的货币,是根据各国货币价值、国内生产总值(GDP)及贸易规模等的加权值制定的虚拟货币。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东亚各国在亚洲地区模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了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亚元”概念由此被提出。亚元从提出至今已10余载,经历和伴随了以下一些重要的发展历程。(见左表)

创设亚元的困难

现在世界上唯一的区域统一货币是欧元,从欧元的诞生可以看出,它是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悠久的历史渊源的。另外,欧洲各国经济实力、货币政策以及各项经济指标差距不大。这些都为共同货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但亚洲各国要想仿照欧洲推出亚元的话,则存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亚洲各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国经济实力相差悬殊,与建立单一货币机制的要求大相径庭。亚洲目前的情况和当时的欧洲有所不同,亚洲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在这个区域内,既有世界经济强国大国,也有以传统农耕作业为主的经济小国;一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等也可能存在较大差距。Jacques Mazier等检验了东亚各国对美元的依存度,得出韩国受美元贬值影响最大,中国易受美国经济下行风险影响,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较低,东亚各国汇率失衡等结果,这从侧面反映了亚洲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另外,实现区域共同货币需要经济领域合作到一定程度,人员、资源能够自由流动,而亚洲各国(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仍不充分,还有文化的差异、各国政策以及运输成本等,都是制约流动性的原因,从而影响了自由经济合作组织的实施效率。同时,海闻等认为,自由的经济合作组织要求各成员国经济政策协调一致,这会导致成员国部分丧失经济。①当前,亚洲国家普遍处于“扩张期”,对于让渡部分经济的接受程度较低。

从经济结构上看,中国以及东盟内部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较高、出口产品相互替代、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较大等,从而在许多重要经济领域都是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产生影响。

根据最优货币理论及欧盟的实践,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然而,当前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经济结构不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就使得货币联盟的建立缺乏一个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性条件,“亚元”就无从谈起。

缺乏建立货币联盟的主导国家。创设经合组织可能要让渡经济,因此如果要建立货币联盟,政治因素可能超过经济标准,这就需要有能够起到主导地位的大国存在,愿意并且能够用其在成员国之间的影响来维持货币合作。近来在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深层次讨论中,认为其最大的症结在于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那么,如果在亚洲区域内推行亚元,在统一货币政策后是否尚需进一步统一财政政策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需要进一步统一财政政策,则成员国经济会进一步丧失。这使得货币联盟中主导国家的存在更为重要。

从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经验来看,其有赖于德国在欧洲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及良好的欧洲货币体系信誉。然而目前在亚洲尚缺少像德国那样的主导国家。在亚洲地区,日本虽然是经济强国,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并且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日本在政治上具有较低的地位,缺乏足够的号召力,这就决定了日本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主导国家。中国虽然是政治大国,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还有待大大加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起到“轴心国”的作用。

亚洲没有锚货币。张延良、祝小兵等学者侧重研究了东亚货币合作的制约因素。他们认为,亚洲现阶段难以解决建立货币联盟所遇到的“第N种货币问题”②。于是,究竟选择哪一种货币作为锚货币便成为“第N种货币问题”。判断一种货币是否具有较好的锚定能力的指标有国家信誉、货币政策稳定性、交易区域规模、流动性和可兑换性等。根据这些指标,亚洲与欧共体相比,在现阶段很难确定锚货币,区域内的两种主要货币――日元和人民币,在现阶段都难以成为锚货币。

在亚洲,能与德国的经济实力相比的只有日本,但日元并不是亚洲的马克,虽然关志雄、大野健一等部分日本经济学家提倡在东亚建立以日元为中心的汇率联动机制,就像德国马克在欧洲汇率联动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但是,日元并不像当年的德国马克那样是强硬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货币。首先,日元国际交易市场不发达,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成本。日元在外汇市场交易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3.5%,在官方外汇储备中占6.2%,在国际银行贷款中只占0.2%,在国际债券发行中占8.6%,而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也仅占5%。其次,由于长期疲软的经济,日本无法成为各国的主要市场提供者。三是日元稳定性差,对美元的波动性比较大,难以得到区域内其他成员国的信任而成为硬通货。中国作为区域内第二经济大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壮大,人民币在东南亚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势货币,在区域内贸易中人民币的可接受度大大提高,国内货币政策较稳定,但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刚刚起步,前景还不确定,严格的资本管制、薄弱的国内金融业以及人民币至今仍无自由兑换的时间表等,使得人民币短期内难以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锚货币。李晓、丁一兵指出,现阶段美元才是东亚货币的真正的“锚”货币,人民币潜在的“锚”货币功能必须通过保持其与美元的某种稳定关系方能实现。③高海红、余永定认为,人民币目前既不能发挥价值储藏的功能,也不能作为官方用途的锚货币。④虽然人民币已经开始成为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载体和计价货币,但是作用范围十分有限。在现有的框架下,美元仍可能是主要的支付货币。人民币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锚货币。因此,东亚现阶段尚面临建立货币联盟前期所遇到的“第N种货币问题”。

结 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亚元”创设仍然有明显的障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难以克服的。因此,亚洲各国应该立足于当前,从自身发展情况入手,从经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入手,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同时,在金融领域注重对风险的共同防范,建立相应的金融危机防范机制,寻求亚洲各国共同稳定发展。对于我国来说,首先仍然需要维持人民币有限度的开放,以保持国家货币发行的独立性。其次,可以把我国外汇储备集中起来在国外使用,使人民币逐步替代美元作为储备手段,可以在国际上发行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金融资产,部分取代美元作为世界上主要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手段。(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海闻,林德特,王新奎:《国际贸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篇8

一、呼包鄂区域一体化概况

区域一体化是以区域经济紧密协作为发展基础，以区域生态环境建设为平台，以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区域空间整合为目的，促进区域产业集聚优化、空间功能协同优化，各城市连接为一个综合的地域共同体。目前呼包鄂区域一体化主要是以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三市为依托的地理相邻城市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

呼包鄂三地隶属于内蒙古地区，20世纪80年代就有呼包鄂“金三角”的提法；2000年，内蒙古确立以呼包鄂为核心的特色经济圈建设的发展战略。近年来，呼包鄂三市经过高速发展，已成为内蒙古最具活力的城市经济圈，被誉为内蒙古的“金三角”地区。2009年，“金三角”的经济总量占全区经济总量的59%，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呼包鄂经济发展水平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

在地缘上，三市都处于内蒙古西部地区，位置接近。呼包鄂三市近几年经济发展较快，创造了全区一半以上的GDP，汇聚了内蒙古地区一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三分之二的科技人才，是内蒙古地区乃至西部地区经济带的重要增长板块。内蒙古“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呼包鄂城市一体化进程，大力培育以呼包鄂为核心的西部城市群。

“呼包鄂经济圈”地处华北和西北经济圈、京津冀的结合部，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区域，有京包、丹拉等交通大动脉，也是我国西部开发出海通道，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呼包鄂经济圈”资源丰富，环境容量较大，发展潜力较大，可以发展成为是我国西北地区规划布局新的产业群和建设高质量宜居城市的重要区域。

呼包鄂三市各有城市优势。呼和浩特市（简称呼市）是的首府，政治、文化、科教、商业的中心；包头是重工业基地，以冶金、稀土、能源为主的重工业中心；鄂尔多斯是国家新兴能源城市，发展速度较快。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最新完成的《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称，中国正在形成的23个城市群中，呼包鄂属于未达标的8个城市群之一，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城市规模偏小，功能弱化，产业集中度低，缺乏要素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三市之间的小城镇数量虽多，但密度低、规模太小、交通不便。

根据徐境《呼包鄂区域一体化发展评价体系研究》的数据统计和分析结果可知：目前，呼包鄂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尚处于培育及形成阶段。归纳而言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一是支撑系统不完善，矿产资源总量较大，城镇体系结构缺失，交通信息等网络建设尚需完善。二是动力系统较强，但区域发展的科技贡献率及工业企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三是实力水平方面，三地资源充足，GDP较高，但区域内部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区域整体发展实力有待提升。四是发展绩效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区域整体产出能力及效益较高，城乡之间融合发展相对滞后。五是生态基础薄弱，大大限制了区域的联合与共进。[1]

二、区域报的形成

报业发展既受到自身运行规律的作用，也离不开社会经济状况、文化发展状态等因素的影响。报业的发展水平往往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但同时也受到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最根本的作用就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2]

经济区域化的发展直接关联区域内上层建筑的发展，使之也呈现出区域化的发展状态。报业作为上层建筑之一，必然受到区域经济的制约发生质变。纵观我国报业发展历程，报业区域化宏观上大体遵循了区域经济报道——区域报道——区域报——区域报业，由局部到整体的发展轨迹。

20世纪90年代，晚报和都市报兴起，服务类、专业类报纸也占有一席之地，报业市场由此逐渐形成。21世纪，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我国报业发展区域化态势日趋明显，报业格局开始转型，区域报业形成并逐渐成为竞争主流，我国开始进入区域报时代。到目前为止，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区域报业就率先衍生于几大经济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报业集团隶属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分别诞生于四川报业集团、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发展定位以成渝经济圈为中心，报业市场定位在成都、重庆以及周边城市的区域组合城市市场；近几年文新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发展态势较好的《东方早报》等新报，则依附于长三角洲经济圈。当前，“广州报业”“成都报业”“北京报业”等以区域命名的报业集约模式不断涌现，区域报业常常出现在区域经济最发达、区域报业竞争最激烈的地方。显然，区域报业的出现打破了我国传统的报业竞争格局和发展格局。

三、区域报的界定和特点

区域报的概念。“区域报”并非一种固有的报纸存在形式，也不是一个新事物，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诞生最直接的助推力就是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区域报内涵的解读，首先离不开对区域经济的认知。

区域经济的产生有着其客观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区域”。其实“区域”这个词应用很广泛，有时是指具体的地域，有时则成为抽象的空间概念。但在区域经济学中，区域是指经济活动相对独立、内部联系紧密而完整、具备特定功能的地域空间。[3]

区域报的出现和发展与区域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关于区域报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区域报是位于特定经济区域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报纸。因此，就其形式而言应该是日报；就其主要覆盖面积来看，应该是一定经济区域，而非全国和纯粹的行政区域。它主要包括了区域的都市报、党报、晚报等主流、强势报纸媒体，而全国性报纸，县市级、专业报、行业报等却不计入其中[4]

呼包鄂区域报业发展表征。虽然，呼包鄂经济圈尚未培育成型，但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国国土空间统一划分为四类：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国家重点开发区域的功能定位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全国重要的人口和经济密集区。而素有内蒙古“金三角”之称的呼包鄂三市，除了已经划入国家限制开发区的清水河县和达茂旗之外，其他的全部划入国家重点开发区。[5] 2012年3月，自治区政府已正式批准实施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的《呼包鄂城市群规划（2010—2020年）》。《呼包鄂城市群规划》提出了将呼包鄂城市群建设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国家级区域发展的新增长极，以及开发度高、辐射力强、结构完善、发展协调、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具有西部特色现代城市群的发展目标。

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应的信息通道，目前呼包鄂区域报业的发展呈现出地区发展不平衡、市场发展不健全、地域文化传播不深入等特征。

1.以呼市、包头报业发展为中心。正如前文所言，区域报的形成离不开区域经济圈的推动，而每个区域经济圈内的区域报总是集中于区域经济圈中的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这样的中心城市总是隶属于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城市。诸如报业较集中的广州、成都、北京、南京等城市，分别依附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圈、成渝经济圈、京津唐经济圈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经济较为发达中心城市。

同时，报纸对衍生的城市也是有选择的，不是任何城市任何阶段都可以诞生报纸。往往在那些市场化程度较高、信息需求相对集中的中心城市，才会首先出现报纸，并逐渐形成报业集中的市场体系。就区域报而言，其发展路径往往遵循一条以中心城市为轴心逐步向周边区域辐射的轨迹。

内蒙古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之一， 1955年《婴报》的创办标志着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第一份蒙古文报刊的诞生，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从《婴报》的诞生到现在，内蒙古地区的报业史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

目前，内蒙古地区的报业已形成以自治区、盟级、地市级、旗县级党报为主体，1种蒙文生活服务类报纸，4种蒙文校报，多种都市报、专业报、消费服务报共存竞争的报业体系。初步形成了以内蒙古为中心，辐射三北（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的报业宣传网络。

推动内蒙古报业发展的报纸主要有以《内蒙古日报》为首的党报和新华报业中心主管的市场运作类报纸（不含《北方新报》）两大报业系统。目前，内蒙古报业中心城市是呼和浩特，其次是包头、赤峰和鄂尔多斯，报业的竞争主要以呼和浩特、包头两大城市为主。根据2012年内蒙古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字：2011年自治区和盟市两级全年出版报纸27050万份，其中蒙文版940.8万份。

2.内蒙古地域文化传播不深入。区域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空间，它既是经济范畴内的空间概念，也是一定区域内社会文化的反映。经济发展集中的地区通常会形成相应的人文特征，诸如成渝经济圈是以巴蜀文化为中心，京津唐经济圈是以京城文化为主流，长三角洲经济圈是以海派文化为核心，珠三角洲经济圈是以粤港文化为特征。在呼包鄂经济圈，由于地缘关系，彼此临近，经济联系也较为密切，因此在该经济圈的区域报，相对而言更为关注内蒙古西部地方新闻。早在2006年，《内蒙古日报》与《黑龙江日报》联合开展“中俄口岸行”专题报道，受到新闻阅评组的高度评价；围绕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以《半壁江山金三角》《后劲十足金三角》为题进行的深度报道，发挥了很好的媒介传播功能。但整体而言，呼包鄂报业对内蒙古地域文化的传播仅仅局限在个别领域，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深入挖掘。

3.市场竞争的不平衡。区域报的出现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区域经济的发展则是区域化的结果。区域化以及区域半径的逐步延展，都是经济发展在经济空间上表现出来的一个趋势。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区域化是建立在市场、互补性、资源整合乃至形成相对完整的价值链的基础上，而首先就表现为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上，这是要素流动、企业扩张的必然结果。[6]可见，区域报作为经济区域化发展的产物，也应该以市场为核心。区域经济圈的快速发展也要求相应的区域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资源的重组与配置。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与之相应的信息要素。区域报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信息传播的功能。通过发挥区域交流的媒介功能，必然会加快区域间各种信息资源的交流，从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内蒙古地区现设呼和浩特、包头、乌海、赤峰、通辽、鄂尔多斯、呼伦贝尔、巴彦淖尔、乌兰察布9个市，兴安、锡林郭勒、阿拉善3个盟，另外有满洲里、二连浩特2个规划单列市；下辖21个市辖区、11个旗县级市、17个县、52个旗，其中包括鄂伦春、鄂温克、莫力达瓦达斡尔3个少数民族自治旗。行政区域分布广泛，内蒙古报业的发展也因地区差异发展极不均衡，诸如呼和浩特、包头报业竞争较为激烈，而有些地区却基本上是一报统天下。

根据内蒙古统计局2012年3月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2011年，全区常住人口为24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9.5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1405.24万人，乡村人口为1076.47万人。全区实现生产总值14246.1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4.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7515元，增长13.8%，按年均汇率计算折合为8905美元。而我们依据国际平均水平的广告支出占GDP比重的1.5%计算，呼包两市可能达到的广告吸纳量理论价值约在9亿元左右，现在媒体广告只占到GDP比重约为0.25%，理论上推断媒体市场广告占有量仍有巨大的上升空间。由此可见，内蒙古地区城市居民的报纸消费潜力尚未深入挖掘。

总之，伴随着呼包鄂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加快区域信息产业的发展，打通呼包鄂大众传媒产业的区域信息壁垒，开拓全新的呼包鄂文化通道，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徐境.呼包鄂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评价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1（05）

[2]周燕群.中国报业系列报刊布局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J].新闻记者，2003（10）

[3]张敦福.知识经济与区域经济[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50）

[4]陈四四.区域报业与区域发展互动研究[J].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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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原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分析

收录日期：2012年7月9日

一、中原城市群发展历程

2003年7月，省委、省政府在《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正式提出了中原城市群的概念，明确界定了中原城市群的范围。2004年2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突出抓好中原城市群建设，完成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建立中原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这一期间，由省发改委牵头，河南省编制了《中原城市群发展战略构想》。2011年1月，中原经济区被正式纳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同年3月被写入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2011年9月，政府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自此，中原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探索一条通过建立城市群区内合理的机制体系，对于推动中原地区参与国内新一轮的区域竞争和协作，带动中部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原城市群发展现状分析

本文以2010年数据为例分析河南九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

（一）中原城市群总体经济实力不强。（表1）从表1可以看出，郑州作为中心城市，其各项经济指标均处于领先地位，处于第一梯度；洛阳各项经济指标紧随郑州之后，而焦作、许昌、平顶山、新乡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洛阳，在本文中，将这五个城市同时列为第二梯度城市；漯河和济源两市经济实力相比第二梯度城市又下降一个层次，开封经济实力也明显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本文将这三个城市列为第三梯度城市。本文认为，虽然郑州发展水平稍高一些，但是从表1中可以看出，总体来说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实力都不强。

（二）中心城市首位度低，辐射带动作用小。本文首位度的计算是把郑州和洛阳两市的指标作为研究对象。（表2）

城市首位度是指用一国最大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城市规模分布状况的指标。目前在我国，首位度已经演变为国家或区域中规模最大的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数量的比值。根据表2的数据，按照公式S=P1/P2（其中S为常数，P1为最大城市人口数，P2为第二位城市人口数），可以计算得到郑州的城市首位度为1.32。按照位序－规模法则，两城市指数的标准值应是2。比较后可以看出，郑州的城市首位度不高，需要进一步增强人口聚集能力。

（三）一体化发展进程缓慢。中原城市群自提出至今，除了郑汴一体化，几条城际公交开通外，中原城市群没有实质性进展，似乎比中原城市群发展原规划进展要慢了很多。在一体化发展方面，中原城市群传统的行政区经济思维定式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有所反映，各种体制性、政策性和设施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原经济区是中国城乡差别最难平衡的一个区域，如何解决二元社会平衡问题，是中原经济区创意规划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中原城市群来说，长期以来各区域在产业选择、布局及环境保护设施、法规等方面，均没有纳入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统一管理的轨道。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布局和建设，城乡在基础设施方面也存在二元化现象，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建设极为不利。

三、中原城市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工作举措

（一）提高中心城市郑州的功能建设。一个城市群的地位和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城市的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中原城市群要一体化发展，建设大郑州是关键，提高郑州中心城市地位，进一步发挥其对城市群其他城市发展的辐射和带动力，是中原城市群城市体系优化设计的首要任务。充分发挥郑州市的比较优势，把提高产业竞争力作为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重点抓好两个中心和两个基地建设：一是以中原国际物流园区建设为重点，积极推进物流资源、物流设施、物流企业向园区集聚，以此把郑州建为全国重要的现代物流中心；二是以郑州金融商务集聚区建设为重点，整合金融资源，推动金融机构集聚，壮大金融业整体规模，努力把郑州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

（二）发挥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的双重作用。城市群一体化核心在于优化资源配置，必须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由于现阶段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行政体制有关。因此，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引导、推动和协调作用。中原城市群区域内产业发育和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的越位、缺位现象突出。因此，作为政府，一方面要将一体化的着力点放在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完善市场机制上来，完善以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的资源配置机制，优化创业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应当主动作为，把推动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把提升产业竞争力作为城市群产业一体化的着力点，尤其要注重完善优势区域的产业环境，强化市场与产业的互动、建立专业化的服务体系。

（三）加快破除体制障碍。进一步深化城镇户籍、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率先在中原城市群内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区域统筹。稳妥有序地调整行政区划，适时将荥阳、中牟、许昌、新乡、修武、博爱等县（市）撤县（市）建区，逐步将长垣、武陟、孟津、新安、尉氏、伊川等县撤县建市，推动撤乡并镇和并村联组，促进人口集聚。

（四）开放市场，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联系。首先，积极加强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有效对接，通过交流学习比较先进的市场经济文化和先进的管理模式等，切实推动经济发展；其次，要完善开放机制，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拓展开放领域，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实现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最后，切实扶持内部有实力的企业，鼓励其参与资本运作，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境内外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实现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提升整体竞争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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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经济》：“创业型城市”的定位将对泉州未来发展产生怎样的积极作用？

郑道溪：这个定位高度概括了泉州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泉州城市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人充分发挥爱拼会赢和敢为人先的精神，闯出一条“以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路子，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总量连续8年居全省首位，去年财政总收入185亿元，工业总产值3492亿元，港口吞吐量5100万吨。较大规模的产业体系、较为发达的民营经济、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构成了辐射周边的经济基础；企业对外扩张、产业梯度转移的发展态势，形成带动周边发展“墨渍”效应；突出的侨台优势、优越的区位优势、独特的港口优势、日趋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有利于促进区域市场、产业对接，使泉州支撑和带动全省发展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应当说，“创业型城市”是省委对泉州发展的新定位、新期待，既是对泉州发展路径的科学总结，又为泉州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体现了省委决策部署的科学性、务实性。

《中国城市经济》：建设“创业型城市”是个系统工程，请问切入点在哪里？

郑道溪：发挥泉州创业型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既是泉州的发展需要，也是泉州的发展责任，我们感到责任重大、压力重大。我认为，泉州要着力建设“创业型城市”，关键在于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增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能力，增强区域对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的吸引力和聚合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好中求快发展，实现支撑带动作用。

《中国城市经济》：在您看来，泉州发挥支撑和带动作用，需要同时推进哪些层面的工作？

郑道溪：从服务海西建设大局出发，立足泉州现有发展的基础、条件、优势和潜力，今后，泉州着重在六个方面努力发挥支撑和带动作用。首先是产业发展的支柱作用。产业发展是建设海西的重要依托，泉州要继续“提质扩量”，大力实施“228”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力争到2010年产业集群总产值达5000亿元，进一步壮大产业发展基础和实力，同时，着力培育新兴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产业，促进区域产业对接，实现区域产业资源优化配置；其次是民营经济的示范作用。泉州素有“民办特区”之称，加快新一轮发展，要继续把这一特色和优势巩固好、发挥好，争取在产权制度、自主创新、资源利用、品牌培育、管理服务等方面进行创新，千方百计为民营企业营造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环境，为全省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经验；第三是县域经济的引领作用。从某种意义说，泉州能否在海西建设中发挥支撑和带动作用，关键在于县域经济能否继续走在全省、全国前列。经济发达的县域，要发挥先行优势，积极融入国际、区际分工协作进程，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等发展水平县域，要发挥后发优势，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实力增强；经济欠发达县域，要发挥比较优势，立足实际发展特色产业，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第四是对台工作的前沿作用。泉州是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福建对台工作的“五缘”优势在泉州得到充分体现，泉州理应在拓展“六求”方面先行先试，力争产业对接有新突破、直接往来有新拓展、文化交流有新成效，促进闽台合作向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方向发展；第五是对外开放的先行作用。泉州现已成为融入世界的开放型城市，至2006年底，有66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来泉投资，与19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关系，去年全社会出口商品交货总值近100亿美元。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海西建设向纵深推进，泉州要进一步突出招商选资、突出载体建设、突出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推动对外开放上新台阶、新水平；第六是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泉州作为全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近年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今后，泉州要进一步撑大城市发展空间，着力实施港城联动战略，着力推进城市联盟，加强与福、厦、漳等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密切闽中区域经济合作联系，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共享”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

《中国城市经济》：泉州发挥支撑和带动作用是否有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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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度的不断加速，港口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有效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导地位的重要依托。港口作为海运转为其他运输方式的必经过渡点的作用的逐渐减弱，作为组织外贸的战略地位日益增强，成为综合运输链当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一、世界港口的发展历程

随着港口经济地位的不断变化，港口的作用和功能随着时间的发展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1992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港口的发展和改善港口的现代化管理和组织原则》中，将港口在功能上的发展分为一、二、三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的加速，现代港口功能发生重要变化，很多专家又从分析现代港口的发展趋势入手，提出了“第四代港口”的概念。

第一代港口：主要指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港口。这时的港口仅是提供货物在车船之间的装卸服务，以及为部分货物提供临时的储存场所。此时，港口与运输、贸易活动是相互独立的。

第二代港口：主要是指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港口。此时一些传统模式的港口凭借自身的优势把触角伸向了商贸、工业和服务等行业。港动已不再仅限于码头本身，而是扩展到了周边地区，从而整合发展相关物流业务，拓展物资储存和物资配送服务，同时向海上和陆上进行业务延伸。

第三代港口：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港口的服务功能逐步向储存、配送、集散、信息传输、增值服务方向扩展，成为物流综合服务链的关键环节，技术、信息、服务成为港口发展的核心因素，集装箱运输成为港口竞争的核心。此时港口已经成为国际经济贸易链上一个重要环节。

第四代港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世界主要港口逐渐向推动经济活动有效运作的“前方调度总站”发展。以传统眼光很难区分哪些活动应属于港口，哪些活动应属于城市。以往的“以港兴城”和“以城荣港”，已发展成为“港即是城”、“城即是港”的港城一体化模式，。

二、我国港口的发展趋势

（一）港口扩大服务范围向物流中心转化

目前我国港口还处于第三代时期，港口的服务功能已经向储存、集散、配送、信息传输以及增值服务方向扩展。港口和物流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物流涉及到综合运输等多个方面，而外贸货物的物流更是以港口做为最好的交汇点。不少沿海港口以及大的内河港口都已经成为公路、铁路和水路联运的货物运输中心、中转站和交通运输的重要枢纽。现代物流更注重货物在流通过程中的多功能整合，而港口正是具有从事这种整合服务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由于港口处于各种运输方式的交汇点以及货物和信息的集散地，为从事现代物流服务提供了最佳场所。

物流的开展始终离不开港口的服务，同时物流的兴起和发展又为港口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正是由于港口能对周围地区和经济腹地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从而吸引来世界上很多大的跨国公司、投资公司、海运公司和物流企业在港口及其周边地区建立工厂、物流中心、分拨中心和配送中心，使港口服务范围逐渐扩大，向物流中心不断转化。

目前我国港口已经具备向物流中心转换的潜质的条件。首先，长期以来，我国港口与商贸系统建立了深入而广泛的联系，为我国港口发展物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有，我国较大型的港口一般都拥有比较先进的装卸设备，面积较大的仓库或堆场以及良好的集疏运体系。这些港口硬件基础设施为我国港口从事物流服务创造了优良条件。此外，我国港口作为国内外市场的接入点、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的交汇点，具有发展成为物流生产要素整合平台的资源优势。港口通过发挥经济的聚集效应，从而整合各种生产要素，近而能够更充分发挥效果。

（二）港口与区域经济相互促进发展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区域经济应该充分利用港口的优势不断促进自身增长。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为港口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从而带动和促进港口的发展，使港口腹地辐射范围不断扩大。目前，沿海地区是我国服务业最繁荣、制造业最发达的区域，直接推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战略地位。

另一方面，港口的发展将直接推动该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一个区域的总产出受机场、港口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影响十分显著，公共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成正例。港口的发展会直接增加对港口、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需求，近而吸引大量外来投资，推动相关基础设施以及配套设施建设的投入，更进一步促进该区域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再有，港口经济可以带动一些其它关联行业的发展。正是由于港口与贸易、工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港口一直以来被看成是区域经济的增长点。随着港口功能和作用的不断扩大，港口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环顾全球，很容易发现很多港口城市己经成为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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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当今社会，口岸不仅承担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职能，也是区域经济体直接融入全球经济的战略平台，通过其强大的服务功能来扩大综合交通体系以促使内陆经济和边海连为一体。2011年建成的衡阳公路口岸，应立足于衡阳和湘中南，充分发挥其作为内陆经济对外改革开放的前哨和枢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极———园区经济的发展。

一、衡阳口岸发展历程

随着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内陆省份，湖南50%以上的进出口货物必须通过泛珠三角区域沿海口岸。因此湖南积极开展跨区域口岸大通关合作，2008年与上海签署区域口岸通关合作协议，2010年湖南与深圳、广西和福建又签署了口岸大通关合作协议。目前，湖南拥有国家一类口岸三个，二类口岸中有郴州、岳阳公路口岸、长沙树木岭铁路口岸、长沙霞凝水运口岸等。而作为全国最早设立海关和检验检疫机构的地级市之一，近三年来进出口总额在湘南三市中排名第一的衡阳，口岸建设却落后于郴州：2005年12月，省府批准建设郴州公路口岸，2009年，原衡阳海关驻郴州监管组升格为正处级的长沙海关驻郴办事处，郴州公路口岸投入运行。而衡阳外向型经济发展缓慢，只是在近几年，衡阳经济借助于园区经济开始发力，外向型经济日益扩大，衡阳成功获批了中国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和国家加工贸易转移重点承接地，具备建设开放口岸的良好基础和条件。2009年12月，才获得省政府批复同意，到2010年12月口岸项目才开始奠基，今年才建成并投入使用。

衡阳公路口岸地处衡阳白沙洲工业园区（深圳工业园）中心，与园区一体化：通过外环路能快捷到达各高速公路和国道，距湘桂铁路衡阳南站不到1公里，距白沙物流园不到2公里，从园区至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只有1个半小时的车程，距拟建的衡阳机场仅半个小时的车程。毗邻丁家桥湘江千吨级港，千吨级船舶通过松木港区沿湘江北行，经岳阳城陵矶内河口岸通江达海。衡阳口岸区域具备海关、检验检疫、银行、税务、保险、外汇管理、货贷、运输等检查检验和服务功能，并同步配套口岸信息网络系统，形成口岸“一站式”、“一条龙”服务的快速大通关平台。2011年，衡阳公路口岸与在衡阳南站开行的“五定班列”、铁海联运和白沙物流园相辅相成，形成衡阳大通关物流中心，极大地促进衡阳及周边省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

依托工业园区快速发展的衡阳外向型区域经济

十一五期间，衡阳经济快速发展，迅速跻身湖南经济第一方阵。2010年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57.6%。这其中，工业园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成。与此同时，外向型经济发展迅猛，近3年来，共引进内外资项目1696个，其中，外资项目254个，实际到位资金94087万美元，内资项目1442个，实际到位资金363.8亿元，成功承接产业转移企业630家，发展加工贸易企业130家，13家世界500强企业和16家央企，这些绝大部分都集聚在衡阳的相关工业园区，成为推动衡阳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急剧发展的衡阳园区经济，不断扩展的衡阳外向型经济，使得衡阳需要一个开放的口岸，同时也具备了建设开放口岸的良好基础和条件。

衡阳口岸应充分促进衡阳经济园区的快速发展

现代经济学认为任何一个地区要在经济发展上抢得先机、获得较好较快的发展，都离不开建好现代化的大口岸。而口岸不仅仅是一个是供人员、货物和交通工具出入国境的港口、机场、车站、通道，更是一个要有良好的软件与硬件、服务功能与环境组合而成的贸易便利化来支撑的概念。因此，衡阳口岸建设既要充分认识衡阳及其周边地区城市的发展优势，把口岸建设发展规划纳入到整个湘中南发展大局中来；同时，衡阳口岸的发展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要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口岸内外两种资源，开拓口岸对接的两个大市场，服务衡阳和湘中南区域经济的发展，通过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实现衡阳口岸与衡阳园区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