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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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化体制不断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区域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器。区域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型缩影，笔者认为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历程可归为三次发展浪潮。

1.1 第一次发展浪潮

上海经济区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成立。最初，上海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与浙江的杭州、绍兴和宁波等十个城市包含其中。经过试验性的改革，上海经济区最终覆盖了江苏和浙江全省以及上海市。随后，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分别在1984年、1985年、1987年加入上海经济区。这一时期，由于地方竞争激烈加之上海经济区的范围逐渐扩大，没有区域性协调机构的统筹，上海经济区的发展并不成功，八十年代上海经济区的每年的年增长率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1.2 第二次发展浪潮

20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在撤销“上海经济区”并提出了“开放浦东”的发展战略，从此浦东新区成为上海以及整个长三角经济圈的新高地。但从总体上来讲，长江三角洲的一体化发展在九十年代有了质的跨越，在第一次发展浪潮中，苏浙区域合作的形式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与浙北的乡镇企业之间的进行挂钩，进行横向的配套合作，在合作范围上主要是工业加工上进行对接。而在第二次发展浪潮中苏浙沪区域合作模式转变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利用浦东的优惠政策以及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大力吸引外资以及技术引进，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断被挖掘。

1.3 第三次浪潮

21世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已经突破了“长三角”的地域概念，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圈。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中国的经济与国际接轨，在经济全球化的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发展平台，外商把大上海区域视为投资的首选区域；第二，随着市场化趋势逐渐明朗，在南通、杭州等与上海联系紧密的地区的民营企业开始大规模地进军上海，此外，上海也积极进行与省外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对接。

2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

2.1 区域内产业结构同质化，缺乏有效分工与整合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趋同问题成为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绊脚石。一方面，由于缺乏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区域合作制度化水平较低以及各区域的信息不对称长期无法解决，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原材料和资源匮乏，主要依赖进口和远距离运输，长江三角洲区域内各地区产业不能进行有效的细化和分工，不能在区域内进行有效的优势互补和差异化竞争。

2.2 区域内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较弱

长江三角洲地区内各个行政区政府比拼业绩使得区域内的恶性竞争和经济壁垒加强，加之缺少高层决策部门的统一调度，造成大量经济资源浪费。区域内的资本、信息、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存在分割和封锁，使得区域内的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

2.3 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城市发展缺乏精确定位，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缺乏整体协调分工

长江三角洲区域内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以上海、苏州、杭州为中心三个大型的城市群。各个城市在规划建设上缺乏统一观念和恶性竞争使得在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上不能有效地进行分工合作，限制城市之间的互联发展。再者，由于 城市间的行政经济壁垒，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通讯信息化互联设施满足不了长江三角洲整体的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需求，导致区域内整体效应的优势潜力不能发挥。

3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是要建设以上海为龙头，以大都市圈为载体，以国际化、市场化为目标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模式。针对上述问题，下文提出四点建议。

3.1 基础设施一体化

快捷方便的交通、全覆盖的通讯网络是保障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区域通设施的建设可以降低区域之间物流运输成本，是区域内资源流动共享的基础，与此同时交通链条区域的相关产业也可得到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全覆盖的通讯网络体是信息化的载体，其建设可以使信息共享最大化、保障长三角地区物流网的安全、促进三角洲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具体来讲，第一，依托上海的金融、贸易、服务等优质资源，提高国际集装箱的运输比例。第二，宁波、舟山等港口群逐步建设成为上海港的深水外港和中转港。长江沿岸的港口群要形成协调发展的内支线港和喂给港。此外，在陆路交通的建设与大港口群建设需要协同，以此扩大航运网，增强港口的辐射作用

3.2 产业一体化

产业一体化是沪、苏、浙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主体部分。可以根据一体化阶段不同，产业合作的范畴和规模可以进行适应性调整。所以，对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一体化形式可以从旅游、商贸、金融入手，同时实现错位竞争，即对同一领域的发展可以在规模、功能和对象上进行细分。首先以这些领域作为突破口，再向其他领域扩展。

3.3 制度一体化

在制度设计方面上笔者建议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建立制度的主体、构建区域一体化法制、建立区域共同市场的规则。另外，制度建立不能流于形式，建立高层决策机构协调各方力量，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跨界发展政策。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构建需要有效的执行机构作为助力器，以制度性合作推动功能性合作，因此需要对已有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会”的功能及运作进行升级。洋山深水港是浙、沪两省政府跨界合作的重大发展项目，是制度一体化推动功能一体化的典型体现。

3.4 市场一体化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建设的本质是建立区域共同市场。区域内市场体系需要的不仅是商品市场的还有各类要素市场的参与，因此需要疏通产品、服务、人才、信息的流动通道。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市场竞争规则，实现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和公平性。建立有效的市场规则，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发挥上海的国际贸易核心地位的优势，江苏的制造优势和浙江的销售优势，引导优质企业强强联手，共同建设面向本区域性、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大型商品、服务要素市场。第二，在上海、杭州、南京、宁波等中心城市实现错位竞争，即利用各自优势发展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商品交易市场，并且建立起跨区域的集团进行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流通，实现合作共赢的局面。第三，在区域在运用国际统一标准规范市场行为，建立商业信誉体系。

参考文献

[1]韩佳.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2]柴锡.梅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以图画的制度设计研究 [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8.

[3]庄士成，朱洪兴.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与架构[J].当代财经，2007（6）.

[4]曹光杰.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探讨[J].商业研究，2006（5）.

[5]宋巨盛.长江三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J].当代财经，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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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章编号：1009-2374（2016）28-0003-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28.002

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京津冀区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强力引擎。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京津冀发展日益受到重视。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落实、加快推进的关键之年。事实上，京津冀的合作模式始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自“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提出距今已有20多年。虽然京津冀的合作发展历程较长，但是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有行政体制障碍，市场体系不成熟，经济二元结构突出，生态、交通环境问题严重等，所以京津冀一体化始终未能实现。如何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进入实质性的层面，是一个值得关注、探讨的问题。

1 立足本地区的优势特色

京津冀同属京畿重地，濒临渤海，背靠太岳，携揽“三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主席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讲话中指出，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

在推动和发展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要立足于本地区的资源和特色。以天津市为例，天津具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依港而建，因港而兴，港口腹地面积近500万平方千米。为了充分发挥本地区优势特色，实现天津港的快速发展，要利用好港口优势，为主动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力争成为我国北方功能最完备的综合性港口。

2 建立区域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互利共赢，整体推进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利益分配的协商机制，使各利益主体协调在追求共同发展的目标。比如：在税收、GDP分成等利益共享方面要有新的进展；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区域经济利益协调发展政策、法规，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充分调动各地区积极性，互惠互利，共赢发展；搭建一体化合作平台，广泛开展合作交流，减少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解决发展中存在的条块分割现象；一旦发生利益争端，可以采用多元治理模式来化解矛盾，顾全大局，利益兼顾。

京津冀地区应从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全局出发，结合各地优势特色，合理布局工业、农业、旅游、交通等建设项目，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例如，北京要克服“舍不得”思想，从京津冀城市圈建设发展的大局出发，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控制和疏解与首都功能定位不相符合的基础产业，优先疏解高耗能产业，外迁各类批发市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赢得三地协同发展和互利共赢；天津可以利用自身滨海、拥港和毗邻首都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主动作为，也应效仿北京的某些做法，果断地剥离一些中低端制造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承接北京产业错位发展，广泛开展跨区域合作，吸引央企总部落户天津、落户东疆；河北要抓住国家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机遇，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同时抓好公共设施配套建设，改善城市环境，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加强与京津地区的交通互联、产业互补、园区共建、资源共享，主动承接京津地区产业转移和要素辐射，增强对驻京外迁企事业单位的吸引力。

3 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二元经济指以城市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和以农村为主的传统部门并存。为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不断弱化直至破除二元经济结构，可以采取“一帮一”的帮扶措施，实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多渠道加强城乡经济的渗透融合，突破行政体制壁垒，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引导资本、技术、人才、劳动力等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转变政府职能，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环境，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三地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立足于区域优势互补原则和合作共赢理念，推进要素市场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抱团朝着建设统一、开发、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目标整体推进，助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良好发展势头。

4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一体化

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地区科技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具备了在更高起点和更好平台上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的独特优势和良好条件，但由于历史、政策、体制机制、发展差距、国内外各种复杂情况的影响，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仍未能最大化发挥其整体效益，需采取有效措施，整合资源，加快科技创新一体化的发展。

第一，优化科技资源布局，强化顶层设计，克服行政辖区惯性思维的束缚，构建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一体化协调机制。三地应制定方案，着力搭建协同创新战略研究平台，充分调动科研力量，广泛吸纳各类创新主体互动联合，群策群力，打造京津冀科技创新战略高地。北京、天津发挥科技发展的优势力量，起好模范带头作用，河北要积极参与，在区域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中实现自身不断进步。

第二，拓宽合作渠道，完善科技资源交换、互动等机制，加快推动科技资源流动，继续建设各类科技成果信息共享平台，推动研究资源共享；在重点领域探索开展实质性研究合作，精心组织和支持更多的合作研究项目；加大科研和创新资金的投入，整合三地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资源，深入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进一步完善管理方法，努力营造有利于加快科技创新一体化的良好合作环境；共同举办京津冀科学家论坛，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与交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与共享。

5 加强人才一体化建设

人才一体化是科技创新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助力器。为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吸引和留住高端科技创新人才迫在眉睫。

一是加强人才流动的调控，在政策和经济待遇方面向人才倾斜，积极吸引国内外高端科技人才、专家来京津冀从事研发和技术服务工作，为外部人才的进入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平台；二是完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依托京津冀地区的高科技特色优势产业，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顺时依势合理调整高等院校的学科领域和结构，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纽带，做好做优人才的“定向”培养工作；三是用薪酬福利、培训交流、发展空间等多种方式吸引和留住人才，奖惩分明，建立良性发展的激励体系，采用人才入股、技术入股等形式，提升对人才、技术的重视程度，鼓励跨区域人才共用共享；四是全面系统地进行招聘、培训、薪酬、绩效以及劳动关系建设，畅通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同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人力资源体系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紧密融合。

6 加快构建综合交通网络

交通运输服务成为国家战略先行领域，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加快构建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路网。针对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措施建议如下：一是建立高效密集轨道交通网。京津冀三地要以“轨道上的京津冀”为目标，持续建设完善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和地铁四层轨道网；二是完善便捷畅通公路交通网，打通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三是构建现代化的港口群，提升综合运输能力；四是打造国际一流的航空枢纽，缓解水陆交通压力；五是提升交通智能化管理水平，其主要任务包括公交一卡通互联互通建设、ETC电子系统建设、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等。

7 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从目前京津冀地区环境状态看，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最差的十个排名，除了沈阳、郑州，基本上都在京津冀地区，北京是第十二名。一是排放问题；二是受地区地理空气扩散条件所决定的，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改善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要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大该地区生态环境整治与投入力度，落实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京津冀联防联控协作机制，禁止成立只顾眼前利益而危害生态环境的组织项目，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惩处力度，着力改善该地区空气质量，同时加大环保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

8 合力开发旅游资源

从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来看，京津冀三地的旅游资源丰富，品味等级较高、区域特色浓厚，且区位优势明显、交通通讯便捷、景点相对集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为其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

京津冀地区在建立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应重点建设主体多元化、行业综合性、区域联动式的整体协同发展机制。三地应把旅游业提升至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整体规划、优势互补，加强综合开发合作，加大三地在客源和旅游开发上的紧密联系，建立跨区域旅游集团，开展旅游连锁经营业务。研究推出多线路、多景点整合的“套餐旅游”模式，资源共享、设施共建、减少雷同，推动区域合作，互通有无，统一规划，促进整个地区旅游业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 崔冬初，宋之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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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3-0085-04

当前，困扰京津冀区域合作的主要难题是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很明确，但中间过程如何展开是研究者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步入21世纪之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如区域经济运行与调控机制、区域政策、经济布局与规划、发展战略、区域合作组织形式等方面，经历了由均衡到不均衡，由建立相对完整的地区经济体系到区域合理分工的转变。［1］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力求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且符合实际的路径，对京津冀区域的合作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研究方法概述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源，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89―2009年以来的篇名中含有“京津冀”的文献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期发现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有关规律，为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提供参考。文献篇名作为文献内容的重要体现，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本文以“篇名”为检索项，以“京津冀”为检索词，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源，时间选择1989―2009年，检索时间为2011年9月，共检索到文献586篇（以“关键词”为检索项，以“京津冀”为检索词，共检索到文献806篇）。通过对检索出的文献逐一进行核实，去除了医学、气象学、地质学、新闻报道、访谈录、通知、会议纪要、讲话等文献，保证查准率，共检索出有效论文510篇，作为本文研究分析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基础。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文献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方法，对各类文献的诸计量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揭示和研究文献情报规律、文献情报科学管理以及学科发展趋势的一门学科。

二、分类与计量方法

（一）文献数量与时间分布

本文以“篇名”为检索项，以“京津冀”为检索词，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源，时间选择1989―2009年，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89―1993年，每年只有2篇，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京津冀区域研究的起步期。1994―1996年，3年的时间文献达到了47篇，达到了京津冀区域研究的第一个高峰。1998―2001年，处于研究的谷底。2002年发表文章20篇，出现了第二次高峰，自2002年以后开始稳步增长，2002―2009年共有文献442篇，占文献总量的87%，由此可以判断自2002年以后京津冀区域研究进入了活跃期。分析其原因，京津冀区域研究的变动与该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对该地区的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2］

（二）文献的期刊分布

统计的510篇文献，分别刊登在135种期刊上，经济、管理类期刊73种，占期刊总数的54.07%；大学学报13种，占总数的9.62%。在这135种期刊中，发文13篇以上的期刊有8种，占期刊总数的5.93%。其中北大图书馆2004版中文核心期刊共有4种：望、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城市发展研究和河北学刊共发表文章47篇，占文献总数的9.21%。将1989―2009年各类期刊按发表文章递减的顺序排序，结果可用布拉德福定律进行分析。布拉德福定律的描述为：如果将科技期刊按其刊载某专业论文数量多少，以递减顺序排列，则可分出一个核心区和相继的几个领域，每区刊载的论文量相等，此时核心期刊和相继区域期刊数量成1：n：n2的关系，按照布拉德福所分析的数据来说，常数约是3，这一验证结果符合布拉德福分散定律，其中第一区为京津冀区域研究的“核心”期刊，占文献总数的32.35%。［3］

（三）文献作者所属机构类型统计分析

文献作者所属机构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机关关注和开展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程度。在检索到的510篇文章中，作者分属128个机构。通过对居前12名的作者机构发表文献的时间统计，可以看出，河北经贸大学、南开大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北京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民用航空学院、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是早期的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并表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第一作者所属机构分为政府研究机构、科研院所、高校和其他类。根据统计情况，发表京津冀合作研究文献的政府研究机构为43个，科研院所为12个，高校为38个，其他类为20个。其中最多的是高校共169篇，占文献总数的33.13%；第二位是政府研究机构占文献总数的22.94%，第三位科研院所93篇文章占文献总数的18.23%。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高校和政府部门是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主力军，而科研院所偏少，企业更少，说明科研院所和企业还没有真正投入到区域合作的研究之内，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目前京津冀区域没有真正的产业合作或者叫企业技术合作；没有产业技术联盟，而这个领域正是本文今后要研究的动力所在。［4］

（四）研究主题分布

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范围很广，在检索到的510篇文章中，涉及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文献最多49篇，占文献总数的9.61%；涉及产业运行机制的27篇，占文献总数的5.29%；涉及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26篇，占文献总数的5.09%；涉及产业结构优化的12篇，占文献总数的2.35%；涉及交通一体化的4篇，占文献总数的0.78%；涉及政府作用的6篇，占文献总数的1.18%；涉及和其他经济圈比较的13篇，占文献总数的2.55%；涉及区域创新的7篇，占文献总数的1.37%。

三、研究主题分析

纵观20年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京津冀合作的研究涉及的面很广，重点研究领域涵盖了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京津冀产业运行机制、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京津冀合作中政府的作用、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比较、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和京津冀区域创新系统研究。［5］

（一）经济一体化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与前景展望（唐茂华2005）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必然手段和最优选择。欧盟就是成功的范例。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要充分发挥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双核心”作用，通过区域政府联合引导，实现区域联动，形成城市网络，产业集群和要素自由流动平台的发展格局。［6］在对京津冀一体化协调运作机制的实践探讨（李惠茹，李敏2005）中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在于能够使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合理配置和自由使用。从目前京津冀一体化的实践过程来看，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尽快构建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以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入实质阶段。

（二）区域合作机制

深化服务――促进京津冀核心经济区的发展与合作（周绍熹 2005）中认为区域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形成，有关专家纷纷出谋划策，先有“大北京”的思路，后有“首都经济圈”的提法，但是多边和区域内总体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区域协调发展

京津冀北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探讨（罗静 2006）中指出京津冀北区域因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和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河北省乃至京津冀地区区域协调发展关键地区。其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非常难以解决的突出难点和问题，必须策划新的发展思路，采取战略性举措，才有可能使这一区域的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7］在京津冀科技协作与发展的对策研究（戴宏伟，陈永国，赵中其2006）中指出“十一五”期间，为促进区域内市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着力推进京津冀科技协作。三方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切实推进京津冀科技协作与发展。

（四）与其他经济圈比较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之比较（徐长山，任立新2004）中指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国内最有活力的三个经济圈，但京津冀经济圈明显滞后于后两个经济圈，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者试图从三个经济圈的比较入手，探讨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更好地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追赶上另外两个区域的发展。

（五）产业结构优化

京津冀经济圈制造业协调发展研究（邓丽姝2005）中指出京津冀经济圈是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 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制造业是创造国民经济财富的中坚力量；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纽带。因此制造业的协调发展在区域产业系统的合作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首要研究对象。京津冀三地将自身制造业的发展置于经济圈整体环境中，就会取得共赢的效果。［8］在京津冀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叶卫平2006）中则认为区域内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它包括了几个方面的创新：区域政绩评价体制的创新，区域财税体制的创新，区域利益分配机制的创新。

（六）区域创新系统

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胡宝民，魏进平，李子彪2005）中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特殊性、合作基础、紧迫性和现存问题，并在区域创新理论的构架上，提出了建立京津冀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的构想和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的对策建议。［9］

（七）政府功能作用

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思路与政府作用重点研究（张可云2004）中认为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是中国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问题之一，作者认为完善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机制，关键在于首先要完善区域管理制度；京津冀经济圈企业主导型企业合作应该注意克服地方利益冲突，用合理的政策促进地区间企业合作。［10］

（八）交通一体化

推进京津冀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思路（肖昭升2005）中认为京津冀都市圈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率先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在建设京津间快速通道――推进京津冀城市圈一体化进程（孙增印，李惠杰，邹南昌2005）中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交通网络关系极为密切，都市圈内的交通网络应该能满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所需要的主要城市之间的需求，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京津冀都市圈交通网络规划。

四、总结与展望

根据1989―2009年20年间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文献的计量学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如下：1.从文献数量上看，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文献自1986年由《河北学刊》首发后，此后呈现出折线上升的态势，自2002年以后到现在正处于研究的活跃期，反映出国内学者对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研究重视程度越来越高。2.从载文期刊上看，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文献在重点核心期刊发表的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经济类、理论研究类和交叉学科类等期刊上，说明该类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提高。3.从文献作者所属机构来看，高校和政府部门是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主力军，而科研院所偏少，企业更少，这是目前京津冀区域合作缺少动力和破解难题的关键所在。4.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主题来看，重点涵盖了经济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合作机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府的功能作用、与长三角珠三角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迄今为止，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研究国内学者已经做了很多，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传统发展模式的角度所进行的，所依照的框架也是传统的区域竞争力分析框架。对京津冀区域合作问题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的层面，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定量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充分，尤其是在企业协作等重要问题上，还缺乏一套真正适用于区域经济问题研究的机制和模式。目前的研究成果对于京津冀区域合作创新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等方面的研究，缺乏对产业技术与创新方面的深入研究，从前沿性和战略性的角度出发，京津冀区域创新理论研究的视野还有待拓宽，这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参考文献］［1］刘丹丹，孙文生.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现状及发展对策［J］.商业时代，2006（10）.

［2］唐茂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与前景展望［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5（5）.

［3］韩士元，唐茂华.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合作重点及政府作用［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4）.

［4］李惠茹，李敏.对京津冀一体化协调运作机制的实践探讨［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3）.

［5］陈金城，赵海英，黄朝文.理想与现实――探析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J］.决策咨询，2002（11）.

［6］王亭亭.京津冀一体化的路该怎么走［J］.领导之友，2003（1）.

［7］肖昭升.推进京津冀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思路［J］.宏观经济研究，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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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