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知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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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传统文化范围和特征

1.1范围界定。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指来自于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者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达形式，它的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主要包括民间文学艺术、传统工艺及民间民俗三大类。其中，民间文学艺术则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或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艺术。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民间美术、语言文字、戏曲和杂技等。民族传统工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涉及许多领域，包括、绘画、雕塑、木偶、皮影、剪纸、传统工艺美术制作技艺、以及与上述有关的代表性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和场所，等等。传统习俗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从历史沿袭而巩固下来的，具有稳定的社会风俗和行为习俗，并且已同民族情绪和社会心理密切结合，成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准则。

1.2特征。作为一种知识产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这与现代知识产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又具有不同于现代知识产品的显著特征：（1）它不仅凝结着当代人的劳动，而且凝结着历代人的劳动，其权利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从国家层面上讲，它是一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文化财产；从族群层面上讲它是特定民族智慧的结晶，是该民族的文化财产；从个体层面上讲，它又可能成为个人的文化财产。（2）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利用中生存和发展，停止利用之日便是民族文化的消亡之日。保护民间传统文化，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合理利用，在利用中实现保护。（3）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消失将不复存在。民族民间文化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对其保护的难度。

2、民族传统文化的现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商品化步伐的加快，以自生自息为主要特质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境遇堪忧。经济对文化的影响从来就是鲜明的，但是,这种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因为经济以同质性为其发展路径，文化则以多元为其运行轨迹。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我国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带来繁荣。恰恰相反，由于人们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过多关注，对传统东西的无暇顾及或不愿顾及，致使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面临消亡的危险。主要表现在：（1）过度商业化地滥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流失现象严重；（2）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面临着年久失传的危险；（3）一些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习俗正在消亡；（4）大量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实物和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5）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研究人员短缺，出现青黄不接的断层。更让我们气愤的是，一些国家和个人为了商业利益或者其他的目的，纷纷来中国寻找淘金点，针对目前我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的漏洞，对我国的一些历史、传统知名人物进行注册，以中国文化名人来创作影视节目；或者抢注我国知名但未注册的商标，等等方面的问题和现象越发严重。

3、民族传统文化的立法完善

根据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国际经验，笔者认为，一部开拓性的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应当确立以下保护机制：3.1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普查机制。通过普查，全面了解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生存状态，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抢救和保护工作。普查是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对无形文化遗产的记录和对一些反映民族民间文化内涵的实物和资料的收集，其目的就是建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档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了搜集、整理民间艺术的系统工程——编纂十大文学艺术集成志书。据不完全统计，该工程共收集民间歌谣302万首，谚语748万条，民间故事184万篇，民间戏曲剧种350个，剧本l万多个，民间曲艺音乐13万首，民间器乐15万首，民间舞蹈1.71万个，文学资料50亿字。在调查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有许多濒临灭亡的民族民间文化瑰宝被抢救性地记录下来，也有许多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经过挖掘、整理，重新焕发出生机，因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普查机制意义重大。我们有必要通过立法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普查机制得以规范而有序地进行下去。法律应明确普查的方式和要求、普查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政府的责任和普查人员的职责、公民协助普查的义务。

3.2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重点保护和传承机制。对于具有重要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濒危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国际采取了重点扶持的保护政策。在普查的基础上，对认定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给予重点保护和抢救；对濒临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政府一方面通过组织人员进行记录、整理的方式予以抢救，另一方面给予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以适当的资助，鼓励其带徒弟传承民间技艺。为了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法律应该明确规定：认定重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标准，政府公布重要民间文化遗产的名录并指定保持的方法、保持者享有的相应权利和荣誉、赋有的义务。为了鼓励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法律还应规定：政府给予长期生活在民间熟练掌握一种或多种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且有很高造诣的民间艺人以“民间艺术家”的荣誉；对于具有民族特色或地方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式、该项民族民间文化在当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艺术水平的地方，政府命名其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以推动该艺术的弘扬；通过财政拨款、鼓励社会捐赠等形式扶助以民族民间文化为创作对象的艺术表演团体，鼓励它们进行创作和演出。超级秘书网

3.3文化生态保护机制。特定的生存环境是民族传统文化持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保持文化生态，将文化遗产在适宜其生存的社区和环境中原状地加以保存，使其成为“活文化”，不失为保护文化生态的一种有效方式。当前，一些省区都在进行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筹划，为了规范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立法应当明确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管理方式、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保护区内居民的权利和义务、破坏文化生态者应承担的责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行政保护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为此必须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

民间传统文化是我们宝贵的资源，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历史要保留，文化对我们的价值是有形和无形的，而一些民间工艺更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民间传统文化里一些独特的手法和理念，如中医，更是让我们收益无穷，我们要保护民间传统文化，我们要发扬民间传统文化，这对于我们的国家和国人都有巨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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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的因素。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学生能否掌握传统文化知识，关键在于自身的努力，只有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并在课后重视练习和巩固，拓展阅读量，才能更好地掌握传统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2.教师的因素。在初中英语教学过程中，传统文化知识主要是由教师传授给学生的。因此，教师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对教学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必须加强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从而更好地将传统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

3.教学形式的因素。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手段对教学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轻松、活跃的课堂学习氛围更能够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任课教师必须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组织好课堂教学，更好地向学生传授传统文化知识。

二、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意义

在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弘扬传统文化美德。传统文化的美德包括民族品质、民族精神、民族礼仪等内容，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只有不断地渗透传统文化，才能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积极面，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美德，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让传统文化美德走向世界。

2.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中西文化差异的存在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前提，这要求中国人首先认同和熟悉自己的文化，并能够利用英语表达。而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渗透，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3.促进初中英语课堂教学更好地开展。在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师还可以利用传统文化设计教学活动，既能够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又有利于促进课堂互动，促进初中英语课堂教学活动的开展。

三、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策略

从上面可以得知，在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后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需要对此进一步重视，并采取相应的策略，结合教学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1.提高对传统文化的思想认识。提高文化平等意识，保持民族本色，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学会用英语去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放弃传统文化而去学习西方文化，而是要相互学习和借鉴，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丰富文化，以适应文化多元化发展的需要。

2.做好初中英语教学实践工作。在教学实践中，使学生更加关注中西方文化，知道二者存在的差异，感受到二者的不同。只有掌握好二者异同点，才能更好地表达另一种文化。利用英语更加合理地表达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例如，在初中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随时注意两种文化的对比讲解，将教学内容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例如，在学习dragon这个单词的时候，应该将它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它是吉祥、富贵的象征，但在西方文化中，dragon却是邪恶的象征，通过对比讲解，使学生明白中西文化在理解dragon这个单词上的差异，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3.不断丰富任课教师的传统文化知识。任课教师应该加强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断丰富自身的传统文化知识，了解并掌握常用传统文化知识的英语表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进行规范的表述，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在教学单词、词组的时候，教师要将其与传统文化的学习联系起来，强调其承载表述的传统文化的内容，例如，在学习与春节相关的内容时，可以向学生讲解有关除夕的来源，在学习端午节的时候，可以向学生讲解屈原的故事，这样能够使学生知道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并学会用英语表述，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4.在初中英语教材中加入传统文化的内容。目前初中英语教材中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有必要利用传统文化来充实教材内容。例如，可以加入孟母三迁、除夕、屈原、大禹治水等有关内容，还可以将一些简短、经典的文章加入到初中英语教材中，充实教材内容，更好地渗透传统文化知识。

5.加大传统文化测试和考核的比重。例如，在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要求学生掌握哪些传统文化知识，掌握到什么程度，在笔试和口语测试中，增加对传统文化知识的考查，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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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在看一张报纸，上面有篇叫《年的故事》，我就开始细致的看了起来。

从前，有一个叫年的怪兽，它经常祸害人类，玉帝看见它这样子，将它打入天牢里。过了一段时间，玉帝看见它这么苦苦哀求，就规定让它在每年的正月初一下凡一次，但是它还是恶习不改，继续祸害人类。这次正月初一前一天晚上，人们都去山上去躲避年，但是有一位老婆婆不怕，有一个人叫她赶快走，她就是不听劝告，那个人只好走了。到了正月初一，年去祸害人类，但走到老婆婆这一户时，老婆婆已经贴好春联了，年有点害怕，这时候，老婆婆扔出一个鞭炮，年被吓的落荒而逃，原来，年怕火光、红色的东西和巨响，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老婆婆，就每次到了正月初一，人们就挂灯笼，放鞭炮，贴对联了。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真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让我们长了知识，又让我们和祖国的缘分更近一点！

三年级:张芮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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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高职护生的护德教育，进而增强她们的医护人文精神，一直以来都是高职护理专业的难点和重点。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为高职护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提供了极富价值的人文资源。首先，从“医乃仁术”、“大医精诚”等传统医德理念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了德与术的高度统一，注重人文关怀，更是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取之不竭的人文资源[4]。其次，中国传统护德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倡导的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更符合我国文化、价值取向，更有利于民众接受认可。

1．2高职德育教育是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发展的基石

随着时代的变迁,新时期对医疗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行为道德规范标准,学习和借鉴古代医家的高尚医德,不可囿于其具体的言行和标准,一成不变地效仿只会导致复古和倒退。作为高职德育教育工作者，需要不断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弘扬和发展与时代相符的观点，择其善而为之。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一方面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梳理，提炼出与职业道德教育目标相一致的内容；另一方面，吸收采纳西方医学伦理学中有价值的内容，使之更符合当今时代和医护发展的需要[5]。因此,高职护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加强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可分割。一方面，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德育教育的发展，必定会促进中国传统医德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又为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加强创造条件。

2凝练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对高职护生开展德育渗透

高职护生正处在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塑造和定型期[6]。卫生高等职业院校作为培养未来优秀护理工作者的基地,对提高道德教育方面，并将中华传统文化渗入到护理职业道德教育中，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2．1以“仁”、“爱”构建学生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道德标准

国际护理学会1973年修订的《国际护士守则》中，规定护理人员的职责为：“增进健康，预防疾病，恢复健康，减轻痛苦。”这一职责既体现了护理的本质，也反应了护理职业道德的实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与“爱”理应成为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的永恒主题[7]。“仁”就是医者仁心，仁义济世，儒家思想认为人是“仁”的存在本体，而仁者必须有爱人的意识和情怀，要求护理人员具有人道主义情感和同情心。“爱”是贯穿全程的基本道德品质，即要求护士应具有对生命的热爱、对患者健康的热爱、对护理事业的热爱。患者受疾病困扰，极容易产生焦虑感、恐惧感，迫切需要护士的关爱和帮助，其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护士必须对患者有着特殊的情感要求，要求护理人员掌握专业的知识和娴熟的技能回馈社会[8]。

2．2以“精”、“诚”树立学生高尚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

“精”特指精专治患，精益求精。护士具有精湛的技术，才能在操作中做到准确、快捷、高效。护理工作容不得半点粗心，稍有疏忽，就可能发生差错、事故，直接影响治疗效果或延误诊断治疗，甚至危及生命。这就要求护理人员要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确保各项抢救手段及护理措施准确、及时、有效，同时培养学生具有慎独善思的良好心理品质以及高度的责任感。“诚”就是诚善服务，以诚相待，这也是护理人员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之一。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取得患者信任的基础，学校要着力培养学生诚信的职业态度，使其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能做到与病人以诚相待、以信相处，将“以人为本”的护理思想落到实处，密切维护护患关系，帮助病人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9]。

3以中华传统文化对高职护生进行德育渗透的具体举措

3.1构建校园文化环境

教育环境在卫生高等职业院校的德育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着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创造良好的育人条件。在洋溢着浓厚文化气息的环境下学习,使学生在不知不觉的环境中受到感染、启迪和教育，培养她们的责任心与使命感。以我校为例，我们紧密围绕“具有护理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心打造校园文化环境。例如，凝练出“仁、爱、精、诚”的专业精神，做成宣传画放置在校园中；积极在校园内打造绿化景观区“药苑”，选择性的栽种一些可以入药的植物，并做好标注，是学生在欣赏植物的同时对其药性有一个了解；通过树立李时珍等中医药名家的雕塑表达出对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尊重；在校园内竖立“理念碑”、张贴宣传画，向同学们宣传中医药文化的名言古句，例如“人命至重，贵逾千金”、“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等等，以此构建具有浓郁医护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

3.2营造校园人文氛围

良好的校园文化具有催人奋进的教育力量，潜移默化学生的精神世界、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校园文化对德育教育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和制约性作用。校园精神不是硬性灌输、不是纪律约束，而是一种无形的文化约束。我校非常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发挥的德育教育功能，在全校范围内积极制定学校理念。例如，制定了“厚德崇真、博学强能”的校风，“慎思笃行、敏学笃学”的学风，“仁、爱、精、诚”的专业精神。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主题班会、晨会等形式，将具有护理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入日常德育教育中。例如，结合时事新闻，运用正面案例分析让学生们感受到医护人员正直博爱的情感、谦虚谨慎的态度、勤奋好学的精神、忠于医业的道德，激发学生内心的道德追求；运用反面案例让学生对那些缺乏职业道德的医护人员产生反感厌恶，以此督促医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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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对教师的影响

人与文化一刻不能分离，人创造了文化，文化造就了人。不同文化对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思想观念都有不同的影响。文化既是个体成长的环境，也是个体发展的手段，同时也可以是影响个体思想和行为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是无需置疑的。一般而言，传统文化对教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对教师职业形象的塑造上；二是表现在教师个体心理结构的建构上。

（一）传统文化对教师形象的塑造。

“教师形象是人们对教师教学行为表现的一种宽泛的界定，是教师特定姿态和风貌的一种表征。它折射出时代和社会对教师的期望，也反映了特定的教育理念与价值追求。”①一定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追求必然会体现一定的文化传统。譬如，西方各国对教师职业的道德要求只是一种职业伦理底线的保证，而在我国及深受儒文化熏陶的东南亚、韩国、日本等国对教师的道德要求就不仅仅反映在职业伦理底线的保障上，从某种程度上他们被视为道德的偶像、知识的化身。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教师的论述十分丰富，在教师地位上，荀子认为教师是一切言行的准则，所谓“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过诸涂不与言”（荀子《大略篇》）并首次将教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并列；在教师品质上，要求“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师德修养上，强调“克己内省”、“改过迁善”，对待学生要“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不耻下问”；在教师观上，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理想人格；在师德规范上，要求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通过“立人达人”去启发每个人的内在自觉，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在师德养成上，重视“慎独”、“内省”、“自律”②。正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这些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与传统文化伦理特征密不可分，对于树立和丰富教师形象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批判性的缺失同样会在教师的职业要求和教学过程中有所反映，如孔子的“述而不作”，孟子的“言必称三代”，朱熹的“是知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一个敬字而已”等言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教师去效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长久以来教师也贯穿着一种“孔孟之徒教授孔孟之道”、“唯古是法”、“遵古崇威”的价值取向；在教学内容上把古人的著述经典化，变成绝对权威，使得一般的教育对象或学子的学习只能囿于经学的有限范围；在教学方法上要求教育者“信而好古”，安然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为学之道。这些传统的教师规范往往将教师塑造成一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卫道士”形象。

（二）传统文化对教师个体心理的建构。

“民族文化心理及其结构作为人的一种‘高级心理机能’，是在人们利用物质工具和‘心理工具’改造自然、社会与人自身的过程中通过‘双重建构’（即‘内化’与‘外化’）并在同化与顺化的两种作用中积淀而成的”③。而个体心理结构的建构就是在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由此可知，在传统文化中“凝积沉淀”下来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教师个体心理发展具有稳定的、内在的影响。

推崇集体意识和个别权威及求稳、求静、不喜变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表层特征③。一方面，它是农耕民族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要求个体服从强有力的绝对权威，从而抑止了个体自我的个性发展。另一方面，这种追求稳定、宁静、不喜变化的心理结构致使中国人形成一种以封闭性、单向性和趋同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和服从权威的文化心理对于作为文化传承者的教师来说，影响更为深远。这种影响一般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第一，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的教育完全“复制”和“同构”传统文化，学校组织全然沿袭传统文化家长制模式，在教育中追求“统一”、讲求“规范”、注重“权威”。传统教育中“强调整体，轻视个体”的整体化倾向，谋杀了教师个体主体能动意识和批判意识、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客观存在。更重要的是其“偏重人伦，以情为重”的人伦化倾向，致使教育领域的认识出现了事实判断让位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局限于道德判断的现象，进而导致教师个体对日常生活、教学领域及自我的认识、判断和批判出现了偏差和扭曲。所以，此时任何一种判断首先表现的不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真假判断，而是涉及到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层面的是非判断。

第二，只有通过社会认可，教师才能获得一种合法的身份。社会的这种认可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标准，并通过对教师教育理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精神风貌等各方面的规训来实现。因此，个体在获得教师身份的同时就等于形成了一种与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相违背的“身份性人格”④。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致使其在强化或者优化教师身份的同时恰恰就等于在弱化其知识分子身份⑤，致使教育领域中听不到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坚持独立自由的批判声音。

二、教师批判精神缺失的深度归因——传统文化的抑制

本尼迪克特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文化是人格在典章上的扩大。反之，我们也可以说人格是文化在心灵上的延续。教师文化作为一个群体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很小的子系统，它不仅形成于某一文化系统的孕育之中，同时其自身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多的取决于文化这个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和作用。这不仅是文化与亚文化的一般关系，同时也真实的反映了我国教师文化与主流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这一角度思考，我们可以发现，教师批判性缺失的现状与传统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教师文化的作用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儒、释、道思想逐渐沉淀并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传统文化的一切特征均可以在它们的思想中找到理论根源。具体来说，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而佛家与道家文化分别是这一主体的双翼。所以，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教师文化和教师个体批判性缺失的事实必然可以在儒释道三家的主要思想中找到依据。

（一）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批判性的先天不足。

“仁”是儒家文化的最高旨趣。孔子认为仁是诸德之全，是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是“忠”和“恕”的合体⑥。

“忠”字在《论语》中出现了十八次，它的基本含义是对别人（尤其是对上级）尽心竭力。如：“为人谋而忠乎？”（《论语·学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论语·八佾》）等等。“忠”还常与“信”、“敬”等连用，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论语·公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公冶》）、“主忠信”（《论语·学而》，又见《子罕》、《颜渊》）。其意思都是指尽心竭力，也有全心全意、一心一意、忠心耿耿、忠诚等含义。它一般泛指人对人的态度，尤其是臣子对君主、下级对上级的态度。所谓，仁者爱人，“忠”则是爱君、爱人的表现，侍君、待民的要求。

“恕”字在《论语》中仅有一处，《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之相关的论述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由此可知，“恕”，有“推己及人”之义⑥，乃是体现“仁”之精神，实现“仁”之德政的方法之一。《孟子》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乃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由此可知，儒家文化是一种内倾性的文化⑦，其为人、处世的生活始终贯穿着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且“己立则人立、己达则人达”的“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反躬自问”、“克己复礼”“自省”的道德修养方法。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忠”和“恕”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对中国人心理影响最深的文化因子。“忠”的文化要求大则忠于国和君，小则忠于父和友，其文化形象分别是誓死效忠的“忠臣”、千依百顺的“孝子”、舍生取义的“知己”。“恕”的文化则更多表现在个体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修养行为上，其所追求的文化偶像是克己复礼的“君子”、反求诸己的“圣人”。一方面，“忠”文化要求的首先是“忘我”、是“奉献”、是“牺牲”。传统文化塑造的是一种对客体于我的存在世界持“忘我”和“无为”态度的国民形象。这种文化对普通民众的要求仅有一点，那就是“顺从”，培养的国民也只有一种，那就“顺民”。顺民的顺从所营造的文化也只能有一种，那就是没有主体我参与的“听”的文化。另一方面，“恕”文化对个体内倾性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修养的极度崇尚，使得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对自我德性养成及精神境界表现出过分的关注和过高的要求，往往使其终其一生也未能触及“内圣”理想的边缘，就更无法奢谈“外王”了，从而更加束缚了一批本有可能也有能力关注外在于个体存在的客观世界的知识分子的视阈。所以，从根基上全面的封杀了整个民族产生批判的可能。因为，批判需要主体的参与，它是主体通过“思想”，进而通过“言说”才能实现的。没有自我、局限思想、限制言说、主张听话的中国传统文化先天缺乏批判性。

（二）传统文化的双翼——道佛文化对个体批判性格的再次消解。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文化，关注的是政治伦理，还原的是周礼秩序。那么，道家文化则是一种“出世”文化，关注的是普世伦理，安顿的是每个个体的心灵。所以，传统文化的内倾性特征离不开道家文化的润色。如果说，儒家文化的内倾特征表现在思维方式和道德修养中，其外倾的特征只是在“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态度中遭到放弃，“内圣”的旨归依然是“外王”的话，那么，道家文化的内倾特征则体现在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泯合天人、混同物我的无所谓“内外”的独抱孤怀的个性人格和艺术化的人生哲学上⑧。

在道家看来，“道”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源，即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尽管“道”是道家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但对其的定义，老子却认为，“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指出能用语言表述的道，不是永恒的道。他认为，“道”是永恒的，是不可用语言表述的，而只能凭直觉去体会。譬如，有学者通观《老子》，概括出了“道”的几个特征，即道是无形的、道是无名的、道是无为的、道是无欲的⑥。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处世态度，使国人的世界观少了西方人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对外界事物的探讨也没有了西方人追求“逻格斯”的那份执着，进而放弃了对外界事物的探索，所谓“德性”生活就只能仅仅局限于精神境界的提升上，甚至将放弃“外物所累”也视为道德个体追求内心宁静和心灵纯洁的手段。

庄子认为人意识到自己常常为身外之物所累，为时空所限的无奈，即所谓的“有待”、“有己”，指出要达到自由，就是要超越出“有待”、“有己”，从而达到一种“无待”和“无己”的境界。如何超越自我思想对自身的束缚、外物对自我的羁绊，庄子提供的方式是“遗物离人”。“遗物”，是指剪断自我同外物的联系，不为任何外物所累；“离人”就是剪断自己同社会的联系，不为社会和国家所绊。由此我们发现，道家是用消极“出世”的态度来追求一种仙风侠骨、逍遥自由的诗性生活。这种文化精神数千年来安顿着中国数以千万计的文人墨客或失意的知识分子的灵魂。

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使中国知识分子“进退自由”，进可安顿苍生，治国平天下，退可安顿心灵，因时顺势，“存，则吾顺事；没，则吾宁也”（张载《观棋》）。一方面，道家主张“无我”、“无为”、“无执”、“与时迁移”、“不敢为天下先”的“游世”态度，显然是一种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混世主义人生哲学。相比之下，它少了儒家那种“自强不息”愈挫愈勇的进取精神，少了儒士那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道家文化长久以来便是失意的知识分子灵魂安顿的唯一栖息之所，灵魂的安顿减少了他们对外在世界的关注、焦虑与不安，从而也就等于“瓦解”了批判意识产生的心理基础。试想，如果没有这一最后的心灵居所，焦虑、犹豫、彷徨的遭受挫折的儒生们又会如何呢？会不会能够促使儒学文化中“为他之学”（与“为己之学”相对）和“外倾性”文化特质的萌生和发展呢？

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被儒道文化本土化了的禅宗思想里。禅宗思想既吸收了印度大乘空宗（一切皆空）和大乘有宗（佛性实有）的思想，也继承了我国儒家传统的人性论学说和道家主静说思想，它是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佛家人生哲学模式具有超人人格的特征，主张心如枯井、随缘而安和与世无争⑥。佛教的这些思想对中国社会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宋代黄庭坚曾写道，“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赠张叔和》），这种鼓吹不思进取的人生旨趣对于批判性格的形成也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如果说，道家文化是对文人墨客的一种精神慰藉，具有一种上流社会附庸风雅的气质的话，那么佛家文化由于其 “砍柴挑水，无非妙道”的普及性、“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宽容性以及“顿悟成佛、直指本心”的便捷性，而成为了生活在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精神慰藉。譬如当生活无着、冤屈无处申诉的时候，人们往往将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的力量，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就是人们在遭受委屈和心理难平时最常想起的话语。所以说，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融合实现了对全体国民灵魂的安顿，从而使我国的传统文化最终成为一种缺少批判性的文化类型。

显而易见，佛教与儒家、道家思想的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倾性特征，它们之间既有联系，也可互相补充。总体看来，没有儒家的“为己”，就不可能有道家“安时处顺、无为不争”的个性人格和佛教“随缘而安、心如枯井”的超人人格的存在。相应地，如果没有道家和佛家文化对千年来国民精神世界的安顿，那么儒家的这种“为己之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内圣外王”入世路径在大多数知识分子饱受挫折和迷茫之时就会遭到质疑、扬弃。

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的心理特征是由文化制度所塑造的，或者说文化是一组人格心理特征在规范、组织、习俗和制度上的投射⑨。所以说，从文化与人格的关系而言，批判性缺失的传统文化必然塑造一种没有批判性的国民性格，尤其是对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教师职业来说，其影响更为深刻。

注释：

①杨明全.反思型教师：教师形象演变的新取向[J].外国教育研究，2002，（9）：50~53.

②黄永刚，张健华.关于中国传统师德的批判与继承[J].道德与文明，2001，（4）：61~62.

③刁培萼.教育文化学[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121，124.

④身份性人格：是美国文化心理学派奠基人之一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提出的。

⑤本研究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热衷于哈贝马斯所言的那种“批判的知识”，热心于揭示限制与支配的条件，体现出为争取发展与进步的自由的解放的知识兴趣。而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教师不应该仅仅执着于经验分析的知识和解释学的知识。

⑥番万木，李孝华，上官司政洪.简明中国传统文化[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120，122，142，168.

篇6

一天，我在看一张报纸，上面有篇叫《年的故事》，我就开始细致的看了起来。

从前，有一个叫年的怪兽，它经常祸害人类，玉帝看见它这样子，将它打入天牢里。过了一段时间，玉帝看见它这么苦苦哀求，就规定让它在每年的正月初一下凡一次，但是它还是恶习不改，继续祸害人类。这次正月初一前一天晚上，人们都去山上去躲避年，但是有一位老婆婆不怕，有一个人叫她赶快走，她就是不听劝告，那个人只好走了。到了正月初一，年去祸害人类，但走到老婆婆这一户时，老婆婆已经贴好春联了，年有点害怕，这时候，老婆婆扔出一个鞭炮，年被吓的落荒而逃，原来，年怕火光、红色的东西和巨响，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老婆婆，就每次到了正月初一，人们就挂灯笼，放鞭炮，贴对联了。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真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让我们长了知识，又让我们和祖国的缘分更近一点！

三年级:张芮嘉

篇7

1.“90后”幼师生在责任感方面存在的不足目前，“90后”幼师生在思想品德和责任感上存在着不足。最为突出的是一些学生引发的人身伤害事件，打架、斗殴现象屡见不鲜。幼师生的人身攻击行为，就充分地体现出“90后”幼师生在对待他人生命这一问题上严重地缺失了责任感。2.“90后”幼师生在诚信方面存在的不足在诚信方面，作业抄袭、考试作弊、实验数据造假、论文写作移花接木、严重拖欠学费等种种现象，无不说明，在诚信方面，“90后”幼师生存在着不足。对于以上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3.“90后”幼师生在心理素质方面存在的不足幼师生曾经都是学习上的佼佼者，是家长、教师器重的对象，但是自从进入幼师学校后，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人际关系上，由于在家庭中长期被娇宠的角色一下子转换不过来，进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而在学校中处于一种全新的学习环境、人际交往里，曾经的自豪感荡然无存，这严重地打破了他们的心理平衡。长此以往，在他们的心理上就可能出现一定的障碍。

二、在幼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1.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在对“90后”幼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积极地运用传统文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它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含义。即文化就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具体的过程。中国文化在地域上具有广博性，在民族上具有多样性，在相互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具有东方文化的特性和优良的文化精髓。2.在对幼师生教育中，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影响力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在网络的推动下，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不断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我们的血脉里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深度。但我们的幼师生在中小学阶段，因年龄小，心理不成熟，再加上受到升学等因素的影响，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一般是被动和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当幼师生进入幼师学校后，在新环境里，不免遇到一些关于价值观、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需要一些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来给予解决。3.中国传统文化是幼师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在对国家、集体、家庭责任担当上，我们的先贤们已经做出了良好的榜样：“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充分地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充分运用这些传统文化，教育幼师生如何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的关系是大有裨益的。传统文化在幼师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对培养他们的爱国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处理好在新环境下遇到的一些心理问题、人际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三、积极运用传统文化对幼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策略的分析

1.提高教师的自身传统文化素养榜样的力量是重要的。所以，有必要积极地提高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在学术上，为幼师生树立一个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教师形象。用无声的教育对幼师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幼师生积极地模仿我们，主动地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2.在校园里积极地营造出学习传统文化的氛围在对幼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充分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教育，应该积极地在校园里营造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在这样一系列的活动氛围的熏陶下，幼师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3.充分地将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学校的寝室文化之中去为了拓宽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阵营，还可以积极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幼师生的寝室文化有机地整合起来。寝室是幼师生的另一个宽松自由的空间，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个空间，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名言警句张贴在幼师生公共区域里，同时还可以组织以寝室为单位的传统文化对决赛活动。这一形式对幼师生的教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篇8

1、引言

智慧，一直是人区别于动物，甚至是人区别于人的一个重要尺度。人们对智慧的普遍认识和看法，广泛流露于古代经典的文学著作之中。并在当今人们生活的具体方面都有呈现。本文尝试从智慧的获得、智慧的管理，以及智慧的作用三个方面来阐述中西两大世界文化体下，人们智慧观的根本差别和看法。

2、关于智慧

辞海中，“智慧”一词有如下的定义：“对事物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而对“智力”一词的解释如下：“通常称‘智慧’。指学习、记忆、思维、认识客观世界和实际问题的能力”。由此可见，智慧通常体现为一种能力，并且是一种非机械的，对其他事物的反应能力，并以此区分人的智慧和动植物的智慧。早有《荀子・王制》曰：“草木有生而无知”，近有科学研究植物动物的智力，但仍很少称其为智慧。可见，智慧的外延广于智力，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人们通过理性思维、合理使用语言、信仰、直觉等来获得智慧。

“智”早在古代为会意兼形声字。从日，从知，知亦声。“知”的后起字。本义为聪明，智力强。《淮南子・真》中“智者，心之府也”；《方言》中“知或谓之慧”；而佛教中的“慧”意译为“智慧”，即“般若”，如 “慧眼”指佛教的五眼之一，能够看到过去和未来的智慧之眼。

代表欧洲传统的希腊语中的“智（sophia）”指哲学家的天赋。哲学家用“智”来投身当时社会生活不断追求真理；“实践智慧（phronesis）”在哲学上指在确定目标及达到目标的手段中的智慧，意指政治家的才能；“知识（episteme）”意指一种科学知识的形式，在掌握控制自身行为准则的人们身上得以展现和发展。西方心智哲学和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对“智慧”的定义：以价值观为中介，运用智力、创造性和知识，在短期和长期之内通过平衡个人内部、人际间个人外部的利益，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塑造环境和选择环境，以获取公共利益的过程①。

3、智慧的获得：中国人智慧是积累的，西方人的智慧是神赋的

从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上可以看出，“智”被写成“知”，由“矢”和“口”构成，象征着一个人像飞矢一样快速地获取知识，说明在古代中国人的认识里，智是从知发展而来。这样的认识论实际是一种“知而获智”的智慧观，并暗含了“转识成智”的思想。

从字形上看，“智”字在“知”的基础上添了一个“日”字作底，表达“日积月累”之意，更形象具体的体现了“转识成智”的思想。《荀子》有云：“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孔子在《论语・季氏》里，虽然承认“生而知之者”，却更强调“学而知之”和“好学近乎智”，而学的过程简单说就是知识积累的过程，由此可见孔子思想也赞同“知而获智”的观点；子又曰：“致知则智明，智明然后能择”，这就是对“知而获智”观的一种简明解释。

对比西方传统文化典籍不难发现，关于智慧的获得和出处，与中国传统文化观有着较大差别。西方文化建立在“神”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圣经》的一神论，还是希腊神话中的多神，都是统治和掌管人类的高级力量。《圣经》中的上帝是人类的造物主，赋予人类包括智慧在内的一切；而希腊神话中有专门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是智慧与美的象征。在这样强烈的以神为基础的文化传承中，西方传统的智慧观认为：人的智慧是神赋予的。犹太民族自古被认为是上帝订约的“特选子民（the Selected People）”，被认为是富有智慧的民族，而犹太人也是最信仰《圣经》的民族之一。犹太民族的智慧精神以其特殊的身份标志得以保存：散居各地而文化留存。

《传道书》中认为：“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家增知识的，就加增加忧伤”，此观念是贯穿整个宗教思想的，从上帝禁止人类吞食“智慧树”之果，到亚当经受不住诱惑而获得“智慧”，上帝无时无刻不再告诉人类，唯有上帝主动赋予的智慧才不会带来灾难。当然《约伯记》也展现了上帝所通融的另一种智慧：质疑的智慧。这从上帝对约伯的偏爱即可看出，即上帝要求犹太人对他绝对崇拜，但又不希望是一种盲目的崇拜。这看似为悖论，实则不然，上帝对智慧拥有了绝对的权利，正如上帝对爱、对真理都有绝对的控制权一样，哪怕质疑智慧本身的智慧都是上帝赋予的。人只能在上帝赋予的智慧下分辨善恶美丑；爱上帝，才能得智慧的守护。

4、智慧的管理：中国人的智慧在道德统治下，西方人的智慧在意志的统治下

同样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从无可质疑的神那里获得的智慧，是绝对的智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当这种智慧观被统治阶级利用时，西方社会就成服于“绝对意志”、“君权神授”、“以法为纲”这些不曾在中国社会社会中占据主导的意识形态。葛拉西安的《智慧书》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邪恶的智慧，若不适当地以中国的传统道德加以规范，它有可能让邪恶者变得聪明，让聪明者变得邪恶③。它建立在西方“人性恶”的基础之上，是基督教“原罪说”的直接产物。西方人尤其看重智慧，自十七世纪以来，对理性的呼唤有增无减，到了培根的时代，更是以一句“知识就是力量”的激昂口号掀起了酣然巨波，人们纷纷打着科学理论的旗帜，满足着自我意志的膨胀。从圈地运动的领土扩张到次世界大站，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西方在意志支配下的纯智慧缺少的正是中国式的道德约束。野蛮的战火毁灭了一个又一个文明，而唯有中国的五千年历史绵延至今。难怪早在上世纪末，孔汉斯（Hans Kung）曾提出了“三大现存的宗教源流体系”的理论，中国的各种宗教传统被称为“智慧型宗教”，以区别于中东的“先知型宗教”和印度的“神秘型宗教”②。

而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理性的地位远不如仁德重要。人的本质规定性特征是“德”而非“智”，而且“德”还被看作是“智”的根源。早期典籍对智慧和道德进行探索，认为二者联系紧密。《淮南子・览冥》中有语：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

因为中国的智慧观在事实上从属于道德观，所以它在追求实施等诸多方面都少了些外扩的冲击力，而倾向于内敛的智慧观，实践的智慧观念；而西方纯粹意志下的智慧观则更具有激发力，人们在追求智慧的同时就被赋予了更强的欲望。

5、智慧的作用：中国人的智慧用于修身养性，西方人的智慧用于征服扩张

对智慧获得方式和管理手段的不同带来了不同文化下的人们对智慧作用的不同认识。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智慧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途径。孔子在《论语》中的相关论述记载了他关于完美生活的两个标准：智、仁。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孟子也提出“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韩非子・显学》中更是直言：“智，性也”。可见，“知（智）”只是修身的途径，而修身才是根本的追求。

这与西方智慧观有着绝大不同。我们可从古希腊哲学家对“智慧”的探索中窥见一斑。首先，古希腊哲学家对智慧的探索在于对其本原的研究，是本体论认识，是纯粹的脱离人的意志的认识。这就从根本上决定西方传统文化不可能将“智慧”的作用发挥到对自身的修养。因为在认识之始，它就脱离于人之外存在。其次，古希腊哲学对智慧的探索使亚里斯多德认为哲学智慧是研究“第一原因”的知识，开拓了思维从具体到抽象，是西方理性以及科学技术萌发的基础。这两点不同，决定了西方传统下的智慧观的导向是外扩的、探索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智慧下的征服和霸权行为。

6、 结语

综上，从智慧获得的角度说，中国人相信智慧的可积累性，而在西方人眼中，纯粹的智慧来源于神，是神授的。从智慧的管理手段来说，中国人认为智慧是从属于道德的，没有道德的智慧只能是邪恶，而不是智慧，而西方人的智慧是由绝对意志统治的，是受理性而非道德约束的。从智慧观的导向作用来看，中国人追求智慧的最高境界在内，在于自我的修养养性，而西方人追求智慧的最终目的在外，在于外扩的追求，目的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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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在传承传统文化教育中实现自身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既是高职教育面向新时代的实践问题，又是教育理论需要给出诊释的理论问题。职业道德，作为高素质劳动者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蕴涌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教育内涵，为高职教育如何从传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中转变出来，提供了新的视野。

1　高职传统文化教育面向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1.1传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与职业道德之间的冲突

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社会文明水准的不断提高，使得职业岗位和物质精神产品的文化内涵不断加深。社会和企业单位倡导的文化观念、道德思想、法律和制度要求等内容所构成的思想和制度文化体系，与具体的职业岗位结合，形成了具体的职业要求，成为职业岗位所要反映的社会文化内容。

在我国，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现代经济的开展，现代生产技术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却缺乏深刻反思，以至干传统文化教育缺乏足够的创新，对人文科学的应用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由于传统传统文化教育思想的长期影响，直到现在高职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抽象理论多、学科知识多，贴近职业道德的内容和课程少的现象，缺乏职业教育的特点。

1.2职业化内涵的启示

在发达国家，企业及员工的职业化意识已成为企业管理的基本意识，职业化已成为劳动者队伍建设和管理的基本途径。以国际通行的概念分析，职业化的内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人事相宜”为追求优化人们的职业资质。二是以“创造绩效”为主导开发人们的职业意识、三是以“适应市场”为基点修养人们的职业道德。对于职业资质来说，包括职业岗位需要的和任职者供给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二者的相宜是职业化的基本准则，以面向职业道德为基本态度，体现了对技术与人文素质的整体要求。

1.3职业道德是高职传统文化教育的本源和载体

职业道德状态与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事业成就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个体社会生存能力的基本标志。现实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往往把职业目标的选择与社会生存状态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如，高职生在知识型、管理型“白领”和体力型“蓝领”之间选择技术技能型的“灰领”作为自己的职业目标，是高职生综合理想追求和现实可能后对生存状态的一种定位。

2　高职传统文化教育面向职业道德的主要涵义

2.1以适应职业道德为目标.提高高职学生的主体性水平

职业道德蕴涵了社会经济、自我实现等多方面的价值，对这些价值的体验形成了高职学生意义学习的基本动力，促进了学生主体性的发展。罗杰斯认为“当学生觉察到学习内容与他自己目的有关时，意义学习便发生了”。“涉及学习者整个人(包括情感和理智)的自我发起的学习，是最持久、最深刻的”。因此，高职传统文化教育如果离开了职业意义，或者只涉及理智的方式选择教学内容、组织开展教学，是难以促进学生自觉地发展的。另外，学生对职业意义的理解伴随着学习进程的不断深入而加深。实施高职传统文化教育要以职业意义为基础，要把职业的审美性、伦理性，艺术性和社会经济意义等情感与价值的理解和内化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要根据理解力的发展规律，在不同的阶段选择不同的意义学习。

2.2从职业道德的整体要求出发.加强人文知识的应用教育

从职业道德对技术与传统文化教育的整体要求出发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必须提高传统文化教育在课程教学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作为实现培养目标的课程及其教学，都要承担传统文化教育的任务。因为，即使是一门纯技术的课程，它也是人化的结果，更何况它的教学过程是在人与人、人与组织及制度的关系中展开的，所以，任何一门课程和它的教学都普遍地存在着传统文化教育的涵义。当然，就一门课程及其教学而言，有其自身的核心任务，或侧重于技术或侧重于人文或人文与技术的结合。第二，当前大众对物质精神产品的文化需求不断提高，高职传统文化教育不仅只承担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还要承担人文知识应用教育的重任。第三，要充分发挥学生对职业价值体验的积极作用，把“包括与创造性或系统改进有关，维持整个组织工作效率的人文要素”，纳入教学目标和过程之中，使得传统文化教育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2.3创建民主的教学制度文化.以提高学生

对社会企业制度文化的适应性开放、民主、公平是现代社会企业制度文化的普追趋势。建立以提高学生主体参与的教学制度文化熏陶学生，是提高学生适应社会企业制度文化的有效途径。这种熏陶可以从学生在教学中的权利运用和责任落实中展开。从权利运用的角度看，要使学生具有课程设置和教育教学内容选择的参与、建议权，教师的选择权，教育教学过程的监督权，教育教学的评价权，从学生的责任来看，要使学生落实好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责任、执行教学制度的责任。以适应和超越于当下社会企业制度文化发展状态的学校教学制度及其良好的运行，将为学生学会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企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提供范式、积累经验。因此，要把面向职业道德的高职院校教学制度文化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和资源，进行教育意义上的创造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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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250

1　引言

传统图书分类至明清已形成以四部分类为主体的理论体系。四部分类的作用不只限于整理图书，对于传统学术研究也具有明确的导向性，使得经、史成为我国古代学术研究的中心和重点，学术思想多以解经方式提出。以后，西风东渐，动摇了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学术体系。时代的发展和传统学术体系的转型，强烈要求图书分类突破四部法的窠臼，特别是《杜威十进分类法》传人中国后，出现了近代图书分类法编制的热潮。

本文着重研究文献分类法和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关系，目的是为了厘清分类法在这一个多世纪中的演变对应着怎样的学术轨迹，它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其中的内在理路是什么?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对于图书分类法有哪些认识上的差异?

2 中国传统学术与典籍分类的关系剖析

春秋末年孔子六艺分科授学，并演变成“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是对先秦以来知识分类的一个总结。汉代《七略》将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辑略，构成秦汉时期的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刘国钧先生认为“这是最早运用学术性质上的差异来作为分类标准的分类法”。汉以后，官修、私撰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有所改进。西晋苟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由此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隋书・经籍志》开始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但这种划分是模糊的，经学中包含史学，子学又包括部分经学，“集”部则是不分科的“个人专辑”，体现出一种对综合修为的全面培养，四部内容互相涵盖，相互包纳，反映了传统学术注重“会通”的特征，与西方日见精细的分类思想相形见远。

历史上也曾有过对四部分类的质疑和探索。宋代郑樵曾作过十二类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类的创新。王重民先生认为，郑樵分类体系是“我国分类学史上的一大突进。可惜后人没有继续发展，直到西方的分类表输入，才建成了更完整的体系。但郑樵实际上已经进入那种完整体系的大门。

18世纪末，随着国家衰弱和西方文明侵入，中国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现代化过程，就其本质就是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进行学术转型的过程。以“四部”为框架的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向以“学科”为主的西方知识系统的转变，从表面上看是将“四部”分类体系下之典籍，归并到以杜威“十进法”为代表的图书分类体系中，但实质上是打破四部传统分类体系，转而采用以学科为分类标准的西方图书分类法，重新建构新的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

3　文献分类与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外来文化冲击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经历过两次外来知识的传人，但其结果却并没有出现如晚清西方外来学术对四部体系稳定性的影响，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

3.1 东汉佛学传入

汉朝后期，长年战乱，民不聊生，佛教乘势传到中国。在经过中国文化的排拒、筛选后，终于被传统知识结构所同化。表现在图书分类方面，就是对释书的目录整理，如刘宋、王俭在《七志》中将道教、佛教经典附在第七部后，稍后，阮孝绪在《七录》中列外篇《佛法录》和《仙道录》两部。《隋书・经籍志》把佛、道作为附录置于四部之后，形成实际的四部六类，力图把这些佛教文化吸纳到自己的知识系统中来。从《隋志》至《四库总目》，释家类的设立基本是在子部，其排位历经反复，前后不定，反映出各朝代对佛教的不同看法。但不管如何变化，古代官修目录一直试图纳释书于传统知识体系中。

3.2　明末清初的西学传入

明末清初，西学在中国已露端倪，内容涉及天文学、数学、地理学、舆地学、炮术、艺术、语言等领域。但当时西学并未突破中国传统的分类结构，反而被四部体系融贯、调适和同化了。如明艾儒略《职方外纪》、清南怀仁《坤舆图说》、《坤舆外纪》、《西方要纪》等被归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明利玛窦《乾坤体义》、熊三拔《表度说》、阳玛诺《天问略》、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新法算书》、《测盘法义》等均被归入《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熊三拔与徐光启合译的《泰西水法》等被归入《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

3.3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转型

上述两次外来知识的冲击，最终都把外来知识整合到原来的四部结构之中，形成一种修复性的知识制度变迁。但晚清时期所面临的局面要险恶得多。换言之，是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逼迫下进行的转型。提出的“中体西用”原本目的就是为了修复和弥补旧的知识系统，使之能跟上时代的要求，但是这一尝试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并在后彻底失灵，从而不得不采取颠覆性的知识系统的转型。

光绪24年(1898年)颁布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全部学科分为溥通学(基础课)和专门学(专业课)两大类。同年康有为刊印《日本书目志》，基本上是以学科为分类标准，分为15个门类，包括：生理、理学、宗教、政治、法律、农、工、商、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兵书等。这说明晚清学人不仅主观上接受了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而且已经落实于行动。1902年(光绪28年)清廷颁布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确立了具有西方意义的学科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分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农、工、商、医8科。1912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令》，改分7科(文、理、法、商、医、农、工)，在这一体系中，已经没有了经学的位置。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此中国传统学术从传统的“通人之学”，实现了向现代分科性质的“专门之学”转变。1930年，教育部设立了统一的大学科目表，至此，中国学人认识世界的知识基础，脱离了传统学术的经学传统，转换为具有西方意义的学科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

4　传统学术体系转型过程中图书分类法的编修尝试

1904年出版的《古越藏书楼书目》，开启了我国近代图书馆藏书目录的先例。它混合新旧图书为一编，分学、政两部、每部各分24类，共332个子目，这是创造新的图书分类体制的初步尝试。

1910年《杜威十进分类法》传人中国，随即出现了一批仿杜、辅杜以至混合中西的图书分类法。20世纪上半叶共编制了90余种文献分类法，仅1922―1936年，编制的文献分类法就达67部。著名的有沈祖荣、胡庆生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杜定友的《世界图

书分类法》，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何日章、袁涌进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皮高品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等。

这一时期的图书分类法，对于传统学术的转型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出现产生了极为深刻和深远的影响。采用近代学术分科体系及分类方法，重新审视“四部”范围之中国典籍，按照这些典籍所包涵之知识内容，拆散归并到新的图书分类体系中，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就如何将“四部”体系下之典籍及其包涵之知识门类，归并到近代图书分类及知识系统，早期图书馆学家在进行许多有益尝试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疑问和困惑，其中的某些核心问题，如如何对待“国学经典”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划分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5　中国传统学术与近代文献分类法的冲突与矛盾

因此，有必要对近代著名的文献分类法以及目前仍在使用的分类法做深入的分析和阐明。本文选取了20世纪至今具有代表性的7部分类法进行比较分析，如表1所示：

总体看来，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家几乎都认同分类体系应该以学科分类为基础，也基本接受了西方自19世纪以来已经形成的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三分体系。这7部分类法，对于自然、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宗教、文学、历史、艺术等类目的设置，虽有重要性或设类思路上的不同，但对于自然、人文社科三分以及相应的类目设立是没有疑义的，体现出非常一致的共识。主要的差别集中在对传统中学的处理上，即“四部”的拆开与归并，以及如何拆开归并等问题。

其中，洪有丰、裘开明、刘国钧法与杜威法的差别最大。但刘国钧法与洪有丰、裘开明分类法又有着较大不同，洪有丰、裘开明两法重旧轻新，以新附旧，刘国钧法“则以近代资产阶级学术来统贯当时的‘新学’与‘旧学’，与皮(高品)、何(日章)诸人的企图是相同的”。这一区别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对于传统学术的两种不同认识和处理办法：①以洪有丰、裘开明为代表，认为经部应独立成为一大类不宜分散处理。理由是“经籍为我国学术之源”，故而不应轻易更改；②主张将经部拆开处理，按学术性质各入其类。但其主张在实践中其实很难妥善解决。因为中国传统学术的融通特质，使得文史哲基本不分，很难各入其类。王云五编制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用的虽是杜威体系，但为了解决经学典籍的人类，不得不特别创造了三个符号来类分中国图书，用特号表示的新增类目。

关于中国传统中学如何处理的讨论，并未因时间的流失而达成统一认识，其分歧和差别一直延续至今。的分类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分类和组织上的差别，恰好体现了三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态度的不同，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和实际处理上的不同。下面就对《汉和图书分类法》(美国)、《中国图书分类法》(中国台湾)、《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大陆)这3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分类法进行逐一分析：

・裘开明的《汉和图书分类法》。1943年《汉和图书分类法》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该分类法在全美各东方图书馆中广泛使用，包括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以及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等。

《汉和图书分类法》借鉴DDC分类方法，分为9大类，即：①经学，②哲学宗教，③史地，④社会科学，⑤语言文字，⑥美术，⑦自然科学，⑧农林工艺，⑨丛书目录。在学科分类上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三分体系，但同时考虑到中国传统学问的特殊性，在类目设置上既考虑到新的学科，又照顾到我国古代旧经籍(包括古代日本汉籍)的特点，比较成功地将古今中外图书文献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形式上打破了过去中国历代各种分类法所采用的类目标引方法，代之以号码标记，但对中国古籍与现代图书采用标记区分，即将古籍用三位数字标引，其余图书用四位数字表示。

・刘国钧、赖永祥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29年刘国钧编制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36年增订再版，是民国时期，使用最为广泛的分类法之一。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逐渐弃用，但在中国台湾地区使用依然。1964年台湾大学赖永祥先生重新修订，注明为“新订初版”，其后30年，先后修订7次。《中国图书分类法》揉合了中国传统四库法和DDC的所长，将中国古代经典与新近之学融合，独创了图书的九分法(总类、哲学、宗教、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史地、语文、美术)。对于中国传统典籍，将经部归入各类，“易”入先秦哲学，“四书”人先秦哲学儒家类，但通论群经的著作新辟类目，以090来统一。

赖永祥先生修订后的分类法对经籍部分更为重视，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通论群经者统一归于090，而将六艺等分入各类；第二种方法是将六艺等集中在群经之下，自成一体。各个图书馆可根据各自的习惯和需求选择不同做法，也解决了分类时集中与分散的矛盾。2001年赖永祥增订8版出版，并将《图书法》授权中国台湾“国家图书馆”“维持分类法之修订、解释与推动。”2007年，中国台湾图书馆经过6年的修订，终于推出了《中国图书分类法》2007版。

《中国图书分类法》2007版，继承和发扬了刘国钧先生的分类思想，保留了中国古籍处理的类目。在总类部分设立3个较大的类目，用于分类和收藏中国传统古籍：①001善本；②030国学；③090群经。特别是030类目，又细分为“古籍源流”“古籍读法与研究”、“各国汉学研究”、“汉学会议”、“汉学家传记”等类目，同时与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等作参见。目前中国古籍与国学研究再次成为显学，相关论著激增，如何分类，2007版可资参考。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中图法》1975年第1版，1999年第4版，是中国大陆最通用的综合性图书资料分类法。《中图法》将知识门类分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学科”三大部分，同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列于首位。在这一分类体系中，没有人文学科的位置，文史、艺术等齐齐划入了社会科学的范畴。此外，考虑到图书本身的特点和学科知识的综合性、复杂性，划出“综合性图书”，从而形成了《中图法》的五大基本部类。

对比两岸四地的分类法，可以发现有两点比较重大的不同：①在学科体系的划分方面，《中图法》中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是纳入到社会科学领域的，这一点与国外以及台湾地区对于分类体系的认识存在较大不同；②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认识和处理，其重视程度远远落后于海外与台湾。《中图法》将传统古籍分散到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各类，既无集中，也无突出的类目，如对于“群经”的处理，仅在z大类设“Z126

旧经籍。

6　关于本土化的新的文献分类体系的思考

清末民初国家积弱，民族危亡，其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对本民族文化的失落和失败感，产生了以“科学”之名否定传统，盲目从外的倾向。在对外来文化和自身传统文化都未及做深入反思和评判的基础上，就已然得出了中学不如西学，旧不如新的结论，而后便是势如破竹的传统知识系统转型。近代虽也有过激烈的“科玄论战”，但从整体上说，知识界对于西方学术基本处于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丧失或缺失状态，把西学看成是“科学”的典范，从运用的概念，术语到讨论的问题，提问的方式、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都唯西方马首是瞻。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自身优良的学术传统的无知、偏见和，导致了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丰富内涵的中国传统学术的中断。

以图书馆学为例，中国图书馆学基本是美国图书馆学的翻版，而中国具有独特内涵和优良传统的古典目录学则日渐边缘。早在1925年6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时就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次年，在中华图书馆学会主办的《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号上，梁启超再次表明中国图书馆学者在计划吸收西方图书馆学时须结合中国传统的文献收藏传统和学术，“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词，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歆、苟勖、王俭、阮孝绪、郑樵以至近代的章学诚，他们都各有通贯的研究，各有精到的见解。所留下的成绩，如各史之《艺文经籍志》，如陈振孙、晁公武一流之《提要学》，以至近代之《四库全目》，如佛教之几十种《经录》，如明清以来各私家藏书目录，如其他之目录学专家之题跋和札记，都能供给我们以很丰富的资料和很复杂的方法。我们相信中国现代青年对于外国图书馆学很有根底之后，回头再把中国这种目录学加以深造和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学来”。

篇11

［中图分类号］G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4－0212－01

任何高校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文化是维系整个学校统一和学生团结的纽带，是这所学校立足的重要标志。师专生的文化、思想素质教育，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儒学”，按照儒家文化：“个人是道德的，由道德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也是道德的。”因此，对于一所学校而言，学生是道德的，有道德的学生组成的学校也是道德的。不仅学生要服从道德，学校也更应该服从道德。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学生的自身修养。任何一名学生只要按照修身的原则和方法，自强不息，进德修业，发挥出自身的潜能，就一定会锻炼成理想的人格。学校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铺垫，学校的教育更应该建立在传统文化之中，以培养出“为社会服务”的综合性人才。因此，学校的教育应该坚持把促进社会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

一、学校加强德育工作与传统文化建设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既有精髓又有糟粕，我校的思想道德建设需要吸取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所以，学校在加大德育工作力度的同时，也应该将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发扬下去。当然，不是一味的继承，而是有选择性地继承发挥。我校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积极主动配合我校的德育建设。

当前，我校正处于由“四星级”向“五星级”转型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学校的教学体制在逐步的改变，引起了德育教育、管理工作的改变。从学生整体上来看，他们的思想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大部分学生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地对待个人利益。学校要发展，避免不了，要引进西方文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很大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很大的冲击，其负面影响着正在成长着的学生。主要表现在：1.学生理想信念追求淡化，强调个人利益，以自我价值的体现为核心；2.道德观念淡薄，强调个人行为的随意性，轻视“道德、纪律”，将“道德、纪律”称之为所谓的“个性”；3.贪图安逸、享乐生活，追求新潮流、高等奢侈品；4.缺乏艰苦耐劳、奋斗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5.缺少诚信、互帮互助等等。学校的发展不仅要培养具有深厚学识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能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文明诚信、服务于学校，服务于社会的人才。因此，加强学生的德育工作，提高他们的自身道德素质，帮助他们建立健全“有理想、有信念、有责任、有宽容”的理念是学校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篇12

【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63-2

政治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理解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治时，政治文化是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政治文化，我们就不会理解政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因为政治文化第一为政治体系的确立提供合法性说明；第二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第三为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提供指导作用。我们深入地研究中西政治文化，了解二者各自的主要特质和差异，对于理解两国不同的政治行为和建立我国新型的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6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用来代替“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识”等概念。接着，在他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于该体系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最后，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他进一步将政治文化明确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根据这种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徐大同教授认为“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政治行为是它的外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因为政治文化是超越阶级、党派界限和时间界限的，它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所以政治文化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根源因素。

哲学框架为我们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因为哲学是文化的基础。哲学包括三大部分：方法论、形而上学和价值论。方法论又可分为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和宇宙论；价值论可分为伦理学和美学。价值论来源于对世界的形而上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方法论又是形而上的认识的基础，所以方法论是价值论的基础，而价值论就是文化的核心。

首先来看中西哲学的方法论差异。方法论包括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逻辑从事寻求种种最后的标准，以便用以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根据又使得我们可得到真的知识。蒙塔古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观念与信仰源自见证、直觉、理智、知觉和实践。人们在事实上也已经把每个这种源泉当作断定哲学真理的主要标准，因而跟这五种信仰源泉相应的有五种类型的逻辑学说：权威主义、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经验论和实用主义。也就是说，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靠这五种逻辑方法。从不同的逻辑方法出发，就会得到不同的认识论、世界观和政治伦理价值。

在中国哲学的开端时期，就逻辑说，表现为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精神境界、心理体验的可能性的寻求和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现实伦理生活的可能性的寻求两类问题的互补。按照蒙塔古在《认识的途径》一书中对逻辑方法的分类标准，中国哲学的逻辑方法可归为神秘主义的逻辑方法，因为蒙塔古将神秘主义定义为：“通过超理智的、超感觉的直觉官能来达到真理”。神秘主义逻辑方法注重直觉，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所以中国哲学“没有明确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

从这种重直觉的神秘主义逻辑出发，中国哲学发展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和用“道”表示的本体论。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与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正是这种对天地四方的直观感觉和想象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从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为象征的空间观念出发，由此推彼，“人们会产生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于四方的想法。”当这种观念延生到社会领域，就会成为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构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由于这种政治结构象征天地的器物，拥有与天地的“同构性”，而这些器物并非全体所有，所以只有拥有权力和能体察“天地之道”的人才能拥有它。对于宇宙时空即“天道”的探索、体验与玄想最终在思想世界积淀了一个大体成型的观念性框架，即人类生活在一个由“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等整饬有序的概念构筑起来的，天地、社会、人类同源同构的宇宙之中，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是流转不居的，整齐有序的流转时正常的，同类联系的感应式正常的，在这一秩序中体现的“天道”，是一切最终依据也是一切的价值来源。

那么人们怎么才能感知“天道”呢？“天道”就体现在“圣人”身上。《尚书・洪范》篇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圣人是唯一能体察“天道”的人，所以圣人作为价值的代表，指导社会的一切行为。谁又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是皇帝。《洪范》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或君主秉承“天道”来治理天下。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圣人体察天道，而君主又是圣人的代表，所以对君主的命令需要绝对的服从，于是形成了“圣人政治”。圣人为王的理论在逻辑上不仅没有对限制君权的思想留有任何余地，反倒帮助君主无限制地扩张权力，形成绝对的专制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对其子民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最终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同构”、“君国一体”的认知。在“圣人政治”体制中，君主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享有随时对官员和民众的生杀予夺的权力，“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由于皇权至上，而治理国家的官员又依附于君主，所以君权可以通过层层社会网络直接扩张到社会最底层。国家无所不及地全面支配整个社会，形成了全能政府。

从根本上来讲，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并辅之以理性主义。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治体制时就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曾说：我们通过观察和归纳得到演证推理的可靠前提。虽然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哲学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西方哲学逐渐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世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重新成为主要的哲学方法论。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拒绝任何天赋观念，认为人们的一切观念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某种经验而产生的，所以主张知识应当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论把宇宙一分为二：人和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人是认识外部世界的主体，而外部世界对人来说就是认识的客体。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虽然在人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上，西方哲学有过巨大的争论，但是经过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西方成功的将依靠超自然力量（上帝）的方法排除在可行的认识途径之外，从而将人的经验确立为认识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