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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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讲座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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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基本假设规定了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致力于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在经济生活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利己的，这就是所谓的“合乎理性的人”。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是建立在假设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之上的，以此为基础就产生了人们所熟知的效用论、偏好的一致性和有序性等经典经济学理论。但是，由于人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行为是要受到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他人和社会环境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人的经济行为更多的是“非理性的”。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于现实中一些“非理性”的经济现象无法做出充分的解释，一些经济学家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致力于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行为经济学也就应运而生。

二、发展历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人类心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就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活动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诸如利他主义、公平、损失厌恶、过度自信、自我控制等都在其著作中有所阐述，特别是利他主义。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试图说明，天性就是自私的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为，要发扬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这样才能保证和维持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除此之外，边沁等人也注意到了心理活动在人的经济行为中产生的作用。他认为，面对选择，人追求的目标是效用，也就是心理满足的程度，心理满足程度的大小决定着选择的绩效。当经济学说发展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心理因素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这一思想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尤其得到了发展。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倾向概念就包含着主观因素对人消费行为的影响。同时凯恩斯的投资行为会受到群体因素的影响的理论对于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认为市场的波动会受到群体的乐观或悲观情绪的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前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经济学的萌芽开始产生。经济学家开始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到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当中去。在这期间，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是早期行为经济学形成的标志。他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由于客观条件及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的，因而，人做出的往往是最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的决策。这一理论已经向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乔治卡托纳甚至对“理性人”这一公理化假设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他强调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之上，因为人的内在动机决定了人的行为。此后，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开始兴起。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着手联合起来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贝克尔在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提到，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的阶段。他结合了心理学和经济学对少数民族歧视、竞争与民主、犯罪与惩罚、家庭和婚姻等看似与经济学无关的社会现象做出了解释，他的成就也正是在于此。他运用经济学及心理学的理论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理查德•泰勒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泰勒是“第一个提出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讨论中并发展出行为经济学的学者”。主流经济学强调人是纯理性的“理性人”，“理性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形成了有效市场；而以泰勒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者则认为人根本就不是“理性人”，而是“社会人”，面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选择，人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作为选择设计者在现实中建立一个选择的框架体系以便促进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投身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和观点，诸如戴维•莱布森和马修•拉宾描述了有关人和金钱之间存在的一种“反常现象”，即在储蓄行为中出现的“夸张贴现”现象。威廉•庞德斯通指出人们并非总有明确的偏好，提出选项的方式方法会影响人们做出的决定等理论。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定义众说纷纭，概括起来，行为经济学就是将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来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试图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是试图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中是存在着“非理性”的。

三、理论成果

1.有限理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成为了行为经济学者理论研究的前提之一。与“理性人”假设所强调的经济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完全利己”和“有完全意志力”不同，“有限理性”认为现实生活中人的理性认知能力不仅要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思维能力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外部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影响。因此，经济行为人是“有限理性”、“有限利己”和“有限意志力”的，经济行为人的决策标准是追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决策。西蒙等人尤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对于人们决策的影响。由于获得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且通常情况下无论花费多大的成本都无法获得全部所有的信息。信息的残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决策，从而也可以在经济行为分析中用于解释那些非理、随意甚至于“不明智”行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行为经济学者甚至其他经济流派的学者在一些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如公共物品、社会福利和社会准则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主流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提出完全性、传递性和反身性等“公理”，然而这些对于“理性”的判断标准本身是理性的吗？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直接取自日常用语，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不精确性和弹性。在现实研究中，诸如凯恩斯、赫西曼等那些不那么看重形式化的演绎推理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在“常识”的意义上使用“理性人”这一概念，他们往往是根据语境的不同对于个体的行为做出“经验上可信”的假设，就连弗里德曼在方法论层面上也提到我们无法逐一对理论的假设做出“经验上的检验”。而所谓“经验检验”依然是根据人们长期以往对于现实社会的普遍性的认识甚至是道德层面的普遍性认同为依据的。而对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这些“普遍的认识和认同”或者“社会准则”或者说“常识”反应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甚至是不同的个人的行为上都是有差异的，继而对于“理性”的定义以及判断“理性”的标准也存在偏差，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无法做到完全统一的。因此，“有限理性”显然要比“完全理性”更加贴近现实。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理性人”假设完全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围绕着可形式化展示的模型进行的。对这类研究，通常个体的认知和动机等经验事实并不进入分析而与分析的结果无关，从而，“理性人”的前提更多的是帮助演绎推理。

2.选择框架

选择问题一直是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同样也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学者们结合心理学的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机制。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在涉及到具有不确定性的选择中框架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设计的“疾病治疗困境”实验就是其中一个最为经典的案例。事实上，在正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A，而在负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B’，即便同一种治疗方案在不同的描述中实际上治疗结果是相同的，但是显然积极描述要比消极描述更具有吸引力。人们往往在面对过多选择时会出现“选择困难症”。有这样一个实验，两名市场营销专家在超市布置了两处果酱展示台，一处只展示了6种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果酱，而另一处展示了多达24种果酱。实验发现，24种果酱的展示台确实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围观，但是最终还是6种果酱的展示台的购买率更高。这就表明，可提供的选择越多，人们反而越难以决策，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放弃选择或者另寻它法。锚定效应是指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外部信息的影响从而在做出决策时会受到该信息所限定的某种模式之下。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些起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人们的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如果这些“锚”定的方向有误或者是虚假的，那么估测的结果就会产生偏差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歪曲。以上提到的现象表明，人们在面对选择时，提出选择的方式和方法，外部环境因素等对于人们的决策行为影响是很关键的。积极的因素会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而消极的因素会使人做出错误的决定。理查德泰勒强调，为了使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政府、企业等应该构建一个有效的选择框架来引导人们进行决策。有时只需要一个“温柔的推动”(Nudge)，与强势的命令相比，这种非强制的方式人们更乐于接受，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从而使得他们做出选择设计者所期望的决策。

3.不确定性(系统偏差)

正常情况的选择已经足够复杂，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就更加难以做出决策。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偏离经济学理性状态下的标准范式，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假定存在着系统偏差。小数定律就是系统偏差的典型。大数定律是统计学中的概念，相较于小数定律，大数定理更加被人们所熟知。该定律的前提条件是样本规模足够大。然而，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对的都是小样本，小样本的均值不会遵循大数定律接近于总体的均值，而是出现了偏差。日常生活中人们却更容易受到小样本的过度影响，尤其是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4.偏好常规理论认为偏好是预先存在并且稳定的，而心理学家则认为偏好是构造出来的。行为经济学家如坎内曼、特沃尔斯基、拉宾等对偏好的一些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人的偏好是在做出判断的选择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选择的设置和外部因素会影响偏好的形成，人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才能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苹果。人对于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呈递减趋势的，也就是说收益或损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但是，损失获得的关注度要更高，人们对于损失的估价通常高于等量的收益。另外，如果存在一个参照点，人们常常对于某个行动的后果与这个参照点的相对差异比较敏感，反而对于行动后果本身不敏感。

四、发展趋势

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选择的一门学科，正统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理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丰富了经济学的分析研究方式。由于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行为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要颠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而是试图解释人们非理产生的原因和发生机制进而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势必要成为一种潮流，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成功结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仍然相对分散还需要全面系统的检验、完善和稳固。如何使得理论更加合理、系统和科学更加贴近实际与现实相符是今后行为经济学所要发展的目标。行为经济学兴起于西方，在我国，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滞后。目前，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对西方经济学家理论及研究成果的概括、评述和总结，而将相关理论应用于实际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贫乏。尽管有黄祖辉、胡豹、汪丁丁、奚恺元等相当一批专家学者在学结西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我国学者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还需要不断开拓眼界、转变思维方式、寻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最终推进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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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计量经济学；案例分析；财经类本科院校

Key words: econometrics；case analysis；finance colleges

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3-0266-03

0引言

作为定量研究经济金融问题的重要工具，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宏观、微观经济金融问题的研究，这也确立了其在“经济科学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作为普通高等学校经济类本科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计量经济学已在全国普通高校经济学专业中广泛开设，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精品课程和丰富的成果，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和建设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计量经济学是集理论、实践与应用为一体的经济学类课程，课程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利用基本计量理论、模型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长期的教学实践发现，学生在毕业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开始敢于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经济问题，计量模型使用的比例逐年提高，所使用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方法逐年丰富，毕业论文水平在逐年提升。

计量经济学课程被列为经济和管理类各专业必修科目，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计量经济学教材普遍注重数理推导，经济学分析和解释较少；先修课程（主要是数理统计学、统计学、线性代数）不足导致学生对计量经济学内容理解不足，学习普遍存在畏难情绪，学习兴趣不高；学时和教师资源有限。这几方面导致了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以基础理论讲授为主，强调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完整，而较少涉及到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实现和具体应用。即使目前我们已经尽可能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利用Eviews软件进行经济学问题的数量分析，但是设计的实验通常较基础和简单，距离计量经济学教学目标的实现还有较长的差距。笔者认为，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还应该从人才培养出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重新进行理论体系的梳理和设计。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改革现有教学模式，在理论讲授精细化、精致化的基础上增加案例教学环节。

自20世纪初期产生以来，案例教学法已广泛应用于人才教育与培养，绩效颇丰。案例教学进入中国后，也成为了MBA、EMBA等各类人才培养必用的教学手段。来自真实商业管理环境和事件案例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独立的阅读、分析和思考，进而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小组讨论和情景模拟，达到培养学生“应对实际情况的临场决策能力和综合素质”的目的。案例教学法打破了教师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学生在课堂上做“演员”的传统灌输式的教学，对于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虽已或多或少的辅以案例教学，但是并未达到相应的教学效果。针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特点，对现有案例教学模式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是计量经济学教学面临的重要课题。

1开展案例分析的重要性

1.1 有助于计量经济学课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以培养高水平的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为目标，计量经济学教学亦因此定位于培养学生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定量分析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计量经济学有初级、中级和高级之分，教师所讲授内容以初级为主，中级的部分仅涉及到多元线性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的基本概念；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以讲授基础理论知识为主，课堂时间绝大部分用于模型参数估计的推导、假设检验的构建和理论结果分析。在每一章的最后部分，通过简单的经济学案例，如：收入消费问题、旅游市场预测问题、定性变量引入问题，展示各类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具体应用。教学案例的引入便利了学生将抽象的计量经济学理论、符号和公式还原到经济问题中，从具体问题的角度理解计量模型。同时案例分析加深了学生对已有经济理论的理解，使得学生能够利用相关软件，进行适当操作进行经济学分析，实现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基础目标。案例分析有助于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与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一致的。

1.2 使理论具体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计量经济学理论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中，文科背景和理科背景的学生大概是1:1，有的专业如金融理财、国际金融等文科生所占比重更大，因此学生数理分析能力和对数理模型的接受程度相对较弱。大部分学生对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先修课程（数理统计学、统计学）的学习中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其先修知识的理解远远不足以支撑计量经济学学习的需要。在学生投入学习时间不足的情形下，如果计量经济学课程内容过多涉及理论推演和公式推导，学生会无法跟上教师授课的节奏，学习兴趣会降低、听不懂内容的越来越多。在每一章节及时辅以案例，学生能够通过经济问题中的具体例子感知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和对结果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和经济学检验的过程，降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畏难情绪，进而提高学习兴趣。

1.3 有助于教学相长案例分析课堂上，教师通过具体操作和相关结果分析为学生解读具体的动手实践过程，学生因其兴趣的提高也主动参与到了教学过程中，而不再仅仅是扮演“观众”。操作过程中出现各种“状况”时，教师会给学生思考和讨论的时间，这稍稍突破了“满堂灌”的传统模式，给了学生共同探讨问题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使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提高表达能力，这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相符。同时，学生活跃的思维使他们能够从独特的角度重新认识和分析经济问题，学生踊跃的发问有助于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丰富教学内容。为了更好应对学生的“奇思妙想”，对教师的备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横向提升和纵向拓展。

2现阶段计量经济学案例分析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案例教学对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已被充分认识，计量理论结合案例分析授课的方式对计量经济学教学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然而，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从开展到现在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案例分析进行的时间更短，在对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的理解、开展方式、素材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提升的地方，案例教学法还未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发挥其应有的效果和作用。就教学过程中笔者的一些认知，目前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案例分析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2.1 方式单一受限于课时少、实验室资源有限等客观原因，目前案例教学仅仅是利用简单的经济学例子进行简单计量经济学模型展示，目的在于辅助学生理解计量模型的相关指标，还未曾深入涉及到案例教学的实质，或者说是初级的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演示软件的操作过程并辅以相关分析，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过程，而只能称为“例题分析”。教师通过布置课后作业的方式给学生操作实践的机会，学生在课外时间遵循教师的操作步骤和手法做简单模仿，并形成实验报告。由于学生人数众多，教师仅能通过抽检学生实验报告而非逐份批阅来掌握学生掌握的情况。总的来看，虽然在教学的过程中辅以教学案例分析，但是所采用的案例和数据类型都较基础和简单，案例穿插在理论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仍然以教师讲授和操作为主，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被充分调动，参与课堂教学的程度并未有显著提高。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案例教学法的精髓还未被充分应用到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

2.2 案例内容简单抽象，专业区分度低选用案例质量的高低决定了案例教学法开展的效果。一般来看，计量经济学课程中所采用的案例是教材上所给案例，且通常设置在每章的最后部分，用以辅助学生对于章节教学内容的理解，综合性不足。然而，实际案例分析特别在运用面板数据进行经济问题分析时，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常常导致异方差、序列相关等问题同时出现。另外教材中的案例简单陈旧、缺乏代表性和时代性、数据都较简单、描述的经济问题不具备代表性，甚至同一个案例贯穿了整个学期的内容。另外，教材中案例未能根据不同专业特点进行设置或者给出备选案例，学生对案例的新鲜感逐渐降低，参与课堂教学的兴趣不高。这些导致学生在学完计量经济学课程之后，仍然有大部分人不会根据计量经济学方法设定不同专业领域的计量模型，更无法进行相关的经济学检验和分析。有些教师为丰富案例库，直接借鉴和引用经典国外教材中的案例。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教师很难结合中国实际对于案例进行修正以适合我们的课堂，导致教学过程中学生对案例内容不能充分理解，也削弱了学生利用计量模型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2.3 资源有限普通高等学校的扩招使得教师队伍的扩张远落后于学生数量的增加，计量经济学课题教学一般采用大班上课的方式。教师在开展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既要进行实际操作，又要注重接收学生的反馈并做出及时的讲解，所以在人数众多的课题上很难顾及到每个学生，学生的疑问也不可能都会得到教师的反馈，这严重影响了案例教学实施的效果。

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的开展离不开相关计量软件的实现和应用，而扩招导致学生数量与学校实验室资源的极度不匹配，使得学生仅能利用个人PC机在课外的时间进行计量软件的操作和实践，效果得不到保证。在开设专门Eviews软件课程的专业中，采用小班授课方式，任课教师是本班讲授计量经济学的教师，教师对学生的熟悉程度高，了解学生的先期计量基础，能够适度调整教学内容和进度。从学生期末提交的实验报告和毕业论文的角度看，单独开设Eviews案例分析实验课程的班级好过未开设的班级。

2.4 案例部分在成绩评定中所占比重较低在资源紧张和有限的情况下，多数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考核方式采取的是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的加权平均，平时成绩主要考察平时作业和出勤的情况，期末考试则是以闭卷方式考察学生对计量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掌握情况。这种成绩评定方式无法体现对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考核，有碍于学生对计量经济学软件学习的积极性和案例教学实践的开展。

3必须处理好的几类问题

要在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实现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必须探索适合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的独特的教学思路和方式，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3.1 案例分析与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关系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笔者经常碰到这样的学生，由于没有理解计量经济学基本模型和理论，即使教师讲解了案例并进行了分析，但更换了案例后，他也是无从下手不知所措。强调案例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并非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弱化，而是促进和加强。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下，既要完成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任务，又要适当开展案例分析，这就需要教师精心设计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和难点，强化“必需、必讲”内容，弱化推理、计算内容，体现计量经济学的经济学特征，而非数理推导特征，逐步降低学生对课程的畏难情绪，提高其学习兴趣和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在条理明晰、重点难点鲜明的基础理论学习后，辅以适当的案例分析更能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为未来更深入知识的学习做好准备后，课堂教学效果会显著改善，形成良性循环。

3.2 教师素养的提升案例教学的效果取决于教师对计量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熟悉程度，还受限与教师的经济理论功底和统计数据处理能力。目前奋斗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一线的教师背景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经济学类专业毕业且在某专业领域应用过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相关研究，一类是统计学或者数学专业毕业精通计量经济学数理基础。经济类背景教师精通计量模型的应用，但是对于计量经济学数理特征把握有欠缺，数理背景的教师对于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却存在不足；或者即使有的教师两方面兼备，但对授课对象专业背景的理解较薄弱，这都使得教师无法较好的掌握经济学各专业领域的现实特征、学科发展动态，也不熟悉各专业相关指标的特征、数据处理技巧、计量经济学方法选用和计量经济学指标特征。教师计量经济学专业素质的高低，决定了案例分析开展的水平和效果。

3.3 案例选取是否恰当计量经济学案例的选取需要各专业背景的教师集思广益、深入探讨，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积累。首先，案例的选取要能够体现计量经济学基本原理、基本概念，这样才能促进学生在案例探索的过程中深化其对计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其次，案例的选取应该结合授课学生的专业背景，如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选用货币发行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模型，为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设计资本市场相关模型，为保险学专业设计社会保费收入问题模型等。在熟悉的经济环境下更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参与案例分析的积极性，使学生体味到研究中运用数量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一般步骤，学会分析问题和解决，也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了学生初步的科学研究的意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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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市场研究

市场本意是指“贸易”或“贸易的场所”,西方市场含义从原初的“一个交易者进行交换的物理空间、人们的聚集以便从事相关的经济活动、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权利”,到近代的市场意味着“一般性的买卖关系”。从那时起,经济学家把市场视为一种抽象的价格机制(朱国宏,1999)。当前,主流经济学仍然把市场视为理性个人决策者基础上的价格机制。

从历时维度梳理市场的经济学研究,可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与论点中得到体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把市场的主题定义为市场与劳动的分工及市场对价格的影响;马歇尔的边际主义学派分析市场的局部均衡理论——生产者对利润的最大化追求与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需求;以米尔斯(L.V.Mises)和哈耶克(F.A.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自发秩序的市场,排除外在干预如国家、法律等;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强调国家政府干预的市场无效问题;以及二战后以诺思、威廉姆森和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对市场的研究——把市场当作一种社会制度。

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的研究忽视了“市场本身是什么”的思考,存在把复杂的市场现象简单化为纯经济问题来处理的弊病。当然这其中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市场理解——把市场视为一种制度,为经济学与社会学共同关注“市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正如乔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曾提到,“经济学理论是关注市场的,(而同时)它也正是造成一种困窘境地的根源,即人们很少将注意力关注于市场理论”(GeorgeStigler,1967);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也指出,“非常奇怪的是,经济学文献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制度即市场的研究是如此之少”(North,1977);科斯(R.H.Coase)更是认为“经济学家宣称要研究市场,但是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市场自身比公司的存在更为模糊”(Coase,1988)。

市场现象是复杂的,正由于市场现象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学自身对市场研究的反思——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努力,促使了对市场研究的“社会化”。与此相应,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市场的古典作品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实质是一种社会性的构成形式,市场是由社会关系组成的;韦伯强调的权力竞争的市场——在市场中发生的社会行动往往是以竞争的形式开始而以交换的形式结束的;波兰尼在《大转变》一书中力图进行的工作就是认为具体的市场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并由现实的社会结构所决定;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与尼尔•J•斯梅尔瑟(NeilJosephSmelser)在《经济与社会》中,他们主要是在结构——功能的系统分析中阐述了社会体系支撑下的市场。

瑞典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Swedberg,2005)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市场,强调市场是各方间通过交易而维持的不断发生的一种固定互动模式;美国的社会学家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2008)主要从市场的制度角度出发,认为一个稳定的市场需要产权、治理结构、交换规则和控制观等制度的需要才有可能。在如何塑造市场的问题上,弗兰克•道宾(FrankDobbin,2008)主编的《经济社会学》一书中的作者们,特别关注影响市场形成与演化的四个因素:政治制度、经济模型、社会网络以及经济理念等。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认为还存在另外一些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它就是在法国发展的一种他们自己独特的市场社会学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dieu),而且构成了市场研究的最前沿(斯威德伯格,2003)。布迪厄在经济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1960)、《区隔》(Distinction)、《经济的社会结构》(TheSocialStructuresofEconomy),以及《经济人类学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Anthropology)一文中的纲要性阐述。布迪厄对市场问题研究的切入,主要是应用他的场域-资本-习性概念工具及其理论框架。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源于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这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另外一种思路,这种思路显然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经验似乎是对我们现有经济发展理论之主要原理的一个巨大挑战”(弗雷格斯坦,2008),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市场营销模式,本文意欲以周宁人在沪建构钢材专业市场为例,探讨周宁人的市场营销实践所带来的理解市场建构的新视角。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小山县现在却有6万人在上海(主要集中地)及周边从事钢材贸易行业,周宁县人在上海的几十个钢材贸易专业市场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以及钢材专业市场内部运作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近十多年来周宁县人纷纷涌入钢材专业市场从事钢材贸易行业,而不是其它的行业,钢材是同质性强且资金密集型商品,在市场中竞争强烈的企业如何获得利润从而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以及钢材专业市场的发起、稳定与变迁的内在动力、变化机制是什么。

二、营销场域:市场运作的分析方法与范式

(一)“场域-资本-习性”及其分析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dieu,1930-2002),是近40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思想家,布迪厄的作品主要是创建了一种“建构的结构主义”的独特思想风格和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布迪厄的理论虽然艰深,但有一组核心概念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即“场域-资本-习性”。布迪厄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提炼出一般的场域理论分析方法的同时,“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最深刻的逻辑”(布迪厄,2007)。针对本文研究的钢材专业市场,这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根据钢材市场具有的特有运作逻辑,寻找钢材专业营销场域的“本土”性的现实机制——经验的特殊性。

要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理解市场的运作,首先必须理解布迪厄研究方法论上的“关系性思维”;其次是要分析他的性情倾向行为哲学——习性概念,这是分析与理解营销场域的关键;第三,要理解不同场域有不同的“逻辑与运作规律”。场域具有“场域的同构性”特征,即“差异中的相似”(BoudieuandWacquant,1992;2004),以及掌握“场域-资本-习性”的一般特征与分析营销场域的方法和步骤等。布迪厄研究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主要是认为“社会科学无需在这些极端(行为与结构)之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为也包括结构,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其场域与习性概念的分析体现了关系性思维的分析特点:“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些列客观历史关系构成,而习性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

布迪厄认为习性是作为一种生成的自发性,在与不断变化的情境的临时遭遇中确定自身,它遵循着一种实践的逻辑,这种逻辑虽然含糊,带有大约的性质,但却确定了与世界的日常联系(布迪厄,2005)。习性体现了“结构化了的结构(structuredstructures)”和“促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ingstructures)”两层含义,结构化了的结构是指习性源于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结构的产物,为行为设置了结构性的限制;促结构化的结构是习性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机制,是实践的产生者,为实践的生成提供原则(布迪厄,2005)。总之,习性的核心意义在于它表示行为的身体基础与认识基础,强调创造性、生成性,但同时又是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如戴维•斯沃茨阐释道,“它们指向一种实践的而不是话语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身体化的同时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但又是创新的行为理论”(斯沃茨,2006)。

何谓场域,布迪厄曾如此定义:“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而决定这些位置的是它们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它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布迪厄,1997)。按照布迪厄的观点,场域即游戏的实践空间,场域运作与转变的原动力在于场域的结构形式,特别是根源于场域中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场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获取更大的利益,以便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习性进行争斗的空间。

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资本包含一种坚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一种铭写在事物客观性之中的力量(布迪厄,1997)。布迪厄认为资本主要有四种形式:即经济资本(财产)、文化资本(尤其是教育资历)、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社会头衔)和符号资本。资本与权力是相连的,一个人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类型决定了他在场域空间中位置,各种资本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经济资本是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布迪厄认为习性、资本和场域之间是一种双向互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1)习性取决于场域中行动者的位置,而位置是由资本的占据而构成;(2)场域对习性是形塑关系,同时场域制约着习性;(3)习性对场域有认知的建构关系,场域是一个被赋予了价值和利益,值得行动者去投入的世界;(4)资本与场域是相依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行动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5)场域是一种网络结构,如果没有资本,空洞的结构也是没有意义的。

布迪厄认为根据事物具有“结构与功能的同构性”特性,说明了不同场域具有差异中的相似性——场域具有同构性特征,即“在场域发展出同型的特征——诸如统治位置与被统治位置、排除策略与侵占策略、再生产机制与变迁机制等——的意义上,不同的场域具有同构性”(沃尔茨,2006)。这是布迪厄场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也是场域理论的解释原则。正基于这种观念,本文提出的“营销场域”就具有了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依据。

另外,布迪厄认为开展场域研究的必要性步骤是:第一,必须分析与权力场相对的场的位置,即要把特定的实践场域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结合起来;第二,必须描绘出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的客观结构,这些行动者或群体是为争夺在这个场域中的特殊权威的合法形式而展开竞争的;第三,分析行动者带入他们在场域中的相应位置的习性,以及他们在竞争场域中追随的社会轨迹(包亚明,1997;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沃尔茨,2006),这为人们分析营销场域提供了研究进路。

(二)营销场域:一种市场运作的分析范式

营销场域理论的基础假设主要包括:其一,人类的行为无法用理假设分析,更多地是考虑行为合法性,表现在具有在特定情境中人的“习性”实践上;其二,行为的选择偏好来自特定场域,即经济是嵌入在场域的社会结构中,同时制度、规范以内生的形式,建构理选择的偏好。营销场域中的行动者在界定自身的利益与目标和制定实现目标的策略时,总是从所在的具有一定的市场结构中寻找资源。

营销场域从分析的意义上说,可以定义为营销场域里各个行动者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网络或构型,强调营销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习性进行竞合关系的社会实践空间。这样理解的市场其特征主要有:强调市场中个人或组织之间的互动、市场出现统治结构或联盟、能勾画出市场中行动者各个位置之间的客观结构,以便行动者的策略选择、行动者明确占有资本与它们之间的转换以及强调习性的实践性。

从概念化的意义上看,营销场域理论必然是一种市场社会学的分析范式。市场被概念化为场域的一部分,或者说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场域,它主要说明的是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市场的动力机制问题。比如以价格为例,价格是由该营销场域的结构所决定,而非其他,这与经济学分析市场中价格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价格不能决定整体结构,而整体结构能决定价格”(Bourdieu,2000)。针对作为场域部分的市场,布迪厄强调经济生活主要是由行动者与特定的行动习性在营销场域的遇合,同时市场深受某一完整的经济场域影响。营销场域的社会结构包括了不同位置间公司的权力关系,它通过各种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的联合与竞争加以维持,其中一些公司占支配地位(在位者),另一些处于被支配地位(挑战者),它们之间一直充满着竞争。另外,在这一场域之外,尤其在国家层面上所发生的一切,比如某个产业政策的变化,在市场内部的竞争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斯威德伯格,2005)。场域理论贯通了微观实践习性个体与宏观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互动以及具体的市场起着桥梁中介作用,即市场传达了个体的实践引起社会的变化,同时宏观层面的政策变动通过具体营销场域而影响场域中个体的策略抉择。

布迪厄关于市场的最经典论述在于《经济人类学原理》一文中的表达:“人们所说的市场是两个互相竞争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总和,正如齐美尔所说,这些‘相互作用’建立在一种‘非直接的冲突’基础上,即依赖于通过权力关系建构起来的场域结构。该场域内的行动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强化着这种权力关系,他们往往变相使用所能运用的权力,尤其是控制和操纵国家权力”(转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Bourdieu,2000)。布迪厄强调行动者在场域中实际占有的位置、客观关系的社会结构而进行竞争,从而不断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布迪厄用“场域-资本-习性”的分析范式,融通了市场中个体、企业、企业组织联盟,以及市场甚或营销场域之外政策层面的关系。

三、案例:上海周宁人的钢材专业市场

人们可以对钢材专业市场做这样的理解:从物质存在方式看可以理解为具体的钢材交易市场,同时从市场承载的内容与功能看又是钢材商品流通的领域,是利益相关人的社会关系枢纽与窗口,它还连接和反映着特定文化、制度与政策的环境,并且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再生产”的机能。做这样理解的钢材市场,恰是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概念化市场所具有的意蕴。由此,周宁人在上海的钢材专业市场可以理解为:它是由为获取经济利益而进驻的行动者——周宁人及相关利益者(企业家、商人、雇工以及与市场相关的利益者,如当地政府等)占据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确定其社会位置的,行动者凭借各自拥有的特定资本与具有的习性,在一定的营销场域中生活、经营与管理,同时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经济环境与社会结构变化中,不断地创造、建构、经营和不断再生产身处其中的市场与自身。周宁人是通过在实际情境中不断调整其行动策略的(遵循“习性”实践逻辑的),这种策略是构成营销场域的社会结构和行动者心态结构的基础,是市场与市场参与的行动者双重结构获得不断重塑,进行同步同质双向互动的结果。

闽东山县周宁人外出务工经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闯大上海的习性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地僻土薄、交通不便及历史上迁徙文化的影响,以“走的越远越好”的社会心理为驱动;第二,山高丘陵多,隔山一方造就宗族观念强,在外出务工经商者的族亲隐射中形成习性的“前结构”铸模形态;第三,每年春节期间沪上老板小车闹山城,成功人士的创业事迹给平常宁静的山县笼罩一层厚厚的创业商业气氛,创业文化习性得以形塑。另外,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宏观政策支持,也为周宁人到上海务工经商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四、结语

把市场当作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看待,它注重“场内”运作以及与“场外”场域的互动。应用营销场域理论理解周宁人在上海的钢材市场,能更全面地理解市场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单纯价格机制问题,更应把市场当作一种社会结构。这样理解的市场,其“场”中有鲜活的行动者、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竞合)、场内行动者和场域本身文化的功能体现与意义表达,以及营销场域与场外权力场的关联,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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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社会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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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弗兰克•道宾.经济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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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M].李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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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逃课是目前高校大学生课堂存在的普遍现象，当学生未提交缺席申请而无故逃避课堂教学，或者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集中于无关学习事务的行为，均属于逃课。大学生逃课按行为方式的差异可分为“显性逃课”和“隐性逃课”。从字面意思理解，“显性逃课”是指能够明显看到学生在正常教学时间内，没有参与到正常的教学活动中，即因非正当理由而旷课的行为。“隐性逃课”，从字面上来看，就是比较隐蔽的逃课行为。如当学生按时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但并未集中其精力于课堂教学内容上的行为（杜小丽等，2016）。目前高校学生的逃课现象非常普遍（王志标，2012），甚至出现经常不上课的“高校逃课族”。刘艳芹（2011）调查数据显示：70%的大学生有过偶尔逃课行为，10%的大学生属于经常逃课群体，而仅有20%的学生从未有过逃课行为。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的重要部分，是在校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大学生逃课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回答上述问题，并由此提出相关建议。

一﹑大学生逃课行为的理论分析

1.自我约束模型分析

在行为经济学中，马修·拉宾提出：人们受到自我约束的局限，会出现“拖延”的“偏好反转”等行为。拉宾根据自我约束问题意识程度不同，将人分为成熟型、偏幼稚型、幼稚型三类，大学生逃课的行为一般情况下显然是属于自我约束模型中的幼稚型。在大学生面对上课或者不上课﹑学习或者不学习等选择时，总是在乎自己即刻的满足感，即效用。去上课会要求他承受即时的代价，但会产生无穷的延时效益。比如用上课代替逃课，在这时可以睡觉、约会、打游戏等。与此同时，去上课将会使这些满足感和即时收益转换成去上课所带来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会在两者之间加以比较。但同时他们也会担心逃课会被老师点名，或者有期末考试不及格的忧虑，此时便会给自己在未来如何行动的信念。如老师点名对自己分数的影响可以通过期末考试成绩互相抵消，考试时突击复习几个通宵以加大自己通过考试的几率。在产生这些信念之后，自己通过对逃课和上课之间效益的比较，便会做出是否逃课的决定。一般情况下大学生属于幼稚型，即在自我约束问题的看法上会很容易低估这一问题所造成的影响，所以做了一个决定：逃课！

2.双曲贴现模型分析

所谓“贴现”，指的是你将一张尚未到期的汇票转让给银行，从而获得现金的行为。在汇票到期前兑换的现金比汇票到期后能获得的收益要少，这个折扣的比率就称为贴现率。

时间贴现倘若呈现两种选择：报酬较多却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报酬较少却能较早获得，人们往往表现出即时倾向，不理智地选择快而少的报酬。经济学家常用双曲贴现的说法解释一些行为人明知有害，却为了即时满足而放弃长远利益的社会现象，逃课现象即属于这一类。大学生逃课为学生带来的短期效益包括从课堂上逃离去寻求所谓的“自我”，主动逃课获取时间支配权的满足感等。在大学期间的长期目标是学习知识和获得技能，但这些长远的目标都被短期的效益所压倒，从而导致大学生逃课现象的普遍发生。

二、大学生逃课的影响因素分析

既有研究根据变量对不同群体的逃课行为产生的影响，将其分为外部环境变量和内部变量。大学校园管理制度、教师教学方式和课程考试考核形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同一班级的学生行为影响是相同的，将这些因素归于外部环境变量。由于大学生的个体特征的因素对同一班级的学生行为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学生个体特征因素属于内部变量（张二庆，2008；葛静霞，2013；潘彤，2013；李士萍、康晓辉，2007）。

学者们研究发现，除了跟学校相关的课程与考试安排、课程内容、教师行为、班级规模等原因，家庭原因也是影响学生逃课行为的外部因素之一，包括家长对学生的过高或过低的期望以及受自身家庭情况的影响。

影响大学生逃课的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对课程或课堂喜欢程度、生活安排、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性别、酗酒频繁度、兼职工作、年级、考试成绩、学习动机、对任课教师的满意程度等。

三、减少大学生逃课行为的对策建议

1.提高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帮助学生拓宽思维领域

学校的教学制度可以用来约束学生行为，但制度的约束对学生行为的影响是短期的。应该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将大学的课堂教学从被动型的過程学习转换成主动型的目标学习过程。如果学生在课堂上拥有更大的学习主动权，在课堂上的学习将不会是一种迫于无奈的选择，而是学生主动想要获得更多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显性逃课还是隐性逃课的情况都能得到改善。因此，高校教师应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帮助学生拓宽思维领域。

2.改善高校考试、考核方法以及评分系统

教育的核心是培养综合性高素质人才，传统的考试及考核方法以课本知识为主要内容，学生若在考试前投入大量时间进行知识记忆，即使经常逃课的学生也有较大几率通过考核甚至取得高分成绩。因此，建议对学生的考试及考核方法应以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为主，不应该局限于笔试客观题，应设置更为灵活的考试内容和方式，鼓励学生在考试中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以自己的逻辑去应用所学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利用自身的优点，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课堂考勤效果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作用非常关键，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能够保证高校制度顺利实施，能够更好地对学生进行引导与综合性教育。高校应鼓励教师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如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等，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另外，可从课堂考勤的保密性和随机性出发，对逃课学生加以警示，减少逃课行为的发生几率。在减少逃课行为的同时可提高教学效果，从根本上解决学生逃课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杜小丽，姚利民，陈玥玙.国外大学生逃课研究述评[J].现代大学教育，2016（4）：64-69. 

[2]王志标.大学生逃课的原因、影响与对策——基于河南大学调查资料的分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9）：46-50. 

[3]刘艳芹.大学生逃课问题分析及对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36）：67-68. 

[4]张二庆.关于大学生逃课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9）：94-97. 

[5]葛静霞.高职生“隐性逃课”背景下的教师因素分析及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3（17）：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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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microeconomics；theoreticalapplication；accountingfield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8）01-0187-02

0引言

微观经济学最早发源于西方，二十世纪初才渐渐传入我国。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并且主要研究个体或者个人的经济行为。微观经济学对所有权状况以及资源配置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并且在学术研究的深入下，微观经济学理论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实际的经济问题当中，例如：会计、金融、人力资源等。当前，着重讨论微观经济学理论在会计学领域中的应用。

1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

微观经济学又称小经济学，即所谓的个体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主要是研究以个体或者个人为单位的经济行为。在此基础上，还深入研究了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并且提出了微观经济学理论对市场失灵的看法和纠正，积极关心社会中的个人和个体的经济过程。总的来说，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中心思想就是使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其中，微观经济学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了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等。

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市场中个体的经济行为，其中包括单个家庭、单个厂商和单个市场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总的来说，微观经济学的本质问题就是对于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并且能够解释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科学的优化配置，来尽可能的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消费的欲望，从而提高人们在生产方面的作用。在微观经济学中，不论是消费者理论还是生产者理论都是根据资源优化配置联系在一起的，而市场理论也充分的证明了政府无形的手的有效性，同时也讨论了市场失灵与政府的关系。在微观经济学主体中，主要包括了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等模块，这样分析就可以大体得出微观经济学的脉络。微观经济学从资源稀缺的方面考虑，认为所有个体和单位的经济行为准则都应该在充分利用有限资源的基础上，并且使有限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优化配置，从而获得最大的效益。当然，要想获得最大的效益也必须考虑个人和单位所需要的条件。在商品和劳务市场上，消费者及其家庭都要根据各种商品不同的价格来进行选择自己适合及偏爱哪一种产品，在自己有限的收入的条件下，能够有能力购买该商品，并且获得一定的收益或者说能够满足自己一定的需求和欲望。消费者及其家庭对商品的选择过程和结果都会影响商品的价格，而市场价格又处于一个波动的范围，因此，市场价格的变动又会对商品的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各种商品及其劳务都是由厂商决定的，因此厂商是商品的供给者，厂商的目的就是在于利用最小的投资和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产品量，从而获得最大的收益，促进厂商的发展。一般来说，厂商的决策又会影响到生产要素，即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价格变动，从而间接的影响到家庭及个人的收入。不管是家庭和个人还是厂商都是根据市场的变化来执行最终的决策，也是这种决策在市场上通过供求关系表现出来，通过价格变动进行有效的协调。因此，微观经济学的最终任务就是研究市场机制和作用，均衡市场价格，考察市场机制是怎么通过个体和单位来进行资源最优配置并且取得一定的效益。微观经济学也是市场机制的经济学，以价格变动为中心，称为价格理论。除此之外，微观经济学还考察了市场机制失灵，政府是如何发挥其作用进行有效干预。例如：在经济学历史上，马歇尔计划，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凯恩斯主义都充分的说明了政府的干预对市场机制的影响和作用。

2微观经济学理论在会计学领域中的应用分析

2.1产权和市场失灵在会计学领域中的应用

根据上文所述，在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中，市场理论在理想的假设条件下对市场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以便达到最大程度的收益。但是，在现实情况下，那些理想的假设条件往往是不存在的，所以市场机制也不能够正常运行，也不能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实现最大收益，同时也导致了生产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一般来说，最严重的市场失灵源于有限的资源不能配置和资源的产权不够明确，产权理论的相关专业研究人员表明市场机制正常作用的基本条件就是明确产权，使产权能够明确并且可以转让。产权是有效利用、交换、保存、管理资源对资源进行投资的先决条件。产权理论表明，私有企业的常人有权享有剩余的利润，并且利用激励机制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没有产权的社会是一个效率低下、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的社会。当然，能够保证经济高效发展的产权具有明确性、专有性、可转让性、可操作性。

合理利用产权原理，能够清晰分析出企业中会计造假的一定原因。从企业的产权关系来看，我国国有资产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下，整个企业没有明确的投资主体，也没有实现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统一，更沒有使资产、人、事之间进行合理规划的管理。由于产权关系界限的模糊，绿色会计理念应运而生，所谓的绿色会计就是将会计要素记录到会计报表中。绿色会计可以根据自然资源的特殊性，利用机会成本、边际成本等理论，采用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法来进行会计表达。绿色会计的重点在于会计报表的记录上，只有进行严格的绿色会计披露，才能有效的对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收入进行记录，并且综合分析。

会计市场的交易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易，即会计信息的交易。会计市场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包括：会计信息的公共性；会计信息的外在性；会计信息的不充分性。其中，会计信息的公共性，就是指会计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属于公共物品，可以供所与人使用的东西。会计信息的公共性在证券市场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另外，会计信息的外在性，也叫做外部经济的影响性，是指一个经济行为对其他的经济行为造成的影响。最后，会计信息的不充分性是指市场机制提供的信息，对交易事项能够有所帮助的信息要素。由于会计信息的特点和属性以及市场本身所具有的不完善机制，就要求政府必须进入会计市场并且充分发挥其作用，弥补市场的不足，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

2.2委托在会计学领域中的应用

在会计学领域中，委托关系是从事某种活动而产生的一种契约关系。在经济生活中，主体是人们，因此，在互相依存的经济整体中，需要某一个决策者做出相应的决策并且彼此产生影响。而在经济生活中最典型的就是委托关系。委托关系在会计学领域中的应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与财务会计相关的委托关系；第二，是与管理会计相关的委托关系。在管理会计中，通过各个单位、成员和委托关系来充分发挥会计的作用。委托在会计理论中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表明了会计学在激励机制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会计信息方面的能动作用，激励问题在委托中处于核心地位，包括了对人的激励，也包括了对委托人的激励。只有在委托人和人之间进行合理的激励，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双方的经营成果，达到最大收益，实现双方的共同目标；第二是在会计的相关制度中强调的风险分担的重要性，委托具有分享原则，也就是委托人与人之间必须共同承担风险和收益。但是，风险一般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很难被人们所预测或者控制，一般都是在人们完全没有预测的情况下发生。所以，当委托人把经营风险交给人时，要积极调动人的热情，不能对人实施压力作用，使人心理发生变化。正确的做法就是使风险和收益之间达成科学合理的平衡。另外，委托关系在管理会计中的具体应用有责任预算的编制、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间接费用的分配、责任中心的业绩考评。总的来说，委托就是将左右着的资产根据其意愿和相关的条件委托给人经营，实质也展示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事实。

3结束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稳定发展，对经济的学术研究力度也在不断地加深，不管经济是衰败还是繁荣都属于一种经济现象，并且反映了一定社会的经济程度和经济发展状况。学术领域间存在着相互交融的现象，对于不同的经济情况和现象有着不同程度的融合和相互作用，在新形势下，微观经济学理论在会计学领域中更是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作者：周一然

    参考文献： 

[1]陈淑华.会计信息的经济学分析[J].财会通讯，2010（06）. 

[2]王铁林.论会计信息质量研究与信息经济学理论的借鉴与融合[J].财会研究，2010（05）. 

篇7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一种行动承诺，反映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公众对企业的期望，狭义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既包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承担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也包含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承担着股东、消费者、社区等在内的社会责任；广义而言，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包括经济、法律及中观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还涉及对社会应该承担、能够承担的责任─对社会合乎道德的一切行为（杨晓智，2009）。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从古典的企业要依照所有者或股东的期望管理公司，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旧理念发展到 “企业公民说”、“社会契约理论”、“相关利益人说”等一系列新理念。新理念要求企业的行为既要合乎法人道德―对股东负责，还要对雇员、社区、政府负责，要尽到一个法人公民的社会责任等（黄志坚等，2009）。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复杂性及类型的差异性，客观上加大了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的难度，也决定了学者视角的不同，从不同侧面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本文从管理学和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探讨其演进的过程。

管理学理论视角

管理学理论的分析基础是人性理论假设，在不同的人性理论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激励理论，进而形成不同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从人性理论的发展来看，主要经历了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梅奥的霍桑实验提出的社会人理论、管理丛林所形成的复杂人理论以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等。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认为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金钱，其理论基础是：人是经济人，而社会人理论认为劳动者工作除了金钱外，还有社会需求和归属要求，而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需要，每个人都有追求自我实现的愿望。在这些人性理论的指导下，影响企业管理效益的因素也形成不同的理论，如归因理论、双因素理论（保健因素、激励因素）、和谐理论等，不同理论指导下的企业会产生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

事实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随管理理论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从认为企业作为社会中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运用各种竞争和市场的手段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和财富，企业除了遵纪守法和照章纳税外，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唯一经营目标，要求企业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是不合理到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人”过程中，可以看到其管理思想是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到复杂人到“以人为本”的发展历程。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大的跨国公司开始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其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管理和发展而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提高社会和谐程度，保障社会公正，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通过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对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企业管理而言，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前提，企业正确处理以社会责任为主要内容的非市场战略和市场战略之间的关系，将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形象，改善企业与各方面的关系，使企业与政府、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从消费者角度而言，消费者的社会意识正在逐步加强，他们在购买产品时不仅注重产品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购买因素，更关心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杨晓智，2009）。

企业管理的实质就是如何解决利益的处置和分配，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变实质反映企业归属权观念的变化，即如何回答“企业是谁”的这一问题。企业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一是股东至上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只应对股东负责，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管理者的中心任务；二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是内部利益相关者（如股东、经营者、生产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的利益结合体，企业所有者在分享利润时，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三是企业公民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存在于一个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要求把企业当作社会公民来对待， 企业在通过其核心业务为社会提供价值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其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积极参与慈善活动、社会投资，遵守法律，努力创造利润，对社区、合作者、环境履行一定的义务和责任。

经济学理论视角

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及沿革的梳理，可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随着社会价值的改变而改变，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公众对企业的社会期望是不同的。其内涵发生变革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矛盾的激化，以及公众对企业的期望和公司给公众的体验之间的落差则是导致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丰富的根本动因。

正如科斯在论述企业存在的理由时所说的，当企业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时确定了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和边界。企业从成立起就决定必须进行成本利润分析，当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实现利润最大化、保持竞争优势是其发展的唯一选择，因此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唯一目标；当企业规模逐渐壮大时，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工伤、职业病、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企业发展而引起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也在加剧，面对利益相关者增多和国际劳工运动、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蓬勃发展时，企业必须认真分析上述问题，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有义务回报社会和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所作的每个决定、每个行为都必须基于社会责任的视角。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社会资本的提高，而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一样具备创造企业财富的作用，因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在发展战略制定时，会考虑承担社会责任。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企业是一个受市场结构与社会结构共同约束的社会行动主体，它不仅嵌于市场结构，更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因而，企业是一个社会资本和非社会资本的关系集合体。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创造财富的特殊资本（石军伟，2008）。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其积累和获得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从企业内部来看，富有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蕴涵在其中的潜在资源、企业成员之间建立的人际信任的关系网络，正是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基础。从企业外部来看，企业承担外部社会责任会在外部利益相关者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同时能够获得消费者、股东、政府和社区等的更多关注和支持，这种关系会促进企业销售量的增长、公司市场的扩张和竞争地位的巩固，从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高企业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力，并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而更好地构建自己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有助于企业更有力地汲取各种稀缺资源，而履行社会责任，使企业、政府、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即不断积累自己的外部社会资本（黄志坚等，2009）。

因此，从经济学的成本利润分析角度来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变迁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提供一系列的规则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的变迁是在单个行为主体为谋求在现存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即外在利润）而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所引发的，是权利和利益转移的再分配，即权利的重新界定。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政府以法规命令和人大制定法律等形式引入，由政府推动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进来实现的（林毅夫，2003）。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特定时期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良的期望而形成的一组行为约束或规范、规则，其实质是企业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企业社会责任本身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迁演化过程，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范围也有一个逐步演变和扩展的历史。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形成、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制度的变迁。

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演变一般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是以消费者、劳动者、环保主义者等为初级行动团体，推动着社会责任运动不断向前，要求企业对社会问题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受到作为次级行动团体的政府的帮助和支持，政府制定了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或强化已有的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最终得以实现（李双龙，2009），因此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形成路径是自上而下的，必须通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宪法秩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制度环境决定的，因此国内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就显得很不主动，从而导致许多严重背离企业社会责任的事件发生。

结论

制度就是一国政治和经济等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形成根源于一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在我国还存在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制度环境和一系列配套制度的缺乏或不协调等问题，导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供给不足，努力制定规章制度，培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政府管理部门而言任重道远。

政府在制定管理办法时不应超越经济发展水平，要充分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必须一方面积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企业具体实际情况的规范化、全方位的企业社会信用和道德评价体系，促使企业改变以往的经营方式和责任意识，形成能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经济核算与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人本管理、商业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标化，融入企业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引导企业经营者把追求经济效益与履行社会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必须积极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吴健辉，2009）。

参考文献：

1.杨晓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运动与实践―基于历史演进视角的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6）

2.黄志坚，吴健辉，童冬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资本关系研究[J].江苏商论，2009（7）

3.石军伟.社会资本与企业行为选择[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林毅夫.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致性制度变迁[A].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李双龙.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9（23）

6.吴健辉，黄志坚.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及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的关系述评[J].江苏商论，2009（2）

7.李晏墅，周卿.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模型―基于演化轨迹及机理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8）

篇8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 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 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 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 （1987）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 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 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 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 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 因为他认为， 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 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 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实际的“图象”、“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象”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 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 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我们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讨论和运用范式的后面两种含义。

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 （张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 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 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 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的范围， 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 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 各种经济理论学说都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强调得够与不够， 是否能贯彻始终。

新古典理论对此十分明确， 而且一贯到底。它其所以专注于资源配置的研究， 就在于寻求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 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 就是因为市埸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它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 以及以此作为对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之基础， 正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具体体现。翻开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 效率观念和效率思想会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之中， 融化在他们的思维之内， 成为他们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 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 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 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 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就是因为在它看来， 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 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 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1985）， 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 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 也没有贯彻到底， 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 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 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 但这种考察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亚当。 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 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 斯密不仅说明了分工的好处和交换的意义，而且说明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 所谓“分工受市埸范围的限制”， 就意味着人的生产活动以人的交换活动为条件， 进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埸模式， 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 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 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 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 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斯密通过“简单体制”找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 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义，不仅说明了人们之间存在着和谐一致的合作， 而且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 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 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 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1972）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 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

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 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 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 进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 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 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 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作出了统一的解释。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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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具不完全统计，世界范围内每年由于相应灾害事故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为国民生产总值的死个百分点。伴随经济的全面进程，民众对安全的要求也不可同日而语。安全经济与资源及环境一样，被列为基本国策。文章将以统计学理论在安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作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予以深入的探究，相关内容如下所述。

1安全经济统计标准的构建

安全经济指标即通过数字，客观的体现安全经济统计目标的状态及特性数据，亦为安全生产状态及能力的定量化显示。安全经济标准机制即通过一些和安全因素存在内质联系的经济特点标准所构成，要客观、合理的体现安全目标、安全状态及效果等安全经济质量特征。

安全经济统计的基点即为设计一个安全经济统计标准与相应的模型，而合理有效的安全经济质量及数量标准机制，能够深化企业对安全生产状况予以动态、科学的评价，为深化企业安全经济决策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政府监管系统予以统计监督铺平道路。而且，合理的标准机制可以为安全工程、安全活动及安全工作提供依据。

2安全经济指数的应用

众所周知，安全生产即为连续的过程，安全投入与事故为正相关，那么怎样从安全经济结构的相关环节，分析安全系统的基本状态即为安全经济综合指数的侧重点。安全经济综合指数要分析安全投入、事故损失及安全效益等参数，对安全经济系统运行环节予以综合性研究，分析安全经济运行的有效性。

安全经济统计指数的意义包括下述几点：第一點，通过统计指数分析繁琐安全经济现象的变动方向。举例说明，经编制安全生产指数能够在纵、横双向上体现安全生产相对水平及改善情况，同时事故综合指数能够通过差异化事故后果特点指标去整体评定事故的危害性；第二点，通过统计指数对安全经济现象的变动予以因素研究，分析相关因素对安全生产的作用，尤其是在大环境中，研究经济发展及安全生产之间的影响，可以为出台有效的安全生产策略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三点，通过统计指数研究繁琐安全现象的长期变化状态，依附于动态指数所构建的指数数列，体现安全现象在很长时间范围内的动态特性；第四点，通过统计指数对多指标的安全经济予以整体评估。而安全经济现象能够经指数予以整体评定，这样便于对特定安全问题的发展程度予以整体的数量分析。

3安全生产及回归分析

安全经济系统涵盖下述及方面：①安全经济利益；②安全分工协作；③安全经济效益；④安全数量关系，而且安全生产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部分，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内质联系。安全生产和经济效益相互制衡，会因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及能力的影响而出现改变，经济活动能力及产业结构、工艺等因素都对安全生产形成一定的冲击。

安全经济的数量相关性即为安全经济关系的基础，分析安全经济的数量比率即为安全经济统计分析的基础。所以通过统计学评定分析、回归分析以及因子分析等举措，可以理顺安全生产及社会经济进程间的关联与影响结构，研究经济损失、安全投入和安全有效性的关系，能够发现安全生产方面经济现象中潜藏的规律，这样便于从根本认识安全经济客观规律，为安全经济的规划与安全管理等奠定良好的基础。

4安全生产的时间序列分析

安全经济现象即社会生产环节的构成因子，与社会经济现象共同处在运动与发展中。安全经济统计也是了解安全问题的一种方式，不但要从安全经济现象的关联性及制约中予以分析，同时要从其发展规律中予以分析。在安全经济统计分析过程，经时间序列资料研究，能够有效规避下述问题：首先，经计算水平标准及速度指标，掌握安全生产的发展变化规律；其次，通过时间序列的解析，利用长期趋势研究、循环变动研究等掌握安全经济现象的规律；最后，在对时间序列相应变动的基础上予以研究，把安全生产过去与现在的脉络及规律予以拓展，通过定量模型预测安全生产在以后发展的情况。

安全经济的时间趋势预测，尤其是匹配于宏观经济予以预测，针对客观了解安全经济发展规律意义深远，设计安全生产发展举措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安全生产方面，对生产安全事故率指标予以预测，可以掌握安全生产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

5结论

综上所述，伴随经济的全面进程，民众对安全的要求也不可同日而语。安全经济与资源及环境一样，被列为基本国策。安全经济统计的基点即为设计一个安全经济统计标准与相应的模型，而合理有效的安全经济质量及数量标准机制，能够深化企业对安全生产状况予以动态、科学的评价，为深化企业安全经济决策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政府监管系统予以统计监督铺平道路。而且，合理的标准机制可以为安全工程、安全活动及安全工作提供依据。通过经济学及统计学理论处理安全经济问题，研究企业安全生产现状与未来可能达的水平，评定安全投资收益及择取最佳安全经济方案，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安全的相关因素予以分析，能够找到对安全状态产生一定影响的因素，为企业安全经济决策铺平道路。

作者：王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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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文文，尹江霞.AIC准则在回归系数的主相关估计中的应用与计算[A].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第九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3. 

篇11

1．非理性的需求量概念

之所以说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违反理性人假定，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需求种类的决定；其二是需求量的决定。

这个问题在其它贴在里已经多次提到了。人的需求是自古一来就有的，最基本的需求都是天生的本能，然而经济行为是人类存在历史上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以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理性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有动机的，反过来说，有动机的行为的人才能算作理性人。从2+2的理论分析，经济是交换的集合，交换不过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可选方法之一，尽管现在人们选择了这种方法为主，但是丝毫不表示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的全部。

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需求是基于经济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价格是交换的比例是经济行为的表述，故而价格不可能是决定需求的一个原因。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饥饿而不是因为食物便宜；我们穿衣是因为我们寒冷或者爱美，而不是因为衣服昂贵或者低廉；我们乘车而不是徒步是因为我们要以较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们住房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可以感到安全，所以我们不愿意谁在露天野地……因此，我们需求的量也不可能是由价格这种玩意儿决定的。2+2的经济学理论从心理学的层次需求理论出发导出“需求量”是一个基于需要而事先确定的、稳定的量，在数学表述上视为常数。“一个人只能同时开一辆汽车；不会有人一天到晚坐在餐桌边暴食面包；游泳池或公共厕所不收费也没人整天蹲在里面；一个客人也不会同时租住两个房间；你不会因为向西边去的汽车坐着舒适而不去东边办事；乘飞机比坐火车过瘾，你也不会呆在天上不下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48）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可以基于我们的需要而确定我们需求什么需求多少；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会在需求被满足即解欲之后停止行为，而之所以需求可以被满足即解欲首先就要有一个有限的需求量。我们不会把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多少的人看作是理性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需求，我们恐怕只能将之视为傻瓜或者神经病人了。

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恰恰是以价格决定需求量的理论，以坐标轴为渐近线的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当价格水平足够低的时候，需求量可以为无穷大。

同样，西方经济学的供给理论也是反理性人假定的，和需求者的需求量对于的供给者的供给量或者说产量也被认为是可以无穷大的。现实中并没有供给存在，供给不过是自我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供给是由需求决定的，任何厂商的产量都来源于对市场需求的预测或者清楚的订单，没有一个厂商会从事一个没有订单计划的生产，没有一家厂商在没有客户需求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生产下去。同样，因为需求不是由价格决定的，所以基于需求的生产也不可能由价格所决定，价格高低和接到的订单数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厂商像供给曲线所描述的那样产量随着价格升高而增加，他就是十足的傻瓜，何谈理性？惟有依据订单和市场需求生产才称得上是理性的厂商。

2．非理性的价格概念

如果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格这回事儿，因此价格由交换者决定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价格概念的非理性表现在价格不是由交换的参与者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之外的东西决定的。瓦尔拉斯将这个交换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东西即价格确定机制叫做“拍卖师”。

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非理性的另一点表现是，价格并不是我明确界定的“交换的比例”的概念。从古典到现在，价格都被看作是商品自身的某种属性，即和价值是同一范畴的概念。这样一来，价格概念并不涉及到第二种商品和第二个人，自然就和交换割裂开来了。我们也可以找到价格和交换比例不是一个概念的论述，比如马歇尔的论述。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变成了对交换者最为关心的“交换的比例”漠不关心的自言自语。而如果经济学的对象（经济人）作为交换者连交换比例都不关心，自己手中的东西随便什么比例都可以交换出去，他就太不正常了。

二、非理性的效用理论

1、荒谬的效用无差异分析

效用是满足需求的消费行为实施之后消费者需求得到的满足的结果。既然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是违反理性假定，以需求定律为基础的效用理论也同样就是非理性的理论。在效用学派看来，经济人不是以自身需求决定自己行为的，而是以无差异作为行为原则。

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需求，一项需求满足了，他就会追求下一个需求，这就是心理学的需求层次发展理论。人的不同需求之间，必须需求是不可替代的，而非必要需求除了因为偏好不同导致在需求序列中的排序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消费量上的相互影响和关系。比如，人不会因为效用的原因改变穿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和一双鞋这样的消费量比例，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一个无差异效用关系。效用是消费后的一个结果，是满足，是需求量达到时的解欲，而不是决定需求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因为达到了那个需求量才解欲才有效用，而不是因为解欲了有了效用才需要这个量。

效用学派通常认为不同需求的效用不是相加关系而是连自己都说不出的某种函数关系。因此，消费两种物品的效用函数被表述为五花八门令人匪夷所思的函数关系。但是，通常趋向于认同是某种和量正相关的乘积（包括乘方）关系。若果真如此，这类函数就是单调递增的函数，总效用的值一定会在需求被满足时达到最大，即最大值在函数图形的右边界上，根本无须考虑相互的影响问题，即每一种商品都达到各自的需求量时，多种商品的总效用自然会最大。

其实，如果边际效用递减成立或者说无论是否递减只要具有最大效用点，就应该导出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结论，否则就意味着有一直需求下去的可能即效用曲线没有最大点。理性人的特征就是行为截至于效用最低点，如果效用达到最大后继续需求，就是非理性的了。这一点显示出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在理性人意义上的严重内部矛盾。

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不仅仅将各自独立的需求项目拉扯在一起，还试图给出有规律的限制，即增加一种商品的消费量需要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量会递减。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原来的总效用是最大，说明消费者的每一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为何他要增加已经满足的需求量呢？已经满足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岂不是要获取负效用？自愿获取负效用的人还是理性人吗？

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是向两端无限延伸的。无限延伸就表示商品X、Y的量可以是无限的，这显然是因为忽略了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事实的结果。

“一个跟帖达15页之多的经济学故事”一贴中用“无法退货”来嘲讽效用学派的这个人为捏造的所谓规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如同神经质般的怪人。

2、艾奇沃兹的非理性box

无差异分析方法中被广泛采用的一个被誉为“巧妙”的工具就是艾奇沃兹盒式图。但是，这个分析工具完全沿用了需求理论中需求量是无限的思路，因此承袭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矛盾。

效用学派压根没有想到，即便是假定存在的无差异曲线，它也应该是有边界的，边界以外的区域是没有行为的因而也是无定义的，用数学语言讲就是自变量定义域是有界的，而且效用函数的值域也是有界了。

但是，艾奇沃兹继承了错误的无差异理论，在构建方块盒的时候，用物品的自然存量作为盒子的边长，这样一来，两个需求者的需求量就不是由需求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存量决定的，自然存量大，它就需求得多，自然存量小它就需求得少，不要说理性连简单的主动意识都没有了。盒子有大小，乍一看似乎一个需求有限论者，但以对角点作为最大点实则是因为自然总量的缘故，而非需求量有限。

奇怪的一点就是，艾奇沃兹盒中的两个需求者的需求总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偏好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说两个人如果面对水和面包的时候，是要渴一起渴要饿一样饿。这种需求者的理性表现在何处实在是想象不到。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指出，艾奇沃兹所研究的对象从理论上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微乎其微的特例，用它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就太过勉强了。更一般的要素分配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列举出来了。超级秘书网

三、非理性的生产理论

西方经济学生产论中的非理性观点，除了上面所说的关于产量的观点之外，就是由生产函数引出的要素决定问题。当然，归根结底还是需求量无限论的问题。生产论不过是错误的需求理论和效用无差异理论在生产领域的套用而已，既然根子上出错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应用。

谈技术水平和生产函数”一帖中已经提及。在生产论中，西方经济学不是依据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量（即订单）确定一组要素需求量，而是反过来根据不知从何而来的要素量决定产量，考虑劳动量时不考虑已经由技术水平限定的资本品对劳动的容纳能力，似乎可以使用任意量的劳动。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论中，总是包含着一个生产能力无穷大的企业这个潜在假定，因为只有这种企业才会考虑产量如何调整的问题。但是，厂商为何要建立过剩的生产能力？仅仅为了产量调整吗？这种厂商很难说他是理性人。

厂商对要素的需求就是一个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样当一项需求被满足之后会将多余的资金用在其它地方，而不是一直购买某一种要素。采购经理手中的采购单都是有数量的，不会因为某一项材料的价格便宜而增加购买，因为生产就需要那么多，多买回来也没有用而且无端占用资金。如果采购经理因为某种材料便宜而将资金都用在其上却忘记采购其它材料，等待他的就只有炒鱿鱼了。

四、有限理性论的偏差

现在有一种苗头就是针对现有理论的百无一用，将之归罪到理性人假定之上，于是一种有限理性的论调便产生了。其实，所谓的有限理性无非是说行为人并不精于计算利润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而是凭感觉行事，而感觉被默认为是非理性的。

篇12

遗产动机是探讨家庭内代际之间交换的一种模型。一般来讲，老年人持有大量的财富，并且可能会留下一大笔遗产。因此，从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来看，或从接受遗产的家庭户的行为受到怎样的影响来看，遗产动机都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它对于解决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的和再分配问题等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发达国家在遗产动机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笔者对其评述，以期推动老龄经济学的，为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经济问题提供借鉴。

1、遗产动机理论和经济模型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突出的遗产动机理论主要有三个：利他遗产动机、策略遗产动机和偶然遗产动机。这三个理论对于指导具体的经验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1遗产动机理论

利他遗产动机是指年长一代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和财富留给下一代的经济行为，反映的是年长一代对未来一代福利的关心和无私奉献，特别是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女）。利他遗产动机成为家庭内世代连接的一种纽带，可以使家庭香火延续不断(Barro， 1974; Becker，1981)。代际之间的利他遗产动机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遗产将取决于下一代的相对经济状况，即当代际之间的经济状况大体相当时，遗产将是少量的；当年长一代相当富足时，那么留下的遗产将丰厚。第二个方面的意义是在家庭户的层次上，上一代将会把最大的遗产留给最不富有的孩子(Hurd and Smith，2002)。

策略遗产动机特指遗产是代际之间达成或明或暗的契约的结果。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以下一代的行为表现为条件，也是说遗嘱人用遗产来影响遗产可能的接受者的行为。当父母威胁要剥夺不孝子女的继承权，或当父母用祖传遗物奖赏很孝顺的孩子时，这种影响或许非常明显(Bernheim et al.，1985)。例如，父母可能会以在未来留下遗产为诱饵来诱导孩子在他们年老时提供照料服务。

偶然遗产动机指的是，消费者没有遗产动机，但由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存在着固有的不确定性，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留下遗产作为必要的预防措施（Davies，1981; Yaari，1965）。个人有可能在死亡前消费掉他所有的资产，但是由于死亡的日期是不确定的，他们在死亡时还有资产没有消费完，因此，会留下一部分遗产。这种遗产动机相对于其他遗产动机来说，是偶然的、不确定的。

1.2经济模型

经济学家通常用迭代模型代际之间的交换。在利他遗产动机分析中通常假定有两代人，父代（p）和子代（k）。从某种意义上讲，孩子是自私的，他的效用只他自己的消费函数，ck。相反，父代是利他的，不仅关心自己的消费，cp，还关心孩子的效用，他们各自的效用函数分别为Uk(ck)、Up[cp，Uk(ck)]。如果a表示孩子向父母提供的服务，那么：

Up =Up[cp，a， Uk(ck)]

策略遗产动机延续上述模型，假定捐赠人的效用函数为Up（cp，a1，…，an， U1…..，UN），an是第n个受益者的服务行动，Un是这个受益人的效用，进一步讲，Un是an和cn（第n人的消费）的函数，Un（an，cn）。Un（an，cn）。βn 表示每个受益人得到的那部分遗产，yp 表示父代的收入。那么，捐赠人的效用为：

max U(cp，a， U1…..，UN）

a，β，cp

因此：Un = Un[an，cn + βn(yp - cp)]（详见Bernheim et al.，1985）。

偶然遗产动机的经济模型假定消费者用保险票据，而不用定期票据持有资产，这使得消费者的遗产自动为零，不管他什么时间死亡（详见Davies，1981; Yaari，1965)。

还有一种用生命周期消费模型来分析预期遗产和实际遗产及其遗产分配，以此检验上述的三个遗产动机理论（详见Yaari，1965; Hurd，1989、2002；Hurd and Smith，2001）。

2、遗产动机的经验分析

2.1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需要大量和大型的纵向追踪调查，美国调查主要有：健康与退休研究调查（HRS）、高龄老年人的资产与健康活力调查（AHEAD）、大萧条时期的儿童调查（CODA）、战争-婴儿同批人调查。HRS是一项全国性调查，1992年进行首次调查，大约调查了7，600个家庭户，每个家庭户中至少有一人是1931-1941年出生的同批人。AHEAD包括6，052个家庭户，每个家庭户至少有一人在1923年或更早年份出生，1993年进行首次调查。这两项调查每两年实施一次，到1998年，共完成了4次HRS和3次AHEAD调查。1998年，这些调查访问的出生同批人分别扩展为1924-193（CODA调查的同批人有2，320个家庭户）和1942-1947（战争-婴儿调查包括2，528个家庭户）。英国主要有1968-1995年家庭支出调查（FES），调查了约7000个家庭户。意大利主要有1985-1996年家庭预算调查（SFB）等等。正是所有这些调查为遗产动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2.2检验遗产动机理论的经验分析

有学者发现遗产趋向于在兄弟姐妹之间均分，这个结果对“遗产是补偿性的”说法提出了质疑（Menchik，1980、1988）。另一项经验研究也证明遗产不是补偿性的，大多数遗产在孩子中间均匀分配，对于大多数富有的家庭，经验数据不支持利他遗产动机理论，但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有更多的证据支持利他遗产动机理论（Wilhelm，1996）。但也有研究证明大多数父母并不是均匀地分配他们的遗产，在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遗产是补偿性的，在接受者-死者的关系和接受到的遗产之间存在相反或零关系，这个结论说明“作为支付手段的遗产”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Tomes，1981、1988)。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保障产生的终生财富的增加不影响遗产行为(David and Menchik，1985)。

有学者利用交换模型研究遗产行为，发现经验分析支持策略遗产动机理论，用孩子探望和电话问候的频率来测量孩子提供的服务，与潜在的资产的多少存在正的相关关系，而且，服务与潜在的资产的相关关系取决于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对于多子女家庭来说，更多的潜在遗产意味着更多的服务，但独生子女家庭，这种关系不存在(Bernheim et al.，1985)。然而，赫德等（Hurd and Wang，1991）认为他们的研究方法不恰当，没有发现作为遗产的财富与孩子的照料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他们使用退休史调查（RHS）的数据，分析结果不支持策略遗产动机理论。一项关于日本的研究指出，拥有大量资产和收入的老年人与孩子共同居住的概率提高，愿意是父母的策略遗产动机（Otake，1991）。

2.3遗产动机与消费储蓄行为

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在总资本积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学者估计美国财富积累中大约有五分之四来源于代际财富转移（Kotlikoff and Summers，1981；Kotlikoff，1988）。也有学者估计这个数字不到四分之一（Modigliani，1988）。

关于遗产动机的强度，有经验研究表明：私人储蓄受到遗产动机的强烈影响，这项研究的假设前提是：遗产动机从根本上改变对保险的态度。这项研究特别指出，在老年人中，社会保障中的年金收益显著增加了人寿保险财产的持有金额，减少了私人年金财产的持有金额，这种模式显示即便保险市场完善，家庭户仍愿意选择采取遗产的形式保持一定比例的资产(Bernheim，1991)。使用同样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却不同。赫德（Hurd，1987）认为，有孩子的老年人家庭户并不比没有孩子的老年人家庭户更快地动用储蓄，大多数遗产动机是偶然的，是由于保险市场不完善而做出的预防反应。赫德（Hurd，1989）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遗产的边际效用几乎为零，他的估计基于两个重要的假设：一是对于那些没有孩子的老年人家庭户来说，遗产的边际效用为零；遗产的效用是线性的。当然，他的研究结果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日本老年人愿意给孩子留下遗产对日本的高储蓄率起着重要作用。日本银行199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日本父母打算把金融和房地产作为遗产留给孩子。遗产动机或是利他的，或是策略的。60%的老人回答说他们无条件地留下遗产，40%回答说，如果他们的孩子同意在他们退休后照料他们的生活，那么将愿意将遗产留给孩子（Yashiro，2002）。

遗产动机如何影响对于住房资产如何影响消费和储蓄的预测。有两个遗产模型：一是遗产仅仅产生效用和价值；另一个是后代的效用进入效用函数中。在前一个模型中，住房资财在年轻时被消费掉，而先前作为遗产用途的非住房资财用来为退休时的消费提供资金，并且额外的住房资产用做遗产。在后一种分析模型中，父母考虑孩子的效用函数，这就可能意味着住房财富是一种次要财产。如果住房价格上升，父母可能选择将这笔住房财产转让给孩子，换句话说，这种动态的遗产动机可以中和住房财富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Skinner，1996）。

3、遗产动机的政策意义

遗产动机与现实经济政策的关系，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

（1）遗产动机对政府的再分配计划有何影响？

（2）遗产动机对于人口领域干涉项目意味着什么？

（3）遗产动机对政府开征遗产税有什么样的意义？

（4）遗产动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怎样？

3.1遗产动机与政府再分配计划

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再分配概念，“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政府再分配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Rosner，2003）。因此，分析遗产动机与政府再分配计划时，必须要考虑这几种再分配类型。

在利他主义的经济框架中，调整家庭户内部的代际财富转让可以消除与社会保障相联系的强制性的代际财富转移，破除社会保障与消费行为之间的联系。利他动机可以抑制公共转移支付，如公共支出、最低工资法等政策实施的结果取决于私人的财富转移，所以说，家庭内代际之间的利他主义遗产动机不仅对政府的再分配项目的作用，而且对资源分配中市场价格的作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Cox，1987; Bernheim and Bagwell，1985）。遗产动机对于社会保障金的增长和普及年金形式的私人养老金可能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部分的解释是：即便年金的利率相当有吸引力，消费者也不情愿购买年金，因为年金限制消费者从孩子那里购买照料和关心的机会。

另外，政府为实际之间财富再分配的努力不会被遗产所抑制。政府操纵大部分社会保险计划，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等。这些计划减弱了作为预防措施的储蓄动机。换句话讲，政府的社会保险计划有可能会削弱作为储蓄手段的遗产动机。因此，面对遗产动机，政府如何改革政府支出模式，制定有效的社会保险计划，以实现经济资源再分配的帕累托最优，具有积极的意义。

3.2 遗产动机的人口学意义

通过留赠遗产，父母可以成功得影响孩子的教育、迁移、婚姻和生育率，并由此产生具体的经济后果。不断下降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更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因而，父母用来购买孩子孝敬和服务的储蓄动力减弱。同样的原因，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退休生活的延长，地理上人口流动的增加也会影响国民储蓄率（Bernheim，1984）。

在中国传统上，生儿育女与家庭财产之间的继承关系存在密切关系，遗产是保持家庭世代延续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增强父亲、孩子、妻子及家庭成员间的友爱关系，维护家庭代际关系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以下，家庭规模减小，平均只有1-2个孩子，同时，人口流动和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在这样一种人口变动趋势下，人口领域的干预政策应当注意的是：父母如何把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孩子的身上，甚至为了孩子的将来而进行作为遗产的财富储蓄；遗产对于孩子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家庭养老的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通过遗产巩固家庭养老的功能；如何通过有效的代际财富转移促进代际之间的和谐等等。

3.3遗产动机与开征遗产税

1986年，美国的遗产约有1，050亿美元（Gale and Scholz，1994）。在法国，遗产占GDP的3%。在德国，老年人在老年阶段消耗很少的金融资产，一个推测是留遗产，但经验研究证明老年阶段，由遗产动机驱动的储蓄的增加的证据不足。大量的遗产似乎是无意图的遗产，因此，反对征收遗产税的效率观点——曲解有效的代际财富转移——不是真正适当的(Börsch-Supan，1994)。

中国每年有多少遗产，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数据，主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做过此类大型的调查。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出台《遗产税》，，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是否成熟，存在很大的争论。但不管怎样，笔者认为现在着手进行数据调查和研究，对于摸清底数，发现问题，即（1）健全个人财产登记和申报制度，确认遗产数量；（2）及时获得死亡人口信息，防止遗产在计征遗产税以前不被分割或者转移；（3）明确遗产类型，综合掌握死亡者的全部遗产；（4）完善财产评估制度等等。为开征遗产税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3.4遗产动机与经济增长

日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储蓄率有关，而高储蓄率与日本老人与孩子居住在一起、老人的遗产动机强有一定的关系。储蓄与投资高度相关，高储蓄率意味着高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如果遗产是家庭孩子数量的函数，而且占国民资本存量的大部分，那么，家庭规模的缩小可能推动遗产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因而减少储蓄。政府干涉，增加政府储蓄和政府投资，是提高储蓄率，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必要手段。德国政府有几项特殊的津贴储蓄的激励计划，其中一项是在低收入群体中培养资本积累。德国的储蓄的税收政策有利于高储蓄，对年轻人来说，普遍的社会保障对工资收入的高替代率和医疗保险减少了储蓄的动机，但对于老年人，严密的安全网增加了净储蓄，因为充足的退休收入不仅可以防止德国老人消耗掉资产，而且提供足够大的收入水平来诱导在老年时期储蓄(Börsch-Supan，1994)。

有两种方法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的影响。一种是检验微观数据，即个人储蓄，然后加总得到国民储蓄；另一种方法是检验宏观数据，即考察人口结构的时间系列变化，以研究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国民储蓄。两种方法导致明显不同的结果：微观数据显示老年人的储蓄不减少；而宏观数据显示有大量老年人口的国家趋向较低的储蓄率。用强调遗产的作用来调和这两种方法显示，老年人不耗尽储蓄意味着老年人临终时持有大量财富，因此留下大量的遗产，即使这些遗产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遗产动机的结果，这些遗产也不能被忽视，因为有人要接受遗产。这些接受者将会消费得更多。因此，有大量老年人口的国家不一定储蓄更少，因为老年人不动用储蓄，但或许可能因为年轻人消费更多，以反应接受遗产更多可能性。有理由相信这个机制的重要性：大量证据表明遗产是财富积累重要的组成部分，很难证明那些接受遗产的人不受到遗产的影响(Mankiw，1994)。有学者预测1980-2025年人口变迁对美国私人储蓄率影响，储蓄率估计下降3.8到10.5个百分点(Heller，1989;Masson and Tryon，1990)。这种以微观和宏观数据为基础的预测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家庭户之间的财富转移。老年人通过财产转让、遗产等方式将财富转移给他们的孩子，减少了孩子储蓄的必要性，因而，大量老年同批人的出现可能通过减少年轻一代的储蓄率来减少国民储蓄。

关于遗产动机与储蓄、经济增长的研究还存在争议，但对于中国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无疑具有启发意义。4、进一步的

4.1数据开发

检验遗产动机、进行经验分析、跨国跨地区跨时间的比较分析以及制定相关政策需要纵向追踪数据：用横截面数据分析是说不通的，因为老年人的遗产动机和遗产数量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而还没有老龄方面系统的纵向追踪调查，以至于中国的遗产动机乃至整个老龄经济学的无法深入下去。据笔者所知，尽管学者的呼声很高，中国政府也成立了老龄机构，但似乎对老龄经济问题的调查仍然重视不够，因此，为了迎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为了全面建设小康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政策依据，中国政府界和学术界必须重视老龄经济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建议由政府出资，老龄部门牵头，学者参与，共同实施老龄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

4.2 遗产动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本文介绍的只是遗产动机的经济理论，如果开阔一下视野，我们会发现，还可以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等多学科的角度来阐释和丰富遗产动机理论。像上个世纪后五十年出现的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学理论（Becker，1981）、社会学理论、人口学理论等等，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人口学理论的研究，并为指导人口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干预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撑。类似地，代际的社会交换理论、生育率下降的“财富流”理论（Caldwell，1983）、伊斯特林的生育率理论(Easterlin，1975)、家庭养老的“血亲价值论”（姚远，2001）、“理解社会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和行为理论等等，都可以为遗产动机研究提供借鉴。中国要制定遗产法，必须要有数据和理论支持，我们必须重视。

4.3生命进程的

经济学研究遗产动机，主要依靠生命周期等经济模型和经验数据，但生命周期理论毕竟有它的局限性，用生命进程的方法可以扩展遗产研究的方法论手段。生命进程方法作为连接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一种分析范式，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跨学科的角度，既可以研究老龄人口总体的遗产动机，也可以研究老龄个体的遗产动机。具体地说，生命进程方法可以研究遗产动机变化的动态过程，社会背景、社会规范和角色、社会群体、社会相互作用、文化意义以及社会结构定位对遗产预期和实际遗产的等等。生命进程方法一个长处是强调遗产动机变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仅仅关注一个个人或一个同批人生命中的某个截面(Bengston，1997)，这样的分析方法与纵向追踪调查的数据可以更好地吻合起来。

此外，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于分析遗产动机也是有意的尝试。

评论

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只能局限于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学者研究今后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可能的研究方向。笔者目前还没有能力就中国的遗产问题进行系统的经验分析，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国外的理论，发展中国的遗产理论，并提出有效的、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方便中国学者研究，国外的遗产动机研究的成果，本文的基本上列出，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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