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2.各有关部门在支持和配合税务部门做好税收工作上还应加大配合力度。营造诚信纳税的社会氛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离不开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公检法机关要加强与税务部门的联系和配合，做好涉税案件的查处工作，加大对涉税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工商管理部门要与税务部门建立工作联系和协作制度，加强对纳税人的档案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少漏征漏管户。金融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搞好资金调度，保证税款及时足额人库，防止占压税款等问题的发生，积极配合税务部门履行好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等措施。新闻宣传单位、教育部门要加大税收法制宣传教育力度，营造良好的依法治税舆论氛围。广大纳税人是依法诚信纳税的主体，要坚持守法经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3.税务部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水平需进一步提高。首先，我们地税干部在观念上要牢固树立聚财为国、执法为民、顾全大局、服务全局的思想，以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深化税收改革，强化科学管理，积极组织收入。其次，要全面落实好省局制定的“立足地税实际，服务鄱阳湖生态经济建设”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积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最后，我们还要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步伐，为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结合我市地税工作实际，在依法治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地税收入质量和总量方面的构想

目前我市地税工作应将税收工作的重心转向法治导向型；以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为着重点，以省局信息化建设为切入点，以建立健全内部执法监督机制为突破点，以提高全局地税执法队伍素质为着力点，进一步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全面提升依法治税水平。要做好上述几个方面，本人认为应正确处理好以下关系：

1.处理好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与坚决不收‘过头税’之间的关系。税收收入是税收工作效果的表现，是依法治税实践的检验标准。“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是从收入的角度来阐述依法治税的内涵。这就要求我们在组织税收收入的实践中，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应收不收与收“过头税”都是有悖于依法治税方略的做法，对税收工作贻害无穷，也是当前税收工作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对其加以防范与治理是依法治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为有效贯彻“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这一实践原则，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工作入手：一是切实弱化税收计划的刚性与指令性。注意提高征管质量，切实贯彻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征管质量“七率”考核制度，把它作为对计划考核的必要补充并逐渐加以替代。二是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新税收征管法首次增加了对有税不收和收“过头税”的责任追究条款，为这一实践原则的贯彻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必须严格依法执行，不可姑息迁就，任其发展。三是争取相关部门特别是审计、财政监督等部门的支持，及早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处罚措施。在责任追究上，不但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刑事责任，而且要追究其经济责任，实行财政收入上的扣减或其他惩罚措施，使违法者在经济上得不到好处。四是充分发挥多渠道、多形式的监督作用。在加大税收执法检查力度、加强内部监督的同时，应重视外部监督的有效促进作用，积极配合党纪监督、审计监督、财政监督、司法监督等有效监督，特别要鼓励、支持社会各界人士对破坏税收法治的行为而进行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成本低、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快而深远，是促进依法治税的有效手段。大众媒体也要恪守新闻监督的真实性、客观性、中立性和公正性原则，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现在的问题不是大众媒体对依法治税的监督过了头而是监督还很不够，很薄弱，有待进一步加强。五是在坚持税权集中的同时适当分权。地方应享有一定的税收权限，以适应地方政府合理运用税收调节手段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地方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与实现其事权相适应的财力，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减轻地税部门的执法压力。

2.正确处理好税收质量与总量的关系。

近年来，市局大力推进依法治税，不断强化管理，挖掘增收潜力，有力地促进了地税收入的大幅增长。但是，少数部门仍不同程度存在依法征税观念淡薄，在税收收入上“掺水使假”等问题，导致收入总量上去了，但收入质量却在下降的现象。为了保持地税收入健康快速增长，我们认为各分局应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地税征管工作。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税源情况，科学制定地税收入任务，切实保证基层各单位及地税部门经过努力有完成任务的可能。坚决禁止在收入上弄虚作假。严禁空转虚收、垫缴税款，严禁串库、混库、改变收入预算级次，严禁“引税”、“买税”等现象的发生。坚决挤干收入中的“水分”，严格按照税收征管法，加大依法征管力度。签订收入质量责任状，加大对收入质量的考核力度。市局应对弄虚作假、虚增收入的单位，取消评先资格，并追究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如情节严重的，还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在税收执法中要处理好实体与程序的关系。

注重实体公正而忽视程序保障，是税收执法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它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程序虚无主义，认为程序纯粹是累赘，只要税收足额收上来就可以，而不在乎是通过什么方式征收的。程序虚无主义实质上是行政权膨胀的一种体现，行政权利不能忍受任何外在的制约，执法人员说了算，其结果是执法的随意性。二是职权工具主义，持这种主张者不否定程序的意义，但其程序观念主要是针对纳税人的，很多的管理规定大都以规定纳税人应该履行怎样的程序义务为主，把依法行政简单地理解为依法“管理”，而对如何用程序来制约自身的执法行为避而不谈。实质上，税收程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税收执法是税收实体与程序的有机结合，违反程序的行为同样是违法行为。其原因在于：一是程序提供稳定性。税法的稳定性，即税法的可预期性、透明性、统一性等都是通过程序来保证的，税法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程序的执行。二是执法程序是治权的重要措施。税收执法中必然存在着大量的自由裁量权，而程序正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有效制约。三是税收执法程序的合法可以有效维护税收程序，使征收行为变得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从理论上讲，税收征收的结果是尽可能接近于实体真实，而有可能与客观事实不尽吻合，但只要程序合法，仍然可以使征收结果体现合法性，得到社会公众的心理认可和一致尊重，以保持税收征收程序的稳定。因此，在推进依法治税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实体与程序的关系，充分重视程序的作用与程序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执法的程序。要实行立法公告、执法公开制度，要进一步健全听证、复议等制度，这些都是依法治税的重点之所在。

篇2

本文为发展中经济体通过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基于2000—2010年期间83个发展中经济体对日本HS9位码产品出口数据，本文首先利用质量门槛方法分解得到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并构建包含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广引力模型，然后依次利用OLS、PPML方法估计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质量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发展中经济体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其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此外，与预期不同，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FDI、人力资本并未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高质量产品出口增广引力模型

一、引言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OnTrade-relatedAspects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TRIPS）生效以來，受其约束，WTO发展中经济体成员的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由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完备情况决定。不断提高。文献中学者们普遍采用GP指数表示各经济体的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GP指数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值越大名义保护水平越高。GP指数每隔5年公布一次，最新数据为2010年，该指数包括5个子项目：专利保护涵盖的技术范围、参与国际专利协议数量、侵权损失保护的规定、法律执行机制以及专利有效期。每个子项目取值从0到1，所有子项目值的加总为GP指数。图1的箱线图描绘了2000—2010年期间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定义为世界银行划分的中低收入国家。本文样本中2000年包含83个发展中经济体（备索），因为少部分国家收入水平随后发生变化，其余年份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数量略有变化。GP指数的历年分布情况（五年为间隔）。从中可以看出，发展中经济体整体的名义保护水平不断提高2010年上四分位的GP指数值低于前期，主要是由于部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发展中经济体在201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不再记入本文样本。。

图1后TRIPS时展中经济体的知识产权保护GP指数

产品质量是产品对技术参数要求的满足程度。（未）满足技术参数要求的产品即为质量（不）合格产品。超过技术参数要求越多的产品质量越高。越高（低）的技术参数要求下生产出的合格产品的质量也相对越高（低）。如中国车企对欧美市场出口受阻主要是由于产品无法满足有关安全和排放等高标准技术参数要求。

知识产权保护主要从长短期两个方面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如图2所示，从短期来看，某一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会降低外部高质量投入品出口企业在该经济体所面临的被模仿威胁，促进外部高质量投入品的进口增长，从而促进该国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从长期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将会增加模仿成本，从而促进以创新为目标的研发投入增长，继而促进整体的知识产权数量的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微观企业将具有突破技术瓶颈，满足更高水平技术参数要求的生产能力，并最终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此外，强知识产权保护将会降低依靠创新获得知识产权而向质量阶梯上游成功升级企业的维权成本（时间成本、资金成本），提高知识产权侵权企业的违法成本，避免高质量产品出口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受本国低质量企业知识产权侵权的恶性竞争，减少制度缺失时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保证它们获得排他性市场回报的可预期性和可持续性，从而有利于一国高质量产品出口长期增长。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将会促进出口整体质量水平的提高。后TRIPS时展中经济体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促进了其高质量产品的出口增长，这是本文要进行实证检验的问题。

图2知识产权保护对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机制

二、文献综述

发展中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变化对其参与国际贸易的影响被广泛研究。相关的研究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发展中经济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改革与发达国家对其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Maskus和Penubarti最先开始相关研究，实证发现发展中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促进了自身的制成品进口。随后的类似研究还包括Smith、Co等。近期，Ivus发现TRIPS协议签署后18个样本发展中国家的专利保护改革显著地促进了发达国家对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中经济体出口能力提升的研究。Branstetter等利用美国进口数据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改革的国家出口产品种类提升。Maskus和Yang则基于要素比例模型利用包含82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改革促进了专利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余长林主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知识产品保护主要是通过扩展边际促进中国出口增长。代中强等则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U型影响。虽然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发展中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变化对作为出口能力建设重要维度的高质量产品出口的影响尚未被讨论，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主要介绍高质量产品出口额的有效测算方法。第四部分介绍名义知识产权保护与实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差别。第五部分是计量模型及数据。主要介绍加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广引力模型和数据来源。第六部分是计量结果汇报与分析、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三、高质量产品出口额测算方法

出口质量实证研究中通常将单价作为质量的变量，价格高低反映出质量高低，但单价中常常因为包含了生产成本的差异而不能有效地反映质量差异。为了克服这一问题，近期的文献从需求和供给两个维度分别推导出了识别质量的指数法。Khandelwal、Hallak和Schott从需求维度提出的质量指数法的内在逻辑是，价格一定的条件下，出口国在进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越多或者贸易收支越有利则质量水平越高。而Feenstra和Romalis从供给维度提出的质量指数法的内在逻辑是，向地理距离越远的目标市场出口的产品质量越高。Feenstra和Romalis对这两种质量指数进行了很好的比较。

质量指数方法无法分解出高质量出口额。一种有效的处理方法是质量门槛法。Fontagné等提出将最为细分的出口产品按照相对价格大小划分为两部分，即高质量和中质量或者中质量和低质量；或者全部为中质量。Fontagné等利用质量门槛法分析对比了发达经济体（北方）与发展中经济体（南方）的出口产品质量国际分工模式，指出北方国家主要生产并出口高质量产品而南方国家则主要生产并出口同一产品项下的低质量产品。本文将利用这一方法分解出各国的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具体方法如下：

选取某一进口国j，在该国市场上将某一出口国i产品k的单价记为uvijk。在进口国市场上的产品k的所有出口国的贸易加权几何平均单价记为uvwjk，则出口国i的产品k在进口国j市场上相对单价uvrijk表示为：

然后根据相对单价的大小划分质量结构。如果相对单价小于1，出口将被分为中、低质量两部分。其中，低质量的比重为（1-uvrαijk），中质量的比重为uvrαijk。如果相对单价等于1，出口将全部被划分为中质量。如果相对单价大于1，出口将被分为中、高质量两部分。其中，中质量的比重为1uvrαijk，高质量的比重为1-1uvrαijk，如公式（2）所示。将出口国某一产品k的高质量比重与该出口国产品k的出口额相乘便可得到该出口国高质量产品k的出口额，然后将所有产品层面的高质量出口额加总得到该国的高质量出口额。

（2）是质量平滑参数，与Fontagné等（2008）一致，本将其设置为4。

四、知识产权保护：名义值还是实际值

代中强等指出，在实践中，发展中经济体通常出于对专利垄断等不利影响的担心以及对模仿创新利益集团保护的需要并不嚴格执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这就出现了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由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完备情况与实际执行情况共同决定。的差异。

如前文所述，GP指数被广泛用于衡量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及其随时间变化情况。GP指数的不足是只关注名义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的有无、多少，而忽视了保护的实际执行情况。为了克服这一不足，Hu和Png将GP指数与Fraser法律体系与产权指数相乘来衡量一国对知识产权的实际保护强度。Fraser法律体系与产权指数基于国际企业管理人员对一国产权没收风险、合同执行和法律管辖的主观评估，取值从0到10，值越大对产权的实际保护力度越大。由于GP指数取值从0到5，而Fraser法律体系与产权指数取值从0到10，因此，衡量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GP-Fraser指数取值从0到50，值越大表明对知识产权的实际保护水平越高。

图3列示了2000—2010年名义GP指数（左图）及实际GP-Fraser指数（右图）知识产权保护阶梯的情况以及中国的位置。所谓知识产权保护阶梯是指各经济体（包含全部可得到数据的高、中、低收入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在某一年份内按大小分布的情况。以中国为例，从名义值（左图）来看，在2000—2005年期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显著提高。但在2005—2010年期间GP指数变化不大，主要是由于大部分的立法工作在2000—2005年期间基本完成。到2010年中国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经赶上发达国家。但从实际值（右图）来看，中国由2000年的较为落后的水平只上升到2010年的中等水平，说明中国“重名义轻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现实。有鉴于此，在本文实证研究中使用各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避免将名义值与实际值相混淆。

此外，本文在回归中加入的是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滞后项。具体而言，本文数据为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三期面板数据，每期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变量对应取值为1995年、2000年和2005年数据，其余变量都是当期值。这主要是考虑到企业采取产品质量升级策略通常是在政府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之后，当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可能马上促进当期的质量提升，从研发投入到试生产再到出口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数年）跨度，因此，在回归中加入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滞后项比加入实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当期值更具合理性。此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内生性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可能会提高高质量产品出口，同时，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也会促进政府出台更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并严格执行。双向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会使估计结果有偏。通过加入实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滞后项，可以很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原因在于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滞后项可能与当期高质量产品出口相关，而当期误差项不太可能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滞后项相关。

五、计量模型与数据

1.模型设定

高质量产品出口是贸易流量问题。对于贸易流量的分析，引力模型应用的最为广泛和成功。我们采用增加了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广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如模型（3）所示。

上式中下标i表示出口国，j表示进口国，t表示时间。其中出口国i对进口国j在t期的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对数值，用lnExijt表示；出口国i在t期的人均GDP的对数值表示为ln_gdp_pcit。进口国j在t期的人均GDP的对数值表示为ln_gdp_pcjt。进出口国之间双边地理距离阻碍因素的对数值表示为ln_disij。在上述三个标准引力模型变量基础上，加入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出口国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滞后项，取对数值，表示为ln_ipri，t-1。参考先前文献成果，以及检验非线性关系存在与否，本文加入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出口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出口国人力资本、出口国人口规模、知识产权保护滞后项的平方项，统一表示为Cit，εijt表示残差项，β0—β5为要估计的参数。

2.变量和数据

因为GP指数每隔五年公布一次，结合细分产品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样本国家为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日本进口来源国中的83个发展中经济体。本文将产品限制在HS28—96制成品。

（1）lnEijt。根据公式（2）方法，我们先计算出日本市场上发展中经济体HS9位码每个细分产品项下的高质量出口额，然后加总为各经济体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将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对数与各国人均GDP对数按年份作散点图，如图3所示。我们发现越高人均产出国家的高质量产品出口越多，这与Scott的发现一致。HS9位码的产品进口数据来自于日本财务省。

（2）ln_gdp_pcit。人均GDP越高的国家高质量产品出口供给能力通常越强，高质量产品出口额相应也越大，因此预期符号为正。数据来自于WDI数据库。

（3）ln_gdp_pcjt。随着进口国人均GDP的增长，对高质量产品进口需求会随之增长，因此预期符号为正。本文选取日本作为进口国，数据来自于WDI数据库。

（4）ln_distij。地理距离是双边贸易的一个显著阻碍因素。一般认为地理距离增加会降低贸易量，因此预期符号为负。本文采用与日本的双边首都之间的距离对数值表示，来源为CEPII引力模型数据库。

（5）ln_ipri，t-1。我们采用GP指数与Fraser法律体系与产权指数乘积表示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如前所述，取滞后一期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对数值加入回归方程中。GP指数来源于Ginarte和Park的研究以及随后每隔5年一次的数据更新；Fraser法律体系与产权指数来源于FraserInstitute。如前文所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将会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因此预期符号为正。

（5）fdiit，出口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中经济体通常希望FDI流入解决自身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不足。Harding和Javorcik、Henn等认为FDI的流入可能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受此影响，发展中经济体出口的产品质量得以提升，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可能随之增加，因此预期符号为正。本文采用FDI净流入占GDP比重表示，数据来源为WDI。

（6）lhcit，出口国人力資本。Faruq、Henn等认为人力资本存量丰裕的国家通常会从事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分工，这主要是由于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越高的工人生产高质量产品一般会越有比较优势，因此预期符号为正。本文采用人口中完成高等教育人员的比重表示，数据来源为Barro—Lee教育水平数据库。

（7）ln_popi，t，出口国人口规模对数值。Khandelwal指出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工资水平通常会越低，因此，在低端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在生产高质量产品上会具有比较劣势，因此预期符号为负。数据来自于WDI数据库。

（8）ipr_sqri，t-1，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滞后项对数值的平方项。用以检验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六、计量结果与分析

1.基本估计

对于少数经济体部分年份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共19个观察值缺失，占比不足1%。缺失，本文按当年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赋值。本文首先将2000—2010年的三期面板数据视为混合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方法）回归，逐步加入变量，考察不同经济变量的影响和方程的稳定性。OLS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本文然后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

表1第1栏是只包含进口国人均GDP、出口国人均GDP、双边地理距离三个解释变量的最基本引力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出口国人均GDP、双边地理距离两解释变量显著，弹性值分别为1.498和-2.114。表明出口国人均GDP每增加1%，高质量产品出口量将增加1.498%；双边地理距离每增加1%，高质量产品出口量将下降2.114%。日本人均GDP的弹性值为-0.692，但不显著。第2栏的回归中加入了知识产权保护，第2栏的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的弹性值为1.837，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每增加1%，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将增长1.837%。除日本人均GDP外，其他变量都显著且符合预期。第3栏回归中加入知识产权保护的二次项，二次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表明非线性关系并不成立。知识产权保护的弹性值为1.589，且显著性较第2栏结果下降。第4栏中加入FDI、出口国人力资本、出口国人口规模等控制变量，但不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二次项。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在5%水平上显著，日本人均GDP系数为负且仍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中FDI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出口国人力资本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但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5栏在第4栏基础上加入知识产权保护的二次项。最后两栏的结果接近，不同之处在于，第5栏在加入二次项后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后续回归中均不加入知识产权保护的二次项。

2.OLS与PPML结果对比

与大量的先前研究一致，本文引力方程使用了对数线性化的方法。Silva和Tenreyro指出指数方程中的原始误差与解释变量不相关，但一旦对数化后，新的误差项通常与解释变量相关，只有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才能独立于解释变量，因此OLS估计结果可能有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Silva和Tenreyro提出采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PoissonPseudo-Maximum-Likelihood，PPML）替代OLS估计。与OLS不同的是，PPML通过给予不同观察值相同权重而得到更合理的统计量。Silva和Tenreyro发现使用PPML方法得到的回归弹性结果显著小于OLS方法的结果。郝景芳和马弘对中国对外贸易引力模型的PPML回归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判断应该采用哪种估计方法，本文在OLS回归后运用STATA中的EstatHettest命令估计异方差，结果显示异方差性非常明显，因此，OLS回归就是有偏的，应选择更适合的PPML方法。

此外，为比较OLS与PPML估计结果的差异，本文分别使用这两种方法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1）、（3）栏为OLS回歸结果，第（2）、（4）栏为PPML估计结果。分别对比第（1）、（2）栏和第（3）、（4）栏后发现OLS会高估出口国人均GDP、双边地理距离、知识产权保护、出口国人口规模的影响。这与Silva和Tenreyro、郝景芳和马弘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在后续研究中，本文使用PPML方法。

3.PPML面板数据回归

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面板数据的好处在于可以解决不可观测的解释变量问题。表2中的回归都没有考虑不可观测解释变量的问题，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因此本文利用PPML方法通过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对表2中的第4栏回归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第1栏只控制了个体效应，第2栏则同时控制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对比表2第4栏与表3第1栏，发现个体效应的加入使得出口国人均GDP的弹性值由原来的0.101上升到0.180；双边地理距离的弹性值由-0.0748上升到-0.532；知识产权保护的弹性值由0.0833下降到0.0594。控制变量中人口规模弹性值由0.0949变为-0.185，且在10%水平上显著，这与预期结论一致。估计优度（调整后R2）由0.627提升到0.955。这说明个体效应加入对估计结果有明显影响。表3第2栏在第1栏基础上加入了时间效应，对比两栏结果，重要变量知识产权保护的系数值略有差别，数值均在0.06左右。可以解释为发展中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每增加1%，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将平均增长0.06%左右。不同之处在于加入时间效应后进口国人均GDP被删除，无法估计参数。而且，地理距离也变得不显著。因此，本文后续的稳健性检验部分只采用加入个体效应的方法。

4.稳健性检验

高质量产品出口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不同分解方法会得到不同的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因此有必要利用其他方法计算高质量产品出口额，然后进行稳健性检验。为此，本文参照Fukao等（2003）的方法Fukao等（2003）指出相对单价小于0.8或大于1.25时表示垂直产业内贸易，反映出产品的质量差异性。而相对单价介于0.8与1.25之间时表示水平产业内贸易，反映出产品的属性差异性。本文对其引申，分别定义为不同质量水平产品。如公式（4）所示。重新计算各发展中经济体的高质量产品出口额。计算的方法如下：首先根据公式（1）计算出相对单价，然后根据公式（4）划分质量水平。具体而言，将相对单价大于1.25的产品定义为高质量产品，其出口额定义为高质量出口额。

此外，本文还将样本限制在高质量产品出口额第5百分位和第95百分位之间的观察值，以及将样本限制在高质量产品出口额第10百分位和第90百分位之间的观察值，然后分别按照表3第1栏模型利用PPML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除人口规模外，主要的结论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指出的是，虽然Fontagné等（2008）的分解方法与Fukao等（2003）的分解方法都可以归结为质量门槛法，但由于前者较后者更为细致合理，所以本文的结论部分采用基于Fontagné等（2008）高质量产品分解方法得到的PPML参数估计结果（表3第1栏）。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期的研究成果表明，经济体出口产品的质量对于其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意义重大。受此启发，发展中经济体政策制定者力图通过制定有效政策促进自身高质量产品出口的扩张。但到目前为止政策干预有效性的证据非常有限。本文的贡献就在于为发展中经济体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扩张的干预政策选择提供有力的证据。

篇3

在全球竞争的、知识经济的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在确保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最近的一份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显示，美国在2009～2010全球竞争指标的排名中从第一位降到第二位，瑞士超过美国位居榜首。这为美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改革敲醒了警钟。未来10年，在美国30个快速增长的职业类型中，2/3的职业需要从业者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训。研究表明，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是高中毕业生收入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训成为美国人迈向中产阶级及继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基于此，奥巴马政府为美国教育发展设立了新目标：2020年前重新成为世界上大学毕业生比例最高的国家。这对美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能够成功地改革职业技术教育，就能确保每个学生高中毕业时为进入大学和事业成功做好准备，使年轻人和成年人有通过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获得从业资格证书、学位的途径。

奥巴马政府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投入大量资金来推动改革。美国教育和劳动部通过贸易调整资助拨款配发20亿美元来强化社区学院项目和劳动力合作。奥巴马政府2013年度财政预算建议增加10亿美元来帮助50万中学生参与中学提供的职业学院项目。同时，2013年度财政预算建议给社区学院提供80亿美元资金来为高增长行业训练200万工人。这为实施职业技术教育改革提供了资金保障。

但是，美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从全球知识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传统的职业技术教育必须向终身学习转变。其不再是帮助学生中学毕业后获得文凭并找到工作，而应该致力于使学生获得从业资格证书和高等教育学位，以获得实现人生成功的职业。而目前的现状是，美国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项目很少，造成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局面。一方面，美国失业率很高；另一方面，医疗保健和高技术制造业等领域招聘技术工人困难。数据显示，由于技能短缺造成美国300万工作岗位空缺，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有效的、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项目既要符合学生获得更高学历、更好工作的需求，还要与雇主、企业和劳动力的需求对接，要为学生提供基于整合学术和技术内容及适应性强的就业技能课程，也要提供把学生正在学的东西和真实生活的职业情境联系在一起的、基于工作的学习机会。

二、改革的主要内容

美国制定《投资美国的未来》这一政策，旨在确保教育系统提供高质量的就业训练机会来降低技能短缺、加速商业发展、鼓励新兴投资及雇佣机会，强化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该政策围绕这一宗旨，依据四个核心原则对2006年的《帕金斯法》进行了修订。

（一）职业技术教育和劳动力市场要实现有效结合

政策提出了职业技术教育和劳动力市场要实现有效结合的改革原则，以确保职业技术教育传授给学生的技能可以反映出劳动市场真正所需的能力和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都能够适应职业的需求。

一是对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项目提出更明确的要求。包括：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项目必须提供改进的和合理的系列课程。其跨越中等和高等教育，使毕业生获得从业资格证书和高等教育证书后，能够在高增长的行业就业。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项目必须有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和成绩的优秀教师。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项目必须创造为学生开发和增强技能的机会。

二是各州政府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联邦政府授权各州政府确定哪些高增长行业的高需求职业是职业技术教育项目的焦点。包括：各州政府应当协调教育部门同劳动力和经济发展部门共同识别本州哪些工业快速发展，有劳动力需要。州政府应当建立起有效的信息平台，将用工需求信息及时传递给当地的职业技术教育管理者，确保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相适应，与当地经济增长的优先项目相结合。学生及其家长也要共享这些信息，熟悉职业技术教育项目并做出明智的职业选择。

（二）加强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雇主、工业伙伴之间的合作

该政策提出了强化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雇主、工业伙伴之间合作的改革原则。包括：只允许地方教育部门、高等教育机构和工业伙伴组成的联盟向州政府申请资金。联盟的其他伙伴可能是雇主、工业协会、劳动组织、公立和私立劳动力实体、企业组织和其他机构。鼓励申请联盟内的重要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以便创造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项目。

（三）强化基于确定指标的问责和奖励

这一政策还提出，要依据共同确定的绩效指标来进行问责和奖励，以提高参与职业技术教育项目学生的学术成绩、技术和就业技巧。

一是通过州内竞争拨款方式，对当地联盟实现资金分配。这将给各州政府更大的自由选择度来资助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项目，保障所投资的项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优先发展项目相对应。

二是用统一的定义来强化数据系统，缩小不平等差距。各州要把当前职业技术教育数据与过往纵向数据系统结合在一起。要求当地联盟和州依据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和英语水平等分解项目数据来确定中等和高等教育学生的参与度和成绩差距的因素。

三是奖励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项目。要求州政府使用州内基于绩效的资金来奖励有效项目。为了获得奖励资格，当地联盟必须满足州政府确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将包括改善学生的成绩和成功地缩小学生群体之间的参与和成绩差距。

（四）增加对项目实施和创新的支持

该政策还提出，要强化州政府政策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系统改革，以支持职业技术教育在地方层面的有效实践。一是强调州政府在支持严格的项目和系统的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二是建议通过由教育部管理的竞争性职业技术教育创新和转型资金来刺激当地创新和支持州层面的系统改革。

三、改革的突出特点

与《帕金斯法》相比，新出台的《投资美国的未来》具有一些突出的特点。

（一）促进教育公平

这主要体现在：更加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和农村学生。该政策要求通过联盟将企业等与高等教育机构联系在一起，并确保农村经济需求被考虑在创设的职业技术教育项目中。对于英语非母语学习者，要求州政府给予提供学术服务等支持，以便为他们在职业技术教育项目中取得成功，并在毕业后成功获得体面职业打下基础。对于残疾学生，要求每个州的计划和每个当地联盟申请必须包括这样的行动描述——确保没有给这类学生参与职业技术教育项目设置机会、参与、质量或成绩等方面的障碍。对于美国印度安人、阿拉斯加本地人和夏威夷人，继续支持这类学生的职业技术教育项目。

（二）追求卓越

篇4

中图分类号 G719.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22-0082-06

《2006卡尔・柏金斯职业技术教育法》（Carl D. Perkins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ct of 2006）（简称《柏金斯法》）是“目前（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中等和中等后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依据来源”。《柏金斯法》虽“采取了适度的（modest）重要措施以改善职业技术教育质量，但在阐述为参与21世纪基于知识的全球市场做准备的年轻人和成年人的需要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需要改革与更新”[1]。针对《柏金斯法》存在的弊端和不足，结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需要，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的调整，行业部门、雇主、劳动力市场的用人需求以及学生的教育需要，奥巴马政府于2012年4月出台了《投资于美国的未来：职业技术教育改革蓝图》（Investing in America’s Future： A Blueprint for Transforming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简称《改革蓝图》）。《改革蓝图》系统规划、设计出了美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未来改革方案，以重新授权于《柏金斯法》。

一、出台背景

（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需要

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驱使奥巴马政府转变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转向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奥巴马政府为美国经济发展设计了一个蓝图，该蓝图“将美国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制造业、能源、工人技能以及美国价值观的复兴之上”[2]。在奥巴马政府，教育是发展新经济的基石，“中等后教育和培训是竞争新经济工作职位的必备条件。在30个快速增长的行业中，大约2/3的职位要求具备中等后教育或培训（经历）。高校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水平大约是仅有中学毕业文凭人员的2倍。（接受）中等后教育和培训是进入中产阶层和未来繁荣的最明确路径，也是重建国家经济和建设光明未来的核心”[3] 。为此，奥巴马政府设定了“到2020年，美国再次拥有世界上最高比例的高校毕业生”这一国家目标，同时还呼吁“每一个美国人至少要接受一年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后培训”[4]。

（二）美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相对不发达现状

美国当前的教育培训系统未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和行业部门的用人需求。在高等教育领域，一些重要指标被其他工业化国家赶超：一是美国年轻人注册入读高校的比例在世界排名第9位，而25～34岁成人中，持有行业资格证或执照和中等教育后证书或学位的比例排名第16位，落后于韩国、加拿大、日本等其他工业化国家；二是来自富裕家庭的中学毕业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这几乎是一定的；而来自贫困家庭的中学毕业生中，仅有过半学生选择入读高校；三是虽然多半高校学生能在6年时间内毕业，而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完成率仅为25%。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学生间的上述差距愈加扩大了美国日益增长的收入差距[5]。

与此同时，美国许多工商企业报告指出，在医疗、技术以及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很难招到技术工人，即使在失业率虽有下降但依然很高的当前也是如此。

在奥巴马政府看来，职业技术教育是对国家未来进行投资的关键。加强并改进职业技术教育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复苏、走向繁荣以及更多学生有机会接受中等后教育来说是必要的。职业技术教育通过为学生提供一体化的学术性、技术性知识培养学生必要的工作技能和职业意识可以为其将来就业作准备；雇主则将职业技术教育视为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来源，为企业发展培养适用的技能型人才。由此，奥巴马政府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上升到事关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上来。

“不过，学生、家长、教师以及雇主都清楚（美国）今天现有的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方案（program）太少。《2006卡尔・柏金斯职业技术教育法》诸如在人才培养方案方面为联邦支持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引进了一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有助于改善学生的学习经验，但距离为学生和雇主系统地创造更好的结果以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中竞争还很远。”[6]

因此可以说，大力发展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的现实迫切需求与美国当前职业技术教育的落后现状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奥巴马政府《投资于美国的未来：职业技术教育改革蓝图》的出台。

二、核心原则

奥巴马政府的《投资于美国的未来：职业技术教育改革蓝图》建议本着以下四条核心原则[7]，改革、重塑美国职业技术教育。

（一）在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计划①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建立有效对接

为制定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计划，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和雇主密切合作，确保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计划对劳动力市场需求作出回应。《改革蓝图》要求，州政府与劳动力市场以及经济发展部门合作鉴定高速增长的行业部门和有用人需求的职业，以便当地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计划聚焦于这些行业职业的用人需求。

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方案要为学生提供严格的、一体化的、同时为升学作准备和职业为导向的教学。《改革蓝图》要求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方案必须为学生提供流线型、结构化课程，这样的课程将中等教育和中等后教育衔接起来，学生完成学业后可同时获得行业资格证或执照与中等后教育证书或学位。

由于各地的经济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同，因此，各地制定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计划也不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享有充分的灵活性，制定既适合当地劳动力市场需求，又能引导学生实现成功就业的培养计划。不过，在《改革蓝图》政策建议共同指导下设计出来的培养方案还是会有一定的共同特征，如中学教师和高校教师携手工作，传授一体化的学术性、职业性和技术性知识，并演示这些知识与真实职业场景之间的联系；当地教育机构（local education agencies）、中等后教育机构以及雇主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work-based learning）机会；通过实行双学分制（dual or concurrent credit），加快学生完成学业的时间等。

（二）利益相关者间加强合作，改善职业技术教育质量

中等教育与中等后教育机构、雇主、行业以及其他合作伙伴间加强合作，对于创建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方案是必要的。利益相关者间加强合作，学术性、职业性、技术性教育内容间的相关性将变得更强、更严谨一些，与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之间的对接也会更好一些；学生在中学修习高校课程、当学徒或参加实训，可获得高校学分；他们对于修习高校培养计划（entry into college programs）的要求会有较清晰的认识和理解，有利于日后无缝过渡到中等后教育阶段。利益相关者间加强合作，有利于节约资金，提高设备、设施等资源的利用率；有利于为学生创造实习机会，毕业时获得行业认可的资格证或执照和中等后教育证书或学位，为在高速增长的行业部门内有用人需求的职业岗位就业作准备。

（三）基于统一界定的、清晰的学生参与和绩效测量指标，推行问责奖励制

现行的《柏金斯法》要求各州按照公式向地方教育机构分配资金，允许各州创建各自的学生参与和绩效指标，而这些指标的前后矛盾和不一致阻碍了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及培养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客观、有效的外部验证性分析。对此，《改革蓝图》要求，各州在分配资金给地方协会时引入竞争机制，用统一界定的学生参与和绩效指标测量绩效，然后把基于绩效的资金奖励给那些成功缩小了学生群体间参与和绩效差距的地方培养计划。

新的资金分配方案使各州在资助那些严格的、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地区经济增长重点作出有效回应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计划时享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地方协会成员申请资金制定、开展与本州认定的高速增长的行业部门和有用人需求的职业相对接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计划，然后各州将资金奖励给那些能有力证明有能力为所有不同背景的学生提供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的地方协会。

《改革蓝图》要求，将绩效指标的界定与《1965年基础和中等教育法》（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of 1965）、《1998年劳动力投资法》（the Workforce Investment Act of 1998）以及《1965年高等教育法》（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等其他联邦法案中的绩效指标界定对接，并要求各州将职业技术教育数据并入到各自的纵向数据系统。《改革蓝图》同时要求，地方协会以及各州对职业技术教育数据进行分解，以识别中等教育及中等后教育阶段不同性别、种族、民族、社会经济地位、英语水平及残疾学生的参与和绩效差距，并要求通过开发改善计划，致力于缩小被识别出的学生参与和绩效差距。

（四）各州加强对地方培养计划实施与创新的支持

《改革蓝图》突出强调，各州在支持严格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方案和系统性改革中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并提高了对于各州的期望，要求各州须满足一定条件才能获得联邦公式拨款，这些条件涵盖了诸如把职业技术教育数据连接到州纵向数据系统、允许严格的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算作学分（academic credit）、改善职业咨询系统以及减少对改革职业技术教育的州层面政策障碍等领域。在获得任何联邦资金之前，要先确认州政府是否已着手相关改革，以改善所有学生获得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的机会。

为刺激职业技术教育基层创新、加大对创新成果的传播扩散力度，《改革蓝图》建议使用新设立的职业技术教育创新改革资金②（CT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und），以把新的基于证据的培养实践和行之有效的方法融入到当前的培养方案和路径中。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创新实践的识别与开拓，创新改革资金将用来帮助检验有发展前途的职业技术教育实践、培养方案与战略，也将用来支持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法的传播与扩散。

为进一步刺激各州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改革蓝图》允许将一部分创新改革资金用于那些旨在极大增加职业技术教育入学机会、扩大州政府对职业技术教育投资以及采取行动显著提高绩效和学生学习结果的政策与培养方案的实施，如各州可以申请资金，利用地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的设施与设备对成人进行培训，以提高其职业技能；也可申请资金，运用网络技术开展远程培训，以增加农村或边远社区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机会。只有那些提出改革方案，或加强、或在原有条件下进行改革创新的州才能获得联邦创新改革资金。

上述四条核心原则是奥巴马政府改革美国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基础，其要义是在“对接”、“合作”、“问责”（accountability）以及“创新”努力中推动“平等”、“高质量”理念的贯彻落实，以确保更多学生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更好地满足雇主、行业企业、劳动力市场的用人需求。只有女性、有色种族学生、低收入家庭学生以及残疾学生等弱势群体都能平等地享有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美国“到2020年再次拥有世界上最高比例的高校毕业生”这一国家目标才能实现。

三、亮点

（一）突出强调州政府在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中的积极角色

《改革蓝图》强调，若在州层面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美国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将得不到根本改变。在资助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计划时，现行的《柏金斯法》没有要求各州系统地鉴定州、地区或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和发展重点，这造成地方领导、行业部门、学生和家长以及其他重要利益相关者对于该资助哪些培养计划或学习什么专业不能作出明智决定。

《改革蓝图》突出强调，州政府在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中的积极角色，试图改变上述现状。各州劳动力市场以及经济发展部门合作鉴定快速增长的行业部门中有用人需求的职业。再将这些信息给地方职业技术教育管理人员，以确保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计划对劳动力市场需求作出回应，并与地区经济发展重点相对接。各州也要与学生及其家长分享这一信息，以便他们对培养计划和职业选择有清楚的认识和了解。

职业技术院校按照岗位需求，为行业企业培养实用技能型人才，为此，职业技术院校的培养计划与行业企业的用人需求之间需要建立有效对接，方能实现双赢。随着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新技术的引进与更新，劳动力市场的用人需求结构将随之调整，行业企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也将随之更新与升级。职业技术院校的人才培养计划与行业企业的用人需求之间如何建立有效对接、更好地顺应并引领当地经济发展，《改革蓝图》强调的“政府要在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中扮演积极角色”值得关注和思考。

（二）中学教育与中等后教育相衔接，学生在中学时可修习高校课程

《改革蓝图》建议，当地教育机构和中等后教育机构间建立衔接协议，学生在中学时可修习高校课程并习得学分，这样，他们在高校就读时可避免重复性修习课程。这些协议对于减少完成中等后教育证书或学位所需时间和成本至关重要。奥巴马政府期望各州创建全州范围内衔接协议，并鼓励他们支持“给予那些完成注册学徒计划和行业实训的学生高校学分奖励最大化”政策。

将中学教育与中等后教育衔接起来，学生可同时习得中学学分和高校学分，较短的时间内、花较少的成本即可实现高质量的教育目标。这对于我国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将中职教育和高职教育有机衔接，在较短的学制内为行业企业培养更多高质量技术技能型人才，具有可资借鉴之处。

（三）突出强调就业技能（或21世纪技能）的培养

《改革蓝图》强调，职业技术教育必须引导学生掌握所有学生均需掌握的核心学术知识以及针对特定职业的专门化知识。此外，还需学习、实践一系列就业技能，如团队合作能力、有效交流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发现分析信息的能力、提出挑战性问题的能力以及适应变化的能力。这些就业技能（或称21世纪技能）具有可迁移性，可以使个体在一生的职业生涯中，能够从一个工作岗位或领域无缝过渡到另一个岗位或领域。《改革蓝图》期望职业技术教育为学生创造机会，培养或加强这些21世纪技能。

重视就业技能（或21世纪技能）的培养和加强，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职业技术人才岗位迁移能力差、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的天然缺陷。以就业为导向、强调当下就业的同时，如何“以学生为本”，在较短的学制内，为学生创造机会、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培养21世纪技能，关注学生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值得国内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者、实践者重视、思考与研究。

（四）为加强合作，利益相关者间组建协会、实现资源共享方能申请到联邦资金

雇主、行业部门以及劳动合作伙伴最清楚劳动力市场当前、近期及未来的人才需求，但这些利益相关者没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到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计划的设计和实施过程。现行的《柏金斯法》分别为当地教育机构和中等后教育机构提供独立的资金流，也没有为私立部门参与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计划的设计与实施设置参数（set parameters），这不利于利益相关者间加强合作，不利于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计划与高速增长的行业部门实现对接，削弱了学生在中等教育与中等后教育之间过渡的能力。为此，《改革蓝图》要求当地教育机构、中等后教育机构及其合作伙伴组建协会，只有以协会的名义方能申请到联邦资金。

协会的组建可以基于地理区域、行业部门或其他因素，但必须包括当地教育机构（其中至少有一个机构要为高比例的低收入家庭学生服务）和提供两年制学位的中等后教育机构。协会中的其他合作伙伴可以是雇主、行业协会、劳动组织、公私立劳动力团体、创业型组织以及包括研究型大学、具有历史意义的黑人院校、其他少数民族服务机构在内的组织和团体。

为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计划与雇主、行业部门以及劳动力市场用人需求相对接、提高实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及其适切性，《改革蓝图》要求利益相关者组建协会，使协同参与、协同培养机制化、长效化，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化，而联邦政府在这其中起到了发起、推动、激励作用，这对于我国思考政府（中央政府）在加强“校企合作”、“校地合作”等实用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中的作用以及在推动相关立法方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五）联邦政府加强对提升教育质量和推进教育公平的间接、柔性监管

篇5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与起薪现状分析

近年来，因为“读书贵、就业难”，在高校大学毕业生群体中出现了新的 “读书无用论”。有关研究表明，高校毕业生就业低起薪是其重要成因之一。

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起薪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投资回报，也关系着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有机结合。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起薪在8000元以下的高校毕业生占近90%。在2012年已参加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中，占22.55%的人起薪在2000元以下，占37.03%的人起薪为2001～4000元，占19.61%的人起薪为4001～6000元，占10.56%的人起薪为6001～8000元，占10.25%的人起薪在8000元以上。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近年来虽然高校毕业生起薪工资水平呈上升趋势，但相对薪资水平却难以令毕业生满意，达不到他们的预期。从有关文献可见，2012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平均起薪为2153元，在整个社会的工薪阶层中处于较低水平。

近年来随着高校对大学生扩招，毕业生的供给不断增加。在1996-2010年期间，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了6.24倍，而初次就业率却降低了21.5%。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下降，另一方面，自2003 年起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也逐年走低，更有甚者，一些大学生还打出了“零薪酬应聘”的招牌。另外，研究表明大学生自身素质和个人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劳动力市场中出现了明显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虽然我国的硕士生还没有供过于求，但高校扩招带来的人才供给大幅增加必然导致硕士生的起薪降低。大量高校不断扩招生源，致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毕业生能力、素质得不到明显提高。这也导致了所谓“读书无用论”的出现，给高校教育事业、国民福利、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一些学者将高校毕业生就业起薪低的原因归咎于毕业生的供大于求。我们认为，虽然劳动力供需问题是低起薪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对人才需求量的增加。

以下我们针对大学毕业生群体中出现的“读书无用论”这一社会现象，基于非对称信息学和柠檬市场模型，探究大学毕业生群体就业低起薪的成因。

二、高校毕业生低起薪的成因分析

1970年，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罗夫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的论文，逐步形成了逆向选择理论。他以美国汽车市场为例建立了柠檬市场模型，在多数市场环境下由于买方通常无法观测到个别商品的具体质量，往往采用市场的平均统计值作为对商品的基本认识。在这种前提下，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卖方被激励经营低质量的商品以实现收益最大化。

在人才市场中，毕业生本人比用人单位更了解自己的信息和能力，此时就出现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现象。

我们将毕业生分为两类：高质量毕业生H和低质量毕业生L。在人才市场中，将毕业生视为商品和潜在卖主，将用人单位视为潜在买主，并且我们假设往年高质量毕业生人数和低质量毕业生人数各占总毕业生人数的比例为λ和1-λ。

假设卖主和潜在买主对商品都进行理性估价，即交易双方都是理者（多数情况下，事实亦是如此）。毕业生作为卖主及商品将对自身进行估价：高质量毕业生估价为PH，低质量毕业生估价为PL。由于用人单位作为潜在买主不了解毕业生质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对两类商品进行估价：对高质量毕业生估价为PH'，对低质量毕业生估价为PL'。其中PH>PL，PH'>PL'。

假设PH'>PH，PL'>PL。考虑此假设的合理性，使得交易双方都能从中获益，否则卖主和潜在买主之间无交易动机。

我们用SH和SL分别表示高质量毕业生和低质量毕业生的供给，用DH和DL分别表示高质量毕业生和低质量毕业生的需求。对求职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希望得到更高的薪金；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期望招聘到高质量的毕业生，那么SH曲线高于SL曲线，DH曲线高于DL曲线（如上图所示）。

1.在市场信息对称情况下

如果人才市场中的信息是对称的且充分的，即用人单位能够有效甄别每位毕业生的质量，那么用人单位给予高质量毕业生的起薪介于PH和PH'之间，给予低质量毕业生的起薪介于PL和PL'之间。此时需求曲线DH（DL）与供给曲线SH（SL）的交点表示雇佣率与雇佣起薪构成的向量，为均衡状态。在此状态下，用人单位能很好地招到自己想要的员工，而大学毕业生的整体素质水平也得到公平的评价；同时这也能够激励在校低质量大学生自我素质和能力的提高。

2.在市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然而现实社会中，人才市场中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且不充分的，即用人单位不能有效鉴别每位毕业生的具体质量，只能根据往年经验推测市场上每位毕业生的平均质量M，并对所有毕业生做出一个平均的评价。

在招聘毕业生时，用人单位根据经验愿意给予所有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将不会超过。此时，对于高质量毕业生来说，如果高质量毕业生接受用人单位的起薪，则会存在大量的效用损失，因而会有一部分高质量毕业生选择退出人才招聘市场。这导致人才市场上剩余的高质量毕业生减少为。同时，由于用人单位招不到期望的高质量毕业生，其对高、低质量毕业生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当用人单位再次招聘毕业生时，根据往年经验愿意给予的起薪将不超过。此时，对于招聘市场上的高质量毕业生来说，如果接受该起薪不能弥补其效用损失，这导致市场上所剩的高质量毕业生将再有一部分选择退出人才市场，并且高质量毕业生的需求曲线继续向左移动。用人单位发现更招收不到所期望质量的毕业生，降低毕业生起薪水平，致使高、低质量毕业生的需求曲线继续向左移动。此时，毕业生招聘市场上只剩下低质量的毕业生，此时的均衡起薪水平为W3，这远远低于初始均衡起薪W1。而且，最终柠檬市场均衡处的高质量毕业生的雇佣量为0，低质量毕业生雇佣量为L3（较低质量毕业生的初始均衡雇佣量L5大幅度减小），这便出现高校毕业生人才市场中的高质量毕业生被低质量毕业生挤出市场的现象，而且市场出现严重萎缩，毕业生起薪水平大幅降低。

至此，我们知道，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不完全，导致了就业低起薪的社会现象。在极端情况下，所有的高质量毕业生全部退出人才市场，致使整个市场充斥着低质量毕业生，从而导致了以毕业生就业低起薪为主要影响因素的“读书无用论”的出现。

三、对策建议

由于高校毕业生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及人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用人单位无法鉴别所需要的高质量毕业生与低质量毕业生，致使毕业就业起薪偏低，这使得市场出现“逆向选择”，甚至会导致招聘市场的止步萎缩。所以，结合高校大学毕业生低起薪的成因，我们给出以下相关对策建议：

第一，高校应该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核心目标。 大学应该以人为本，合理调整师生比例，加强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培养高素质人才，使其能更好地参与到社会实践工作中去。

第二，政府机构需要发挥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例如，可以通过定期向社会公布高校毕业生学习、素质、社会实践等的考核情况，使得高校教育透明化；通过设立相应机构促进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技术交流，解决交流过程中出现的难题。

第三，高校和企业之间应该建立双向互通的密切联系。例如，通过科研、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等方面的合作，搭建校企之间的技术交流平台；通过企业与高校互相派遣优秀人才交流经验等途径，搭建人才交流平台；双方可以通过企业调研、企校合作、职教集团建设等方案搭建信息交流平台。

第四，高校在校大学生应该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注重自身社会创新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争做高质量的毕

业生。

总之，面对当前高校毕业生低起薪、“读书无用论”出现的社会现象，高校、企业、政府机构以及高校在校学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共同努力，推动校企之间的合作，以逐步消除高校毕业生人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的现状。

参考文献：

[1]王芳.浅析大学毕业生低起薪的原因[J].中国商界（下半月），2010（8）.

[2]刘志忠，张超，王耀中.硕士生起薪降低的成因、影响及对策[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1）.

[3]潘勇.柠檬市场模型的演进轨迹与最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04（2）.

[4]平，张建兵.新形势下研究生就业问题探析[J].高教探索，2005（2）.

[5]苏丽锋，孟大虎.扩招以来我国大学毕业生的供给与配置状况报告[J].中国高教研究，2011（9）

[6]毕馨爻.试论“新读书无用论”的成因及对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S3）

[7]韩志新.“新读书无用论”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J].教育探索，2010（2）.

篇6

近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国家总理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记者招待会表示，要正确地处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作为国民经济的监督部门，笔者认为审计部门要在金融部门监管方面有所作为。

第一，要加大对金融部门实体经济的监管力度。这次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金融部门监管有效缺失，促使金融创新无限夸张和扩大，储蓄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衡，触发了一系列信贷危机。作为经济监管机关，审计应充分发挥监管作用，全程介入对金融部门如银行、证监会等涉及金融部门的监管力度，将金融部门的实体经济发展纳入监管视野，确保金融部门健康安全运行。一是要重点加强对金融部门资产、负债等的质量审计。金融部门资产质量好坏是衡量金融风险指标最重要的标准。要突出资产质量审计这一重点，结合常规审计和效益审计，不仅要注意审核反映资产、负债质量数字的真实性，还要注重分析资产质量低下的原因，提出对改善资产质量有价值的建议。二是要加大对金融部门内控制度审计。金融部门内控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基础性、根本性制度，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前提。要将对金融部门内控/:请记住我站域名/制度的审计单独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对金融部门内控制度进行全面描述和客观评价，并对其存在的漏洞提出改进的建议。三是要加大对金融部门经济责任审计。特别是要注重对金融部门主要负责人履行监管职能的真实性、合规性和效益性进行检查，监督金融部门是否履行了应当履行的所有监管职能，履行职能是否遵守有关政策法规，履行职能的效果如何等进行审计。四是要积极进行对金融部门信用审计。要建立健全金融部门信用指标，将金融部门信用情况作为审计一个重要方面，正确评估金融部门的信用度，有效规避金融风险。

第二，要加大对金融部门虚拟经济的监管力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业、房地产业不断发展，虚拟经济部分日趋加大，经济虚拟化进程加快，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稳定作用越来越大。合理健康的虚拟经济发展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有利的影响，起到“剂”的作用，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又会引致泡沫经济，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触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导火索。作为经济运行监管部门，审计在金融部门虚拟经济发展的监管上责无旁贷。一是要加强对国家宏观政策的监管力度，特别是在制定刺激虚拟经济政策以及控制性政策，防止出现政策过松或过紧。二是要加强对金融部门虚拟经济市场的监管力度，这里只要是股票市场。要建立监管长效机制，定期了解金融市场虚拟经济的运行状态，促使国家正确引导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三，要加大对金融部门准确信息披露力度。高质量的信息及其充分披露是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和前提，而目前我国虚假信息泛滥，信息屏蔽严重。作为审计机关，有责任要将金融部门包括涉及金融企业的准确信息予以披露，供金融主管部门以及相关信息使用者服务，供国家宏观政策服务，使其准确判断金融市场运行态势，及时出台政策和具体措施，对金融市场进行有必要的干预，促使金融市场健康稳定。一是高质量的信息是审计部门有效监管的前提。审计部门要提高对金融部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审计质量，通过综合分析，正确把握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准确提供高质量、有建设的审计报告，供其科学决策。二是规范的信息披露是审计监管的必要内容。信息对外披露的最大成本在于信息披露所带来的外部效应，特别在经济转轨时期，准确及时披露金融部门的信息，有助于市场的稳定，从而使得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达到发展的平衡。故此，审计部门要在一定的范围内，真实地披露金融部门资产状况，彻底改变金融信息披露报喜不报忧的现象。通过审计，正确揭示金融的不良贷款率，使得市场参与者能获得金融部门资本水平和风险状况方面的准确信息，监管者能准确判断金融部门抵御风险的能力。

篇7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制造业规模和产业门类也已跃居世界首位，但是在我国制造业规模和门类不断扩大和完善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始终面临着生产效率低下所导致的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制造业是组成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如何摆脱制造业生产效率低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乎着企业的命运。现代物流业更是一个复合型产业，融合了运输、仓储、信息、货代等多种产业，其发展不仅有利于制造企业减少对劳动与固定资产等的额外投资，降低不必要的生产经营成本，从而有更大的可能利用资源拓展市场、扩大生产规模以及培育与提升核心竞争力，还有利于制造企业利用外部的先进信息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溢出效应，实现准时制生产和提高生产柔性提供差异化服务，进而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此外，伴随着物流业与制造业的互动需求趋势逐步加强，着力提高物流业发展水平，降低制造业与物流业之间的隐形交易成本，增强物流业与制造业间的协同关系，从而使制造业生产效率越来越受到政府及企业的关注。

2文献综述

物流业发展与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息息相关，学者们也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丰富的研究，若以研究对象涵盖的地域范围作为划分依据大概可分为如下两类。从整个国家层次研究物流业发展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相关文献，王健和梁红艳基于制造业细分行业1998－2007年以及省际2000－2008年面板数据，实证发现物流业发展能够显著地增进制造业生产效率［1］，且在考虑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后，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依旧显著［2］。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梁红艳运用1997－2007年间的中国28个制造业细分面板数据和中国20个制造业2001－2010年的行业细分面板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不同视角下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在具体实现机制上存在显著差异，在产业联动视角下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主要是通过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而在产业分工视角下，促进制造业垂直分工、贸易发展及产业集聚成为物流业发展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渠道［3］。在最新量化研究中，上官绪明以物流集聚的视角切入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巧妙借助门槛模型利用1998－2019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经济发展数据实证检验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TFP)的促进作用中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当物流集聚度低于特定门槛值时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TFP)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当集聚度超过特定门槛值时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TFP)的促进作用才显现［4］。若是从特定区域层次研究物流业发展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关系的文献来看，张予川和张金鑫通过对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十四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目前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有显著性正向积极影响［5］。蔡志强和蔺继娟则是利用我国东部地区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展开物流业发展与制造业生产效率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物流业的发展会显著地促进东部省份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6］。诚然，无论从何种研究层次来看，物流业的发展均能有效促进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晰地看到，从目前所使用的数据集来讲，学者们主要集中在省际面板与行业面板相结合，而把研究数据细化到城市与上市企业相结合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那么在最新的时间跨度期内，在更细一步的宏观与微观数据量化分析基础上，上述结论是否依旧稳健，仍需要作出进一步验证。因此本文拟将城市物流业发展数据与微观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相匹配，进一步检验物流业发展与制造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

3数据与变量

3．1模型设计

随着微观数据可得性的提高以及计量技术的发展，面板数据模型在计量分析中得到广泛运用，参考以往研究本文将数据模型设定为TFPit=β0+β1logisticsit+βjXijt+λi+ηt+δk+εit(1)其中被解释变量TFP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生产效率，核心解释变量logisticsit表征企业i所在城市在t年物流业发展水平，Xijt是一组控制变量集，λi、ηt、δk分别表示所控制的企业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εit则是随机误差项。

3．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08－2018年上市制造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其中有关上市制造企业的经营财务相关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WIND金融数据库。在实证过程中为保证回归结果的无偏性，本研究从样本中剔除了在样本期间内被ST等特殊处理的上市制造企业。在研究中用来表征物流业发展的是城市水平物流经济指标，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实际处理过程中是以上市制造企业办公地所在城市为基准将两者进行匹配。

3．3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为上市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表征，考虑到OP方法处理过程中会损失部分样本数据，为尽可能地保证样本数据量使得回归结果更有说服力，本研究采用LP方法进行测算，并分别利用OLS与固定效应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核心解释变量是用上市制造企业办公地所在城市的物流业发展水平，以公路货运量进行表征［7］。选取这个指标有两点原因，首先是囿于数据的完整性及可获得性;其次是物流运输是物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而公路运输在物流运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虽然民航、铁路、水运等运输方式各具特点，但是基于运输方式的运输过程的实现都离不开公路运输的基础支撑与中转衔接功能。控制变量则主要依据以往文献进行选取，主要包括影响上市制造企业生产效率的企业年龄、规模、财务状况等。其中企业年龄是用企业成立当年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再加一后的对数值来表示，企业的规模是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形式进行表征，而企业的财务状况则是分别用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资产报酬率进行表征。以基准回归为例，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4实证结果

4．1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探究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依据设定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1)、(2)所示，其中模型(1)为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单变量回归结果。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物流业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效率，且回归结果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此外，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分别替换为通过OLS法和固定效应法测算的上市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lntfp_ols、lntfp_fe)，从回归结果的系数方向及显著性易得，物流业的发展确实对制造业生产效率产生了正向积极影响。

4．2内生性检验

内生性问题一直是经济实证分析讨论中不可绕开的关键问题，本研究虽然在设定模型时采取了多重固定效应模型以及运用微观层面的数据来缓解内生性，但是物流业与制造业的互动需求趋势逐步加强，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协同关系逐渐形成，被解释变量制造业生产效率与核心解释变量物流业的发展之间的双向因果的关系存在显然成为不争的事实。为此，本研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采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l．logistics)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5)－(7)。从内生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看，回归系数方向符合预期，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弱工具变量检验通过，所以物流业的发展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5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2009－2019年与城市宏观经济数据相匹配的上市制造企业微观数据集，通过构建的多重固定效应模型验证物流业发展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物流业的发展对制造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积极的影响效应，这一结果在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内生性检验后依旧稳健，说明了推进物流业的发展是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措施。为进一步提升物流业发展水平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以满足上下游制造企业的多样化物流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提高物流业发展专业化服务水平。物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论毋庸置疑，但是如何将这种促进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就需要提高物流业发展的专业化服务水平，伴随着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制造业不仅仅需要将部分物流服务外包，还需要物流企业能够提供全流程、兼具标准化与个性化的服务，需要物流业的上下游制造业企业的运输需求深度融合，利用物流业的反馈信息进行生产投入调整及战略布局。第二，鼓励物流企业和制造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实现物流业与制造业发展变革。现代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仓储、货代、信息等产业的复合型产业，制造业更是实体经济之本，二者都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及战略性产业。在“新常态”背景之下，物流产业以创新驱动的高效率发展将伴随中国经济转型的始终，鼓励物流企业和制造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是实现物流业与制造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必要之举。

［参考文献］

［1］王健，梁红艳．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12，26(02):27－32．

［2］梁红艳，王健．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8(04):38－46．

［3］梁红艳．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影响机制研究［J］．东南学术，2015，245(01):88－97．

［4］上官绪明．物流业集聚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21，35(09):11－21．

［5］张予川，张金鑫．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实证分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2(02):114－118．

篇8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积极扩大进口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内容，贸易福利是国际贸易学科古老且核心的问题，提升进口贸易福利是一国对外经贸政策的重要内容。以Arkolakis等（2009）模型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没有将进口福利这一问题阐述清楚。近年来，随着微观数据的日益普及和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对进口贸易福利这一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在经济发展新时期，我国提出主动扩大进口的战略措施，对进口贸易福利效应的机制分析及政策建议是助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二）研究意义

进口贸易提升进口国福利水平的理论机制是什么？进口贸易分别从哪些方面提高进口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更为深刻地解读影响进口福利的逻辑机理，也能清楚地知道进口受益群体异质性和产品种类异质性，进而为中国在全面对外开放中进一步激发进口潜力、探寻消费者福利持续增长的渠道、制定与调整中国进口贸易政策提供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进口贸易福利效应的理论研究

扩大进口能够拉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从理论上来说很好解释。扩大进口规模，提高进口产品的多元化，可以缓解国内的供给压力，尤其是资源产品的供给压力。提高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进口规模，还可以优化产品结构，并且在进口技术溢出效应、进口产品竞争效应以及进口学习效应的推动下，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也会得到提高，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Arkolakis等（2012）提出了一个适用于Armington等（2002）、Krugman（1980）和Melitz（2003）等模型的福利效应的一般贸易量化模型，认为无论是商品种类还是生产效率机制，都统一以国内商品支出的份额和贸易弹性来决定进口国福利（实际工资）水平。赵新泉等（2020）从进口产品差异化的角度，从理论上分析了扩大进口的影响机制，认为进口不但是节约我国国内资源、满足我国人民消费升级需求的现实性选择，而且是应对愈来愈多的国际经贸摩擦、促进进出口贸易平衡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需要。江小敏等（2020）认为，进口产品质量通过产业间劳动力竞争、技术共享和资源再配置的作用促进行业出口附加值率提升，提高行业生产者福利。刘帷韬等（2020）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在贸易自由化的水平提升之后，提高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二）关于进口贸易福利效应的实证研究

目前，由进口贸易引起的消费者福利的研究基本上沿着进口产品价格、产品类型和产品质量的方向发展。Broda，Weinstein（2006）认为进口种类增长通过降低一国进口价格指数，引起消费者福利水平改进。余淼杰和李晋（2015）基于200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和各行业的差异化程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进口贸易中中间投入品进口与最终产品进口对于进口国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张永亮和邹宗森（2018）通过构建嵌套Logit模型从种类和质量两个方面分析了进口贸易中的福利收益，发现产品质量与进口种类都显著影响贸易福利，都是分析进口福利的重要维度。Pasara（2021）运用WITS-SMART模型对三方自由贸易区（TFTA）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进行检验，基于原材料、中间产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四个产品分类的视角，发现潜在的贸易创造或转移对进口国收入福利有正面影响。魏浩和张文倩（2020）的研究指出，进口规模的增加、技术商品进口的整体技术含量和种类的增加促进了进口国经济增长。魏浩和连慧君（2020）也认为，投入品进口竞争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笔者回顾国内外已有关于进口贸易福利效应相关的文献，发现现有的研究非常丰富，但存在不足之处：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没有对进口福利效应的逻辑机制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没有对进口福利效应进行分类阐述。针对以上不足之处，本文从理论上对进口影响国内福利水平的逻辑机制和路径进行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政策建议，从而更好地保障和提升进口福利水平。

三、进口贸易福利效应机制分析

从消费福利和生产福利两个方面考察进口对福利的影响机制。

（一）消费层面的进口贸易福利效应

进口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进口贸易的产品价格效应、产品种类效应和产品质量效应。1.价格效应。其指进口贸易品之间的竞争导致进口价格成本加成下降而引致的福利，主要是贸易自由化和关税降低使得进口贸易成本不断下降，进口品的消费价格也随之下降，于是进口品的总量和种类均增加，由于进口品带来的竞争压力，本国企业不得不降低生产成本，消费品的价格加成下降，最终使得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变低，这就是进口贸易对消费者的价格效应。2.产品种类效应。消费者从进口种类增长获得福利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进口导致的贸易成本下降。当贸易成本降低时，很显然一国可以通过进口新的产品种类用来增加本国消费者的福利。二是进口导致的外国市场规模扩大。一般来说，外国市场规模越大，能够带来的产品种类越多。进口种类增长能够带来福利增长主要是因为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偏好异质性，增加产品进口的种类能够让本国消费者购买到更多种类的消费品，可以很好地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品和服务的购买需求，这能够切实地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福利。3.进口产品质量效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消费产品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进口能够让进口国居民不用走出国门就能够方便地购买到来自世界各国生产的优质产品和服务，缓解供给和需求的矛盾，而且可以引导境外资金和消费回流国内，将进口国国内巨量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买力，扩大内循环消费规模和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二）生产层面的进口贸易福利效应

在生产层面，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对一国经济增长和企业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等均会产生影响，生产层面的进口贸易福利效应具体表现如下：①进口竞争效应。从国外进口在一定程度上会迫使国内企业同外企竞争，而进口竞争则会带来价格成本加成下降，根据市场进入准则，导致生产效率低、竞争力弱的企业逐步被市场淘汰，生产率高、竞争力强的企业存活下来，最终提高了国内企业整体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导致资源在不同企业间重新配置，进而带来贸易福利的变化。②进口产品种类效应（水平效应）。根据现有研究可知，总体来说进口更多种类的中间品能显著降低一国进口产品价格指数，从而进一步降低本土生产厂商的生产总成本，而生产成本的下降又为企业利润增长提供了空间，这使得本土企业可以生产先前无利可图或者低利润的产品，企业产品种类得到增加。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也将产品种类的增加作为促进企业生产率进步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进口种类增长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③进口产品质量效应（垂直效应）。进口的中间品是国外高质量科学技术和大量研发投入的重要载体，鼓励进口中间品意味着对外来技术使用限制的放松，对于那些具备强大技术吸收能力的本土企业来说，通过进口中间品吸收蕴藏在进口产品内的高新技术，然后加以模仿和创新，直至获得高质量进口品中的技术溢出，最终降低企业自主创新风险和提高生产率，中间品进口最终会促进进口国企业生产率上升和经济增长。

四、政策建议

基于对进口贸易福利效应的机制分析，为保障和进一步提升我国进口福利水平，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重视进口贸易，优化进口服务系统

要重视进口贸易，相关政府部门要积极主动扩大进口规模，让进口产品更好地为地区经济增长服务。也就是说，在保证出口规模稳定增长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要积极激励本土企业扩大进口规模。进口和出口同样重要，要打破传统的贸易顺差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偏见，在对外开放的新发展阶段，扩大进口也是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战略，要高度重视进口贸易，不仅要注重进口“量”，也要注重进口“便利度”，提高进口规模的同时优化进口服务系统，通过优化进口贸易服务体系进一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水平，为进口贸易福利的获得提供持续动力。优化进口服务体系的具体措施如下：一是政府部门要逐步完善相关关税和非关税贸易政策，持续不断推进本国进口贸易自由化发展，逐步降低我国进口商品关税水平，减少非关税壁垒；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进口过程中的系统性成本。二是要完善进口商品结算制度等财政金融关税支持制度，解决企业在进口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让进口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二）提高进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优化进口产品结构

注重提高进口商品的技术含量，要增加中高技术类型产品的进口。此外，高质量的进口产品有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也能够使得全球高新技术内化，提高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因此增加进口产品中高质量、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优化进口产品结构也尤为重要。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眼中，我国的对外技术模仿能力很强，但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弱，因此，中国政府部门应着力加强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以减少外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的限制。

（三）增加进口商品种类，重视高质量新品种的进口

重视多种类产品进口，进口品种类增长能降低进口价格指数，不仅通过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产品需求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而且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进而提升生产者福利水平，因此要高度重视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另外，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扩充我国进口品的来源国，推动进口市场多元化是扩大进口商品种类的重要保障，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进口实行技术限制，如芯片、高端呼吸机设备等的高新技术产品正遭遇外国“卡脖子”，因此，在大力加强国内技术研发以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也要注重优化国际市场布局，促进进口来源国多元化，以保障国家经济发展安全。

篇9

Abstract:Inrecentyears,alongwiththemarketeconomyunceasingdevelopment,theinternalauditgovernedtheroleintheorganizationwhichactedtoreceivetheattentiondaybyday,theacademiccirclesandthepracticalrealmallhopedthechallengewhichsolvedthecompanythroughtheinternalauditfunctionoptimizationtogovernwhich,theriskmanagement,theinternalcontroldomainappearedthequestionandfaces,andpromotedtheentireorganizationsimprovementbythis.Undersuchbigbackground,strengthensinternalauditqualitycontroltoappearessentialespeciallyandimportant.Thisarticlehadexpoundedinternalauditintheeconomicentitythenecessity,simultaneouslytostrengthenedinternalauditqualitythevitalsignificancetocarryontheindication,regardingdisplayedinternalauditeffectivelyintheeconomicsubjectfunction,hadtheverystrongconstructivenature,theguidanceandpointed.

Keywords:UnderinternalauditQualitycontrolWorksheetVitalsignificance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主体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运行格局突破了原有模式，这些都给内部审计带来了新的课题，内部审计发现问题，预防问题发生，为管理服务，这些作用的有效发挥，就必须提高内部审计的质量，因此，改进内部审计管理，加强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十分必要且意义深远。

1.加强内部审计质量控制的必要性

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保证与咨询活动，它的目的是为机构增加价值并提高机构的运作效率。它采取一种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来对风险管理、控制及监管过程进行评价进而提高他们的效率，帮助机构实现它的目标。内部审计的服务对象包括组织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作为组织成员的被审计单位（业务委托人）。内部审计师通过运用风险管理方法和控制措施，对风险管理过程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查、分析、评估和报告，提出改进意见，并建立跟踪检查程序，以监督、保证针对审计发现和审计建议所采取的行动是否得到有效落实，为管理层、审计委员会以及被审计单位提供帮助。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是保证组织目标得以有效实现的管理手段，包括审计执行主管（总审计师、首席审计执行官、首席内审师等）为使审计工作的开展符合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制定的《内部审计实务标准》、内部审计部门的章程及其他适用标准的要求，制定并实施的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包括监督、内部评价、外部评价等方面。

1.1内部审计在组织中定位的特殊性和工作性质的重要性有必要加强自身质量控制。内部审计具有独立性和客观性，在组织中处于超脱地位。独立性是指内部审计活动独立于他们所审查的活动之外，它要求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经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批准并在内部审计章程中做出规定，审计执行主管由董事会任命，并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或其他相关治理机构报告业务工作，内部审计机构在组织风险管理框架中的定位是定期评价并协助其他部门进行风险管理，但不负风险管理的责任。客观性是指公正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它要求内部审计师在工作中不与任何方面达成重大的质量妥协，不能把对其他事物的判断凌驾于对审计事务的判断之上。独立性和客观性是内部审计的必要条件，但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是独立性和客观性的有力保证，也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有力保证。只有持续地加强管理、改进程序、提高质量才能在组织中树立权威性，达到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被审计单位的认可和满意，从而融洽各方面的关系，更好地开展工作。

1.2加强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是遵循《内部审计实务标准》和《职业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内部审计和其他活动一样，受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国际参考标准的约束，内部审计机构应促进职业领域内的道德文化发展，内部审计师应熟练掌握专业技术、履行应有的职业审慎性、作为道德倡导者。《内部审计实务标准》包括属性标准和工作标准，工作标准涉及制定计划、开展业务、报告结果、监测进程等具体环节。《职业道德规范》中的行为规则，为内部审计师适任本职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遵循《内部审计实务标准》和《职业道德规范》，能够使内部审计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统一化、科学化，能够更快、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从而将不同类型组织结构的审计客户的审计标准建立在统一平台的基础上。如果把内部审计师形象地比喻为足球赛场的裁判员，董事会和被审计单位代表两支球队，其他组织人员代表观众，相关的评价标准代表比赛规则，那么裁判员首先应该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公平竞争理念，其次应熟悉比赛规则，最后在比赛中准确、熟练、审慎、公正地运用比赛规则，才能使双方队员信服，使观众满意，同时，也使自己的知名度和出场机会得以提高。

p;1.3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是全面质量管理的内在要求。全面质量管理是根据组织向顾客提供最优产品或服务的原则制定的长期战略性措施，是通过诸如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而实施的全部管理活动。它的主要原则是追求顾客的完全满意、不断地改进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全员全过程地参与。内部审计的顾客就是它的服务对象。最优服务就是从质量即利润的观念出发，以最小的成本帮助组织实现最大利润。它要求内部审计师充分利用审计资源，以高质量的保证活动和咨询服务对组织内部控制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揭示风险因素，提出改进建议，跟踪纠正措施的落实，从而使组织得到最大利润，最终实现组织目标。

1.4高质量内部审计工作底稿是发挥内部审计监督作用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银行内部审计监督的根本目的是促进银行业务经营、内控管理、综合绩效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断提高。内部审计工作底稿质量的优劣、高低，直接影响到内部审计监督作用和效果的有效发挥。

1.5内部审计工作底稿质量是衡量内部审计质量的主要标准之一。内部审计部门工作的最终落脚点是为了通过高质量的内部审计工作，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发挥内部审计监督的职能作用。因此，衡量和评价内部审计部门各个方面的工作，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内部审计质量及效果，而内部审计工作底稿质量作为内部审计服务的最基本、最有力的保证，自然也就成为评价和衡量内部审计质量的主要标准之一。

1.6保证内部审计工作底稿质量是树立内部审计人员形象的内在要求。对于内部审计人员来说，良好的内部审计形象是开展工作、履行职责的有力保障。内部审计人员只有通过高质量的内部审计工作，才能获得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及员工的认可，内部审计工作的作用和效果是最基本的支点。高质量的内部审计工作底稿是高质量内部审计工作的前提和保证。

2.加强内部审计质量控制的重要意义

2.1加强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有助于内部审计活动增加价值、改善组织的经营状况。内部审计的目的就是为机构增加价值并提高机构的运作效率。通过合理的质量控制，可以防止偏差，及时发现错误并予以纠正，确保落实责任制，从而帮助组织达到预期目的。质量控制并不只是活动终了时的审核，而是贯穿整个审计活动的始终，将质量标准分解到每个具体环节，每个审计人员都应进行自我控制，并由审计执行主管进行监督。它包括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事后控制，事前控制主要是审计计划和审计方案；事中控制主要是审计程序的选择与应用、工作底稿的记录与复核、报告的编制与审批；事后控制主要是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包括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工作的反馈意见。内部审计活动范围涉及组织内不同的层次和领域，通过加强质量控制，及时、有效地发现和揭示风险管理漏洞和内部控制弱点，建设性地提出审计建议并跟踪落实，能够把组织的战略层、控制层和执行层上下左右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既支持战略层针对目前需要改进的项目做出科学决策，又合理保证执行层按预定方案进行操作、不偏离目标，最终改善组织的经营状况。

篇10

编者按：

在儿童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产品必不可少。所谓高质量就是既有技术含量，又有学术含量；就是有益于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儿童应该拥有快乐而丰富的童年生活，这就需要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产品相伴左右。为了研发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产品，世界各国都在坚持不懈地努力。例如，美国有很多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者都会进入学前教育产品的研发机构参与研发和设计。就中国而言，在学前教育发展方面，我们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和社会力量的帮助。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学前教育发展的春天里。我们的学前教育产品市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经济效益非常可观；但是，学前教育产品的质量总体上令人担忧。其原因在于，仅有相关的技术实践，却没有相关专业的理论基础，没有专业科研团队的大力支持。为了探讨这个问题，将专业理论知识与高新信息技术实践相结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北京芝兰玉树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联合举办了主题为“技术与学术联姻――打造高质量学前教育产品”的研讨会，旨在将专业而扎实的理论知识与信息技术实践经验有机结合，打造中国自己的高质量学前教育产品，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庞丽娟、霍力岩，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朱莉琪，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教学主任赵秀敏，北京芝兰玉树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杨威均在这次研讨会上作了精彩的演讲。

庞丽娟老师着眼于学前教育产品市场的发展现状，强调了学前教育产品研发的专业性，给学前教育产品的研发机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霍力岩老师从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评价这四个方面阐明了什么是学前教育的现代化，为学前教育产品的研发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论支撑。朱莉琪老师以有力的事实论据剖析了儿童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为学前教育产品的研发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赵秀敏老师具体地讲解了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中是如何运用的。杨威先生强调要全心全意地爱孩子，为孩子研发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产品，把孩子培养成品德高尚的人。

本刊选取了其中两位学前教育专家和一位学前教育产品研发机构执行总裁的精彩演讲，以飨读者。

篇11

一、加强委员学习

继续发扬人民政协注重学习的优良传统，以建立学习型政协为目标，强化委员的学习意识，不断提高广大政协委员运用的立尝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政协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参政议政水平。拟定委员每季度固定学习日、碰头日。

1、把“xxxx”重要思想和党的xx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特别要认真学习《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同时，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工作实际，学习经济、政治、科技、法律和政协工作等方面的知识。

2、不断创新学习的形式。在利用编印学习资料、举办培训班、座谈会、组织参观考察等形式的基础上，努力改进学习方法，坚持以自学为主，坚持以专题学习为主，进一步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强化宣传工作。要建立政协通讯报道队伍，加强与各新闻媒体的联系，大力宣传政协工作的重大活动、履行职能的重要成果和委员干事创业的先进事迹。

二、认真履行各项基本职能

1、在全体委员中开展“爱###、献良策、促发展、做贡献”活动，提高广大委员参政议政热情。通过召开座谈会、专题调研、定期走访委员等形式，广辟信息来源，及时反映社情～。要加强与政府对口部门的联系，适时召开各类协商座谈会，及时把委员的意见、建议提供给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

2、深入开展调查视察活动，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抓好落实，促进被调研视察单位工作的开展。按照小范围调查、大范围论证的思路，努力提高调研质量，积极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3、加强民主监督。不断探索政协民主监督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拓宽民主监督渠道，搞好与其他监督的有机配合，认真参与街道的行风评议工作，进一步增强民主监督的实效，大力推进行风建设和廉政建设。

篇12

【正文】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管理中心工作总结及2021年工作打算

一、2020年工作情况

（一）聚力重大国家战略实施

一是建设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智慧黄河三角洲”大数据平台两项工作，列入省黄河流域发展规划（送审稿），其中，大数据平台以建设“智慧黄河”形式列入国家黄河流域规划纲要。

二是发挥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黄委信息中心等国家大江大河智库作用，联合开展项目研究。提出了黄河河口适宜生态流量过程和近海生态需水建议，被黄委部分采纳，支撑了河口生态调度和生态补水量；提出了“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修复制度研究”有关建议，纳入《黄河法》（初稿），为加强河口生态保护提供法律依据。承办中国水利学会河口治理与保护专业委员会2020年度学术年会，来自黄委、长江委、珠江委等19家单位40余位专家提出河口治理、三角洲湿地保护与发展等方面建议。

三是支持中科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开展湿地保护、修复与利用研究，“互花米草入侵与防治”成果得到国家部委和省主要领导认可。

（二）聚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出台《东营市与高校院所合作共建实体机构管理办法》，重点与国内22家高校院所对接联系，开展人才、技术交流50余次，服务企业60余家，实施市校合作资金项目39个。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合作建设“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研究生课程进修生、订单培养研究生、工程硕士研究生，第一批14位工程硕士研究生入驻基地。“山东师范大学新发药业化学班”200名学员接受普通本科规范培养。组织申报并着手实施生态环境部“基于生态效益的持续性有机污染物（POPs）和有毒化学品管理”项目。

（三）聚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开展耐盐作物推广，建设黄河口水稻研究中心，构建稻麦两熟栽培技术模式；建设耐盐花生示范推广基地，开展“小麦-花生”两熟实践；探索建设“花生特色小镇”。承办了“黄河三角洲中医药发展与乡村振兴”主题泰山科技论坛。

（四）聚力招才引智。根据市委组织部安排，承担《东营市“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前期调研、初稿草拟工作，开展全市人才工程考核调研工作，为优化全市人才工作提供建议。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7人、合作项目4项，1名高层次人才入选黄河三角洲学者，一名博士后出站。发挥“两会”秘书处职能，市高层次人才发展促进会完成换届，博士联谊会搭建博士科研服务平台3个。

二、2021年目标思路

2021年，研究院管理中心将以事业单位改革为契机，明确单位职能理顺工作思路，发挥高校院所人才智力资源优势，重点围绕服务市政府决策咨询、经济转型发展开展工作。

（一）发挥高端智库作用，为推进实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当参谋

一是发挥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中科院烟台海岸带所等大江大河治理智库作用，就河口治理、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等联合攻关，预测河口海岸变迁情况，为黄河口国家公园规划、工农业布局等重大规划提供本底预测。重点依托水利部流域水治理重大科技问题研究项目，提出河口治理战略，构建行洪输沙、生态环境和支撑社会经济协同体系，支撑东营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二是发挥可持续发展专家顾问组作用，围绕我市重大技术、经济、社会问题及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凝练一批调研课题，由高校院所揭榜完成。

（二）支持高校院所实体机构建设，促进高校院所人才智力资源向我市聚集

一是发挥《东营市市校院所共建实体机构管理办法》政策引领作用，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帮助解决发展难题，保障基本运行。鼓励实体机构进一步明确职责，组建专职团队，加强自身建设，加快主办院所创新要素资源向我市流动。

二是完善高层互动机制。定期通报市校工作动态，推动市校高层交流，及时解决合作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三是实施一批合作项目。对高校院所在我市开展的人才引育、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技术咨询等方面工作进行评估，联合实施一批市校合作重点项目。

（三）聚力搭建校企合作平台，为产业转型发展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