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核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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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234-02

党的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首次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

针对这两个论题，学术界分别从不同视角出发，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通过CNKI检索发现：学术界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发探索“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可归纳：第一，凝练与建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方法论探讨（寇东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左亚文《理论月刊》2013；韩震《红旗文稿》2012）。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概括（田心铭《红旗文稿》2012；梅荣政《红旗文稿》2012）。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诠释（陈先达《与现实》2011；王学俭《理论探讨》2013；韩震《红旗文稿》2012）。第四，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仰的路径探索（范玉刚《湖南社会科学》2013；周文彰《前线》2013；施惠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

纵观国内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层面。而从社会学出发，探索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治理的研究不足。龚群《以社会有机体论为基础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旗文稿》2012）借鉴社会学理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概括做了方法论探索；这对本论题所要开展的跨学科研究有一定启示意义。但是其文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与内涵研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能的分析相对不足。韩冬雪《政治合法性视域下的中国社会管理内涵探究》（《理论探讨》2013）则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中直接论及了社会治理问题，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与价值追求，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的具体化路径与方法，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管理实践中的功能研究相对不足。这都为当前的研究预留了理论与实践探索的空间。

其实，对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交换理论学派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借鉴社会交换理论学派的研究成果，明晰社会核心价值观在推进社会治理实践中的作用对于当前推进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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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2-0023-01

高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不仅要结合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要求，同时又应当联系高校的实际情况，让高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得以完善与发展，真正将高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当成是确保学校治安环境稳定、育人环境良好的有效举措，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高校各项教学教研工作和高等院校改革的有序推进。

1 做好高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首先，做好高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有效处理好高校内部治安问题的有力举措。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攻坚时期，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治安形势整体良好但依旧存在矛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任务相对繁重，对高校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努力做好高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尤为迫切，其治本良策主要在于综合治理的落实；其次，做好高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式与主要内容而言，其中很多工作都和精神文明建设存在联系，唯有将综合质量工作落实好，才能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最后，做好高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确保高校教育教研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保障。只有坚持不懈的做好综合治理，强化监督整治，才能够真正实现和谐校园环境的构建[1]。

2 高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新思路

2.1 以思想教育引导人

高校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工作其关键在于思想教育，强调思想建设与法制教育工作，不单单是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实际要求，同时也是涉及到大学生身心健康发育的关键性问题。过去的工作实践表明，思想教育工作做得好不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同时还能够发挥出教育和引导作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内涵丰富但任务繁多，需要开展的工作方方面面，对于思想教育而言，必须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引导，强化政治思想教育与法制教育。比如说可以借助于马列主义理论课、思想道德课、精神文明课的契机，对大学生实施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确保当代大学生能够主动的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促进广大师生公民意识的提升，增强民主法制意识，调动广大实施积极参与到高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过程中来。另外要进一步发挥出思想教育作用，让大学生能够正确看待社会中的消极因素，增强其思想道德素养和政治素质。

2.2 以帮教工作挽救人

高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必须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手段，来对过去存在错误甚至违纪违法的教职工做好帮扶教育工作。可采取的方法有：（1）政治上热情，坚持一视同仁，工作中不歧视、不讽刺；（2）坚持“三落实”原则，即是工作任务落实、人头落实以及措施落实；（3）尽可能营造出更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让其可以直观的感受到环境的融洽、同事关系的和睦，促进其尽快转变，进而纠正他们过去的不良行为习惯和错误的思想认识。同时，对大学生的转化工作也属于高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关键环境，是确保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有效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曾经存在违纪违规的大学生进行帮扶教育，应当引导他们增强认识社会的能力以及辨别是非黑白的能力，找准契机对其实施法制教育，树立法制观念，让大学生可以真正意识到过去所犯的错误，避免出现“破罐子破摔”的现象，争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

2.3 以良好环境熏陶人

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对人能够起到熏陶、培育、激励以及改造等作用。积极营造一个更好的育人环境，这是高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核心要求之一。高校的保卫部门必须要配合其他部门开展好针对广大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纪律教育以及精神文明教育工作，同r要积极做好大环境的建设工作。第一是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重心的思想道德教育，营造出有助于高校师生良好人格品质形成的舆论环境；第二是要坚持以文明之风为先导，创设有利于高校师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人文环境；第三应当结合高校实际情况，根据大学生的成才需求，创设有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环境。真正构建一个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环境，为高校师生的生活、学习、工作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2.4 以普法教育塑造人

高校必须要深入组织进行法制教育，将普法教育当成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保障性工作来做，让其得以落实，让广大师生能够懂法守法，同时可以主动的维护法律。组织进行普法教育必须要坚持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按照对象的不同选择有针对性的方式：（1）将法律常识纳入到大学生必修课程中来，对其严格要求，认真考核；（2）广大教职人员尤其是学校领导应当起到带头作用，不断增强自身依法办事的意识，提升依法治校能力；

（3）法制宣传工作过程中要及时树立模范典型，表彰勇于同犯罪分子斗争的典型事迹，在校园范围内树立自我保护、用于斗争的典型；（4）联系具体案例，借助于校园广播、网站、手机短信等途径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任务，高校管理者与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应当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好此项工作[2]。

3 结语

高校社会治安的稳定可以说是高等院校教育事业改革有序实施的基本前提和保证，同时也是涉及到社会稳定、团结的重要一环。现阶段，各大高校正处于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新时期新环境下必然会存在很多新问题和新情况，所以高校管理者必须要强化防范意识，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措施，尽可能的确保高校大环境的稳定，为教学改革与教育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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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理论具有两方面的涵义：政治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通过此制度安排重新分配资源，建构公共责任；管理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政府组织有效、高效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新公共管理是“治理”的管理维度上的体现，其核心是强调政府组织的管理技术、效率和能力。治理理论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的要求，甚至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化。［1］对治理理论的此种理解和认识是其公共行政维度的体现，也表明了政治学的管理主义走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治理和新公共管理的最大不同，在其政治学意义上，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与阐释，是人类集体行动机制和方式的改变。因而，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便是对新的人类集体行动的政府组织和管理理念、方式和工具的追求。

一、新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PM），通过将市场机制和管理主义引入公共行政，引发了公共管理模式的革命性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实践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政府组织及其结构应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原则建立起来，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是政府运行的最佳方式；二是公共物品及服务应由政府机构（官僚机构）来提供，即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三是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开，并且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有利于责任制的落实；四是行政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必须由终身受雇的职业化的官僚来担任。［2］随着西方世界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受到了严峻挑战，并在实践中逐渐失效或被认为过时。首先，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基石的官僚体制（科层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僵化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3］123如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说：工业时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20世纪90年代已经不能有效地运转了。［4］其次，政府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展开竞争。最后，政治与行政的分开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和不现实的。而且，传统的人事行政模式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公共管理运动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而出现的，旨在为传统的官僚制注入类似于市场机制的因素，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影响很大，成为改造政府治理结构、重新塑造政府形象的指导思想。其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在效率和效益观的掩盖下追求传统自由主义，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价值理想”，［1］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立体的政治运作和决策的过程，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公共选择理论否定抽象的公共利益的存在，公共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的决策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虽然这场运动在国家之间甚至一国内部不同时段区别很大，但有几个共同的主题，凯特尔将其归纳为六个核心要素［5］：生产力。改革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使政府以较少的资源维持甚至扩张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克服传统官僚制的弊端；服务导向。改革的一个共同目标是改善政府与公民关系，提升公共服务的顾客满意度；分权。不只是简单的决策权向底层的转移，也是使得决策者尽可能地接近受政策影响的普通公民的努力，从而使政府更贴近公民，对他们的偏好更敏感，具有回应性；政策。改革运动目的是改善政府创新、完善和执行公共之策的能力；问责制。改革要求政府更好地兑付其诺言。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种以强调明确的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效评估，以准独立的行政单位为主的分权结构（分散化），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共部门管理新途径。［6］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将“新公共管理”看做单一的模式，并指出“新公共管理”模式包含十大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即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的政府：改变按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为此，必须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政府，把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成功方法移植到政府中来，使政府这类公共组织能像私人企业一样提高效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顾客为中心，即强调服务提供者应对他们的顾客负责，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断进行革新，寻求减少成本和增进质量的方法，授权顾客进行选择。休斯概括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六大要点：该模式意味着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重大改变，注重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负个人责任；一种脱离官僚制的趋势。目的是使组织、人事、任期等更具灵活性；明确规定组织和人事目标，以便用明确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工作业绩，以及对项目进行系统评估；公共管理人员更具政治色彩，而不是政治中立或无党派的；政府职能更有可能受市场检验（如合同外包），或奥斯本说的“将掌舵和划桨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指政府非通过官僚制方式不可；通过民营化或市场检验以及合同外包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7］Ferlie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中认为，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至少有过四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即：效率驱动模式，小型化与分权模式，追求卓越模式，公共服务取向模式。［8］总体而论，相比传统的官僚制，分权化、服务外包、市场化的激励方式和更彻底的绩效考核等新公共管理秉承的管理主义理念成为当今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潮流。

二、作为制度安排的治理理论

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来源于同样的词根。统治指的是民族国家创造和维持公共秩序、实现集体性行动的正式制度化的过程，它的主体是政府。治理也是指一种过程，但与统治相比，这一过程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治理是指“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内部的界限均趋于模糊。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9］从治理实践上看，“‘治理’的概念最初源于城市环境背景，是用来更有效地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的”。［10］概言之，“治理”和“统治”虽然都是指公共管理过程，但“治理”更强调技术性的权力或权威的运作绩效。有学者认为，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一词已逐渐获得了话语霸权，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3］81治理是一个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嬗变的背景下，治理是一种新的人类行为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包括正式的组织、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组织和制度、规则等。治理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有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可能，那么能否有新的制度安排？面对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社会政治秩序与结构变化的变化，治理理论成为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及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有力工具和思想体系。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将治理界定为各个层次的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罗西瑙认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与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丰富，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1］海登也将治理定义为对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规则的管理：“治理指的是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到运用权力的规则制定和解决规则之间的冲突。”［12］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治理是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并限制一个团体集体行动的程序和机制。政府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其行动具有权威性，并产生正式的约束关系。而私人企业、企业联合会、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联合会等都参与到治理之中，这些组织常常与政府携手创造治理机制，有时甚至没有政府机构的参与。［13］林恩认为，治理是指“法律、规则、司法裁决和行政实践的机制，这些机制约束、规定和履行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通过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治理由独立但相互关联的元素构成，这些元素包括组织的、财政的和项目的结构；惯例和法律；政策许可；可获得的资源；机制规则和规范。这个定义也意味着治理是政治性的，涉及到不同利益的行为体之间的讨价还价和妥协。［14］安妮·麦蒂·K考察了各个学科中的治理涵义，认为治理是比政府统治更宽泛的概念，治理过程包括结合在一个多元网络中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治理理论有一个深厚的制度主义背景。治理是规则设定、规则应用和规则强化的统称，是一种改变了的制度安排。随着国家作用的衰落，治理是新的公共物品提供形式和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合法性、有效性、民主和责任。［15］在全球化和分权化的背景下，合作网络开始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组织形式。在网络中，各行为者通力合作，使公共管理成为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正如瓦尔特所言：“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公共管理因而也是网络管理。”［16］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治理理论的关联与区别

新公共管理运动要回答的是这样几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些目的？要实现这些目的，政府需要什么能力？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将其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如果说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那么NPM代表了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深层次转变。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治理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指的是一种能够推动政府、社团、企业和公民个人相互合作、共同实施对公共领域的管理的制度安排和一套与此相关的操作技术。［17］由此可以推出，治理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要求，或者说，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治理和NPM都意味着权力从官员和民选代表向政策网络中的其他行为者的转移，这两种模式都降低了选举官员的传统的角色和责任，他们不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为者；治理和NPM都主张运用竞争手段去弥补传统官僚制内在的低效率，使公共服务对于其服务的公民更具有回应性。这二者也都是结果导向的。与传统的公共行政不同，他们注重的是输出而不是输入，强调的是效率和满意度；治理和NPM都接受“掌舵”的概念。奥斯本和盖布勒最早提出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在这里，“掌舵”是指把握方向，确定宏观政策目标，“划桨”指具体采取行动实现目标。但同时，治理和NPM的区别也是本质性的。首先，治理研究的是国家与社会的问题，探讨政府与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而NPM着眼于这一关系的具体建构。

NPM试图将企业精神引入公共部门，它认为公私部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其区别只在于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同。相反，治理理论承认公共部门对于民主政治维持和促进公共利益的独特作用，认可公私部门之间的不同，认为两者的合作对于民主政体的重要性。其次，治理和NPM的实质性的关注焦点不同。治理强调的是过程，NPM关注的是结果。治理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管理过程连在一起，其目的是确定在这个过程中行为者及其角色，说明他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是如何影响公共服务提供的。NPM的目的是有效性和消费者满意度，也就是说，它阐述的是被消费者认可的公共产品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生产出来。再次，治理和NPM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

NPM实质上是一个组织学说，建立在制度主义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上，其解释角度和结论聚焦在组织结构。相反，治理更多的是建立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上，“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其最终目的，力图解释为什么政府这样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这些都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最后，治理没有如NPM一样的意识形态标签。NPM的理论渊源是公共选择理论，而公共选择理论是“在效率和效益观的掩盖下追求传统自由主义，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价值理想”。［1］治理不一样，它提出了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但它的答案并不是单方面的市场化改革。治理希望给与公共部门更多权力，迫使其与私营部门进行更多的合作安排，创造一个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性市场。

四、社会管理新模式：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理论的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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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结构转型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方面。

（二）利益多元化的挑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高度均衡、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利益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个体利益的合法性，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个体利益凸显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从高度均等逐步演变成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分化越来越大。面临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将日益复杂，协调难度将日益加大。

（三）民生建设带来的挑战。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发展型社会，在这个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开始全面快速增长。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公共产品的投入，人民群众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目前人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还存在着大量短缺，公共服务的有限导致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的凸显。

二、淄博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和主要成效

（一）全面实施“三大工程”，夯实社会治理根基。一是全面实施以网格化走访、网格化服务、网格化代办为主体的网格化治理工程。全市统一设立“镇办―村居（社区）―基础网格”三级网格，将机关干部、“两委”成员、政法干警等下沉到基础网格，一网多格、一格多员、一员多责。截止目前，各级网格员已走访群众110万余户，提供服务60万余次，代办各类事项55万余件。二是全面实施以视频监控全覆盖为主体的信息化建设工程。整合全市各级各部门和社会视频资源，集中建设集信息采集、视频监控、调度指挥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天候视频监控系统。三是全面实施以市、区县、镇办、村居（社区）四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为主体的社区化服务工程。市、区县和镇办建立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村居因地制宜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点），整合政法、综治、、维稳、民政、社保、计生等职能部门进驻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7大类90余项服务治理事项全部下放，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综合。截止目前，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已接待群众115万余人次，办理业务112万余件。

（二）落地贯通“四大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一是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科学发展、项目实施的前置条件，建立了市、区县、镇办和重点村居、企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点工程项目和重要改革事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全面评估，实现了“被动求维稳”到“主动创和谐”跨越。二是构建社会矛盾排查调解控制体系。全市建设立了由法院、公安、司法等10多个部门组成的社会矛盾化解专项小组，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协调会议制度。三是构建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全面推行“六小警务”、“一村一警”做法，全面落实责任民警、日常化巡查制度，完善信息预判预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治理、依法严打和社会治安防控“五项机制”，形成了全覆盖、全时段、网格化、数字化“两全两化”的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四是构建社会稳定督查考核奖惩体系。加强量化考核和动态管理，全市建立了“任务分解、责任到人、督导检查、调度通报、观摩评比、打分排名、考核奖惩”责任体系，实现了责任落实、督导、倒查、追究“一条龙”。

（三）完善提升“两大保障”，激发社会治理活力。一是强化法制宣传实践。在全市集中开展“学三法倡四德促五进”法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干部培训、媒体专栏、知识手册、手机短信、宣讲团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把法制宣传教育延伸到基础网格、到户到人，让法律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二是强化过硬队伍建设。以品牌政法队伍建设为突破口，从改进作风、提升能力、增强素质入手，在全市机关开展“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争创优秀服务机关”主题实践活动，着眼于打造“认真、专业、务实、廉洁”品牌政法队伍。

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目前，通过“三四二”工作格局的设置，淄博市对现有社会服务和治理体系进行了资源的优化整合，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所存在的资源配置重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问题，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同时还面临着社会治理的组织和人才基础薄弱、政府和社会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晰、为民服务效能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以理念创新为动力，以方式方法转变为核心，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推动社会组织融入基层治理创新。目前我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起来。一是改革体制机制，也就是打破“双重”管理体制，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对于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了，直接到民政部门备案登记。二是限期脱钩。就是转变官办社会组织的身份，让社会组织真正回归民间，目前推进的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三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四是加大培育力度。现阶段，我国的基层社会组织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政府应继续坚持培育和发展的理念，为基层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扶持。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既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从大量的社会实践看，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广泛化、诉求反映方式激烈化以及触发低、突发性强的特点。第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框架而言，应当立足于社会公正的理念，切实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第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只有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才能够从源头上减小社会矛盾产生的几率，减弱社会矛盾的“烈度”，从而有效地稳住社会的基本面。

（三）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社区，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一要坚持群众观点，始终尊重群众意愿。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首要前提。实施民生工程需要在广泛征求民意、全面摸清需求的情况下实施，这样，民生实事才能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群众才会满意。二要用心用脑用力，沉到一线抓小抓细抓实。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干部只有沉到一线，从细处入手、从小处抓起，把关系群众切实利益的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三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热情。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不竭动力。为民服务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不能因干部调整、人员变化而使联系断了线、服务打了折，必须健全和落实长效机制，一以贯之地抓执行，使为民服务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分内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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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转型上，也体现在深层次的价值观的转变上。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可以说是改革攻坚、社会加速转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

针对当前思想战线上的严峻形势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艰巨任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重大命题，以核心价值整合多元价值，在多样中寻求共识，对于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团结、引领全体社会成员在思想上、道德上共同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1.它是实现国家富强的精神动力

当前，我国各方面都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更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来团结群众、凝聚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代表着社会前进方向，反映着时代特征。它鲜明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2.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我们党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正本清源、创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大力加强具有巨大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有利于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减少思想冲突、增进社会认同，有效避免因认识差异而引发社会动荡，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构建和谐文化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日益成为综合国力较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在文化软实力中，最关键的就是核心价值。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会迷失方向、失去根本。只有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使全国各族人民超越地理地域、民族习俗、语言方式、血缘关系等差异，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障碍和思想隔阂，增强民族向心力，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而形成和谐的社会文化形态。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单个价值目标，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体系，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多层次体系”。包括“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两个精神”、“八荣八耻”四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意识的本质，符合社会实际，既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导向性，又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时代感，是当前乃至很长一个时期全体社会成员都要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以作为指导思想，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指导思想居于最高层面，是对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强大思想武器的的价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共同理想是一个国家好民族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的理想好信念，就等于没有精神支柱，就会失去凝聚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支撑。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打牢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八荣八耻”明确了当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诠释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彰显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对思想文化建设有关概念的继承和创新，它蕴含的思想内容很深刻、很丰富。党的十七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地位的一种新认识。首先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层面。就其构成来说，涵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就其内容来说，它已不限于总的根本的认识，而是形成了一个基本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科学体系。

四、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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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关注个体内部的心智过程，而战略管理则关注企业。因此，个体认知和企业战略之间感知到的鸿沟是行为战略的最大障碍。决策研究者通常假设企业的战略行动反映CEO或者高层管理团队的选择。这个假设对于小企业、初创企业或者家族企业或许是成立的。但是，行为战略的研究应该避免关于心智测量假设的陷阱，例如，假设企业具有个体的心理，或者个体是为了集体利益做出选择，或者企业的行动与个人的决策相对应，或者许多个体选择可以加总为集体选择。作者认为，在将个体心理与组织战略连接起来方面，行为战略任重而道远。战略管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集体行为，从而行为战略必须解释心智过程影响组织的心理或者社会机制。在行为战略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组织内和组织间特定的行为形式是如何产生的。

关于加总的问题，行为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了个体选择与集体结果之间的关系。早期的研究认为，加总的模式取决于市场条件，特别是，战略互补性还是战略替代性决定了加总的结果。当几个理性的决策者就足以产生集体理性时，存在替代性；当数量很少的非理性决策者可以歪曲集体结果时，存在互补性。比如，企业A决定增加产量可能影响企业B放弃建立新工厂(替代性)，而企业A决定降价则可能导致企业B降价更多(互补性)。而在行为金融研究中，研究者研究了噪声交易者如何影响市场结果。研究认为，长期来说，非理性的交易者的回报比理易者的高，并主导市场是可能的。而且，团体比个体更试图用可辩护的理由来合理化其股票选择，甚至当他们的选择与稳健的投资政策相矛盾时(相比价值未知的股票，高估受欢迎的成长型股票)，团体也这么做。在这种情境中，认知测量较少来自“互补性”(非理性个体的收益增加)，而更多地来自团体成员的社会心理。

在社会心理学和行为决策理论中，研究者通过多种方法以解决认知测量的加总，其中一些为行为战略提供了洞见，包括关于团体思考、团体两极化、共同信息抽样偏差、社会便利性、社会游荡以及交易记忆系统等。测量的问题在管理科学和组织行为领域中也得到了研究，包括基于还原论假设的团队生产模型，基于情境论假设对于组织、团体以及文化如何在个体的认知图式中表征的研究，基于多元论视角对于交易费用和理论中加总问题的研究等。

企业的行为理论将组织视为由目标、资源和时间相互冲突的部门组成。按照卡耐基学派的观点，组织战略主要是政治过程，包含不同部门代表之间的联盟建立、讨价还价和冲突解决。CEO必须协调组织范围的政治过程，而部门经理则面对所谓的“政治家才能危机”，即部门经理们试图协调企业层面的优先目标与个人目标以及同同事和利益相关者的政治状态。本文作者认为卡耐基模型为连接个人心理学与组织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模型对讨价还价和政治过程的强调使得研究者可以广泛地配置在社会认知和团体识别中的观点，包括自我分类、一致性、顺从、身份、声誉、责任性、信任、社会学习和参考团体。识别心理学，特别是对社会身份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弥补个体认知与组织战略之间鸿沟的方法。例如，有学者用社会身份理论研究医院兼并中的团体外偏差，通过部门冲突解决提出连接心理学与组织惰性的模型，将身份理论与自我意识激励能力理论结合起来以探索竞争互动。

然而，测量问题还远没有解决，而且经常被不恰当地表述。问题不是测量或者加总本身，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整合组织中的个人与集体心理学以产生行为战略的社会心理学。企业的行为理论是一个好的起点，而还原论和情境论方法(包括社会神经科学)可以给卡耐基学派加人实质和洞见。

问题二：什么是战略理论的心理学基础?

现有的战略理论过于依赖市场有效性和均衡理论。如果市场参与者依有关资源和市场地位的信息而最优行事，则企业不可能遵循系统的规则来提高绩效。在战略理论中，不存在“致富秘诀”，因为如果存在这样的秘诀，其它企业将会模仿它从而与之竞争。然而，管理者的确采取了很多提高绩效的行动，而并不是所有这些行动都能归因于幸运。有价值的战略机会的发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缘分天定——不仅是运气，而是努力和运气与机敏和灵活性结合的产物。为了理解这一点，打破主宰大多数经济理论的均衡思维模式是必要的。

企业的异质性的原因在战略管理理论中被明确地强调，比如资源稀缺性、机动性壁垒、因果模糊性和不确定的可模仿性。然而，这假设市场参与者关注市场而且依据其所知道的行动。一个替代的假说是，企业通常不能抓住其机会、解决其问题或模仿可模仿的资源。例如，如果决策者受限于其自我肯定的信念、战略预测中的过度自信、竞争盲点、自利的因果归因、混乱的学习过程、制度一致性、不愿意模仿、或者感知过滤等，则这是可能发生的。次优的行为也可能源自诸如嫉妒、偏见、愤怒、傲慢和冲动等情绪，这可能危害或提高绩效。实践证明，甚至大企业也会因为管理者拙劣的判断而在行为上毫无规律。在任何类似的条件下，有些市场参与者可以发现机会以采纳提高企业绩效的战略。

研究表明，企业盈利性的真实分布与包含了大量随机性的生成过程相一致，而且竞争行为的一些形式源自市场固有的不确定性或者随机性。例如，企业成功导致自利归因，而管理者倾向于将成功归功于他们的能力，甚至在成功是因为过度冒险或者运气的时候。如果管理者的决策由错误的或者过分自信的归因提供依据，则市场参与者可能发现利用市场机会是可能的。我们同意那些认为战略管理理论需要根据行为深入再造的研究者。企业异质性来自经济壁垒的假设与我们所知道的人类认知、情绪、学习、社会互动以及制度不一致。除非将企业异质性与心理学完全结合，试图解释这些假设的经验事实将继续令人沮丧，而且研究者将发现不可能将理论与实践整合在一起。

问题三：行为战略可以解释复杂的管理者判断吗?

行为决策理论的研究表明，在复杂的环境下，个人缺乏做出充分的公正的决策。为了应付复杂判断和决策，人们运用简化启发式方法，但这易于导致系统偏差。决策者无法最大化主观的总财富期望效用，却将焦点放在对认知参考点的偏离上。行为决策理论在包括战略管理在内的社会科学中有大量应用。行为决策理论尚没有完全意识到其在战略管理中的潜力。它没有与战略理论无缝连接，对战略实践也没有巨大的影响。战略管理的决策情境有组织的身处其境的管理者、广泛的不确定以及伴随着不可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的不充分定义的问题。在这种情境下，作者相信战略研究必须进一步强调管理者判断在组织中高风险、复杂问题解决的真实条件下的作用。

管理学者已经意识到了组织中战略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德鲁克认为，管理就是实践，与医疗、建筑设计、军事活动以及外交政策中的问题解决不同。他写道，“决策不是机械工作。它有风险，而且是对判断的挑战。‘正确的答案’(通常是无法发现的)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问题的理解。而且，决策不是智力训练。它调动组织的想象力、精力和资源以有效行动。”西蒙区分了两种组织决策：逻辑和判断。西蒙引用了巴纳德的定义，逻辑决策包含了能够用文字或者其它符号表述的自觉思维，而判断决策(巴纳德称其为无逻辑决策)则是指那些无法用文字或推理表述的决策，它们只能通过判断、决策或行为来理解。进一步，巴纳德写道，“这些无逻辑过程的来源在于心理条件或因素，或者物理和社会环境，大多数是无意识的印象……它们由大量的事实、模式、概念、技术、抽象以及我们一般称之为正式知识或信念的东西组成，它们或多或少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和学习在我们的头脑中留下印象。”

西蒙通过在象棋和医疗中的计算机专家系统和模式识别将判断与专家的直觉联系起来。但是，西蒙意识到，组织中管理者的判断包含了比可编程的或专家的直觉更多的东西。到底包含了什么是不清楚的，而且到现在仍然不清楚。在回顾了两个关于管理者判断的研究后，西蒙总结道，“这两项研究只是滴在需要我们倒满的大水桶中的两滴。对于专家问题解决和决策中的判断和分析过程的详细描述，值得成为管理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西蒙的观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战略研究并没有产生多少关于复杂判断的经验研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复杂问题解决的观点。或许，决策并不是行为战略研究中合适的分析单元，或者并不总是。行为战略研究的一个挑战是证明在组织战略问题解决这个更大更复杂的领域中，决策如何是适合的。

问题四：我们能够改进企业的心理学架构吗?

尽管研究者已经提出了很多克服决策偏差的方法，个体偏差在组织中仍然存在。在组织中，人们在一个子群规范、政治意识形态、共识建立以及自我表征的世界中活动。认识偏差深深地嵌入在惯例、无意识行为、精神一肉体扭曲以及管理者的知识结构中。在实践中，情绪、社会以及政治现实几乎总是比决策方法对组织组织判断的影响力大。这引发两个问题： (1)在组织中，个体去除偏差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后果是什么?(2)设计企业心理架构(包括选择架构和决策过程)以获得更好的管理者判断是可能的吗?

研究者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决策者是具有错误认知和不充分自控的普通人类。组织并应该试图解决个体认知的固有偏差，而应专注于管理决策环境的心理架构，例如，通过清楚地展示制造设备的运行成本，或者设计鼓励人们寻求不同观点的工作环境。许多学习和推理中的偏差源自功能失效的学习环境，甚至即使所有的决策者是理性的，它们仍然存在。例如，考虑一个正在考虑如何进入外国市场的管理团队。假设企业有一次通过合资企业进入的失败经验，以及四次通过收购进入的经验(两次成功，两次失败)。根据选择过程的结构，管理团队具有不对称信息，即对收购比合资有更多的了解。因此，管理团队了解收购失败或成功的条件，从而更可能选择过去成功的收购方式。因为管理团队对于合资知之甚少，而且只有失败的经验，他们剔除了这个选项(“热炉效应”)。即使合资是最优的选择，但它仍需要通过重复的经验来建立其竞争力。这不是认知偏差，而是适应性学习过程中的异常。理性选择需要对成功选项的搜寻，并且规避失败选项。其副作用是，它产生了低的失败样本。

此外，我们还需区分重复性战略决策(如研发项目中的资源配置)与一次性决策(比如对新的市场进入者的反应)。对后者而言，企业缺乏成熟的选择过程。为了最小化决策偏差，作者建议企业将它们的战略决策与已知的决策偏差联系起来，并创造处理它们实际面对的偏差的选择架构。例如，所有的大型制药企业都从事基础研究，并易受承诺升级偏见和内部资源配置政治的影响。大多数企业将研发投资与年度规划循环连接起来，在此规划中，每个产品线作为一个资源的案例。然而，一个领先企业通过设置一个超然的“终止投资小组”以每年扫描那些可能下马的项目，从而主动留意承诺升级偏差。这种机制能够导致更好的资源配置，并最终得到更好的绩效吗?给定个体偏差修补的困难性，企业层面的解决方案可能提供了最好的方法。

组织的心理设计是战略研究的有前途的领域。经验表明，判断误差来自于认知偏差与决策情境的结合。总的来说，个体认知偏差比企业心理架构得到了更多的研究，尽管后者看起来更有助于正面的干预。作者相信，未来的研究应该给集体选择的心理架构以同等的时间。

一个整合的框架

作为新兴研究领域，行为战略面对两个威胁：一是过于关注单一模型(比如行为决策理论或认知图式)所带来的不切题威胁，二是试图满足战略和心理学的所有观点所带来的碎片化威胁。作者认为，行为战略需要遵循一条中间道路，承认其面临的任务的多样性，但要聚焦到几个核心问题。未来行为战略将收敛到一个范式(尽管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同时，行为战略需要发现多样性内的统一。不过，尽管行为战略领域有多个范式，但行为战略的范围并不是无限的。图1是作者提出的概念模型。

在图1中，行为战略领域由其三个主要的思想流派所界定：还原论、多元论和情境论。每个学派提供了关于行为战略的部分知识，每一个学派可以成为一种范式。还原论范式处理经济决策的心理学特征，它主要通过定量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其核心模型是行为决策理论。多元论范式处理大型组织中复杂政治判断的心理学特征，它主要通过田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其核心模型是内部差异化组织。情景化范式处理管理知觉和心智框架的特征，它主要通过解释的、符号的、民族志学或解释学等方法来研究，其核心模型是认知图式理论。

在过去的研究中，这三种范式相对独立地存在。经济学导向的研究者开展关于偏差、启发式的实验研究；组织理论导向的研究者研究CEO、高层管理团队和组织结构；而社会学导向的研究者则研究认知框架、直觉和图式。同时，有些学者研究不止一个范式，许多学者仍然在这么做。我们将其看作是三个范式并非不相容的证据，从而行为战略研究可以结合具有学科整合能力的广阔的领域。一方面，我们承认学者需要研究在其专业领域良好界定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不想看到在寻求范式内和范式问贡献的矛盾，遵循更大程度上的开放。作者相信，学科融合需要遵循三方面的实践：关注核心问题、采纳方法论上的多元化和方法上的多样性、强化行为战略学者和实践者团体的制度和社会结构。

最后，本文关于行为战略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七点：

1.定义：行为战略是认知和社会心理学与战略管理的结合。行为战略的目标是将关于人类认知、情感和社会行为的现实假设带给组织战略管理以丰富战略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真实世界的战略实践。

2.行为战略包含三个范式：还原论、多元论和情境论。行为战略研究应该欢迎来自所有这三个范式的洞见。

3.行为战略应该致力于更大的学科融合。行为战略研究应该欢迎三个范式的多样性，而不是排斥任何一个。建立更为统一的行为战略学科的途径有三个：问题整合、方法论整合以及研究和实践团体整合。

4.问题整合：行为战略应该用三个范式来支持几个核心的研究问题。本文提出了四个核心问题：(1)测量对集体行为的个人认知；(2)定义战略理论的心理学基础；(3)理解组织中的复杂判断；(4)改进企业的心理学架构。

5.方法论整合：行为战略应该采纳方法论多元主义和知识共享的原则。研究者应该设计多方法研究，相应地，期刊编辑和审稿人应该鼓励这样的研究。研究者应该将这一领域作为整体的知识积累视作最重要的任务。

篇7

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目标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学生的自身素质。但是在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化的新挑战，“自由主义、自我膨胀、自私泛滥”等不断冲击大学生的“三观”教育，为了把好“总开关”，笔者认为可以从休谟政治哲学中关于人性论的预设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爱他人”与“爱自己”

休谟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使个人无法维持长久生存，并且很难满足对物质的无限欲望，因此人类只有依赖社会，依靠协作、分工和互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治社会，建立规则制度共同遵守，以维持正义，保证大家的利益安全。在这里，“爱他人”就等于“爱自己”，但这完全是出于“自身需求”。传统教材中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也是在“爱自己”和“爱他人”的辩证关系中探讨的。哲学在科学地揭示出人的本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的价值的内部关系，全面阐述了人的价值、权利及其实现的条件。人的价值指的是具体的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人的自我价值是离不开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的，是具体的和社会的，脱离社会的纯粹的自我价值是不存在的。人的自我价值（“爱自己”）是个人作为主体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对个人自我需求的满足。自我需求主要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其实现途径其一是个人的自我努力；其二是社会应能提供保证个人尊严、满足个人需要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和手段。人的社会价值（“爱他人”）是个人作为客体通过实践满足他人、社会的需要，其实质是个人通过创造性劳动，为社会、为他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所作出的贡献。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是辩证统一的，他们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互相转化的。一方面，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互为前提，表现在社会价值以自我价值为前提，社会应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使人的个人价值得到保证，即为满足个人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才能需要，提供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同时自我价值以社会价值为前提，也就是说个人必须努力对社会尽责，尽可能地奉献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为人类造福，得到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是通过实践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的，我们主张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自我价值。也就是说，在社会实践中，个人不断地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过程，也就是个人自我价值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在这里“爱他人”就是“爱自己”。

二、人性论预设的反思

休谟的政治哲学是注重人性自私的，但同时“又有有限的同情和慷慨”，此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在这里他做了基本预设：在有关人性的基本看法上看整个社会政治。他将追求人性地位放在最前面。

在休谟看来，人性的自私使得市民政府有了存在的前提，人的自私非正义行为造成的后果都会由政府“买单”，促进市民社会的建立。人本着自己的利益而“爱”他人，但“人爱自己胜于爱他人”，否则便不利于社会政治的建立。“我们虽然必须承认人性中具有慷慨这一样美德，可是我们同时仍然可以说，那样一种高贵的感情，不但不能使人适合于广大社会，反而和最狭隘的自然一样，使他们几乎与社会相抵触”。人性论真正的出发点是人性自私和有限的慷慨，因为，自然资源的相对匮乏，又赋予人无限的欲望，但个人满足这些欲望的自然能力又是很弱的，所以人互相慷慨的同时，既损害了自身利益，又使组织社会的力量弱化了，最终导致市民社会的解体。

在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似乎只承认人性中“爱”，不承认“自私”。似乎觉得“自私”只有反面没有正面，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自私”是对立的，所以早已拒之千里之外。但这样才是真正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我们承认人性中的自私，才能让学生看到真实的自己、社会，才可以让学生理解竞争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现实性，可以让学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承认“我”与“私”的正当性，并不是要否定“爱”。休谟认为因为自私，社会才有了秩序，有了市民社会、市民政府，“社会秩序才能规范、有效”。在此过程中，协作、互助、慷慨就成了一种可靠的“爱”，这种“爱”就成为约束“自我膨胀”和“自私泛滥”的有效手段。我们研判休谟人性论预设，承认人性的“自私”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使我们能实事求是地探讨人性，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更具实效性提供思路。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性阐述的“多”的建议

（一）大学生思想教育理论研究多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武器”多，这个武器指的就是理论。教育工作者要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意识超前，如休谟、霍尔姆次、康德、尼采等，他们的思想理论本身可供借鉴，但关键是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思想武装得更强，要能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时代抵御不良思想文化的冲击，把好大学生“三观”教育的总开关。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合理途径多

思想政治理论课如果只限于课堂，加之其教学理论思维的线性式、教育内容的平面式、教育关系的单向式等，则必然导致学生厌学。所以，我们要根据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比如：实践教学可以采取现实实践和虚拟实践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全方位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一所好的学校连墙壁也会说话。”注重宣传、善于烘托，弘扬时代精神，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大学生思想高地，不拘一格，全方位、多层次、多样性、多元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渗透到大学生思想建设的各个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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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训是办学理念和育人要求的高度概括，是校风、教风、学风的内核，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体现一所学校的特点和风格，同时也反映着时代、地域文化积蕴和精神；它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学校所有教职员工都应牢记心头、时刻遵守厉行的。

从大学校训的内容看，它所表征的是大学的独立思想、传统精神和办学特色；从大学校训的确立依据看，它是以办学实践为基础，根据社会要求和大学本质逻辑，在广泛收集和征求师生意见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大学校训的功能看，大学校训对大学师生的学术行为（科学研究、教学、管理和社会服务）具有导向性、规范性和勉励性作用，它遵循的是高校的风格特色和历史文化，凝练的是学校的人文传统和文化精神，表达的是学校的精神气质和理想愿景。

核心价值观丰富内涵

在高校语境的具体展开

核心价值观是社会的精神支柱，是贯通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代表国家层面，主张国家的自强与独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代表社会层面，主张社会的公平与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代表公民个人层面，主张个人的道德修养。它肯定了国家的价值根本，描绘了社会的理想蓝图，确立了公民的行为规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价值指南。

各个高校校训，从字面上看体现了各自的特色。从校训的提出、讨论、研究到最终确立，各高校或从学校筚路蓝缕、建校的艰辛提炼校训，或从学校学科特色出发总结校训，或通过对时代要求的考虑不断创新、调整校训的内容。这些无不体现出大学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优良作风与独立思考、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因此，高校校训所承载的高校人文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是核心价值观丰富内涵结合高校语境的具体展开。

具体分析，一方面，从高校校训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角度看，二者互融互通、契合共振。一些高校校训或直接引用经典著述话语，或将经典话语加以整合而形成，别具一格，富有特色，有效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培育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深厚土壤、源头活水。比如，武汉大学的校训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前三个词语都有经典的明确出处。从整体上看，这一校训体现的含义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树立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刻苦学习、积极奉献的伟大志向，以坚毅刚强的品格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为国家做出新贡献。毫无疑问，作为学校核心价值的表达，高校校训用寥寥数语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丰富的文化宝藏，为学人树立远大目标和崇高理想打下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高校校训不仅植根于传统文化，又富有现代气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动力和支撑，也是当代中国梦语境下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的力量源泉，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而高校校训所传递的价值信念、时代精神，对核心价值观具有极强的涵养力，是新时期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这种涵养力主要体现在高校校训塑造积极进取的校园精神气质，以及培养青年健全人格和良好道德情操上。青年人进入高校，不仅学习专业知识，还在校园文化氛围中接受熏陶。校训中蕴含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基因渗入青年的内心世界，塑造其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融入社会后，这种精神气质和文化基因便扩展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使校训精神以及与之相契合的核心价值观散播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一项针对国内256所大学校训的调查总结显示，大学校训普遍强调“求实”、“创新”、“勤奋”、“博学”、“团结”等。从这五个词进行分析，“求实”、“创新”不仅是研究学问的态度，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前提；“团结”是学校的力量之源，也是社会共同进步的不竭动力；“勤奋”、“博学”是学校的培养目标，也是个人前进的砝码。频率最高的五个词分别对应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这充分证明了大学校训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契合，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大学精神的供养。“团结”是“爱国”精神的显著标志；“求实”既是对“诚信”的彰显，也是“民主、法治”的基本诉求；“创新”、“勤奋”、“博学”既是“敬业”精神的实现条件，又是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实际工作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校训互通共融。

正是基于这种互通共融，可以说，探讨大学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在探讨大学和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大学校训注入了活力，大学校训则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资源，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的直观体现。

用校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高校作为公民价值观培养、传播最重要的阵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起着涵养和承托作用。

对高校校训精神进行重新解读，注重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迁，高校需要用校训解释好时代的精神特色，调整校训不符合时代的元素，充实和丰富校训的内涵。既要确保校训内涵的“高度”，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校训的应有之义；又要挖掘校训内涵的“深度”，使校训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载体。此外，还要拓展校训的“宽度”，使校训成为学生走出校园后职业、生活、学习等终身的个性气质和道德准则。

重视大学校训与时代结合，突出承古纳新。作为高校精神的校训，在不抛弃原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前提下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时代的要求，是与时俱进的产物，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价值取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环节。只有将当前多元化社会的价值旨归与时代的精神元素结合起来的校训，才能彰显出活力，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才能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站得住脚、立得住身。要将国家价值观与大学精神统一起来，让二者发挥出最大的合力，补足“精神之钙”，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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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3 ― 0139 ― 02

一、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解读

十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注焦点，可以说从宏观的政府层面到社会层面，再到微观的小我个人层面都在十分重视和积极践行。显而易见的是高校在将社会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培育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社会适应能力是包括基础劳动能力、学习能力、职业规划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各种能力和素质的总称，是大学生成为当前社会所需人才的先决条件。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从全方位角度综合评价大学生是否适应社会发展潮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层面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指明了奋斗方向。年轻大学生发展思维和各种素质能力因此能够凭借这种不层面的价值观教育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培养，把握素质教育的核心，全面发展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应该在原有的根柢上内容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应该也要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都要涵盖。在国家这个宏观的层面，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应该包括高度政治敏感能力；在社会这个整体的层面，应该包括道德约束能力和法律约束能力；在个人层面，应该包括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交际能力。大学生作为准“社会人”，而高校校园作为微型“社会”，使得大学生所具有的社会适应能力应该与生活的外部环境相适应。大学生提升社会适应能力既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目的，有利于大学生个性的形成和完善。〔1〕

二、目前影响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原因分析

1.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为顺应时代潮流和追赶世界先进国家发展速度，现在的中国社会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它正在进行着一场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体制模式到传统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从青少年身心发展角度来说，大学生在高校期间是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遇到改革，容易使大学生由心理平衡到心理失衡的阶段。当大学生成功踏上社会，便是心理失衡再次回到心理平衡的时期。所以说，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在心理平衡的调节起到重要作用，高校不容忽视。

其次，市场经济特殊性，它的开放、竞争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大学生内心的竞争意识和独立意识，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种意识的存在使得大学生对自己的认识存在不足，带来心理调节能力差的缺点。市场经济的功利性，趋势家庭教育和高校教育存在一定的功利性目的。据调查统计显示，部分大学生选择自己所读专业时更趋于实用性、直接性、短期性，而不是根据自己感兴趣方面进行选择。虽然，网络发展速度日新月异，信息传播更加广泛。但是，大学生还是普遍存在对国家政治时事敏感度不高，对公共话题和人文关怀相对淡漠。大学生社会化进程因此也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影响。

再者，不健全的法律制度使得社会上存在不良风气。这种不良风气一旦和利益联系在一起，不诚信的行为会使得大学生迷失道德理想的方向。更有甚者，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例如部分大学毕业生倾心“灰色技能”：读《厚黑学》，练酒量，找不正当关系等，“考试作弊、替考”，“论文剽窃、毕业文书造假”等。这势必对大学生形成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2〕

2.学校教育存在一定弊端

学校的基本职能是教育。而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服务的人才，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向学生传授应试知识。换句话说，学校教育在学生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是与社会性发展式教育的培养情况成正比关系的。而我国目前的学校教育职责中存在的问题是大幅度地重视对学生知识技能的培养，从而忽视了培养青少年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人才。总所周知，我国从小学接受教育的模式一直是灌输式的应试教育，到最后的考试成绩成为所有的学习成果和学习付出的转化结果。目前中国当下的功利化的教育目标、千年不变的教育手段辅助下，学校所形成枯燥无味的教育氛围，严重忽视了青少年的个性发展，所导致随之减弱的是青少年的社会化能力。一直以来，中国大学生一直以来习惯于接受课堂上老师的单方面的知识传授。老师也只是单单的负责起知识的灌输作用。和国外高校教育相比，我国高校教育模式固定、气氛单调、功利性目的强的缺陷。最重要的是，大学生目前缺乏的就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这三种能力，突出地表现为不善于提出问题，过分相信书本现有的成果或者老师既有的知识。加之，现在网络技术的发展迅速，学生获得现有的问题答案的渠道更加便捷。这些能力的缺失使得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受阻，“灌输式讲座”的教学方法是目前大学急需改革的。

3.家庭教育及自我教育所产生的偏差

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家庭对青少年人格健全和心理健康关注甚少，关注重心全部放在青少年身体和成绩。我国家庭教育和国外家庭教育相比，谈不上半点自由平等可言。现在许多家长让青少年从小就走重点之路：小学、中学、大学都要是重点学校。而且从最初的市重点、到省重点最后上升到国家重点学校。这种功利性、阶级化教育阻碍了大学生社会化的进程。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家长们对青少年的态度往往是除了学习以外，其他事都一手包办，这导致许多学生心理发育不健全，素质不全面。那么，这样的家庭教育势必对青少年的正常社会化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干扰作用。

大学生个人的心理问题主要出现在人际交往困惑、网络手机依赖症等。这些心理问题给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造成极大的困扰。另外，大学生的就业的观念的扭曲，使得很多大学生出现逃避社会的心态。可想而知，中国现阶段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情况颇为严重。

三、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培养有机融合

1.树立正确的国家价值观，提高政治觉悟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层面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实现社会层面与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的政治基础。高校要充分利用思政课，来提高大学生的高度政治敏感度的能力，增强责任意识，保持健康心态。责任意识和健康心态是大学生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也是其他能力的基础。〔3〕对于社会成员来讲，缺乏国家责任意识，工作就失去积极性、主动性，适应社会谈何容易；没有健康的身心成长，就会影响人际交往等能力的培养，也会与社会格格不入。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和价值观教育，树立正确的国家价值观，为社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各高校要重视这些课程的重要作用，开足学时，并通过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让学生尽快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政治觉悟，养成爱国家、爱社会的责任感。并最终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建设贡献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2.弘扬社会价值追求，重视家庭平等观念教育

家庭教育要崇尚自由平等。中国的家庭教育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培养青少年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懂得放手。只有从家庭环境影响青少年，才能把自由平等的观念融入到适应能力的教育中。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中国的教育提出六面“解放大旗”：解放儿童的脑，使他能想；解放儿童的手，使他能干；解放儿童的眼，使他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他能到大自然中去获取丰富的学问；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他能发挥创造力。这六大解放对当今中国的家庭教育仍然很适用，对于自由平等的观念的灌输更是有利的。〔4〕一个能够适应社会的优秀青少年，往往是可以通过家长适度的放手所培养出来的。如今，中外文化交流如此频繁，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的尊重孩子的教育理念远比我们国内家庭教育思想的先进。强调人人平等，强调人权，等级观念淡薄是国外大部分国家的主流文化思想。关键就是，中国的家长们要彻底理解“平等”二字。用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孩子，尊重孩子，让孩子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去学会独立思考，学会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机会。试着与孩子做好朋友，而不是端着父母的架子命令孩子。在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尝试父母与孩子一同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强迫式的命令。

3.加强个人实践能力，培育健康大学生心理素质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加大人际交往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公民的自觉行动。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新鲜血液，更应该自觉践行，树立健康的心理素质，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必须融入到高校的社会实践中。社会实践不仅为大学生提供了正确把握社会与个人关系，进一步完善自我的重要渠道，而且使大学生为社会贡献出自己应有的一份力量，同时拓展了大学生人际交往圈。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在验证学到的书本既有的知识之外，促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已具备的能力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大学生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面对社会上形形的社会成员，诚信友善地相处拓宽了社会交际圈。社会实践能使大学生的自立能力得到强化，从而合理调节自我期望值，纠正自我意识偏差和失误，缩短与现实社会的距离。社会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成大学生的社会化，社会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大学生们能够把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参 考 文 献〕

〔1〕柏文涌.论社会资本视域下家庭对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J〕.教育探索，2013，（01）：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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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2C-0046-02

党的十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表述明确概况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分别提出了价值目标。《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育引导大学生在理论、情感、行为方面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践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铸魂工程，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在需要，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要求，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现实需要，也是独立学院建设高水平应用技术型大学和培养品格高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人才的必然要求。

一、影响独立学院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因素分析

（一）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和融合不断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观发生猛烈碰撞。大学生还处在价值观的形成阶段，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难免会出现价值判断上的迷惘。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断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念，对我国大学生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它们扮演着价值判断者的形象，不断确立话语权，推行文化霸权，还通过网络、影视作品、教育、商业文化等形式，向我国输入西方的价值准则。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其价值判断难免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技教育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市场经济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这些冲击导致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受到质疑，有些人的思想走向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极端，拜金主义、追求享乐的思想日益严重，导致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产生困惑。同时，贫富差距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住房、教育、医疗等现实矛盾，少数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等问题，都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这些问题都对独立学院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独立学院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减少负面影响，保证教育效果。

二、独立学院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教育机制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中，高校需要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学校和家庭是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的三个因素。目前，三方还没有形成协同教育机制，教育力量还没有形成合力。社会上有很多好人好事，很多感人的事迹，正面教育引导着学生向上、向善。但是，也存在着很多负面的事例，比如道德失范、经济违规、生活奢靡等不良现象，给学生的价值观形成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既要培养学生的良好道德情操，也要培养其良好的业务技能。目前，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有待加强，还没有真正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学生在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还不够理想。家庭教育是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因素，但现实中很多家庭的教育趋于功利化。

（二）教育内容和形式缺乏吸引力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中，有时是空洞的说教，照本宣科地进行宣讲，没有和具体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实践有效结合，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吸引力和现实感，没有和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需求相接洽，必然收不到教育的实际效果。有的高校太在乎形式，过于追求形式的完美，没有在内容上下功夫。形式没有较好地为内容服务，自然难以取得好的教育效果。有的独立学院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政治色彩过于浓厚，过于追求崇高和理想，和学生学习、生活的融合度不够，容易引起学生的排斥，从而影响到实际的教育效果。

（三）价值观教育忽视了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及认知规律

独立学院的学生学习基础相对较差，但他们有着很多优点，如热爱祖国、有思想、充满正义、乐于助人，他们思维活跃，有性格，有特长，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但是，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往往处于中心地位，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家庭过多的庇护，比较缺乏社会阅历，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弱。当前，独立学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还没有有效把握这些学生群体的特点，忽视了他们的情感需求，导致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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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一思想表明，文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只能由社会的性质来决定，不能由文化的类型分工或其它因素来决定。社会主义文艺若要坚定地保持其社会主义的性质，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内容。这是文艺意识形态理论始终坚守的基本立场。

文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内容，必然会具有特定的社会功利性。这种社会功利性是否仅仅属于文艺的外部关系，是否会与文艺审美性的非功利原则相违背，是否强调社会功利性就破坏了文艺的自律性，这是需要弄清楚的理论问题。

科学的的审美理论认为，文艺的审美性及审美价值具有多重结构因素、多种形态。它既有外在的形式表现因素，又有内在的可引感反应的因素。这种引感反应的内在因素，既可以是对人类具有一般性的生活内容及精神情感的反映，也可以是对具有特定社会价值的生活内容及特定情感倾向的反映。随着社会状态的不同，审美价值的结构形态会有所侧重。一般说来，在社会的平和时期，审美价值中的形式表现因素及人类一般性生活内容所占的比重较高；在社会的变革时期，与特定社会价值倾向相联系的内容则较为重要。在中国近现代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文艺社会功利内容在审美价值构成中的地位尤其突出。这一时期，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强烈要求是革命、解放和进步，违反这一潮流具有逆动性质和内容的文艺作品，在人民眼中是不会具有审美价值的。正因为如此，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在满足人民审美需要的同时，还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新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平和，不具有特定社会功利价值及其倾向的休闲娱乐性需求，在文艺审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国家的发展、人民的事业、社会的状况及国际局势的变迁，这些现实生活内容反映到文艺作品中，就转变为具有特定功利性的艺术内容，构成有特定社会价值倾向的审美价值。对于社会现实功利性问题加以关注并且具有特定立场和明确意识的人们，在对此类文艺作品加以审美接受时，必定会对审美价值中的功利性因素产生反应。此时，作品具有的社会功利价值倾向与审美接受者社会价值观念之间就会结成具体的审美关系。当二者相一致时，作品的审美价值可以正常实现，接受者可以形成审美愉悦；当二者不相一致时，接受者会形成该作品于己有害的感觉，对作品做出否定性评价，不能产生审美愉悦，该作品对他不具有现实的审美价值。如果接受者没有特定而明确的价值意识，则可能被动地受到作品价值倾向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形成同样的价值观。而且，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越强，其价值倾向的影响力就越大。

可见，进步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是有机融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艺的功利性内容，不仅不破坏文艺的审美性，还有助于充分有力地建立起审美性，有助于审美价值的实现。因此，文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承载方式，又可以通过审美过程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实现的有效手段。

譬如，电视剧《亮剑》《戈壁母亲》蕴涵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奉献精神，就为作品的审美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怀有同样思想意识的观众，可以充分地从中领略到艺术感染力，产生强烈的审美激动。这样的文艺作品，就在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生动力量。同时，这些作品对青少年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及价值观的树立，同样可以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不过，要看到，在我国当下的文论思想及审美理论中，的确还存有一些模糊的、不正确的认识。譬如，为了反对不计审美性而把文艺加以工具化的错误倾向，有种意见就主张把文艺的所有功利内容全都排除掉，完全否定审美价值中的社会功利因素。这就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形成了片面的审美学说。在这种片面的审美论中，审美仅只是对艺术形式的观赏，对形式技巧的运用，对普遍人性、人类一般情感的表现，这就陷入了谬误。其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它不符合审美原理。它以为要肯定文艺审美的非功利性，就必须排除文艺作品的功利性内容。但它不知道，审美的非功利性质和审美事物的功利性内容之间是并不矛盾的。审美的非功利性专指审美体验的形成途径与方式，是要表明审美愉悦的形成，是通过对事物外在表现形式的知觉而实现的，不是经由功利性生存需求的满足而实现的。肯定审美时的形式知觉过程，并不否定审美对象本身可以具有功利价值或功利内容，也不等于说审美对象只是形式，不能有社会功利价值内容。因为任何形式都不能抽象地存在，必须与内容合为一体，统一为完整的事物。人在知觉到事物外在表现形式时，会同时意识到事物可能具有的功利内容，从而对审美判断产生决定性影响。文艺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文艺作品整体上都是社会生活的外在表现形式。因之，人对艺术品的知觉与接受，从过程、方式、结果上讲是非功利的，而艺术品本身是可以具有功利性内容的。

第二，它不符合唯物史观。人的品格、秉性、情感等等，既有人人共同之处，更有人与人的不同之处。人作为具体的社会存在，其品性、观念和情感的生成都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和社会的。在民族大义的基础上可以形成人民性的感情，在卖国求荣的基础上形成的则是反人民的感情。如果将是非观念相混淆，精神价值无区分，那么文艺势必造成不良的后果。

例如，在片面审美论影响下形成了这样一种创作主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能简单地区分为“好人”“坏人”；人是复杂的，多重性格的，好的文艺作品就是要表现出人性的多样与复杂；为了表现人性的复杂，需要模糊“好人”和“坏人”的界线，让“好人”有“坏”、“坏人”有“好”。同时，社会价值方面的“好”与“坏”同人格方面的“好”与“坏”是混杂在一起的，而且人格方面的“好”与“坏”似乎更为重要，更具有“人性”意义。于是，我国近些年的一些文艺创作，又形成了新的概念化、公式化模式，作品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节：社会价值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一定在人格方面是有缺陷的，他们粗暴、不近人情；而社会价值意义上的反面人物，一定在人格方面是美好的，他们温情、孝顺、诚恳。这种创作的结果，就是使得有进步意义的人物变得生硬冷酷，不让人喜爱；而没有进步意义的甚至罪恶的人物，却变得令人同情、惹人喜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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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追求，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和发展了的价值理论，校正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为化解我国的国内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高等学校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健康成长和顺利成才的必由之路，有利于大学生成长，也有利于大学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客观实际中去，使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有用武之地。然而，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独立学院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路径呈现出书本化、单一化、模式化倾向，这导致部分大学生不了解、不认同、不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原因。” 这种现状要求教育工作者在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知与践行过程中，必须开拓新的丰富多彩的方式。而社会实践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教育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必须有一定的利益导向相配合，否则就无法形成健康的社会心态。“教育是一种导向，但生活本身就是教育，就是导向。”因此，独立学院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应当与社会生活接轨，充分考虑社会生活的导向作用。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社会生活接轨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大学生广泛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在与社会的接触中不断增加对社会的了解，从而认识自我。找到个人与社会的结合点，逐步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他们学到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准则。增强劳动观念，掌握劳动技能，锻炼意志品质，培养吃苦精神和节俭意识，提高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在此基础上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同时倡导青年学生通过服务社会来体验奉献的乐趣，培养他们高尚的品德。社会实践在独立学院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展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主题社会实践活动，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是大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的核心课题。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知识体系向信仰体系的转换，需要在理解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和接受。大学生只有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用实践来检验一切、审视一切，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认识自觉地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自觉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自己并结合课堂教学内容，使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达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组织在校大学生进行主题实践教学活动，引导学生走出课堂、深入社会、了解社会，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体验、感悟、树立并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独立学院应该吸取母体学校的经验，结合独立学院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学生思想状况，教师精心制定实践教学实施方案，对教学主题、具体内容、实施步骤、实践考核进行详细规定；学生针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深入进行主题调研，获得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并撰写调查报告深入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议。

近年来，电子科技大成都学院开展以大学生“学习红色革命”的专题教育活动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第一个课，让他们参观革命旧址、博物馆、战争纪念馆等等，让大学生了解抗战历史，感受我们现在的辛福生活来之不易。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组织大学生参观5.12大地震纪念馆，30多位入党积极分子大学生在5.12汶川大地震的烈士纪念碑前，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参与此次活动的大学生说：“作为当代大学生，必须努力学习，牢记使命，建设祖国”并表示回校后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奉献自己”。学院团委组织全院500余名大学生参与20多个社会调查，写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调查报告，如《5.12大地震后汶川发展状况》《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大学毕业生就业》《梦想与奋斗――对家乡民生建设的调查》等等，这些实践活动引导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学生在了解社会、关注民生中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会理解、认知认同，真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在大学生心灵中产生共鸣，在精神上聚集价值，在思想上形成共识，成为大学生思想的指引、精神的追求、价值的坐标。

二、开展丰富多样的社会公益活动，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社会精神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的学生与母体高校的学生有着不同的特点，成都学院的学生多数生活在比较优越环境中，他们脱离社会实际，脱离体力劳动，脱离劳动群众，较少关心社会，与社会实际有相当距离；以我为中心，个人主义意思强，组织能力差，团队意识和服从纪律的意识较淡薄，缺少吃苦耐劳锻炼。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不仅让他听报告和参观学习，更要让他们“深入实践、深入社会、体验生活”；要让他们“走进群众”接触社会。

社会公益活动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形式，也是开展独立学院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课堂外教育阵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实践，把价值观教育渗透到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开展以“走进社会”为要求的社会公益活动，让大学生“走进群众”，把个人成长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关爱家庭，关爱他人，奉献家乡，奉献社会的实际行动。进一步推动独立学院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高。

主题教育活动是“走进群众”的重要方式，让他们“知荣辱，树新风”，从“低层做起，从一线的劳动者做起，从自身做起”，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开展“我与环卫工人的一天”主题活动，让大学生在上街清扫垃圾的艰苦劳动中锤炼自己，在环卫工人那种不怕脏不怕累、不甘平凡的感悟下，大学生深化了“不管那个岗位，只要你坚持不懈，不放弃，就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认识，就能成为有价值的人。就是这种实践活动，让大学生懂得了“人生的价值”，读懂了“奉献意义”。

社会调查是“走进社会”的又一重要方式，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组织了近500名学生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其中七个队伍赴偏远山区以及藏区义务支教；三支队伍支援雅安灾后重建；四支队伍贵州赤水红色之行；两支队伍建设安全小家园、共筑完美中国梦；两支队伍走进缘园敬老院；一支成都市二环内公共场所英语规范使用调查团队；两支队伍洲际旅游集团实习团队。希望通过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社会精神。能够更好地鼓舞广大学生积极地投身到社会实践工作当中去，尽自己所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更好地展示我们大学生的风采，承担起未来建设国家的重任，承担起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任。

三、开展“理想与现实结合”就业实习活动，提高大学生的职业技能，增强创新意识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了崇高的价值追求，培养了肩负历史使命的精神支柱，促进了让大学生创业就业。

随着高等院校扩招，今年在校应届大学生已达118000人，相当于2009一倍还多，虽然，成都有数万家外资和民营企业，但大学生就业形势仍趋严峻。加上大学毕业生对就业的期望值过高，不愿到生产和服务性企业去；因此，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为社会、学校以及家长十分操心的问题。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经过多年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让大学生逐步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自身实际，不断用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引导他们，不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他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他们。使大学生从理想与现实结合得更实在，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打下较好的基础，从而逐步地转变了择业观念，端正就业观。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把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同创业就业结合起来。开展了多样的主题就业观教育，开设就业创业指导培训课、召开创业座谈会，邀请成功企业家向大学生介绍创业成功的历程，激发了大学生创业热情，坚定了创业意志。学院已分别与MOTOROLA成都软件中心、成都颠峰软件公司、成都国腾实业集团、上海新娱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夏尔数码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航空集团公司、深圳航空公司、鹰联航空公司以及双流机场等企业合作建立了企业实习实训基地，学生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掌握了现代企业所要求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实现了人才培养和产业的无缝链接，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毕业生受到了众多用人单位的青睐。

在社会实践活动的推动下，毕业生就业状况：我院2013届毕业生就业率为94.3%，其中31%的毕业生选择了进一步深造。近两年，有30多名同学被推荐免试到电子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国内重点高校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还有60余名同学考入国内外其它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大学生的就业发展有几个变化：一是就业率稳定，据学院就业办的统计，毕业生就业率达94.3%以上；二是就业结构变化，到企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三是创业增多，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逐步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从原来的坐等政府安排、片面追求物质待遇，转变为积极自谋职业、追求自我价值，贴近社会实际，把就业看成是对社会的责任。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与创业就业紧密结合，促使大学生社会实践受到社会群众、学生家长以及大学生的欢迎。

观察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我们不能发现一个现象：只有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指导独立学院社会实践活动才能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担负起传承中国特色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学生，帮助他们形成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快速成才，才能更好地促使其实现人生价值；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独立学院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培养其爱国之情，贡献之心，自修之为。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优秀价值观。借鉴了近现代社会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蕴含着几千年人类文明曲折发展历史的精华积淀和深刻的当代科学哲理，引领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是承载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石。独立学院教育工作者应以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共同担负起教育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任。自觉把“育人”贯穿于“教书”的全过程，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要求，坚持以正面教育引导为主，在营造浓厚舆论氛围上下下功夫，在深入和普及上下功夫，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上下功夫，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入学生的心田，自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同果.大学生社会实践发展趋势新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