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与管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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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工作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

社会工作是一门实践性和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十分注重实务与操作，它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有关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与社会相关的各种理论，而且更要求社会工作者掌握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方法、技巧，具有较高的操作动手能力，并能够熟练地运用到社会服务中。因此，在社会工作专业教学中，需要专门的场所设置，进行实务训练。社会工作实验室作为培养学生的专业技巧、提高操作能力的主要场所，是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的基本保障，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社会工作实验室的功能

至今，我国已有250所左右的院校设置了社会工作专业，同时建有社会工作实验室的也不在少数。社会工作专业实验室的建成，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将课堂理论知识进行实践模拟运用的能力，提高了教师与学生的专业实务能力，提高了学生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促进专业建设。

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接受系统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训练。社会工作实验室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体现了专业服务的基本宗旨。

（二）促进教学与科研。

社会工作实验室一方面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进行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大方法的学习以及社会工作实务课程，如老年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等提供实验教学场所，教师和学生可以利用实验室进行访谈、沟通、协商、辅导及治疗技巧的训练与操作，现已开出基础性、设计性和综合性实验项目15个，涵盖十余门课程；另一方面为教师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丰富了专业教师的实践经验，扩大了专业影响，为把专业知识技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提供基本途径。

（三）加强人才培养。

社会工作实验室所开展的实验项目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社会工作技能与方法，帮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感悟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实验教学内容与本专业学生的培养方案结合紧密，有助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四）服务社会。

以社会工作实验室为依托，在教师的指导下，JN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创建了“同心圆”社会工作协会，在各社区开展了多项社会服务项目，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反响。面对中小学生开展的“八点半”和“小脚丫”辅导班；自闭症儿童康复服务协助小组；高校中的社工关怀工作室；12338妇女维权热线、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咨询服务等等。

三、社会工作实验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实验室的建设与运用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经费投入、管理体制、实验室队伍建设、运用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一）实验室经费投入不足。

由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时间短，舆论宣传不到位，社会工作专业与职业还远未被社会各方面广泛了解和认同，这样就直接影响了社会工作实验室的经费投入，制约了社会工作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

JN大学社会工作实验室自建立以来，主要的仪器设备基本上没有进行过换代升级，设备陈旧，部分配件破损，很难满足正常的实践教学任务与服务社会的需要。随着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学生多、实验仪器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仪器损坏率高，形成了恶性循环。

（二）实验室管理体制不完善。

按照教育部要求，实验室应该实现校系二级管理，现在许多学校的社会工作实验室还是三级管理体制，自己建设自己管理。没有归口管理，因而缺乏统一规划，导致了社会工作实验室的建设与运用不能得到很好的开展。

（三）实验室师资队伍不健全。

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及实践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目前很多从事于社会工作专业教学的教师大部分没有经过社会工作专业的系统教育，实务操作能力不强，拥有实验室专业技能的教师更是寥寥无几。

在JN大学目前的社会工作专业教师中，46.6%教师的专业背景是社会学，46.6%教师的专业背景是哲学、管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其中只有1人具有社会工作硕士学位。至今尚未配置实验室的专职教师。

（四）实验室开放程度不到位。

社会工作实验室主要是针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开展专业实践教学服务的，是专业学生开展专业服务的主要场所，还未能全面地向全校和社会开放。一方面，由于社会工作实验室许多仪器设备已很陈旧，严重缺乏设计性与研究性实验中的仪器设备，限制了实验室的开放程度，至今，JN大学的社会工作实验室只对本学院的其他专业学生实行开放。另一方面，由于设备落后、管理不完善、专业人才缺乏，专业教师与学生的实务能力不强，不能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影响了社会工作实验室对社区居民的开放。

四、改善措施

（一）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实验室环境。通过学校加大投资力度和校外筹措资金的途径，改造实验室教学和科研支撑条件，扩大社会工作系实验室的规模，更新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不断加强硬件建设，逐步将其建成设备齐全、功能完善的实验室，实现社会工作实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

（二）完善管理体制，系统科学的管理社会工作实验室。社会工作实验室实行应由学校统一规划，实行学校与学院两级管理，与学校的其他实验室开展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化配置，以挖掘实验室的潜能，更好地服务于专业的发展与建设。作为负责组织与管理教学方面的学院，应合理规划社会工作实验室的建设，岗位明确，责任到人，以保证实验室的正常运作与合理运用。

（三）加强实验室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一方面，“请进来” 通过聘请著名专家、学者讲学，提高师资队伍的理论水平；同时邀请一些机构的丰富经验的社会工作者进行交流，提高师资队伍的实务操作水平。另一方面，“走出去”，到国内外一些社会工作较发达的地区或国家，进行学习培训，提高业务能力和实验教学的水平。

（四）全方位开放社会工作实验室，提高利用效率。一方面提高对全校师生开放的力度，实行全方位的开放，实行分层次、分模块的教学方式，促进学生将课堂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模拟运用，提高学生的专业实务能力，满足教学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进一步需求。另一方面，以社会工作实验室为平台，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开展更多的社会公益项目，拓展社会服务领域，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地进行社会服务实践，增强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服务能力，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促进地方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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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

2011年，广州市正式下发《关于加快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办法》提出，到2012年上半年，广州市每个街道至少建成一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这不仅促进了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发展与建设，同时也加快了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的推进进程。不可否认，这是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进步的体现，但由于残疾人社会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目前正面临着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残疾人社会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缺乏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残疾人社会工作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但其传入我国及兴起的时间较晚，且由于地域及文化的不同，西方残疾人社会工作所积累的理论和实务经验并不完全适合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开展，且现有的关于残疾人社会工作方面的研究资料相对缺乏，导致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发展缺乏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二）残疾人社会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有效的服务体系

在《关于加快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办法》的激励下，截至2013年底，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已经覆盖市内的所有街道，成立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约150多家，全面铺开家庭服务、青少年服务、长者服务、残疾人服务等多个服务项目，搭建起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对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实践，并积累了一定的工作基础和工作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的发展。据笔者了解，广州市各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虽然全面铺开了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但都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服务相对松散，尚未能形成一个囊括专业服务理念、工作手法的整合体系。

二、个案管理介入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实践探讨

沃莱基斯和格林（BetsyS.Vourlekis&RobertaR.Greene）在1992年出版的《社会工作个案管理》一书中，对个案管理做出如下定义：“社会工作个案管理是人际关系的过程，奠基在个案管理者和案主（系统）之间的关系，彼此间共同发展照顾计划，以增进需要长期协助的案主之机能，并提升其支持网络，而且促进并确保连续照顾的范围，使之成为有效的服务。介入则反映社会工作的价值，目标在对案主的能力和环境的需求之间的相互配合和改进，这些部分包括改善伴随失能或疾病而来的问题，建立支持网络，促进案主水准的服务协调，并产生系统水准的效力。”[1]

传统的残疾人社会工作运用个案、小组及社区三大工作手法开展工作，不仅服务的人数有限，而且无法实现服务的全覆盖，更不能及时掌握和了解复康人士及其家庭的动态。因此，广州市C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将个案管理这一模式引入到残疾人社会工作当中，尝试探讨和搭建一个完整的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这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个案式建档

个案式建档，是搭建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第一步，亦是整个服务体系建立的基础。广州市C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对辖区内的480名复康人士均以个案的标准去建立完整的个案式服务档案，详细了解复康人士的失能程度、残障对其个体及家庭生活带来的影响、复康人士个体及家庭如何应对这种影响、复康人士的社会支持网络状况、社会保障的落实情况等方面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界定该个案的服务需求、订立服务目标以及制定跟进策略。

（二）分级跟进个案

为了体现个案管理的系统性，广州市C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从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出发，设定了复康个案分级表，将个案划分为活跃个案、普通个案及非活跃个案三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对应的跟进方向、跟进频率及跟进方式。复康个案分级表评估标准包括复康人士个体失能程度、复康人士增能需要、照顾者压力、照顾者技能提升需求、社会保障落实情况、资源需求度及危机指数七大方面。建立个案式档案后，社工会根据该个案的实际情况及结合社工的专业判断，填写复康个案分级表，将该个案划分等级，并按照其所属的等级跟进要求去开展服务，活跃个案以社工跟进为主，其跟进频率在活跃、普通及非活跃三个级别当中是最高的，反之，非活跃个案跟进频率最低，且采取社区工作人员电访为主、社工跟进为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跟进。

（三）调级制度

社会环境是时刻变化的，复康人士个体及其家庭在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其所面临的问题或需求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缓解或加重。因此，广州市C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将调级制度纳入个案管理这一服务系统中，这就意味着复康人士个案所属级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复康人士个体及其家庭的实际状况进行级别上调或下调。当复康人士面临问题或困境，在社工的介入下，其问题或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或解决的情况下，社工会重新评估该个案的实际状况，将其所属个案级别进行下调，如由活跃个案变成普通个案或非活跃个案、由普通个案变成非活跃个案。相反，复康人士遭受丧亲、重大疾病、离婚等重大事件时，社工亦会根据其实际情况，将其所属级别上调为普通个案或活跃个案，重新设定跟进目标和方向，并提升跟进频率，以更好地满足复康人士的实际需求。

三、个案管理介入残疾人社会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广州市C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运用个案管理介入残疾人社会工作，提升了服务的覆盖面，强化了社工对复康人士的关注与支持，有助于社工更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关服务以满足复康人士的实际需求，最大限度地提升复康人士的福祉。个案管理介入残疾人社会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服务成效，但由于其推行时间尚短，虽然已经搭建起一个服务系统框架，但这个服务体系尚未成熟，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需要在专业服务开展过程中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资源整合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个案管理注重强调社会工作者与其他单位的共同合作和协商，整合社会资源，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全面、有效的服务，满足服务对象的多元化需求[2]。广州市C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目前所建立的个案管理服务体系，虽然整合了残联、居委会、精神病院等部分正式系统资源，但忽略了辖区内的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系统资源。

（二）社工专业素质需进一步强化

社工是残疾人社会工作的直接推动者，社工的专业能力素质直接影响着服务的质量和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发展程度。残疾人士的“失能”，让残疾人士在生活中遭受多方面的阻碍，如个体无法正常就业、成立家庭、依赖家属供养造成家庭经济负担加重、低自尊、受到社会的排斥、嘲笑和冷漠对待等，其问题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而社会工作者普遍年轻[3]，对专业认识和专业技巧的把握不够深入，且缺乏直接的实务经验，难以有效应对和处理残疾人社会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挑战和困难。

（三）居民对社工的认同度有待提高

残疾人社会工作作为一门新兴的职业在近几年虽然得到了迅速推广，但居民对新生事物的接受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对社工的认同度过低直接影响着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4]。广州市C街处于城市边缘，居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其对社工虽然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但认同度还是处于一个较低水平，需要继续提升其对专业服务的理解和认识。

四、解决策略探究

要解决个案管理介入残疾人社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保证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及高质量，则必须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改进和应对。

（一）加大对社区资源的利用，提升社会资源整合度

要做好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仅仅依靠社工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必须对社区内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利用，充分发挥各个社区的优势，从而更好地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工作。社工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提升社会资源的整合度：一方面是充分挖掘与残疾人服务相关的单位，如残联、居委会、康园工疗站、精神病院等，建立紧密的联系，以形成合力，共同为辖区内的复康人士提供系统化服务；另一方面是挖掘社区的义工资源，为复康人士提供定期探访及情感支持服务。

（二）加强社工对实务经验的积累，提升服务专业性

社会工作是一门实操性很强的专业，只有掌握了一定的实务经验，社工才能更好地应对残疾人社会工作开展中的困难和挑战，保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因此，必须加强社工对实务经验的积累：其一，社工在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过程中，经过实践和摸索，不断积累实务经验；其二，加强对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培训。通过培训，让社会工作者获得一种新的服务体验，并将其整合运用到实务工作中去，不断融会贯通，逐步积累服务经验。这可以通过邀请社会工作发展比较成熟的香港专业督导对社会工作者进行专业培训，通过培训不断提高社会工作者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社工对实务经验的积累。

（三）加大社会工作的宣传力度，提升专业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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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概念及内涵

1999年美国社会工作协会伦理守则（1996）修订委员会主席Frederic.G.Reamer（1999）曾给伦理困境下过一个定义：“所谓伦理的困境是当专业核心价值中对专业人员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相互冲突的情形，而社会工作者必须决定何种价值要优先考量。”[1]

Frank Loewenberg 和Ralph Dolgoff（1988）也明确指出：“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伦理问题起源于作为现代特点的价值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当一个从业者面临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冲突的价值时，伦理困境就可能会产生，诸如公正与平等，服务效用与效率或能力与平等。”[2]

二、伦理困境的具体案例归类及其分析

（一）保密及隐私权

保密原则要求社会工作者在除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外，没经案主同意不得泄露任何案主相关信息，对案主所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行保密。

1、案例介绍

高女士，女，32岁，已婚，无业。高女士的儿子是一名自闭症患者，现在某市一家自闭症康复训练机构接受康复治疗近三年，高女士家里条件不好，带领孩子来到复机构后，得知机构有关于自闭症儿童家庭的优惠政策，每个月享受所在区残联2000元补贴来抵消康复训练中心应交付的学费。高女士申请到该补贴并一直享用至今，但事实上，高女士一年前已经把户口专业到其他地区，只是其并未告诉现在康复机构的任何人员。这些信息是高女士在小组活动中分享到的，她希望机构社工能为她保守秘密。

2、伦理困境的解决

上述案例中的两难困境，为了更好地维护案主的利益，社会工作者可鼓励案主主动承担问题，鼓励其主动向机构说明自己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案主确实不符合接受那个2000元补助的话，社会工作者可向机构以及残联相关负责人申请，帮助案主获得其他方面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样既维护了机构的相关利益，又没有损害案主的利益，可在实际实践中把问题处理的更加完善。

（二）案主自决权

案主自决权原则指案主有权利作出自己的选择，社会工作者应尊重案主的自决权，在结合案主的选择的基础上，彼此双双共同达成一致目标。

1、案例介绍

来访者李某，女，年龄34岁，已婚，无业。据李某提供的信息，其从小缺乏父爱，在她的描述中，父亲不但是其生命中可有可无的人，没有对自己一点的照顾，甚至也会因为怀疑自己偷懒自己家里的东西而对其进行打骂，李某有很强烈的恋父情结。在她与其老公结婚前，因当时比较依恋老公对其父亲般的照顾，二人便冲动地结了婚。谁知道婚后老公像变了个人，她们二人存有很多差异，加上二人年龄的差距，总觉得有隔膜。儿子出生以后，被检查出患有自闭症，老公更是对母子俩不管不问，照顾孩子的任务完全落到李某身上，现在的李某，觉得很是孤独，很痛苦。

2、伦理困境的解决

在该案例中，社会工作者应尊重案主的自决权，帮助案主分析她即将面对的不同境况，让案主自己做出选择。若案主依然选择回到那个让她很困苦的情境中，社会工作者唯一能做的是帮助其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自我保护能力，培养其自信心，增强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价值中立与价值介入

价值中立，也就是对案主的一些看法和价值观念持非评判态度，对案主进行接纳。而价值介入即是指社会工作者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对案主及其问题作出评判，并利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要求案主做出相应的改变。

1、案例介绍

来访者陈女士，37岁，已婚，儿子今年12岁小学五年级，丈夫是出租车司机，张女士为了儿子的学习，一年前辞去工作在家全心带孩子。来机构的诉求是希望社会工作者能帮助其改善与儿子的关系，陈女士总希望自己的儿子是最好的，儿子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是陈女士觉得自己的儿子学习一定要每次拿第一，儿子小的时候，家长每次带他出去，别人总是夸儿子乖巧。现在儿子一点也不乖巧，并且做不到一天两遍刷牙换内衣，有时换了以后还不及时清洗。张女士觉得还是儿子小的时候比较好，什么都听自己的。

2、伦理困境的解决

这种案例，在一开始的应认真听案主说出她的诉求，不要给其一个肯定的答案，更不要去建议她怎么做，面对这种情况，只能充分地肯定她所作出的努力，社会工作者可少说话，但要尽量引导案主去思考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问题，或可找来孩子，让二者进行角色扮演，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再看看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面对这类案主，应尽量控制自身价值观的介入，避免一开始就带有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些有关价值观的选择问题，更不应该直接指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更有效的是进行间接引导。

三、社会工作实务中伦理困境的可能选择

谢吕莎提出了社会工作伦理抉择的总原则，包括自主性、无害性、获益性、诚实性和公正性五点[3]。而库少雄教授在《社会工作实务》一书中指出了社会工作的价值序列，如下：1、保护生命；2、维护独立性、自主性和自由；3、营造平等的机会；4、提高生活质量；5、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隐私权；6、讲真话，并开放所有的信息；7、根据资源原则行动[4]。

结合之前的研究成果，个人总结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个人价值符合社会价值和专业价值

在具体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可能会遇到很多与自身价值严重冲突的案例，当个人的价值标准与社会价值标准和专业价值标准发生冲突时，一般要求是个人价值观念应该服从社会价值和专业价值，同时社会工作者也应该服从社会价值和专业价值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真正应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和不同的伦理困境选择。

第二，保护生命原则

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经常会遇见很多保密原则与保护生命原则冲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自身的实践经验，应该坚持保护生命原则放在第一位的原则。因为生命是每个人最大的财富，生命权是最高的人生权利，在服务的过程中，保护案主的生命安全应该是社会工作实务中的第一原则[5]。

第三，保护案主最大利益原则

正如前面伦理困境中的案例举例，有时社会工作者会面对很多可能会损害案主利益的两难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坚持案主最大利益原则，即将案主的利益减到最小，尽量找到所面临的两难困境的出口，最大限度地保护案主利益，使其更容易地恢复原来的生活状态。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这种最小的伤害中被允许的强制性定要经过民主决议决定，同时不能伤害到案主的生命健康。[6]（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2]郭明军.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伦理困境及解决对策[J].学术前沿，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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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4-0007-02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发生着改变，同时也为构建社会工作伦理体系带来机遇和挑战。构建21世纪中国特色的医务社会工作伦理价值体系，不仅仅要求分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吸收借鉴有利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因素，在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改造、发展、创新，从而实现对我国社会工作伦理体系构造的理想。

一、紧随当代核心价值体系

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导向，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认识，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要实现的目标，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构建要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背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们党提倡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政策目标，国家的价值导向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倾向，从而决定了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取向，也关系着社会工作能否顺利协助政府实现美好社会景象的愿景；“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体现了以人为本，追求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恰好符合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取向，让我们更加坚信要以人的实际需要作为服务的出发点，强调对人的尊重，强调人人有平等权利享受社会赋予的福利，不会因为个人的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而有所偏颇，在公平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法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制定政策法律时应当特别考虑到社会当中的“最小受惠者”，因此制定社会工作的伦理守则要合乎政策法律要求和本土的伦理道德标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规定了公民基本的道德准则，这也是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应当遵循的基本标准，伦理守则作为指导社会工作者行为的指南，只有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才能发挥专业本身的效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二、立足本土文化

我国传统价值观念对集体的重视远远胜于个体，从小我们就被教育“国家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个人和集体利益面前，个体利益对集体利益的无条件服从和牺牲是无可争辩的选择。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的束缚下，个人总是作为集体中的一部分而存在，群体中的个人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个人的位置所在，集体利益的维护要求个人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来确保。正如梁漱溟所说：“在中国的思想中，所有传统的态度总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而是把人认作‘依存者’”，这种大同、和谐的思想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的文化里，家庭和国家永远是个人的庇护所，过分强调了集体对于个人的作用，长此以往个人容易对集体产生依赖性，从而削弱了个体奋斗和创造的激情。虽然这与西方追求个人主义思潮和这种群体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文化不能用对错来判断，它是与社会的历史发展相伴相生的，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社会，同样这种文化也会造就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工作模式。无论怎么样模式的社会工作只要能在合乎社会伦理道德的范围内，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起正向的促进作用，那么这种模式就是好的。对于全世界来说，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工作模式，因此也不会有一套普适的社会工作模式。当然，即使有普适的模式，对每个国家来说也不一定适合。虽然我们对个人价值的重视程度与西方的差别较大，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抛弃自己的优秀文化，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构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们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是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关系之上的，这就是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这种格局是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网，人们喜欢以自己为圆心画一个社会圈子，从内向外划分亲疏远近，我们的社会制度执行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就是“关系的远近”的人情关系。而西方社会把制度放在管理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唯有“铁的制度”是最有效的，最公平的，通过制度来管理国家约束个人，是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执行国家福利政策的一个原因。因此，社会工作应在运用“以理服人”工作方法解决问题时，需充分考虑本土“以情感人”的交往方式的影响。

三、融合西方文化

社会工作这种职业化的助人工作，其发起源于西方的慈善组织会社和社会睦邻运动的助人理念，这种理念原本是个体自发的，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需要，西方国家把它列为一种利他的制度和职业来协助解决人与社会和环境互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这种助人的行为打上了制度的烙印，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对从业者具有了强制性和约束力。一方面，社会工作的助人活动是通过社会制度与案主建立专业关系，依靠相关制度的支撑来解决社会问题。在提供服务时，需要专业的工作方法对案主的困难进行分析并借助于相关社会制度的协助对案主提供帮助。从案主的角度来看，他们寻求帮助首先相信的是制度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然后才认为社工有能力帮他们把制度转化为需要的资源。社工会因此获得应有的报酬，而案主的困难得到缓解，达到了双赢。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服务代表的不是个人的慈善之举，而是社会福利制度，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是政府为增进案主的福祉提供的服务，是一种政策性的行为。社会工作被列为一种社会制度，有自己独特的工作守则、方法、手段等一系类解决社会问题的体系。人们对社会工作的认可其实也是源于社会制度的支撑。

我国目前的社会工作很大一部分是民政系统的行政工作，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掌握的仅仅是助人的政策，将这些政策转变为行动的专业技能和方法还有待提升。因此，从我国现状出发，首先通过系统的培训提高原有民政系统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在原有工作模式的基础上把办事方法规范化专业化；其次要注重对新生代的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吸纳，为原有的民政工作队伍注入新鲜的血液，形成畅通的交流机制，如老人带新人、新人教老人的互动学习模式，这样能迅速转变民政工作的模式；最后要对一些伦理专家，社会工作伦理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提出的见解仔细研究，并认真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检验理论的效度，从而及时对理论的应用情况反馈，不断更新和改进。

【参考文献】

[1]陈钟林，黄晓燕.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2]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