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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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这个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先提出，这里风险指的是：“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现代风险社会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现代社会风险是围绕“人”而产生的各种风险，其中包括由于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未知性后果、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环境的未知变化、社会制度本身缺陷所带来的风险。第二，现代社会风险具有一般风险所有的不可预见性和无法度量性。第三，现代社会风险具呈现全球化和高危化趋势。

（二）风险社会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应当高度关注风险预防和治理工作，将其纳入到核心职能当中。如今，巨大的风险可能使得多年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亚洲金融危机），政府非常有必要将社会风险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其次，政府应当提高对自然、社会风险的预见能力。尽管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是政府作为一国资源和信息的最终掌握者，识别和预警风险并非绝无可能，政府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理性评估事项收益和风险的得失。

第三，政府应当具备较强的宏观驾驭能力的同时拥有合作精神。风险的全球性和高扩散性使得一些局部事件可以迅速演化为全国性社危机。政府应当具有强有力的宏调控手段，同时与他国政府、社会力量积极寻求合作，果断而坚决地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第四，制度化风险的存在要求政府不断完善政府管理体制，着力构建民主、公平、开放的社会体系。中国当下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风险是制度风险，其中主要包括：制度转轨风险；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社会差距的扩大；信息的流动和控制以及金融危机等。虽然社会风险的防治看起来更依赖于政府的调控，但事实上更加需要畅通的信息沟通，高度的社会合作和公民的自觉配合。

二、风险社会下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困境

结构性失效涉及以国家为中心构建的整个治理结构，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弱，政府无法承担应有的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众安全的功能，更无法保证市场和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行；另一种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市场的关系不平衡，甚至僭越了他们的功能，从而诱发了后两者的失效，造成众多的社会问题。

制度性失效一般是指一些现存的规则和安排存在明显的缺陷，无法有效实现其目的甚至具有反作用。表现为：一些某些社会问题没有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存在法律真空，无法有效约束主体行为。或者虽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无法实际实行、取得其应有的效果，存在制度自身不到位；或者已经建立的制度并不适应具体的条件，存在制度的不适应。

政策性失效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面对和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类问题，现有的政策会因为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适应当下的需要，对于任何一项政策或者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都存在失效的可能。

三、风险社会下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策略

政府对于风险社会的治理不可能完全避免严重公共危机的发生，但风险社会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又使得政府无法逃避风险社会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应当设法提高风险治理手段的有效性，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来说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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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竹立家：“着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12月，第9期、第10期。

⑤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5日。

⑥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北京日报》，2013年12月9日。

⑦[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⑧储建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意”，《工商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

⑨储建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意”，《人民论坛》，2013年12月上（总第425期）。

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新华网，2013年1月23日，http：///politics/2013-01/23/c_114467754.htm。

胡宁生：“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市场和社会新型协同互动”，《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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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文化反映着国家的基本政治状况，影响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全面改革的关键时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处于这个过程，成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将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是指国家政权系统，按照其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社会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和引导的活动与过程，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其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整合原有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促进国家的稳步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包括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一整套的体制与制度的总和。而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国家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能力。

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①政治文化的这一界定，突出强调了它对现有政治体系、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影响能力，特别是对政治改革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攻坚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真正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就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核心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文化对政治改革有着重要影响和制约作用。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必然也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层面整体上的权力运作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不同于“管理”，它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治理，是与培育公民社会相一致的，是以善治为目的的。公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培育，包括政治价值、政治理念、政治思想等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1.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构建与国家的治理理念都是以与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的

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是培育社会主义的公民文化，是以与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的。这与西方的政治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是现代化中国进行国家治理的理念基础。国家治理层面的各种改革都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保护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民对政治的监督为基础的。这恰恰与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公民政治文化不谋而合。

2.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推动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定要与时俱进，一方面要改革不适应时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完善、建立新的更能适应新形势的体制机制，使得国家治理更能体现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管理的效能。这必然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各面。在这样一个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国家治理变革中，经济的发展、公共权力运作行为、制度规范模式、文化整合战略等必然会推进公民意识、政治价值观、政治参与等的现代化过程，推动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3.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同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与动力支持

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政治认知、政治感情、政治态度等开始发生转变，促进公民政治认同向现代化、理性化的转型。理性化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对国家政治结构、制度、行为、过程有着积极的影响，这样不但有助于消除政治文化的分歧，还会增强公民之间的政治信任，更能以开放、合作、宽容的态度参与国家事务，服从国家治理的整体战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国家治理视角下，推进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思考

1.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价值观的深度来推进政治的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的反映，在维系国家的稳定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其关键就在于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观的深度来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从而带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来解决现存的复杂的深层次的矛盾，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另一方面，通过主流价值观对政治个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积极引导，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奠定基础。

2.鼓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

治理是基于多数的共识之上的。国家“治理”区别于“管理”的最重要的是治理主体的变化。国家治理的主体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外，非政府组织等也可以成为治理的主体。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发展就是要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和媒体的权利和权力，鼓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

3.关注社会问题，实现国家治理内容的变革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社会公正、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这些问题引发了很多不稳定因素，而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问题，影响着公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等，公民的政治文化从关注经济发展问题转向关注生态文明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有助于国家的治理能力的提高，实现国家治理内容的变革。

4.培育包容性的政治文化，增强文化自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重在积极建设。现代化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 借鉴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发生的，一方面要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超越其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继承发扬其精髓和理性的一面。另一方面，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也被我们所接受，但绝不是简单的拿来，而是一种中西方文明的融合。所以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的特征是包容的、开放的。

但同时，我们要明确，我国现代化的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基础，以政治文化社会化和推进公民政治参与为根本途径， 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多元政治文化的冲击下，我们一定要增强文化自觉，牢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根基，才能真正提升国家治理软实力。

注释：

①[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第26页。

参考文献：

[1]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第239页。

[2]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第272页。

[3]杨光斌：《政治参与》，载俞可平编： 《中国治理变迁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77-82页。

[4]杜维明：《现当代儒学的转化与创新》，《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第79-88页。

[5]李传柱：《改革开放与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新发展》，《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6期，第3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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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制度体系，包括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政党治理等多领域以及基层、地方、全国乃至区域与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参与等多层次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改革领域先后进行了对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有侧重的改革，我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改革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自身来解决，但是这些改革只能触及问题的局部或表面，回避体制和机制就事论事，都无法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既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必然结果。这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推进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以及由顶层设计与底层推进共同作用的总路线。

一、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是把双刃剑，社会问题和隐患往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暴露出来的。比如，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在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上学难、看病贵的问题，一些地方就业压力增大；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的同时，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在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背后隐藏着腐朽文化的侵蚀和外来文化的入侵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具体成因非常复杂，好在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有的是认识不到位、措施不配套，有的是设计不周到、操作不规范、有的也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30年前，为了摆脱困境，重新奋起，我们毅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由此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今天改革进程中暴露的一些问题是我们用三十年的努力和成绩换来的，假使我们可以抹去改革暴露的问题，那我们的社会发展也将回到一穷二白的状态。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改革开放不仅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前进中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唯有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才能不断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安排，是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仅要求实行现代国家治理，而且要求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使一个制度化的治理架构，不仅要有完整和科学的制度安排而且要建立起协调有效的组织体系，形成保证制度和组织体系灵活运行的机制。

治理能力则是我们运用这些制度和机制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前提，还必须有效形成和充分发挥国家治理能力，有效解决改革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现实矛盾和问题。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式上强调，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这正是形象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别关键的一步，是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能否达到理想效果，一方面要制定出合理的制度，另一方面就要看对制度的执行能力是否到位。因此，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者在国家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是举世公认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有力地冲击着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挑战着政府的治理能力。例如：

1.现有的政府强势主导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消极管控的维稳模式遭遇困境难以持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的稳定迫切要求国家治理转型。

2.相当数量的资源分配权和行政审批权仍然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地方、基层、企业、民间组织的自和自由活动空间不足，自主创新的环境不容乐观，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不足。

3.随着义务教育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青年人群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接纳政治参与方面的制度容量上以及人们对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期望中，现有的国家治理体制还难以完全满足这些需求。

针对这样的现状，必须从制度和体制上对改革的成果甲乙巩固，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沿努力做到以下四点：

一是推进政治民主化建设。充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让人民充分享受自己的主人地位，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政权的所有者，提高人民政治参与和人情和信心。保障人民能够通过合法的渠道直接地或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参与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并拥有追究责任者的制度化手段，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环节。

二是加强社会法治化建设。“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都应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进行。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也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最有力的保障。

三是倡导政府文明化服务。国家治理应是“更少的强制，更多的同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多的对话协商沟通合作，更少的独断专行”、“更多的激发权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视”。国家治理能力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顶层设计体系能否在最大程度上被人民接受，这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高要求和最终检验标准。

四是实现社会治理科学化。各类治理主体拥有更多的自主性，他们履行各自功能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提高，执政党和政府机关协调其他治理主体的能力、进行战略和政策规划的能力不断提高等。只有做到以上四点，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才能巩固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才能保证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为人民享受。

结束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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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此后，在多种场合阐述了完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

治理是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治理一词古已有之。“治理”在13世界法国就已经出现。起初的意思相近与“统治、政府”以及“指导、引导”。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治理是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中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现代意义上“治理”则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9年，世界银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治理”就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这是最早将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明确引入到国家治理中来。1995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中对治理给出了定义：多种管理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后联合作用的过程。既包括许多正式规则，也包括非正式的规则安排，只要人们统一意见。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意义上“治理”一词出现是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第一，现代治理的出现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的必然结果，是有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治理意味着20世纪后期以国家为基本依托的统治体系开始动摇。超越了生产场所的福特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危机使得人们认识到，无论何种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发展，必须重新组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第二，现代治理的出现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必然要求。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倾向于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相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其强调的是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社会团体的共同作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必须建立一个网络进行合作，共同制定发展蓝图。

二、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保障

法治是现代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和规范，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制度安排。法治是通过规则来完成国家治理，一个国家没有明确的规则，人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没有预测，也使人们在社会中没有安全感，没有法治社会将无法走向公平正义。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的方式，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国家治理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在国家中的权威。

首先，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是管理国家的制度安排，包括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的安排，是一套系统完整的国家制度。实际上这也明确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的关系。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规定和保障的。另一方面，法治能力又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就意味着国家法治建设的现代化，国家法律法规建设和w制机制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

其次，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采取着不同的治理方式。历史证明，法治是治理国家最有效、合理的方式。是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最基本的方式。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之间的流动和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们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时观念和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这就需要通过建立合理的法治体系来规范人们行为，减少社会冲突，维持人们之间和谐关系。

三、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根本保障是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实际上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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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0-0027-02

一、引 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国家治理”一词，也由此推动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深入研究。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一文中，权威界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出版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健康稳健的发展，能否代表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将决定着整个中国文化产业能否做大做强，能否实现大发展大繁荣，能否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促进国家经济振兴。完善出版业治理体系，提升出版业治理水平，这是出版业市场化过程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进一步厘清出版业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建构目标对出版业发展至关重要。而对行业价值理念和建构目标的模糊认知势必会削弱文化产业现代化的发展，阻滞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因此，洞查与明晰出版业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建构目标势在必行，这也是加强和创新出版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出版业发展的价值理念

1.出版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是出版业现代化发展的宏观环境，其为出版业发展提供了背景支持，也对出版业发展提出了期许与要求，这就是需要出版业创新发展模式、提升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出版业市场化推进改变了传统出版的结构，推动了文化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在出版业发展的过程中摸索和总结出了许多有益的形式，如推动出版机构转企改制、组建出版集团、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出版业产业链内部的出版、印刷、发行企业重组频繁，出版业跨地区、跨媒体、跨所有制、跨行业发展成燎原之势[1]。这些都是出版业治理过程中可借鉴的实践成果和有益的模式。这些创新性的出版治理模式和方法，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组合了不同部门的资源，使出版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质量都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了完善出版业行业治理，推进文化产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就要不断地拓展出版业治理的实践空间、制度空间和体制空间。

2.出版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是促进出版业市场化进程和文化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传统出版业的社会结构、体制会随着出版业的市场化发展和文化产业实现现代化转型而发生重大变化。因而，为适应现代出版业发展，就迫切需要构建一种稳定协调、规范有效的管理模式。要实现出版业治理模式的创新，推动出版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就要一切以出版行业的发展实际为出发点，一方面要以文化产业市场化的客观情况为依托，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社会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与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还要顺应广大出版从业者和出版受众的期盼和实际需求。

以出版单位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制度体制是现代出版业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而市场化是出版业治理模式的基本精神，任何出版业现代化治理的模式都必须遵循充分尊重和发挥出版单位市场化进程趋势的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提升出版业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与治理能力，关键在于以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背景为依托，顺势适应，构建具备现代治理特色、符合现代治理要求的体制机制，推进出版业稳固和谐发展。

3.出版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是有效解决出版业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点工程

加强出版业的治理是既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随着出版产业市场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出版行业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和全新的局面。造成出版业现代化发展不顺畅的主要原因是出版业的发展路径与现实的困境产生脱节，而创新出版行业治理体制机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以此来解决广大群众日益增加的对出版文化管理的诉求而实际出版行业治理层次不高的现实困境。当前适逢出版业市场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对出版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依靠体制运行模式的创新、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发展、传统思路的突破来加以解决，以一种更加广泛、更加开阔的顺应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思维去指导实践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出版业发展必须要以出版业治理的现行体制和固有制度为基本，认知并协调好出版业治理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构建三者关系，完善出版业治理结构，健全出版业治理组织，实现出版业现代化进程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构建三者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出版业发展的建构目标

1.基本目标：规范发展

制度是以一定价值目标、规范利益分配而对利益主体制定的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的文件[2]。规范出版业行业发展靠制度，决定出版业长期稳定、持续提升的绩效也要靠制度。处于全媒体时代、全球化发展之中的中国出版业要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依形势建立新的制度，实现出版业规范治理，这也是出版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规范、高效的出版业现代化企业制度与国家特性相符合，并与一国的市场体系、制度构建及社会文化背景相协调，能极大促进文化与经济发展。

出版业规范式治理是实现出版业治理的有序化，构建一个规范性的运行结构，这样就既体现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又符合出版业的行业实际。出版业的规范化发展对出版业治理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规范式的出版业治理体制要通过完善行业制度与法律，树立国家引导、规范出版产业发展的权威力，保障出版单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全面实现，维护与满足最广大出版受众的阅读需求，实现规范、开放、高效的出版业发展局面。

2.价值目标：开放发展

市场化发展的深入，推动了出版业经营模式的根本转变，由主要面向国内的事业单位经营模式转型为面向国际、国内的开放型经营模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出版业要积极促进全国出版市场的统一，打破出版业所有制壁垒，推动不同类型所有制出版单位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共促出版业大发展。此外，还要积极促进出版业与其他行业间的合作，实现出版集团的“五跨”式发展――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3]。将出版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举措相结合实施，推动出版业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国际出版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把国际化确立为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4]。

出版业开放式治理就是构建一个开放化的治理运行结构，使得治理既促进国内出版业发展，又顺应国际出版业的开放大势。只有强调治理过程的开放有序才能实现出版业国际化发展趋势，促进文化产业的国际交流与融合。在出版业开放式治理过程中，要不断完善开放治理的体制，提高开放治理能力，规范开放治理的秩序，扩大开放治理的外延，提高出版受众对开放治理的参与度，中国出版业才能沿着市场化、国际化、集团化的改革方向奋勇前行，与国际业界共同发展。

3.动力目标：创新发展

与一般的企业一样，出版企业也有对创新的诉求，且更为迫切。这一方面是由出版的本质决定的，出版的本质即是对文化的一种选择、优化和创新；另一方面出版企业是创意型企业，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即是以创新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当前新媒体时代如火如荼的发展，新的阅读载体、阅读体验相伴而生，这些对出版格局和生态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也对出版业创新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和更高要求。有学者认为：创新问题是当代出版业的强烈诉求，创新匮乏是当代出版业的不争事实[5]。出版业治理现代化要求一方面积极地顺应出版业的创新，另一方面为更好地促进出版业创新而谋求发展路径，因此，创新发展即是出版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动力目标。

出版业创新式治理就是不断推动出版业创新，既要尊重出版行业发展固有的规律，肯定出版业已有发展方式的积极作用，又要依时势创新出版业治理，助力出版业突破资源禀赋和创新能力的限制，实现出版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出版业的国际化发展。在出版业创新式治理中，着力对出版体制、出版思维、出版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创新，同时还要注重发挥出版版权的保驾护航作用，全力提高出版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4.效益目标：“双赢”发展

出版的文化产业性质决定了其要以提高国家整体文化实力、提高公民文化素养为发展目标，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效益是出版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出版单位发展的立身之本。在社会效益满足的前提下，出版业发展还要追求经济效益。出版业市场化发展是必然趋势，经济效益能否最终实现也是检验出版产品是否顺应市场趋势、迎合读者需求的有效标杆。而经济高收益、高效率回馈也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出版业、创作更加丰厚的精神食粮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双赢”发展即是出版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效益目标。

出版业“双赢”式治理就是在出版业现代化治理中，要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同实现的目标，提高治理能力促进两种效益共同实现，并能推动两者相互促进，互惠共赢。而任何片面追求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的出版行为，都是不利于出版业长期健康发展的。

参考文献：

[1] 陈金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政策基本特征与趋势分析[J].出版广角，2016（6）：60-61.

[2] David Easton.A Framework for Polictical Analysis[M].NJ：Prentice -Hall，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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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治理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在新型的教育治理体系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将得到更加充分地关注。教育是人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实现个性化的过程，如果说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的话，那么可以说，最好的管理是自我管理。

其次，新型的教育治理体系是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共同管理的体系。学校管理决不仅仅是校长个人的事情，而是全校师生、社会各界、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过程，管理也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过程，而更强调合作、包容与服务。

再次，教育治理现代化一定是民主化的过程。政府管理教育中往往存在着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而在学校管理内部，也需要克服“官本位”的现象，改变部分校长身上存在的霸气和官气，而多一些大气和书生气。

最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就是法治化。过去讲“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充分反映了校长在办学中的重要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体现了学校的管理并不是基于法治，而是建立在人治之上的，这种状况需要改变。

适应教育治理理念的新要求，学校管理需要做些切实的改变。

在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中，依法办学是基础与前提。在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势下，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更显任重道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6条明确规定：“有组织机构和章程”是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但现实中，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有章程，有了章程的学校也并非都按章程办学。章程相当于学校的“宪法”，国家有宪法日，学校是否可以考虑设立章程日或章程宣传日来推进依法治校？国家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学校是否可以考虑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多元主体间的新型关系。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需要构建“管办评分离”的体系，而在学校内部也应该积极探索如何进行“管办评分离”，形成良好的机制，协调好决策、执行与监督的关系。

在新型治理体系下，科层式的管理将更多地走向扁平化，人与人之间、各主体之间将更加平等，关系也将更加密切。师生之间不仅要形成学习共同体、发展共同体，而且将构建更加关注心灵沟通的关怀共同体。

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把学校变成像学校的样子，使学校成为一个适宜学习、适宜成长的地方，让学生带着愉快和期待的心情去上学。同时，要改变千校一面的状况，提高师生的自主性，增加课程的选择性，办出学校的特色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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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治理”，一字之别蕴含着深刻的观念创新。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对我国的教育系统提出了诸多全新要求：一是参与力量将更加多元。要办好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单靠政府一家是远远不够的，广泛吸引、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建设是达成“教育治理”各项目标的关键。二是主体权责将更加明晰。在“教育治理”这样一个多元体系中，要更加明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类教育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各主体在其中的功能地位、权利职责，这是达成“教育治理”各项目标的基础。三是体系运行将更加高效。走向“教育治理”要求体系中各主体的运作更加科学、协同更加精细、响应更加即时、流程更加优化，这是达成“教育治理”各项目标的保障。

从当下来看，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是“管办评的分离”，其中核心是构建新型的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突破口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重点是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职能边界清晰、多元主体充分发挥作用的格局。由此，管理信息化在此格局中的地位不可或缺：“管办评”体系的构建形成，政府、学校和社会三者职责关系的明晰，教育体系的运作优化、精细治理、即时响应，都离不开管理信息化。管理信息化与教育治理现代化之间息息相关的关系正印证了“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论断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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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县发展和改革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各股室要充分认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支持社会治理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支持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政治责任。

二是认真贯彻落实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系会议办公室工作要求

及时指导县委编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好县总工会统一代码问题数据纠错工作。

三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开工作

9月，我县在州信用体系建设平台规范填报行政许可（法人）3条、行政处罚（自然人）15条。今年来累计填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6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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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

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调表明，更加突出治理目标，这是政治体制改革趋于务实的表现。但如果没有内化的政治道德和外在的法治边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会流于形式，扭曲变形。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目标。只有实行法治，才能让市场而非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恢复社会活力，促进文化繁荣。只有建立在有限政府基础上的有效政府，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法治是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人治与法治是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分水岭，也是治理水平野蛮化与文明化的分界线。治理要依宪而治。只有依宪治国，才能真正实现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法治是民主的根本保障。要改变人民形式上有权实质上无权的悖论局面，就必须通过法治建设，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权利落到实处，保障人民的实质性权力和权利。

要把法治内化，把法治的外在约束化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否则，法治的外化与法治的内化相脱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良治是制度之治

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和基础。国家若善治，须先有良法。说：“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就是要求应当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良法治理国家和社会。

“良法”对立法的要求有五点：一是具有正当价值取向，符合正义、公平、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秩序、安全等的价值标准；二是民意的汇集和表达；三是立法程序要科学民主；四是立法应符合经济社会关系发展的实际，具有针对性、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五是立法应当具有整体协调性和内在统一性，不能自相矛盾。

善治是良法的有效贯彻实施，是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法学意义上的“善治”，就是要把制定良好的宪法和法律付诸实施，把表现为法律规范的各种制度执行运行好，公正合理高效及时地用于治国理政，通过法治卓有成效的运行实现“良法”的价值追求。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体，因此善治首先是人民多数人的统治，绝不是少数人的专制；善治主要是制度之治、规则之治、法律之治，绝不是人治。

通过良法善治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必须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治权威，强化国家治理的合宪性合法性，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谁都要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伍治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积聚，稳定风险增大，迫切需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良法善治体现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良法侧重静态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目标，强调社会治理体系彰显公平、正义、民主、人权、秩序、和谐等共同价值。社会治理体系的良法标准，要求社会治理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健全政府治理机制，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健全社会自治机制，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健全社会参与治理机制，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

善治侧重动态的社会治理过程，强调社会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要求充分发挥社会治理非制度性要素的功能，坚持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坚持系统治理，善用合作共治方式协调社会关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坚持依法治理，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调处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道德、宣传教育、科技等手段规范社会行为；坚持源头治理，善用事前处置机制化解社会矛盾。

让法治成为国民信仰

马一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是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社会利益关系复杂，消除矛盾冲突需要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为此，应加快法治政府建设，重点是用法律法规调整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使政府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推进政府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确保行政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严格依法行政，完善执法程序，坚决克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强化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做到用法律管权、依法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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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徐子沛.大数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6.

.cn/gywm/xwzx/rdxw/2014/201407/t20140721_47439.htm，2015-4-10.

{12}石菲.我国电子政务十年发展成就.中国信息化，2011，（12）.

{13}道格拉斯・斯诺.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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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2C-0106-0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高校治理现代化”正是为顺应这一时代主题在教育领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课题。高校实行依法治校，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众所周知，要善治必先立良法，立善法于教育，则教育治。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要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必须按照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要求，将法治化治理理念引入高校治理各环节中，使高校运用法治思维推动高校的各项管理，发挥法治在高校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努力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一、法治在高校治理现代化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法治思维，在高校领域是指领导层在长期分析解决问题时以一种法律逻辑和法律精神的思维模式来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从“人治”到“法治”不仅是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从主观性、随意性和无序性向合法性、权威性和规范性转变的内在要求。高校主体本身对追求平等、遵守规则、维护权利等有着强烈的需求，意味着运用法治思维或法治方式是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最有效的理念或途径。高校全面实施依法治校，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办学主体与政府、社会的新型关系，规范办学主体部各项治理行为，维护办学主体与师生三方面的合法权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营造浓郁教育环境，其本质就是要让高校治理行为在法律轨道内，对个性为主体的权责利能做出法律规定，确保高校推进治理过程的每一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就是高校进一步完善内外部治理结构与环境、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二）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高校也正悄然地从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转变，而现代高校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讲就是“依法治校”。而依法治校就是突出法治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提升高校管理法治化水平，处理好办学主体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协调好学校与师生之间各方的利益关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等都迫切需要依法治校作为规范与引领，提升学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由此可见，高校治理现代化不仅强调在治理过程中微观方面的师生权利的保护，而且强调和突出治理过程中宏观方面的制度建设。因此，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既要加强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建设，为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和谐融洽的新型关系提供法治保障，又要健全高校各项体制机制，为维护好学校、教师、学生各方面合法权利保驾护航，最终达到教育治理能力的有效发挥，化解教育治理现代化进行中碰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

（三）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各领域的改革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迫切需要通过法治来保障高校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并通过法治来保障高校治理结构内部各项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要合理配置这些权利，保障与畅通学生、教工民主参与途径，进行突破性的改革，都需要在法律法规、大学规章等框架内进行，确保改革的成果得到有效维护，改革的顺利推进得到可靠保障。高校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通过依法治校，把法治精神与理念渗透到高校治理实践当中、把法治原则与方法贯穿到高校治理过程的每一环节，逐步形成高校各项事业的治理都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和治理，切实提高高校治理法治化水平 。由此可见，依法治校与高校治理现代化在诸多方面存在共同性，依法治校既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为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重要保障。

二、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困境

目前，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在制定与完善上已取得了初步成效，高校治理方面的改革也不断推进，突出地表现在：针对高校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高校内部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各项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不断完善。但是，在依法治校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还存在诸多法治困境。

（一）国家法治层面：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组织系统，与外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传统“象牙塔”式的高校已不复存在，高校治理逐步从与社会隔离的“自治领地”转化为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高校治理中，来自政府与社会的介入和限制成为必然趋势，而这种介入和限制需要在依法治校、依章治理的框架下，通过系统共治以增进理解、促进合作。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建设取得了突破性成效，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基本架构，但是对于高等教育来说，立法还是处于起步阶段。教育法制建设在国家整个法制建设中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还不能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制定的教育法律体系不仅在数量上需要增加，在质量上也需要进行必要的修订，使教育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不断提高，可诉性明显增强。目前，我国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尽管对高等教育的活动进行了规范，但还是存在许多问题，不能与时俱进地适应高等教育活动不断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教育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教育改革进行中遇到困难或挫折后对其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与高等教育改革的不相适应或者滞后性的事实，必定要求国家教育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

（二）高校制度层面：高校规章制度有待进一步规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强调，加强大学章程建设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必要条件。凝聚大学精神与治校理念的大学章程和具体规章制度，是实现高校内部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准则，是处理高校与社会、政府、市场等外部关系以及高校党委、行政、教学、管理等内部关系的制度保障。目前我国绝大部分高校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规，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完善，制定了较为系统的章程和规章制度，为高校依法自主k学提供了重要依据，为回答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但纵观这些内部“法”，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高校章程在高等教育法制体系的地位不够明确。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制定的大学章程只规定了制定依据，且在制定依据的表达上各执己见。由于章程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势必导致学校内部管理规章制度的错位或者越位现象，影响高校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及师生合法权益的保护。二是章程的执行力度不够。大学章程作为高校依法治校的主要依据，其制定的目的在于形成既“有章可循”又严格“依章治理”的法治局面，但是目前很多高校指定的大学章程条款未能真正全面贯彻执行，势必影响高校治理能力的提升。

（三）管理者层面：管理者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高校管理者既是“依法治校”方略的具体实施主体，又是大学规章制度的主要执行者，因此，高校管理者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高校规章制度的制定与贯彻执行。影响高校治理环境的重要因素既包括学校的规章制度，又包括管理者法治意识与法治观念水平。换言之，在大学章程的制定上，法律素养高的管理者与法律意识淡薄的管理者相比，在法律层面上肯定会更规范与科学。众所周知，在高校行政法制体系内，章程即校内“宪法”，大学校规制定应以学校章程为立法依据，是章程的具体化或细腻化。由于目前我国很多高校管理层法律思维或意识不强，混淆大学章程与校规的定义，因此很多高校存在校规与章程相违背的现象。再者，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根深蒂固，高校治理过程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然比较严重，很多高校“轻法治、重人治”的思想仍然存在，领导者在工作过程中，主要以领导的文件为主导，而不用法律来表达诉求或寻找解决问题的依据，丧失了法律的权威，这对高校依法治校势必产生消极影响，不仅阻碍了高校和谐校园的构建，而且制约了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三、法治导向下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在大力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面临多重法治困境，制约了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运行。笔者结合目前我国高校的具体实际，以法治为导向，从高校外部治理环境、内部章程构建、校园文化营造等方面探究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一）以建立高校外部治理环境为基础，健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建成，依法治国的制度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人们的法治意识与法治理念整体增强，但自觉主动去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还有待加强，这势必对高校治理现代化产生或多或少的消极影响。我国高校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与多元的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校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校的实现，必然依赖于整个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实现程度。因此，健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提升依法治教整体水平，为高校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必然增强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成效。另一方面，我国高校的建设发展是在政府的干预与推动下进行的，高校的办学未能脱离政府行政权力的介入，从而导致高校治理的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行政权力对高校的影响比较深远。尽管我国已初步建成教育法律体系，但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完全与国家法治的整体推进相适应以及不能紧跟教育改革步伐与发展需要。因此，制定、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高校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已成为迫切需要。

（二）以构建学校内部章程为核心，完善大学制度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要把大学章程建设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在高校内部，章程即大学之“宪法”，是大学履行各项工作的最高行动纲领，是高校立规建制的基本依据。然而，当前我国很多高校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官本位的管理理念，在其影响下高校制定的章程蜕变成行政管理的工具，方便了管理者权力的运行，而忽视了师生利益群体的权利诉求。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高校依法治理已成为时代的主题，高校章程的制定必须始终遵循法制统一，必须把充分反映广大师生员工的意愿与着力规范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和权利运行结合起来，凝练成广大师生员工共同认同的办学理念与发展目标。高校章程的制定应始终坚持民主公开的原则，在制定过程中应广泛收集来自各方面利益群体的意见，确保师生的意见能充分表达，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在章程实施过程中，应充分遵循章程在高校内部作为“宪法”的主体地位，既要确保章程成为建规立制的基本规范依据，又要发挥章程作为“宪法”的规范引领功能，完善高校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健全高校内部办事、议事等各种运行机制，形成以高校章程为核心的规范、科学、统一的内部治理制度体系。

（三）以营造校园法治文化为重点，提升师生法治思维水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对高校来说，高校构建法治文化对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培养师生知法、守法以及提升师生法治思维整体水平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法治文化建设是依法治校的灵魂。营造浓郁法治文化氛围，首先必须从师生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入手，加大培养力度，把法治精神的培养作为衡量师生整体素质提升的一个重要依据，作为师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让法治精神渗透到高校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内化于心，外化于高校师生的自觉行动，才能让法治成为师生共同自觉践行的生活准则。其次，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意识。高校教师及其管理者应注重平时法律知识的积累，自觉养成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习惯。同时高校教职工必须树立学生为中心的法治教育理念，在对学生法律知识传授中，不断创新授课方法，与时俱进，切实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提升学生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再次，不断优化校园法治环境。高校师生处在优良的校园法治环境熏陶中，对他们法治文化的培养必定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作用。因此，一方面，高校必须充分发挥校园官网、广播、宣传橱窗等媒介的作用，对校园法治文化建设进行宣传报道；另一方面，高校必须充分利用法治课堂或法治宣传日等平台，对学生进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治教育，组织各种法制宣传活动，使法治文化氛围渗透到校园的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1]陈立鹏，杨阳.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大学章程的视角[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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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丹萍，胡慧远.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途教骄[J].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3）

[4]梁平.迈向现代化的高校治理――《高校现代化治理与运行机制研究》评介[J].山东社会科学，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