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和经济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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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输入自己的学号，密码，初始密码为自己的身份证后六位。

4、阅读首页须知后，点就确定正式进入教务系统。

5、点击信息查询后出现下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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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和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各项要求，限度减少研究生考试招生期间的人员流动聚集，切实保护考生及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现就我校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查询及复核工作安排公告如下：

一、初试成绩将于2月21日之后向考生。具体成绩时间和查询方式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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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5-0120-02

高校财经类专业课程教材间内容重叠现象比较普遍，不同课程老师给学生授课时容易都讲或都不讲，严重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一、教材间内容重叠的主要原因

1.教材编写的系统性要求所致。高等教育课程教材的编写并不以各个大学的课程安排为基准，尤其是专业类教材间的分科之间都有关联，并不能将某项知识独立的分为哪一门分科，因此，从编者角度，涉及科目的相关知识一般不会因其他书中提到过而删减。高校一个专业是由很多课程支撑的，每门课程往往需要一门教材。教材编者编写教材时要尽量顾及教材适应不同的学校、专业、课程和学生，财经类的教材还适应经济管理工作者的阅读需要，往往将教材编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课程教材间内容撞车自然不可避免。

2.学生培养方案的缺乏系统性。高校通常会对开设的每个专业编制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由很多课程体系构成，有些课程名称不同但内容大同小异，如《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选读》基本就是一个翻译版一个原著的区别，绝大部分的内容是相同的。如果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不够系统，两门课都向学生开设，就会造成严重的教学内容重叠。另一种情况是，专业基础课（特别是概述性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的内容交叉重复，内容由浅到深的重复是合理额，学校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应对两类性质的课程授课的深度作做出合理规划。

3.新老师或新课程的内容重叠。由于国内高校进几年持续扩张，教师队伍和课程建设滞后，一些刚毕业的研究生毫无课程概念，就拿着一本教材就开始照本宣科给本科生上课，哪些内容该讲、哪些内容不讲、还应补充哪些内容，全凭自己感觉。这种情况在财经类课程中尤为突出，因为财经类的教材编写有相当一部份篇幅进行理论回顾，而理论的共同性导致了教材间内容的重复。新课程虽然已经在相关层面进行了严格把关，但很难做到内容“全新”，而且缺少和整个课程体系的磨合，一些经典理论和关键内容很可能和其他相关课程存在重复。

4.不同课程教师教学缺乏沟通。不同课程教学老师之间缺乏沟通，也容易引起教学内容重复。如《金融市场学》与《金融期权与期货》两门课程教授里面都有远期和期货的定价、期货套期保值策略、金融互换、期权与权证等内容，如果两门课老师授课时沟通不足，很容易造教学的重复。

二、教材间内容重叠的不良影响

1.造成教与学的效率低下。多门课程的老师都为同一个所谓重点或经典内容不必要地耗费过多时间和精力，最后的结果却可能是学生并不认可老师准备的“丰盛的午餐”；如果老师没有发现是教学内容重复的原因，教学效果难以对症下药改善。以某校本科金融学专业开设的《金融学市场学》《投资学》《期货与市场》《投资银行学》为例，所选教材分别为张亦春等主编（第三版）、张宗新主编（第二版）、John C.Hull主编、何小锋等主编（第二版）为例，诸如债券、股票等证券知识和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的介绍每门课程都有，且占据教学内容的分量都不轻。由此可见，高校课程间教材内容重复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其对师生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无效占用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2.造成师与生的双重懈怠。以某所财经类高校本科经济学专业为例，该专业设置有《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教程》《产业经济学》等课程，授课老师选用的教材分别来自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课程里都有相当大篇幅介绍了产业经济学知识，授课老师都在课堂上都不厌其烦地向学生重复了这些知识，学生自然是兴趣全无，只有少数学生坚持门门课都听，更多的学生选择做自己的事，或看报纸，或玩平板，或发短信，甚至旷课缺席，严重影响专业学风。与此同时，由于学时少等原因，一些可能在其他课程中重复出现的章节，老师们又侥幸认为其他老师在其他课程给学生讲了，自己讲不讲都不重要，采取略讲甚至不讲导致学生知识体系的遗漏，如学生比较感兴趣的“博弈论”“财产分配”在两门课程中出现过，但老师们都没有讲。

三、教材间内容重叠的教学整合

解决高校专业课程间教学内容重叠问题，可采取材编写、系统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加强不同课程间老师授课内容信息共享等措施多管齐下加以解决。但由于一般院校师资和经费缺乏，最现实的办法是加强教学内容整合，对现行课程的教材逐一梳理去重，然后按照知识的理论体系和学生的认知规律进行重新排序，增强课程教学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完备性和开放性。教学整合通常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1.编制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落实人民培养目标，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指针，它通过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设置指导学校的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了开设课程的教学大纲，详细规定了课程开设的前置条件（学生在学了哪些知识后才开本课程）、开课时间、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目标等重要内容。老师开课前应当仔细阅读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一个专业如果没有编制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人才培养质量就没有保证。一般情况下，学校开设专业前都要编制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并根据人才培养质量状况和社会反馈信息定期修订。不过，倒确实有学校只对专业编制了人才培养方案，没有进一步对每门课程编制教学大纲，在此情况下，授课老师应当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补上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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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全面推行“素质基础、能力核心、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对进一步深刻理解以素质教育为基础,以能力训练为核心,以工学结合为途径,以培养适合企业或行业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高职人才培养内涵,转变教育观念,树立高职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创设良好的高职教育环境,加快推进高职教育又好又快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二,全面推行“素质基础、能力核心、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是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创新型人才的必然需要。高职教育必须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把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根本任务。适应社会发展及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调整发展的需要,坚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办学,在人才培养、职业技术培训、科技服务等方面构建社会服务平台,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有效的强有力的人才支持,是高职教育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全面推行“素质基础、能力核心、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是加强高职学生素质教育,培养适应时展要求和社会需求,既有过硬的专业技能素质,又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创新素质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必由途径。“素质基础、能力核心、工学结合”是高职人才培养的核心指导思想,它从素质教育、终身教育、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个性教育观念出发,以培养学生的全面职业素质、技术应用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主线,以突出职业性、实用性、生活性、发展性为基本特性,充分利用校企合作的不同教育环境与资源,通过校企双方的联合介入,将学校的理论学习、技能训练与企业的实际工作经历有机结合起来,为生产、建设、服务与管理第一线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二、抓思想观念的转变,深刻领会“素质基础、能力核心、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内涵

1.素质基础。高职院校的学生素质一般包括基本素质和职业素质。基本素质是职业素质的基础。职业素质是从业者在一定的生理与心理条件下,通过教育培训、职业化实践和自我修炼等途径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在职业活动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在品质,是从事特定工作或完成特定职责所具备的道德操守与专业技能的集合。职业素质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职业性。不同的职业要求不同的职业素质,不同的人从事相同的职业所需要的职业素质有时也不相同,这是由基本职业素质与个体职业素质的区别导致的。二是应用性。通过系统的专业教育来获得并能够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工作实践中,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三是内在性。在长期的职业活动中,职业人员通过知识学习、技能提高、经验积累等,逐渐将职业需求有意识地内化为职业素质。四是综合性。职业素质不仅包括职业道德素质、职业文化素质,还包括职业业务素质、职业心理素质和职业身体素质等。五是发展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行业动态的更新,职业人员为了适应职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需要,总是不断推动本身职业素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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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P311.5-4

1 信息技术与高职财经专业课程整合的必要性

1.1 财经专业特点需要信息技术做支撑

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已成为我国信息技术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高职财经类专业特点，要求技能技巧的实践性，信息技术恰好可以利用计算机实现逼真模拟，最终较快实现了受教育的学生向财会技术应用型人才的转变。

1.2 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

信息技术与高职会计课程的整合，信息技术为课程的改革提供服务，为素质教育的发展提供服务，可以建构出一种超传统的学习环境，实现资源共享，快速灵活的获取信息，丰富多样的进行交互，有利于推动课程改革目标的实现并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培养学生创造性的自主发现和自主探索能力。

1.3 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在当今信息化世界，每个公民需要获得以下一些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与他人合作能力等等，在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应融入教学的全过程，创设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学习环境，组织引导学生使用多媒体手段，全方位地感知、认识学习对象，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2 信息技术与高职财经专业课程整合的有效途径

在将信息技术与高职财经专业课程整合的过程中，除遵循前述相关原则、实施相关策略、采取相应方式外，还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有效整合：

第一，教学内容项目化。根据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内容特点，导入财经专业课程相关素材，由教师设计项目，将教学内容中的各知识点转化为各种形式的技术运用，并在项目中呈现出来，为学生课内外的探索性学习设置逻辑起点。

第二，教学过程探究化。学生主动地获取出教师汇编整理并放置在项目中的相关专业资料及信息技术学习资料，在获得基本知识之后，在课堂教学中，围绕着相关的问题进行自我探究或集体讨论，教师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和引导学生的讨论，使教学过程由传统的传承型转变为探究型。

第三，教学活动网络化。在教学活动中，改变过去教学内容主要来自于教科书的单一状况，强调培养学生从网络资源中获取素材，以及自我改造、重组、创造教学内容的能力，养成学生从网络获取资源和借助网络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

3 信息技术与高职财经专业课程整合的具体方式

信息技术与高职财经专业课程整合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应用信息技术的优势来更好地达到财经专业课程学习的目标，进而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因此，要培养学生学会把信息技术作为获取信息、探索问题、解决问题和构建知识的认知工具，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将信息技术作为财经专业知识的记忆工具、将信息技术作为财经专业知识的计算工具、将信息技术作为财经专业课程教学的演示工具、将信息技术作为财经专业课程教学的辅导工具、将信息技术作为财经专业课程学习的交流工具、将信息技术作为信息加工与知识构建工具。

4 信息技术与高职财经专业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

在信息技术与高职财经专业课程整合过程中，由于教学内容不同，重难点不同，教学对象不同，软硬条件不同，教学模式也应有所不同。项目组将着重研究并实践以下模式：讲练式教学模式、自主发现―探究―讨论式教学模式、互教互学式教学模式。

各教学模式如下页各图所示：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信息技术与高职财经专业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研究， 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变更，拟定了讲练式教学模式、自主发现―探究―讨论式教学模式、互教互学式教学模式三种方式，为我们的教学创设了教学情境，提高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 ，帮助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记忆和应用。

参考文献：

[1]刘薇.浅议信息技术与中职会计教学整合[J].教育学研究，2013（6）.

[2]刘常鹏.信息技术与高职会计课程的整合[J].群文天地，2012（22）.

[3]杨天勇，黄雪琴.新课程理念下的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29（11）.

[4]赵雪梅.信息技术与会计课程整合的实践策略[J].卫生职业教育，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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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学的基本概述

财政主要指的是国家财政，其主体是国家。政府部门通过收支活动，将一部分社会资源进行集中，对一些社会公共需求进行满足。财政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筹集和使用资金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过程中，提供科学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理论基础。根据不同的财政分配主体，财政学主要可以分为资本主义国家财政、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为对象的资本主义财政学、社会主义财政学。此外，还包括比较研究和分析各个国家不同财政制度的比较财政制度学。如果根据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背景来进行划分，则主要可以分为市场财政学、计划财政学等［1］。在财政学当中，融合了经济学、行政学、理财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二、财政学的理论基础

对于国家来说，财政是一种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在研究过程中，应当基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相互作用。对于现代财政学来说，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国家学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等。作为一种历史和经济性的概念，财政与国家之间，具有本质上的联系。财政职能是由国家职能所决定的。基于不同的国家性质、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实施政策等，各个国家为了更好的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秩序，所采取的财政政策也是不同的。国家为了更好的实施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就需要对财政调节功能进行强化［2］。在财政学理论的发展进程当中，需要有选择性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内容和经验，学习一些较为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理论基础。尤其是对于能够反映出市场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内容，更要给予充分的重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注意不能一味的照搬和挪用这些经验，应当充分认识到财政学理论自身的基础，掌握其实际的应用条件和产生背景。此外，在借鉴经验的过程中，还要充分的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明确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协调性和适应性。

三、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一)科学定位财政学

在对财政学进行科学定位的过程中，应当明确财政学具体的学科范围。在传统的经济学当中，认为政府具有消极的作用，因此对廉价政府和自由竞争较为推崇，这就导致了当时的财政学范围较为狭小。而在现代经济学当中，对于市场中存在的缺陷比较明确，认识到纯粹的自由竞争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作用，以及公共品的提供等职能，应当进行强化，从而使财政学的范围得到了扩大［3］。其中，政府职能的强化，主要体现在出口退税、公共经济、关税壁垒、财政补贴，以及治理污染、建设基础设施、完善社会保障、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在政府职能的不断强化中，财政学理论体系也逐渐朝着公共部门经济学的方向转变。

(二)借鉴先进财政学经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中，由于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在财政学体系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相似于西方财政学的观点和理念。随着对我国现代财政学体系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对西方一些较为先进的财政学内容和经验进行吸收和借鉴。对西方财政学经验的吸收和借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对于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应当进行妥善的处理。其中难免会涉及到世界观、思想认识等方面的问题。例如边际分析方法关系的处理、劳动价值论与边际理论的处理、马克思理论再生产理论处理等问题，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此外，对于实践当中面临的问题，以及不同制度背景、历史条件下的各种问题，都需要不断探索良好的解决方法，从而使这些财政学经验能够真正的为我所用。

四、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

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客观因素主要为市场缺陷，其核心概念使公共商品。在此背景下，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主要具有稳定经济、分配收入、配置资源等职能和作用。与之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微观财政学。

在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当中，微观财政学主要面对的是收入分配职能、财政资源配置职能等方面的内容，在确保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等受到财政收支组织结构的影响。针对我国当前的具体发展态势来看，在微观财政学当中，应当全面阐述经济效率、收入分配、资产管理等问题，基于社会主义市场条件，分析社会保障理论［4］。对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论、地区差别等，应当加以注重。同时要细致的分析税制结构、纳税原则等方面的发展趋势。

(二)宏观财政学。

在宏观财政学当中，主要是基于微观财政学，阐述分析国家在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国家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从而更好的保证价格水平稳定和生产能力稳定，进而积极的影响经济增长。其中主要包括了财政杠杆的衡量标准、实际作用、概念定义等。同时，关于财政政策方面，对于其运用选择时效和内在适应性效用等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此外，还着重分析了在开放条件之下，财政政策的外向适应性问题，以及财政政策与其它政策之间的配合与比较问题。

(三)财政学职能。

在财政学职能当中，基于财政职能，对财政学基本理论进行了研究，同时分析了形成财政职能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政府通过行使财政职能，对公共商品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经济良好的发展秩序［5］。同时，对于稳定经济、分配收入、配置资源等职能的发挥，应当明确不同政府级别之间的行政划分。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进一步明确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从而更好的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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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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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着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br,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

    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着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着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着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篇9

一、财政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国内研究两派意见

国内对财政学的课程设置研究的方面，主要有两派意见：即强调财政学的综合性和强调财政学的专业性。有的学者认为，财政学应用型人才培养应构筑一个主平台（理论课程体系），两个辅助平台（实践教学和实训），形成“一体两翼”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有的学者提出，课外辅助教学比课内教学更重要，能力比知识更重要的观点。为了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地方高等院校应该及时进行相应地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更新与改进，使之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实践能力及竞争能力，成为通晓专业理论与实务的复合型人才。河北经贸大学的张晋武认为基础理论教育能够增强学生的力量，但不能直接给学生能力，培养能力必须强化应用类课程建设。湖北经济学院的邓毅教授则认为，地方高校财政学专业应采取“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以保证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还有的学者认为，教育是一种有条件的行为，财政学课程设置必须因时、因势、因地、因对象进行。因时就是设置课程的时机，因势是开课要有对未来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因地就是要弄清你培养人才服务的地域性，因对象应是要考虑施教一方的条件和受教一方的基础知识能否吃得消。

二、财政学专业课程设置应体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主张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二是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三是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如《税务管理》与《税务》可以合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三、财政学专业课程设置应体现培养专业型人才的主张

1.财政学专业课程设置应符合就业导向

如果按计划经济体制设计课程，财政学就是为各级财政部门培养人才的专业；如果面再宽一些，再加上为财政理论研究奠定基础；或者相对于企业财务还可将财政拓展理解为为公共部门培养财务人员。这不但面向的岗位有限，而且从业还有如需报考公务员等其他方面的更严格的要求。对于一般院校财政学的大学毕业生，容易出现“上不着天下，下不落地”的困境。因此，应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将财政学专业定位于适合范围更广更有前景的企业税务规划人才方面。财政专业的就业方向是各级财政、税务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和研究机构。

2.课程设置应使人才培养更具可朔性

随着大学教学改革的推进，现在大学培养出来的财政专业的学生就业面变得更的广泛，主要是面向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具体包括：一是公务员。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对口职位大都在财政局和税务局的税收规划、审计、财政管理等方面。二是银行业。财政专业的毕业生由于其全面的经济知识结构和对国家宏观财政的较好把握，所以在投资银行中财政专业的毕业生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三是财务会计。近些年来掀起的大型企业兼并的浪潮方兴未艾，各大公司纷纷进行合并，大规模的集团公司为了协调内部财务，一般都设有自己的财务公司。这种财务机构对财政专业毕业生的需求较大。四是考研。本科对财政学不是很有兴趣深入研究的同学在考研学科上可以选择相近专业。

3.课程设置应与全国税务会计相关的资格考试相关联

时下，财政学专业的一系列专业知识已经成为了企业会计师、经济师、全国注册会计师、全国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等多项国家重量级考试的必考内容，而且年年都有新内容，考试难度也不断加码。这对于财政学专业课程建设工作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四、结语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务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必须完全改革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要应用现代科技改造课堂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1]高培勇．“一体两翼”：新形势下的财政学科建设方向———兼论财政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融合[J]．财贸经济，2002，（12）：33-36．

[2]石丁．财政学课外辅助教学研究[M]．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02．

篇10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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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1―0079―03

即使在同一学科，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教科书呈现给读者的内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透过这些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一门学科发展演进的轨迹。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财政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变化，我们将财政学的两部当代经典教材和20世纪40年代的一部代表性教材进行比较①。我们选取的当代财政学教材是哈维・罗森(Harvey S・Rosen)的《财政学》(第6版，2002年出版)和拉本德拉・贾(Raghben-dra・Jha)的《现代公共经济学》(第1版，2004年出版)。罗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财政学家，他的这本教材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贾的这本教材在公共经济学的基础上详尽地介绍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若干前沿问题。我们选取的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性财政学教材是哈利・芦茨(Harley L・Lutz)的《财政学》(第4版，1947年出版)。芦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的这本教材当时被哈佛大学等许多大学选用。为了方便起见，后面将把罗森的教材用PF2002表示，贾的教材用PF2004表示，芦茨的教材用PF47表示。我们对这三部教科书的比较将集中在两个方面：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的变化。

一、研究方法的变化

从方法论上看，当代财政学家大多采用了演绎方法。即他们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分析基准，通过改变基础理论的假设条件，将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问题以得出结论；而以往的财政学家较多使用的是归纳方法，他们对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一般性结论。在对具体结论的推导中，当代财政学家大多使用数理模型推导出结论并运用计量模型对结论进行检验；而以往的财政学家则主要是通过对现实经验进行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并通过列举历史经验和相关数据来论证结论的可信性。这些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以归纳法为主到以演绎法为主

将60年前的教材与现代的进行比较，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全是文字，而后者充满了图表与数学公式。在60年前，财政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家们承袭了亚当・斯密的研究传统，他们喜欢从纷繁的现实中归纳出概念或原理，再对这些概念或原理进行演绎，将其运用于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而在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将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对于财政学问题的分析，总是通过改变经济学经典模型的假设条件而进行的。

(二)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

虽然都是同一时代的教材，PF2002主要面向本科生，而PF2004属于高级读物。这种定位的不同使得即使对于同一问题，后者的分析也远比前者复杂。从直观上看，后者比前者使用了更多数量、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而隐藏在这种数量化倾向后面的，则是当代经济学分析主要特点：假设条件的不断放宽、分析因素的不断增加。

经典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下，它虽然结构严谨、逻辑缜密，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这种理论不是可以用来直接解释现实的工具，它只是为人们认识真实世界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要很好的解释现实，必须在深刻理解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改变模型的假设条件，引入更多的分析变量。而简单的数学工具无法满足这种要求，于是经济学中的数量化倾向便越来越明显。

(三)计量经济学的使用

随着分析因素的增加，计量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在一个问题的分析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有很多，而理论模型不可能包含所有的影响因素，它只能在解释力与复杂度之间寻找平衡。只有那些通过计量建议的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才具有纳入模型的价值。在三本教材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财政学研究领域，计量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大量使用。

二、研究主题的变化

60年前，绝大多数财政学家还是古典主义的信徒，他们相信政府的作用只应该是“守夜人”，因此财政学的研究集中在政府收支行为的本身，而没有考虑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凯恩斯革命以后，人们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开始研究政府的收支政策对经济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使人们看到政府干预的不良后果，使得人们又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反思。到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经济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在肯定政府干预经济持必要性的同时，又认识到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它的行为必须受到约束。

在三本教材中，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态度的这种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1)PF2002和PF2004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方法论问题。既然政府的行为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财政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考虑政府的收支行为，而必须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2)在PF2002和PF2004中，对支出问题的关注要高于PF47。当代财政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财政所具有的三大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支出手段来完成的。

三、对我国财政学研究的启示

通过这三本教科书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十年中西方财政学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这种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启示。

(一)中国财政学研究的方向

从西方财政学的发展变化看，我国财政学研究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1)使用归纳方法，从现实中寻找我国财政问题的独特规律，再对其进行演绎。(2)使用计量方法，利用中国数据检验西方的模型，看其是否能适用于中国。(3)使用数理和计量方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改西方经典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建立新的模型，再利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从而确认其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实际。采用哪种思路来研究，对不同的研究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笔者认为，与后两者相比，前者要求研究者具有更强的对现实的洞察能力和对问题的逻辑推理能力②。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使用后两者思路更容易做出成果。毕竟，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巨匠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只能在经济学的大厦上添砖加瓦。

(二)看待政府行为的视角

在西方，对于政府干预经济行为优劣的讨论，至今也没有定论。人们认识到，一方面政府的干预可以部分解决市场失灵，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存在政府失灵，政府的干预行为可能带来福利损失。这为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在研究政府行为时，既不要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变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范围和力度，也不要把政府看作“仁慈的家长”，而应认识到它与私人一样有自利的行为，在制度设计时要考虑对政府加以约束。

(三)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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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色诺芬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思想家。在《论税收》中，色诺芬主要讨论了如何改进雅典的税收制度问题，第一次提出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概念。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之后，财政才作为一门系统的学问被学者们所研究。第一次专门论述财政问题的著作是法国政治思想家波丹所著的《共和国》。波丹认为国家财政应当是为了维持国家利益和公共需要，征收适当的财政收入，国家切不可滥收滥支。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等著作中阐述了其赋税思想，率先探讨了国家建立及其人民应当向政府缴纳税收的原因。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作中，也有关于财产与收益之间以何者为课税标准，以及强制征税的公平原则之类的论述。

二、20世纪西方财政学的早期发展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较为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和公债等问题，确立了财政学体系。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思想为后来财政学的发展搭建了基本框架，在学说史的研究中被称为“古典财政理论”。

1890年，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拓宽了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同时他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了税负的转嫁与归宿问题，使财政学研究走上可验证的轨道，这一时期的财政学研究也被称为新古典财政学。马歇尔的学生庇古（Arthur C.Pigou）在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考察，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给予财政补贴的方法促进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进而实现对市场缺陷的弥补。此外，庇古还对税收负担在个人间的分配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而将收入分配问题纳入财政学的研究范围。

在边际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奥意学者和瑞典学者开始了对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奥意学者指出，除了适用于私人产品之外，边际效用理论同样适用于公共产品。瑞典学者威克塞尔认为，尽管税收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征收的，但征税时仍应将公共产品为个人带来的收益与个人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所作的贡献结合起来。在威克塞尔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林达尔建立起一个类似于私人物品竞争市场的公共产品供应模型，进一步研究了公共产品的定价问题。

三、20世纪50年代财政学开始进入繁荣时期

20世纪50年代中期，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对公共产品的分析吸引了众多理论分析家的目光。萨缪尔森采用数学方法对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进行了界定，这也是财政学研究中首次较为严格地给出公共产品的定义。但是，萨缪尔森的研究并未解决威克塞尔所提出的偏好表露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蒂布特（Charles M.Tiebout）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下，于1956年构建了地方支出和公共产品供应模型。尽管蒂布特只是从理论上对地方支出和公共产品供应做了推理和论证，并未给出实证检验，但他首次提出了财政竞争、分权以及税收资本化等问题，为财政分权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9年，美国著名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出版了经典著作《财政理论：公共经济研究》。马斯格雷夫实现了对两大传统的整合，并提出了三部分模型，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这种三分法为制度环境下财政职能的描述提供了一种便利的方法，也有益于财政学课程的设置。马斯格雷夫还首次提出了“公共经济学”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引起了财政学理论界特别是中国学者对“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等学科关系的探讨与争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财政学发展的又一重要领域。1951年，阿罗（Kenneth J.Ar-row）以序数效用论为基础，运用数学工具提出了阿罗不可能定理。布坎南和塔洛克（Gordon Tullock）采用微观分析方法，将个人间的利益交换概念引入政治决策领域。他们在威克塞尔对公共支出和税收之间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隐藏在公共支出和税收水平背后的政治背景，提出公共部门政治决策的基本原则。目前公共选择理论具有自身的体系，该体系跨越政治科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