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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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1-0030-03

一、我校数学课程的教学现状和境外生的学习情况

境外生是我校生源的一大特色，他们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之外的港澳台学生以及东南亚等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 由于文化成长环境的不同以及教育理念的差异，与境内生相比，境外生的数学基础普遍比较薄弱。教学体系的不同造成境外生的知识结构不够全面。另外，境外教育更注重知识的应用，理论性没有中国大陆强，境外生缺少长期系统的训练，计算能力、理解能力普遍较差。这些客观条件的存在，使得境外生学习数学课程困难重重。[1][2] 因此，我校对数学课程采用了分流教学的制度，对境外生实行单独开班教学。这种教学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境外生学习数学的一些困难，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应根据境外生的知识结构、学习能力以及专业特色，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理念做相应的调整。首先，我们要切实考虑到境外生的实际情况，降低学习难度，深入了解各专业学生的专业背景，看他们的专业要用到什么样的数学知识，分专业、分难度地进行教学。其次，我们应加入一些数学文化，渗透数学思想，拓展境外生的知识面，避免境外生有知识无文化的现象出现。数学文化和数学思想可以对境外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最后，在具体的教学环节当中，我们应想办法让抽象、深奥的数学概念变得浅显易懂，让境外生看得见，摸得着。对于数学基础薄弱的境外生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二、概念形象化教学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数学概念在数学学习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往往要求概念定理表述完整，证明过程严谨，这样的模式完全符合我们要求的严谨治学的学术态度，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容易让人感得枯燥烦琐。 特别是对基础较差的境外生而言，他们面对晦涩难懂的概念，学习兴趣骤减，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境外生学不懂，教师教不会，教学效率低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转变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方式上绕过刻板又严谨的概念表述，采用直观等感性方式使概念形象化，帮助境外生认识、理解概念[3]，内容上强调“是什么，怎么做”，少问甚至不问“为什么”，注重与后续课程的衔接，使境外生感受到学有所用。我们要不断地从几何、物理及生活当中挖掘素材，尽量使概念更加生活化，力求做到简洁明了、形象生动，让境外生看得见，摸得着，从感性上认识、理解概念。

三、概念形象化教学范例

我们从《微积分》的一些基础概念入手，谈一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怎样使概念形象化，使学生更加容易理解数学的基本概念。

【例1】函数极限概念的形象化教学模式。

一般教科书上关于函数极限的概念都用“ε-δ”语言来定义[4][5]，这对境内生而言，尚且有一定的难度，对境外生来说，简直是天书一般。所以在讲解极限概念时，我们可以避开纯数学语言的描述，用形象化语言来定义极限，并通过函数图像帮助境外生理解极限概念。

我们从直观例子入手，介绍人们对极限的认识。生活中，人们经常说“我的忍耐力已经达到了极限。”“警报声达到极限，然后戛然而止。” 通俗来讲，所谓“极限”就是无限趋近于一个固定的数值或状态。刘徽的“割圆术”中，作圆的内接正多边形，当边数越来越多时，正多边形的极限状态就是一个圆，正多边形面积的极限就是圆的面积。

在数学里，当函数y = f（x）中的自变量x渐渐趋近于某个定值时，该函数的函数值y也会逐渐趋近于一个值，这个值就是函数的“极限”。以函数f（x） = x+1为例，显而易见，对于所有的实数x，f（x）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从数值变化和函数图像两方面来看，当自变量x渐渐趋近于1时，函数值f（x）的变化如下。

四、总结

关于概念形象化教学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介绍函数连续和可导的关系时，我们可以形象地描述“对一个函数（即一条曲线），连续是连绵而不间断，可导是光滑而不打折”；介绍函数的极值时，我们可以说“极值就是函数在局部范围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介绍原函数和不定积分的概念时，我们可以说“原函数就是一个函数求导之前的原来的那个函数”“不定积分就是求导之前的原函数的全体”；介绍定积分的基本性质时，我们可以避开严格的数学证明，从定积分的几何意义入手。我们要从平时的教学实践当中不断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帮助境外生理解和掌握知识，提高教学效率。对于学有余力的境外生，可以要求他们在概念形象化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概念、定理的完整表述和证明思想，追求数学的严谨性。

[ 参 考 文 献 ]

[1] 杨振铭.侨校境外生学习现状的思考与策略探究――以华侨大学为例[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高等教育，2012（10）：89-90.

[2] 柳向东，刘懿莹.提升外招生的学习兴趣――以暨南大学为例[J].科技文汇（下旬刊），2010（1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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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一、奢侈品的概念及特殊性介绍

奢侈品一般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惜等特点的消费品。以尼尔.菲斯克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奢侈品指的是这样的一些产品或服务，它们比同类商品中的其他产品或服务质量更好，品位更高，也更让消费者们心驰神往，这些商品价格不菲，但是还不至于昂贵得让人们可望而不可及。奢侈品具有以下特征：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稀有性特征、炫耀性特征、地域性特征、文化特征。消费者购买奢侈品包括炫耀性动机、领先动机、从众动机、社交动机、追求品质精致动机、自我享乐动机、自我赠礼动机、表现内在动机。正是由于奢侈品的种种特征，造就了各种消费动机，同时使得奢侈品的价格远远大于其实际生产价格，使得奢侈品成为经济市场中一种特殊商品。

二、奢侈品的特点

综观奢侈品消费行为及消费心理，可以看出，奢侈品消费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需求收入弹性。与日常生活所需必需品不同，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即其需求增长速度大于收入增长速度。EX=（dX/dL）*（L/X）>1，EX为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X表示奢侈品；L表示收入。二是特殊的效用函数。对于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而言，其效用函数不仅与购买数量有关，同时受到奢侈品价格影响。用U=UX（Y，PX）（其中X、Y指两种奢侈品，P是奢侈品X的价格）表示奢侈品的效用函数。本文将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奢侈品进行分析。

三、相关经济概念

在消费者理论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消费者面临市场如何选择商品，为此引入了消费者偏好和效用的概念。简单地说，消费者偏好是指消费者对商品或劳务的喜好程度。效用是衡量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或劳务的偏好程度，是消费者的一种主观感受，消费者认为某商品的效用高即该商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高程度的满足感。效用函数，为定义在n维商品空间上的实函数，U=U（x），其中U（x）表示消费者对商品x的效用值。

四、奢侈品与普通商品

经济学中讲求效用最大化原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有人们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效用或收益最大化的假设。理性人对商品的选择是在能够拥有的信息条件下对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但是奢侈品市场中，消费者在同样的实用价值的情况下会选择比普通商品价格高出几十倍的奢侈品，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的。但是在实际生活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奢侈品市场日益繁荣，究其原因是消费者通过奢侈品消费可以获得消费普通产品无法获得的效用。

运用数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到加入奢侈品，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公式变为MaxU（X1，X2）；s.t.P1X1+P2X2

五、奢侈品的精神利益

效用是一个与消费者的内心主观感受相联系的概念，可以说内在心理机制是效用形成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与消费者心理相联系的，重点分析偏好的效用模型，将商品产生的效用分解为物质层面的效用和精神层面的效用。由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和人格构成存在差异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商品物质层面的效用与精神层面的效用所占效用比重大小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消费者精神层面的效用也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为了描述商品对消费者精神层面的效用差异，定义消费者对某一商品精神利益的心理敏感程度为精神指数，用θ表示。以此为基础，我们来分析，关于奢侈品的消费选择模型。

为了简化问题，同时使问题的分析更具有针对性，我们作出如下假设：一是假设消费者的收入、产品价格以及产品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利益点为外生变量。二是假设理性经济人追求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总和的最大化。

根据以上假设与分析，构建基于精神偏好的消费选择模型。

物质层面的效用受到商品数量q的影响，且效用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物质效用函数为：u1=u（q）且du1/dp≥0

精神利益通过精神指数的强度来影响消费者效用的大小，且精神指数与精神效用是单调增函数关系，强度为零时，精神效用为零，精神效用函数为：

u2=u（θ）且du2/dθ≥0，u2（0）=0

现有两种同类商品i和j，消费者偏好取决于i、j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和的效用的大小。所以i和j的总效用差为：

ΔU=[u1（qi）+u2（θi）]-[u1（qj）+u2（θj）]

其中，ΔU为商品i与j的总效用差，qi、qj分别为i、j商品的数量，θiθj分别为i、j商品的精神指数。

假设u1（qi）=u1（qj），则：ΔU=u1（θi）-u1（θj）

由上式可知，消费者偏好取决于精神指数的大小。根据消费者对商品i和j的精神利益敏感度的不同，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可得出下列三个结论：

第一，两种商品仅满足消费者物质利益的需求，消费者对i、j的精神利益均不敏感或者完全感受不到，精神指数为零。

第二，商品i满足消费者精神利益需求且消费者对精神利益敏感，消费者对商品j的精神利益完全不敏感，即θi0，θj=0，则有ΔU=u2（θi）。偏好完全取决于商品i的精神指数。

第三，当商品i和j的精神指数均不为零时，即θi≠0，θj≠0，消费者选择取决于二者精神指数的大小。

六、结束语

奢侈品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数学的相关方法我们能够对奢侈品市场进行深度的剖析，分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参考文献：

[1]高敏.自我损耗对品牌标识炫耀性选择的影响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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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国内外经济趋势实践使经济周期问题研究再次被提上日程，但就目前教科书层面的经济学而言，并不存在被一致认同经济周期模型。本文基于新奥地利学派提出的资本性商品概念，结合系统科学反馈机制原理学说，构建了“均衡点漂移”泡沫经济（周期）模型。结合中国经济数据，本文对模型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结果显示，除个别时点，就样本总体而言（1978-2015），我国经济泡沫关系并不明显，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关键词 ：资本性商品；泡沫性经济周期；均衡点漂移模型；市场分割性质

中图分类号：F7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111-05

1 背景

自2010年最后一个两位数增长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一直呈下行趋势，经济增长势头回落使经济周期问题被重新关注。然而，关于经济周期问题，还尚无清晰的理论描述，教科书中关于此问题大多语焉不详，经济实践活动中，更加显得疑问多多，无从把握。

回顾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历史，会发现如下几个事实：其一，凯恩斯曾经提到过经济周期问题，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波动所致，但他并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继续探索，可以认为，凯恩斯理论是一种紧紧抓住衰退环节特征的一种周期理论片段，而非一个完整周期的全貌理论；其二，在凯恩斯理论之后，经过弗里德曼理论的过度，以卢卡斯和普雷斯科特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周期模型，即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虽然使用了变分法和其他动态规划数学方法，在形式上更具科学性，但新古典宏观理论并不为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该理论的价值主要在于开辟了新的研究方法，而对经济问题现象实质的探究上，并不存在更多新的含义；其三，对经济周期问题的继续深入探索而言，目前研究者的视线更多的聚焦于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思想，该学派思想极力推崇自由主义，以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所著称，然而，该学派思想是犀利深刻的，构建新的能够更加深入描述经济关系实践的经济周期理论模型，所选择理论基础非该学派莫属。

米塞斯和哈耶克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区别于消费性物品的“资本性商品”概念，指出了“资本性商品”价格变化规律不同于消费性物品价格变动规律，指出了在经济周期现象发生过程中，两种物品之间的价格出现相对变化（而非不变）关系。本文在这个理论假设和推演关系基础之上，构建出了基于资本性商品概念的泡沫经济性质的经济周期关系模型，并结合现代经济基本模型，提出描述泡沫经济关系的均衡点漂移模型。

2 假设

1870年代，不同的经济周期学说逐渐被归并为“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度”两个主要流派。经济学学科似乎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理论体系，从一种简单的逻辑上看，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度似乎不过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两种理论似乎没有实质性差别。然而，当我们引入“理想的均衡状态”假设之后（这个假设的基础源于现代微观经济学关于一般均衡的存在、唯一和稳定性的论证），则两个理论还是存在鲜明的区别的，当在某个时期内一个经济体系运行态势高于理想均衡状态（或可用长期均衡来代表），我们可以称之为投资过度经济，此时扩张需求的政策无效，因为经济终究要向长期均衡点回归，当经济运行低于理想均衡状态，扩大投资的政策无效，因为可能存在制度性消费抑制。

明确了经济周期的基本经济运行过程关系之后，我们所要求索的问题是，经济运行为什么会在两种基本状态之间随着时间进程做周期性转换运动呢，我们必需对于其中的动力机制予以说明。为此，我们引入资本性商品概念和正反馈机制原理假设，用以说明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泡沫性经济周期模型的动态演化机制模型。

首先，资本性商品（物品），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社会经济中除被即时消费掉的其他所有被交易的物品或无形价值对象，现实经济中最典型的资本性商品的代表是有价证券、房地产和贵金属，古玩、奢侈品等有时也可以包括于其中。

其次，资本性商品或物品区别于消费性物品的特有属性，在于这类交易物品无论实物数量还是价值数额，具有显著的随着时间进程而发生变化的伸缩性或弹性，短期内可以观察到其数额或价格的成倍的增长或萎缩，这种特征在谷物、蔬菜水果、肉蛋奶等即时消费性产品对象身上难以发生，资本性物品的这一特性，或可以称之为“交易弹性”。

再次，基于“随着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过程，资本性物品必然占据越来越大财富构成比重”这一事实，资本性商品的交易弹性属性同时也解释了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关系，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资本性商品交易市场的波动关系呢，对此，我们可以引用边缘学科系统论科学中的一种理论来说明，即系统科学中的反馈机制原理（feedback mechanism），这种反馈机制就是正反馈机制，正反馈机制使一个事物运行系统向偏离均衡的态发展，而负反馈机制（“反应”作用结果削弱促进这个反应）使事物反应系统回归平衡态反馈机制普遍存在以我们周围的任何自然地和社会的运行过程当中，经济运行关系中也存在这样的基本运行机制原理，而资本性物品交易弹性特征，提供了形成正反馈机制的最为重要的基础。

最后，正反馈机制不可能无限延续（由于其越来越偏离均衡态），表现为随时间发展而形成某种系统性质突变或灾变行为，在经济运行关系中，这种突变或灾变行为显然是经济危机的爆生，而过度繁荣也可视作是同类性质经济关系行为。

3 模型

资本性物品概念、正反馈机制原理假设，提供了泡沫性经济周期关系的基本逻辑。进一步把这种假设或逻辑关系与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和市场出清模型等基本经济模型相结合，则可以得到以“均衡点漂移”为特征的各种描述泡沫经济关系的泡沫经济模型。

局部均衡模型从效用函数的存在性论证入手，建立了如下的（静态）规划问题模型：

该数学规划问题的解x*关于价格参数向量p的函数一般称为需求函数，具体的，一般把每个分量关于各自对应价格分量的函数，称之为马歇尔需求函数。假设效用函数具有等替代弹性（CES）形式，函数，那么可以推导出，从这个结果中，大体可以判断，马歇尔需求函数具有向下的倾斜斜率（价格导数为负），但这只是从一个特例导出的结果，推导也不十分严密（没有考虑收入变动的情况）。

局部均衡泡沫模型，推导过程异常简单，只需在均衡模型基础上加上正反馈机制既得：设消费者对某一种交易物品在一段时期内的预期价格连续攀升（正泡沫），需求曲线（假设具有向下的斜率）连续右上位移，如图1所示，此时，市场观察者就会观察到e1、e2、e3、e4、…这样连续的成交点，这些量价齐升的成交点，导致经济出现泡沫性增长。

在上述推导中，z以及x和y均关于价格是零次齐次的，即对于一切，这个关系是由于生产与消费行为的约束条件的性质导出的，也可以说这是源于一般均衡的一个基本假设推导的结果。然而，这个假设于泡沫经济描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在Rl中，价格空间集中于一个超平面之上（在二维图示中，为中的一条不过原点的直线P），正是这个性质的体现；当经济发生泡沫的时候，一部分商品（主要是资本性商品）价格会先于其他商品价格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这个性质就会不再成立，价格空间不再局限于一个超平面之上（这并不难理解，价格的零次齐次性表示相对价格总是保持不变，因而表示价格系统的点集必然处于一个超平面内，这在二维示意图中为一条直线，当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之后，直线的斜率就发生变化，原直线必然会发生绕线上某一点转动关系），而是出现移动或连续漂移，如图3所示。

事实上，如果把经济学中所有的由数学规划问题导出的均衡关系模型都视作是从不同侧面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系基本运行关系的描述的话，那么，在这些基本模型基础之上，加上资本性物品及其市场交易的正反馈机制假设，则都会的出其相应的“均衡点漂移”模型，即市场出清模型、索洛增长模型和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都可以有其相应泡沫经济关系模型，而其性质与上述一般均衡泡沫经济模型类似，本文限于篇幅不再写出这些模型。

资本性物品的泡沫性增长或衰退，在模型中表现为经济均衡点的漂移关系，这一理论在现实经济中易于观察到其经验证据，以沪深股市市价总值和成交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为例，2003年，两个数值分别为31.3%和3.5%，到了2007年，两个数值增长为123.1%和10.9%（数据来源，财新网宏观数据库，以当年12月份数值计算）。

如果把资产价格泡沫经济关系进一步与货币数量方程式相联系，我们会发现由于资本性物品与消费性物品两类物品之间的价格变动不在保持协同一致关系，即两类物品之间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这也正是均衡点漂移的另一种表述，因而，传统的货币数量方程式MV=PQ不在成立（用线性代数语言描述，即为原价格向量矩阵不再有共同的基底），因两类物品之间有各自不同的价格体系（价格变量），即MV=PCQC+PIQI，我们把这种经济关系现象定义为“市场分割”，即由于资本性物品交易市场的正反馈机制导致的两类市场之间价格不在保持协同变动关系，而是分裂为两个各自独立的价格系统。

4 检验

对本文提出的泡沫性经济周期模型的主要检验原理有两个，（1）从传统货币数量论方程入手，对原方程两边先取对数，再取微分处理，得到dm/m- dp/p=dy/y关系式（这里假定V为常量），计算各年度等式左右两边数值，如果左边小于右边，说明出现正泡沫，（当发生正泡沫，资本性商品价格上涨，设新的价格体系向量为P’，则显然有MV=PY<P’Y，此时有dlnm-dlnp’<dlny成立），也意味着传统货币数量论方程不在成立，应当修正为上述具有市场分割特征的泡沫经济数量方程式，（2）考虑本文所阐述的泡沫经济模型，其以两类交易物品价格之间不存在系统变动关系为特征，这在代数学中表现为两类变量线性关系的不存在性，计量经济学中协整检验恰为向量之间线性关系的有无的检验，因而，依据本文泡沫经济模型，当检测到两类价格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的，说明经济中含有泡沫性经济关系成分。

本文主要计量检验过程如下，以货币和准货币增长率、GDP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1）上涨率、固定资产价格指数（p2上涨率等十几个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为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附录部分，样本期间自1978年至2015年），对各变量均进行先取对数再取一阶差分的处理方法，调整为增长率形式（原数据为增长率形式的不再进行调整），然后利用HP滤波分解方法，得到各变量的周期性成分并进行平稳性检验，完成这些数据获取和预处理工作之后，既可就本文模型预测的变量关系进行计量检验。

本文的主要计量检验结论包括：

（1）从数据序列对比关系和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时差相关系数方法的分析结果看，我国经济表现出如下一些规律性，货币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一般以高于收入和消费的增长率增长，货币和投资引领收入、消费、财政收支的波动，而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导致了随后（滞后两期）的包括消费价格水平在内的多种价格指数的上涨；

（2）从依据货币数量方程的泡沫经济关系检验上看，我国经济1988-1989、1994、2007年呈现出正泡沫态势，这个结果说明本文所阐述的泡沫经济关系导致的对货币数量方程的修正关系是存在的，图4给出了检验的折线图形式的输出结果；

（3）从消费性物品和资本性物品两类物品价格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上看，利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资本性物品价格的样本数据的情况下，两类价格之间并没有出现不存在的情况，这个结果与本文模型阐述结果并不一致，表1给出了检验输出结果；

（4）为解决资产价格统计可信度较低导致的检验结论不准确问题，本文改用证券市场数据代替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来重新完成两类物品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表2给出了检验输出结果，其中变量psz为沪市A股综合价格指数，取每个年份12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得出，从这个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当重现选取代表资本性商品的数据样本之后，两类价格变量之间协整关系明显趋弱，以致不在存在协整关系（最大似然统计量检验下）。

5 结论

首先，泡沫经济关系反应在数学模型上，就是各种基本经济模型的均衡点漂移模型，这些发生漂移关系的均衡点，都是瞬时的均衡，从长期关系来看，具有不稳定和不可持续性，因而并不代表真正的均衡，而是一种泡沫性经济关系；

其次，泡沫经济关系具有关于资本性物品与消费性物品之间的“市场分割”性质，这种经济关系属性修正了货币数量方程，即标明泡沫经济关系的数量方程为MV=PCQC+PIQI，而传统方程不在成立；

再次，以我国1978至今以来的数据作为观察样本进行计量检验，实证检验结果一方面验证了了泡沫经济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就我国经济（样本观察期间），除个别时点外，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

最后，从2010年以来的发展趋势看，去除通胀因素的货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距离渐趋减小，这可能说明我国经济目前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并不是很大，或需采取适度谨慎的货币政策，防范经济进入泡沫性波动风险。

参考文献：

（1）Stock， J。 and Watson， M。W， 1998， 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in US Macroeconomic Time Seri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2）Behzad T。 Diba and Herschel I。 Grossman， 1988， the Theory of Rational Bubble In Stock Price， The Economic Journal，9 8 （SeptemberI9 88）， 746-754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3）Shigenori。Shiratsuka， Asset price fluctuation and price indices， Monetary and Economic Studies/December 1999.

（4）Burns A。F。 and Mitchell W。C。 1946， 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5）Zarnowitz， V1， 1992， Business Cycles： Theory， History， Indicators， and Forecast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John F。 Muth，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 Econometrica， Vol。 29， No。 3. （Jul。， 1961）， pp。 315-335.

（7）M。 Friedman，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1968）， pp。 1-17.

（8）CR Nelson， CI Plosser； Trends versus random walks in macroeconomic time series： Some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0 （1982）， pp。 139–162.

（9）LH Summers； Does the stock market rationally reflect fundamental values？ Journal of Finance， 41 （1986）， pp。 591–600.

（10）JD Hamilton， CH Whiteman。 The observable implications of 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5 – Elsevier。

（11）JD Hamilton。 Rational-expectations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hanges in regim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88 – Elsevier。

（12）S。Johansen， K Juselius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and inference on cointegration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demand for money。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 1990.

（13）Hamilton， James D。 （1994）， Time Series Analys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4）（奥）米塞斯。货币与信用原理[M]。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社，1967.

（15）（英）海约克。物价与生产，腾维藻，朱宗风合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16）（美）默里·罗斯巴德著。美国大萧条[M]。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7）（挪威）拉斯·特威德。逃不过的经济周期[M]。中信出版社，2012.

（18）（比利时）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9）（美）狄克逊·韦克特。秦传安译。大萧条时代[M]。新世界出版社，2011.

（20）（美）海曼·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M]。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篇4

［中图分类号］O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3）08-0056-02

在经济管理中，数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如何把高等数学的有关知识用于解决相关问题加以讨论。这有助于相关专业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

一、连续复利――e在经济中的应用

利息是银行对储蓄（或借贷）所支付（或收取）的除本金以外的货币。银行支付（或收取）利息的多少，以利率的高低来表示

单位时间的利率=单位时间的利息/存入的本金

（一）单利

设本金为A0（可指投资,存款等），年利率是i，所谓单利是指仅按本金A0计算利息。例如：A0的投资时间为t年，那么七年后,可得单利:I=A0it

本利和是A=A0+I=A0（1+it）

例如：1000元投资5年，年利率6%，于是5年后共得单利

I=1000×0.06=300（元），A=1000+300=1300（元）

（二）复利

所谓复利是指经过一年时间，将所生利息加入本金再生利息。逐期滚算。

假定本金是A0元，那么一年后的利息是A0i，此时本金就成了

A0+A0i=A0（1+i）

再经过一年又得复利iA0（1+i）

本金成了A0（1+i）2,

依次类推，t年后本金A（t）就成了A（t）=A0（1+i）t

例如：将1000元投资5年，年利率6%，按年计算复利，那么5年后本金就A（5）=1000（1+0.06）5＝1338.23（元）,利息是338.23元。

设年利率为i，如果一年计算m次复利，那么t年后就计算mt次，每次的利率算作■。设本金为A0元，年利率为i，每年计算复利m次，那么t年后本金为A（t）=A0（1+■）mt。

例如：将1000元投资5年，年利率6%，每年计算复利4次，那么5年后本金就成了A（5）=1000（1+■）5×4=1346.86（元），利息是346.86元。

（三）连续复利

A（t）=■A0（1+■）mt＝A0■［（1+■）■］it=A0eit

这种计利方法称为连续复利。

连续复利的计算方法在其他许多问题中也常有应用，如：细胞分裂、树木的生长等。

二、边际与弹性――导数与微分的简单应用

（一）边际概念

在经济学中边际表示的是变化率，函数的导数称为边际函数。

如：成本函数C（x）的导数C′（x）称为边际成本函数。

边际成本具有怎样的经济意义？

当产量由原产量x单位增加一个单位（Δx=1）时，成本C（x）的真值为C（x+1）-C（x），但当产量的单位很小或一个单位与原产量x值相比很小时，则由近似式■=■≈C′（x）（|Δx|很小时）

取Δx=1，得C（x+1）-C（x）≈C′（x）

这表明当产量达到x时，再增加生产一个单位，成本的增加值就可以用边际成本C′（x）近似表示。这就是边际成本实际的经济意义。

在经济学中，通常略去“近似”二字，将边际成本C′（x）解释为：

当产量达到x时，再增加生产一个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成本。或生产x+1个产品所需的成本。

例如：设生产x件某产品的成本为C（x）＝200+0.03x2

生产100件的总成本为C（100）=200+0.03×（100）2=500

每件产品的平均成本是■=■=5

边际成本函数为C′（x）=0.06x

产量在100件时的边际成本为C′（x）=0.06×100=6

它近似表示生产第101产品的成本。这件产品的真值是

ΔC=C（100+1）-C（100）=6.03

除边际成本函数外，收入函数的导数称为边际收入函数；利润函数的导数称为边际利润函数；需求函数的导数称为边际需求函数等。他们的实际经济意义都可以如边际成本一样理解。

（二）弹性概念

经济学中把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相对变化的反映程度称为弹性。

例如：需求对价格的弹性就是商品需求量对价格相对变化的程度。设需求函数x=f（p），其中x需求量，p是价格，η=p■

由于Δp很小时，η=p■≈■■所以需求弹性近似表示在价格为p时，价格变动1％，需求量将变化|η|%，通常也略去“近似”二字．一般来说，需求函数是一个减函数，需求量随价格的提高而减少，因此需求弹性一般是负值，它反映了商品需求量对价格变化反应的强烈程度，即灵敏度。

对任何函数都可以建立弹性，一般地，函数y=f（x）在点x处的弹性定义

为η=x■

它表示的是相对变化率。相对变化率便于比较不同市场的需求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它是无纲量。便于比较单位价格不一致的单位的灵敏度。

通常表示为：εyx=■=■■

例如：某种产品的需求量x与价格p的关系为x（p）=1600（■）p，

（1）求需求弹性η（p）;（2）当商品的价格p=10元时，再增加1％，求该商品需求量变化情况。

解:需求弹性η（p）＝p■=p×ln■=（-2ln2）≈-1.39p

需求弹性为负，说明商品价格p增加1％时，商品需求量将减少1.39p%

当商品价格p=10元时 η（10）≈-13.9

这表示价格p＝10元时，再增加1％，商品的需求量将增加13.9p%，如价格降低1％，商品的需求量将增加13.9p%。

三、积分在经济问题中的应用

例：已知某商品每天生产x单位时，边际成本为C′（x）=0.4x+2（元／单位），其固定成本是20元，求总成本函数C（x）。如果这种商品规定的销售单价为18元，且产品可以全部售出，求总利润函数L（x），并问每天生产多少单位，总利润最大？

解可变成本就是边际成本函数在［0，x］上的定积分，又已知固定成本为20元，所以总成本函数C（x）=■（0.4t+2）dt+20=0.2x2+2x+20

当销售单价为18元时，总利润函数为

L（x）＝R（x）-C（x）=-0.2x2+1.6x-20

由L′（x）=-0.4x+16=0，得x=40

又因为L″（x）=-0.4＜0，所以，每天生产40单位可获最大利润，最大利润为L（40）=300（元）。

高等数学在其它各个领域中的应用不胜枚举：如物理学中有速度、加速度、角速度、线密度、电流、功率、温度梯度、衰变率、变速直线运动的路程、非均匀细杆的质量、变力沿直线作功、抽水作功、引力等等；化学中有扩散速度、反应速度，溶液连续稀释问题等；生物学中有（种群）出生率、死亡率、自然生长率等等；社会学中有信息的传播速度、时尚的推广、人口自然增长规律等，几何学中曲线的切线问题，曲边图形的面积等这类涉及微小量无穷积累的问题。这些都可以用高等数学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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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6―0060―05

一、引言

尽管保险是金融业中非常古老的行业，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内，保险常常被看作为或有商品，有时又被当作与赌博有关的概念来讨论。自从1947年Neumann和Morgensten发展了期望效用之后，对不确定性经济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保险活动才纳入了主流经济分析的框架，Arrow，Borch和Mossin在20世纪60年表的几篇重要论文，既可以看作是对保险进行现代经济分析的开端，也是保险经济的经典之作，此后大量的研究是围绕它们展开的。Arrow认为极少有风险能在市场上被完全转移，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交易成本是风险转移受到限制的三个主要因素，并指出，在不考虑道德风险因素的条件下，如果保险费包含了固定比例附加费用，则有绝对免赔额的足额保险是最优的。Borch论证了风险帕累托最优交换的充要条件，提出了风险厌恶是如何影响参与者的最优保险金额。Mossin提出了风险厌恶决策者保险需求的一个简单模型，从该模型中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当保险费为精算公平保险费时，被保险人购买足额保险，否则购买部分保险；二是当被保险人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时，保险对他来说是劣质品。

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阿罗、博尔奇和莫森讨论保险经济问题的主题是价格和产品需求(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对于保险需求而言，与一般商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保险需求的产生以风险的存在为前提，因此风险的变动是保险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而风险的变化从期望效用的角度来说，表现为效用概率分布的变化，因此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数学解析表达式来说明其经济学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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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一、寻租行为及政府采购相关概念

(一)租金。租金的涵义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深入的发展,它的外延所指也在扩大。现代经济学中的租金指的是缺乏供给弹性产生的差价收入,但此时供给弹性的缺乏是由权力的干预造成的,而不是由单纯的自然性质的生产要素造成。同时,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了“准地租”,将租金的涵义外延到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租金,指的是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过在其他可选择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大款项的那部分收入,也就是超过机会成本的收入。另外,租金的涵义为政府利用权力干预,造成供给弹性缺乏,最终形成垄断所产生的超额利润或者价差收入。由此我们得出,政府采购中的租金是指因政府采购机构或人员的采购行为所形成的超额利润。

(二)经济租金。所谓经济租金,就是要素资源所有者实际最终获取的收入与市场交易客体――该商品的一般租金之间的差额。

(三)寻租。完全市场经济下,不存在政府利用权力干预等制度性阻碍,市场可以自发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自然就不存在寻租。然而,市场是不完全的,资源无法实现最优化配置,只有通过政府行为来协调配置,而想追逐更多利益的人便会去寻租,寻租由此产生。美国经济学家塔洛克指出,只要存在官方限制,人们就总是要投入资源来获取事实上由于官方限制才得以被保证的边际利润;另外,经济学家克鲁格也指出,寻租活动的蔓延具有恶性循环的趋势。因此,寻租是在体制漏洞下的非正常经济活动,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却耗费了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源,这种非竞争性的、追求非生产性经济利益的活动是真正意义上的寻租活动。

张卫东教授在他的文章《寻租理论分析》文章中给寻租下了一个初步的定义:“所谓寻租,就是寻求经济租金。”寻租的本质就是市场主体通过非竞争性手段追求非生产性经济利益,企图获得经济租金的行为。

(四)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其中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等;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等;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

(五)政府采购当事人。政府采购当事人是指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各类主体,包括采购人、供应商和采购机构等。采购人是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集中采购机构为采购机构,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的人民政府根据本级政府采购项目组织集中采购的需要设立集中采购机构;供应商是指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二、政府采购寻租行为产生的原因

(一)政府采购寻租行为产生的客观条件。政府采购寻租行为产生的条件之一是政府采购当事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分别进行设租和寻租。由政府采购定义得出政府采购中的寻租包括设租和寻租两个方面,政府采购中的设租是指采购方利用权力对采购全过程进行控制,人为设置需求障碍,进而营造获得非生产性利润的环境与条件;政府采购中的寻租是指供应商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获得供应特权以占有租金的活动。政府采购在市场交易中的设租和寻租行为描述为,权力人即采购人作为产品需求者,作为购买者进入市场,在权力监管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权力介入市场交易活动中,采购人利用权力进行设租,阻止其他经济主体进行获取租金的交易活动,进而影响到产品供给不足,而一些人为了获取额外利润,便产生了寻租行为。另一个条件是政府采购制度环境的客观存在。无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在转轨的体制下,都存在市场与政府的协调问题,而“市场职能与政府职能的协调失灵正是采购寻租产生的制度环境”。

(二)政府采购寻租行为产生的微观原因

1、政府采购过程形成委托关系。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存在着“公众(纳税人)――政府(物品使用单位)――政府采购机构――采购人员”的委托链。公众(纳税人)虽然位于委托链的最上层,但他们不是委托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没有决策管理权限,不能直接参与采购活动。政府采购起到决策作用的是政府,并且政府采购机构其实现采购任务,真正实施任务的是受过专业训练、具有专业知识的采购人员。供应商作为经济实体,实施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要获得利润,他们的途径可以通过公平市场竞争去获取,另外通过寻租去实现。寻租活动可以获取到更多利润,且更快捷,这便是供应商更愿意冒险尝试的根本原因。采购人员与供应商各自受财富的需求与利益的驱动进行设租与寻租活动,使得政府成了为私人既得利益集团“俘获的政府”。

2、政府采购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作为采购主体,他的决策取决于机构提供的信息,如采购的范围、采购的方式以及采购的限额标准的决定都受机构提供信息的影响,政府作为委托人与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虽然委托人与人可以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来规范双方的行为,但契约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规定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人可以通过掌握的信息,利用契约的漏洞去谋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3、政府采购过程中针对人的监督不完全。由于委托给采购人员的采购权利已经由私有产品变为公共产品,所以采购权利的委托运行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委托链长而引起监督成本大,特别是监督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没有监督的积极性,容易产生采购权利委托运作失灵。

另外,公众对人的监督同样不完全。采购权利委托运作失灵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巨大,但分摊给处于委托链上方的公众身上就很小了。同时,公众监督采购过程中的寻租、设租行为的机会成本非常大,导致所获收益很小,这些都影响到公众监督采购行为的积极性。监督者与公众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放弃监督,最终导致了无人监督,使得寻租这一后果变得更加难以预料。

三、防范政府采购寻租行为的对策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作为基本法,其他配套法律法规缺乏。政府采购行为具有实物操作性强的特点,除了基本法作为宏观指导,还需要一个具体规定采购实施过程的实施细则,实施细则指的是政府采购实际操作中具体的操作程序、要求和规定,完善的配套实施细则是政府采购制度得以健康发展并发挥其应有效果的有力保障。

(二)健全政府采购操作程序

1、实现政府采购过程的购买、付款、验收三者分离。政府采购行为一般是由物品使用单位提出采购计划,在经过批准得到资金支持后,由政府采购机构负责具体采购,货物由使用单位验收,通过购买、付款、验收使用的三者分离,构成相互制衡的机制。

2、建立科学规范的政府采购操作程序。政府采购操作程序随采购对象不同而有所变化,政府采购操作程序主要包括:编制政府财政预算;审核下达政府采购预算;申报政府采购分项计划;下达政府采购分项计划;采购资金冻结;选择采购的方式以及采购的限额标准;审查供应商资格;执行采购方式;签订采购合同;履行采购合同;验收商品;资金解冻;政府采购资金结算;资料归档。

(三)规范政府采购过程中的委托关系。规范政府采购中的委托关系从增加信息的公开度和加强委托人对人的监督出发。政府要求机构增加其信息的公开度,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增加与机构之间的沟通,避免委托运作失灵,同时加强外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力量对人进行监督。

(四)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

1、健全政府采购机构内部监督机制。政府采购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采购活动的决策和执行程序应当明确,并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经办采购的人员与负责采购合同审核、验收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

2、建立外部监督机制。财政、审计部门、监察机关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内容主要对采购范围、采购方式和程序执行情况;参与采购活动有关人员的监察等。这些部门监察职能能够对政府采购活动起到很好地威慑作用,可以有效地压制供应商的寻租行为。

3、形成社会监督机制。这里的社会监督主要指的是新闻媒体监督以及群众监督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部门集中采购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权控告和检举。新闻媒体监督指的是新闻媒体通过对政府采购中的设租、寻租行为或者其他政府采购事件进行公开报道,增加行为或者事件的影响力,使得不良行为得到震慑,积极事件得到宣传推广,对于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具有独特的作用和社会效应。另外,群众监督也具有积极意义,群众自发监督政府采购行为,对不法行为可以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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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认为决定论观念最初来源于古希腊人的悲剧精神，即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它驱使着悲剧性的事件无可逃避地发生。这种宿命论形态的决定论观念成了希腊哲学理智论中的最重要观念。理智论的集大成者首推柏拉图。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两个部分。对应于可见的世界是一个可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世界，意见的对象。对应于不可见世界的则是共相的世界即理智的世界，是静止不变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知识的对象。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因而，是不真实的。永恒不变的共相的世界是真实的，是可见世界的本质。静止的共相世界是变化的经验世界的原本，而变化的可见世界则是不变的理智世界的模本，变化的世界被不变的世界决定。

柏拉图所建立而成的理智决定论一直是神学家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逻辑证明的主要依据。这种提倡主要研究感官经验后面的静止的、理智的、本质的、必然的逻辑世界，从而为解释和预测可感知世界提供某种基础的观念为近代唯理论者所复兴，并为所有科学分享。

最能集中反映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理智主义精神气质的就是英国的牛顿和法国的拉普拉斯。牛顿力学仅仅用三大基本运动定律和几个与基本的力学量，即时间、位移、质量、力等，然后借用数学和几何学提供的逻辑这个脚手架，推演出了一个严密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和精美的逻辑的或观念的理论体系。这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不仅解释了太阳系的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行，而且还可以预测没有观察的星辰的存在。这就说，决定整个宇宙万物动物状况所有机密和枢纽都在这个优美、简洁的数学公式之中。牛顿力学所提供的观念就是：只要建立了运动方程，就可以依据初始条件来确定随后的运动。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而且被发展到极致的决定论观念，也是理智决定论最高的范本。

拉普拉斯被看成是法国的牛顿，在他看来，整个宇宙演化过程都是严格遵循着决定论的，

也就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宇宙方程。他设想一个具有全能、全知的智慧精灵（被后人称作“拉普拉斯妖"），只要这种精灵知道了某一瞬间宇宙间每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他就可以借助数学方程，将宇宙的一切全部看透，预言未来的一切事件了，也就是说世间一切事件事先成为已知的了。他曾以阿基米得口吻说道：如果有人能告知我整个宇宙诞生初期的条件和宇宙边界的条件，我甚至可以计算出整个宇宙的演化历程。或者说，只要给宇宙中所有质点的初始条件，就可以预先确定宇宙中每个质点在任何时间的位置，包括万年后某棵树上的树叶漂向何处。显然，拉普拉斯的话透露出一种神秘的宿命论的意味。理智决定论又回复古希腊人的命定观的形态之中。

理智主义决定论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学所追求的是一个静止的、本质的、具有支配性的理性世界。经济学像其他硬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理智主义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和现象两个世界的区分基础上。即假定那个超感官的、理智的、齐一的、规律的、静止的世界，支配着可感觉的、经验的、杂多的、变动不定的世界。我们日常经验到的经济现象可以从经济规律得到理解、解释，甚至可以预测我们将要经验到的经济现象。经济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试图从杂乱的经济现象中寻求经济规律。换言之，经济本质决定经济现象是经济学所隐含的一个本体论承诺。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对市场均衡的追求。

均衡是自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一个核心概念，诸如价格均衡、就业均衡、消费者均衡、厂商均衡、竞争均衡、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宏观经济均衡等等充满着经济学理论之中。韦森曾这样写到：“'均衡'概念或者说均衡分析，可以说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的灵魂。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瓦尔拉斯均衡'，到'阿罗－德布鲁均衡'，以至到目前已经融入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哈萨尼均衡'（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均衡）、'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以及'演进博弈均衡'等等，可以说，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浸透在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理论文献的分析与话语之中。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保险地说，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庞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即使六十年代以来以科奈、巴罗、贝纳西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非均衡论”或者说“反均衡论”，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均衡”二字。因此，经济学家们好像对'均衡'着了魔、入了迷。离开了均衡二字，经济学家们就会没事做、没饭吃。”1

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均衡也是在理想的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每个市场实体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从而自动地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关系的平衡。正因为作用于经济实体的各种力量达到平衡，它们没有发生变动的倾向，从而经济实体处于稳定的、静止状态。经济学均衡分析实际上就是从变动不居的经济现象的表面，寻求恒定不变关系，并利用联立方程组来确定惟一的均衡解，从而确定了所有经济变量的均衡结构。当然，这种静止的、均衡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而是逻辑的世界，理智构造的理想世界。熊比特十分清楚地表明，“现实生活中的市场是决不会达到均衡的，所以只能对观察者高度抽象地想像出来的市场提出均衡问题。"2新古典经济学正是从理智的、静止的世界中获得了经济知识的确定性，并用它来理解、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第二，经济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逻辑的、必然性的和有严格秩序的理想王国。理智决定论把一切经验的现象还原成不可经验的理想的思想客体。正是在思想客体这个影子的世界中，才能遵循着严格的必然性，没有偶然。近代物理学把可见的物体还原成幽灵似的质点，这是一个只有质量没有大小，没有弹性形变的刚性的“质点"，并且是在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实的世界中运动。

经济学同样通过理智的抽象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变成经济范畴和概念，从而把现实的世界变成一个纯粹的逻辑王国。以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这个核心假设为例，经济学把现实的人还原为经济人。显然，在经验中人总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相反，只有在静止的理智王国中，人才是原子式的。这种经济人的本性是一个常数，或者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人。因为经济人如果在同样的约束下，每个经济人都会做出这种同样的选择。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没有性别、没有意志也没有感情的逻辑机器。当输入几个数据（收入约束和效用目标）时，他就会闪电似地且精确地按照设计好的程序（效用函数计算好）运作，人的行为是严格被决定着。关于这一点，霍奇逊了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注释，他说，“在新古典学派那里，个人被看作仅仅是循着一个设计好了的追求最优化的模式来对经济环境作出反应，偏好一旦确定，选择于是便确定了。个人被置于一个机械世界里，其中质点总是对合力直接作出反应。引人注目的是，帕累托写道：'个人可以消失——假如他将自己的偏好告知我们的话。'从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出发，有关意志和目的的问题便退到后台变成背景材料，尽管这些问题不一定被机械论者排除在外"［3］。

二普遍主义

理智主义不仅具有决定论特征，还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理智主义普遍性特征假定存在着一种超越国界和超越文化的理性和普适的规则，从而强调同质性、一致性，排除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对普遍性的追求一直是萦绕于理智论者脑际的一个梦想。古希腊理智论始于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则从逻辑推理角度上论证了存在是唯一的、永恒的、静止的，并且存在是理智认识的对象。

苏格拉底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实际上，“苏格拉底方法的目标就是要抽绎出这种普遍判断，而这种方法是苏格拉底在讨论中所用的，是反复追问的巧妙形式。"［4］这种从特殊之中寻求普遍的原则或本质是理智主义的重要诉求。

柏拉图承接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以及关于概念的知识是唯一的真知识的教诲，创立了他的理智主义体系。他进一步阐明，只有“概念的知识揭示事物中的一般、不变和基本的因素，因而是真知识。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一般，不变和永恒"［4］。在这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理念世界中，所有的抽象观念之间都满足于普遍的逻辑规则，没有矛盾，只有一致性。并且，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理念的逻辑体系，它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精神统一体，由宇宙目的、即善的理念所统辖，因而是一个有理性的精神整体。"［4］

最明确地表现普遍主义要求的就是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宇宙不是由一连串的机械的因果链条，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理性的，美好和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受一个智慧的上帝所统率。人是宇宙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小宇宙，因而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世界只有一种宇宙理性，因此，世界只有一种法律即自然法；世界上只有一种权利即天赋的人权。正是斯多葛学派把自然法理解为超越一切种族，属于所人类的法律，从而表现了强烈的世界普遍主义特质。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人类有着同一起源，都是同一父亲即上帝的儿女，所以每个人身上有着相同的宇宙理性，他们服从同一种法律，是同一世界的世界公民。斯多葛学派代表的库斯·奥勒留说，“我们不应该说'我是一个雅典人'或‘我是一个罗马人'，而应该说，‘我是一个宇宙公民'。"［5］斯多葛学派这种具有普遍主义的自然法对后来的罗马法产生了深远地影响，罗马法所说的自然法或“万民法"，也就是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共有的法律。

近智主义肇始者勒奈·笛卡尔，主张知识是从先验的、自明的、简单的少数原则或公理出发，当然这些少数公理本身就是超越时空的、不变的、普适的抽象原则，经过严格地逻辑演绎，以达到一个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再由这些定理演绎出一些可通过经验观察的推论，这些公理、定理和推论体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人们正是通过这个演绎体系来发现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并且，只有当人们的经验与这个演绎的知识体系的推论相吻合时，这种经验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普遍的原则可代替具体的事物，只要理解了这些普遍法则，也就掌握了现实世界。这种诉诸普遍性的理性来理解现实世界，是因为在近智主义者看来，“整个世界是一致的，像物理定律般可通约的、可解释的"。［6］

理智主义在黑格尔达到了顶峰。他认为宇宙精神即绝对精神是在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中显现自己的。理性充满着宇宙，不仅太阳系是有理性的秩序，有机体也是有理性的，而且全部人类历史过程也是有理性的，有目的的和具有意义的。而且，“宇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实现目标或目的，即宇宙理性的目的。"［4］这种演化过程是从理念即潜在的宇宙、具有自为、自在创造力的逻各斯或理性开始。它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个人中，也表现在人类制度和历史、权利或法（财产、契约和惩罚）、道德或良心以及习俗和伦理义务（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它最后还体现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从而达到了绝对精神，并且绝对精神认识到了自己。这种绝对精神统摄着自然界、思维和人类社会，并且，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是严格地按照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和日尔曼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唯一标准进行着的。

总之，这种对普遍主义的追求是理智主义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从不变的、抽象的前提出发，把自己推定的原则、价值或生活方式论证成为普遍的和唯一的东西。

主流经济学像其他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的理智主义传统，它强调所有现象背后深藏着一个普遍的规律，经济现象可以通过这一规律得到精确的预测和解释。为了寻求到这种规律，经济学通过撇开处于真实的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如文化、习俗、制度中的环境，从而把人所生活的环境抽象成一个像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空状态，从而，确保它所倡导的规律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普适性。同时，主流经济学也把具有各种知、情、意、欲等复杂动机的人以及各种差异的人抽象成为完全齐一、同质的，只有单纯的一种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高度理性算计的经济人。然后从这种“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7］。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虚构人，所以它才有高度的普遍性，所有的经济学现象都可从这个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出发演绎出来。或者说，所有经济学现象都可以回溯到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来说，理性经济人已经不仅仅成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强力工具，而且它已经渗透和扩张到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都落入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式之中了，人们把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理性的经济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就实现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既可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指整个人类。当它指整个人类时，就是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从而使整个人类的福利增加。在经济学看来，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理论是超越一切民族国家的普适规律。不仅如此，经济学所揭示的原理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有效性。西尼尔就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具有普遍效力的理论系统。这门学科被宣布为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工资、利润和其他经济现象受永恒不变的法则支配，就像自然被重力法则支配一样。"［8］先验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代表米塞斯一再重申，经济学是一门先验的、因而是普遍正确的知识，具有和逻辑学、数学一样的普遍性。

除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散发来的普遍主义精神外，实际上，经济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实际上就在推行其普遍主义诉求。众所周知，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间积压了大量的工业品，为了向欧洲大陆倾销，学术界利用古典经济学中的普遍主义诉求，采取了各种办法诸如专门划拨“机密费"，收买和操纵欧洲大陆经济学界人士和新闻工作者，从而控制理论界和新闻舆论，以科学的普遍主义姿态，向欧洲大陆大肆宣扬斯密主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斯密主义已经“作为一种神圣的教条被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家接受，就像在英、法、俄国一样，在德国的科学界权威都一致同意这一教条。"［9］

三数理方法

对世界的认识要用数学语言和演绎方法既是理智主义对决定论追求的一个体现，同时，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理智主义数理方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数是世界万物背后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只要找到数量关系，也就找到和认识了隐藏世界背后的神秘的本质。宇宙万物都是遵循数学的原理。同时，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几何学方面，也有着超凡的成就。这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产生了十分深远地影响。这是因为“几何学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认为对于实际空间是真确的，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这样，首先注意到了自明的东西然后现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一切事物了。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的哲学家。"［5］

对于柏拉图而言，数不仅是不依赖于人们感官经验的一种抽象存在，而且，数也是达到最高抽象客观实在即理念世界的阶梯。柏拉图把数看成是认识理念世界的工具。在他看来，神在创造世界时已经把数学放入其中，人们只要认识到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数学关系，也就进入了理念世界即真实的、本质世界。可见，柏拉图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更精致的表现形式。

中世纪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而经院哲学是由早期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形成的一种理智主义。罗素曾指出，“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指毕达哥拉斯主义——笔者注）。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5］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这个永恒的对象是数，对柏拉图来说是理念，对基督教来说，就是上帝。它们之间是相通的。这是因为，数仅仅作为思想的对象，而不是感官的对象。同样，几何学意义上的点、线、面，不是经验客体，仅仅是作为思想的对象而存在。这种永恒的对象就要以被设想为上帝。实际上，作为西方理智主义开端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体现了数学和神学相结合的特征。罗素说指出，“柏拉图的学说是：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而詹姆士·琴斯爵士也相信上帝嗜好算学。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5］并且，这种数学与神学的结合，“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5］

可以说，从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来说，宇宙是上帝依照数学设计而成的和上帝就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数学家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上帝看成是大自然的设计者和创造者，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人们运用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从而体察上帝的伟大和善意。中世纪的学者正是在为了赞美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这种强烈的宗教动机的驱使下研究自然，从而能够证明自然界与数学定律相吻合。伽利略之所以开创了用数学解释地上的物体运动和天上的天体运动，正是基于上帝依照数学设计宇宙万物的信念，笃信大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出的。只有用数学才能窥探出自然的秘密和领悟上帝的伟大。他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10］开普勒对外部世界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现上帝赋予它的合理次序与和谐，而这些是上帝依数学语言透露给我们的。他建立在太阳中心说基础上的开普勒定律，即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此两行星轨道长半径的立方成正比，以在数学上的简洁、优美的形式表述行星运行的椭圆形轨道而著称。

同样，牛顿确信上帝创造的世界与数学原理吻合。他认为通过数学可以领会上帝对宇宙高超的设计。牛顿对上帝的信仰是他进行数学和科学研究的动力。正如罗素所指出的那样，“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但是它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所支配着的"。［5］他的对自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寻求上帝设计自然界的秘密的宗教动机。这种宗教动机是他晚年全部献身神学的主要原因。牛顿为了展示造物主的智慧，在原来的数学无法提供揭示和表达自然奥秘时，他自己发明了“流数"（Fluxions），也就是今天所谓微积分来满足他的请诉求，提出正切、加速度、斜率、无穷小、微分等概念，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数学的猜透上帝想法的功能。

近智主义代表笛卡尔在数学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把代数应用到几何学上，发明和运用了解析几何方法，“为近世数学指出道路的人"。［11］他的先验理智论就是依靠数理方法即数学领域中的演绎推理方法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这个方法首先要求从几个先验的、直觉的、自明的前提出发，然后通过演绎推理获得各种真理性知识。它不仅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确实可靠的知识，而且可以认识上帝、整个世界和人的灵魂。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论》中，运用普遍怀疑的原则和诉诸于理性权威，确认了“自我"存在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从而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第一条原则和基石。然后，借助这一自明的前提，建立起他整个哲学体系。

近智主义另一个重要人物斯宾诺莎也是极度推崇数学上的演绎方法，甚至于超过笛卡尔。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受着一种绝对的逻辑必然性支配，在精神领域中也没有所谓自由意志，在物质界也没有什么偶然。"［4］实际上，他的《笛卡尔哲学原理》和《伦理学》著作都是运用严格的演绎推理的方法写作的。他首先列出一些普遍性的定义和公理，然后再列出一系列命题，并对每一命题逐一加以证明，最后由得到证明的命题再加以推理，从而得出必然性的结论。

理智主义为经济学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就是这套数学和几何学的思维方法对也就是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所谓经济学数理方法就是指把数学分析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来分析、研究经济现象。它包括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数量化）、数理经济分析（符号化）和演绎推理方法（形式化）。

第一，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这是一种数量化的要求，它把经济现象和经济现象关系简约为一种数量和数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的分析方法。从哲学上来看，这就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在质与量的关系中，把量看成比质更为真实的反映本质，而质最终都可以通过量加以描述和解释。在形式与内容（质料）关系中，形式高于内容，形式可以独立于内容而存在。经济学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经济学理论处理的是一个量的世界，即是一个可以通过精确测量和统计的数字世界；一个可以通过数学计算的并且遵照经济学方式运行的世界。

对统计分析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威廉·配弟。他首先在经济学领域最先提出了“政治算术"的方法。他十分重视经济现象的统计学分析。杰文斯就直接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量，涉及的是经济现象的量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它在性质上是一门数学科学。实际上，“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及其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是数理经济学最突出的成果"。［12］他也是最早提议用“经济学"一词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的人，显然，他是希望为经济现象提供一种更科学的解释，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可定量的从而能够用数学形式表达的现象中。

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在20世纪初开始迅猛发展。由于古诺和瓦尔拉斯数理分析，经马歇尔的补充，使许多变量更具操作性，从而易于测量。同时，由于此时的统计方法和概率理论已经十分成熟，从而为计量经济学兴盛提供了数学工具。1930年，拉格纳·弗里希（“计量经济学"一词发明者）和阿尔文·费希尔创建了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主要基于概率论和线性代数等数学理论对相关经济现象进行观察、归纳和统计，试图从复杂的经济变量关系中寻找相关性，从而为经济理论的质的分析提供量的内容。

第二，数理经济分析。这是指采取代数的方法，即运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建构理论模型的经济理论，经济学理论的定理成了一个个优美的数学方程。法国经济学家古诺是最早运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名著。它在“边际革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杰文斯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13］他们把边际分析方法广泛地运用于消费、生产、投资等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莱昂·瓦尔拉斯就强调，“经济学跟天文学和力学一样，既是经验科学，也是理性科学"［14］，他仅仅用几套代数方程就建构起一个个精美的数学模型系列。公式化使得经济学借助数学表达式简洁和清晰地表达经济学思想，诸如消费函数模型、生产函数模型、货币需求函数模型、投资函数模型等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运用得最为广泛，并且，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用数学符号加以全面地改造，把经济学在30年代以前用的自然语言和图式的分析改写成为定性的数学模型和推理方法，从而确立了现代主流经济学追求形式化、公式化、符号化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了社会代数学。

经济学这种符号化的诉求，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即人工语言系统，从而使经济学得到迅速的发展。经济学许多相关理论、定理和命题如尤拉定理、斯拉茨基方程、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等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总之，现代经济理论广泛地应用函数、积分、微分方程、线性代数、线性规划等符号化工具，使得经济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逻辑化和公式化，因此，经济学具有了科学性的外表。

第三，所谓经济学演绎推理，是指经济学理论以几何学的方法为蓝本，即从简单性、不证自明性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然后合乎逻辑推理出一整套命题体系的方法。对演绎法的强调肇始于李嘉图。他把经济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演绎体系。他对诸如价值、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经济学基本范围进行改造，然后通过范畴来演绎经济学体系。熊彼特则把李嘉图的演绎法方法称为“李嘉图的恶习"。［15］

西尼尔最早地明确地表述了经济学的演绎法。他认为，经济学就是从以下四个自明的命题［16］出发，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西尼尔之后，在古典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这个传统都是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演绎方法。穆勒对西尼尔方法进一步公理化，确立了经济学演绎的原点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特别在“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的演绎推理方法通过数学公式化得到了最好的表现。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著作中，强调经济学方法是从内省得到的类似于公理的那种自明性的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经济学的真理来。

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而言，无论是先验主义代表米塞斯、实证主义者弗里德曼、工具主义者萨缪尔森和证伪主义者布劳格，尽管他们之间的存在千差万别，但在经济学演绎法方面，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弗里德曼在他的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完全以一种柏拉图-笛卡尔的先验论观念维护演绎法的。他以欧氏几何为例，说明经济学与几何学、物理学一样，是从一个简单、抽象的假设出发来演绎出一系列推论和经济预测，然后，根据经验观察来检验这种推论和预测的正确性。这种演绎假设“首先，是一个概念的世界，或者说，这是一个比'真实世界'更简单的抽象模型，它只包括这种假说声称的那些重要力量；其次，这是一套由规则定义的一种现象类型，它是由'模型'规定被认为充分代表了'真实世界'，在模型中的变量或整体和可观察的现象之间详列了一一对应关系。"［17］他还强调，“这种模型是抽象的、完备的，同时，它是一种'代数学'或'逻辑学'。"［17］

总之，模仿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演绎法已经成为现代大多数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方法。1995年诺贝尔得主卢卡斯对此直言不讳，他说“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18］从现代经济学的形态看，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形式经济学，其方法就是依照数学和物理学那样，首先建立一个抽象的数学的模型，当然这种模型是人们理智上的虚构出来的假设。正如弗里德曼所提出的，后来萨缪尔森称之为“弗氏-扭曲"（F-Twist）即“越是有意义的理论，其假设就越不现实"。［17］这种假设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然后，运用演绎的方法，严格遵守逻辑法则，指导了一系列可以用经验加以检验的预测性命题。最后，把经验观察和统计的各种数字，输入这种形式推演体系之中，从而得到一国经济或市场供求情况和动态，当然这种结果不是现实的经济世界本身，仅仅是一种完全关联的虚拟经济，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通过时间序列近似模拟出现实经济的时间序列来。"［19］

参考文献：

［1］经济学消息报，2000-12-29.

［2］熊比特.经济学析史：第三卷，朱泱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25.

［3］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向以斌等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66-67.

［4］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6］查尔斯·汉普登-特纳等.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M］.海南岛：海南出版社，1997，第24页。

［7］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8］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M］.华夏出版社，2001：192.

［9］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0］弗朗索瓦·夏特莱.理性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4.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65.

［12］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73.

［13］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45.

［14］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7.

［1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47.

［16］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46.

［17］Friedman，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3，p.24.

［18］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5.

［19］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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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62―06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区域市场整合的分析和研究基于以下假设：市场的完全竞争、不变的规模收益以及决策行为的“理性经纪人”范式；这些分析和研究的重心在强调非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损益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干预的福利分析。关税同盟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区域市场整合理论的核心，曾被公认是随Viner的开拓性研究而逐渐成型的。继之，Shoup、Meade、Lipsey、Tinbergen、Cooper ＆ Massell、Johnson、Balassa以及Corden等学者使这一理论体系最终成型。概括而论，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同一关税可以将区域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贸易扩张和贸易条款、成本递减和贸易抑制等效应。

主流经济学家Balassa；Curson；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区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注重对相邻国家的某种特定空间纬度中的关税同盟问题展开研究，将区域市场整合理解成标准的国际经济学问题。国内学者对这一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赵伟等(2006)解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指出“区域”尤其是“区域市场”在中国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作为地域面积与人口规模均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内部多层次的区域经济，至少可分为四个层次：国民经济层次、大区域经济层次、省、市际经济层次和“大中国”经济区层次或“一国两制”层次。在笔者看来，港澳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最大特点在于成员体之间是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下的属于同一的经济区域，我们可以将关税同盟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用于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的研究。

作为对问题研究的一种学术探讨，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无疑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帮助。本文拟通过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的描述，在借助Viner理论和Balassa模型的基础上，对港澳与大陆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理论分析和检验。

二、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演进背景分析

香港和澳门均属于自由港，各自为独立关税区，是两个对外高度开放的海岛型城市经济体系。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港澳地区同大陆在区域市场上从分离到重新整合的过程。撇开香港和澳门在政治上与大陆分离的诸多原因，仅就经济层面而言，港澳地区与大陆的脱离既与外部原因有关，也与内部的经济体制原因相关。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回归分别是在1997年和1999年开始的，那么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回归则可以从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港澳地区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

区域市场整合可分为两种形态：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即丁伯根(Tinbeergen)理论中的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功能性整合是指取消各种阻碍经贸活动的规章制度，即消除对有关经济体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障碍，它主要是自发的市场力量推动和引导的结果，反映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不稳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去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并由特定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加以指导和按照明确的制度安排的一体化过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并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不断提高。尽管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合作不同于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但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港澳和中国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根据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程度的差异，可以将后的港澳和大陆的经济关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基于功能性整合的货物贸易的阶段。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中国大陆与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基本上只是同前苏联为首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有限的以货易货的贸易。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市场基本是封闭的，有限的货物贸易是港澳与大陆经贸关系的主要纽带，香港几乎是大陆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唯一通道。香港凭借自由港的地位、国际性的商贸网络及其同大陆的特殊联系，扮演了大陆与国际市场之间有限贸易转口港的角色。资料显示，尽管香港与大陆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27.2％不断下降到1970年的8.8％，但这一比例在1980年以后明显开始上升。值得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大陆一直在香港贸易总额中保持前4名的地位，大多数年份位于前3名，并且在进口方面保持前1―2名的位置。

第二时期改革开放到加入WTO，是基于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转变的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并进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制定，大陆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渐进式、局部开放的战略决策。首先，在沿海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三个放在广东，两个位于珠三角，紧邻港澳地区；继之，是有选择地开放了直接投资市场，在大力引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对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品内销市场实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从而在粤港与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前店后厂”为产业分工特征的投资与贸易的制度安排。“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投入和产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投资和贸易是互动的，正是投资和贸易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粤港之间贸易量的高速增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发挥，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是以香港体制、资金及其拥有的国际市场和内地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为基础的，是香港与大陆市场局部相结合的产物。客观地说，这一时期香港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据统计，2002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42％，香港转口贸易的90％与大陆有关；截至2003年底，港资在

大陆的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高达44.4％，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2004年香港是中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仅名列在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同时，该时期大陆在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和香港对外直接投资中均名列首位。

第三时期以CEPA签署为标志，是基于制度性整合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阶段。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效的服务和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加强着港澳与大陆的经济互动，它是“一国两制”和WTO框架下的国家内部的独立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解决或逐步消除“回归”后的港澳与大陆在经济整合中因不同社会运作机制和历史因素所造成的贸易障碍。由于港澳有着不同于大陆其他省份的特殊地位而产生了制度，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等便构成CEPA的基本内容。CEPA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使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商品和要素逐渐地自由和双向地流动，因而这项制度创新的绩效得以逐渐显现。应当承认，CEPA的制度绩效远大于其内容本身，它对珠江三角洲乃至大陆的长期制度创新具有示范作用。

三、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

Viner的“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eion)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在关税同盟成立前，对未来成员体的高关税会增加贸易创造的可能性；而在关税同盟建立后，这些未来成员体则有可能取得福利收益。另一方面，对非成员体的低关税将会减少贸易转移的机会。显然，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则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启示；同时，我们可以借助Balassa(1961)模型对港澳与大陆间有可能出现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模拟检验。

Balassa模型是以区域贸易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固定不变，区域贸易合作必然会引起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为基本假设前提，该模型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说明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当区域内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大时，则意味着总贸易创造，当区域外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减小时，则表明总贸易转移。解析Balassa模型的主要公式：

M=aYbu　(1)

M为进口值，Y为国内生产总值，a为一常数，u为模型误差，b为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将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M=a+bLnY+u　(2)

可将(2)进一步转化为3个方程：

总进口方程：LnMT=at+btLnY+ut　(3)

区域内进口方程：LnMI=ai+biLnY+ui　(4)

区域外进口方程：LnME=ae+beLnY+ue　(5)

MT、MI、ME分别代表总进口值、区域内贸易进口值和区域外贸易进口值。如果我们主要考察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值b，则我们在不考虑以上各方程中的a和u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益展开解说。剔除a和u，用以解释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的简化方程表现为以下形式：

LnMT=btLnY；LnMI=biLnY；LnME=beLnY　(6)

一般来讲，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和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创造，即在区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成员体A内成本高的产品为成员体B内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假定成员体内存在A，B两大类别)。也就是说，原来由成员体A生产的，现在可从成员体B进口，于是新的贸易得到“创造”。同时，由于从成员体B进口成本低的产品代替原来成本高的产品后，成员体A就可以把原来的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创造效应。

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bi大于合作前的水平而be小于合作前的水平时，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转移，即由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率时，对第三方的歧视会导致外部进口减少和转变为从成员体进口的局面，即产生贸易转移。这种贸易转移的机理在于：从原来第三方进口成本较低的产品改为从成员体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它对区域市场整合之贸易流动说产生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我们依据Viner的理论对大陆与港澳的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进行检验。基于CEPA实施时间不长，可计算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数据时段较短，我们只能依据港澳与大陆这两个经济体间贸易的较少样本数据来进行相关检验。根据Balassa模型所计算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对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解释，港澳和大陆之间贸易往来明显包含着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问题。以2003年9月内地与香港CEPA的附属文件的签订为分界线，现依据2002-2004年、2005-2007年的大陆与港澳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检验。以下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亚洲开发银行、香港贸易发展局网站和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网站。

将上述数据分别代入公式6予以测度，可计算得到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其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比较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大陆和港澳的区域内贸易合作后的总进口需求弹性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大陆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在2002―2004年的统计年度略微下降，港澳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都呈现增大趋势。可见，中国大陆与港澳区域间的贸易影响并不相同。为此，我们有以下讨论。

首先就港澳而言，CEPA实施后，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9872>0.9754)同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1.0483>1.0352)、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9982>0.9865)一起增大，这说明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获得净贸易创造，并且没有形成净贸易转移。具体地讲，CEPA实施所带来的港澳台与大陆间贸易的扩大，不仅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港澳的自行生产，还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后一种替代的进口产品在大陆的生产成本并不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即CEPA的实施创造出港澳台对内地产品的更多需求。这些需求既有原先自行生产的，也有主要通过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来满足的。其次对大陆来说，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t明显增大(0.8904>0.8870)，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4753

篇9

广义虚拟经济是同时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以满足心理需求为主导，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统称（林左鸣，2010）。人类社会已经由传统的物本经济时代进入了广义虚拟的人本经济时代。广义虚拟经济作为新经济前进的方向，它的发展影响一国经济的转型和结构调整，进而作用于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就业问题也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因此，现阶段，在总结现有就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广义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提出新经济时代的就业理论，对于缓解我国就业难、就业不均衡的现象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一、西方就业理论发展

纵观西方经济学关于就业理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分析就业的数量效应，较少学者对就业的结构和质量进行深入探讨。

关于就业数量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萨伊定律、凯恩斯的就业理论、菲利普斯曲线、货币主义就业观点、供给学派就业观点。其中：萨伊定律指出供给会自行产生需求；凯恩斯的就业理论认为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菲利普斯曲线指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的关系；货币主义就业观点认为要降低自然失业率，必须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由竞争的积极作用；供给学派就业观点否定了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论点，转而从供给面寻求实现充分就业的途径。

关于就业结构的相关理论主要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茨涅茨的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三次产业的国民产出和劳动力的比重会不断的变化，即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会引导就业从第一和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推动第三产业就业结构比重增加；库兹涅茨把三次产业分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部门所占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趋于下降，而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所占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趋于上升。

在国外劳动经济学领域对于就业质量的研究最早开始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先出现“生活工作质量”的概念（Delamotte，Y、Takezawa，S，1984），但其侧重于研究工作质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而不是工作本身，直到后来提出“体面劳动”（源于国际劳工组织）、“工作质量”（源于欧盟委员会）、“高质量就业”（Schroeder，F.K，2007）的概念，研究的重点才转向工作质量对工作本身的影响。

二、国内就业理论发展

国内关于就业数量的研究也比较多，周天勇（1995）肯定了经济发展与就业互动关系，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带来就业水平的提高并能最终消除失业现象；赵建国（2003）通过对我国就业点弹性的研究，得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好地拉动了就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2007）在论证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时得出经济发展率与失业率变化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的经验结果。

关于就业结构的研究，蒋渔等编写的《中国就业结构的研究》（1986）是国内关于就业结构研究最早的著作，书中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业结构的现状、特点和成因，并简要分析了我国就业结构未来变化的趋势；袁志刚、龚玉泉（2001）通过实证分析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的吸纳第一、第二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周建安（2006）指出，产业结构及其演变决定了就业结构及其变动，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对应什么样的就业结构；蔡昉（2007）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方面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结构的发展，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国内关于就业质量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末，但直到目前，国内学者仍然没有过多地对就业质量进行系统性研究，大部分主要停留在对就业质量的内涵和评价的基础性研究阶段。国富丽（2005）是较早开始关注就业质量内涵的国内学者，她分别对国内和国外提出的就业质量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李军峰（2003）提出了就业质量的九要素理论；刘素华（2005）提出了4个维度17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并在2007年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阐述了全球化对我国就业质量产生的影响。

三、广义虚拟经济下的就业理论

上述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于就业理论的研究都只适用于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一定的经济结构。而目前，广义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并占据了整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广义虚拟经济的就业理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广义虚拟经济就业的数量效应、结构效应、质量效应以及广义虚拟经济与其他相关产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广义虚拟经济与就业的关系。

1、广义虚拟经济就业的数量效应

传统的物本经济时代，劳动、资本和技术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然而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劳动效率不断提高，资本和技术替代了劳动力，这对就业产生了替代和挤出效应，从而导致了“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就业零增长”现象。要改变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这种替代关系，就得进一步调整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传统的“物本经济”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为主的，存在着需求瓶颈和资源供给限制，在产量一定的情况下，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厂商通常会选择用高效率的大机器来替代劳动力，而这一行为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就业减少的替代关系。而以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需求为核心的广义虚拟经济是“人本经济”，遵循价值不守恒原理，虚拟价值具有非边际化特征（林左鸣，2011），不存在需求约束和产量限制，生产要素以高智力、多知识、富信息的人力资本为主（胡延杰、周宁，2011），且其劳动生产率高于一般机器设备，厂商没有必要也不会选择设备资本代替人力资本，从而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的恶性循环陷阱，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和谐成长。

2、广义虚拟经济就业的结构效应

广义虚拟经济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活动。人的心理需求范围很广，包括财富、娱乐、健康、文化等，而满足这些心理需求的产品或服务行业大多集中于第三产业和广义的文化产业。因此，按照配第一克拉克定理，随着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就业结构也将不断得到优化和升级。近几十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生产率得到极大的提高，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人们的需求正在从满足其生理需求的实体产品为主转向满足其心理和精神需求的虚拟产品为主。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形态也正在从传统的物本经济统治时代转变为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时代。当人们的生理需求（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直至极大满足时，心理需求（精神需求）就会浮出水面并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而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产品需求的此消彼长的变化，将引起前者收入需求弹性的不断下降、边际报酬递减和后者收入需求弹性的不断上升、边际报酬的递增，使得从传统实体产品生产部门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口不断流向虚拟产品生产的广义虚拟经济部门，为其注入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并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壮大，形成产业结构升级和就业结构优化的良性互动格局。

3、广义虚拟经济就业的质量效应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因而也被称之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其中，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就业质量较好；次级市场所提供的职位则恰好相反：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制度不规范、没有升迁机会，就业质量较差。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一般高于均衡水平，竞争性不足；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一般接近均衡水平，竞争性强。广义虚拟经济是主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由于其涉及的产业特殊性，其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广义虚拟经济的要素投入是能够创造虚拟价值的人力资本，提供的是具有一定核心竞争力的“非无差别劳动”，即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所付出的不能简单的由时间进行通约和衡量的那一种智慧活动（林左鸣，2010）。

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所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想要进入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就业，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培训和学习，掌握这些行业的相关知识，从而跨越这道门槛，进入劳动条件较好的经济部门。劳动者从传统的物本经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不断流入新兴的广义虚拟经济高级劳动力市场，推动了整体的劳动力质量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整个就业质量乃至社会福利进步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

四、结语

在广义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就业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只有把握时代的脉搏，以新经济时代的就业理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为指导，大力发展广义虚拟经济，才能促进我国就业的数量增长、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

（注：基金项目：广义虚拟经济研究专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GX2011-1028（M）]。）

【参考文献】

[1]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M].人民出版社，2010.

[2] Delamotte、Y&S. Takezawa：Quality Of working lif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labor organization，1984（1）.

[3] Schroed、F.K. Workplace Issues And Placement：What Is High Quality Employment？[J].Work，2007（4）.

[4] 周长才：经济增长与失业：奥肯定律在中国的存在性检验[J].学术研究，2001（12）.

[5] 赵建国：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就业的实证分析[J].改革，2002（1）.

[6] 蔡昉：通过扩大就业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J].中国就业，2007（9）.

[7] 姜渔、党晓捷、姜洪：中国就业结构研究[M].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8] 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J].经济学动态，2002（10）.

[9] 周建安：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问题的灰色关联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9）.

[10] 蔡昉：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2）.

[11] 国富丽：国外就业质量评价指标研究概述[J].国际劳动，2009（10）.

[12] 李军峰：就业质量的性别比较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11）.

[13] 刘素华：就业质量：内涵及其与就业数量的关系[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5）.

篇10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6004107

一、前言

本文所使用的是一个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即DSGE）方法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即NOEM）框架下的模型。其首先具有DSGE方法所具有的一般性质。而DSGE与其说是一个模型，不如说是一种方法。方法，是在框架之上的一个概念，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框架可是使用的是同一个方法。比如DSGE方法，最先是由真实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 即RBC） 学派提出的，但很快就被新凯恩斯学派所吸收融合，并在这个方法下提出了自己的框架。而框架，是一个分析问题的结构，属于在方法之下的一个概念。研究人员可以在特定的框架下建立自己的模型，对他人建立的模型进行修正和完善。DSGE方法首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上的，具有的性质就是动态性。而一般均衡方法，主要的推动者是阿罗和德布鲁。所谓动态性，就是指采用跨期的方法，在最优化时考虑的是最优路径。 资源和各约束条件不再是只受一期的约束。DSGE方法下的模型都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DSGE方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模型是由随机差分方程组构成的。换言之，NOEM框架具有DSGE类方法的一般特征。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即NOEM首先是一个DSGE类的框架。由于DSGE方法本身是由新古典学派创立，其中包含着新古典学派的思想，所以也有人将新凯恩斯动态一般均衡（New Keynesia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即NK-DSGE）模型划入新新古典综合学派（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即NNS）。 在NOEM框架下，我们可以讨论消费、投资、产出、关税、劳动力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大量的经济问题。过去我们在某一领域内的研究人员，在相关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却对经济学整体的分析框架有所忽视。而如果我们将每一个经济问题都放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分析，无疑会促进经济学各学科之间的整体联系，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加系统和完善的科学。各学科之间也不会再各自为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从经济学整体的高度完善各自领域内的专业工作。NOEM指的并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为了区别于在国际经济学中以M-F-D传统为代表的“旧”的研究范式。和被称为“新魏克塞尔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和“新新古典主义”的研究方法相比，NOEM模型更贴近于货币经济学，更关注开放经济中的情况。所以基本的NOEM模型也融合了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中的不完全竞争、名义刚性和最优价格设定导致的时变利润。NOEM模型还试图搭建起与近期国际贸易研究之间的桥梁，虽然这两个研究领域都还是不完善的。例如，NOEM模型中对于开放和相互依赖的宏观分析主要考虑国际贸易中的既得利润，而忽略了进出口新品种产品而产生的利润。后者在新贸易理论中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分量，而且是近期比较前沿的问题。大部分的NOEM模型研究没有允许内生新进入的公司和新品种产品的产生，也不允许变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序列。NOEM框架本身还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开放的框架，即在NOEM的框架下，我们可以进行汇率、经常账户的分析。其次，在这个框架中，还包含着货币当局的设定，从而使我们可以对货币政策规则进行福利分析。在开放条件下，由于引入了进口品，使得国内部门的分析变得复杂。进口品改变了边际成本和工资，进而影响了真实国内变量。进口部门主要是使进口品按一定比例进入最终产品市场。本文的模型是一个具有着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的模型，因为该模型的设定中包含粘性价格和工资的假定。

二、模型设定

在本文的模型设定中，国内中间商和进口商采取垄断竞争的形式设定价格。家庭通过Calvo[1]ADDINCNKISM.Ref.{8C51E323861C4595A52B929D35CE437E}的交错价格方式设定工资。这有助于解释通胀惯性和产出持续性。资本积累、资本强度和国内外要素投入比均受限于调整成本。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规则和利率规则两种方式进入模型，并对比相应的差异。货币采取MIU（Money In Utility）的形式进入模型。关于国内部分的设定参考Adolfson等[2]ADDINCNKISM.Ref.{EFA1181B55374af8ACE778D765308500}关于封闭经济的模型，但减少了随机冲击的个数。模型删去了偏好冲击、通胀客观冲击和劳动供给冲击。另外，扭曲的税收添加在了劳动收入上，个人消费和资本收益被政府征税，用来抵消政府花费，而一部分税收通过一次性转移支付回到家庭。模型的开放经济体现在商品和资产的国际贸易上。不完美国际资本市场具有随机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背离非抛补利率平价假说（Uncovered Interest-Rate Parity，即UIP）和短期内较高的汇率波动。模型初始的不完全传递只是由名义价格刚性引起。经常项目由跨期预算约束决定。为了解释进口品和消费品价格的通胀和折旧率，引入了一些新的变量和冲击。在本文中，为了保持模型的简洁，我们尽量保持原模型的初始设定，并在契合中国实际、模型简洁、未来的可扩展性和所研究问题的鲜明性之间做了权衡。关于“本国歧视”的假说可以用来解释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间的替代弹性。本文在这各方面参照了Corsetti和Dedola[3]ADDINCNKISM.Ref.{67EE01A54E7549f6A92963C8327A3E10}的设定，通过引入一个估计的在本国服务部门中进口商品的份额来决定替代弹性的值。之后代表行为人的最小化成本的目标函数就可以通过替代弹性和相对国际价格来决定最终产品中不同商品的比例。对于中间产品的需求弹性并没有采用常见的Dixit-Stiglitz方式进行设定。本文并不讨论替代弹性高低的区别，因为这还是一个理论界争论的议题。不过我们用估计的参数模拟了低替代弹性下的情况，结果显示其表现要稍微好一些。在特定的假设下，两种情况都是有效的，区别非常小。我们的初衷是观察放松了消费信贷约束后，脉冲响应函数是如何变化的。在本文的模型中，我们用厂商替代了常弹性的需求函数的常见设定。参照Eichenbaum和Fisher[4]ADDINCNKISM.Ref.{EB7682C2E6144a80B492093011144D03}的设定，在价格设定中增加了一个参数。本文的模型求解和参数校准均通过Dynare软件

Dynare软件是由法国的Cepremap机构中的研究员们开发的，可以在Matlab平台下运行的用于求解DSGE模型的软件包。实现，由于篇幅所限，未能提供Dynare[5]ADDINCNKISM.Ref.{F2DE31E875BA4a37ABADDD1E9C6BC036}代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来信索取。从总体上讲，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宏观经济模型中研究货币政策。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以货币论货币，即使是有的文献将货币政策置于经济模型中研究，这些经济模型也往往是相对粗糙的。 笔者认为，对于货币政策的研究，应该是将其置于宏观经济模型中，而因为DSGE方法下的模型都是具有着坚实的微观基础的，所以可以用于分析某个特定的微观结构改变后，会对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实现手段就是通过货币政策方程（Monetary Policy Equation， 即MPE）实现的。 不同的货币政策，可以设定不同的货币政策方程， 有相机抉择型的，有规则型的， 每一种类型下，也可以设定不同的参数和变量， 可扩展性很强。从模型的角度来说，NOEM框架可以看做是Clarida等[6]ADDINCNKISM.Ref.{17B0A37888AA4250B64C135A5918E54F}封闭的新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拓展。该框架在DSGE方法的基础上在开放的条件下建立，并引入了名义和实际刚性来描述市场的摩擦。 该框架对于进口品和出口品的价格形成机制、贸易品在国内市场的分布、国际资本市场和消费者对于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的歧视都有着独到的设定。不同的随机冲击在DSGE方法下解释了主要经济指标的波动。研究者们不断探索和寻找合适的工具来解决经验证据和新凯恩斯模型的契合问题。Leeper和是用贝叶斯方法估计开放经济的先行者。Walque等建立了一个具有20个冲击和时间序列的大尺度模型，解释了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的替代弹性、跨期选择影响下的经常项目、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通过引入一个随机成分解释了利率平价假说。闫思[12]ADDINCNKISM.Ref.{C249D835CA234b0f90EC43E84CAAF99B}简单构建了NOEM框架下的基本模型并进行了相对较全面的宏观性经验检验。

三、模型

最基本的 NOEM 框架是以 Obstfeld和Rogoff[13-14]、Coresetti 和 Pesenti[15]为基础提出的。该框架假定世界经济中存在两个国家，即本国和外国， 所以该框架最初是两国模型。 两国各自生产一种可贸易品，分别记作 H （ Home） 和 F （ Foreign） 。每个国家都居住着永久生存的同质家庭，这些家庭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每个国家的厂商都由家庭掌管， 并最大化其收益。家庭、厂商均为连续统，其中 （ 0，n] 在本国，其余在外国。家庭拥有相同的消费偏好。商品市场的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商品为异质性商品。厂商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 并假定劳动不能进行跨国转移。本文将两国模型变为小国模型进行分析， 即n趋近于零的情形， 并尝试放松家庭的消费信贷预算约束。 变量名称上加一个横杠的为稳态变量，如Y-，变量名称上加一个折线的为对数线性化变量，如。为了方便阅读，表示时间的下角标有时被省略了。本文的理论模型承继了Christiano， Eichenbaum和 Evans[4]ADDINCNKISM.Ref.{C6CF66F253A24907ABF58C6E2F58110E}带有习惯的封闭经济DSGE模型，将其在NOEM的框架扩展到小国开放经济中， 辅以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方程， 考察冲击带来的模型反馈。

1.家庭

家庭的效用函数如下：

其中，β为主观贴现因子，代表着消费者在未来消费和现在消费之间偏好的数值。C 为复合消费指数，M 为居民持有的名义货币量，P 为价格指数，Mt（ i） /Pt为实际货币余额，V 为外生货币需求冲击，ε 为货币需求对消费的弹性，L 为劳动供给（一般表示为实际劳动时间占总劳动时间的比重），E0为基于零期的期望算子。关于消费的效用函数形式我们采用了对数效用形式。消费指数为：

消费函数的形式采取常替代弹性函数（CES）的形式：

其中，θ>1，代表不同商品间的替代弹性，Cj（i）是商品i的消费数量，参数θ是不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价格指数为：

鉴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日益深化， 所以我们设定模型含有资本市场， 并假定其市场结构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完全竞争的。

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Mt为家庭在t期的货币资产， Qst+1|st为一单位债券在t期和状态st下的本币表示的价格，Bt为家庭在t期持有的无风险债券资产， Mt-1为家庭在t-1期的货币资产， Wt为名义工资。家庭的另一部分收入来源于资本市场。 他们手中持有债券Bt，债券为一期收益，名义价格为1/Rt， 在t+1期到期，付给家庭Bt。现期收入和金融资产可以被用来投资或者消费。由于目前我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巨大发展， 在楼市、车市以及其他贵重消费品市场中， 消费信贷的影响日渐深远， 家庭的预算约束不再只是现期的收入，还可以从银行借贷进行消费，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就是在家庭的预算约束中引入消费信贷变量Dt， 其受信用度ω 的影响， 为上一期的货币持有量和消费的函数：

劳动市场的描述参照Smets和Wouters[9]ADDINCNKISM.Ref.{323154C7AFBB45a6A349129C77367C57}的设定。单个劳动供给的需求弹性假定是常弹性的。参照Calvo[1]ADDINCNKISM.Ref.{2D3D0F541E61420dAC6D225738BF36F2}的设定，家庭是劳动市场的工资制定者。于是家庭在跨期预算约束的情况下通过选择跨期最优工资来最大化他们的跨期目标函数。在本模型中，由于引入了信贷，使得预算约束得以放松。

2.厂商

产品市场的环境被设定为垄断竞争和带有粘性价格的。市场中有一个连续统的厂商进行生产。Calvo为了常弹性需求函数进行了许多特别的设定。厂商的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 即CD）形式的，其生产函数如下：

其中，A为外生技术水平，外国类似。yt为产出，L1-αt为劳动供给，Kαt为资本投入，其变化形式为：

其中，λ为折旧率。此处将模型与王胜和邹恒甫[16]ADDINCNKISM.Ref.{CB1DC9DF59FF442fB505C017A41CD03A}的模型相融合， 引入了私人部门的资本要素。 在垄断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厂商还需面临需求约束的限制， 一般有类似如下方程定义：

本模型采用Calvo[1]ADDINCNKISM.Ref.{5C7868D61FD64c89BBA18CC621F99154}交错价格的方式引入粘性。 在交错定价假定下， 每一期有1-γ个会重新定价。 厂商根据价格在未来能够实现的可能性最大化其未来收益的净现值。国内厂商最大化其利润函数，即目标函数为：

商品的价格为：

边际成本MC的表达式为：

3.货币政策方程

根据谢平[17]ADDINCNKISM.Ref.{525D848FE13E4832A3113126DCEB9131}中国央行目前采取的货币政策规则是货币量规则， 本模型就采取这种比较复合中国实际的货币政策设定方式， 货币政策方程（Monetary Policy Equation， 即MPE）可用于扩展， 对比不同的货币政策的优劣。 方程为：

4.冲击

事实上从理论上说， 由于软件包的特殊性质， 研究多个冲击也是非常方便的，但为了使分析更加明确， 本文只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假定冲击的对数值都满足随机游走过程AR（1）：

所谓永久性冲击，即模型在受到冲击后，会达到一个新的稳态，而暂时性冲击则会使模型最终回到原来的稳态。

四、参数校准与模拟

DSGE方法下模型的参数校准与模拟从技术上来看是十分复杂的。 其大体步骤为先要确定模型的稳态，考察稳态下的参数情况， 之后在稳态附近进行对数线性化，得到模型的动态方程， 最后对模型进行求解、数值模拟和校准。 通常在这之后还可以通过极大似然法或者贝叶斯方法结合数据对模型的全部参数或者稳态下的参数进行估计。 而其中贝叶斯方法是和DSGE方法类模型契合度最高的估计方法， 但由于贝叶斯方法对于先验分布的要求较高， 在没有取得相对稳定的参数校准的情况下， 设定不同的先验分布对估计的结果影响较大，所以本文并没有进行最后的数据估计。索性的是， 由Dynare开发团队开发的Dynare软件大大简化了技术难度， 只需要在mod文件中输入相应的代码即可以实现对模型的求解和数值模拟， 所以我们利用Dynare软件包进行了参数的校准与模拟。

为了观察如产出缺口等变量长期的响应情况， 本文将脉冲响应周期设定得较长，为50。 首先来看通胀权重为0.250而产出缺口权重为0.750时的情形。 当一单位正的货币政策冲击该经济模型时， 产出缺口、消费、劳动、通胀、名义利率和货币政策冲击持续性的表现分别如图1所示。

图1脉冲响应图

在图1中， 当受到一单位正的货币政策冲击之后， 产出缺口会经历一个上升，之后在第12期左右的时候下降至0， 之后成周期性震荡衰退。 消费会经历一个短暂的下降， 之后上升。 货币政策冲击在第10期之后就已经基本上持续为0了。 其他变量的变换均如图1所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含有习惯养成因素的模型在初期的表现和不含有这个设定的模型相比具有较大不同， 而粘性的存在， 也使得模型和灵活价格下的情形相比有所区别。

当通胀权重为0.750时，产出缺口权重为0.250时， 名义量的变化都变得更加陡峭。 随着通胀权重逐渐增大， 产出缺口权重逐渐减小， 各个变量的震荡都变得更加陡峭。 由于篇幅所限， 就不再列出脉冲响应图了。 通过谢平和罗雄[22]ADDINCNKISM.Ref.{222C25145B7A4b0dACF960B589C69550}、奚君羊和刘卫江[23]ADDINCNKISM.Ref.{311140B223FB40a3A95EB3CC3122BA90}等的文章可以发现， 我国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反应系数较小，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则较大， 那么重点的权重测定范围， 对于通胀来说就应该在0.1―0.5之间， 而产出缺口则应该在0.8―1.0之间。

篇11

2011年，发展广告学在大陆悄然兴起。一群学者以学术沙龙的方式，多次聚集作专题研讨。参与讨论的学者，已涉及大陆的近10所高校。从已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来看，意见尚见仁见智。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究竟是什么？应建构起何种科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应采取何种科学的研究路径？概言之，发展广告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又应如何努力达成这一目标？因此，发展广告学是发展视野下的广告研究，其现实背景是世界广告发展的不平衡，其核心问题是后发达国家的广告产业如何实现对先发达国家广告产业的赶超。资源与制度是发展广告学的基本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建立的两大基点，国家案例研究、中国案例研究，是中国发展广告学研究应遵循的基本研究路径。

一、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

在既往关于发展广告学的讨论中，学者多以为发展广告学是建立在“发展”概念的基础之上的，重点是研究广告与广告学发展的问题。而笔者常为此疑惑。“发展”是一个包容性极广的概念，如此理解发展广告学似乎过于抽象。广告与广告学发展问题的研究，本就是广告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又何以再提出发展广告学这一问题。因此，关于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的确定显得十分重要。

(一）发展经济学及其他“发展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大部分地区迎来了久违的和平。这时，诸多新兴的独立国家和落后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快速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发展”这一词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

   在诸种“发展X X学”中，发展经济学创立在先。20世纪40年代，罗森斯坦罗丹发表的论文《东南欧工业化问题》和曼德尔鲍姆的著作《落后地区的工业化》使发展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一门综合性、边缘性的分支学科”。它是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诞生的，“是一门研究经济落后国家或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学问”。发展经济学的创立，旨在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因此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自然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对象。

随后，“发展”理论范式和更多的具体学科发生了结合，于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在不同学科领域内部形成如发展社会学、发展传播学，发展新闻学等学科，都是借鉴了发展经济学“发展”这一学术概念而尝试建立的。如：发展社会学就是在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给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道路上予以指引；发展传媒学关注了传媒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传媒手段，有效地帮助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的问题；发展新闻学则关注于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间的问题。

它们的问题我们可以置而勿论。但就发展广告学而言，毫无疑问，所借鉴的依然是发展经济学“发展”这一特定学术术语。

(二）关于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的思考

发展经济学里的“发展”不是抽象的、无边界的，更不是泛化的，而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一种关照®。我们有必要明确，当某一概念作为学术概念来使用，并上升为学术术语时，必然有其特定学术范畴与学术内涵的规范。

当我们使用发展经济学“发展”这一特定学术术语，在当今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来讨论发展广告学问题时，我们是否可以指认：发展广告学的特定学术内涵，就是讨论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所力图解决的也是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二、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

对发展广告学及其研究与分析框架的思考，我们依然可以回到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上来。

(一）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

从20世纪40年代起至今，发展经济学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1.关注资源与资源配置问题

在发展经济学初始阶段，经济学家们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多归于资源问题。资源占用的不平衡，造成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假设和基本研究结论。资金、基础设备、人力资源等资源的占用不足，被认为是经济欠发达的重要原因。研究强调了经济发展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人的驱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只要占有充分的资源，经济就会快速发展。

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成长，经济学家发现资源的占有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增长。在取得资源的占有后，资源配置问题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角。通过研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最致命的要害是没有效率，因此，如何提高经济效率水平，成为发展经济学家广泛注意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能稳定均衡发展。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假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征是理性经济行为，其资源要素是流动的，供给曲线富有弹性，而制度的影响是有限的。它将资源没有优化配置的原因，归结为竞争的不充分，以及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多结构”性，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计划去干预经济，应加大制定发展计划，提倡由政府进行社会资源配置，以避免市场失效。他们认为经济起飞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方面，而市场机制的均衡力量不会自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府应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是政府制定的“计划”，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未受到学者注意。

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人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信息不完全、高交易成本、市场不完善、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规模报酬递增、多重均衡和路径依赖等现象”，市场失灵的范围超出了之前认为市场可自动调节或通过政府干预的程度。因此，这一基本研究结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于是，发展经济学进而关注制度问题，力图从制度层面来解读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关注制度问题

对制度问题的关注，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目前正经历着的一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实践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和制度上的缺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政治体制、土地制度、金融机制等存在不完善的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工业化、城市化等模式推进，就能实现充分的市场化，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但由于“制度性”的缺陷和不足的存在，它们成为了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让发展经济学从中得到借鉴。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家以制度要素、知识要素为核心，借用各种技术性分析工具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虽然资本积累、技术引进和创新、产业结构变化、人力资本投资等资源因素仍应得到关注，但研究发现，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要素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制度要素包括：“政府的组织与运营能力、社会的政治适应性、公平分配与再分配制度、规范与非规范的交换协议、激励机制的设计等等”®。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往往拥有一个有效的、稳定连贯的制度，因此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制度创新、设计来满足它们相当大的制度需求弹性。

资源与制度，是发展经济学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的两个核心基点。

(二）关于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的思考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分析框架可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框架建立的重要借鉴。

1.资源问题的分析

同为资源问题，但经济发展资源与广告发展资源的资源要素却是不同的。发展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问题，重在传统经济学重点关注的土地、人力、资本等重要的生产资源要素。然而就广告发展而言，最基本的资源要素却是经济资源和市场资源，即经济总量与经济潜量，市场总量与市场潜量。其他还有企业资源、媒介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正是上述各重要资源要素占有的差异，造成世界各国各地区广告业发展的不平衡。

其实，世界范围的广告研究，早已开始关注类似的问题，诸如各国各地区广告业发展核心竞争力问题的研究，所涉及的就是诸多资源占有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资源问题的分析，毫无疑问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2.制度问题的分析

正如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经历的一样，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占有优势，并不必然形成发展优势与竞争优势，这里有一个资源创新与资源优势转化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制度。广告发展同样如此。西方发达国家，除美、德、法等国外，以英国为代表的广告业的发展，日、韩包括台湾广告业的发展，印度、巴西、俄罗斯广告业的发展，都值得我们从制度层面去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广告制度造成了不同的广告产业发展现状。制度经济学以为，制度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安排的好坏，同样直接影响生产效率。制度问题的分析，同样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维度。

资源与制度，同样是发展广告学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建立的两大基点。发展广告学诸多问题的讨论，都应置于此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之中。

三、发展广告学的国家案例研究

在梳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历程时我们发现，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最基本的研究路径。

(一）发展经济学的国家案例研究

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当我们在解读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涉及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以及对这种差异的解释。由于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外部环境条件都有所区别，因此很难把全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纳人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和模型结构中讨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经济学家就开始注重所谓“类型学”分析，即：“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根据它们的具体情况，寻求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经济学家试图在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归纳整理和理论抽象，以此来修正过去研究存在的缺陷。

这样的研究就是要求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与实践相结合，实证的案例研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功能、市场与政府失灵和发展的政策效果研究将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这种描述性与阐释性的研究，都是宏观层面的。需要指出的是，当经济学从微观走向中观、宏观时，经济学依然遵循和谨守其实证研究的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的国家案例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实现着传统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延续。

(二）发展广告学的国家案例研究思考

如前文所提，发展广告学重点研究的是世界广告发展不平静的问题。假如这一前提成立，世界广告发展中的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似乎也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研究路径。唯其如此，方能有效规避如此宏观问题的研究过于空疏化，方能有效实现宏观问题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互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对接，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对话。

在中国内地发展广告学问题正式提出之前，诸多内地学者就已开始着手于世界广告发展的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譬如：美国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日、韩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港、台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等®。这些典型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将成为今后发展广告学研究继续深人、拓展的基础。当然，这些问题的研究，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但内地学者在此方面的努力，却是值得高度关注和重视的。

四、发展广告学的中国问题研究

中国问题研究，自然是发展广告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并非像有学者所主张的只应注重中国问题的研究。一个学科的建立，自应有世界普适意义。如果发展广告学只专注于本国问题研究，那就失却其本应具有的更广泛的学术价值。

发展广告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是发展广告学典型的国家案例研究。只有各国学者都重视本国经验的研究，才可能为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实证资源与实证经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广告研究，较少有学者展开本国广告业的发展研究，在这一领域，中国大陆学者可以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

欧美的广告研究，引领着世界广告研究，但在研究内容上，仅局限于“广告本体”，对广告进行“产业”层面的研究，至今阙如。中国学者近年的广告研究，从“广告本体”推进到“广告产业”，并在全球视域下，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着重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的研究，此应视为中国广告学者对世界广告研究的一大贡献。中国广告产业研究起步于2004年，通过对广告产业相关研究论文整理后发现，至2011年底，中国广告学者就此问题在广告学、传播学的重要期刊上达413篇。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广告学者对此关注最盛。学者的关注视角主要集中在广告产业发展升级、产业结构、产业制度、产业竞争力以及广告市场研究这几方面®。广告产业的研究既回应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极大地拓展了世界广告研究的范畴，丰富了世界广告研究的内容。

1979年，大陆广告市场重开，30多年来持续高速增长，至2010年，大陆广告市场巳居世界广告市场第三位。2012年，中国广告市场营业额同比增K了30%以上，突破4000亿元®。然而大陆广告产业却存在低集中度和外资化倾向等严重问题。大陆广告产业的现状是：高度分散、高度弱小的本土广告公司面对着强势的外资广告公司的竞争。经计算，大陆2010年广告业行业集中度CR4-15%,CR8=22.41%,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113,这些数值都表明大陆广告市场是低集中度的竞争型市场。

这样的产业现状为学者们多从制度安排的层面来检讨问题，并着力探求大陆如何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以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提供了研究背景。广告产业的研究既回应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极大地拓展了世界广告研究的范畴，丰富了世界广告研究的内容。大陆学者此一领域的研究努力及其成果，堪称世界广告研究的一大重要贡献。

篇12

西方主流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和显示偏好理论。效用理论的发展一直很受人们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上述三种理论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两大支柱（效用理论和厂商理论）之一的效用理论从产生至今，无论是哪个分支的进展都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有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一般而言，检验一种经济理论科学与否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是该理论本身的逻辑自冶性，第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和可验证性；而效用理论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不能令人信服。

在马歇尔（Marshall，1890）把边际效用递减和消费者均衡的思想作为需求定律的基础后，基数效用论就此止步不前，难有作为，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虽然有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都涉足了这个领域，但他们的理论似乎都只是对杰文斯（Jevons，1871）等人理论的一种重复，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马歇尔的需求曲线遇到所谓的“吉芬难题”之后，对于其是否应当被看做是经济学的一条公理，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争论，这个争论至今未有定论。基数效用论从其产生之初就面临的效用度量和效用的人际间比较的问题也一直悬而未决，而这两个问题恰恰是阻碍基数效用论应用于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社会选择理论的两大障碍。

今天，虽然“无差异分析”和“显示偏好理论”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效用和消费者行为的标准理论，但序数效用论同样是不完美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学家本·塞利格曼（Ben Seligman，1962）曾经提到他对这个理论的怀疑：“的确，无差异曲线是不是真的能够从消费者的实际行为中提炼出来，是大有疑问的。整个理论由理论家通过内省得出的假设开始……但是这些基础性的假设很少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同时，他对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也提出了质疑：“然而，很明显的一点是，不是所有的消费品都符合希克斯的分析。消费者的开支就算有很大的可变性，但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在短期内是固定的。住房、燃料、照明、器材、冰箱、保险、税收和交通等方面的开支很少变动，但它们往往占据了家庭支出的40%～50%……除了这些准自动的消费支出，还有许多支出与习惯有关，那么现实中还剩下多少支出可以用无差异曲线来分析呢？最基本的事实似乎是，时刻在计算的消费者是很少见的，更多的人依从习惯行事，无力也不愿意去计算偏好，因此根本就不符合希克斯的模型。”另外，对于序数效用论是否真正摆脱了效用的可度量这个假设前提，同样存在极大的争议，正如叶航教授所言：“从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序数效用论’和‘显示偏好理论’是在否定‘基数效用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形式上看，这种否定确实避免了‘效用可以被直接计量’这一令人困惑和尴尬的假设；但从内容上看，这种否定的有效性却非常值得怀疑。”

萨缪尔森（Samuelson，1938）的显示偏好理论认为，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可以用偏好来解释，而反过来消费者的偏好只能用行为来界定。关于这一点，被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指责存在循环论证的错误。“显示偏好理论”的假设暗示，消费者在自己的内心状态得到描述之前就能够作出确定的选择，对于这个假设同样很值得推敲。度量或者估量，就和概念、分类、因果分析一样，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工具和方法，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一项基本的技能，“显示偏好理论”显然是在无视人类这种基本技能的同时，赋予了他们一种可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就可作出明确判断的，而且是具有相当稳定性的特殊技能，它似乎不需要任何心理或思维上的基础，我们不知道在哪个学科领域曾经证明人类的确具有这样一项特别的技能。

效用理论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其表现更是难以让人折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讲的一件事就颇具代表性：“一九五年，史德拉（G.J.Stigler，1911—1991）发表了题为《功用理论的发展》的长文，追溯百多年来功用理论的思想史，学究天人，文采斐然。在结论中史氏忍不住破口大骂：他认为经济学者不热衷于理论的验证，以致众多高手在功用理论上的刻苦耕耘，获得的对人类行为解释的贡献，微不足道！”（《经济解释》第一卷 第四章：功用的理念）；他又说道：“抽象的空中楼阁，往往是理论的出发点，但为了验证，我们要推展到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或行为那方面去……经济学的真正用途是解释行为，每一步都应该是为了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义而行的……功用分析（指序数效用论）推不出需求定律，而需求定律是不需要有‘功用’的理念的”（《经济解释》第一卷 第五章：需求定律）。

效用理论虽然受到不少学者的责难，但作为基数效用论的核心——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本身却没有因此而受到冷落，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学者尝试对它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2基数效用论在逻辑自冶上的漏洞和缺陷

今天，在人们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消费者均衡的条件（后面称为 “等边际规律”）的讨论中，有一个逻辑上非常模糊的地方。我们知道，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条件，那就是它是针对一个单次消费行为而言的，也就是说它只适用于发生在一个理论的时点上的连续消费行为，而分散在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的重复消费是不适用这个规律的，这是今天我们对这个规律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关于这一点马歇尔、杰文斯、威塞尔（Wieser）对此都有过专门的强调。斯坦利 ·L.布鲁（Stanley L.Brue，2000）在《经济思想史》一书中，谈到马歇尔给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引入的两个限制条件，其中第一个限制条件是：“他指出他考虑的是时间中的某一个瞬间，这一瞬间的时间间隔很短而不必考虑某一特定个人的特征与体验的任何变化。”同样，本·塞利格曼（Ben Seligman，1962）在《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一书中，谈到杰文斯对这个规律的一个观点：“然而在 杰文斯看来……效用递减只会发生在某一个时点上，是消费行为的一个瞬时快照，它不适用于在给定时间段内重复消费的情况。在后面情况下，应该是不存在餍足的问题，分散在离散的时点上被重复消费的商品单位也不存在效用递减的问题。”等边际规律是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等边际规律所考察的是各个彼此孤立的单次消费行为，虽然它并不要求这些单次的消费都发生在同一个理论的时点上，或者说它完全可以针对一个时间段来应用，但是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要求，每个单次消费却必须发生在一个理论的时点上，威塞尔曾明确指出：消费者每天消费的食物数量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一天中只是在某一个时点，才能用最后一口食物的效果来衡量满足度。对等边际规律的这一限制显然被今天大多数的研究者忽略了，在关于这个规律的陈述当中，根本没有涉及这一限制条件，好像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比如，在“当花费在任何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边际效用正好等于花费在其他任何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边际效用”这句话中，“最后一元”指的是花在某种商品的某个单次消费的最后一元呢？还是指花在某个时间段内该种商品消费总量的最后一元？显然，根据前面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限制条件，这里指的是前者；也就是说，等边际规律仅仅是约束了这个时间段内每个相互独立的单次消费的商品数量，如果考察的是一个人在该个时间段内对一种商品总的消费数量，它就失去了对消费行为的约束，因为一个时间段内某种商品的总消费数量除了和每个单次消费的数量有关外，还与消费的次数有关。我们知道，在马歇尔的需求曲线中（个人需求曲线），“需求量”（或者说“意图交易量”）总是针对未来的某个时间段而言的，无论是“暂时的”、“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需求；而在当代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比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Samuelson，Nordhaus，1985）的《经济学》中，就是用等边际规律来解释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自然等边际规律仅仅是约束了一个时间段内相互独立的各个单次消费的商品数量，那等边际规律怎么能用于解释需求定律呢？比如说，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使最后一元该商品的边际效用增大，从而使消费量上升，但这里所指的仅仅是每个单次消费的商品数量上升，而对于该段时间内该商品的总的消费数量是否上升，等边际规律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我们不能随意假设在该段时间内消费的次数是一定的。仅仅单从这一点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就推导不出需求定律。如何处理这种逻辑上的困境？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对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如果我们的考察是针对一个时间段的话，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由一个时间点转化为一个时间段，绝对不是简单地将各个分散的单次消费放在该时间段内进行彼此孤立的分析那么简单，这里存在一个合成谬误的问题：如果针对一个时间段的话，一个人完全有可能针对同一种商品产生新的需求，新的需求的产生和满足会对这个人的预算支出的分配产生影响，同样会对商品消费的数量产生影响；有许多人类的需求，其存在本身就必须以一个时间段为前提条件，有的商品的效用的实现，也必须经历一定的时间段。比如，一个人对一种食品的某种营养的需求、对服装风格的变化的需求、病人为治愈疾病而对药品的需求等。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人对一个月之内吃多少次牛肉有要求吗？有，如果他是一个很讲究营养健康的人（他食用牛肉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对口味和饥饱感的需求），他不但对一次吃多少牛肉有要求，同样对一个月内吃多少次才能达到最佳营养状况也是有明确要求的。这种新的需求的产生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结果是，随着一个人对牛肉这种食品预算支出的增长，他不仅仅会提高每个单次消费的数量，而且会增加一个月内或者一年内消费牛肉的次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随便假设某种商品消费的次数一定的原因之所在。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对饥饱感的满足不是固定在一日三餐吗？我们之所以固定一日三餐，是由于增加一次就餐会付出很大的非货币成本，增加就餐次数是不划算的，这里不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由此可见，如果仅仅是对分散于一个时间段内的每个单次消费行为进行彼此孤立的研究的话，将会有许多人类的需求和影响人类行为选择的因素因得不到应有的考察而被遗漏，那么由前面两个规律得出的分析结论也就有了很大的片面性，也正是这个问题限制了基数效用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能力。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推不出需求定律，如何解决这种理论逻辑上的困境，究竟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适用范围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呢，还是我们对这个规律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3对两个规律限制条件的修改和扩展

笔者和江春先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再发现》一文中将时间维度纳入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考察的范围，证明在某个时间段内，随着一个人消费某种商品总量的增加，虽然他对该种商品的单次消费量和消费次数都会随之增大，但在这种情况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仍然是成立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完全适用于分散在一个时间段内离散时点上的重复消费行为；也就是说，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限制条件完全可以由一个理论上的时点扩展到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随着某种商品消费总量的增加，单位货币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基于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这种新的认识，可以推导出对等边际规律的新的表述：在某个期间内（时间段），当花费在任何一种物品总量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边际效用正好等于花费在其他任何一种物品总量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边际效用的时候，该消费者将达到消费者均衡。这样，等边际规律就对整个期间内每种商品总的消费数量有了一个约束。

如果我们对上述新的认识进行严谨而周密的审视的话，发现在这种开创性的认识的背后其实隐含着这样的假设：

整体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指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不仅仅只是关心眼前的、“短期”的和局部性的利益，而且对将来的、“长期”的、全局性的利益同样关注，在他的心目中将来的、“长期”的、全局性的利益和眼前的、“短期”的、局部性的利益同等重要，他将针对整个预算期间（把预算期间作为 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根据自己预算支出的货币总量，对该期间内的各项消费活动进行整体的、完全理性的和合理的计划和安排，从而使整个预算期间的总效用最大化。

再进一步作下面的假设：

部分可预期假设：在某一个时间点，一个人将把将来的一个时期（预算期间）内的环境、偏好和其他任何情况及其它们的变化的一部分看做是完全可预期的，因此，他可以在整个预算期间的视野下，根据预算支出的货币总量和各种商品的价格，对各种商品的消费进行有效的合理的计划和安排，从而实现整个预算期间的效用最大化；而不可预期的部分，他将用储蓄或借贷的方式来应对。部分可预期假设表明，眼前的每次消费决策都不会因为未来情况的不可预知而受到影响，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在一个时间点上对整个预算期间的各种消费进行完整的计划而不会使当前的消费出现不确定或者偏差。

通过上面的假设，我们就可以对一个人在某一时间点上针对他将来的某个预算期间的消费计划进行考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等边际规律实际上就成为一个消费计划的约束规律，而不是一个消费行为的约束规律。一个人的消费计划，将严格地按照等边际规律的约束来进行；不过，如果他以后的实际购买和消费行为能够按他的消费计划进行安排实施的话，也就等于对他在整个预算期间的实际购买和消费行为进行了约束。

因为现在等边际规律对一个人针对他将来的某个预算期间计划消费某种商品的总量有了约束，所以用等边际规律来解释需求定律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我们看到，需求定律中的“意图交易量”实质上指的是某一时间点一个人在现行收入和价格约束下针对将来某个预算期间的计划消费量。

有一点要补充说明一下，上面用“预算支出”代替了“收入”这一名词，因为 “收入”这一提法需要增加一个不切合实际的假设，即人们将把收入全部用于消费，既不存在储蓄的情况也不存在借贷的情况；再者，对消费行为进行约束的直接因素是预算的支出，而不是收入。

4消费者均衡的实证含义

笔者和江春先在《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者均衡研究》一文中，探讨了一种商品的质量对消费者均衡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商品的质量这个因素也纳入考察的范围，那么，基于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这种崭新的认识，可以推导出消费者均衡的实证含义：一个人总是针对他的某个预算期间，将计划支出的货币总量在他所要消费的商品种类、商品质量、消费次数或间隔频次、单次消费的数量之间作出合理的均衡和安排（而不是随意的），以达到一种最优的配置和选择，从而使他在整个预算期间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化。

从消费者均衡的实证含义可以看出，等边际规律对消息计划约束的效应体现在：有一种促使各方面的安排趋于稳定的内在力量，除非有某种诱因的出现打破这种均衡，而这种稳定性正是消费习惯形成的基础所在。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等边际规律的约束，消费习惯就不可能形成，人类的消费行为将存在极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当然，每个人都不可能每时每刻进行效用的“测量”和“计算”，他常常是通过学习和消费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形成消费习惯，消费习惯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向均衡过渡的过程；习惯一旦形成，他就完全可以按照习惯而行事，而习惯的打破，总是有原因的，这种诱因就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①环境或偏好的变化，引起了需求的种类或某种需求的强度的变化；②新增某种商品的消费或者停止消费某种商品；③所消费的某种商品的质量或质量等级发生了变化；④所消费的现有商品，出现一种商品对另外一种商品的替代；⑤预算支出的变化，或者某种商品的价格、某种商品的某个质量等级的价格的变化等。

下面分析一下理论假设下的消费计划和现实消费之间的差异：

第一，理论假设下的消费支出计划和实际消费支出计划之间的差异：

现实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例外：①“非理性消费”有时会发生，这时人们不把某次或某些消费纳入“长期”的、全局性的支出预算；②这种不理性还表现在：预算背景可能会不断地发生转换，从而使预算缺乏足够的稳定性；③实际的消费计划具有不完备性，每个人都不可能考虑的非常全面和周到。

第二，实际消费支出计划和实际消费之间的差异：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有：①消息计划可能整体理性，而实际消费却可能不表现出整体理性。这是因为，具体到某个单次的消费行为，并不是每次都需要付费，有许多商品往往是集中购买的，这种“不付费的消费”往往会使实际消费出现偏差；另外，人们总是对当前的消费看的比将来的消费更重要，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虎头蛇尾”的情况。②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支出预算通常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的某个成员作出的，而消费却是由家庭的每个成员实施的，这种作出消息计划和实际消费两者主体上的不同，会造成预算和实际消费上的差异。

5预算支出和价格的变化对均衡支出的影响

预算支出和商品价格的变化是打破均衡最重要和直观的因素。下面分析当两者之一发生变化时对均衡的影响，先分析预算支出的变化。

假设，只有两种商品能给消费者带来效用，消费者的支出预算仅仅针对这两种商品，当一个人总支出增加的时候，他将如何把增加的支出在两种商品之间作出分配？看下表中的一组数据：

首先强调一点，上表中之所以选择面条和葡萄酒这两种商品，是因为它们不是互为替代品，这样就可以不考虑两种商品之间相互替代的影响，使问题大大简化。如表中所示，在数据的第三列，两种食品的每元边际效用都为8时，该消费者达到消费者均衡；如果增加支出，假设消费者在面条上增加支出1元，这时支出于面条的每元边际效用下降为7，那么，只有在葡萄酒上的支出增加5元（表中第八列的第二行），才能达到新的均衡；也就是说，他一共需要增加支出6元，其中5元用于葡萄酒，1元用于面条。由此可见，如果让两种食品的每元边际效用同时下降一个效用单位，在两种食品上就得增加支出不同数量的货币。为了反映用于不同种类商品或不同项目的支出在边际效用递减上的这种差异，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均衡支出弹性。

某种商品或某个项目的均衡支出 弹性是指，在该种商品或该个项目的某个支出水平下，当再增加支出使支出于该商品或项目的单位货币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正好下降“一个效用单位”所需增加的货币支出数量。某种商品或某个项目的均衡支出弹性越大，均衡移动所引起的这种商品或项目的货币支出量的变化就越大，那么，该商品或项目的支出变化对总支出变化的反应就越敏感。当一种商品或项目的均衡支出弹性远大于另外一种时，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增加支出的绝大部分将用于均衡支出弹性大的商品或项目，均衡支出弹性小的商品或项目的支出量变化就可以被忽略或者几乎保持不变。这个概念要求对效用函数的二阶导数给予关注。

均衡支出弹性是一个在基数效用论基础上推导出的概念，就一种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而言，这个概念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生活当中的一类让人感到非常困惑的问题：比如，对于葡萄酒和面条两种食品的消费来说，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都是适用的，但是，当一个人的实际收入减少时，以至于降低他在食品上的总支出时，为什么他会把几乎所有下降的支出用于购买更少的葡萄酒，而用于面条的支出数量却几乎不变？

当所消费的某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时，均衡同样会被打破。某种商品的价格下降，假设不存在互为替代品，而且所有商品的消费数量都保持不变（包括价格下降的商品），这时预算支出的总货币量就会因为该种商品价格的下降而产生结余；根据等边际规律，这时价格下降商品的每元商品边际效用增大了，要想达到新的均衡，该商品消费的数量就得增加；如果假设预算支出的货币总量保持不变，那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的变化就会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把结余用于增加该商品的消费数量使达到原来的均衡水平后还有剩余，那么，所有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都将增加；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把结余全部用于该种商品的数量增加后，还不能达到原来的均衡水平，那么所有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都将减少。用X表示某个固定的预算期间某种商品的消费数量，该商品的均衡支出弹性为L，现时均衡单位货币商品的边际效用为Mu/P0，该商品的价格从现时价格P0下降为P1，假设各种商品（包括该商品）的消费数量均保持不变，则预算支出结余为（P0X-P1X）；要恢复到原来的均衡水平需支出于该商品的货币数量就得增加（Mu/P1-Mu/P0）L，两者之差为：

6结论和展望

其实，我们身边的许多经验事实无一不在验证着基数效用论的推断。如果我们能够对前面的论述有一个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就会发现以前基数效用论在解释人类的行为时显得捉襟见肘的原因并不是源自基数效用论本身的局限，而是源自于我们对两个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上的局限。就拿效用的可度量性这一假设来说，它本身是一个实证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假设的问题。从逻辑的角度讲，一个人的选择如何作出，应该是由作出行为选择的人说了算，而不是哪个经济学家说了算；一个人作出一次具体的选择完全可能受制于其特定的心理或思维活动，他们可能是基数的也可能是序数的，两者并不排斥；在有些情况下，人们要想作出行为选择是必须进行度量或者估量的，甚至于需要进行加减的运算。通常经济学家认为效用不可测量是因为找不到一个效用的测量单位，但是，因为效用永远是某个单个的个人作出行为选择的依据（不考虑社会选择问题），那么一个对于不同的人都同样有效的效用测量单位在逻辑上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或可能，非常值得推敲，没有统一的计量单位不是效用不可测量的充分条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人类似乎有足够的智慧对他们所要面对的各种利得和利失进行估量，尽管这种估量可能不尽合理和精确。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序数效用论的批评日渐增多，基数效用论又有回归主流的苗头，如黄有光（2005）主张发展和改进基数效用论，使之取代现有的序数效用论；Mandler（2006）主张将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进行折中融合，以取长补短。无论如何，轻易放弃一种理论并不见得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科学的发展永远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就像物理学家对光的本性的认识一样。

参考文献：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11-119.

本·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413-415，271，295.

叶航.西方经济学效用范式的逻辑缺陷.经济学家，2003（1）：93-97.

SAMULSON.A Note on the Pure Theroy of Consumers Behaviour.Economica，1938，NS5，353-4.

郝海波.序数效用论的缺陷与不足：一个文献综述.山东社会科学，2011（4）：142-143.

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一卷）.（2008-11-27）.http：//doc88.com/p-68801855.html.

斯坦利·L.布鲁.经济思想史 .6版.焦国华，韩红，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205.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 .12版.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680-681.

暴世宏，江春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再发现.价值工程，2012（17）：1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