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读书笔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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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

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

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

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

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词>》和《读唐刘?F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

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

《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

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

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

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

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

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

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

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了当年的观点。

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

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

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

“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

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

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篇2

师范生当代文学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从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体系两方面展开改革。要点如下：

（一）教学方法上，实行专题化教学，重置教学内容，并使教学形式多样化

1.为使当代文学课教学回归文学本体，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及审美素养，遵循“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阅读”的原则，突破当前流行的面面俱到的“大文学史”教学模式，以某类文体、某类作家作品、某种文学现象等为线索，打破教材章节割断和时间限制，将分散的知识予以纵深归纳，将教学内容划分为若干专题后予以教学。2.与新时代语境、师范生特定培养目标协调，在现有教材内容陈旧的情况下，自创性适当增加新的专题板块。3.为增加教学的生动感和及时有效性。激发学生参与意识，形成教、学良性互动，在自主编写出较成熟的个性化、特色化、专题化教材之前，以自编教学大纲为依据，将自制多媒体课件、教材、作品选、学科网站、网络数据库等资源予以创造性综合利用，建立网络平台帮助学生自主学习。

(二)教学评价体系改革

紧密配合更新后的教学内容，以多样化作业形式和灵活的过程性评价方式激发学生兴趣，促进其自主学习能力。做法如下：1.除设置开放性的思考题启发学生相关思索、布置专题性学术小论文以外，为提升学生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团体合作精神，增强其师范专业素养，帮助学生组建课程学习团队。各队每学期各有分工又团结协作地完成某一专题研究和展示，教师根据其团结协作程度、PPT质量、讲解效果等予以综合打分，作为该组每位成员的统一成绩，按平时成绩的40%计算。2.为提高学生作品阅读与写作能力，提升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审美素养，借鉴本校人文学院王晓初教授2011年提出的现代文学课程改革思路——要求全学期学生写作读书笔记共15篇。其中2篇以电子文稿形式随时发送给教师，教师给出精要点评和修改意见。其余13篇读书笔记期末一并检查，并给与成绩，两次成绩各占50%，计算为平时成绩的40%。3.学生课程成绩按期末50%，平时成绩50%计算。

具体实施方案

遵循上述整体改革思路，具体应从教学目标重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课程考核评价改革等方面展开师范生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尝试。

(一)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团结协作精神和和师范专业素养

学生的问题意识、团结协作精神和师范专业素养对其就业产生一定的良好引导和示范作用。推行以教学内容和作业形式专题化、课程学习团队化为标志的专题化教学，可以实现这一培养目标。主要工作如下：

1.教学方法改革：实行专题化教学，重置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多样化(1)将授课内容整体分为四大板块——首先是框架性、贯通性的宏观概括；其次是重要文体发展演变及代表作家作品；第三是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世界文学、现代文学的关联；最后是与师范生专业实际存在密切关联的“儿童书写”等。各板块内部再细分为若干专题性内容。比如可以将《中国当代文学2》课程即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教学内容具体划分成十六个专题——专题一：“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文学思潮”、专题二：“新时期以来小说、诗歌发展概述”、专题三：“新时期以来散文、戏剧发展概述”、专题四：“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写作代表作家选讲”、专题五：“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以小说、诗歌为例”、专题六：“80后写作的创作诉求与艺术魅力”、专题七：“网络文学名家名作”、专题八：“当代文学作品与影视传媒之间的互动”、专题九：“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与新时期小说”、专题十：“中国古代文学雅韵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承传”、专题十一：“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共鸣交响——以张爱玲、沈从文小说为例”、专题十二：“当代小说中的儿童书写”、专题十三：“当代散文、诗歌中的儿童书写”、专题十四：“新世纪小说选讲”、专题十五：“新世纪诗歌、散文选讲”，专题十六：“当代著名文学刊物巡礼”。(2)针对师范生特定培养方案，以自编教学大纲为依据，将自制多媒体课件、教材、作品选、光盘、网络数据库等资源予以创造性综合利用，建立网络课程平台——主要提供相关作品完整的电子文本、作家传记性影像、作品影视剧精彩片段、名家讲座视频、最新研究进展报道以及复习题库、学生有关作品的个性化解读论文、师生分别制作的相关多媒体课件等——帮助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参与意识，增加教学的生动性和及时有效性，形成教、学良性互动。

2.教学评价体系改革：配合更新后的教学内容，以开放性思考题、专题讲演和读书笔记等多种形式考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写作能力、综合实践能力首先，设置开放性的思考题启发学生相关思索、增加其人生感悟，提高其文学素养。比如，在讲解张爱玲五十年代小说之前，针对贾平凹所坦承的对张爱玲作品的迷恋以及莫言对她小说的批评这两种代表性不同意见，可以预先布置思考题：“你觉得张爱玲上述作品最打动读者的是哪些特质？这些特质在其1949年后的创作中仍存在吗？有新变化否？”从而让学生对张爱玲一贯的创作特质有所思考。再如，针对容易令学生产生疏离乃至反感情绪的“十七年”文学，可以设置这样两个思考题。问题一，“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为了保持文学的审美特性，十七年文学中作家们分别进行了哪些创作上的努力？请结合具体作品予以分析。这种努力给予你什么样的启示？”问题二，“请问，你觉得自己更像20世纪中国的哪位作家？结合创作特色、个人气质予以阐释。假设你生活在十七年文学环境中，请问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为什么？”实践证明，这样的问题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于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质的了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使他们加深对作家创作心态、艺术化人生的认识。更进一步而言，20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在艰难曲折的语境中坚持不懈地捍卫文学尊严的言行，会让年轻的大学生们经过尽可能设身处地的感知后产生尊敬、遗憾、悲悯等复杂体验，对于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非常有益。其次，全班各学习团队每学期完成专题讲座一次，要求必须与教师之前拟定的该学期任一专题性教学内容相呼应，作为对该教学内容的延伸阐释。这样划定主要范围的目的，是进一步深化学生对教师所讲授的专题内容的理解，使其课内、课外活动获得有效衔接。具体做法是：各组成员集体协商确定专题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后，每人各有分工——或寻找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材料，或进行多媒体课件制作，或进行文字润色，最后由一位或几位同学在规定时间内辅以多媒体课件展示完成讲解，组内其他同学同时进行作品朗诵、作家生平介绍、根据作品改编的课堂剧表演等辅工作，教师和其他组成员根据其团结协作程度、多媒体课件整体质量、讲解效果等进行现场点评，并通过考评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

(二)提高学生阅读、写作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升其审美素养

为将知识传达与能力培养结合，课堂教学与学生课外阅读、写作相结合，提高学生的作品阅读、写作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提升其审美素养，围绕对经典作品的细读展开对话式教学。主要进行如下工作：

1.提供50部审美价值、时代特质兼具的作品阅读书目（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体裁，含必读、选读两部分）。必读作品主要包括兼具艺术价值、社会影响力和争议聚焦性或者三者中有一或两点特别突出的作品。在布置这一书目的同时，向学生推荐反映这方面研究最新进展的论著、论文，如《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1949——2009）》（杨匡汉、杨早著，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以指导他们树立“以点带面”的视野和“以问题意识为核心”的意识，兼顾不同历史时段、风格流派和作家类别，从作家、作家和文学史三个角度，对当代文学的整体创作风貌予以系统化观照。

2.利用课堂教学，示范性地解读各范式经典作品，在解读中适当融入文学理论视野（主要结合社会历史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审美批评以及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常用批评方法的基本理路），尤其注重对经典作品的细读，教师推荐国内外相关经典论著（欧阳子细读白先勇小说的著作《王谢堂前的燕子》等），以引导学生切实掌握深入文本的有效途径，提高解读能力。

3.借助各种形式展开师生、生生之间有关作品细读的对话，促进学生文对经典作品的个性化、多元化理解。教师通过电子邮件对学生电子读书笔记进行深入点评，对有关问题进行详细探讨，以切实提高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教师定期针对学生电子读后感情况予以全班范围内的及时辅导；各学习团队内部进行读书笔记互相批改工作；全班每学期举行两次有关必读作品的读书笔记现场交流、讨论活动。要尊重学生对作品的独立见解、不同意见，鼓励他们通过细读和参阅资料等对文本不断加深理解，建议他们将想法提炼成文，向各类刊物积极投稿，争取获得发表机会，以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信心。

4.以考促学，通过考评激发学生对作品的深入阅读积极性。学生整个学期的总评成绩大致由四部分构成——课堂提问占10%，专题成绩占20%，读书笔记占20%，期末考试占50%，从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生考前拼命死记硬背诵题库内容、平时敷衍倦怠局面的发生。

篇3

一、总体实施方案

师范生现代文学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从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体系两方面展开改革。要点如下：1.教学方法改革：实行专题化教学，重置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多样化。（1）为使教学回归文学本体，提高学生问题意识和审美素养，遵循“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阅读”的原则，突破面面俱到的“大文学史”教学模式，以某类文体、某类作家作品、某种文学现象等为线索，打破教材章节割断和时间限制，将分散的知识纵深归纳，将教学内容划分为若干专题后予以教学。（2）与新时代语境、师范生特定培养目标协调，在现有教材内容陈旧的情况下，自创性适当增加新的专题板块。（3）为增加教学的生动感和及时有效性，激发学生参与意识，形成教、学良性互动，在自主编写出较成熟的个性化、特色化、专题化教材之前，以自编教学大纲为依据，将自制多媒体课件、教材、作品选、学科网站、网络数据库等资源予以创造性综合利用，建立网络平台帮助学生自主学习。2.教学评价体系改革：配合更新后的教学内容，以多样化作业形式和灵活的过程性评价方式激发学生兴趣，促进其自主学习能力。（1）为提升学生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团体合作精神，增强其师范专业素养，帮助学生组建课程学习团队。各队每学期各有分工又团结协作地完成某一专题研究和展示，教师根据其团结协作程度、PPT质量、讲解效果等予以综合打分，作为该组每位成员的统一成绩，按平时成绩的50%计算。（2）为提高学生作品阅读与写作能力，提升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审美素养，借鉴王晓初教授2011年提出的现代文学课改思路——要求全学期学生写作读书笔记共15篇。其中2篇以电子文稿形式随时发送给教师，教师给出精要点评和修改意见。其余13篇读书笔记期末一并检查，并给予成绩，两次成绩各占50%，计算为平时成绩的50%。（3）学生课程成绩按期末60%，平时成绩40%计算。

二、具体实施方案

遵循上述整体改革思路，具体应从教学目标重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课程考核评价改革等方面展开师范生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尝试。1.为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团结协作精神和师范专业素养，对其就业产生一定的良好引导和示范作用，推行以教学内容和作业形式专题化、课程学习团队化为标志的专题化教学。主要进行以下工作：（1）教学方法改革：实行专题化教学，重置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多样化。①将授课内容整体分为几大板块——框架性、贯通性的宏观概括；重要文体发展演变及代表作家作品；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世界文学、现代文学的关联；与师范生专业实际存在密切关联的“儿童书写”等。各板块再细分为若干专题性内容。②以自编教学大纲为依据，将自制多媒体课件、教材、作品选、光盘、网络数据库等资源予以创造性综合利用，建立网络课程平台帮助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参与意识，增加教学的生动性和及时有效性，形成教、学良性互动。（2）教学评价体系改革：配合更新后的教学内容，以专题讲演和读书笔记形式考查学生写作能力、综合实践能力。全班各学习团队每学期完成专题讲座一次，作为与任一专题性教学内容相呼应的延伸阐释：各组成员集体协商确定专题内容和基本思路后，每人各有分工——或寻找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材料，或进行多媒体课件制作，或进行文字润色，最后由一位或几位同学在规定时间内辅以多媒体课件展示完成讲解，组内其他同学同时进行作品朗诵等辅工作，教师和其他组成员根据其团结协作程度、PPT质量、讲解效果等进行现场点评，并通过考评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2.为将知识传达与能力培养结合，课堂教学与学生课外阅读、写作相结合，提高学生的作品阅读、写作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提升其审美素养，围绕对经典作品的细读展开对话式教学。主要进行如下工作：（1）提供50部审美价值、时代特质兼具的作品阅读书目（含必读、选读两部分）。（2）利用课堂教学，示范性地解读各范式经典作品，解读中适当融入文学理论视野，尤其注重对经典作品的细读，教师推荐国内外相关经典论著（李健吾著作、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等），以引导学生切实掌握深入文本的有效途径，提高解读能力。（3）借助各种形式展开师生、生生之间有关作品细读的对话，促进学生对经典作品的个性化、多元化理解。教师通过电子邮件对学生电子读书笔记进行深入点评，对有关问题进行详细探讨，以切实提高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教师定期针对学生电子读后感情况予以全班范围内的及时辅导；各学习团队内部进行读书笔记互相批改工作；全班每学期举行两次有关必读作品的读书笔记现场交流、讨论活动。（4）以考促学，通过考评激发学生对作品的深入阅读积极性。专题化、对话式教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遭遇诸多实际困难，需要师生齐心合力予以克服，通过实践不断对原有思路和具体内容予以反复调整，从而将师范生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不断推向深入。

作者：李红霞 单位：绍兴文理学院

篇4

具体做法有以下一些。

教给方法  简明扼要地介绍传统的做评点读书笔记的方法，重点讲清评点的内容、形式、目的等基本要求，使学生了解做评点读书笔记的一般常识。

示范引路  以学生熟悉的文言示范评点，使学生有“规”可循，有“矩”可蹈，起到引路作用。我选择《口技》第一段示范评点如下。

京中有善口技者。［开篇入题，简介表演者。“善”字精当，为文章主眼。］会宾客大宴，［为下文写听众反应作伏笔。］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交代演出场地、道具。］众宾团坐。少顷，但闻屏障中抚尺一下，［宣告开始。］满座寂然，无敢哗者。［写开场前听众表现。“寂然”写宾客静待神情，为下文制造气氛。］

本段写口技表演前的情况。四句话交代了表演者、时间、地点、道具和宾客。

选择段落  评点形式的读书笔记适合于短篇。对于初学评点者更应精选段落。所选段落，在字、词、句、内容诸方面确有可评之处。据此，我选择了《柳敬亭传》第二自然段作为首次评点练习内容。(见附)

指导实践段落选定后，对评点的要求作扼要说明，鼓励学生动手实践。教师巡视，发现问题，随时指点。

及时讲评  学生评点过程中，教师要进行反馈，及时对评点情况进行归纳整理，当堂讲评，对评点好的给以鼓励，同时指出存在的具有共性的问题。

第一次评点练习，引起了学生浓厚的兴趣。这时，教师可组织第二次，练习可放在课内，也可放在课外。近一年来，我先后组织指导学生评点了《柳敬亭传》《六国论》《芙蕖》《记王忠肃公翱事》《左忠毅公逸事》《〈指南录〉后序》等文言文的重点段落或全篇。学生对用自己所学知识评点文言文热情很高，一般都很认真。为了点评好，同学之间自动讨论；为了做到语言精练，他们字斟句酌。通过几次练习，不少学生基本上掌握了用评点法阅读文言文，能写出较充实的读书笔记。

指导学生用评点法阅读文言文有四点好处：①可以帮助学生养成字斟句酌、精心阅读的习惯，有利于阅读能力的培养；②评点练习对学生反复推敲、锤炼语言有帮助，有利于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③抄写原文对记忆背诵文言文中的精彩段落和佳句大有益处；④熟悉了评点法，为学生日后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奠定了基础。

附：学生当堂评点《柳敬亭传》第二自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