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均衡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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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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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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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新古典主义并没有对均衡思想本身进行重大革命，它只是将斯密传统中的自然条件内涵用更为抽象、科学和普遍的数理化模式进行了重新描述和表达。瓦尔拉斯、古诺、马歇尔、阿罗、德布鲁、库普曼、门格尔等许多经济学家的诸多理论贡献让均衡内涵层次更为丰富、让均衡理论研究更为理性，对“自然条件”（在这里表现为特定模型的解）存在性、稳定性的理论探讨使得均衡概念更为丰满。但是，对于均衡思想而言，新古典主义的贡献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技术层次，而非方法论层次（McKenzie，1996）。新古典主义的均衡本质上依旧是静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动态问题时只能简单地使用类似静态分析的方法，把一系列静态均衡串起来分析他们所谓的经济的动态（John F.Henry，1983），这种本质上的缺陷使得均衡思想在新古典主义贡献中依旧难以获得全面升华，而这一工作由凯恩斯主义接过。

篇3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认为大多数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论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级无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进入的序贯均衡模型中虽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但这个模型中,没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目标函数以及一个不确定的生产函数参数的所有可能状态,及各种状态发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动态规划和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优动态对策,并对对手的最优动态对策完全了解。这哪是有限理性,明明是超级无限理性,比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传统的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决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产条件和嗜好及他们的决策,他只根据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在这种模型中,每个决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八十年代兴起的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论模型在推动有限理性数学模型方面是一个失败。

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可以说是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但不少经济学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这类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处理费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最近发展起来的五花八门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也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所谓羊群行为)、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像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最优决策的本质并未变,只是当约束条件复杂时,最优决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

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学派模型可以将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九十年代的动态对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来预测供求不等的现象。钱颖一的有名的软预算约束对策论模型中,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长期供不应求就是自利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任何个人都不能单方改变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并不一定意味着供求相等。很多动态均衡模型还能预见内生变量自发地随时间流逝而演变。所以西蒙及奥地利学派、非线性演化经济学派反对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学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

八十年代以来有几个研究方向开始触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对策理论经济学家早就用囚犯难题的模型证明,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Neyman(1985)和Rubinstein(1986)发展了有限固定规则机制(finite automata)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对策局中人没有什么最优决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而社会理性却有可能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出现。Smith(1982)、Weibull(1995)、Fudenberg和Lerine(1998)发展了不少演化对策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个别决策者没有最优决策的理性,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选择不同策略的局中人人数随时间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所谓纳什对策均衡会在这些无个人理性策略演化过程中出现。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个人的个人理性可能产生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缺乏个人理性的决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产生从全社会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而颤抖之手(trembling hand)对策模型预见个人非理性策略有可能在均衡中占优势。

Guth等(1982)、Binmore等(1985)和Aumann(1997)将游戏规则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相区别,他们认为规则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他们用社会实验证实人们追求规则理性的行为(例如追求“玩的就是公平”,fair play)看似个人行为的非理性。而规则理性往往不能由个人行为的理性产生。

早在1921年,Knight就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Georgescu-Roegen(1971)、Shackle(1961)、Slater和Spencer(2000)都将这一思想发挥。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指决策者知道某一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发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变量有几个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个可能值发生的概率。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称这种根本不确定性为认识力的不确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见Lawson,1960,pp.42-43)。

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1973,p.113)将这种社会性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aleatory)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以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作为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础,则我们可看出,西蒙提到的和对策论模型中的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根本不搭界。不完全信息概念可能与完全理性并行不饽。实际上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模型中,岂止是完全理性,每个局中人都具有超级完全理性。

最近黄有光、姚顺田、杨小凯、赵一民等经济学家掀起一阵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论的浪潮。他们重提Hurwitz定理,该定理证明瓦尔拉斯竞争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励机制中达至社会理性所需信息处理费用最小的激励机制。换言之,瓦尔拉斯竞争机制在达到社会理性的条件下,对个人理性的要求最低。这种特点不但指社会总的计算费用低,而且个人决策面临的不是不完全信息,而是“根本的不确定性”。每个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要获得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即使收集到了,以此为基础计算最优决策的费用也是大得不可行。因此每个人只能按照看得见的市价做决策,而不理他人的决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

而市价与决策又有互相依赖关系。更复杂的是,当人们用超边际分析(给定职业对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加选择职业时用的总费用—效益分析)选择专业时,每个人的最优专业化水平依赖于看得见的价格,而什么价格看得见又与所有人选择的专业化水平有关。例如如果所有人选择自给自足,则市场上就看不到任何商品的价格。

由于这种看得见的市价和决策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一个经济中即使没有外生的不确定性,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也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而人们的做决策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他们决策的互动以及所有人决策与价格之间的互动,逐渐用价格制度试验不同的分工网络,一步一步通过社会试验,了解对全社会有利的组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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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的基本含义与应用

均衡理论是西方经济学中各种理论得以统一的一般性理论和分析框架，所谓均衡，萨缪尔森作了如下解释：“在经济学中，其含义是指经济中各种对立的变化的经济力量处在一种均衡静止、不再变化的状态，其价格和数量使购买者和供应商达到愿望一致。”［1］均衡理论可分为两种假说类型：一种是如何建立均衡状态，即获取经济函数处于极大（小）值时的条件，这种类型的均衡分析又称为“最优化”问题，例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成本最小化、厂商利润最大化等，一般使用数学语言进行说明，例如微积分的导数、线性函数等。另一种是寻找经济变量从一个均衡点移到另一个均衡所经历的途径［2］，它研究参数变动对均衡的影响，以及实现均衡的动态调整行为，例如当需求或供给发生变化时，如何形成新的均衡价格和数量，当消费者（企业及政府）行为变化时，国民收入如何变化等，一般使用图形和文字说明。按照难易程度，这一类型的均衡分析是从单个的、一般的市场入手，通过“价格会自行调整，直到人们的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相等”［3］，也会对特殊市场进行解析，例如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最后是对整个市场体系的一般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中均有应用，其中消费者行为（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行为（成本最小化）、厂商行为（利润最大化），以及均衡国民收入属于第一种类型；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均衡及变动属于第二种类型（见图1）。

二、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的教学难点与效果

（一）“教”的难点

1.类型区分。对于均衡的概念，学生的理解能力大都限于需求等于供给，但在不同的模型中，均衡的定义会有所区别，例如第一种类型的均衡分析，是从数理的观点求出极值条件而不仅仅是需求等于供给的简单理解，学生在区分类型方面缺乏经验，教师在定义诠释时的难度也就相应增加。

2.学法分歧。均衡理论基本上是通过图形进行推导的，弄懂图形才能彻底掌握理论的实质，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充分利用图形分析并作必要的比较和归类能够达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但有的学生（例如文科生）坚持自己的学习方法，倾向于死记硬背文字，而不去熟悉研究图形。这种在学习方法方面存在的分歧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

3.“难”与“重”的把握。均衡理论的分析过程难易程度不等，由于学生普遍不容易吸收和理解稍有难度的知识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往往要减少这部分内容的讲授，甚至避而不谈，而重点内容既包括简单的，又包括复杂的，如果教学内容只能简单不能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就达不到课程设置的教学目标，例如掌握供求变动的四种情形，对理解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变动十分重要，但有的学生会认为太难而不去理会。

4.评判标准。均衡分析基于经济假说的系统建立，案例答案的评判标准并不统一，换言之，案例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因为对于问题的分析，可能有多种解决办法，或是纯文字叙述，或是图形描述，或是数量模型计算，而有的学生趋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往往希望存在唯一的答案以供复习使用。

（二）“学”的难点

1,数量知识。均衡分析的核心在于通过模型（图形）或数学推导将各种经济变量联结在一起进行分析，整个过程逻辑性强，系统严密，本身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数理基础和推理能力。但是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在高中阶段普遍数学基础薄弱，对经济学中图表、公式、数学证明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一时半刻很难消化。

2.图形含义。无论是最优化分析还是市场供求分析，都依托了大量的图形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也以英文简写的形式出现，例如“P”可以代表价格或者产量、“S”可以代表供给曲线或者储蓄，“T”、“A”、“M”的含义分别是“总量”、“平均量”、“边际量”，学生容易混淆这类字母的经济含义，有的甚至不能将图形、公式的含义同教材上的文宇描述统一起来。

3.语言转化。均衡分析方法要求学生能从实际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有关问题的主要因素，并就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由于在陈述时往往需要转换为数学语言，由此推导出解值后又要还原为经济解释，例如对利润最大化原则“MR=MC”的把握，既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将MR（或MC）理解为边际收益（或边际成本），又要从微积分的角度计算收益（或成本）函数的导数得出具体数值，不少学生达不到语言转换的能力要求，在论述或计算时常常花大量篇幅同义反复却始终抓不住要点。

（三）教学效果

1.“教”疲“学”劳。如上所述，均衡理论涉及很多其他领域的知识，如微积分、英语、金融等综合知识，对初入大学或非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难度远远大于其他实践教学环节较多的课程，大脑思考的负荷较大，整体上容易产生厌学情绪，教师在课堂上既要赶进度，又要时刻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调动参与的积极性，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另外，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安排大都是合班授课，两至三节课连上，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是体力、脑力上的考验。

2.课堂气氛偏严谨。学生由于普遍缺乏微积分的解题经验，对均衡理论两种分析方法的掌握很不平衡：在涉及简单的市场供求均衡分析时，学生的兴趣和热情普遍较高，踊跃发言，而在涉及导数、函数的数量分析问题时，只有极少数学生反应敏捷，能够与教师响应互动，课堂气氛变得沉闷缺少回应。

3.考核结果两极分化。均衡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基本的分析框架，在卷面考试中占总分值的比例一般会达到50%―60%，题目形式以计算题、图形说明为主，因此，卷面得分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学生对均衡理论的掌握情况。实践证明，学生的考核结果两极分化现象比较明显，得高分（优秀）与低分（不及格）的人数占班级总人数的比例偏高（见表1）。

三、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的教学方法探索

（一）限制数学难度

如上所述，均衡理论分为市场供求相等和极大化原理两大类型，针对市场供求均衡的这一类型，要尽量避免运用数学语言，多用文字阐述处理，辅之以必要的图表，从而克服学生因缺乏数学准备而面临的学习困难。在解决极大化这一类型的问题时，微积分的论证虽然不能舍弃，但可以限制在初级水平，例如一级导数的运用，将教学目标定为让学生体会到经济分析的严密逻辑性即可。

（二）经济实例导入

均衡理论中的数理分析，是降低学生理解力的主要原因，而案例尤其是经济实例导入的教学方法能让学生把这一原理与经济现象、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在充分理解概念的基础上，具备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例如微观部分的消费者行为，通过举例学生日常的消费行为解释偏好、效用及需求，更容易让其接受之后较为抽象化的效用最大化分析。又如宏观部分的均衡国民收入，可以通过引入央行加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实例来帮助学生加深对国民收入决定模型的理解。

（三）简明图形教学

均衡理论的深浅难易与图形描述的复杂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在进行图形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图形的简单性。简洁明了的图形，配以几个关键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生学习的心理负担，从而克服不愿研读图形的惰性。二是图形的对比性。在均衡分析中许多图形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和对比性，例如消费者均衡与生产均衡的形状，各个市场的供求曲线，等等，通过图形对比，学生不但能及时温习前面的知识，而且能加深对新内容的理解。

（四）概念对比教学

在均衡理论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首次接触许多易混淆的概念，主要是在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当中，例如效用函数、生产函数、无差异曲线与等产量线、边际替代率与边际技术替代率、预算线与等成本线（见表2），这些概念要么文字表述类似，要么图形相近，学生很容易出现记忆性错误，因此需要在授课过程别加以比较对照，区别这些概念各自所涉及的变量和内涵的不同，对英文简写也加以比较。

（五）增加实训过程

均衡理论的课堂实训，是指由教师布置特定主题，学生独立完成图形并进行观点说明，这也是参与式教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学生对复杂的均衡理论普遍缺乏自信，如果能够独立完成相关的图形绘制，不仅仅是对理论知识的巩固，还能获得心理需求的满足，例如成功的喜悦和满足感［4］，从而实现自我能力认知、自我肯定的目的，减少课程学习的畏惧心理。

（六）适量课后习题

我认为，课后习题的传统教学法在均衡原理的学习阶段有其必要性：一是数学公式的熟练程度与习题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均衡分析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将微积分的导数与经济学的边际结合起来理解，学生只有通过反复练习，才能习惯将数学融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二是概念性的知识，需要通过完成各式各样的判断题、选择题才能真正巩固，例如均衡价格和数量如何随着需求或供给曲线的变动而相应变化，死记硬背是不可行的，必须通过画图分析才能确保结论准确无误。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辞典［Z］.京华出版社，2001.

篇5

平衡现象、概念和分析方法，常见于自然科学（尤其是力学），而经济学在研究人受利益驱动力的作用下的各种行为及结果时借鉴和引入了平衡分析法（此方法也为分析非平衡问题提供了一个基准点和参照系），由此发展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将其集中、系统地用于分析经济利益关系问题所形成的一般均衡体系是现代经济学大厦的理论基石和主体构架，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重要作用，在相当长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与人类社会和科技进步的阶段相应，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可以说一般均衡标志着经济学进入到牛顿力学时代；然而异军突起的对策论（博弈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分析方法（虽然其思想源远流长），相比较而言，其更多地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人类的知识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们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程度，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沟通、相互渗透、共同发展，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规律和必然趋势。所以，从考察和揭示自然界规律的科学方法中得到某些启示，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各类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

1.经济均衡的基本含义和实质。

利益均衡问题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由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内容所决定，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有不同的结论及表现形式。可以说对这一核心问题研究结论的表现形态、演进和变化，构成了经济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经济均衡分析是通过研究在给定的经济环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等）中，各种经济要素在诸多利益主体（力源或利源）的驱动下的平衡或均等分布结果和流动特征，来达到分析和揭示经济规律之目的。无论这类社会经济现象以何种形式表现，均衡分析的实质就是要研究经济利益的协调过程和分布状况。一般均衡主要研究在市场供求相等（所谓市场结清）条件下利益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配结果，是通过各类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更加细分的市场）的均衡具体地表现出来。在理论分析中，虽然表面上经济均衡考虑的是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然而，无论研究哪些经济现象，从何种角度和用什么方法，只要一谈到均衡，都不可回避其核心问题——利益的分配和协调。由此可见，各类均衡必然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或一致性。但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又有较大差异，具体的分歧反映在研究对象、假定前提、分析方法、主要结论及应用等方面。由于不同的均衡结论实质上只是代表了部分社会阶层的利益，或者说这样的理论只是为某些人服务的，而根本不可能说是从各方面的利益出发实现全社会的最优，所以从不同立场和角度研究均衡问题，所得出的有关利益分配的政策建议、实施措施等都必然代表不同的利益阶层。这就有助于认清均衡分析的方法、结论和它的前提条件之间的关系。

2.对策均衡概念体系。

人们对一般均衡已不陌生，而本文所说的对策均衡是指用对策论方法建立起来的经济均衡概念、理论体系及在实践中的应用。类似于一般均衡理论，对策均衡也是研究利益均衡问题的一种手段和方法，现今已发展成为经济对策论这样一门相对完整的理论学科。对策均衡概念的创立、精炼和完善及其对策模型解的存在、性质与应用研究是现代对策论的主要内容。诸如非合作对策的纳什均衡，完全信息动态对策的子对策完美均衡，不完全信息对策的贝叶斯均衡，合作对策中的夏普利值等均衡解概念，该理论主线清晰、内在联系紧密、表述严谨科学，是对现实问题具有更强解释力的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正在以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姿态主导和预示着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和实践。

3.对策均衡的现实性。

虽然对策论的理论和应用目前正处于急需进一步大发展之时，但与一般均衡相比，对策均衡有关竞争问题的描述更贴近现实，对当今市场经济的竞争本质揭示得更加深刻。在一般均衡分析里对微观主体所作的行为假定中，以个体消费者为例，是以个人在收入预算的约束下寻求效用最大化为行为基础，分析研究各类要素市场的均衡。然而，现实经济生活中，每一消费者使自己的收入（可假定为劳动报酬）最大化也是一种市场竞争行为，这种竞争行为不仅与自己的消费效用最大化行为，还必然是与其他人的经济行为交互发生、互相影响和制约，与此同时实现交互作用下的多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等）均衡。若给定收入预算约束，就相当于限制了竞争，此时再分析商品市场上的竞争无疑是在不允许有竞争的条件下研究竞争，如此将收入最大化与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分离，将个人行为孤立化、封闭化，使理论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误区（即在假定收入均衡，同时也就等于假定了消费效用均衡的前提条件下再来分析研究消费效用最大化）。这种错误表面上看可能是由于分析工具和方法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但绝不能排除更深层的原因。推而广之，微观主体的投入端（类比为消费者的消费）与产出端（劳动收入）之间的均衡关系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对策论的诞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对策论对微观主体的观察，超越了马歇尔的单一属主体的假定，并且用策略选择方式将微观主体的各类行为统一起来，重点研究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多市场均衡同步实现（多市场均衡的一致性）。所以，在研究许多现实经济问题时，运用对策论这一现代化分析的工具，能使经济学向科学化的目标迈进一大步。

二、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及一致性研究

1.一般均衡的成立前提和假定条件。

毋庸置疑，任何一种理论的结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定条件之上的，并与某些隐含的前提相应。为了从更深层次上分析经济均衡成立的潜在设定，有必要根据系统科学的开放性原理和经济学的性质将经济环境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经济环境（前者包括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基本制度、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然后分别在不同情况下研究经济均衡的实现条件。一般均衡所要求的前提是：相对长期稳定的自由竞争环境和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人的行为动机是完全自利的且具有稳定的偏好序。实质上只能是一部分人才能满足这些条件，只是对那些资源禀赋充足、要素占有富裕者而言的。试想，如果自己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难以维持生计时，决不可能会有剩余产品在市场上自由交换，更不会有稳定的偏好序，再有效的市场机制对他们来讲也无关紧要。进而，相对贫困者、资产占有低于平均水平者不可能真正按自己的偏好选择交换。所以，对以大多数人的经济行为研究对象来说，对一些非常态经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动荡变化、非理的存在、世界普遍性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等）和一些非经济因素（自然灾害、瘟疫、战争等）的冲击和影响下，一般均衡在理论上就不成立，在实际中更是一座海市蜃楼。从本质意义上讲，一定的初始禀赋在市场上的交换结果绝不全是市场行为的作用，而主要是一种制度约束。市场行为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和外化形式，是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基本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绝不能将其误认为市场能有多么神奇的功能。市场起作用也只是在制度内在地规定了各种要素的相对地位（交换率和变化范围）之后的次一层级上所发挥的作用。如在一个经济系统内，必须先规定了资本与劳动的主次地位、“合理合法”的交换方式和价格，明确了雇主雇员关系这一大框架之后，然后才会实现所谓劳动力市场上的一般均衡。

2.价值函数与均衡一致性研究。

由于价值取向是决定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其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关系密切。于是，我们在广义经济环境中探讨经济均衡问题时，用对策论中的支付函数的方式定义价值函数：不同的价值函数代表着局中人所选择的不同价值取向，如局中人是追求总体利益最大，还是个人利益最大或是相对收益最大，价值取向决定了行为目标和方式的选择，决定了策略路径和可能达到何种均衡（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能很容易地找到具有这些价值观念的各类代表人物）。用这些来描述和反映社会中各类不同的行为主体所可能具有的价值取向，然后运用价值函数可进一步证明（可借助形式化的数学符号，通过严格的演绎推理和逻辑论证得到）：只有在价值取向相同，即微观利益主体的行为动机相同的条件下，而且是只有在价值取向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一般均衡，但不能与最优对策均衡等价。对策论擅长和重点研究在相互影响情况下的行为特征，从更深层次和向更广范围拓展得出结论：当局部利益最大化与全局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相一致时，最优对策均衡才能与一般均衡同时实现（由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可知，此时即为帕累托最优）。由此结论可知，市场竞争的一般均衡仅是价值函数为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的一种特例。上述的分析和结论的引申含义是：不同均衡体系的建立以及它们之间是否一致（根源），从根本上依赖于价值体系如何确立，策略行为的选择（第二层面上）首先是服从于价值取向（基础层面）的选择，而策略选择又是价值选择的具体体现。这可使我们对各种经济理论体系有更深入的认识。

3.对策均衡对一般均衡的超越和发展。

进一步研究经济均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可以看出，对策均衡通过更加直接有效地研究人的行为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均衡的实质问题；而一般均衡则主要是通过研究人对物质资源的配置，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仅此而言，就可以看出前者比后者更深入、更接近问题的本质，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把劳动力与其他的生产要素同等看待）的分析框架。对策均衡对一般均衡的发展，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归位。从经济理性人到对策局中人，经济对策论强调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对策均衡体系中对行为主体的认识和描述与一般均衡论有本质区别，这从根本上撼动了长期在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格物化、资本化的思想；（2）由结果论到过程论。从注重资源配置结果到更加重视利益主体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行为（策略）选择；（3）共同均衡。只有在利他中才能真正利己，也只有在使他人充分受益中才能使个体利益最大化，因而，均衡的实现必然是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对策均衡体系的核心在于刻划了这种共同受益的“双赢”局势；（4）不断学习进步的行为主体。修正完全理性人假定，特别强调非理性的行为主体是在不断学习过程中逐步达到理性的，这使得经济学更加鲜活生动、更贴近现实。

经济均衡的演进，必然会带来经济学的根本性的、全面的变革，这一转折对我们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历史的发展无情地使经济学面临着一次严峻的世纪选择，其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姿态跨入21世纪呢？从一般均衡到对策均衡，从个体独立的完全理性到相互依赖的相关理性，是经济理论正在完成的又一次超越和升华。

三、主要结论及对中国经济理论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启示

1.基本结论

（1）对策均衡发展了一般均衡理论，后者仅是前者的特例。就经济意义而言，将局中人的支付直接看作是效用，再加上市场结清等条件，当每一个个体实现效用最大化时，他就不会自愿地、也不可能仅靠单方改变策略（生产和消费的品种和数量）来增进自身收益；从技术方法角度来看，一般均衡是一种常和对策（本质上是零和对策，在静态经济中利益增量为零，市场交换的结果只是利益谁多谁少的分配调整问题）。个体效用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自身行为，另一方面受制于社会（表现为对他人策略变化的判断和反应）。于是，将行为动机改进为个体目标与社会目标相容或有机统一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所需要的是对策均衡分析方法。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物竞天择，伟业天成”正是这个道理，其中的“天”，就是社会关系、发展目标和整体力量，而不仅仅由个人行为所定。

（2）对策均衡解对初始条件的依赖性。从自然科学中得到启发，在解同一类系统的方程（组）时，若给出不同的初始条件，就可得到不同的特解。经济系统中各类均衡模型的求解及性质研究必然是与一定的经济环境相应，不考虑相应初始条件的一般均衡解不会有什么普遍意义。而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是该系统所处的广义环境，包括一些非经济要素在内，如：历史（路径依赖）、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基本制度等，如此才会有符合不同国家实际经济状况的具体特解。用经济均衡的术语来说，均衡价格不仅仅是市场要素的数量和结构的函数，若在更大的经济系统内看，从更深层的含义上来讲，市场价格（实质上是资源配置方式）从根本上是取决于经济环境的初始条件，即各种经济环境、制度约束和各国经济的具体情况。而通过市场交换所实现的均衡与非均衡和相应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的分析方法仅仅是多种市场类型中的部分表象和提供的一种研究技术（可供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借鉴，而不是作为唯一的市场经济理论范式来限制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是由于对策论更注重对经济行为的研究，而人的行为又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挥作用的，所以，经济均衡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广义经济环境中给定的前提条件。于是，可理出这样一条逻辑关系链：初始条件——行为特征——对策均衡，从中可清晰地看出均衡对经济环境初始状态的依赖性。

（3）行为动机的新概括和理性发展的新阶段。对策论对利益主体的行为动机的描述作了较大的修正和改进。对策均衡强调策略相互作用下所实现的均衡，蕴意为个人利益与集体（社会利益）利益有机统一时才能真正地实现效用最大化和资源的最优配置，使经济学对理性人的假定和研究从有限理性阶段进入相互依赖理性的阶段，有利于从微观机制入手研究宏观经济的运行和调控，这将会对我国的经济理论发展和实践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2.若干启示

下面用本文的分析方法和结论，研究我国经济理论发展和改革实践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1）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给予的经济学解释。用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特色，就是本文中所提到的中国经济环境的各种初始条件，即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基本制度等因素在内的广义经济环境。一旦将经济学的讨论置于广义环境内，制度安排等成为均衡实现的先决条件时，也就可以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新的含义，认清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经济运行层面的均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就可以找到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而且，只要明确劳动要素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主要作用并通过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确使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不发生改变，这就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新界定）。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要求或决定着一定的政治制度与之相适应，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只有与不平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率。再者，从行为动机的方面来看，社会主义需要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相一致；而一味强调个人私利的个体效用最大化，是导致两极分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根源和价值（伦理）观念，也是造成经济实践中许许多多两难决策的根源（如囚徒困境模型揭示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不一致时的必然结果）。因为某种要素（如资本）富有者一端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这一目标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并非总是一致，这两类目标一旦相互偏离，并且偏离的程度较大时，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程度加大，这显然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

篇6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认为大多数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论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级无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进入的序贯均衡模型中虽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但这个模型中，没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目标函数以及一个不确定的生产函数参数的所有可能状态，及各种状态发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动态规划和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优动态对策，并对对手的最优动态对策完全了解。这哪是有限理性，明明是超级无限理性，比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传统的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决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产条件和嗜好及他们的决策，他只根据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在这种模型中，每个决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八十年代兴起的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论模型在推动有限理性数学模型方面是一个失败。

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可以说是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但不少经济学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这类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处理费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最近发展起来的五花八门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也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所谓羊群行为）、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像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最优决策的本质并未变，只是当约束条件复杂时，最优决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

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学派模型可以将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九十年代的动态对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来预测供求不等的现象。钱颖一的有名的软预算约束对策论模型中，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长期供不应求就是自利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任何个人都不能单方改变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并不一定意味着供求相等。很多动态均衡模型还能预见内生变量自发地随时间流逝而演变。所以西蒙及奥地利学派、非线性演化经济学派反对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学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

八十年代以来有几个研究方向开始触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对策理论经济学家早就用囚犯难题的模型证明，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Neyman(1985)和Rubinstein(1986)发展了有限固定规则机制(finite  automata)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对策局中人没有什么最优决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而社会理性却有可能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出现。Smith(1982)、Weibull(1995)、Fudenberg和Lerine(1998)发展了不少演化对策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个别决策者没有最优决策的理性，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选择不同策略的局中人人数随时间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所谓纳什对策均衡会在这些无个人理性策略演化过程中出现。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个人的个人理性可能产生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缺乏个人理性的决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产生从全社会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而颤抖之手(trembling  hand)对策模型预见个人非理性策略有可能在均衡中占优势。

Guth等(1982)、Binmore等(1985)和Aumann(1997)将游戏规则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相区别，他们认为规则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他们用社会实验证实人们追求规则理性的行为（例如追求“玩的就是公平”，fair  play）看似个人行为的非理性。而规则理性往往不能由个人行为的理性产生。

早在1921年，Knight就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Georgescu-Roegen(1971)、Shackle(1961)、Slater和Spencer(2000)都将这一思想发挥。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指决策者知道某一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发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变量有几个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个可能值发生的概率。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称这种根本不确定性为认识力的不确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见Lawson,1960,pp.42-43）。

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1973,p.113)将这种社会性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aleatory)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以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作为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础，则我们可看出，西蒙提到的和对策论模型中的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根本不搭界。不完全信息概念可能与完全理性并行不饽。实际上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模型中，岂止是完全理性，每个局中人都具有超级完全理性。

最近黄有光、姚顺田、杨小凯、赵一民等经济学家掀起一阵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论的浪潮。他们重提Hurwitz定理，该定理证明瓦尔拉斯竞争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励机制中达至社会理性所需信息处理费用最小的激励机制。换言之，瓦尔拉斯竞争机制在达到社会理性的条件下，对个人理性的要求最低。这种特点不但指社会总的计算费用低，而且个人决策面临的不是不完全信息，而是“根本的不确定性”。每个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要获得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即使收集到了，以此为基础计算最优决策的费用也是大得不可行。因此每个人只能按照看得见的市价做决策，而不理他人的决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

而市价与决策又有互相依赖关系。更复杂的是，当人们用超边际分析（给定职业对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加选择职业时用的总费用—效益分析）选择专业时，每个人的最优专业化水平依赖于看得见的价格，而什么价格看得见又与所有人选择的专业化水平有关。例如如果所有人选择自给自足，则市场上就看不到任何商品的价格。

由于这种看得见的市价和决策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一个经济中即使没有外生的不确定性，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也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而人们的做决策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他们决策的互动以及所有人决策与价格之间的互动，逐渐用价格制度试验不同的分工网络，一步一步通过社会试验，了解对全社会有利的组织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价格制度只能逐步向人们传递抽象的信息，而不能传递具体的私人信息。例如当木材价格上涨时，房屋建筑商了解到，从他自己的利益而言，最优决策应该是减少木材的使用量而增加其它材料的使用量。但他并不可能知道木材涨价是由于森林起火，还是由于人们对木材家具更喜爱而引起的。而这种与他自己利益有关的信息就包含了所有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对全社会福利影响的信息，尽管个人并没有能理解这全社会福利信息的理性。换言之，在这个用价格制度做社会试验，逐步获得社会理性的过程中，个人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个人面对根本的不确定性，他不可能了解其它人的私人信息。也就是价格制度和社会试验不可能减少根本的信息不对称，相反它可以在每个人只知道全社会信息的极小一部分时充分利用所有分散在各地、各个专业的信息。由于这种自由价格制度的功能对个人理性和信息能力要求极低，所以可以大大促进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又会增加信息不对称。例如每个专家根本不必懂其它专业的事（隔行如隔山）也可以通过市场竞争享受各行各业价廉物美的产品。这正是哈耶克、奥地利学派所说的市场在个人有限理性和根本性不确定性条件下，综合利用分散在各地各人的信息的功能。

黄有光、杨小凯将他们描述有限理性的模型称为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Walrasian  sequential  equlibrium)。姚顺田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序贯均衡存在的条件。

我们用几个例子说明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概念。首先，看麦当劳连锁店的创立和发展，在麦当劳连锁店创立前，饭馆的价格相当高。当时市场对饭馆的需求也似乎与供给相当。如果饭馆服务的价格稍微降低（以经济学术语而言，即为在边际上调节），利润将会减少。因此，用传统经济学来指导决策将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市场已在均衡中，利润已最大化，创办更多饭馆或大规模减价只会造成损失。但是，麦当劳连锁店的创办人认为可能有另一种市场均衡，在这种均衡中，饭馆服务价格比现有饭馆低得多，因而很多人会减少自己做饭的次数，而增加对专业饭馆的依赖，专业饭馆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内部专业化加深，也可以使服务成本大规模地下降，因此大规模降价也会有利可图。如此一来，麦当劳创始人就不是以当时市场的边际调节信息定价，而是将价格订在普通人能经常上馆子的很低水平上。麦当劳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大规模经营，用连锁店的合约形式组织总部与分店之间的分工，使专业化的计划管理、餐馆设计、原料采购、广告成为总部的专门部门。结果这种“组织创新”成为二十世纪最大的商业成功案例之一。传统的经济学对于分析这类“组织创新”的奥秘完全无能为力。其原因是，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以内点最优决策为基础，而实际经济决策是以角点决策为基础。内点决策表示所有决策变量最优值都是正数，所以找寻内点最优解只要在边际上调节就行了。而角点决策则表示某些决策变量的最优值是零。零值和正值在若干决策变量之间的组合，意味着决策必须在很多个角点解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而决策从一个角点转向另一个角点时，会造成产量和价格不连续地大幅跳跃，所以边际调节根本不能提供最优决策所需的信息。

人们要得到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必须试验所有不同的角点。这一方面意味着组织试验会产生风险，成败不可能像边际调节那样肯定；另一方面，试验必须是从一种组织结构跳跃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而不能只是边际调节。这就意味着众多的破产案例其实是人们获得决策信息所必须的组织试验，破产企业家的贡献不见得低于成功的企业家。在这种组织试验过程中，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如果人人都要等到有十足把握才试验目前不存在的组织，则人们永远不能获得决策所需的信息。如果相当一部分人在没有十足把握时就去试验各种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的角点），则很多不同的角点就会被试验，其中大部分当然不是最优结构，而破产就提供了有关最优结构的信息，使成功的组织得以被人模仿和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达的美国也是破产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说明有很多企业家在冒着风险试验不同的组织，因此成功的组织出现的概率就会上升。法人制度和股市的发展，使这种组织试验的风险分散，因而加速了组织试验和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从这点而言，社会对失败的企业经验应非常重视和给以适当的尊重，不要简单地将经济理论性与成功划上等号。

这个例子说明，企业家要搞组织试验必须借助大量资本。因为新的角点均衡并不存在于现有市场中，而人们一般只相信现有市场的边际调节提供的信息，企业家要说服人们与他一同去进行这种冒险的组织试验，只能以赚钱把他们引出来。而一旦新的角点均衡不如现有均衡，则这笔投资就会血本无归。因此，资本和风险是组织试验不可或缺的两个特点。这种对资本的看法与传统经济学对资本的看法很不一样。传统经济学中，资本是一种生产所需的资源，资源越多，则产出也越多。而用角点分析方法来看资本。我们对经济的最优决策有赖于我们对组织的信息，这一信息的获得却依赖足够多的组织试验，而进行组织试验却是要用赚钱把人们引来与企业家共同进行，这种试验的成本就是资本，而资本的收益就是通过试验所获得的有关组织的信息而赚到的钱。

在用专业化提高学习的速度时，天生的比较优势并不重要，而进入专业化与学习加速的良性循环（正反馈）却非常重要。一个先天不足的人，一旦通过广告或自我推销的成功而进入某个专业，专业生产会提高他的学习能力，这反过来使他有机会加深专业化，进一步加速学习过程。这种自我加速的过程往往能使某些没有先天优势的人在短期内超过一些有先天优势，但却没进入这个良性循环过程的人。有人将这种良性循环过程称为“自我发现”，实际上这种过程是“自我创造”，而不是发现先天就存在的自我。

正因为组织试验是人们获取经济信息所必需的，而可能的角点之间的组合造成的可能的组织结构和产权结构无穷多，人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组织试验，因此，人们对组织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在这种信息不够的情况下，人们不应对经济理性过于迷信，而应对看似无理性的组织试验充分开放头脑，不要有预先的成见。充分认识尽可能试验不同的组织，在充分多试验中靠碰运气发财的态度，比预先算计清楚稳操胜券的态度更可取。1000年前，商人曾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对社会没有贡献的行业，这种预先的成见曾大大阻碍了经济的发达。问题不是商业这个专业究竟是否有其价值，而是这种不开放的头脑。现在，我们也听到人们在谈论台湾的“产业空洞化”如何对经济有害，中国大陆的劳动力密集工业的发展如何不利于技术的提升，以及景气循环如何有害生产力。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与当年重农抑商的论调都是同样的思想方法。你怎么知道台湾的“产业空洞化”不好？一种组织结构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出现，必有其生存的理由，对这种复杂的理由，我们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而是对各种组织试验开放自己的头脑，让时间去对不同的组织试验下结论。以产业政策而言，目前香港和以前台湾没有产业政策的效果，看来比新加坡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就不见得差（不少经济学者论证香港的无产业政策比新加坡的产业政策效果为好，而台湾也胜过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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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是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严密，逻辑性非常强。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基本理论概念的理解与把握客观上有一定的难度，再加上有些教材的编写过于抽象，对基本理论概念的阐述本身不够透彻，又加大了学生理解的难度。

笔者认为，从基本理论概念入手，将一些学生感到抽象与繁难的基本理论概念作严格的界定，讲深讲透，再结合现实生活的案例，将抽象的概念以学生熟悉的例子的方式呈现出来，学生学习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从而更好地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概念，也更容易地将这些基本理论概念应用于现实问题的分析。下文笔者就抛砖引玉，对微观经济学中几个知识点做些探讨，与同行作些交流，以激发更多更好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思想。

1需求与需求量

需求理论是微观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理论，需求规律是经济学分析经济现象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但是刚刚开始接触微观经济学的学生，往往误用需求规律，或者认为需求规律在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时，在有些情况下是适用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就不适用。进而对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产生怀疑，不再相信经济学的科学性。这种不必要的误解产生的根源是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概念掌握得一知半解造成的，同时也说明，在课堂教学中讲清楚需求与需求量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

需求理论中把影响消费者最终需求的数量的因素，分成两类，一类是商品本身的价格，另一类是其它因素，如消费者收入、其它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偏好等等。需求规律是说，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下降，消费者的需求量减少，也就是需求量变动。比如消费者对雨伞有需求，如图1，假若雨伞的价格从P，下降到P，，，消费者对雨伞的需求量就从Q，增加到Q，，。如果雨伞本身的价格并没有变化，但其它因素产生了变化，比如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使得消费者对雨伞的最终需求的数量增加，这就是需求的变动，如图2中a所示，消费者对雨伞的需求线D就右移到D，的位置。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减少，消费者对雨伞的需求线D就左移到D，的位置，如图2中b所显示。

通过引入看起来有争议、似乎推翻需求规律的事例，来讲需求与需求量的区别，在微观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是特别有用的[1]。

例一：假如雨伞原来的价格是10元，天下大雨，商店老板临时把雨伞的价格提高到15元，但他卖的雨伞数量比平时还多，这种情况有没有违反需求规律？不少学生都认为需求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就不管用了。其实不然，这是典型的搞混了需求量的变动与需求的变动。“雨伞卖的贵，消费者购买的数量就越多。”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正确的理解是，因为下雨，消费者对雨伞的需求增加了，在圖形上，整个需求线从D就右移到D，的位置，在雨伞供应不变的情况下，雨伞的价格上升，简单说就是，“雨伞的需求增加，所以雨伞的价格上升。”

例二：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曾经到北京大学演讲，演讲完后有北大某经济学者问张五常，说你讲需求定律是公理，不可能有违反需求定律的情况，那么现在MBA的学费越来越贵，为什么读MBA的人数还增加了呢？张五常教授当时简洁的回答，“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北大某经济学者显然混了需求量与需求的变动，人们的收入增加，攻读MBA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以及读了MBA之后会扩大人际交往的圈子使得人们对MBA的需求增加了，在图形上，也是需求曲线向右边移动。

2消费者均衡条件的含义

消费者均衡的原理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结论[2]。但学生在学到这一知识点时，常常难以理解，大多数学生都是机械地记忆消费者均衡的条件：（1）MRS=PX/Py，（2）MRS递减，其中MRS代表商品的边际替代率，PX/Py表示两种商品X与Y的价格比。他们一般将消费者均衡的条件当作数学的结论，难以理解这个条件真正的经济含义。

笔者在课堂教学中，尽量通过让学生内省的方式，讲清消费者均衡条件的经济意义。商品X与商品Y之间的边际替代率MRS的含义，即MUx/MUy，相当于消费者在边际上对两种商品之间比价的主观评价，而两种商品的价格比率Px/Py代表的是该消费者所面临的市场机会，也就是市场对两种商品的客观评价。

如果消费者的主观评价与市场机会给出的对两种商品的客观评价不相等，说明消费者还没有充分将市场给出的机会完全利用，在相同预算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对现有消费组合的调整，达到更大的满足。如果消费者的主观评价与市场的客观评价是相等的，消费者的满足就最大化了。商品的边际替代率MRS是随着消费者购买的商品X与商品Y的数量不同而变动的，但价格比率Px/Py是不变的，如果边际替代率与价格比率不相等，就可以通过调整两种商品的购买数量，使得边际替代率与价格比率相等。

笔者在讲解时，举了一个假设的例子来阐明这一点。假定某消费者拿20元到水果店买水果，打算买苹果（X）和梨（Y）。假如苹果与梨的价格比率Px/Py是2，意思是消费者若要多购买1个单位苹果，就得放弃2个单位梨的购买，这就是市场机会。假如消费者已经购买苹果与梨的一定数量，边际替代率MRS是4，这意味着消费者对1个单位苹果的主观评价是值4个单位的梨。显然，苹果的市场价格是低于消费者的主观评价，消费者若再增加1个单位苹果的购买，可以赚到2个单位的梨。这样一来，只要Px/Py小于MRS，消费者就可以一直增加苹果的购买，减少梨的购买，都是有利可图的。但是，随着苹果数量的增加，梨的数量的减少，苹果与梨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会下降，边际替代率若下降到2，此时Px/Py等于MRS，所有有利可图的机会都利用完了，消费者均衡就达到了。

假若Px/Py大于MRS，分析正好倒过来。比如价格比率Px/Py是4，意味着消费者若要多购买1个单位苹果，就得放弃4个单位梨的购买。消费者苹果与梨的边际替代率如果是2，即消费者对苹果的主观评价是值2个单位的梨。消费者减少1个单位苹果的购买，增加一个单位梨的购买，可以增加自身的利益，赚到的也是2个单位梨。只要Px/Py大于MRS，消费者就可以一直减少苹果的购买，增加梨的购买，都是有利可图的。但是，随着苹果数量的减少，梨的数量的增加，苹果与梨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会增加，边际替代率若增加到4，有利可图的机会就利用完了。此时Px/Py等于MRS，消费者均衡的条件重新达到。

消费者均衡直觉的经济含义可理解为，若消费者对苹果的主观评价低于市场价格，他的最优决策就是卖出苹果，比如他自己觉得1个单位苹果值2元，市场上1个单位苹果卖4元，他就卖出1个单位苹果，赚到差价2元。反过来也一样成立。通过这一讲解，就把消费者均衡的条件与每个人日常的经济行为联系在一起，学生就明白了，消费者均衡条件本质上说明的是人们买进、卖出行为的依据，人们可以通过套利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最大化利润与最大化收益

在微观经济学垄断理论一章，许多学生很难理解最大化利润与最大化收益的区别。为了向学生阐明这一区别，笔者在上课时举了作家拿版税的例子：

例一：著名作家陈丹燕的例子[3]。因为有读者很喜欢读她的书，但向陈丹燕抱怨说，书价太贵了。

“[网友]问：我很喜欢你的文章，买了你几乎所有的书，但这些年，你的书越来越贵了，对爱你的读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迹象，我希望定价最好不要超过25元。

[陳丹燕书]答：定价不是一个作家可以控制的，控制权在出版社，我自己也希望书价不要太高，因为我自己买书的时候也希望书是比较便宜的，如果那个书是比较贵的我也希望是借来看而不是买一本，特别是买了以后发现这个书的价值不是很大的话也会觉得不高兴，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种心情。”

例二：畅销书作家大冰的例子[4]。

这是一本长达480页的书籍，但是定价依旧非常亲民，大冰坦言，这个价格是跟出版社反复博弈后的结果。“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一个内容生产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为读者做点什么，最起码让大家买得起正版，少买点盗版。”他还不忘说，“写书只是我收入来源之一，稍微任性一点也无所谓。”

然后笔者向学生提出问题，作家为什么希望自己作品的定价更低一些？难道他们关心读者的利益还要超过关心他们自身利益吗？其实不是的，从经济学角度看，作家的著作带有一定独特性，因而具有垄断的特征[3]。因此可以用垄断理论来分析作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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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21―08

时间在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元问题。时间本身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感知与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间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时间观念的改变，日益改变着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里，它几乎成为牵动经济学快速发展的引线，以至于马歇尔视时间为“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1]2。经济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时间观念更新的果实。

一、时间概念的演化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是伴随着人类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会拥有不同的时间观。在西方哲学史中时间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循环时间观、线性时间观、近代物理学时间观以及现代时间观。

循环时间观源于古希腊人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动所引起的昼夜、季节变化的感性认识，古希腊的哲学家把具体的周期现象当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运动的“周期”变化。这种循环时间是可逆

线性时间观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终审判的存在赋予了时间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稣之死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饱含预言实现可能性的未来，历史从一个预言间隔走向另一个，直至最终审判的到来。这种单向时间的未来是开放的，能动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稣复活从而也是充满希望的。基督徒将他的一生置于对上帝日益增长的爱中，为了建造上帝在尘世的社区，为了灵魂的得救，个人必须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劳动被视为个人最大的快乐以及与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基督教时间是一种必须得到有效利用但没有任何质变的时间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学的相对发达，特别是牛顿定律的发现促生了近代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顿及其追随者的时间理论。对于牛顿来说，时间只是运动的一个外在参数，它同物质及其运动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这是一种脱离了物质运动的独立存在的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牛顿的时间还是一种“可逆的对称时间”，“未来”同“过去”没有区别，对时间只有量的规定，完全没有质的区别，没有对时间的方向的规定。时间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标志着世界的进化，也不标志着世界的退化，只是标志着运动和变化的量的大小。

循环时间和经典物理学的牛顿时间都是一种可逆的、无始无终的客观时间。后现代主义大师罗蒂曾川“视觉时间”来对之进行批判，这种时间观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将视觉作为认识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从而将时间空间化、进而客观化。牛顿时间由于其坚实的自然科学幕础成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时间理论，并对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的新占典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的线性时间尽管强调时间的一维性，强调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这种线性时间的现在和过去仅仅是相互外在、互为区别的不同时刻，而不是创造的源泉，从而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的强调时间的创造与生成的现代时间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时间理论的演变中，最富有革新意义的是现代时间理论的诞生。首先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突破了牛顿力学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时间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空间所发生的事件(钟表)来标识时间，钟表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所标识的时间不同，这同牛顿经典力学的时间观相悖。著名的“双生子佯谬”则进―步暴露了包括相对论时间在内的测绘时间的缺陷：由于外在测量标准的不同，使处于不同参照系的人的生命节奏也随之改变，这是不町思议的。以普里高津所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非平衡态热力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时间的不可逆性，统计物理学的创始人玻尔兹曼则用几率的方法从分子运动推导出一个不可逆的演化方程，为现代创生性思维时间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柏格森、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是现代始源性时间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从柏格森到胡塞尔再到海德格尔，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成了具有属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不断生成、创造和超越的过程，柏格森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并以之为自己的理论基石，他认为牛物的进化是创造的进化，进化的动力是生命冲动。时间与绵延是柏格森哲学的核心，绵延是人的生命的绵延，时间也是人的意识的时间。其中，时间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种状态都预示未来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时间里每一刻都意味着创造、意味着新质的创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论的时间源始性问题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共同的核心问题之一。胡塞尔继续着柏格森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研究，从“现象学还原”来追寻时间的起源，考虑时间的“原始构成”。胡塞尔认为存在两种把握时间的方式，一种是通过空间中的运动来把握时间，即客观时间；另一种则是从人的意识现象中来把握时间即“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3]72，这种关于经历的纯粹时间、即“显现的时间”或“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时间，海德格尔同胡塞尔一样试图寻找时间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尔那样从意识现象中寻找，而是转向“此在的生存过程”。海德格尔将时间视为“此在”对存在的一切领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静态的具有规定性的现成存在物，而是处于永恒的流变、展现、生成中的。作为人的“此在”的生存过程是一个不断生成、超越自己的创造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本质。源始的本真的时间是不断绽出、涌现、不断出离自身，富于创造和生成的绵延过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时间性、有限性，从而它有”曾在”、“现在”和“将在”的区分。

近代牛顿时间的主导地位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范式影响巨大；时间观念的现代变革即始源性时间观念的诞生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思想中时有体现，对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影响更为深远。西方哲学“时间之思”的演变在经济理论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二、牛顿时间观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始于17世纪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这个时期发达的力学背景使古典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将经典力学的研究法则和思维范式运用到自己的理论中来。经典物理学视野中的中顿时间就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的时间观，并深刻影响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成为其理论发展最基本的支点之一。

古典经济学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主要包括价值理论、人性的自利假设及利益和谐沦。在占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中，时间是计量劳动的参数，如同牛顿运动定律中的t，劳动价值论中的时间是一个客观的、静止的、可测量的变量，随着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延长，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大。在斯密那里，购

买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对于李嘉图来说，最差劳动条件下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仅仅与生产商品的时间有关，而对于商品中由于制度变革、技术创新所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化不作探讨。因而占典劳动价值论主要以静态时间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换等与财富生产相关的主题是其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换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提高：正效，从而能节约大量的时间。这种时间是一种静态的牛顿时间，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减少，相反，当劳动生产率降低时，则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增加。斯密的生产理论看重分工与交换，生产中的技术、创新及制度、历史等与财富增加密切相关的主题都不是其研究的重点，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时间与时间中的变化与积累。古典经济学发展至李嘉图，在斯密那里备受重视的有关社会财富增进的生产过程被完全忽视，财富的分配成为经济学讨论的主题。在资本、利息以及地租等与时间的流逝明显有关的问题上，牛顿时间观的主导地位使古典经济理论的相关解释难以自圆其说。斯密价值理论的混乱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乱一则源于他以牛顿的静态测绘时间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他又凭直觉看到了事物随时间一维流逝所发生的变化。

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市场理论等，无不以具备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为其全部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设，以均衡为基础，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超历史分析，抛弃经济过程中一切以制度为转移、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在时间观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并没有超越占典经济学的视角，依然是以较为低级的牛顿时间为基础的，其源渊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视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设”、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以牛顿时间为背景的。牛顿时间观中时间具有同质性、对称性，时间是一个能包容万物的容器，时间是静止的、永恒的，时间中的一切也拥有与之相同的特质。这种时间观中的经济人是一个偏好给定、不受制度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拥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自我存在。这个原子式的个人拥有完全信息、完备理性、在经济活动中永远作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仅是一个有局限性的理论抽象：第一、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形态中拥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经济行为中的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获得是同时间有关的。人在时间中所获得的信息是变化的，从而选择也会不同。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无法穷尽时间一样。第三、人并不具备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获得完全信息一样，人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理性。因为人在经济行为中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决定着他在经济过程中的选择。维克尔斯认为人是时间的创造物，人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感知同知识量的获得密切相关，经济学必须考虑个人在时间、过程中的不同时刻的经济选择，知识是积累性的，随着知识的获得，经验的增加，个人不可能回到他的从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无法想象的，时间流逝，它带来了经济行为者新的复杂认知，而行为者今天的选择与策划决定了明天的历史。他进而感叹：“经济现实，认识潜能变化的复杂性及相应的个人选择模式、偏好和决策的不稳定性都被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所忽略，新古典理论可以被认为是‘逻辑时间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顿时间观为理论基础的。均衡思想贯穿于从“斯密教条”到“萨伊定律”再到乩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许多人认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只研究“瞬时交易”，它的市场理论只研究市场的运作而对市场自身如何发展并不涉及，历时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卡尔多在他的《非均衡经济学》中对此有一段很经典的批评：“在一般瓦尔拉斯模型中，所有m种产品或n种产品都可以在一个市场内实现……，只存在一个所有产品都能在同一个时间出清的价格系统，没什么要费时间：所有的生产计划、生产过程、出售意图和实际的出售，计划的和实际的购买及商品的消费都在同一个时刻发生。即是说，它通过将时间降为一个维度然后再将它拉长从而每下一个时刻都是上一个时刻原样的复制，而这样消解了时间。”[5]20由于相信经济过程结果会趋向均衡，因而对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对经济过程的关注，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被忽视了，从而也忽视了过程中的时间。预置了时间的同质性便排除了经济行为中变化、创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个自变量的变化轨迹之时，无一不以相关变量保持不变为前提，这就使有机的经济体成为独立无关的自变量的组合。而在追求用这些独立变量的数学关系来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数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的目的，使经济学日益成为一个“不可能再作任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数学水晶’，一个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没有折中方案的僵硬东西”[5]60。这种数学化做法体现了形而上学的特点，这种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将研究的对象加以简化和分割，通过归纳或逻辑演绎或数学推理得出想要的结论，并能通过下一层次的推导和证明来验证前而的结论并依此发展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中，时间常常作为其经济模型的一个向量，如同牛顿定律中的t与-t，只要知道了初始条件，我们既能预知所有的后继状态，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状态，一切都是确定的。新占典经济学受这种决定论的影响，认为通过一系列的假设，设定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即可确知经济过程的结果。

牛顿时间观导致了以之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时间缺位的假象，时间是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任何一个交易同另一个交易没有任何不同，时间是与经济行为无关的量。关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观所造成的缺点已经引起了人们长篇累牍的批判，其中卡尔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看来，一般均衡理论在瓦尔拉斯之后一百年来的发展只是后退而非进步，因为其假设的前提只是比从前更为严格从而也更为抽象。瓦尔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经济现象的一个“典型事例”，而这个“典型事例”通常与真实的经济过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论假设价格机制引导一切经济行为使市场趋于均衡，但价格机制发生的过程与瓦尔拉斯设想完全不同。瓦尔拉斯均衡中只有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类人，而在真实的市场中，商人和中间商是市场的制造者，是他们发起了价格变化来调整生产者的供给与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依靠“差价”为生，“差价”必须包括利润和存货成本以补偿未来市场价格跌落的风险。出售和购买的任何差异都会反映在存货上，这迫使商人必须同时调整其售价和买价以适应市场的动荡，价格变化的幅度取决于商人对商品价格的预期及对这种预期的坚信程度。数据证明商品价格的动荡通常十分剧烈。不幸的是，价格的动荡及与之相连的存货变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关于未来供需的

预期频繁变化时才会有价格调整，投机商人的存在更加剧了价格的运动。为了减少时刻面临的风险，他们会在高价时减少他们的存货，低价时增加货存量。商品市场的这些特点无法满足一般均衡理论的要求。首先，它们不是严格理论标准下供需均衡意义上的“市场出清”，市场中存量时时在变，即需求不是超过就是少于供给，即使最短时间内的交易也不是在统一的价格下进行，市场价格在每分钟都在变化。供给的变化通常是数量信号作用的结果而非价格信号的作用，数量的多少决定价格的高低，价格变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变化。经济过程远非如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均衡过程，而是充斥着大量的失业与通胀现象的非均衡。

卡尔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击中了其理论的要害。古典、新古经济学的静态、可逆的牛顿时间使其不得不忽视经济过程中的所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素的存在，如技术革新、制度的历时演化、风险、经济行为人的心理预期与选择以及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历史的重要性。而这些因素又是真实经济世界最基本的构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经济过程的决定因素。新占典理论所探讨的常常只是经济现象的特例。“如果我们想跳出当前的困境，我们必须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这个模型必须从一开始就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的和不可逆的过程。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时间，如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对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或技术知识。”[5]61

三、经济学的时间革命：演化经济学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批判及突围的尝试产生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的经济流派，其中演化经济学由于其独特的时间视角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创新是它的理论硬核。最近20年来，演化的思维、方法与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趋势，这成为20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演化思想在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开始自己的现代转向时，西方经济学已经对此有所知觉并作了呼应。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凡勃伦、马歇尔及熊彼特等人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十分丰富。

马克思被现代演化经济学派追认为演化经济思想的先驱之一。《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作为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系统，当技术革新有了质的变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变迁动力源于一种技术的组织规则和现在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技术的变化导致生产工艺的进步，而其潜力并不能在现有的经济组织中得以实现。“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68马克思是从现代时间视角来分析经济现象的，客观静态的测绘时间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人类把握时间的一种方式，但他也并没有忽视时间的一维性、主体性与创造性，其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达到了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统一，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统一。马克思既承认经济现象微观领域的均衡(如关于价值规律的沦述)，又看到其宏观层面的非均衡的本质，从而将人类社会的演化视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资本、利润、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也都是一个历史范畴而非永恒范畴。对时间的深刻认识使得技术创新、制度、历史这些与历时演化不可分割的经济现象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心，从而也使他成为演化经济学最伟大的先驱。

与马克思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将演化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着眼于经济积累和增长的研究，强调将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依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抽象的、演绎的、静态的、不看重历史的分析方法，从而被现代演化经济学视为先驱。

早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之初，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机械性和牛顿时间视域的局限性就已为当时一些杰山经济学家如凡勃伦、马歇尔、熊彼特所发觉并试图在生物学中寻找经济思想的源泉。凡勃伦同马歇尔一样认为理想的经济学隐喻应该是生物学而非机械力学，基于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断言，在关于演化的经济理论中，将没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雁成为一个独立的理沦分支。他强调经济过程的非均衡性及质变的作用，变化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企业家和技术创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马歇尔将经济学与大自然、生物学及演化作了许多富有趣味的联系，如将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喻为“林中树”，这一类比经过后人的发展对企业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歇尔尽力将一维的、不可逆的时间纳入他的需求与供给分析中。马歇尔强调“时间会带来困难，也会带来变化，有了变化就有了发展与进步的可能。”[7]60由于意识到经济生物学发展的巨大困难，马歇尔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以生物学为经济学隐喻的没想。以门格尔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试图将生物进化的观点引入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秩序自发演化的观点。

可见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家那里，经济生物学比经济力学概念更为复杂，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也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然而，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进一步“亲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愈来愈受排斥，最终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歇尔、凡勃伦等倡导的以生物学为研究方法，继续它的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经济思想的这种淡化缘于20世纪2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失败。20世纪50年代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卷起了经济学数学化的狂潮，新古典经济学藉此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却不得不步入门己的极限，被延误的演化经济学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势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视。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重新发现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和纳尔逊与温特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再生。演化经济学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西方学派、熊彼特主义、管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等观点从而使其成为具备独特视角的经济理论并在近几年的发展中高歌猛进。

现代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维的经济思想，以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完成了经济学时间观念的革新。这种时间观念的革新表现在其对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怀疑，对制度与历史的重视，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发生过程的极端关注，以及对创造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对经济过程影响的研究，对新古典理论的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历史主义整体论的方法而非个体主义方法，以动态演化分析法取代静态均衡分析，用创生性的、演化的思维取代近代经济学的基础主义思维：

1．作为理论硬核的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以现代时间观为基础，在现代时间观中，时间不再是传统

的可计量、空间化、同质的，而是一维的、不同质、不可测的、流变的。时间有过去、现在与将来，它们都感融于人的心灵，具有属人本性。人的创造、超越本性赋予具有属人本性的时间创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经济学从这种流变时间的视界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那么变化及变化中的创新就成为研究的主题，并采用动态演化的观点来看待经济发展过程。

2．多样性思维。在思维方法上，演化经济学认为多样性本身就是基础性实在，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它更注重由无数个体努力带来的由小的和递增变化组成的恒稳的‘细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状况的发明。”[8]108进化是一个试错过程，一些小试验会逐渐汇聚成大河，而这些小的试验最终被选择为成功的实验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3．有限理性、搜寻利润、有限信息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利润最大化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被演化经济学的下述一系列理论所代替：“有限理性”、“企业搜寻利润行为”和“信息连续、分散”理论所代替。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企业的搜寻信息与追求最优决策的过程，这是一个反复试错过程。企业在试错的过程中选择，由于经济者过去的经验，选择将不会相同，而不相同选择的积累，构成企业的演化过程。在这个历史模型中，任何一个事件都是唯一的。

4．经济过程非均衡。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系统的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系统的常态，非均衡状态有向均衡状态逼近的趋势，但可能长时间达不到均衡。凡勃伦认为，演化经济学府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一种逐渐展露序列的理论。”[9]404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经济行为人在决策与选择的过程中不可能确切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事实上，是人们所拥有的大量的默会知识左右着人们的决策，而这些默会的甚至处于无意识的知识是不可测的。经济过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许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对经济过程起着关键作用，因而经济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5．重视制度演化。在演化经济学的视界里，制度分析被认为是研究经济现象的最重要的环节。历史和时间是经济过程中直接影响着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义特殊。演化经济学将制度的演化视为一个由本能、习惯、习俗变化和技术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学习和选扦的过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基于干中学基础上的试错过程，其中选择性模仿至关重要。技术创新、学习与选择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时间是制度演化的纵轴，时间中的制度演化是一个历史的、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程，正如历史不能重来一样，在这里，时间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质的。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观、时间观构成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哲学基础。路径依赖强调制度变迁中“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6]，即制度变迁的初始路径一旦选定，便会在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沿着原有的轨迹运行下去。路径依赖理论本身便暗含了时间的特殊性和一维性以及地点的特殊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经济学将制度从近代哲学的“目的论”和“预定论”中赦免出来，“经济过程的路线不再被假定为是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中被预告预先确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设计出来的。”[10]3，将制度视为一个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复杂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创造性，“制度最好被认为是无数互动的个体行为的无意识的结果”[10]3。“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实质性不确定性，即由信息问题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确定性，即由知识引起的，创新者所具有的默会的知识。”[11]167

演化经济学抛弃了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还原论的简化法，抛弃新古典的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的静态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价格理论，试图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基石上运用系统的、演化的、整体的观点建立动态经济演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受到强调的是借用进化论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即创新－选择机制和有限理性假说。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由于它对时间、历史、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微观个体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及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的重视而更加符合经济现实。演化经济学的产生带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其繁荣意味着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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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昂利・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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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ouglass Vickers，Economics and the Antagonism of Timc[C]．The Univcrsity of Michican Press 1994．

[5]Kaldor，Nicholas．Economics Withoul Equilibrium[M]．University College Cardiff Press 1985。

[6](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Laurent，J．，and Nightingale J．(eds．)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C]．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1．

[8]Viktor Vanbery．Innovation，Cultural Evolution，and Economic Growth Process and Change．from Approaches to Evo-lutionary Economics[C]．Ulrich Witt．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Ann Arbo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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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竞争概念经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及其前辈而进入经济学时，它未被明确定义，但一般是指厂商进入可获利的产业（或退出不获利的产业），以及现存厂商根据市场状况提高或降低价格。对于在这些或其他一些竞争形式中可能反映出来的企业素质，人们很少承认，事实上也未加分析。不过他们承认，在多数情况下，企业对市场价格确有某种程度的控制，控制程度与该产业中厂商的数量成反比。这些基本思想经过不断发展与补充，与绝大多数现代奥地利学派分析，总的说来并不抵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反对的，是19世纪与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学派的完全竞争概念。完全竞争概念的发展始于古诺(Cournof，1838 年),他竭力要说明竞争的作用：在竞争过程后到达极限。被他所概念化的完全竞争状态是一个市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可以把任何一个厂商的产量从整个产业的产量中抽走而不会对价格产生可见的影响。杰文斯（Jevons）、埃奇沃思（Edgewworth）、老克拉克（J．B．Clark）和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尔后作出的贡献，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完全竞争模式（施蒂格勒（Stigler），1957年；麦克纳尔蒂（McNulty）．1967 年）。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如 F·A·哈耶克（F．A．Hayek）所强调的，完全竞争概念的毛病在于它描述了一个均衡的状态，却缄口不谈导致均衡的竞争过程。事实上，这个概念夺走了厂商与动词“竞争”理所当然地结合在一起的一切业务活动（哈耶克，1948年）。于是，在完全竞争模式中，厂商不提高或降低价格，不区分产品，不做广告宣传，也不试图针对其竞争者而改变成本结构，或者做一些在动态经济体制中厂商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熊彼特坚持认为，完全竞争概念不适用于理解资本主义过程，其道理盖出于此。

在熊彼特看来，任何合乎事实的竞争分析，需要将分析的焦点从经济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转向经济如何创造又破坏资源的问题上去。在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中，企业家是个受忽视的形象，但在熊彼特的分析结构中，它占据着中心位置。通过打断经济生活的“循环流程”，即在现有的技术和生产与组织方式下正在进行的现有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企业家起着一种打破均衡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即引入新产品、新市场、新技术、新原料与其他要素投入、新工业组织形式等等来实现的。其结果是以成本与质量优势为基础的竞争概念，熊彼特认为这比传统理论的价格竞争更为重要，并且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创造性破坏”的基础。熊彼特认为，这种竞争在企业中产生了一种内部效率，它对经济福利的重要性远胜于传统理论的配置效率（熊彼特，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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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均衡理论是当代主流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人类经济思想宝库中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其精深的思想与高超的技巧令人惊叹。它从对人们的偏好、技术和禀赋的基本假设出发，建立了关于人类经济系统整体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公理化体系。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认为，只要市场中的价格和工资是灵活可变的，价格体系就会自动实现供求之间的协调，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也是经济学中关于一般均衡最早的理论概括。到19世纪末，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以线性代数为工具，为一般均衡理论构造了一个整体的结构，实现了一般均衡理论从思想到实体的跨越，这一跨越被认为是当代一般均衡理论发展的出发点。随后经过帕累托、希克斯、阿罗和德布鲁的补充和发展，一般均衡理论进一步完善，其公理化的研究方法也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今天，虽然专业经济理论研究的需求日盛，但一般均衡理论研究依然活力四溢，仍有极大的挖掘余地。

一、一般均衡理论的背景

1.社会历史因素

（1）就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一般均衡理论出现的时期，即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刚刚经历了产业革命完成后的50-60年代的经济高涨时期，在此期间，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所容许的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较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则比以往历次都更加严重，但这时经济危机的一般特点是发生时间不长、生产倒退不大，部门性、国别性较弱。

（2）就社会经济关系而言，在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两方面新的因素也在发展。一方面社会两极分化在新的基础上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在竞争的基础上，垄断的因素正在形成，资本主义正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

2.思想方式渊源

以上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只说明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里产生的社会可能性和社会必要性以及它的基本目的。但是全面地说明他的理论本身的特点，说明为什么这一理论采取了这种独特的形式，还需要在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过程中，从认识发展本身的内在规律当中进一步寻根溯源。

就经济理论的发展来说，在资产阶级理论范围内，李嘉图学说的两大矛盾和李嘉图派的解体，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理论中各种观点的争论，包括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无疑是瓦尔拉斯理论产生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动因。但是，李嘉图两大矛盾所表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尚且无法逾越的界限，到了瓦尔拉斯的时代，他们就更加无法逾越，而只能另寻出路了。

总而言之，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是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的特殊阶段的特殊产物，是以古典经济学对立面的形式出现、但又承袭了以往经济理论中的各种因素并在自然科学发展影响下形成的一种代表当时自由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思想

1.一般均衡的含义

要了解“一般均衡”的含义，首先必须了解均衡和局部均衡的含义。

均衡是指一种不再变动的状态。这里所谓不再变动含有没有必要变动的意思，因为这种状态是最佳的，如果再变动就会使情况糟糕。均衡概念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事实上能否实现，而是通过这一概念，可以知道一般经济现象之所以发生变动的原因及其将来可能的变动方向。

所谓局部均衡是指某一特定经济部门所获得的均衡。它是完全将某一经济部门孤立起来，不与其他部门发生任何联系，以研究该经济部门如何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逐渐调整其行为从而最终实现均衡。

如果要了解整个经济的运行状态，仅仅利用局部均衡分析是不够的。一般均衡就是表示整个经济社会中所有各个部门同时达到均衡。总之，局部均衡是研究个别价格的决定，一般均衡则研究各个价格的关联性，并求出一套价格，以表示整个经济社会的价格机制如何运行。

2.希克斯的一般均衡理论

希克斯的一般均衡价值论使一般均衡理论上了一个新台阶，对一般均衡理论做出了“首创性”的贡献，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阐述。希克斯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概念和帕累托的无差异曲线图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按个人均衡、交换的一般均衡、厂商均衡和生产的一般均衡等顺序，逐步发展建立起他的价值理论体系。

个人均衡指个人消费的均衡，即消费者在个人的收入、偏好尺度和商品价格均为既定的条件下，从商品效用所获得的最大满足的均衡点。个人均衡是他的价值理论的最基本部分。希克斯还论述了交换的一般均衡。希克斯一般均衡价值论的全部静态分析过程，是其价值论受到西方经济学家最为赞赏的部分。但他的分析并未以此为终点，接着又引入时间因素进行动态分析。他提出了一个“周”的概念，以一周的连续来反映时间的变动。

3.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创立之后，起初并未引起很大的反响，但对西方经济学后来的发展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开拓性研究，使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理论得以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就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而言，瓦尔拉斯关于方程数目和未知数的数目相同方程组必然有解，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用集合论等较高深的数学方法证明，在极其严格的一些假设条件并得到全部满足的情况下，一般均衡体系可以有符合经济意义的唯一的均衡解存在。

另外，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是静态分析，冯・纽曼等人进一步研究了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了按固定速度增长的处于一般均衡状态的经济体系，证明经济要实现均衡增长，若满足一系列假定条件，按固定速度增长的一般均衡体系也有解的存在。

最后，继瓦尔拉斯创立一般均衡分析之后，在其继承人帕累托的发展下与福利经济学家密切结合在一起，并成为新福利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

三、一般均衡理论的意义

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市场上各种现象形态之间普遍相互关系的一种理论。它是以主观唯心主义的边际效用论和歪曲现实关系的资本一收入理论为基础的。它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经济关系都归结为交换关系，将资本主义经济视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市场，认为在此市场上各种因素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决定的。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则是一个完美而优越的经济制度，它能自然而必然地使经济趋向于和谐而又理想的一般均衡状态，使社会上每个人都获得最大的满足。它是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发展特殊历史阶段上形成的代表当时自由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这个理论，因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现象形态之间普遍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机制及其运行方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而对经济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因素。但由于其错误的理论基础、错误的方法论以及社会与阶级的局限所决定，本质上又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歪曲的反映。

尽管瓦尔拉斯的理论在基本思想和一些具体问题上都脱离了正确认识的轨道，代表的是一个当时已日趋没落的阶级利益，但毕竟这套理论本身不仅开创了一个新的体系，而且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确不乏独创性分析，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篇11

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对象

（1）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而松散的名词，迄今在世界上尚不存在一个众所同意的定义。它可以泛指大量与经济问题有关的各种不同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报告，其中包括教科书、官方文件、私营经济记录、专业或非专业著作、报刊杂志的文章和报道等等。（2）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称理论经济学，是以人类社会在特定生产方式下的经济生活，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劳务的生产、分配、交换（在劳动产品是商品的条件下）和消费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实证方法。实证分析构成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也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西方经济学认为，要使经济学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抛开价值判断问题，使经济实证化。中国经济学有着深厚的规范分析的传统，致使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释现实经济，在许多问题的讨论上始终无法得到一个相对一致的结论。所以，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实证方法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还关系到经济学的社会价值问题。

2．数学方法。数学方法是经济学家“工具箱”中一个重要的工具。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主要表现在：第一，有些文章不是从研究的需要出发运用数学工具，而把数学公式模型作为装点。第二，有些研究成果假设过多而且随意性很大，在资料的处理上往往人为地进行“调整”，降低了论证的说服力。第三，有些运用数学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由于缺乏必要的定性研究作指导和必要的经济理论知识作支撑，往往是前后矛盾或违背常识，貌似科学、严密，实则有很多漏洞，更无法操作。

3．结构分析方法。结构主义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也是现代经济学中一种具有很大影响的理论思路。这一方法的理论特征是从经济整体性及结构分析的角度分析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价格的相对变动对资源重新配置的推动作用很小，供给与需求向均衡点的运动不能自动进行，从而市场不能结清，缺口无法填平。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是自我均衡的体系，而是持续的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状态的主要根源是部门间的结构上的差异。因此，必须把经济分解成几个构成部分，从结构联系的角度去分析经济发展的进程。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并根据其个人研究成果，作了相当的补充和完善，构成了一个有一定独创特色的比较完整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

4．观察与实验。观察与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开始，其中，“观察”是指在不进行人为干预的前提下，将实际发生的经济现象及其过程客观地记录下来。“实验”则是在某种人工控制条件下，小范围模拟现实经济现象，并据此对现实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推断。在观察和实验时，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调查统计技术，如全面普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等。由于经济信息常常涉及到人的切身利益，当事人常常会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隐瞒甚至假造数据和事实，因而为了获得确切的事实材料，还需要掌握必要的访谈技巧，一般的原则是拉近感情、隐蔽企图、旁敲侧击、催人入眠、多方印证。

5．理论模型。理论模型可以用文字描述，也可以用数学公式（Mathematics formula）表达。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倾向于应用数学公式，其基本做法是：将所有研究对象都称为“变量”（Variables），然后先做出一定的假设（Hypothesis），通常假定除所要研究的少数几个主要变量外，其它所有变量和外部条件都不变（Other things constant，或Ceteris paribus），在此假设前提下，再以有关数据材料为基础，通过逻辑分析和统计检验，建立主要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理论模型时要注意“合理假设”。原则上只有无关紧要的因素，才可以忽略不计，或假设为不变。但究竟哪些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哪些因素不能忽略？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6．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目前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均衡分析方法。作为一个系统，社会经济内部诸因素之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均衡分析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学方法得到普遍应用，是很自然的。但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结构是相当松散的，并且经常处于变动中，包括各因素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也都在不停地变化，因而非均衡分析的思路也很值得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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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纠结其实大可不必。面对千差万别且多变的价格，人们想搞清知道商品的内在价值及其决定，由此萌发了以劳动价值论为线索的古典经济学。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这个线索到李嘉图达到顶峰后开始迅速变得模糊，从穆勒开始，经济学（家）基本放弃了这一努力，倾向于不再区分价值和价格，价格或价值由供求均衡决定。

如果将均衡简单地理解为市场供求相等的状态，那么我们实际上一直都处在均衡世界中。危机前资产价格高涨是均衡状态，危机后资产价格调整也是均衡状态。

除资产部门，还有实体经济部门；除局部均衡，还有一般均衡。危机使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一度接近两位数，企业明显去杠杆化，经济活动显著降温，经济运行实际处在应有的均衡水平之下。所谓应有的均衡水平即是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潜在产出水平；危机时的均衡水平对应的是凯恩斯所描述的非充分就业均衡。可以说，危机对均衡理论的挑战是不对称的。危机时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明显更强一些。但是，凯恩斯经济学同样是在均衡框架下的分析。只不过这时有效需求是产出和就业的唯一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危机并没有使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度流行的非均衡理论学派走红。这也表明，危机并未葬送均衡理论。实际上，均衡理论就是经济学本身。危机既说明了均衡点本身的变化，也说明了对均衡点的偏离。这些完全可纳入现有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因此，危机并不意味着均衡理论或经济学的失败。

经济学是门解释性学科，预测从来不是经济学家的强项。与其他历次危机一样，这轮危机开始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仍在解释过去和当时经济金融运行的成功之处，而没有成功预测风暴即将到来。当然回头来看，就像当年克鲁格曼被认为预见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我们也会发现诸如末日博士鲁比尼等一些经济学家有先见之明。由此来看，这轮危机看上去没能掀起经济学上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