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均衡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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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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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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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篇2

新古典主义并没有对均衡思想本身进行重大革命，它只是将斯密传统中的自然条件内涵用更为抽象、科学和普遍的数理化模式进行了重新描述和表达。瓦尔拉斯、古诺、马歇尔、阿罗、德布鲁、库普曼、门格尔等许多经济学家的诸多理论贡献让均衡内涵层次更为丰富、让均衡理论研究更为理性，对“自然条件”（在这里表现为特定模型的解）存在性、稳定性的理论探讨使得均衡概念更为丰满。但是，对于均衡思想而言，新古典主义的贡献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技术层次，而非方法论层次（McKenzie，1996）。新古典主义的均衡本质上依旧是静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动态问题时只能简单地使用类似静态分析的方法，把一系列静态均衡串起来分析他们所谓的经济的动态（John F.Henry，1983），这种本质上的缺陷使得均衡思想在新古典主义贡献中依旧难以获得全面升华，而这一工作由凯恩斯主义接过。

篇3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认为大多数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论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级无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进入的序贯均衡模型中虽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但这个模型中,没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目标函数以及一个不确定的生产函数参数的所有可能状态,及各种状态发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动态规划和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优动态对策,并对对手的最优动态对策完全了解。这哪是有限理性,明明是超级无限理性,比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传统的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决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产条件和嗜好及他们的决策,他只根据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在这种模型中,每个决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八十年代兴起的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论模型在推动有限理性数学模型方面是一个失败。

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可以说是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但不少经济学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这类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处理费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最近发展起来的五花八门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也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所谓羊群行为)、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像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最优决策的本质并未变,只是当约束条件复杂时,最优决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

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学派模型可以将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九十年代的动态对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来预测供求不等的现象。钱颖一的有名的软预算约束对策论模型中,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长期供不应求就是自利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任何个人都不能单方改变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并不一定意味着供求相等。很多动态均衡模型还能预见内生变量自发地随时间流逝而演变。所以西蒙及奥地利学派、非线性演化经济学派反对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学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

八十年代以来有几个研究方向开始触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对策理论经济学家早就用囚犯难题的模型证明,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Neyman(1985)和Rubinstein(1986)发展了有限固定规则机制(finite automata)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对策局中人没有什么最优决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而社会理性却有可能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出现。Smith(1982)、Weibull(1995)、Fudenberg和Lerine(1998)发展了不少演化对策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个别决策者没有最优决策的理性,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选择不同策略的局中人人数随时间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所谓纳什对策均衡会在这些无个人理性策略演化过程中出现。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个人的个人理性可能产生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缺乏个人理性的决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产生从全社会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而颤抖之手(trembling hand)对策模型预见个人非理性策略有可能在均衡中占优势。

Guth等(1982)、Binmore等(1985)和Aumann(1997)将游戏规则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相区别,他们认为规则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他们用社会实验证实人们追求规则理性的行为(例如追求“玩的就是公平”,fair play)看似个人行为的非理性。而规则理性往往不能由个人行为的理性产生。

早在1921年,Knight就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Georgescu-Roegen(1971)、Shackle(1961)、Slater和Spencer(2000)都将这一思想发挥。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指决策者知道某一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发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变量有几个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个可能值发生的概率。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称这种根本不确定性为认识力的不确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见Lawson,1960,pp.42-43)。

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1973,p.113)将这种社会性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aleatory)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以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作为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础,则我们可看出,西蒙提到的和对策论模型中的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根本不搭界。不完全信息概念可能与完全理性并行不饽。实际上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模型中,岂止是完全理性,每个局中人都具有超级完全理性。

最近黄有光、姚顺田、杨小凯、赵一民等经济学家掀起一阵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论的浪潮。他们重提Hurwitz定理,该定理证明瓦尔拉斯竞争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励机制中达至社会理性所需信息处理费用最小的激励机制。换言之,瓦尔拉斯竞争机制在达到社会理性的条件下,对个人理性的要求最低。这种特点不但指社会总的计算费用低,而且个人决策面临的不是不完全信息,而是“根本的不确定性”。每个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要获得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即使收集到了,以此为基础计算最优决策的费用也是大得不可行。因此每个人只能按照看得见的市价做决策,而不理他人的决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

而市价与决策又有互相依赖关系。更复杂的是,当人们用超边际分析(给定职业对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加选择职业时用的总费用—效益分析)选择专业时,每个人的最优专业化水平依赖于看得见的价格,而什么价格看得见又与所有人选择的专业化水平有关。例如如果所有人选择自给自足,则市场上就看不到任何商品的价格。

由于这种看得见的市价和决策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一个经济中即使没有外生的不确定性,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也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而人们的做决策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他们决策的互动以及所有人决策与价格之间的互动,逐渐用价格制度试验不同的分工网络,一步一步通过社会试验,了解对全社会有利的组织信息。

篇4

一、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的基本含义与应用

均衡理论是西方经济学中各种理论得以统一的一般性理论和分析框架，所谓均衡，萨缪尔森作了如下解释：“在经济学中，其含义是指经济中各种对立的变化的经济力量处在一种均衡静止、不再变化的状态，其价格和数量使购买者和供应商达到愿望一致。”［1］均衡理论可分为两种假说类型：一种是如何建立均衡状态，即获取经济函数处于极大（小）值时的条件，这种类型的均衡分析又称为“最优化”问题，例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成本最小化、厂商利润最大化等，一般使用数学语言进行说明，例如微积分的导数、线性函数等。另一种是寻找经济变量从一个均衡点移到另一个均衡所经历的途径［2］，它研究参数变动对均衡的影响，以及实现均衡的动态调整行为，例如当需求或供给发生变化时，如何形成新的均衡价格和数量，当消费者（企业及政府）行为变化时，国民收入如何变化等，一般使用图形和文字说明。按照难易程度，这一类型的均衡分析是从单个的、一般的市场入手，通过“价格会自行调整，直到人们的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相等”［3］，也会对特殊市场进行解析，例如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最后是对整个市场体系的一般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中均有应用，其中消费者行为（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行为（成本最小化）、厂商行为（利润最大化），以及均衡国民收入属于第一种类型；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均衡及变动属于第二种类型（见图1）。

二、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的教学难点与效果

（一）“教”的难点

1.类型区分。对于均衡的概念，学生的理解能力大都限于需求等于供给，但在不同的模型中，均衡的定义会有所区别，例如第一种类型的均衡分析，是从数理的观点求出极值条件而不仅仅是需求等于供给的简单理解，学生在区分类型方面缺乏经验，教师在定义诠释时的难度也就相应增加。

2.学法分歧。均衡理论基本上是通过图形进行推导的，弄懂图形才能彻底掌握理论的实质，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充分利用图形分析并作必要的比较和归类能够达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但有的学生（例如文科生）坚持自己的学习方法，倾向于死记硬背文字，而不去熟悉研究图形。这种在学习方法方面存在的分歧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

3.“难”与“重”的把握。均衡理论的分析过程难易程度不等，由于学生普遍不容易吸收和理解稍有难度的知识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往往要减少这部分内容的讲授，甚至避而不谈，而重点内容既包括简单的，又包括复杂的，如果教学内容只能简单不能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就达不到课程设置的教学目标，例如掌握供求变动的四种情形，对理解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变动十分重要，但有的学生会认为太难而不去理会。

4.评判标准。均衡分析基于经济假说的系统建立，案例答案的评判标准并不统一，换言之，案例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因为对于问题的分析，可能有多种解决办法，或是纯文字叙述，或是图形描述，或是数量模型计算，而有的学生趋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往往希望存在唯一的答案以供复习使用。

（二）“学”的难点

1,数量知识。均衡分析的核心在于通过模型（图形）或数学推导将各种经济变量联结在一起进行分析，整个过程逻辑性强，系统严密，本身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数理基础和推理能力。但是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在高中阶段普遍数学基础薄弱，对经济学中图表、公式、数学证明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一时半刻很难消化。

2.图形含义。无论是最优化分析还是市场供求分析，都依托了大量的图形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也以英文简写的形式出现，例如“P”可以代表价格或者产量、“S”可以代表供给曲线或者储蓄，“T”、“A”、“M”的含义分别是“总量”、“平均量”、“边际量”，学生容易混淆这类字母的经济含义，有的甚至不能将图形、公式的含义同教材上的文宇描述统一起来。

3.语言转化。均衡分析方法要求学生能从实际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有关问题的主要因素，并就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由于在陈述时往往需要转换为数学语言，由此推导出解值后又要还原为经济解释，例如对利润最大化原则“MR=MC”的把握，既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将MR（或MC）理解为边际收益（或边际成本），又要从微积分的角度计算收益（或成本）函数的导数得出具体数值，不少学生达不到语言转换的能力要求，在论述或计算时常常花大量篇幅同义反复却始终抓不住要点。

（三）教学效果

1.“教”疲“学”劳。如上所述，均衡理论涉及很多其他领域的知识，如微积分、英语、金融等综合知识，对初入大学或非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难度远远大于其他实践教学环节较多的课程，大脑思考的负荷较大，整体上容易产生厌学情绪，教师在课堂上既要赶进度，又要时刻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调动参与的积极性，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另外，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安排大都是合班授课，两至三节课连上，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是体力、脑力上的考验。

2.课堂气氛偏严谨。学生由于普遍缺乏微积分的解题经验，对均衡理论两种分析方法的掌握很不平衡：在涉及简单的市场供求均衡分析时，学生的兴趣和热情普遍较高，踊跃发言，而在涉及导数、函数的数量分析问题时，只有极少数学生反应敏捷，能够与教师响应互动，课堂气氛变得沉闷缺少回应。

3.考核结果两极分化。均衡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基本的分析框架，在卷面考试中占总分值的比例一般会达到50%―60%，题目形式以计算题、图形说明为主，因此，卷面得分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学生对均衡理论的掌握情况。实践证明，学生的考核结果两极分化现象比较明显，得高分（优秀）与低分（不及格）的人数占班级总人数的比例偏高（见表1）。

三、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的教学方法探索

（一）限制数学难度

如上所述，均衡理论分为市场供求相等和极大化原理两大类型，针对市场供求均衡的这一类型，要尽量避免运用数学语言，多用文字阐述处理，辅之以必要的图表，从而克服学生因缺乏数学准备而面临的学习困难。在解决极大化这一类型的问题时，微积分的论证虽然不能舍弃，但可以限制在初级水平，例如一级导数的运用，将教学目标定为让学生体会到经济分析的严密逻辑性即可。

（二）经济实例导入

均衡理论中的数理分析，是降低学生理解力的主要原因，而案例尤其是经济实例导入的教学方法能让学生把这一原理与经济现象、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在充分理解概念的基础上，具备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例如微观部分的消费者行为，通过举例学生日常的消费行为解释偏好、效用及需求，更容易让其接受之后较为抽象化的效用最大化分析。又如宏观部分的均衡国民收入，可以通过引入央行加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实例来帮助学生加深对国民收入决定模型的理解。

（三）简明图形教学

均衡理论的深浅难易与图形描述的复杂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在进行图形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图形的简单性。简洁明了的图形，配以几个关键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生学习的心理负担，从而克服不愿研读图形的惰性。二是图形的对比性。在均衡分析中许多图形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和对比性，例如消费者均衡与生产均衡的形状，各个市场的供求曲线，等等，通过图形对比，学生不但能及时温习前面的知识，而且能加深对新内容的理解。

（四）概念对比教学

在均衡理论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首次接触许多易混淆的概念，主要是在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当中，例如效用函数、生产函数、无差异曲线与等产量线、边际替代率与边际技术替代率、预算线与等成本线（见表2），这些概念要么文字表述类似，要么图形相近，学生很容易出现记忆性错误，因此需要在授课过程别加以比较对照，区别这些概念各自所涉及的变量和内涵的不同，对英文简写也加以比较。

（五）增加实训过程

均衡理论的课堂实训，是指由教师布置特定主题，学生独立完成图形并进行观点说明，这也是参与式教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学生对复杂的均衡理论普遍缺乏自信，如果能够独立完成相关的图形绘制，不仅仅是对理论知识的巩固，还能获得心理需求的满足，例如成功的喜悦和满足感［4］，从而实现自我能力认知、自我肯定的目的，减少课程学习的畏惧心理。

（六）适量课后习题

我认为，课后习题的传统教学法在均衡原理的学习阶段有其必要性：一是数学公式的熟练程度与习题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均衡分析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将微积分的导数与经济学的边际结合起来理解，学生只有通过反复练习，才能习惯将数学融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二是概念性的知识，需要通过完成各式各样的判断题、选择题才能真正巩固，例如均衡价格和数量如何随着需求或供给曲线的变动而相应变化，死记硬背是不可行的，必须通过画图分析才能确保结论准确无误。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辞典［Z］.京华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