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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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3－0001－10

在过去的约20年中，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迅猛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运行的方式和发展格局。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呈现新的特点、新的格局，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与本质特征，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基点。

经济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本质

认识经济全球化首先需要认识这一新阶段上世界经济与此前的核心差别，只有这样，才能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也才能在这一基础上谈全球化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影响及其战略选择。

1.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这是因为：第一，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既包含了要素的流动，也包含了产品的流动，因为要素流动必然是生产地发生变化，进而又导致最终产品贸易量的扩大。第二，要素的国际流动从生产经营的源头起形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其深度要超越以最终产品为内容的国际贸易。第三，要素流动是广义的，它包括了货币资本，也包括了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信息、市场营销网络等等，正是其广义性深化了国际经济联系。第四，要素流动是产品流动的发展，因为跨境投资往往是为了跨越贸易障碍，包括关税等市场障碍和运输等自然地理障碍，从而发展了国际商品贸易关系。要素流动超越了商品流动，也主导了商品流动。

从现实国际贸易谈判主题的深化中我们也看到了世界经济从贸易为主到要素流动为主的变化，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前几轮谈判，主要是解决商品贸易中的市场障碍，而到开始于1986年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起，内容扩展到了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政策等广泛领域，要求其他成员方开放投资的市场准入等。正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阶段性标志――世界贸易组织。从这一组织功能的广泛性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全球化经济的载体。

2.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赢

全球化作为历史机遇的原因在于要素流动，以及基于要素流动的市场开放。要素流动是生产要素的国际结合，不均衡分布要素的国际组合。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是一种历史机遇，因为其充裕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要素获得了更大的投资空间，从而更高的要素收益，正因为这样，发达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也是一种历史机遇，因为其可以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而获得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入，不仅在短期内增加要素尤其是高级要素的供给，而且因为高级要素的流入而使各种闲置的低级要素得以进入使用：自然资源得以开发，低级劳动力获得就业，闲置的生产要素投入使用。事实上发达国家之间也形成更多的高级要素流动，从而使高级要素的配置更加合理，使用更为广泛，收益更多提高。

跨国公司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主体，跨国公司的发展是生产要素国际组合的表现，而上世纪90年代是跨国公司大发展的时期。在1990年初，全球有37000家跨国公司，17万家海外分支机构，其中33500家的母公司位于发达国家。到2004年底时，全球跨国公司总数上升到了70000家，海外分支机构达到至少690000家，这些分支机构有几乎一半坐落在发展中国家。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促进了后者的经济发展。自从2002年以来，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进入较快发展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99－2008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4.7％，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年均增长7.9％，中东欧4.4％，发展中国家总体年均增长6.4％，比1989－1998年的3.8％高2.6个百分点。

然而，正是要素流动同时对两类国家都提出了挑战。对要素流出国来说，要素的流出也是就业岗位的流出，甚至产业的流出，从而导致就业压力增大，直至产业的空心化。对要素流入国来说，流入要素也是产业的流入，本国的传统产业受到外来更强竞争的压力可能破产，未形成的新兴产业可能失去发展的空间，本国在获得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却也会给本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带来障碍，或至少要改变发展路径。

3.从贸易自由化到生产国际化：全球化经济的形成及其内在结构

全球化经济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从贸易扩大到生产国际化的过程。跨越贸易障碍需要跨国投资，而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更需要跨国投资。生产国际化是贸易发展的逻辑结果和历史归宿，而其核心与基础则正是要素流动。然而，要素一旦流动，生产一旦在世界范围重新配置，贸易的规模也就更加扩大。生产国际化推动了国际贸易，一是因为更大规模生产是更加面向全球市场的，全球化销售进一步扩大，二是因为跨国化的生产分工必然带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需要。这是全球化使产品生产地与消费地进一步分离的结果，是跨国公司深化国际分工的结果，国际贸易发展速度超越GDP增长速度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此。这就深刻体现了要素国际流动的影响。据世贸组织统计，2003年从出口角度计算的世界贸易总额(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达9.5万亿美元，相当于1980年的3.9倍。1980－2003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超过6％，始终快于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前者的年均增长率要比后者高50％左右。在上世纪70年代，全世界的商品出口占世界GDP的10％，而到200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20％。这说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对世界市场的依存度越来越大，各国的生产和消费越来越紧密地相互联系、相互融合。

生产的跨国化也带来了世界生产和贸易的不均衡。以引进跨国生产为主的国家不仅有生产资本的净流入，而且因为承担了国际化的生产而有产品的净流出，从而形成了双顺差。东亚地区国家就是典型。以美国为典型的投资和贸易逆差国则相反，由此形成了世界经济在传统意义上的失衡。这是全球化经济不同于以往世界经济的新现象，也是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探索的新问题。

4.金融全球化：更多的机遇，更大的挑战

金融是经济的产物，也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全球化也加速发展。金融的全球化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更广泛的融资渠道与更多样性的融资方式，使全球化经济的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效率更高。因此，金融全球化是要素流动和要素配置全球化的要求，因而也必然随着要素全球流动的扩展而提升，形成更大的流量和更高的水平。与此同时，金融全球化也通过创造大量衍生金融产品而在国际金融中创造了更多的风险。世纪之交，金融全球化发展迅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国的金融开放是更多获得全球化机遇的条件。

一个国家参与以要素流动为本质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在其高级阶段上参与金融全球化；参与金融全球化为更有效获得要素国际流动的效益创造条件。然而，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也成为金融开放的最严峻挑战。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的传递可能在一夜之间卷走巨额国民财富决定了金融开放至今仍然是新兴市场经济与发展中国家最艰难的课题。世纪之交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再向人们提出了警告：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与金融风险也具有全球化的基本特征，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已是今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需要共同应对的重大课题。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反映了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的脆弱性。美国次级债券危机反映了衍生金融产品的风险性。但二者的共同点是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风险的国际传递。今天，一个稳健的金融开放战略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成功开放战略的关键。

5.服务业分工全球化与服务贸易

服务经济的扩展是由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这一规律就是分工深化规律。而国际分工的深化则导致服务的跨国化，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特别是服务外包是全球化经济的更深刻表现。服务贸易既能通过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形成，也能表现为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形式，形式的多样性体现了国际经济联系的深刻与紧密。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多样性生动体现了现代国际分工的深化，体现了经济的全球性。

事实上，服务业分工的全球化是劳动力要素多样化多层次的表现，这也再次体现了要素流动型国际分工的特征。从要素流动的意义上讲，服务贸易的不同形式只是服务这一劳动要素流动程度上的差别，而服务贸易的流向及形式又体现了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别。服务贸易的高速增长是劳动要素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提升的表现，因而又历史性地向劳动力富裕国家提供了一次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发展的机遇。

20世纪后半期，世界服务贸易总额迅速增加，增速超过了全球GDP与商品贸易的增长幅度。以现价美元计算，1980年至2002年间，服务出口总值增长了3倍，从约4000亿美元增加到16000亿美元。在世界服务贸易的增长中，发达国家占据了大部分的份额，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增速也很显著。1980年至2002年间，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每年增加9％，也要高于发达国家每年8％的增长。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机遇与挑战外，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对发达国家来说在于能更好地利用其知识优势，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既增加就业，又减少产业等级低消耗大的结构转型机遇。但是，可以说，服务业的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的挑战绝不亚于生产制造业。知识型高端服务可能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的收益差距比制造更大，同时，高端现代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日益占据了关键的地位，关系到一国的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重大问题，成为一个国家开放中的敏感领域。

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核心

发展战略的选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世界性课题。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发展成为世界性的主题，然而发展的成就却各不相同。究其原因，其中核心的一条就是：是否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如何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可以说，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问题归结为能否有效吸引要素流入，进而成功培育高级要素。

1.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吸引资本等稀缺要素的流入

从20世纪50年代起，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进行了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道路的探索。除了国内经济制度选择外，就对外经济关系而言，这一探索集中到一点，就是走开放型道路还是封闭型道路。许多发展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的低竞争力，因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只能是进口替代，即在贸易保护下的发展。这使许多国家采用了封闭式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有限的发展成果。这种战略选择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在长期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代中，发达国家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统治在落后国家和地区攫取了大量的利益，落后国家不可能在继续受掠夺中发展。但是另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却利用世界市场，通过出口产业的逐步提升拉动了国内增长，取得了更好的发展成就。事实上，战略选择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世界经济特点和机遇的判断。二战后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环境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落后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包括出口市场和资金供给。这使更多利用这些外部条件的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开放型的发展不仅利用了国际市场和生产要素，而且也减少了国内经济中的扭曲，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了更快的增长。大量事实证明，开放经济比封闭经济的发展成效更为显著。自Sachs(1995)的研究，他证明了，在1965年到1990年期间，40个始终不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和8个始终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年增长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从1980年至2001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从20％下降到了10％左右，下降了将近50％。其中，亚洲地区的加权平均关税已经不到10％。实际上到了2004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已经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3。这段时期内，发达国家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幅度要小于发展中国家。关税的下降也伴随着更大范围的非关税壁垒的减除以及汇率下降。随着贸易改革和区域贸易协定的订立，向出口导向型战略的转变使得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降低了它们的市场准入门槛，并增加了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

在对开放的传统认识和历史发展上，更多注重的是产品市场的开放。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更关键的是以资本为核心的各种要素的流入。全球的经济开放趋势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更加开放的政策。引进外资成为开放型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

20世纪的最后30年，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变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数量从1970年的34.6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621.5亿美元，增加了45倍多，年均增长率达到12.7％，远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率。其中，以亚洲的增长最为显著，2002年吸收的外资是1970年的117倍，达到了949.9亿美元。

这一期间，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了有利于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和管理规则，而采取相反措施的国家只是极少数例外。这些引资政策广泛涉及放宽对FDI的限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放宽对外资投资比例和产业进入的限制，放松外汇管制，允许给外资提供更优惠的担保。

从上世纪70年代起，许多研究在于证明，开放的发展比封闭的发展更少扭曲，所以发展成效更好。以巴格瓦蒂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证明开放有利于消除对外扭曲，从而国家能够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中得益。Sebastian Edwards(2002)分析了经济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反全球化的观点是建立在不完全证据的基础之上的，是无视重要的历史事实的。根据经济学扭曲理论证明，控制资本的流动，包括流入流出会导致更高的资本成本，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不开放下的市场扭曲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类研究为发展中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扭曲有四种类型，但从要素的观点看，扭曲存在与否及其大小的关键是要素的价格和要素的有效使用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减少扭曲也就是要使各种要素得到充分有效的使用。

2.面对产品与要素流动的竞争：参与全球化的规则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有效利用外部市场和资金的问题，又归结为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的体制。自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以联合国贸发会议为标志，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给予了日益增多的关注，发达国家也分别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各种优惠待遇，特别是在以公平竞争为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得到了特别的差别待遇，为这些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缓冲机制和各种帮助。因此，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客观上有着多种有利的条件。

上世纪9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积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各种双边贸易协定，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世贸组织从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r)成立时的23个缔约国发展到目前的148名成员国，其中，增加数目最多的是发展中国家，已由不足20个增加到目前的超过100个。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各种双边贸易协定。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球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BITs)的总数已经达到2495个，发展中国家占其中的75％；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Ts)达到2758个，发展中国家占58％；国际投资协议(IIAs)232个，发展中国家占81％。最不发达国家(LDCs)虽然只吸收了0.7％的金融资本，但却缔结了15％的BITs、6％的DTrs和15％的IIAs。同时，发展中国家间的双边协定也显著增加。比如，发展中国家间的BITs从1990年的42个增加到2005年底的644个。同时期，发展中国家间缔结的DTTs从105个增加到399个，IIAs从17个增加到86个。与此同时，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还积极活跃于规则制定过程中，并开展了越来越多的南南合作。经济全球化使得自由贸易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将会更加发展。

J.萨克斯等(1995)分析了各国经济改革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他指出，1970年时，世界分为显然不同的三个世界：资本主义为第一世界，社会主义为第二世界，而发展中的第三世界旨在走中间道路。第三世界国家的特点不只在于其人均GDP低，而且还在于其赋予国有部门在工业化中的统治地位，虽然这种地位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在所有权上的垄断地位。从1970年到1995年，特别是后十年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显著的体制融合和各国经济的一体化。1995年，一个具有支配地位的全球经济制度出现了。由120多个经济体组成的新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各国体制上的共同选择，而且其他国家还迫切要求尽快加入。与此同时，IMF已几乎包括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各成员国承诺货币可兑换的基本原则。大部分经济改革计划正在发展中国家中推进，原计划经济国家已使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为其战略目标。一体化不仅增加了基于市场的贸易和金融流动，而且在制度的融合上还广泛涉及到贸易政策、法律法规、税收制度、产权形式和其他各种调节制度。在这些领域的政策改革中国际规范常常发挥了巨大的决定性作用。

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特点与矛盾的性质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展现出新的特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要求各国以新的战略升级推进予以适应，从而实现新的发展。这已成为经济全球化下挑战的新情况新问题。全球化下的要素流动以及由此构成的全球经济运行，既导致了不同要素所有者收益的急剧调整，也冲击着与经济发展不一致的各种价值取向，从而导致全球化的矛盾。全球化发展中的困难，根源于各成员方不同利益集团即不同要素所有者利益大调整中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突出地反映在要素流动扩大所带来的冲击。

1.跨国并购与经济全球化矛盾的性质

从世纪之交开始，跨国并购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新特点，超越直接投资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运行方式。跨国并购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相应的反弹，成为经济全球化中需要关注的新现象。

进入新世纪以后，跨国并购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使经济全球化更加速推进。2006年，跨国并购比上年增加了23％，达到8800亿美元，而交易数量上升了14％，达到了6974件。但这仍然低于2000年的高峰值，那时由于网络泡沫，跨国并购的总值达到历史最高的12000亿美元。资本市场的繁荣，投资者持续增加的购买力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抢占新增市场份额的动力，都使得10亿美元以上的大交易不断增加。跨国并购从9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1999年可以看作一条比较明显的分水岭，在这之前，超过十亿美元的并购案数量从未超过100个。1999年以后，跨国并购经历了两次高峰：一次是2000年的网络高峰；另一次则在2006年，10亿美元以上的并购案达到172起，接近了2000年(175起)的历史高峰。近年来，跨国并购呈现出金额越来越大，大交易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的趋势。2005年、2006年的大交易金额都占到了全部交易金额的2／3左右。

然而，正如经济全球化面对反全球化一样，跨国并购遭遇了反弹，在一些情况下这一反弹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在法国被称为“经济爱国主义”。所谓经济民族主义，就是对本国企业或产品进行保护，阻止外国公司并购本国企业及进口外国产品的政策主张和社会思潮，包括因此而采用政府行政力量进行干预。

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与贸易保护主义是相近的，即主张保护本国产业，特别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维护本国的重要品牌和有民族特色的企业。在贸易保护主义的依据中，保护战略产业以实现国家经济安全、实现民族产业进步、具有民族自豪感等，都是正当合理的价值取向，在历

史上有些国家也是靠保护发展起来的。进入新世纪以来，跨国公司以并购为手段的国际投资迅猛发展，使一些国家的重要企业处于被外国并购的威胁之下，于是出现了抵制。

与世界市场形成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保护主义相比，经济全球化下的保护主义有着新的内容与特点。在少数国家工业化时期，后进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实现本国的工业化，发展民族产业。也因为这一目的，保护主义更多出现在后进国家。但是，现代全球化条件下的保护主义却恰恰更多出现在发达国家。尽管发达国家的市场从总体上是开放的，允许资本流入，关税水平较低，但是却因其政治制度使一些利益集团，其中主要是代表传统产业的利益集团成为主张保护主义的主要力量。它们不时会掀起一些保护自己产业的运动。相反，在发展中国家却不存在着代表先进产业的利益群体，政府又往往用开放型的方式发展这些产业，因而保护主义的力量反面较小。吸引国际大企业的进入是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往往是得到鼓励而不是限制。

跨国并购大发展对经济全球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样可以从要素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原理中得到解释。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后30年中大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各国都以吸引外部高级要素流入争取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也通过本国优势要素的流出获得更大的要素收益。前者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积极引进外资的根本动力，后者是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原因。二者相互促进，形成互动与合力，促进了绿地投资，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但是跨国并购却不同。跨国并购是外国资本通过兼并收购达到对本国已有企业的控制，不但不增加新的要素流入，而且往往是本国的战略产业或代表民族品牌的产业产品被并购而控制，因此不但在经济上影响了本国的利益，而且往往产生政治影响，或对民族文化、民族成就感等形成冲击，因而引起反弹。

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有着两面性。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跨国经营的角度看，它具有反全球化的性质；但从要素跨国流动本来所具有的同时有利于流入流出国的性质看，它却改变了性质，而且其本身又往往并不包含着优势要素向东道国的流入，相反常常是东道国传统优势和发展成果的丧失。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带来反全球化性质的抵制了。

必须指出，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形成强大的控制力的情况下，当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始全面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试图以跨国并购拓展参与全球化方式时，却遇到了来自发达国家的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名义的严格管制，在这一点上是不平等的。全球化应当是公平的，市场开放应当是对等的。另一方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不等于一切开放，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战略不应当简单地归结为引进，吸收外资是优势要素的引进，但接受并购除了某些情况下是资源配置的优化和融入全球化的方式外，在许多情况下则是发展成果和优势要素的流失。即使发达国家也为国家经济安全与战略产业发展的需要严格控制外资并购，新兴市场经济体更有必要维护自身的发展成果和经济安全。

2.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的发展形成了要素国际流动新内容，也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新机遇新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递成本、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使得越来越多的原本属于不可贸易的服务类产品变得可贸易。跨国公司通过将非核心的生产、营销、物流、测试甚至是非主要框架的研发设计活动等业务分包给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或是拥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公司，而自身则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来实行所谓的“经营业务归核化”。这一趋势不仅减少了固定投入成本，达到了在全球范围内利用最优资源的目的，而且巩固了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目前，项目外包已广泛应用于产品制造、IT服务、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保险、会计服务等多个领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项目外包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由单个项目逐步发展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正以每年约2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20万亿美元的规模。全球仅软件项目外包市场每年就有13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80％以上是离岸项目外包。据有关机构研究，未来15年，美国将有工资值为1360亿美元的330万个服务产业的工作机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

服务外包是业务流程的全球化，从而带来承包国家中高级劳动以服务为载体的流出。因此服务外包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新机遇，特别是解决中高端就业的新机遇。与此同时，这又是对发达国家的新挑战，因为这意味着白领岗位开始流出，而在这以前岗位的流出主要是制造业蓝领工人。但是，正如历史上的国际分工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在新的全球化中受损。在这里，不仅通过分工创造新的生产力从而是共赢的，而且发达国家也走到了更高端。

服务业发展的国际化和服务贸易是全球化以要素流动发展的新形式。在跨境提供的情况下，服务是社会分工的深化通过要素流动方式的创新加深了全球化，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是更高水平的直接要素流动，即外国服务企业核心要素和人才资源的流入，不仅为东道国提供服务，提升了其经济水平，而且为其中高端劳动力创造了就业。

3.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遇到障碍，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全球化前景不明，需要全球治理

从2001年11月开始启动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发展议程，在经历了近五年的曲折以后，终于被宣告中止。多哈发展议程的中止是全球多边贸易组织的一大挫折，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大挫折。这一严峻事实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全球化向何处去?客观地讲，全球化没有终止，已有的多边贸易成果仍然在执行，各种摩擦与争端是正常的情况。

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受阻成对照的是各种形式自由贸易区的迅猛发展。迄今向世贸组织通报、仍然生效的自由贸易区有197个，其中80％是近10年缔结的。各国更加注重的是比世界贸易组织更优惠的区内贸易，全球贸易中有50％以上是在各区域集团内部进行的，欧盟内部贸易甚至高达67.6％，北美自由贸易区也达到55.7％。在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大发展的同时，跨区域的双边自由贸易区也在大发展。由于双方利益明确，对等减让易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比全球多边协定更具现实性，所以发展更快。

问题的关键是，区域与跨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区既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例外，却又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其大发展既为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对以多边贸易体制为平台的经济全球化提出了挑战。全球化将走向何方成为新世纪的新问题。

“多哈回合”谈判的中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一大挫折，加上近年来各国保护主义的上升，经济全球化的前景受到严重关注。国际权威机构

预测，在2020年前，全球化的发展可能出现四种前景，其中保护主义得到控制，全球化逐步走上有管理的状态的概率最大，达到65％，而出现各国家集团间的严重市场分割状态从而全球化出现严重倒退的概率则最小，仅为5％。同时，也不能排斥出现发展停止和再度迅猛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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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

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它的公共性、管理本质的服务性和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下面笔者分别介绍这几个本质特征的内涵及其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一)公共性

公共管理内的公共性，其含义主要涵盖两个层次：第一，利益取向方面。公共管理是不能只作为某一特定群体与阶层的意志实现工具的，它必须要肩负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以实现全体大众人民的整体利益为首要。并且，公共性的宣示能够明确的表明，公共管理是一种能够实现与维护公共利益的一种方式；第二，公共参与性。公共管理的实行主体是大众，也就是说其中包括涵盖政府，同时还有公民与其他组织在内。现代的政治理念所昭示的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是公共性，政府所实行的一切权利也都是公共权力，所以，公共性是公共权力的特征。这种权力只能用来提供与维护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它不能成为实现某一阶层与群体利益的工具，政府也没有权力用它去剥削社会成员，更没有权力用它去维护自身的一己私欲。所以，合法的现代政府一定是具备秉持与坚守公共精神的，并会运用这种公共精神去规制着其的运行过程。

(二）服务性

在研讨公共管理服务性之时，非常有必须要再次审视一番其的概念。由现代意义去看，管理应该是什么？其实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视角去观察疏解它：（1)管理就是决策。管理中的一切活动，由最初的确立目标到最后的绩效评估，所有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称之为决策。（2)管理就是服务。政府的协商、调控、强制、约束、指导活动，都是为实现政府目标而进行的措施，所以它是一种服务。其他组织管理也是如此。（3)管理就是协调。管理需要化解矛盾与冲突，需要协调所有万事万物间的一切矛盾与冲突，需要通过协调管理去创建和谐且有效率的运行体例，然后由这种运作体例去实现已经确立成型的目标。

(三）合作共治性

合作共治性是公共管理尊崇的治理理念，这个特点意味着，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治理的职责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社会各界包括公民和政府相互配合，共同来承担的。这种思想极富创新性，在公共事务管理历史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管理理念之所以会横空出世，原因在于人们看到了市场自发调节存在的局限性，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不是尽善尽美的。靠市场单方面的调节，只能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反之，仅仅依靠政府和政策，资源最优配置也是无望实现的。所以，治理思想不畏国家与政府权威，宣示社会唯一中心权力不是政府。治理思想明确表示：政府在面对与解决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时候，因为受制于外部与内部客观条件，所以无法做到全知全能事事一肩挑，所以，这就造成了另外一种局面——去找寻且发挥其他资源的作用去弥补政府功能的不足，而这种资源则是民间与公共组织的可以当做权力主体的力量。

三、公共管理的时代性：公共管理何以成为当代全球关注的焦点

全球各个国家对公共管理与其变革的关注均是比较热切的。但是，这种局面并不是各个国家的政治家们与学者们在官邸与书斋以心智谋略演化而来的，而是人类社会现实生活发展的需求是造就的现象。其涵盖全方面意义的全球化发展，此中包括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以致全球众多国家自上世纪中期至今一直面临的均是有着一定相似度的问题，只是问题严重程度有所不一而已。随着社会中不可治理性问题的频发，现代民主化进程发展，技术革命与知识经济的发展等问题的凸显，这些问题都以时不我与的紧迫态势步步紧逼各国，要求公共管理在管理效率、理念、方式等方面能够推陈出新。

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大幅度的推动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已而得到相应配置与重新配置；国际间的合作与对话协商频次均有大幅增长；传播优势强的文化的渗透性与扩展性已得到增长。全球化问题早在上世纪中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逼近人们。全球化发展也是自那时而逐渐进步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也愈加强劲。如果通过经济活动去观望全球化会发现，全球化涵盖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不管是从原材料到人力资源的转移，还是从金融到收入分配或者是市场营销，它们都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模式上相互依存。上世纪中期到至今所凸显的种种问题证实，民族经济的整体性已在被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所侵蚀，民族经济的自主权甚至也遭到了相当大程度的侵蚀，这种情况明确的证实：全球内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在不对国际信息深思熟虑且不找寻国际合作的前提条件下，去做出与本国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相关的任何决定的。

篇4

国家富强在经济，经济繁荣在企业，那到底是什么在泱定着国家和企业的命运呢？我个人认为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一下国际经济这一大背景。目前国际经济正处于经济全球化阶段。在这种条件下企业要自谋发展。企业要自谋发展就要自主经营，自主经营要注意培养企业文化。送种以人陶素质提高为中心的需求和推动，有助于具有活力的企业更加专注于长远的发展，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大不断发展，日益壮大。

经济全球化的有关问题

在本部分我们想谈这样两个问题：

1.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1.生产活动全球化。2.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3.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国际人”开始走俏，各个国家、各大公司都在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兴趣广泛，知识丰富：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等条件。4.披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5.各国金融田斋融合在一起。例如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忙羿贸易额的匈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己超过12万亿美元。6.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己达到276.659家。

2.经济仝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使人们陶概念在创新：使国家土权受到冲击。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第一，促使发展中国家陶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第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第三，迫使发达国练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但是同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所以企业要自谋发展，就要自主经营，自主经营，要注意培养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培养

我们知道企业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是一切文化发展陶本质特征。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个类别，企业文化必须以创新仵为发展的动力，才能长盛不衰。

企业文化最难把握，却最有价值，无形的文化创新可以创造有形价值。企业文化建设要不断地吸收、容纳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各种新的文化要素，不断融汇现代科学与教育的新质内涵，将现代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法制观念等思想文化意识注入企业文化建设中，使企业生产经营获得蓬勃生机和新的精神力量。

我们认为：企业文化只有创新，才能与时俱进。一个不重视创新的企业，是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是一个缺乏活力的企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企业。企业文化是最新、最前沿的管理理论。创新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精神，特别是企业应从文化层面转变观念，转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要使企业成为以文化创新带动全方位创新的“创新型、学习型企业”。

众所周知，海尔倡导“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和“迅速反映，马上行动”的工作作风，坚持“用户永远是对的”服务理念，并把"创中国的世界名牌"作为海尔发展日标，矢志不渝，使海尔逐渐形成了个性鲜明的企业文化，因而使“爬坡的球”有了“牵引力”，这就是“文化管理”。如果只有“止动力”，没有“牵引力”，或者说只有制度管理，没有文化管理，海尔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业绩。这说明海尔把制度管理与文化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文化管理强调心理“认同”，强调人的自主意识和主动性，也就是通过启发人的自觉意识达到自控和自律。对多数人来讲，由于认同了主流文化，因此，文化管理成为非强制性的管理；对于少数未认同主流文化的人来讲，一种主流文化一旦形成，也同样受这种主流文化氛围、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的约束，违背这种主流文化的言行是要受到舆论谴责或制度惩罚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营销渠道模式的发展趋势如何，渠道模式的变革和增值怎样实现，渠道成员在变革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等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成功企业永续经营之道，是依靠企业文化陶力量。尤其在当今变化如此迅速的信息时代，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只有永葆企业文化的生命力，企业才能在风浪中始终焕着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朱雁.全球化与新规则[J].199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