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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的性质是财政危机,并正在向金融危机蔓延。据IMF的统计,欧债危机已使欧盟各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缩水2000亿欧元。德国银行是希腊海外的第一债权人,意大利是希腊海外第二债权人,前10大银行存在1270亿欧元的缺口。摩根大通的报告显示,法国3大银行因大量持有意大利债券,资金缺口达1730亿欧元。因此,一旦希腊发生债务违约,不仅意味着本国债务负担的进一步加大,而且银行系统就会崩溃,物价飞涨,进而对欧洲银行系统产生影响,必将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说欧元区救助希腊尚且可以做到,那么,一旦意大利和西班牙也走上求助之路,欧元区现有的救助机制将难以应对。事实上,欧债危机已经烧到了银行业,德克夏成为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家银行。麻烦还在于这个事情可能波及到美国。
我觉得问题还不仅在于债务危机本身,而在于各方面意见不一致。比如说,欧盟主席巴罗佐提出发行欧洲债券,德国总理默克尔并不认可;德法首脑提议建立欧洲经济政府机构也受到了冷遇。其关键是内部矛盾难以调和,内部主要存在着3个矛盾,一是欧洲央行与德国央行有矛盾,德国央行不同意欧洲央行的债券收购计划,认为这样做违背稳定币值的基本原则,影响了央行的独立性,因为现在欧洲央行出钱购买这些危机国家的债券。二是核心国家与非核心国家存在着矛盾,因为现有解决办法实际上是核心国家用本国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危机国家。三是政府政客与选民的矛盾,德国选民对救助持排斥的态度,危机国家的民众反对紧缩政策。这些矛盾都是现实存在,反对的意见确实有合理成份,问题在于怎么妥协和怎么化解。
我觉得发行欧元债券还有一系列的准备,短期内难以实现。短期内的任务是缓解危机,赢得调整的时间。所以目前存在着两种思路的争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一种是欧洲央行通过债券购买计划和流动性管理来缓解债务,过去几个月已经购买了近550亿欧元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债,目前持有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券的总额是1450亿欧元。第二种是让欧洲的救助基金(EFSF)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向受援国提供紧急贷款,而且购买债务,进而向欧元区永久救助机制欧盟稳定机制(ESM)过渡。其实,两者可以适当分工而又配合,欧洲央行可以解决银行业的流动性为主,基金(EFSF)可以购买债务为重。
从长期来看,欧元危机不在救助,而在改革,对金融体系的救助应该与一些国家的经济重组同时进行。正如欧元之父蒙代尔所说,解决欧债危机有3条出路:首先是财力充裕的国家对资金紧缺的国家施以援手,以免其破产;其次是受援国将福利项目调整到与其财力匹配的水平,实现预算平衡,以赢得其他成员国的支持,那就要削减福利项目;第三个办法是欧洲建立统一的财政机构,以弥补欧元区管理结构上的裂缝。
东北无线电厂、辽宁电子设备厂是国有企业,处于破产状况。其中东北无线电厂始建于1960年,是原电子工业部直属生产移动通讯设备的大二型军工企业,1986年下放到地方管理,1996年破产。企业原有职工1836人,解除劳动关系1218人,离退休职工599人,并轨职工13人。资产总额4879.6万元,其中房屋建筑折款2213.1万元,机械设备271.5万元,土地2395万元。企业负债总额5603万元,企业欠缴职工各类保险金131.4万元,拖欠职工债务2809万元,合计2940.4万元。
辽宁电子设备厂,始建于1959年,是电子工业部直属生产高中频感应加热设备的骨干企业,1996年企业破产,被辽宁电力电子集团整体接收,1999年辽宁电力电子集团解体,企业划归铁岭市管理。企业原有职工1652人,并轨人员939人,离退休457人,在册职工83人。企业资产总额3298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145万元,固定资产2153万元。企业负债总额5075万元,欠缴职工各类保险金542.8万元,拖欠职工债务2637.3万元,合计3129.9万元。
二、债务的成因
1、经营管理性原因。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企业不能适应市场形势变化的需要,对市场需求往往缺乏应变能力,盲目生产,有限资金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在销售和定价方面还没有利用现代促销手段和价格政策,企业对生产经营,缺乏严格的管理,资金、设备、人力的利用率低下,浪费严重,劳动、物耗无定额,质量无检验,奖惩不严明,分配不合理等,造成企业在竞争中失利,效益下降,债务增多。
2、制度性原因。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实施拨款改为贷款后,因缺乏宏观制度的科学规范、保障和监督,又缺乏自身的更新。从政府财政方面考虑,因政府向企业的层层让利导致财力日益分散,而将对企业的拨款改为贷款,从主观上讲,是将无偿投入,改为有偿借贷,从而迫使企业走向市场,在客观效果上,银行贷款成为国有企业资金的唯一来源,因而也必然使企业走上负债的道路。
3、政策性原因。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方式,理应在改革初始阶段让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逐步退出竞争队伍,但在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政策性口号下,硬要让相当部分不能适应市场方式的国有企业生存下来,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主管政府要求当地银行向亏损的国有企业贷款,而有些贷款是根本无望归还的,使得国有企业有债难还。
4、财会制度漏洞原因。部分企业的领导不是想如何把企业搞好,把企业搞活,而是为了树立个人"政绩",不顾企业长期发展需要,在任职期间,一方面虚拟各项收入,隐瞒各项成本费用,企业多头开户,私设"小金库",以截留资金用于非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把企业的收益过多地向职工倾斜,为职工发奖金、实物,搞福利,把大量应当用于生产经营的资产转变为各种形式的消费资金,从而不良债务加剧。
究其上述原因,根本在于经济管理体制转轨过程中缺少过渡环节,构成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断层"和"真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产、供、销完全由国家各级政府和部门安排,企业的生产经营也纳入国家计划,物资积累也由国家全部调拨,企业不对经营的资产负责,因此就无需考虑企业生存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企业要对其经营负责,要考虑今后的发展,因而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诸多问题,没有成功地解决办法,只有摸着石头过河,边探索、边实践,企业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思路和建议
一是推动企业改制,解决职工债务。通过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变职工债权为股权,解决职工债务。
二是搞好企业房改,利用政策偿债。协调地方房产部门,给予宽松政策,尽快推动厂房房改后续工作和债务测算,解决职工债务。
三是进行资产保全,偿还债务。东北无线电厂和辽宁电子设备厂通过出售资产、出售土地,获得资金,用于偿还债务。
究其原因,2012年的公共支出预算已经通过,财政提前紧缩不具备条件,美国家庭部门的去杠杆化高峰已过,伴随着房屋租金,房屋价格的缓慢提升,房地产市场的底部渐成,美国经济于2012下半年开始进入建筑业周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短期看,美联储于2011年8月9日宣布,将把联邦基金利率在0-0.25%的历史最低水平至少维持到2013年中期,表明美联储对经济复苏势头并不乐观,也标志着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再延续。而按照欧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如果欧洲也有这样的复苏过程的话,欧债危机也能拖延,至于由于欧元制度设计的不足,是不是会导致边缘国家退出欧元区的问题,也只能静待其变。
外部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包括:首先,短期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减轻;其次,基于控制顺差的放宽汇率升值幅度的尝试可能是一种选择;第三,宏观调控进入观察期,怎么灵活应对还无定论。所以,大的方向是,通胀回落的确定性在增强,调控的天平自然由防通胀向保增长倾斜,但需要一个确认的过程,三季度就是确认期。
虽然四季度之后我们判断经济的弹性会增加,但对市场而言,这只是几种可能中的一种,由于目前尚无法对欧美债务问题的发展做出有倾向性的证明或证伪,所以,9月只是个转折,其方向同样在市场中存在三种看法:第一种是经济维持目前的滞胀状态,即通胀不会明显回落,增长也不会明显好转,但也不是硬着陆。但这种状态不可能维持很久,最终要做出方向性选择。而方向无非就是两个:要么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要么经济弹性重新恢复。这就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可能。这三种可能或者说后两种可能的决断期可能在9月,也可能顺延到2011年末。
关键词:高校负债;成因;对策
Key words: university liability;causes;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G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9-0030-02
1我国高校负债的发展现状
高校负债的发展最初是从1999年开始的,1999年中国拉开了高等教育扩招的大幕,在政府的推动下启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很多高校从此拉开了扩建和兼并的进程。扩招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由于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各高校纷纷向银行大规模举债征地建新校区、教学楼等基础设施,高校负债开始显现。对于目前高校的具体债务是多少,没有一个精确的数据,据南方都市报的资料“保守估计当前全国高校负债高达5000亿-6000亿元。”从2009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安排40亿到5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化解部分高校债务,但这些资金对于解决高校债务是杯水车薪,以现有的高校财务状况,偿还这么多的本金和利息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许多债务是通过工程建设方垫资,这些款项尚未结算,形成了隐性债务,隐性债务期限更短,还款的压力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校有可能通过银行贷款解决隐性债务,这样又加剧了显性债务的规模。
不但如此,随着我国人口构成的变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于很多高校来说,未来的招生是个不小的压力。根据人口统计数据,到2020年,我国18-22岁年龄段的人口总数为8920万,比目前的12438万将减少3518万。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2009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已达到2979万[1]。以此推算,从2010年到2020年11年间,我国高等教育预计增加规模571万,也就是每年增加大约50万,然后持续保持这一招生规模即可。可以预见,未来10年,很多学校将不再扩招,甚至减招。也就是说,随着出生率的降低,小学生人口在不断下降,几年之后就会波及大学适龄人口。巨额的债务本来已经压得一些高校喘不过气来,由于大学适龄人口减少而导致生源萎缩,学费收入减少,更使这些高校雪上加霜。扩招扩建热使很多高校都在“高负债运行”,即将到来的还款高峰和生源萎缩或许将使很多高校面临“破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巨额高校负债发展到今天,是多方造成的结果,如何化解目前的高校债务危机是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一下高校债务形成的原因,找到化解高校债务危机的办法。
2高校负债形成的原因分析
2.1 政府投入太少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高校债务激增,政府投入不足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从1999年扩招以来,全国高等教育财政经费在绝对数上虽然有所增加,但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与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却连年下降。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使得其中一部分转移到被教育者身上,在我国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65%左右,但大多数国家,包括印度,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达75%以上,甚至接近80%,也就是说我国受教育人口的家庭教育负担非常高,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这样就使得总家庭支出被教育支出挤占,影响了家庭其他方面的消费,从长远看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已经到4.5%,我国直到现在财政投入教育的比重只有3.5%,剩下0.5%的缺口要靠社会投入,而这个缺口达到了800亿-1000亿!
2.2 投入不均衡政府对高校的投资扶持政策,首先是985工程高校和211工程高校,然后是各省部分别支持或共建的重点大学,更多的高校则无力分羹,在资源博弈竞争中被边缘化。其次,地方高校与部属高校相比,在投入上差距也非常巨大。我国不同类型高校之间,所获得的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生均经费存在着显著差异,部属高校生均经费在8000元以上,而地方高校特别是中西部地方高校只有3000元左右。
2.3 政府是高校负债的隐性担保者高校负债居高不下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扩招惹的祸,但细分析我们就可以想到,高校能够从银行贷到款项,在这其中政府起到了高校债务隐性担保者的作用,高校巨额债务的产生实际上就是行政主导的结果[2]。高等教育部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因为高校的这种属性,决定了政府应向其提供财政拨款,但政府拨款捉襟见肘的时候,高校又缺乏其他有效的途径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时往往通过银行贷款来解决。高校是事业单位,高校的实际管理者又具有行政级别,同时公立高校又是国家投资建设的,因此政府与高校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高校与政府之间权责不清。纵观我国的公立大学,既是国家所有,靠财政拨款吃饭,但同时又能擅自举债扩张,赢利赚钱,也就是由于所有者的虚位导致了我国的公立大学呈现了在运行中的双轨制。有些高校的管理者会这样认为:借款是高校的事,还款是国家的事,由于大学的特殊性质,即使未来诉讼,法院不会支持查封高校的资产。正是由于在高校巨额负债中政府起着隐性担保的作用,高校很容易得到银行贷款。
2.4 监督缺位高校负债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监督缺位。监督可以作为财务状况变化的预警系统,也可以作为防止财务状况继续恶化的止损标准。对高校的监督,按照范围上划分,监督的主体可以是外部的监督,也可以是来自内部监督。但目前监督的缺位,直接导致高校财务状况恶化。政府作为公立高校的投资主体,在高校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对于高校筹资中的自筹部分没有作出相应的限制与规范,作为公立高校投资主体的国家没有对高校借贷的规模、基本的财务比率等作出限制,没有对高校的还款能力、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作出评估,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高校债台高筑。
在实践中,监督主体能否履行监督职责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知情权。监督要求信息是透明的,但很多情况下高校的财务信息是不透明的。我国目前对上市公司有详细的信息披露要求,而对于作为非营利组织的高校在过去几乎没有。现在虽然有些法规要求规范高校的信息公开,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就明确,财务资产管理信息纳入主动公开的范围,但该办法要求公开的项目过于简单,没有被细化。从各地制定的配套政策来看也是过于粗略,例如学校的债务情况、每年的利息负担等敏感的信息未要求强制公开。其次,监督权的实现要有必要的保障条件,高校的决策机构在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这就要求监督要有渠道,否则监督权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
2.5 大学教育发展的无序化大学教育发展要制定中长期战略,无序的发展将会产生很多问题。大学教育由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高校无序扩招,在这个发展中不是遵循合理有序的发展,而是跳跃式的发展。大学教育片面的追求毛入学率,学生人数、校园规模等这些表面的指标,导致不停的兴建新校区、教学楼等,与此同时财政资金和高校收费不能满足高校跳跃式的发展,其他方面的资金来源有限,作为非营利组织的高校,融资手段单一,因此只能通过银行信贷融通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大学教育的发展没有一个宏观科学的规划,见到利益大家一起上,导致了扩招―扩建校-增加负债-再扩招还债,这样一个怪圈。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未来高校几乎没有能够扩招的可能性,因此无序化发展的结果将吞噬高校的核心竞争力[3]。
3解决高校债务危机的对策
解决高校债务危机的办法主要就是两个即开源和节流,这两方面都有文章可做。首要的是解决目前的债务危机,但更要防范未来的财务风险,避免重蹈覆辙。因此除了开源与节流政策的运用外,其他预警等配套也应一并使用。开源政策主要包括:政府投入、学生缴费和高校自筹,但按照现在的情况不是所有的开源途径都可以继续使用,比如学生缴费,目前学生和其家庭的负担都非常重,学生缴费收入已经没有提高的空间;高校自筹中的银行贷款现在也不适合继续使用,因此真正能用的开源对策并不多。
3.1 开源的对策
3.1.1 增加政府投入由于政府投入的不足是导致高校债务形成的原因之一,所以增加政府的投入是化解高校债务危机的办法。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1]。但增加政府投入不是意味着政府对有负债的高校增加投入,而是指政府对所有高校增加投入。对于一部分财务状况比较好的学校可以借增加的政府投入提高软件水平,对于高负债的高校只能把新增的政府投入用于还债。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适度的公平,适度的均衡可以使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得到缓解。
3.1.2 鼓励社会捐赠社会捐赠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资金来源,一些著名高校的捐赠与捐赠基金会投资收入,已占学校年度预算的20%-40%。美国大学收入的30%左右来自个人捐献,巨额捐助使美国大学资金雄厚,实力强大,从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在中国,募捐比例仅为3%左右。鼓励社会捐赠对于化解高校财务危机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但这一办法的实施要靠高校自身品牌的建设,取得社会的赞誉,才能赢得更多的社会捐助。此外,捐赠收入的获得还要有税收、制度等的保证,对捐赠单位和个人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等政策的优惠,加强这方面的立法[4]。例如给捐赠者退税,目前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个人所得税因为捐赠而退税的相关程序规定。退税手续办起来及其复杂,曾经有一位纳税人因为2000元的捐赠要求退税,结果历尽波折办了2年才办成,因此鼓励捐赠必须从法律法规的制定上给捐赠人明确的程序,使公益捐赠的退税不要停留在纸面上,不要使捐赠退税成为制约捐赠的门槛。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明确捐赠资金的用途,很多捐赠者不愿意捐赠的原因是担心自己的捐赠资金或款物被滥用。高校的财务透明非常重要,要向特定或不特定的捐赠者披露捐赠资金的使用。此外,也可以效仿国外的高校成立基金会,选择优秀的人才管理基金,通过非限定性捐赠基金投资的收益偿还高校的负债。
开源的对策很多,有些学校也曾经实践了一些做法,例如土地置换等,但都由于违反相关的法律被叫停;还有些高校通过对周边商户冠名权的拍卖或者房产出租取得一定的收入,但这些收入都不是特别多,对于解决目前的高校债务危机帮助不大;曾有学者提出引入民间资本解决高校债务危机,但基于各方面的原因很难操作;还有高校利用学校的学术项目经费还贷,但这部分资金具有专款专用的性质,同时这部分经费数额具有不确定性;还有学者建议发行教育公债化解高校负债,但目前没有明确法律和法规的支持。
3.2 节流的对策节流在具体运用上一定要注意,该节约的要节约,有些方面可能还要加大投资力度,高校要鼓励教学和科研的开支。在巨大的银行债务面前,大学肯定会进一步压缩教育开支,减少甚至取消一些正常的科研项目经费支出,降低教职工的福利待遇,等等。这种局面的出现,直接会导致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因此在节流的运用上的原则是反对铺张浪费,但对于正常项目的开支是不能压缩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相反还要加大投入。
3.3 建立相应的负债规模预警机制问题不能等到发生才想办法解决,要把问题消灭在萌芽内。在发达国家的高校,学校的重大决策,都要由教师委员会或者理事会作出,涉及与外界发生关系的,比如征地办学行为,还要提交当地议会审批,这确保了办学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与此同时,学校每年都有年报,详细地公开学校的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取得的效果,接受师生和校友、捐赠者的监督。在美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都可以申请贷款,但申请贷款的金额最多不能超过建设项目所需资金的80%,同一所高校再次申请贷款的时间距离上次必须间隔5年以上,这些措施有效的限制了高校的非理性扩张。纵观我国目前的高校负债,相当大的一部分债务,高校凭借自身的实力是无法偿还的,因此在未形成过度负债之前有个预警机制就可以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5]。这个预警机制的建立可以建立在对高校财务指标分析的基础上,例如对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的限定,这样就可以未雨绸缪,避免高校陷入债务危机。
3.4 加强监督以往都是高校主管部门对高校财务状况进行检查,这相当于自己查自己家里人的财务状况,很难保持这种检查的客观公正性,检查的结果也仅是内部资料,外人很难知晓。笔者认为这些检查往往都流于形式,不能保持检查的独立性,应该引进独立第三方,比如注册会计师对高校财务进行审计。审计的重点应该放在学校建设规划的资金来源、贷款额度、贷款使用情况、确保贷款资金符合既定要求,将高校贷款风险降到最低;此外还要审计资金的利用效率、贷款的偿还能力、学校的各项费用的变动是否有异常、对学校的整体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审计结束之后将审计意见和学校财务状况的结果,通过合适的途径向信息使用者公布。同时相关教育主管部门要建立高校贷款责任追究机制,超标准的建设要予以制止,对擅自改变资金用途、违规建设的行为要予以纠正,对相关责任人要依法查处。此外,还应加强内部监督。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二者相辅相成,可让信息使用者的知情权得到实现,学校的资金使用透明,财务状况改善也会使潜在的社会捐赠者有可能变成现实的捐赠者。
3.5 高校由外延式规模化扩张转换成内涵式发展世界一流的高校不是因为有豪华的办公楼才称之为一流的高校。1931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有大学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正是大学内涵式发展的精辟阐述。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高校将发展目标抛开政绩考虑,将精力用在如何建立真正一流的大学上的时候,突击式花钱建校园的情况就会缓解,债务规模扩张的速度就会得到控制。高校债务不是简单的经费不够用的产物,因此解决起来也相对复杂,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从教育的发展模式、体制等根本上找原因,高校不正常的负债增长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各方面关系的理顺,高校巨额负债应该得到解决,高校将得到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
[2]赵小剑.化解高校负债危机应采取真正市场化手段”――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林莉访谈[N].南方周末,2007-5-9.
先不谈这段时间一片愁云惨雾的股市,前不久,国内各省区市上半年经济“成绩单”悉数出炉,有九成省区市GDP增速同比回落,降幅从0.7%到9%不等。此外,CPI涨幅、中小企业“倒闭潮”……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中国经济能否依然风景这边独好?在我们已经用过了“最困难”、“最复杂”等等“之最”之后,也许有个词可以准确形容当前我们的处境――“最微妙”。
欧美债务危机的三个微妙影响
8月4日,受标准普尔下调美国债务评级的影响,全球市场出现集体性大跌。8月8日,股市、债市、商品市场再次全面下挫。霎时间,恐慌情绪密布,人们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信心急剧下降。
事实上,欧美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早已波及到中国,中国经济正在经受负面影响的微妙冲击。
第一,美债危机或将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风险。
在世界经济形势如此恶劣的情况下,近段时间中国仍然增持了美国国债,从8000亿美元增加到11598亿美元。如果美国政府债务进一步恶化,进而引发美元贬值,美元指数将会跌破2008年危机时的历史最低点。以中国持有的约1.16万亿美国国债为例,如果美元贬值10%,将导致我国外汇虽然账面金额并未减少,但实际购买力损失高达1000多亿美元。
同时,全球股市和商品市场价格暴跌,而国际金价却出现飙升,一度超过每盎司1800美元关口。受连带影响,中国股市出现暴跌,引发外储资产缩水担忧,可能导致热钱大肆压境。
短期看,中国经济增速仍会维持在9%以上,但长期,中国GDP有可能下滑至低于7%的经济硬着陆底线。美国经济学家、“末日博士”鲁比尼认为,今明两年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性很低,但在2013年后,风险将会增加。
第二,美债危机将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全球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加,这将给正致力于抗击通胀的中国带来更大的打击。
长期来看,年内欧美国家最终会寻找到解决债务危机的办法。届时一旦欧美经济向好,再加上美元长期疲软,将会再次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国际原油价格可能重返每桶100美元,黄金价格保持在每盎司1700美元的高水平。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自然会传导到消费品价格上来,致使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在5%以上水平。
第三,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成为常态,从而进一步逼压中国经济。
美国7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好于预期,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在向好。如果美国经济仍毫无起色,使宽松货币政策成为常态的可能性非常大的。而标普下调美国评级的目的,也可能是为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寻找更为切实的理由。其结果,将增加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被动性,特别是面临经济下滑和通胀高企双重风险的夹击。
三驾马车:微妙调速的风险
受经济利空影响,股市率先做出反应,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出现大幅下跌。8月8日,两市超过九成个股下跌。
在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较好的情形下,为什么国内股市还出现了重挫?这是否预示着中国经济存在大幅下滑风险?抛开国外经济下滑的影响,我们从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来寻找根源。
首先,投资依赖症仍挥之不去。以往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以投资为主要驱动力,始终未能有效建立起内需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2011年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为53.2%,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点数依然达到5.1个百分点。
过度依赖投资的危险就是投资的低效率,抑制消费增加,使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经济学界担心,今年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骤减,可能导致下半年经济出现大幅下滑风险,出现所谓的“硬着陆”。
在出口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面临着外需萎缩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压力,出口增速回落幅度较大。由于控制通胀的货币紧缩政策的实施,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境,甚至部分企业因此倒闭,严重阻碍出口的平稳增长。
据海关统计,我国出口的减速在5月份已经出现,其中中国的出口增速从4月的29.9%大幅下滑至5月的19.3%,6月份这一数字再度滑落至17.9%。从近期外需市场前景看,今年下半年我国出口下滑的态势仍将延续。这意味着将会有大部分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经济增速有可能下滑到7%以下。
另外,与美国经济增长70%由消费拉动不同,中国消费需求对经济的贡献不足50%。多年来,虽然我国一直在想法设法提高内需,但是效果不佳,长期消费不足仍然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偏低。
反观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目前政府部门公布的“三公消费”金额表明,政府才是国内消费的主力,每年产生的消费支出数额非常大。据悉,日本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支出人员为1.38人,而中国则为39人。再加上国内负利率状况长期存在,即便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实际购买力却不断下降。如果内需不能拉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以上,那么随着投资增速的下滑,经济增长的下滑将会相当严重,中国政府“保八”的目标将很难实现,我国将可能面临比2009年金融危机时更为艰难的时刻。
同样,对于企业来说,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内需若毫无起色,这将有可能造成新一轮“倒闭潮”,以及大批工人失业的情形。
宏观调控的微妙变化
受内忧外患影响,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面临下滑的风险较大。如果负面影响趋于严重,中国宏观调控将陷入迷局。由于上次刺激计划遗留的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尚未消除,中国政府在政策选择方面,也不能再次出台一个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只能在诸多两难问题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
要看清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向,以下四个宏观政策的变动,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外汇政策面临调整。在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美元转向弱势已是既成事实,加上近期美债风险加大,直接威胁我国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对此,我国应积极调整外汇储备政策,及早解决外汇储备损失风险问题。比如,积极推动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减少投资美元资产,增加投资其它货币的资产,包括欧元;在企业层面,鼓励他们走向海外,并用美元进行投资收购等。
二是货币政策从紧缩到综合优化。2011年以来,国内CPI屡次突破5%警戒线,7月更是创下6.5%的新高,这表明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但是,紧缩货币政策并不仅仅是控制物价上涨那么简单,随着货币政策继续紧缩,却没能阻止资产价格上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可以看出,数量型的货币政策调控达不到综合优化的效果。究竟如何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考验着货币当局的智慧。而任何货币政策的变动,也将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三是保障房乱象将刺激房地产调控政策。现在保障房建设又成为某些政府部门寻租的黑洞。一些地方有钱修高速公路、建设高尔夫球场,但说到建设保障房,土地和资金就万般紧张。这说明,在非市场化领域,依靠保障房建设虽能拉动投资,但确实很难达到保障的目的。种种乱象下,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步骤与方法或将发生重要变化。
由于上世纪80年代长期的浪费性投资,日本也是负债累累,备受煎熬。现在为了设法应付沉重的债务负担,该国将提高消费税。这样一来也会导致消费下降,储蓄上升,自动迫使日本贸易顺差上升。
但是在欧洲,这种消费与储蓄的调整可能会产生最为灾难性的后果。多年以来,欧洲非核心国家的储蓄率极低,结果产生了巨额的贸易逆差。过去,这些国家都依靠德国的资金流入来平衡贸易逆差。现在非核心国家们也必须提高储蓄率,但随之而来的可能会是一轮货币危机和消费崩溃。
为什么我们预见欧洲会产生危机呢?很多分析师认为,如果欧洲国家的决策者们能够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并且行之有效,欧洲的债务问题可能迎刃而解。例如,上个月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发文称,“消除恐慌最好的办法是安定人心。如果西班牙政府能彰显更强的政治能力,而布鲁塞尔的官员们不再那么优柔寡断,可能会产生奇迹。”
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政策不对头也许会加剧欧洲问题,但是对于拯救欧债危机,再好的政策也回天乏术,因为为时已晚。为什么债台高筑、储蓄率极低的欧洲非核心国家会感觉难以继续留在欧元区?为什么他们很有可能坠入债务危机?原因有两个:一是与国际收支平衡的逻辑有关;二是与推动金融危机发展的内在因素有关。
我们先来谈第一个原因。由于2000年-2001年之后,德国主导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后10年间,很多欧洲国家因此失去竞争力,并出现庞大贸易逆差。这些国家必须先要逆转贸易逆差,实现贸易顺差,否则就只能继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不断上涨的债务压垮。换言之,如果它们不能实现贸易顺差,那么偿还债务就无从谈起。
这是个国际收支平衡的基本等式: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必须始终保持平衡,互相抵消。根据定义,一个国家必须在经常项目账户有盈余,才能从资本项目账户进行净支出。实际上,只有当欧元区非核心国家贸易顺差大幅增长,且超过外债水平(并且超过高额的资本外逃),才能真正降低外债。
西班牙别无选择
西班牙已经走到了欧债危机的最前沿,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它的处境。如果德国不能向其提供更多的贷款,西班牙又不能实现贸易顺差,那么它就无法偿还外债。这一点非常重要,需要牢记。西班牙要想实现贸易顺差,有以下三种切实可行的途径可供选择:
首先,德国和其他核心国家能大幅削减消费税和所得税,以降低国内储蓄水平,刺激国内消费。如果德国能把这样的措施推行到足够深入的程度,就会自动产生贸易逆差,相应地就能使其他欧洲国家产生贸易顺差。
第二,西班牙可以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并在未来若干年内忍受由于工资水平减少和物价降低所带来的高失业率。
第三,西班牙可以退出欧元区,启用本币并让其贬值。这样会带来以欧元计价的债务相对本国GDP的比例大幅上升的问题。那样的话,西班牙很有可能会被迫中止债务偿还,进行债务重组。而该国的国内消费也会崩溃。
理论上还有其他解决办法,但它们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比如,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尤其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等——都能刺激国内经济、提高消费水平,同时又都能实现大幅贸易逆差,并保持其增长。与这些贸易逆差相对应的将是欧洲国家的庞大贸易顺差,欧元区GDP增速将得到提振。一旦它们的GDP增速超过其债务再融资利率,便能摆脱困境。然而,这种局面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因为全球其他国家也都在苦苦挣扎,想方设法提高GDP增速,都不愿增加进口。
另一种可能就是欧洲突然实现全面的财政同盟,从实际需要角度出发,将各国全面转移到布鲁塞尔(或柏林)。但这也是天方夜谭。如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正蔓延整个欧洲,这个办法过去就一直不太可能发生,时至今日更是希望渺茫。
那么实际上就只有上述三种办法能助推西班牙贸易顺差上升到使其具有偿债能力的程度。那么到底哪种情景能真正实现呢?
第一种方法是让德国逆转贸易顺差,产生大幅贸易逆差,这对全球经济最为有利,但却几乎不可能发生。沒有迹象表明柏林正在准备采取实现贸易逆差的必要举措。反之,它甚至表示要进一步加强财政紧缩政策。部分原因是德国也有潜在的巨额债务问题。由于在这场危机来临之前的十年间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德国的国内储蓄率大幅上升,远远超过其应有水平。德国也一直不得不把过剩资本贷给欧元区非核心国家,来平衡他们的贸易逆差。
由于有了这些贷款的存在,德国非常担心一旦欧洲债务违约风潮袭来,会殃及池鱼,使自己的银行系统也需要国家救助,因此它不愿意减税和降低储蓄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国不会愿意采取必要措施用自己的贸易逆差换取西班牙的贸易顺差。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持续低迷的欧美经济,必定会给世界玩具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广东作为我国玩具出口大省将首当其冲,但截至目前看情况没有预料中糟。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玩具出口181.5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其中广东玩具出口97.87亿美元,同比上升17.9%。如果以商品出口税则9503编码12大类传统普通玩具计算,1~9月全国玩具出口84.33亿美元,同比上升6.4%,广东玩具出口57.9亿美元,同比增长2.6%,这出口数据出乎许多人的预期。不过,仔细分析,良好数据的后面也确实存在令人担忧的情况。
广东是我国玩具出口大省,产品出口占全国70%左右。广东省外经贸统计协会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漂亮的出口数据里隐藏着许多令人担忧的情况:今年1~9月,在广东省纳入统计的22大类出口玩具产品中,剔除95041000“与电视接收机配套使用的电子游戏机”今年拆分为两个税则号无法同比外,在20大类产品中,出口数量增长的只有6类,其中“其他建筑套件及建筑玩具”增长情况较好,高达146.8%,“智力玩具”紧随其后也达到51.86%,而下跌产品则达到14类,下跌最严重的产品是“其他电子游戏机”,达到41.1%。圣诞节用品市场需求也相当冷淡,同比下跌21.9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品出口金额与出口数量不同步甚至背离的情况?市场分析人士说,主因是由于产品价格上升所导致。因而,尽管今年玩具出口金额保持较好的升势,但并不代表市场需求同样兴旺。
目前欧美圣诞节玩具销售市场已经启动,通过玩具企业大力宣传的热门玩具产品,诸如科技含量大增的“菲比”、新颖儿童平板电脑已经上架。经济分析师们对今年四季度的玩具市场大多持乐观态度。
他们认为:玩具消费与经济有紧密联系,虽然欧洲债务危机至今未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但最坏的情况或许已经过去,而美国经济复苏迹象明显,美国劳工部10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11.4万,失业率意外降至7.8%,创下近4年新低。美国《今日南岸》(South coast today)新闻集团载文预测:美国今年圣诞节玩具市场将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上升。
从世界玩具销售巨头美泰、玩具反斗城公布的业绩看,今年世界玩具销售市场表现也并不太差。10月16日,美泰今年第三季度财报,当季盈利增长22%,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斯托克顿说:“美泰的第三季度表现,代表了另一个打造强劲势头的季度”。美国第二大玩具制造商孩之宝10月22日业绩报告称:尽管第三季净盈利下降4%,主要是由于欧洲和亚太地区销售的疲软,不过得益于女童玩具和游戏的稳健销售,北美业务营收增长1%。如果剔除汇率变动的影响,预计全年每股盈利与营收将实现增长
由于广交会订单差强人意,目前人们更为关心的问题是:明年玩具市场将会如何演绎?
中国入世的十年后,欧盟已替代美国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如今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额占据了中国贸易总额的16%。然而,持续发酵蔓延的欧债危机,却给这一亮点投下了一片不该有的阴影。中国的众多外贸出口企业面临这次挑战,有的倒下、有的崛起。如何积极开展海外业务,防范和化解出口业务风险,提升国际市场份额,提高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主流显得至关重要。
一、欧债危机下,中国企业外贸出口企业受到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欧债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面临严峻考验
2012年以来源于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盟作为中国的首席贸易伙伴,出口下降明显。据中国海关总署最近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3月,中国对主要国家的出口同比增速出现普遍下降,其中对最大出口市场欧盟的出口再现负增长,整个一季度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下降了1.8%。拿国内家电巨头康佳集团来说,今年第一季度该公司整体出口销售额虽然同比略有上升,但增长的主要业务来源于中东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而一直占据该公司海外市场前列的欧洲市场确成交额下滑超过10%,该集团在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的市场更是正日渐萎缩。部分主要面向欧盟的中国中小出口企业则受影响程度更深,有些企业的对欧业务量大幅下降,欧洲产品订单额同比去年减少了30%至40%,甚至更多。其主要原因是欧洲的民众购买力下降导致的市场需求的减少。
(二)欧盟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华设置贸易新壁垒
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和深化,欧盟已经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从2009年至今,欧盟发起多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举措,其针对进口企业的繁琐手续、新的食品标准、对工业的危机补贴、农业补助金和保护性贸易壁垒使得中国企业深受贸易保护主义之害。欧盟对中国的机电、金属、化工、家电、食品、文具、玩具、服装、纺织品等各类出口产品加强“双反”措施的频率,涉及多个行业众多企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限制其他国家的进口来转嫁国内的危机,也是政府为了在特殊时期保护其本国民众的自身利益的措施之一。
(三)欧元贬值使出口企业的利润大幅缩水
近几年在欧美诸国的强力打压下,人民币汇率上升越来越多,这就导致以外币结算的出口企业利润缩水严重。一方面,债务危机导致欧洲市场出现疲软,消费能力下降,欧盟国家的订单在减少,外贸订单下滑,利润降低;另一方面有些企业确出现了有单也不敢接的现象,这种非常规现象源于人民币升值过快,一些加工型外贸企业甚至出现人民币对欧元每升值1%,企业的利润就会缩水2%甚至更多的局面。这对于以加工或代加工模式为主的企业来说意味着,当客户压价严重、生产成本增加、利润过低时,企业便会选择会放弃一些大订单。汇率波动成为了出口型企业最关心也最担忧的问题。
(四)债务危机的连锁反应导致出口企业的经营风险加大
由于欧盟国家的失业率的上升和贸易政策的多变,出口企业的经营风险也会增加。这其中主要包括欧盟国家政局不稳定,政权更迭等给境外企业带来的政治风险;东道国与投资贸易相关的税收、公司监管、外汇管理和资本流动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动带来的政策风险;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标准壁垒形成的法律风险;原材料的供给、同业的竞争、消费者消费习惯和偏好等条件变化带来的市场风险;融资出现问题、汇率波动、合作企业的信用风险等金融风险;流动资金和应收账款控制不力原因带来的财务风险;人员管理、文化融合等方面的环境风险以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风险等等。
由此可见目前中国的外贸环境比较严峻,然而危机也同时意味着“危”中有“机”,欧债危机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些不同以往的机会。
二、欧债危机下,中国外贸出口企业面临的特殊机遇:
(一)抓住欧盟国家的刚性需求,充分运用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保有并开拓欧洲市场
历来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的性价比相对较高,中国出口的生活用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受欧债危机冲击也相对较小,欧盟国家在调整国内市场库存和生产能力之后仍需从中国进口,这说明中国出口产品具有抗跌性。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下滑、欧美市场疲软、需求不足之下,欧美零售商、进口商为降低成本、迎合市场需求,会多选择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加大订单投放量。欧盟生产商难以在短期内开辟和扩大新产能代替中国产品的巨大供应量,导致其对中国产品刚性需求短期仍将持续。另外我们的产品价格水平相对于其他国家是非常低的,出口企业可以抓住时机运用价格优势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在欧债危机中取得更多的战略利益
欧洲的工业生产发展水平很高,中国很多主要技术仍然依赖进口,企业可以趁这个机会通过购买或参股有强大技术背景的当地企业从而把技术引入中国。有实力的出口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时机以区域合作方式建立我国海外经济基地,积极开展综合性国际合作,发展中国的海外经济。另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如稀有资源市场仍由中国掌握话语权并保持着强劲的国际影响力。政府也可以以贸易大国为背景,参与制定世界贸易规则,建立和维护新的世界贸易秩序,确立世界贸易大国地位。在最近召开的欧盟峰会和金砖之国贸易峰会等国际大舞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家影响力产生的效应。
(三)抓住时机建立转移市场
欧盟各成员国已经清楚中国产品价廉物美,对繁荣市场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很重要。有实力有资金的的中国出口企业可以与欧盟成员国加强联系,共同合作,采用符合欧盟发展思想的措施,借鉴欧美国家国外资源整合的战略在消费国就地生产加工产品,让销售地变为生产地,例如发展外向型联合企业将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
(四)增加与欧盟国家企业的良性沟通多渠道保利润
外贸企业也可以借此机会通过和欧洲国家的高端产品企业加强合作,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技术革新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开发,提高出口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实现贸易转型。例如温州的某出口企业为和意大利的创意设计专家、企业进行了技术和品牌的对接,出口产品档次的明显提高,直接使意方企业逆势获利,实现了出口进口双赢的局面。
中国经济尽管仍然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很深,但相比出口和GDP增速下降这些负面影响,欧盟许多国家同以往一样对中国的产品持有欢迎和宽松的态度。中国的出口企业应积极主动寻求贸易新策略,面临新挑战抓住新机遇,变不利为有利,同进口方欧洲国家或企业多沟通交流,加快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使危机真正变为时机。参考文献
招商基金专户资产投资部总监杨渺在会上表示,今年投资的一个重要逻辑是要做资产比较。今年的投资主线是成长股被验证,价值股被修复。在通胀背景下,他看好上游资源性企业。
金融危机让中国受内伤
在策略报告会上,杨渺分析了中国市场在2010年全球表现倒数第二背后的原因。
2008年11月份,有媒体专栏文章写道,金融危机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轻伤,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重伤,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内伤。“当时我没有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也没有债务危机,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是受伤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国经济已经到了2008年前的水平,美股是一直创新高的。但是A股从6000点跌下来后,现在还在3000点附近徘徊。”杨渺说。
他认为,这首先说明美国经济见底复苏,美国现在经济增长只有3%左右,但在逐渐加速。中国是9.7%,但是未来是减速的。通货膨胀美国是2.7%,中国是5.4%,远远高于美国。
再来看欧洲,尽管德国、法国这些国家经济非常好,但是葡萄牙、希腊这些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所以欧洲呈现内部分化的局面。欧洲最早加息,所以出现美元贬值、欧元升值的状况。
为什么中国会受内伤?我国经济增速很高,但是去年为什么是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杨渺表示,第一在于我国房地产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引发了房地产调控政策;第二是我国之前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挑战。由于人力成本迅速上升,企业生存压力非常大。比如深圳富士康为什么会出现11连跳?这就是人力的成本上升导致企业不能承受的结果,很多深圳企业开始向低成本地区迁移。人力成本、环境成本都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型。所以中国的内伤是,看上去经济数据很好,但实际上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关注三个经济增长因素
对宏观方面,杨渺认为,虽然美国仍在进行货币刺激,但美国经济是超预期的复苏。目前,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和美国政府的资产负债情况仍不太好,因此还需要延续之前的宽松政策,直到明年才会看到美国刺激政策退出。欧洲超预期收缩、提前退出,而美国超预期宽松,美元继续低迷,推动商品价格上行,全球通货膨胀短期内不会缓解。
中国方面,从3月份公布的经济环比数据看,经济在平稳放缓,宏观调控效果已经显现,中国经济还看不到大幅下滑的风险。杨渺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政策将趋向稳健。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空间不大,货币政策会进入观察期。
从细分行业来看,首先,我国消费环比增速在去年11月见顶至今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对应地,消费类股票也从去年11月份以来一直处于下行阶段,背后的基本面变化是中国的消费疲软。
其次是投资高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25%左右,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34%。虽然增速在下滑,但因为这些项目需要一到两年才会逐步建成,这会导致整个建筑建材行业的景气度非常高。此外,政府保障性住房如果按今年开工1000万套,每套60平方米计算,足以弥补可能出现的商品房开工下滑。
在杨渺看来,新经济周期的重要增长动力是“促消费、调结构”,这是我国未来政策扶持的方向,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方向。“中国经济仍靠投资拉动,城镇化、区域经济的开发、保障房建设都对传统的产业景气构成支持。目前,最现实的增长动力是跟建筑、城镇化相关的产业,如钢铁、水泥、建筑。”
中国经济怎样才能实现更持续的经济增长?杨渺表示,未来有三个经济增长因素值得重点关注:第一是产业升级,企业以前的盈利模式面临挑战,比如高能耗的替代和人力的替代,这就意味着企业面临设备的更新换代,实现低能耗、低劳动成本、低污染,因此先进的装备制造公司会获得很好的增长。第二是消费升级,人的需求有几个层次,刚开始是吃和穿,后来变成要娱乐,还需要信息,需要安全,消费升级有更大的概念,要关注能够在健康合理化消费里取得优势的企业。第三是制度创新,就是对于垄断企业管制的放开。只有把高度管制的行业引入市场化,比如让民营企业进行经营,它才会释放出更多的增长动力。
重要逻辑是资产比较
从去年市场热炒中小板、创业板、消费医药,到今年钢铁、水泥、银行受到资金青睐,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是风格切换,去年炒大股票今年就炒小股票,但是五粮液、贵州茅台肯定是大盘蓝筹,为什么它们不涨?这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杨渺表示,要看消费数据。我国居民消费零售总额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持续下降,原因首先是房地产业被打压,中国的消费是房地产带动的,买了房你才会去装修、买家电。其次是汽车消费下降较快,去年政府出台了很多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今年取消了。因此这不是简单的风格切换问题。
今年初装备制造板块在涨,最近变成钢铁、水泥,是因为数据显示投资增速超预期。只有理解了市场热点转换中蕴含的逻辑关系,寻找背后因素的变化,才能判断未来哪个板块能在市场上崛起。
在近日的“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自己对于地方债解决办法的一种假设,并且列举了几大好处。一时间,地方债本地化问题引起业界广泛讨论。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残酷的现实是旧债未还,新债又举。在“稳增长”口号下,举债冲动,又将地方政府继续推向债务难题。
那么,周小川提出的这种假设,是否能抑制中国的“供给型”投资惯性?地方债问题的解决最终应该遵循怎样的路径?
尚欠基础
地方债让老百姓买单,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财经评论员叶檀曾撰文表示,地方债绝不可由纳税人买单。无论哪种解决方案,由中央政府与纳税人买单的方案,或者剥离到不良资产管理公司间接由纳税人买单的方案,都是最不可选的方案。
2011年底,首批经国务院批准的上海、浙江、广东和深圳四省市地方政府试点自行发债已全部完成。整体来看,四省市自行发债均遭市场热捧,而中标利率低于同期限国债利率。沪、粤、浙三地3年期、5年期债券中标利率分别为3.10%、3.08%、3.01%和3.30%、3.29%、3.24%,低于同期限国债利率。
有分析认为,地方债利率低于同期限国债利率是一种反常现象,并非市场因素主导的结果。国债信用来自于中央政府,地方债信用则源自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发债过度,总体利率偏低,作为地方居民,购买地方债的热情呈逐年衰减状态。
除了收益率问题之外,更需要关注的是地方债“本地化”的前提条件。
“地方债卖给当地老百姓是个好想法,但很不现实。老百姓对政府债券根本不懂,卖给老百姓是把风险转嫁给老百姓。”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苏培科对《英才》记者说,发债有几个条件的约束:首先中国地方政府不是独立的财务主体,其次发债后债券的等级评级信用程度得有第三方做考评,另外还要有相关保险制度。有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老百姓才敢买。但显然这些都成问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也对《英才》记者表示,从发债机制上分析,以美国作为参考,美国地方政府发债必须要充分披露举债意图和财政预算,并要当地议会和当地居民投票表决,投票通不过就无法发债。由于政府职能分级机制的差别,中国目前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中国与美国地方政府发债的最大不同,是在政府公共治理构架层面。”刘尚希说。
另外,今年年中审定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规定,政府全部收支都应纳入预算,地方政府发债权拟被收回。《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删除了一审稿中拟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规定,并重申“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中国《担保法》也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
“因此,如果地方债既无地方政府信誉担保,也无法律保护,其违约风险应该很大,就不应该随便卖给居民。”苏培科说道。
多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中国应该朝着“约束机制”这条路来走,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公共服务公开透明,减少腐败和浪费,避免地方政府的“”,防止制造地方债务危机和“代际不公”。
解决路径
据国家审计署统计,中国地方债规模达到10.7万亿元,而据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统计,中国的借债规模已经达到28万亿元,相当于2011年GDP的70%,已经超过警戒线。
分机构分析称,2011—2013年期间,大量地方债进入还款期,而城投债风险也可能在未来两三年集中爆发。
如何化解未来的债务矛盾,已成为当下地方政府亟待思考的问题,这些庞杂的债务如同达摩利斯之剑高悬在地方政府的头顶。
周小川此前称,从国际经验看,外部债务存在很多道德风险问题。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果发债主体为省、市政府,而市场为全国性市场,也会出现举债缺乏制约、道德风险、定价机制失效等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公共债务形成今日之局面,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时,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涉及日本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综合现象。回顾日本公共债务的积累,要从财政赤字着眼。战后,日本大部分时间都保持财政赤字。总体上,可以把日本公共债务的积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这一时期,战后重建、经济高速增长等因素是导致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一时期的财政赤字占GDP比相对较低,平均在4.0%以下,很少有超过4.0%,最高的时候也只有4.8%(1961年)。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在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提出了“列岛改造计划”。虽然这一计划由于田中角荣下台以及通货膨胀等原因没有得到执行,但该计划涉及的并不是田中角荣个人的想法,而是日本的现实需要。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日本的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全国范围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很落后。“列岛改造计划”虽然没有得到执行,但其核心思想却被日本各界所接受,可以视为是日本积极财政政策的开端。整个20世纪70-80年代,日本都在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1960年,日本全年的公共设施投资只有4.8万亿日元,而到1970年已经达到25.1万日元,到1980年和1990年分别达到113.0万亿日元和185.7万亿日元。在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公共设施投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金融危机之前。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政府错误判断宏观经济的趋势,认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只是短期现象,日本经济会很快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因此大规模加大财政投入,期待经济渡过“短暂”的难关,但事与愿违,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巨额的财政投入导致了日本债务余额在这一时期快速增长,形成了今日之局面。
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危机之后。在金融危机之前,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反思巨额债务的问题,并开始减少公债的发行。然而,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因为日本是“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因此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接连出台刺激方案,增加了公债的发行。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单纯从上述几个阶段来看日本的公共债务,离问题的实质还相距甚远。从深层原因上看,日本的公共债务之所以积重难返,有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首先,从社会层面来看,日本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结构有“高龄少子”的特点。受此影响,各种公共支出不断增长,而财政收入却是不断下滑的。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这与日本的社会结构也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人口老化和日本极其保守的移民政策,导致日本的劳动力供应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日本就一直存在这个问题,根据国际经验,移民可以说是缓解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但日本政府和国民都极其避讳谈论这一问题,在移民政策上也相当保守。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日元升值等原因,不断逼迫国内的制造产能外移,导致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也是导致税收下降的重要原因。最后,从政治层面来看,这也有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是日本大产业的代表,向来重视保护大产业的利益,新近上台的虽然重视底层民众利益,但执政能力却不尽人意。再加上日本政治历来有世袭的传统,导致了日本政府对产业利益和地方利益的保护重于对财政安全的重视,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盘而忽视财政安全状况,任由事态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对于穆迪的调降,市场反应缘何冷淡
各大评级机构有许多的理由调低日本的信用评级,而无需更多的解释。2010年,日本的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为225.8%,比排名第二位的圣基茨和尼维斯高出40.8个百分点,同时,比已经出现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如希腊)高出81.8个百分点。
对于穆迪的调降,市场反应相当冷淡,日经指数在8月24日小幅下降之后,第二天基本上收复所有失地。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市场已经形成了预期。市场对于日本的债务状况早已熟悉,而且对评级下调有所准备。穆迪很早就了可能下调日本信用评级的预告,而且,在穆迪下调日本的评级之前,穆迪对日本的评级本身就比标普和惠誉高一个级别,因此,下调一级并保持与标普和惠誉一致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
第二,穆迪对日本的评级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金融市场上,AAA和非AAA的区别是质的,投资级和非投资级的区别也是质的,如果评级了“质”的变化,受投资策略的约束,有些投资机构(如养老基金)将随评级进行调整,从而对金融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从Aa2调到Aa3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日本的评级仍然处于“优良”一档,因此,金融市场不可能出现过多的反应。
第三,日本公共债务持有者结构。和美国不同,日本公共债务的主要持有者是国内投资者,国外投资者仅占4.8%,大部分国债都为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持有,这四个部门持有的国债占所有国债的87.4%。因此,调低日本的信用评级,对于海外投资者影响比较小。
最需要的是政治决心、经济景气和财政结构改革
对于日本公共债务问题的解决,相信市场和日本民众所抱有的信心已经消失殆尽,由于其复杂的成因,该问题要得到解决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如果举措得当,在短期内缓解日本的债务状况,却是很有可能的。最需要的是政治决心、经济景气和财政结构改革,三者缺一不可。
首先,要给日本政府更大的压力。只有在更大压力的情况下,才能改变日本国内脱离民众利益追求集团利益的政治风气,才能改变日本目前“温水煮青蛙”的现状。最好是出现个别地方政府破产或者其他与债务相关的状况,在媒体上形成要求政府果断处理债务问题的气候。不过这很难实现――因为中央政府的债务状况要比地方政府严重,在地方政府破产之前,中央政府早就破产了,同时,日本的大众媒体也受政治派别的影响较深。目前可以期待的是,通过G20等机制给予更多的外部约束,限制日本债务问题继续恶化。
她坦言:“我当时真的想过自杀。”但是后来,一个最意想不到的群体救了她。一项传授计算机基本技能的免费培训课成了她在与饱尝病痛与深陷沮丧之情中奋斗的生命线。患有骨关节炎和纤维肌痛的露丝说:“现在,我的生活发生了彻底改变,我可以更好地应对每天要面临的挑战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项课程是由南约克郡住房协会提供的。此前,租户们更多的是把它看作一家收房租的机构,而不是一家免费提供教育和福利的机构。但是,随着社会房东数量的增加,住房协会担心起租户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债务危机来――这一危机因为政府的福利改革而愈演愈烈。
最初与公民咨询局合作进行的偿债咨询帮助许多人缓解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每人320英镑的推介制度节约了多达6000英镑的回收房屋成本。但是南约克郡住房协会的住房服务经理西蒙・扬说,对于其他人而言,需要的是一种更加彻底的继续教育。
财务常识方面的基础课程在3年前就开始了,结果这些课程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缺乏计算机技能以及理财和节约成本所需的上网条件。西蒙说:“数字排斥与金融排斥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从通过公用事业公司获取低能源税,到寻找工作以避免就业与养老金部的制裁,所有事情都需要用到与信息技术有关的技能。“因此我们拓宽了课程范围,把数字培训计划涵盖进来。”
西蒙看到这种做法让许多租户释放出新的动力和活力以及继续学习的信心。
这项以居民区为基础的终生学习计划越来越多地与慈善组织、培训机构、甚至还有银行和信用合作社进行合作。这项计划体现了议会开展的一项关于成人识字和识数情况的新调查的核心精神,这是13年来进行的首次调查。由下院议员阿德里安・贝利担任主席的下院商务、创新和技能教育特别委员会将于今年春天的晚些时候作出汇报,南约克郡住房协会正在密切关注此事的进展。
露丝・沃马克是南约克郡住房协会上述计划的一个成功典型。和许多人一样,她对电脑“很犯怵”。她精通上网之道的孩子们已经离开家,她除了要照顾年迈的邻居外,简直与世隔绝。但是,自从接触了数字融入课程,她就在劝说下报名学习一门等级更高的BTEC(即英国商业与技术教育委员会)认证课程,并且从中找到了实现昔日雄心的新信心。
她说:“我一直想成为一名教师或是一名图书管理员,但我很早就结婚生子了,后面那些年又在照顾生病的母亲。”一门心思接受教育帮她走出了丧亲之痛,现在她义务为设菲尔德最落后于时代潮流、最与世隔绝的人们一对一教授英语,并且正在为成为职业教师而努力学习。
露丝在与病痛作战的过程中,每天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斗争也是艰巨的。但她决不放弃。即便是一周两天的BTEC课程也对她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因为我有骨关节炎和纤维肌痛,上班和一天遛两次狗很困难。等到我周二学习完课程后,上床时已经早上6点了。”
她有时会为从护工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感到愧疚。“它听上去很糟,但我很喜欢。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是一位母亲和护工,20年来只和医生和护士打交道。如果住房协会能负担这些,并且愿意联系租户、搞清楚他们想要做些什么,我知道那会有帮助的。”西蒙也同意这种说法。他向公民咨询局作出的联合推介带来了更多的教育课程,他希望让整个合作原则再向前迈进一大步。最近在数字融入方面的小规模试点工作使一家老小都获得了巨大的教育改善。
这些好处的证据可以在金融融入中心2012年的报告――《偿债建议是否有效?一个适用社会房东的商务案例》中看到。这份报告显示,租住公共住房的脆弱家庭被福利改革所压榨,它们在所有方面都吃丐。
首先,它们多半会在债务漩涡中越陷越深,会遭遇房租拖欠和房屋收回的连锁反应。其次,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学习成绩不好,因为父母负担不起互联网这样的“奢侈品”。
南约克郡住房协会有3800名普通租户,其中2000人都需要照顾和支持。西蒙说:“福利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65%的租户都申请到了住房补助或者在职支持。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让我信服。它们没有把重点放在正确的需求上,也没有实现既定目标。”他指出,露丝的丈夫去世后,卫生部和社会保障部告诉她必须换一套更小的公寓,不能继续养她心爱的狗了(他们会替她药死狗),否则每周要交17.5英镑的卧室税。
一个同样让人头疼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维持学习计划。不断增加的债务成本正在耗尽住房协会和公民咨询局已然所剩无几的预算。公民咨询局债务支持部门的负责人史蒂夫・威尔科克斯说:“在推荐人们寻求偿债咨询或帮助他们搬家以免交卧室税方面每花费1英镑,就等于教育计划少了1英镑经费。”
根据最近制定的一项数字融入试点计划,10个家庭获得了笔记本电脑和免费宽带。西蒙说:“这显然发挥了作用。父母们有了信心,他们应对债务的能力增强了,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也很快有了大幅提高。”
身为3个孩子母亲的安杰拉・沃恩说:“我发现找工作变容易了,每天都能找工作。孩子们比我的技术知识多多了,而且培训课让他们学会做更多的事情。”
和露丝一样,安杰拉目前也在敦促南约克郡住房协会扩大培训计划,这让西蒙感到很头疼。“扩大规模会很困难,目前有700名到800名租户没有上网条件,我们不可能全顾及到。就连让大家参与培训课程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因为许多人完全没有信心。我们每接触80多人,才能让8到10人参与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