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相关法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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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借贷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借贷程序混乱，信用缺失严重。

我国民间借贷基本是各司各法，没有一个统一的借贷程序，主要表现为：借贷手续不齐全、不规范，借贷缺乏有效的担保，借贷随意性强，借贷资金用于非法领域。这些问题造成了民间借贷的信用缺失，不仅使出借人和借入人的利益都得不到保证，而且还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除此之外，民间借贷参与者对于借贷违约情况的处理手段非常单一和粗暴，雇佣打手，施加酷刑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二）新债偿还旧债，恶性资金循环。

一般来说，民间借贷的利息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民间借贷在短期内确实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然而，中小企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沉重。中小企业本身盈利能力较低，民间借贷沉重的利息包袱压得许多中小企业喘不过气来。因此，不少中小企业就靠借新债还旧债来缓解自身的债务压力，形成一个恶性的资金循环链条。一旦资金链断裂，借出人血本无归，随之引起一系列社会纠纷。

（三）立法严重欠缺，缺少有效监管。

目前，我国关于民间借贷的立法缺位的。第一，没有个人破产制度，这直接引发了借贷关系破裂后借贷双方的激烈冲突，引发社会矛盾。第二，法律对于民间借贷、高利贷、非法集资的法条解释都较为简略，不能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管。第三，由于民间借贷问题的敏感性很高，相关部门对于民间借贷纠纷的处理也十分简单，不能起到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的作用。

三、解决民间借贷问题的建议

（一）适当降低信贷门槛，努力提高金融服务。

民间借贷需求之所以如此旺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银行的信贷门槛过高，中小企业拿不到贷款。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银行的“惜贷”行为是造成民间借贷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民间借贷的疯狂需求，导致了其畸形的发展。因此，降低信贷门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这是缓解民间借贷畸形发展的一剂良药。

（二）引导民间借贷发展，促成游资和企业对接。

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政府应该加以积极的引导。努力把民间借贷从“地下”带到“地上”，这应该是中国经济转型期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政府应该适当放宽民间借贷的制度条件，允许成了小额贷款公司，使民间借贷和企业的需求对接起来，让民间借贷阳光化、产业化。最终形成一条利息合理、用途合法、借贷程序规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良性循环资金链。

（三）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提高居民的风险意识。

民间借贷要规范化，不能缺少借贷主体的正确参与和积极配合。然而，目前我国居民的金融知识普遍偏少，大多数人对民间借贷的风险并不了解，对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也没有研究。因此，政府应多开展金融知识方面的宣传活动，使居民能够知晓民间借贷的规则和风险，正确引导居民投资，使其理性的对待民间借贷的高利润状况，避免盲目跟风，减少上当受骗的悲剧。

（四）完善民间借贷立法，全面规范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的立法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直接加大了许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判的难度。首先，完善立法，使民间借贷有法可依，为民间借贷的科学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其次，金融机构应该密切注意贷款走向，严禁借贷放债情况出现。再者，对于民间借贷获得的利息收入也应该纳税，防止游资牟取暴利。最后，对于非法集资的行为要坚决打击。

四、结语

面对目前纷繁复杂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相关部门要冷静对待，正确处理，合理引导。我们坚信只要完善民间借贷的立法，并对民间借贷进行适当的引导，最终形成一条利息合理、用途合法、借贷程序规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良性循环资金链，民间借贷的明天定会大放异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增砖添瓦。

（作者：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2009级学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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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犯罪一直都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若一直将无法得到正名的民间借贷处于灰色地带，该灰色性，一方面，给真正的诈骗集资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却使真正的为解融资之困的民营企业陷入泥沼之中。另一方面，一旦被权力所乱用，无疑就成为了打击民营企业的有利工具。因此，民间借贷需要阳光化，这样法律才能够进行清晰的界定。2 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犯罪风险分析

2015 年年底，国内风头最盛的网络贷款平台e 租宝出事，中国最大的庞氏骗局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随后，P2P 平台鑫利源在其网站首页堪称奇葩的公告高调宣布正式跑路，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使得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犯罪再一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常见的金融犯罪有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以及非法经营罪等。诚然，此类金融犯罪种类繁多，笔者能力有限，本文主要以最常见的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等犯罪风险与民间借贷纠纷的区别做重点分析。

2.1 民间借贷纠纷与集资诈骗罪的界限--以吴英案为例

2007 年2 月，吴英及其所管理的本色集团因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被立案调查，随后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合同诈骗罪两个罪名将其起诉。2009 年一审法院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集资诈骗罪，并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一审后吴英律师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最终维持原判。纵观整个吴英案，吴英一直辩称自己在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借款中并没有使用虚构事实等手段骗取他人财物，而且案件中所涉及的被害人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和熟人，不属于社会公众所得借款都用于公司活动，仅有少部分用于购买个人用品，亦是为了公司形象，不存在肆意挥霍[2]。但是其所有辩词均未被采纳，看似十分在理的辩护词也成为公诉人眼中的强词夺理。其实，庭审中吴英与公诉人的车轮战的中心就是本文笔者所要论证的要点之一民间借贷纠纷与集资诈骗罪的界线。

2.1.1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集资诈骗罪是典型的目的犯，对目的的正确理解是界定该罪的关键。对于法定目的犯而言，行为人对法定犯罪目的一直持希望态度。这种犯罪目的自始至终都在指引行为人的意志心理，并进一步支配行为的实施和结果的发生。[3]究竟何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不难认定，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只要具有情形[4]之一的则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诚然用列举法无法穷尽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故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客观理性的看待该问题。在没有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前提下，只根据一些客观事实，尤其是未返还或未完全返还的事实，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势必会陷入客观归罪的泥潭中[5]。

2.1.2用于投资经营的认定

诚然，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与非法集资有一定的交集。我国法律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进行借贷活动，但如今中小企业借贷难的现状使得企业家不得不选择民间借贷这条危险但实用的途径。很多时候，借来的钱是否用于投资很难做出一个清楚的判断。借款一旦用于装饰自己就算是个人挥霍，就构成非法占有的目的吗?中国人好面子，喜包装，很难说通过豪车、珠宝等公认的财富标志，传达自己公司有实力的形象不是一种经营策略。当然我们也并不能否定这种判断的判断力，但是笔者更偏向于为此类行为制定一个标准。俗话说，凡是都应有个适当的度，一个理性的标准能让我们更好的判断行为人的目的。笔者认为应当以比例为界定标准，即所花费的钱款占所得总借款的百分比。如果行为人用于装饰自己的钱款占总借款的百分比超过这个百分比，则可认定为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否则则认为所得借款是用于投资经营的。这样既可以清楚准确的判定行为人的目的，也不至于太过主观。

2.2 民间借贷纠纷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以兴邦案为例

2013 年8 月份，历经6 年起起伏伏的亳州兴邦案件在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最终在2014 年底落下帷幕。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主犯吴尚澧等20 名被告人十年至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数额的罚金。该案件可以说是继吴英案件以来的又一大撼动我国司法关于金融犯罪的案件，不同的是此次争议的焦点更多的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上。

2.2.1 对公众的认定

笔者认为，公众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公众的本意是指行为对法益侵犯的范围广、程度重，可能具有实质违法性。而不特定则说明了人员的延散性、不可控性以及可波及范围的广泛性，是把握公众含义的重要向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构成犯罪须以向社会公众即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为要件，仅在亲友或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在兴邦案的审理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该案件中部分被害人在为被告人伸冤，他们是拥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和经验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投资者。在他们眼中，吴尚澧等人的行为是为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他们是心甘情愿，甚至是主动去投资的。若是把他们同其他被害人相提并论显然有些牵强，对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审理也会有一些不公的影响。故笔者认为应当借鉴国外对私人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有必要将公众划分为合格投资人与一般投资人。其中合格投资人则要求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和经验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在司法实践中，将具有投资意愿的合格投资人排除在非法集资对象之外，这样既能保证案件审理的公平性，又能为金融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良好的空间。

2.2.2 对口口相传行为的认定

在兴邦案件中，吴尚澧的辩护律师陈有西律师一直主张兴邦公司的融资的对象大多是向公司内部职工，而其他人都是以职工亲友的身份进行融资的，这种行为应该被称为口口相传行为。《解释》中没有提到口口相传这一行为方式。口口相传是当前各类集资案件中一种非常典型的集资宣传形式，指行为人通过亲朋好友以及相关集资户，用明示或暗示的方法要求这些人员将集资的信息传播给社会上不特定人员，以扩大集资范围的行为。[6]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引导全国法院更好的办理非法集资案件公布的四起集资诈骗案件中，有三起涉及口口相传这一集资宣传途径。[7]《解释》用列举的方式列举了四种向公众宣传的方式，仅因其后加有等字，司法实践中一些法官就因此将口口相传形式归为向公众宣传的方式之一，而不阐明具体理由，实在不具有说服力。中国人复杂的人情关系网表明了通过熟人的介绍进行资金融通是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活动的一大常态，若是单纯的对口口相传的信息传递方式采取全面否定、一刀切的态度，那么恐怕所有的民间借贷都可能会被冠以犯罪之帽了。

3 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犯罪的防控措施

民间融资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关键在于如何更好的规避此类风险。《中小企业促进法》的颁布，老36 条，新36 条以及新36 条实施细则等国务院政策的相继出台，无一不表明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视，但是另一方面，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在民间合法融资中却未能得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有效庇护和保障。笔者通过访谈了解了我国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立案、审理等方面举措，笔者认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风险防范法律制度存在着立法体系混乱、现有法律不健全和法律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等缺陷。要想解决民间融资犯罪的风险，必须从多个角度深入解决而不能仅依靠单方面的力量去追求形式上的解决。据此，笔者有几点建议提出希望能被采纳。

3.1 立法机构完善防控机制

从现实影响角度上看，金融刑事立法的过度扩张，模糊了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之间的界限[8]，导致了金融市场被刑法过度干预的现象层出不穷，使得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无法得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金融经济市场的发展。我国现在对于民间借贷的保护立法尚不完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高利转贷等经济犯罪行为的界限模糊，虽有出台相关立法《关于依法妥善处理民间借贷纠纷和非法集资活动的意见》予以区分、保护，但并未从本质上解决界限模糊的问题，还需进一步加以明确区分规定，使其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得到确切的运用。二、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制度不够完善，立法处于零散、混乱的局面，应当加强规范监管，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使得民间借贷有其合法性。三、应在《中小企业促进法》中补充违法追责的相关法条，使其纳入刑法保护范围，以杜绝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

3.2 政府主管部门预防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在我国民间资本难以进入银行体系这一现状，正是由于中国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 偏见 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因此，要彻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必须从改革国有银行产权结构、治理机制和内部激励机制着手，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来改善市场竞争结构。在与我国中小企业现状最为相近的韩国，各种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为支持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如韩国中小企业银行(Industrial Bank of Korea)。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其经验来完善金融机构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另辟道路。比如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银行。其次，政府机关可以建立起专业化的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机构。同时还需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作出合理的规定，并且完善民间借贷的担保制度的法律规定。明确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由监管主体实施民间借贷登记制度，合理控制民间借贷的准入，完善制裁不法借贷行为的法律，建立起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

3.3 中小企业家自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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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概念与发展现状

1.1 概念

民间金融在学术界尚无明确的统一界定。本文所研究的农村民间金融主要指与城市相对应的、运作主要依赖于地缘、血缘、业缘、人缘等机制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一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地方性、甚至草根性；二是内生性、自生自发性；三是总体规模大、单体规模小；四是小范围内信息对称度高；五是金融当局监管难度大。

农村民间金融的主要运行形式有：（1）农村信用社（现实中属于国有金融的部分除外）：农村信用社是由农民入股组成，实行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互助金融组织；（2）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是社区内为农村、农民、农业服务的资金互助组织。1993年，为规范金融市场、整顿金融秩序被全面取缔；（3）合会：合会是一种自发的民间信用互助形式；（4）民间借贷：主要是农户间个人借贷，一般在亲朋好友间进行；（5）私人钱庄：私人钱庄是指没有经过审批设立的类似银行的金融机构，2002年1月31日，《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发出后被取缔；（6）民间集资（7）小额信贷

1.2 发展现状

1.农村民间金融规模大，分布范围广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逐步发展，金融需求旺盛。农村民间金融随之蓬勃发展，成为农村金融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据2005年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地下金融调查》课题组对浙江省五个地区224家中小企业、119个个体工商者的调查得出：在中小企业融资来源中，通过企业间的拆借和私人性质的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比重分别是24%和14%，两者合计高达38%，这还不包括其他途径的农村民间融资；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采集的农户数据，民间借贷数额占总数50%左右；截至2011年3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3027家，贷款余额2408亿元。由此，农村民间金融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2.农村民间金融地区差异性大

我国农村面积广大，风土人情各异，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农村民间金融主要受农民收入水平、政府对农村信贷政策、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及储蓄意愿影响，这使得各地的农村民间金融呈现不同形式、依靠不同信用机制、利用程度不同。从形式看，合会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小额信贷公司数量以、辽宁省、江苏省、安徽省居多；民间集资则各地都有。从信用机制看，民间借贷多是通过血缘，人缘为纽带；同业拆借则是以业缘为基础。从规模看，东部地区农村民间利用程度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末。

3.农村民间金融适应农村金融需求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到2020年，我国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达15万亿元～20万亿元，金融无疑要在其中担任重要作用。然而，农村正规金融却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政策性金融功能缺位，极大地制约了金融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二是商业性金融不愿涉足，直接减少了对三农信贷资金的投入；三是农村资金城市化严重，极大降低了支农资金的供应力度；这些问题使得农村正规金融无法满足农村资金需求。而与农村正规金融相比，农村民间金融具有手续简单、方便快捷、利率灵活的优势。农村民间金融萌芽于小农经济时期，当时社会秩序较为稳定，宗族家庭观念极为浓厚，加上地缘与血缘关系，人们之间的借贷活动成为有无共济的义举，一直绵延至今。这形成现今农村民间金融依靠信任和名誉作为信用机制，适合农民缺少抵押物的状况。农村借贷速度快，一般2～3天就可以拿到贷款。民间借贷的利率灵活，一般无息或是低息，高利贷只是个别现象。根据样本调查，农户年平均借入现金为1617 .5元，平均借出现金为1926 .4元，借入和借出的资金比例相当于典型农户总收入的15%（朱旭东，马妮，2005）。

2 农村民间金融面临的困境

2.1 外部环境严峻

1.法律地位不明确

农村民间金融在促进农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农村民间金融没有合法的法律地位，这使得农村民间金融境遇尴尬。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律管理体系，农村民间金融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一些合理、合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农村民间金融成分复杂，在没有合理的区分标准下，不论是否有益，一般都被划归为灰色金融甚至是黑色金融。以小额信贷为例，根据《小额信贷公司指导意见》中相关规定，小额信贷公司在法律上只是有限公司而不是金融机构，以有限公司身份从事金融业，使得小额信贷公司不能吸收存款，限制了其发展和转型；监管上，小额信贷归当地金融办管理，但金融办并没有成熟的管理体系，容易造成监管不力。

2.政策扶持力度不足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行政管制经济依然存在，同时，属于市场的力量不断增长，这为农村民间金融的生存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也对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形成阻碍。现今政府对农村民间金融是持默认而不提倡的态度，这使农村民间金融不仅不能享受政策优惠，还要受到行政严格干预；而市场力量的增长又加速了农村民间金融借贷利率的失控。律法规定，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就属于高利贷，利率市场化受到阻碍；正规金融极少接受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及组织的融资请求，即使接受农村民间金融也不能享受同业拆借利率。

2.2 内在机理缺陷

1.自身管理体制不完善

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是事物持续的必要条件之一。随着农村资金需求量的不断增大，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越来越快。然而，由于农村民间金融的自生自发性和草根性，农村民间金融没能够形成完善的管理体制。农村民间金融的金融交易一般是依靠社会关系网络，而且大多数农户文化水平低，管理意识淡，像和会、民间借贷和民间集资多是依靠祖辈积累的经验行事；农村信用社和小额信贷公司由于组织结构不规整，从业人员水平低、业务流程不健全等缺陷，不仅影响其运作效率，而且容易产生呆账、坏账现象，给农户造成损失。以农村信用社为例，2008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分别为2965亿元和7 .9%；2009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分别为3490亿元和7 . 4%；2010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分别为3183亿元和5 .6%。

2.借贷风险保障低

农村民间金融的产生与发展有其优势，但也存在短板，尤其是应对风险方面。（1）由于农村民间金融的分散性与区域性，在应对市场风险时，无法形成一个整体，因此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低。（2）农村民间金融基于熟人社会圈的借贷关系以及依靠信任和名誉维持信贷运行的信用机制脱离了金融当局的监管，使得农村民间金融借贷风险大增。（3）农户的契约意识淡薄，大多数借贷都是在私下双方直接办理或在第三方的见证下进行，仅有口头约定或一纸借条，没有正式合同。若债务人无法按时还款，则易引发经济纠纷且难以处理。（4）当借贷范围扩大时，尤其是存在交易中介时，信息对称度降低，风险上升。此时，债权人可能难以收回借款，债务人也可能陷入高利贷陷阱。以民间集资为例，近年来，非法集资方式层出不穷，非法集资类案件迭增。公安部数据显示，2011年1月至9月，全国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130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133.8亿元。

3.资金使用结构变化

我国农村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资金农户借钱一般用于生活消费、生产投资和其他花费，其中生活消费与生产投资占的比例极大。生活消费包括婚嫁丧病、子女教育；传统生产投资一般是农业投资和个体实业投资。根据李勤和李人庆博士调查的样本数据显示，平均每户一般性生产支出9413 .85元，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2876 .09元，日常生活支出9438 .96元，住房和耐用品支出3894 .92元。近年来，由于农业投资成本高、风险大、资金回收期长，投资增长率正在下降；与此同时，为了高收益，流入金融业、房地产的资金变得越来越多；一些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和组织本身就有隐疾，为了高利润，贷前没有详细调查，贷中没有实地跟进，对贷款用途不甚清楚，这使那些在正规金融机构得不到融资的、被国家禁止的项目就转向农村民间金融机构。

3 规范发展农村民间金融的建议

3.1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出台、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农村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

需求产生市场，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空间是农村正规金融不能够满足农村资金需求而留下的空白。农村民间金融应该起到弥补农村正规金融的作用，与农村正规金融相辅相成。然而，由于农村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现今农村民间金融与农村正规金融却是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为了改善这种局面，应该给予农村民间金融合法的地位以及足够的发展空间。明确农村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一是相关部门应出台有关法律法规，正确定义农村民间金融；二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禁止将农村民间金融和非法金融混为一谈的做法，保护有益的农村民间金融的合法利益；三是通过对农村民间金融的详细调研与考察，制定适合不同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的法律条文；四是修改现有的法律，如《金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监法》、《民法》等，剔除不合理的法律条文。以合会为例，可以承认组建合会是合法的；规定会首与会脚的权利与义务；为防止重大倒会事件发生，可限制其规模（包括参会人数、各人出资额、总额上限）。

2.适当的政策扶持，政府在初期投入资金，在农村民间金融成熟后适时退出并放开利率

农村民间金融由于地位尴尬而不能享受优惠政策，但农村民间金融要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为三农服务是离不开政策的支持的。在初期，农村民间金融并不足于填补农村金融市场空缺，需要政府支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为农村民间金融注入资金。在有严格监管的情况下，放宽合理合法的农村民间金融的利率弹性，使农村民间金融的利率更加市场化。符合条件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及组织，可许其转型为村镇银行，享受正规金融机构的政策优惠。我国的农村信用社一直向“国有”靠拢，应该将农村信用社改造成真正的农村民间金融，剥离国家产权，确保其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目的的实现。对于享受政策扶持的农村民间金融，都应该确保它们是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

3.将农村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监管

农村民间金融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外，不仅增大了农村民间金融的风险，而且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中国农村地域广大，各地农村民间金融实际情况各有不同，可由所在地的基层政府组织与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共同监管。除了监管农村民间金融的合法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还应在农村民间金融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以民间借贷为例，民间借贷是范围最为广泛的农村民间金融形式，在利率方面，既要严防高利贷的发生也要使利率低于银行同期的款项得到保护；在处理纠纷方面，要据实判定，做到合情合理。

3.2 优化农村民间金融内在机理

1.调整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结构，优化业务办理流程，提高管理水平，完善农村民间金融管理体系

管理不善阻碍了农村民间金融的进步，完善农村民间金融自身管理体系势在必行。完善自身管理体系应遵循“总结经验，努力创新，因地制宜，因时顺势”的原则，从结构调整、人员配备、业务流程等方面进行改良和创新。诸如合会、私人钱庄、民间借贷等传承久远的形式，要适应新时代的步伐加以改进。比如民间借贷，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债权人与债务人都要培养诚信意识，巩固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以信任和名誉为基础的信用机制。诸如农村信用社和小额信贷，应对从业人员加以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技能；对业务流程加以设计，做到在贷前收集资料，进行实地调查；贷中实行档案管理和风险预警；贷后评价或确立追偿办法，使其更具可行性与科学性；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奖罚分明，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2.明辨风险，建立风险保障体系，提高农村民间金融应对风险的能力

农村民间金融承受风险的能力低，恢复速度慢，一旦遭受重大打击，对农村民间金融将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因而维护农村民间金融安全、增强其应对风险的能力是发展农村民间金融的重要部分。要维护农村民间金融安全，增强其应对风险的能力，从理论上看，其一要提高辩别风险的能力，了解风险类别，找出造成风险的显性因素与隐性因素，这是应对风险的基础；其二要根据形势分析影响风险的因素，找出主要影响因素与次要影响因素；其三要抓住重点，通过改进或创新机制与方式，削弱风险。从实际操作看，要增强借贷双方的法律意识与契约意识，可在农村进行有关的法律宣传活动，比如在农村宣传栏张贴相关律法条文、开展法律知识科普讲座、进行典型事例分析等；要提高信息对称度，从国家层面直到各个村庄，建立一个有效信息流通系统；针对不同的形式、层次建立相应的贷款保障机制和追偿制度。

3.吸引资金流向农村生产性投资，构造农村民间金融体系

农村民间金融的壮大部分是高利益导向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民间金融资金的配置不合理。通过吸引农村闲散资金向农村生产性投资流动，提高投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使农村民间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发展又能够促进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此外，还应构造农村民间金融体系，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多种形式互相配合形成体系。一个良性的农村民间金融体系不仅能够满足农村金融市场需求而且能够与农村正规金融相匹配，既能促进利率市场化又能降低风险。

参考文献

[1]张元红，李静，张军等.农户民间借贷的利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农村经济.2012年第9期

[2]高晓燕.基于供给视角的农村金融改革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2012

[3]王锋，杜伟.现阶段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演进的特点.农村经济.2011年第2期

[4]高亮.规范农村民间金融的思考和建议.农村经济.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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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领域,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国家金融体系设计目的主要是用于发展国有经济或者至少是有利于提升国有经济的控制力。由此在商业银行内部容易形成带有所有制歧视的激励机制,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提供贷款方面,自觉或无意识地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或有国有经济成分参与的大项目,因其具有所有制优势并隐含有国家信用作担保。

有资料显示,中小企业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的拒绝率一般是国有大企业的2―3倍以上。除银行贷款外,在债券发行、股票IPO市场等领域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所有制歧视,中小企业在同等条件下,比国有企业难以从正规金融获得融资支持。

(二)中小企业正规金融融资面对不佳的社会信用环境

1、社会信用环境不佳是导致现阶段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国人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令人遗憾的是社会道德和社会信用有退化和畸变的危险,如商业欺诈、商业贿赂、随意毁约等现象时有发生。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达成契约的基本前提是双方的诚信,如诚信出了问题,则社会付出的谈判、监督、协调、处置成本将会显著提高,甚至高到契约本身难以达成。

2、中小企业的企业信用和企业家个人信用还需不断提升

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是守信经营的企业,但难以否认的是有部分中小企业无论其企业信用还是企业家的信用水平都还不高,甚至有极少数企业本身存在欺诈问题。

(三)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缺乏健全的法律环境

1、缺乏专门法律明确赋予民间融资的合法地位

宪法精神允许民间融资,宪法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而民间融资――私人之间按照约定的条件转让资金的权利,正是来自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私人财产的宪法条款。

2、关于民间融资法律条款相当分散、模糊

关于民间融资法律条款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证券法》、《刑法》等,多为原则性规定,条款较为模糊。“由于缺乏统一、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性也存在问题。

3、关于民间融资的部分法律法规适用范围被过分放大

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还规定未经批准而进行的集资行为无论是用于投资经营、转用或消费都属“非法集资”,明显扩大了法律适用范围,并将法律责任覆盖到融资活动的广泛领域和环节中,对企业及公众缓解资金的现实困难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

4、关于民间融资的司法实践较为混乱

由于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条款不同、认定不同,甚至相互冲突,这给民间融资的具体实践造成了混乱,在司法判决上则造成困难,同样的行为采用不同的法律法规其判决的结果有可能大相径庭,司法的公信力也受到了损害。

二、构建中小企业融资的良好社会环境对策

(一)牢固确立平等理念,赋予中小企业应有的市场地位

1、平等市场主体及公平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件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要求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具有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还要求市场主体拥有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2、牢固确立平等理念,赋予中小企业应有的市场地位

不少研究表明,民营部门的盈利能力、还款率和成长潜力等指标均高于国有企业;迄今为止也没有研究能够明确证明民营部门的信用水平明显低于国有部门。没有理由对民营部门进行贷款上的融资歧视,也没有理由对民营部门在债券发行、股票IPO市场等领域进行融资歧视。中小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的有效率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理应获得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必须确立平等理念,赋予中小企业应有的市场主体地位和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良好的信用环境

社会信用可以建立在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自觉构建的基础上,但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决不能寄望于其自觉构建,因为没有游戏规则,游戏的参与方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冒险投机,损害另一方或社会整体的利益。要构建起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信用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将参与各方包括居民个人、厂商、机构、政府全面纳入该体系之中,让所有参与者明白只要不想不参与交易,就必须讲求信用,自觉维护信用、提升信用记录,否则其付出的惩罚成本将非常高昂甚至可能承担终生禁入某类交易的风险,以构建起良好的信用环境,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转(包括中小企业及其企业家从正规金融或民间金融获得融资)创造条件。

(三)正视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夯实民间融资的法律基础

1、正视民间融资是现阶段中小企业获得融资主要途径的事实

据保守估计,国内民间资本接近18万亿元,已从剩余资本发展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民间融资已成为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获得融资的主要途径,民间融资规模如此巨大、范围如此广泛、如此深入地存在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实践之中,一定有其存在的合理原因,对此必须加以正视。

2、理顺法律关系、出台针对性法律,夯实民间融资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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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又被称为利息率，是指借贷期满所形成的利息额与所贷出的本金额的比率。西方经济学著作中也称之为到期的回报率、报酬率。从借款人的角度看， 利率反映了使用资本成本的高低， 反映了借款人使用贷款人的货币资本而向贷款人支付的价格的高低; 从贷款人的角度看， 利率是贷款人借出货币资本所获得的报酬率。因此，民间金融利率也就是民间金融活动中的利率。

与正规金融利率相比, 民间金融利率具有层次性、区域性、对象性、高利性四个特征。首先，民间金融利率有较为明显的层次，有学者将其分为零利率、中间利率、高利率三个层次。完善发达的民间金融利率不可能是统一的利率， 一定是应不同需求而设置多层次的利率区间。其次，民间金融利率与地区经济发达与否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这与正规金融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有着明显差别。一般来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利率较高，经济发达地区的利率较低。再次，民间金融利率还与交易对象和用途密切关联。相对而言，如果贷款用于商业用途， 其具有鲜明的营利性， 则利率较高;如果用于生活消费，具有一定的互质，则利率较低。最后，民间金融利率相对于正规金融利率而言是比较高的。美国甚至还有PaydayLending(发薪日贷款)高达455%的年利息。由于民间金融往往具有高利的表征， 因而有学者认为，民间金融就是高利贷。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误区。一方面，要看到民间金融往往是针对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无法贷到款项的主体的融资需求，因此，一般会设定比正规金融高的利率标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还有很多的民间金融形式是具有互甚至公益性的， 这种类型的民间金融的利率并不比正规金融利率高。

同时， 高利贷作为一种已经具有特定含义的民间金融形式， 其内涵是设定利率明显违反一般社会正义的民间借贷，因此，法律所许可的高于正规金融利率设定的民间借贷不能一概被称为高利贷。民间金融的高利性，在激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 满足不同行业和主体对资金融通需要的同时，也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不足

目前， 关于民间金融利率的法律规定比较零散， 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虽均有涉及， 但民间金融立法与社会实际需求较脱节。

(一)法律规制现状

⒈我国《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中仅有此条文作出了比较原则性的规定，但对于何为合法、何为非法，却未明确，缺乏操作性，尤其是没有规定明确的利率标准。

⒉我国《合同法》第12章专章规定了借款合同， 对民间借贷的规定仅限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并采用了无息推定原则。《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 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⒊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 包括第122条、第123条、第124条、第125条等。但2015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明确：最高人民法院以前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故这些规定现已不再适用。

⒋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6条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一利率的强制性规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 已成为区分民间金融活动合法与非法的重要界限。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也做了同样的规定，并将超过四倍利率标准的，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这些民间金融利率方面的法律文件在我国民间金融法律规制领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⒌ 《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本金、复利、逾期利息、利息约定不明等问题都作了规定。如第26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27条规定了本金的认定，第28条规定了复利率，第29条规定了逾期利率，第30条规定了出借人可主张的利息和费用， 第31条规定了自然债务， 第32条规定了提前偿还的利息，等等。自此，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脱钩，四倍红线标准废止，并且国家承认复利，明确了复利、逾期利息、利息约定不明情况下利息的计算方法。

(二)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⒈利息、利率计算标准不统一。例如：对借贷双方利息约定不明确时的处理规定不统一。《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要求：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民通意见》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而《合同法》则是视为不支付利息。从效力上讲，《合同法》为法律， 优于作为司法解释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民通意见》。

⒉对民间借贷的分类规定不一。《民通意见》就利率区分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但缺乏具体的规定。而《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合同法》则未区分借款性质。在以往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的用途大多是生活性消费或救急，主要是为解决个人生活困难，其互助成分居多;而当前我国现阶段的民间借贷则以经营性用途为主，营利性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特征。对民间借贷高利率进行规制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对弱势借款群体的保护， 防止其因自身紧急的财务资金需求而深受放贷者的剥削。在生产性借贷中， 借款人借款的目的主要是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一般来说借款人通过借贷是能够从生产经营效益中获得利润收入的， 在借贷交易中并非如生活性借贷的借款人一样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法律是否要设定特别严苛的利率上限对其进行倾斜性保护， 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⒊对于利率的规定缺乏灵活性。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出台的《若干意见》中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第6条相比，2015年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关条款有了较大进步。具体表现为：一是不与银行利率挂钩。二是将民间借贷的利率划分为三档。其中将24%-36%的利率区间设定为自然债务，法律仍然予以承认。这就使得有关民间金融的利率规定更加明确，并且提高了上限，放松了利率管制，促进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但由于进行动态调整，缺乏弹性空间，也会存在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的问题。所以，此规定的施行效果有待实践的检验。民间金融的发展目标，是要建成多层次、多元平衡的民间金融市场体系。民间金融包含多种形式且各具特点。就民间借贷关系而言， 也要根据其目的的不同区分为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 根据贷方的身份不同而区分为一般性、偶发性的民间借贷(即简单形态的民间借贷)与职业贷款人从事的民间借贷(即中间形态或复杂形态的民间借贷)，其具体利率都应有所不同。不对民间借贷的类型进行区分，统一规定一样的利率水平， 显然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同时，强制适用这项法定的利率标准，有悖于民间融资短、快、灵的属性，既无法反映市场对资金需求的真实状况， 也压制了资金的自由配置，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天性。因而，要通过法律规制，建立分类引导、动态调整的民间利率管制体系。

⒋超出利率上限的高利贷仍然仅是不予保护，惩戒力度不够。根据之前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件， 民间个人借贷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4倍以上部分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高利贷仅是不予保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高利贷采取的是较为谨慎、温和的态度。高利贷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会解决个别借款人的资金急需，但从总体和长远看，高利贷弊大于利，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多有呼声应将高利贷界定为犯罪行为。 这既有利于打击高利贷活动和相关犯罪行为， 也能够保障合法的民间融资行为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加强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路径

民间金融利率存在区域性和多样性， 与实体经济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利率设定取决于多种因素。所以，对于我国民间金融利率进行法律规制，要在考察民间金融利率的实际情况和影响其波动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明确法律规制的理念原则、制度举措，构建起适应多元化金融市场、动态灵活、多层次的民间金融利率体系。

(一)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理念原则

⒈设定实证化。民间金融具有复杂性，在加强利率管制时，必须进行实证分析。民间金融本身的地域性特点和自身类别的多样化， 自然要求利率法律规制必须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行分类动态规制。如果没有数理实证作为基础并对不同情况下的利率加以区别， 只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民间借贷的高利率进行严厉打压，这种利率规制不仅没有效率，也难以令公众真正信服。同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但不会有促进作用，反而会产生一定的阻碍。

⒉稳步市场化。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政府完全或部分放开对利率的直接管制， 使利率由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 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发展的经验和现状表明， 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利率的基础是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换言之，是经济效率而非资金供求。利率市场化并不是完全的利率自由化，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因此，在坚持利率市场化方向的同时，要遵循市场规律，通过法律规制让利率以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为基础，根据不同的民间金融的状况， 合理分类设置利率上限，确保民间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⒊利率区分化。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必须是区分规制， 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不能适用同等的法律规范制度。在民间金融利率领域，同样适用这一原则。对于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利率规定应当有所不同， 对于不同区域的民间金融利率规制也应当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利率仅仅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划分为三个区间，并没有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之予以规定。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样态，这是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行业、部门之间存在差异，还有经济活动的各类主体的群落、层次、偏好不同使然。因此，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也就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若均按照整齐划一的利率水平要求， 会有损于公平正义的实现。而且，民间金融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和类型的多样化也要求对不同的民间金融活动适用不同的利率限制标准。

(二)完善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⒈区分简单形态、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民间借贷，进行不同的利率规制。对民间金融的利率规制必须区分不同形态的民间金融形式。根据民间金融行为是偶发性的还是经常性的、是否吸收公众存款以及是否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可以将民间金融区分为简单形态、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三种形式。简单形态的民间金融是发生于直接当事人之间的金融行为，其具有规模小、偶发性、平等性、个性化的特征，行为人使用的往往是自有资金，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其主要奉行契约自由、责任自负的私人治理原则，应当纳入民商法进行调整。法律强制性的干预应当尽量减少，尽可能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民间借贷的双方当事人。对于那些急需资金短期调度、资金需求量不大、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借贷行为，在民间往往以月利率甚至日利率进行约定， 立法没有必要进行过多干预。

复杂形态的民间金融即吸收和经营公众存款的组织或机构的金融行为。中间形态的民间金融是介于简单的民间金融和复杂的民间金融之间的金融形式。相比简单的民间金融来说，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民间金融的资金融通行为是经常性的而非偶发性的甚至是经营性的，贷出资金的人将借贷活动作为其职业。此类民间金融主体的贷款活动类似于银行的贷款业务，对其利率的规定就要施以法律的强制性干预，应当适用一定的利率限制和一定的利率区间，当然这种利率的上限规定应当比正规金融的利率规定宽松。对此，我国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或类似功能的法规规章时， 应该对职业放贷人的利率进行限制性规定。借鉴发达国家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定，其利率的上限设定基本上都是针对经营性的借贷行为，对于纯粹的私主体之间的偶发性的借贷行为，其利率应当更多遵循私法自治的要求，由当事人自由决定。目前，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对于私主体之间偶发性的借贷行为限制过于严格，其规定实际上应当适用于经营性的借贷行为。

⒉区分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进行利率上限分类规制。当前，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未对民间借贷依照其借贷目的的类型进行系统划分，只是在《民通意见》第122条的规定中涉及到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的内容。其具体规定为：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如因利率发生纠纷，应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 按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处理。由此可以看出，该规定在制定之时已经意识到了生产经营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中借贷人身份、财产状况的不同以及借贷目的的不同，从而导致其借贷利率的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应该完全一致。只是该司法解释没有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虽然关于民间借贷的类型划分及不同借贷类型应适用不同利率上限标准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赞同， 但以后的立法上却没有对这一要求予以呼应。

笔者认为， 民间金融利率立法应该合理制定利率上限的指导标准， 对于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业融资， 由于商业经营活动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其偿付能力有一定的保障且商业活动中对于资金的需求刚性不强， 经营者可以根据成本收益进行理性分析， 因而可以适当提高利率上限。另外，实业生产领域的利率更多体现的是借贷双方之间对预期利润的分配，为鼓励、引导巨额的民间资金进入各个实业生产领域(但应防止其进入楼市、股市等造成泡沫)，这类利率应相对较高。利息管制的唯一合法性前提是借款一方仅仅是为吃饭而借贷的普通农民， 企图将该管制扩大到资金充沛的市场上， 从而固定工业资本价格的任何尝试必定归于失败。而对于生活性的借贷，由于不产生利润，不创造附加价值，因而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应当照顾到借款人的利益，适当降低最高利率上限。因为生活消费类借贷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财富积累，且多属于居民生活上的刚性需求，法律应严格采用较低的利率上限以保护金融消费中的弱势群体。有学者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州消费信贷利率管制的放松有直接关系。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 所以不能仓促放开消费类利率上限，以免引发过度的负债消费。

⒊构建多层次民间金融高利率法律责任体系。从发达国家利率规制情况来看，民间借贷高利率的规制应有一个民事、行政、刑事逐级递进的责任体系。我国其他领域的法律规制也有类似的层级。这样的责任体系设计可以对不法行为进行及时、适度的规制，有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正如有学者所言，在立法上出现了对经济活动领域的一些无序、失范行为，在没有取得规律性认识、没有动用民商法、经济法和行政法手段予以有效调整的情况下， 就匆忙地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的现象，使刑罚的触须不适当地伸入到经济活动的某些领域。这一现象在民间集资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在对民间金融利率的法律责任确定上， 却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即只有民事责任，缺乏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年利率36%的上限，超过此上限不予保护，但对于高利贷放贷人没有采取其他的监管措施或者明确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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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1.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含义及其动因

1.1 利率市场化的含义

一般意义上，利率市场化包括以下三项涵义：其一，金融市场的主体的利率自主决定权。金融活动本质上是资金盈余主体与资金短缺主体的融资活动。主体应该对其资金交易的期限、价格自行决定。第二，政府或中央银行通过宏观调控，仍可以间接影响市场利率。盲目性和滞后性是市场固有的缺点，这决定了利率市场化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的监管，在政府监管缺失的情况下，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利率水平会因市场本身所存在的固有缺陷而失去控制。因此，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及其重要的手段，政府调控是相当有必要的。第三，对利率的期限、数量和风险自由选择。换句话说，便是金融主体有权对某项交易的时间、数量及其具体利率价格构成自行协议。

1.2 利率市场化的成因

利率市场化作为深化金融改革，实现市场资源合理配置的核心内容，兴起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在此之前，由于利率管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并且在受到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与一些国际机构的推动下，利率市场化在许多国家相继得到了推行。其对一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有利于平衡资金的供求关系，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政府放松对利率的管制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主要在价值规律指导下通过市场主体形成市场化利率，是对资金市场的真实情况的反映，从而达到对资金资源的有效调节，从根本上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

1.2.2 有利于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职能

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后，利率调节的主体仍旧是中央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渠道就更多依赖于金融市场上资金供求情况的有效传导。均运用的是建立一个较灵活利率市场水平的利率基准体系，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调控，这就是调节的间接方式。以间接的调节方式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产生影响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走向，这有利于实现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

1.2.3 有利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经营水平的整体提升

我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率长期处于国家的管制之下，其隐性保护造成了银行业的垄断暴利现象，商业银行生存方式也主要依赖于存贷款利差所带来的收入，容易造成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依赖性，不利于其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的增强。利率市场化通过强化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增强了金融机构吸收资金能力，扩大了金融机构资金的来源。这些都有利于金融机构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以确保自身的市场主体地位。

2.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进展极其风险分析

2.1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进展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从我国经济发展出发，结合开放金融市场的需要，对我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步骤进行设计。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体现在：其一，我国外币存贷款利率已于2004年实现完全市场化。第二，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目前人民币贷款上下限和存款下限己经取消，商业性个人住房按揭利率浮动范围扩大。第三，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初步完善。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价格确定均实现了市场化。第四，中央银行利率体系的完善。

2.2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存在的主要风险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加强金融市场竞争、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增进金融体系运行效率都起到积极的作用。由于中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体系相对不健全、基础相对薄弱，因而中国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仍存在许多阻碍和诸多风险。因此，需要政府在市场基础上实施有力的宏观调控从而趋利避害。

2.2.1 金融主体风险分析

由于中国金融体系还较不完善，银行不良贷款仍存在相当高的比例，因此市场利率化必然给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其一，利率市场化实行之后，国内中小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为了争取更大的市场的占有率，以利率价格为主的竞争手段必定是主要利器。我国金融市场的主要弊端集中体现在市场分工粗略，从而，国内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必定会导致金融机构竞争过度化，造成资源浪费；其二，在利率市场化发展初期，利率的强烈波动必定引起商业银行的震动，其现有的运营模式将很难适应这种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其三，金融创新是利率市场化必然结果，人们将会有更多的产品选择余地，这将分流商业银行的存款，并且，利率市场化改革还将改变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隐性保障的现状。

2.2.2 金融市场风险分析

利率自由化实行之后，取消贷款利率上限，这使信贷额度配给减少，意味着是对国内信贷正经历着一次重新分配。利率的升高，导致借款者的筹资成本提高，这对融资者特别是那些严重依赖利率的筹资者将面临破产的风险。而银行方面，存款利率的提高导致其经营成本提高，剧烈的竞争使存贷款之间的利差逐渐缩小，商业银行利润余地大大减少，并且利率浮动范围的增大，会加剧银行的脆弱性进而导致银行危机甚至经济危机。此外，利率自由化后，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使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事先预知利率的变化，从而使金融市场合约的执行难度加大，出资人无法估算自己的未来收益，同时筹资人也无法预计其贷款成本。毫无疑问，这将增加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金融市场的风险难以预估。

2.2.3 经济发展失衡风险

目前中国的金融投资体制仍然十分脆弱，受此制约，中国的资源配置受到许多除市场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受生产要素的差别、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行业之间的壁垒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平均利润率还没有完全形成。由此，不同行业、地域之间的差异必将导致不同主体之间经济效率的巨大差别。利率市场化，一方面，金融行业的趋利性，会使资金不断向高收益行业聚集，这将导致本已资金匮乏的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行业，困境愈加；另一方面，逐利性还会促使资金大量流向发达地区，可能造成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更加短缺，经济发展更加缓慢。

2.2.4 政策的协调与法律保障仍很不够

我国经济立法方面的缺失，是导致利率市场化改革缓慢的重要原因。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便是完善立法，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好又快进行的重中之重是完善金融领域的立法和执法。目前，我国的有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条规定也过于笼统和粗略，难以执行实施，对金融机构难以形成严格的法律制约，导致其经营利率机制的扭曲。

3.我国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风险法律防范建议

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我国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必由之路。为了进一步加快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我们必须要深入分析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已经出现或者将要出现的各种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找到应对措施。

3.1 利率市场化改革中金融机构风险法律防范

金融机构风险中的是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将会是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不可避免的一种风险。应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应在修改和完善《商业银行法》、《公司法》和相关的民商经济法律规范的基础上，促进商业银行的改革，完善银行的法人治理机构。其次，金融机构行使利率决定权，应在法律上对其进行一定的程序和义务来予以制约。

3.2 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风险法律防范

在完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完善方面，对监管主体的权力限制、对监管的力度的加强、对监管方式模式的创新，法律都应对其进行合理界定。

第一， 应当根据动态监管的需要，合理设置监管主体的权限。动态监管的实现，必须依靠相关法律对银监会的监管权和其运作模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如设置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追踪、提醒和查处制度。

第二，调整监管方式应灵活调整。进行利率市场化中，风险性监管应是银行监管的重点。从而，应该增加对金融机构合规性、安全性、流动性方面的监管的规定。对既有的一些监管法律制度进行改进。

第三，从法律上明确银行业协会自律监管职责。银行业协会是金融行业的自律组织，与其成员联系密切，因而情况真实了解，可以迅速做出适度的调整和反应，从而补充政府监管的漏洞，最终将低化金融效率的损失。充分发挥行业的自律性，还能有效防范利率市场所带来的银行之间的不良竟争。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相得益彰。所以，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在法律上清晰政府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业的协会的监管职责和分工尤为重要。对于银行业协会方面，法律应该明确赋予其惩治利用利率恶性竞争、制定行业利率规则的权力，使其在利率监管上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3.3 信用风险的法律防范

首先，应当提高信用主体的失信成本。由于我国不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信用体系缺乏有效的违约处罚机制，导致失信收益与失信成本之间极端的不对称，很多违反诚信原则的贷款人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不能够得到有效惩罚。比如当前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基本就是一片空白，只有《刑法》及《合同法》等部分法律简单的对民间借贷做出了一些规范；比如《刑法》对集资诈骗罪的认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对民间借贷利率水平规定等，但是这些规范一方面不够具体，另外一方面也不够全面。所以一旦出现民间借贷纠纷，如借款人恶意拖欠借款等问题，由于其本身证据收集困难及相关的法律规范不够具体等方面的原因，最终就会导致民间借贷纠纷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对待贷款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借款行为，必须要完善相关惩罚制度，同时各执法部门也要积极配合，严格执法，只有这样才能对金融市场上的失信行为进行有效的遏制。其次，应当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信用征信体系。金融市场上信用风险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与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所以建立一套全国范围内有效的信用征信体系就非常的必要。随着我国征信系统的不断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通过征信系统平台查询企业和个人的资信状况就变得不再困难，那样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今天，通过良好的信用体系来抵御利率市场化可能加剧的信用风险就变的切实可行了。

参考文献

[1]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朱大旗，沈小旭.论利率市场化的法律意蕴[J].法学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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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步子不断加快，加上整个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如今我国各类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飞快成长，更多的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茶叶企业也是中小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也愈加突出，但是茶叶企业的发展历史大部分都较短，在发展过程中，对法律风险的防控也较为淡漠。

1大部分茶叶企业法律意识淡漠的原因

1.1茶叶企业对法律的作用认识不到位

事实上，多数茶叶对法律的作用认知，存在局限性或者是认识错误。尽管我国已经建国近70年，但是，法律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都停留在执政、统治领域，经济领域的法律并不成熟。且在经济活动中运用的不多，特别是茶叶企业，由于其经营方式、产品种类比较单一，一般都是凭信任来进行业务往来，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很少用到法律。所以，茶叶企业对法律和政策的理解，往往认为是统治者的事情，而非企业维权的工具。所以，大部分茶叶企业并不关心法律的、实施及法条的变化等等，对法律和企业的关系上漠不关心。

1.2相当数量的茶叶企业不懂法律，不会运用法律

然而，当法律问题发生后，或者其权益受到侵犯时，大部分茶叶企业更愿意采取上访等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愿意采取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这是一种很大的心理误区，这就造成了茶叶企业很多时候明明有理，明明可以通过法律来追回损失，但是，由于其不愿意通过诉讼来解决，致使其错失维权良机，造成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1.3潜意识里不愿意通过法律武器来维护权益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屈死不告状”，对于茶叶企业来说，由于其客户源比较固定，彼此间的依赖心理极强，特别是在买方市场当中，由于怕诉诸法律后，影响自身在客户心中的形象，甚至怕得罪下游客户，而更加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在这种心理作用下，茶叶企业更加不愿意诉诸法院，而被迫忍气吞声，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自我保护组织，长此以往，茶叶企业无法形成较强的法律意识。

2茶叶企业法律观念淡漠的表现及危害

目前，大部分茶叶企业都存在较大程度的法律意识淡漠现象，这是由于其内部组织结构或法人治理结构所造成的，由于茶叶企业的形成往往来自于茶农或者茶商，很少有从事法律的专业人士或者有较强法律意识的专业人士，企业的法人或者管理团队的法律意识也就决定了茶叶企业的法律意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而是由众多的外部条件所决定的，同时，由于茶叶企业在遭遇法律纠纷时，由于立法不够完备，或者执法存在偏差等问题的存在，更进一步加剧了茶叶企业法律意识淡漠现象。茶叶企业法律意识淡漠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点：

2.1企业创立阶段就缺乏法律意识

多数茶叶企业受自身经营规模的影响，无法对企业的创立进行完整的法律设计。再则，由于合作初期，大部分发起人都高度信任，再加上自身法律意识不强，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在企业的初期设计上就出现了法律盲区，导致企业在创立阶段就存在很多的法律问题。企业创立之后，又因为实际控制人往往有些私心杂念，往往做出侵犯其他发起人权益的事情，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再比如有些发起人不能履行发起人义务，使得其他发起人面临着法律风险。

2.2茶叶企业缺乏法律应用经验

茶叶企业在合同签订、条款设置、技术规范、履约保障等方面较多地存在法律观念淡漠现象。商务合同的签署一般是在地位相等的两个当事人或多个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一种契约，是双方或者各方设立、变更、终止法律关系的纸质文书。合同签订后，对于各方来讲就有了很强的法律效力，但是，由于个别茶叶企业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不强，在合同约定的时候，或者由于当事人处于较为弱势的一方时，或者为急于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就会模糊法律概念。在合同商谈、条款设置等方面就不可能处于公平、冷静的立场，不可能作到完美无缺，就会被他人所利用，然后就会使得合同变成一种危险的陷阱，这样就会由于一份合同而将整个企业置于非常不利的状态，甚至会成为企业倒闭破产的诱因。所以，在合同条文的约定时，茶叶企业应当具有冷静、清醒的头脑，避免这样的法律风险发生。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一个规模较小的茶叶企业与另一个商家签订了一份价值几百万元的合同之后，这份合同对于这家茶叶企业来讲，具有决定生死的作用，一旦正常履约，那么这家茶叶企业可以从中得到一笔可观的利润。然而，合同签订之后，在履行的过程中，另一家企业没有切实的履行合同义务，造成这个茶叶企业很大的亏损，被迫到法院，然而，在审理过程中才发现，与这个茶叶企业签约的是一家没有履约能力的公司，其资产总额根本无法与造成的损失相对应，同时，由于合同的条款设置有着较大的漏洞，造成这份合同基本没有履行的可能，因而，这个茶叶企业尽管在情理上占理，但是在法律上却无法得到保护。

2.3茶叶企业缺乏必要的市场意识

茶叶企业在合并重组、企业融资、银行信贷甚至在民间供货过程中法律意识淡漠。当前，企业为做大做强，普遍存在着兼并、重组，合作融资等需求，而茶叶企业也在相互重组，同时，为了补充企业的资金，茶叶企业也会大量的采取融资、借贷等手段来获得资金，但是，在企业的重组过程中，由于涉及到的公司法、税收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和相关的国家政策，特别是国企与民企之间的重组并购，则更为复杂，而茶叶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对上述复杂的操作程序往往不很了解，因此，在操作过程中，难免会落入某一方设置的法律陷阱当中，这对于茶叶企业来讲，可能其风险是致命的。同时，由于茶叶企业规模一般来讲较小，资金相对不足的问题可能一直都比较突出，需要不断的来通过各种渠道来进行融资，可有时又往往难以达到资本市场融资的资格，那么，在缺乏正规的融资渠道的情况下，被迫通过民间借贷、集资等方式来补充资金，甚至要借高利贷，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时，就可能将企业推入绝境，有时候有的茶叶企业为了获得贷款，甚至编造假的文件等，而茶叶企业的经营者可能认为这只是一份文件而已，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触犯了法律，成了金融诈骗罪犯，这仍是法律意识淡漠的危害。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就会把企业推向犯罪。

2.4茶叶企业在人力资源、劳动保护等方面也存在法律风险

《劳动法》实施以来，从法律层面对劳动者进行了有效的保护，这是我国法制进步的主要象征之一。然而，从整个劳动保护法的层面上来看，突出的是对劳动者的保护，而对用人单位的保护力度相对较弱，这也是目前颇有争议的一项内容。作为茶叶企业来讲，劳动者的权益需要保护，而企业的权益也同样不能忽视。目前，很多茶叶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劳动法》对企业造成的潜在风险。由于不懂得法律风险，在操作中不可避免的要有不遵守法律的行为发生，这些都会给茶叶企业带来劳动纠纷，例如随意承诺、滥用权利、薪酬制度不合理等，一是容易受到劳动部门的行政处罚，二是容易被劳动者索赔，三是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这些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特别要引起茶叶企业的高度重视。

3茶叶企业法律困境的解决途径

3.1强化企业相关人员的法律意识，加强企业上下的法制观念

企业的法律风险，往往取决于经营者本身，同时，公司上下容易步入法律误区的相关人员，都应该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这样才能使企业形成一种有效的法律保护土壤之中，避免在决策、商务、融资等相关事项中进入法律盲区，减少企业的经济损失。

3.2建立和完善依法治企的管理体系

以修订相应的规章制度为重要内容。企业的法律事务，较多的是合同的签订、修订、补充、履行等，在合同当中，应当对很多法律问题进行涵盖，同时，茶叶企业也应当针对自身的知识产权、无形资产等加入整理，纳入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对企业的规章制度加以修订完善，使企业能够合法经营和发展。

3.3完善法律机制建设和实际应用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公司的劳动人事制度，避免进入劳动者保护的一些误区之中。在员工招聘、使用当中，要依照法律规定，完善相关的劳动合同、劳动保护等手续，建立相关的保密制度，签订保密合同，由于用工事实的存在，如果没有劳动合同，就会被人利用，造成追偿损失，这对企业来讲是很危险。只有完善手续，才能避免处于被动局面。

3.4建立自身的法律人员队伍，或者充分利用相关的法律资源

目前，很多企业都有了自身的法律人员，而茶叶企业由于规模较小，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大部分并没有设置法律人士，因此，对于有条件的，要建立法律人员队伍，没有条件的，也要想办法聘请相关的法律顾问，从而为企业保驾护航。

4结语

综上，对于茶叶企业，和法律打交道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在运营中如果没有法律意识，就会步入法律困境，只有真正的建立法制意识，才能让法律成为企业的保护神，企业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随着其在经济活动中更多的参与法律事务，更多的发生企民关系、合同签订、合同履约、金融往来等业务的同时，其法律风险、困境等已经严重制约了茶叶企业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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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居彩.中国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遭遇的法律困境与对策[J].财经问题研究,2014(19):214-218.

[3]杜惟毅.公司法视野下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适用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学报),2015(2):18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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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院校法律类毕业生就业现实困境

 

1.就业前景低迷。从2009年开始，致力于就业能力测量与评估的麦可思研究院，在对我国应届毕业生以及毕业三年后的大学生跟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大学生就业进行了评估及数据分析。调查结果显示，2009—2015年连续7年，高职法律类专业都被列入红牌警告专业，即就业前景最不被看好的十大专业。以2015年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为例，毕业半年后，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专业为电气化铁道技术(98.4%)，而在失业量大、就业率低的专业中，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名列第一，就业率仅为75%。同样，在2014年就业前景不被看好的高职专业中，法律类排名依然靠前，其中法律事务专业排名第五，而法律文秘专业名列第一。

 

2.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对2010届毕业生的就业统计数据，高职法律类专业失业率排名第二。同样，其对2011届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后所撰写的《大学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报告》指出，高职毕业生失业率最高的两大专业第一是临床医学(失业率为30.7%)，第二是曾经最热门的专业之一，即法律事务(失业率为19.2%)，两者在失业率和离职率统计中都位居前列。

 

二、高职院校法律类毕业生就业困境的原因

 

1.传统法律行业准入门槛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传统的法律职业，如法官、检察官、律师，都要求从业人员必须是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法律硕士毕业并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尤其是法官、检察官，除要求从业人员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外，还要求通过公务员考试。这一规定显然对高职法律类毕业生的就业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制约。高职法律类毕业生要想进入传统的法律行业，只能是参加专升本考试考取全日制本科，或通过自学考试取得自考本科毕业证并进一步考取研究生后，才能达到行业准入的基本条件。这对于基础较差的高职院校学生而言，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2.自身能力欠缺。从现实情况来看，高职法律类毕业生的基本工作能力、学习迁移能力、实际操作能力、职业素养等远远低于实际工作岗位的要求。笔者认为，导致高职法律类毕业生自身能力欠缺的原因如下：第一，从高职法律实训科目来看，基本围绕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进行操作，对于近年逐步增多的行政诉讼很少涉及。同样，通过对高职法律类毕业生的就业调查分析及市场需求来看，非诉讼类法律服务如商标和专利申请、法律尽职调查等就业市场需求较大且准入门槛相对偏低，但大部分高职院校并未开设相关课程。第二，就考试模式而言，部分高职院校对法律类学生的考核仍然停留在名词解释、法条分析等传统题型上，这种传统的注重理论考查的模式显然不能培养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第三，就实训内容而言，法律类实践课的重点一般局限于模拟开庭阶段，但从岗位需求分析，仅通过开庭操作环节并不能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不符合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

 

3.就业心理不成熟。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和高考生源的减少，高职高专院校的录取分数线逐渐降低，生源素质堪忧，这一问题反映在就业上是毕业生就业心理不成熟。在高职法律类学生中主要存在两种就业心理：一是部分学生积极就业，但对于如何规划其职业生涯或者结合自身水平、个性特质等选择适合自身的职业比较茫然，只能积极准备自学考试、公务员考试、专接本考试等，但最后往往由于精力有限，导致一事无成。二是部分学生存在自卑心理，觉得自己学历低，文凭含金量不足，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无所事事地混日子，将就业的希望寄托在家长或者亲朋好友身上，最后导致就业困难。

 

4.就业指导工作流于形式。目前各高职院校都有就业指导中心，但其发挥的作用有限。首先，就业指导教师大部分是其他部门的兼职年轻教师，存在就业指导经验欠缺、人手不足且专业化水平低等问题，且其对学生的就业指导主要采用会议或者就业讲座等方式进行，围绕的重点也局限于就业政策解析、就业形势分析等，这种就业指导体现了高职高专学生就业的共性，但缺乏对高职法律类毕业生的专业特性以及个性分析。其次，大多数就业指导基本在大学三年级即毕业前夕进行，因为缺乏长期性和针对性，往往收效甚微。

 

三、高职院校法律类毕业生就业路径

 

1.积极推行分层次、分类培养模式。根据人力资源的相关理论，人格特质、个性特点与工作环境是否匹配，决定了其工作流动的倾向性及工作满意度和认可度。因此，对具有不同人格特质的学生应当推行分类培养的模式。从入学开始，对学生的个人特长、爱好、兴趣等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学生的自我评价及价值判断和评估结果找出每位学生所适合的职业类型，帮助学生挖掘职业潜能并引导其根据自身合适的职业类型进行职业生涯规划。高职院校在完成教育部所规定的14 门法律专业核心课程外，应开设“政法干警”“公务员考试辅导”“速录”“法律文书”等选修课程，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特质和发展需求选修不同课程，从而为就业打下良好基础。此外，在分类培养的基础上交叉进行分层次培养，即结合学生不同个性特质与不同岗位需求将学生分成高职高专学历层次的培养和法律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培养两个层次。其中，高职高专学历层次的人才培养是重点，其目标是将学生培养成法律基础知识扎实、实务操作能力强、能够满足相关行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对于有能力、有兴趣进入更高层次院校学习的学生，组织“自学考试”“专接本考试”，并设立自学考试指导办公室、专接本考试指导办公室，组织相关辅导课程，促使他们向更高学历层次迈进。

 

2.提升自身能力，提高就业竞争力。首先，对法律实训课的实训科目进行完善，将传统的民事诉讼实训和刑事诉讼实训拓展为包括前两者在内的体系化实训课目，增设行政诉讼实训及非诉讼法律实务实训，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在实训中要实现从传统的传授法律知识向培养实务技能的思维方式转变，教师仅需给出参考意见而非标准答案，从而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模式以及知识迁移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法律人应当具备的专业素养。其次，改变传统的考试模式，将传统的考查学生识记能力为主的名词解释等题型取消，通过让学生实际操作案例等形式来对其成绩进行认定，将是否具备实案操作能力作为划分成绩的唯一标准。此外，安排具有实务经验的教师组织学生到广场、社区等地进行法律宣传、法律咨询等活动，逐步提高学生的人际沟通、口头表达能力以及专业实务操作水平。再次，传统的实训课程仅仅停留在模拟开庭阶段，需要拓宽实训阶段，使学生从案件发生即能参与到案件操作中来，为以后从事各个诉讼阶段的不同诉讼工作奠定基础。最后，学校应当开设人际沟通与交流、社交礼仪等与就业息息相关且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各类课程，通过实际演练、学生互评、教师指导等方式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3.积极干预学生就业心理。保持良好的就业心理状态是促进高职法律毕业生就业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必须加强对高职法律类毕业生就业心理的干预。首先，要将就业心理的干预延伸在日常管理和授课中。辅导员以及任课教师要通过日常管理和授课潜移默化地传递保持健康就业心理的理念，针对学生中存在的消极和自卑心理，可以通过组织往届优秀毕业生回校交流、座谈，或通过 QQ、微信等学生喜欢的各种现代联系方式，建立毕业生和在校生的有效沟通渠道。一方面，可以使在校生通过榜样的力量树立自信心，保持良好的就业心理;另一方面，在校生能够第一时间了解社会需求和最新就业信息，从而平衡自身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互通。其次，组织具备较高专业素养的心理咨询师，通过不定期为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开展就业心理讲座等方式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使学生具备良好、健康的就业心理，为顺利就业奠定基础。

 

4.构建有效、全面的就业指导体系。首先，高职院校应当以就业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组建高素质、具备专业水准的就业指导队伍。这支就业指导队伍要具备就业指导实践经验，并具有创新意识和法律专业知识背景以及其他指导高职法律专业就业所需的条件，能够根据高职法律毕业生的特点、特长和市场需求进行指导，从而使就业指导工作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其次，对高职法律类学生的就业指导应从其入学即开始进行，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对其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提出就业行业建议，使学生入学即树立职业发展目标，充分体现就业指导的具体性、针对性和前瞻性。同时，邀请就业指导专家、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以及法律行业一线工作人员通过担任就业指导员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使学生充分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水平。最后，积极组织教师参加职业指导师、人才测评师等就业指导培训，并安排其到兄弟院校或其他相关部门顶岗实践，通过这一方式进一步探索并学习就业指导经验，切实为学生就业提供服务。

 

5.引导学生自主创业。各级行政部门应积极发挥行政职能，通过政策倾斜等方式鼓励并引导毕业生创业。作为就业指导主体的高职院校教师应当结合法律专业的“公司法”等相关课程，在授课中渗透并积极宣传创业理念，引导学生自主创业。学生处和团委等可以尝试设立“大学生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引导学生成立“创业者协会”等促进学生创业。对于创业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可以采用开设相关选修课、聘任已成功创业的往届毕业生分享经验、创业专家进行指导等方式，结合学生自身水平进行教育和指导。对于在校生自主创业的，可以对其进行学分奖励、物质激励等，并通过举行创业大赛等方式，鼓励更多的学生积极创业，加强对创业成功案例的宣传力度，激发学生潜在的创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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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省高院共受理各类案件5409件，同比增长33.92%，审结4639件，同比增长48.97%；全省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93876件，比上年增长了4.3%，审结261838件，同比增长1.13%，结案率同比提高1.64个百分点，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率为98.8%，一、二审服判息诉率为98.9%，执行案件实际执行率为84.1%，执行标的到位率为81.3%。

全省法院继续开展“万起案件评查”活动，对涉诉、发回改判和超审限三类案件进行了集中评查，全省三级法院自查案件10575件，复查1948件，进一步完善了审判质量评估、法官绩效考评等各项工作机制，形成了常态性的全省法院案件质量评查制度体系。扎实开展裁判文书、庭审质量“两评查”活动，细化裁判文书及庭审评查标准，通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参加庭审观摩等形式，认真查找、整改、规范审判工作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和薄弱环节，全体法官人人参加评查、人人接受评查，切实提高了庭审规范化水平，有效杜绝了在立案、审判、执行以及诉讼档案管理等各个环节中出现的程序疏漏、手续不全、登记错误、材料缺失以及在裁判文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时间、文字、法条、标点错误等问题。

全面加强司法维稳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强化严打维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杀人、抢劫、爆炸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犯罪，社会保障、土地征收、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破产清算等重点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犯罪，破坏社会治安、制造恶性事件犯罪，制假售假、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破坏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坚决依法从严惩处。持续深入开展专项行动。“6·26国际禁毒日”对44件犯罪案件的83人进行了集中宣判，妥善审理了通化如家酒店纵火案等一批社会影响重大、群众关注度高的大案要案，均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同时，加强对“清网追逃”案件的审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打击经济犯罪“破案会战”，提高诉讼效率，有效惩治犯罪。确保了打击力度，提升了震慑效果，维护了社会稳定。

强化促和维稳。深入贯彻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意见（试行）》和2011年11月全省政法机关推广法院系统“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经验工作会议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理念、做法和经验，进一步落实全员、全面、全程调解工作制度，着力推进司法调解规范化、科学化建设，全省法院一审民事案件调撤结案率达到67.21%，持续位居全国法院前列。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要求，着力在涉及征地拆迁、医疗纠纷、劳动争议、交通事故、消费者权益等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加强诉调对接机制建设，在基层组织、行业协会、行政部门等设立了8300个“调解工作站”，并与司法行政部门合作，在基层法院立案窗口和人民法庭普遍设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进一步形成了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各种社会调解的衔接联动，有效促进了诉讼与非诉讼组织网络、工作机制、调解程序和调解效力的“无缝对接”，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在萌芽状态、在诉讼程序前。吉林省法院诉调对接的理念、做法和经验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法院报请中央批准，将吉林省高院确定为全国唯一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高院，并由此将全省法院整体纳入这一改革试点范围。

强化息访维稳。2012年，全省法院共化解涉诉积案2000多件，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化解涉诉积案成效明显，平均达到96%。在全国和省重大会事期间没有发生因涉诉处置不当而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服务保障经济健康发展

服务保障经济建设。全省法院着力加强了我省在加快转变方式、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统筹推进“三化”、实施“三动”战略中企业改制、金融纠纷、投资消费、知识产权、生态资源、环境保护、民间借贷、涉农纠纷等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为我省经济实现“稳中求进”、“好中求快”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服务和司法支持。强力推进规避执行反制机制，进一步落实反规避执行各项措施，按照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部署，在省委政法委的组织领导下，部署开展了集中清理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专项活动，努力保证打赢官司的当事人及时、足额实现权益。2012年，全省法院共执结案件51716件，执结标的额196亿元，执结率为86.93%。同时，坚持把行政审判作为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的重要平台，妥善审理涉及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知识产权等各类行政案件，全力支持各级政府在转变方式、调整结构、扩大内需、保障民生等方面采取的各项措施，依法纠正侵犯企业经营自和公平竞争权、违法干预企业经营管理以及违规收费罚款等行政行为，努力为企业经营发展和自主创新营造公平正义的司法环境。

服务小微企业发展。按照省委政法委的统一部署，省高院制定了《关于积极支持全民创业、服务小微企业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服务小微企业发展的工作原则和具体措施，并成立了以院长张文显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和具体工作机构，组织全省法院全面开展了“积极支持全民创业、服务小微企业发展”活动。一方面，全面建立涉小微企业诉讼案件“绿色通道”，快立、快审、快执涉小微企业纠纷案件，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开设巡回法庭就地办案，慎用活用司法强制措施，加大诉讼费减缓免救助力度，深入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尽可能采取调解、协调、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为小微企业经营发展和自主创新营造宽松有序、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全面建立小微企业联系点制度，实行地区分解任务、责任落实到人。全省法院共建立小微企业联系点1369个，超额完成了1200户的定额任务。对包保的小微企业全面落实了“三个一”的工作要求，即逐一成立工作小组、逐一落实包保领导、逐一制定服务措施，对小微企业实施全面的“法律体检”，有针对性地帮助分析生产经营活动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指导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协调帮助和解决实际困难。全省法院共实地走访小微企业1400余次，服务小微企业1300余家，提供法律咨询200余次，化解矛盾纠纷50余件，解决诉讼纠纷100余件。同时，注重加强与工商联、商会、行业协会等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沟通协调，搭建起了法企沟通联络的长效服务平台，尽最大努力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有效的司法支持。

全面融入社会管理体系着力提高社会管理能力

2012年，全省法院共立案受理一审民事、行政和刑事自诉案件157358件，既有效引导了人民群众以合法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愿、解决纷争，依法保障了人民群众通过司法途径实现权利救济、正义伸张、矛盾化解，也最大限度地预防了矛盾纠纷在司法程序和法律范围之外聚集、蔓延和激化。同时，从更加有利于方便群众诉讼、减轻群众讼累、保障民生民权出发，深入推进立案窗口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强化了诉讼引导、立案审查、诉前调解、司法救助、查询咨询、接待的“一站式”服务功能，并全面推进了繁简分流、小额速裁、远程立案、巡回审判、就地听证、假日法庭、司法救助等便民利民措施常态化、普遍化建设，确保了人民群众能够更加便捷地行使诉权、更有尊严地参与诉讼、更加和谐地化解矛盾。

围绕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全省法院充分发挥司法的教育和文化功能，依法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扶弱助残等良好道德风尚，推动社会诚信文化和道德文化建设。依法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重点加强了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2012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民事知识产权纠纷一审案件438件；在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省高院组织召开新闻会，公布典型案例，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同时，积极配合省政府打假贩假专项行动，参与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工作的实施意见》，依法制裁商业欺诈、制假售假、不正当竞争、虚假诉讼等违约失信行为，为吉林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积极探索建立司法与行政执法有效衔接机制，与省政府法制办、省人力资源厅、省住建厅、省公安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建立了长效互动工作机制，通过进行法律培训、签署相关规范性文件、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业务交流等形式，深入探求行政审判、行政管理、行政执法在法律问题上的共识，不断拓宽行政争议化解渠道。特别是针对全省在推进实施“城镇化”战略过程中可能出现问题，在省委政法委的领导和指导下，在全国首创了司法与行政执法有效衔接、裁执分离的“吉林模式”，进一步规范了吉林省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执法司法工作，并通过诉前协商和诉中和解，实现了房屋征收拆迁案件的大幅下降和有效化解。2012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此类案件263件，比上一年同期下降51.57%，没有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和恶性事件，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主管行政审判工作的副院长江必新同志的充分肯定，批示指出：吉林省高院在贯彻“裁执分离”原则、依法保障被拆迁人权益、发挥审判为大局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201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时，也充分吸收了吉林省的理念、做法和经验，将“裁执分离”的“吉林模式”推向了全国。

深入推进司法改革建设促进司法事业科学发展

全省法院坚持以深化审判监督、确保公正廉洁、提升司法公信为重点，进一步深入推进各项司法改革和司法建设，健全完善更加科学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

推进各项司法改革。林业法院、铁路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取得实质进展，正式纳入国家统一司法管理体系，我省5个铁路运输法院整体纳入全省法院序列，林业法院600多人完成了身份转换，长春林业中级法院、延边林业中级法院、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机构设置、班子配备、干部调配等各项工作有序进行。涉诉局的机构设置得到了省委的高度重视，并已经省编办批准，目前正在抓紧筹备。赔偿委员会实体化改造工作全面推进，机构设置和职权配置进一步规范，有效提高了国家赔偿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深化量刑规范化改革，积极探索职务犯罪量刑的规范化。探索司法拍卖改革，着手将评估拍卖引入产权交易中心，逐步建立起司法拍卖内外监督制约机制。强化落实执行工作机制改革措施，执行联动威慑机制、规避执行反制机制、分权集约执行机制、审执协调配合机制等各项机制建设不断推进。

加强司法公信建设。省高院党组决定，从2012年开始在全省法院集中开展以“践行核心价值观，提升司法公信力”为主题、为期三年的全面提升司法公信专项活动，并将2012年确定为“司法公信提升年”，组织全省法院着力推进了为民司法筑公信、公正司法建公信、公开司法促公信、廉洁司法保公信、严格司法提公信、和谐司法扬公信六项机制建设。各级法院认真贯彻省高院工作部署，切实把为民司法、公正司法、公开司法、廉洁司法、严格司法、和谐司法等基本理念和基本要求落实到各项审判执行工作中，着力提升以为民、公正、廉洁、和谐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核心公信力，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要求和期待，有效地推动了立案、审判、执行、息访等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促进了司法核心公信力的进一步提升。

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省高院与省委宣传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全省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全面建立了法院文化建设双重指导和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强了对法院文化建设的统筹领导、检查考核、支持保障和交流宣传。全省法院坚持把加强文化建设作为引领工作方向、推动工作发展的重要载体，紧紧围绕提升队伍素质、提升审判质量、提升司法公信的目标要求，扎实推进了法院精神文化、价值文化、法律文化、廉政文化和正气生态建设，法院文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辽源中院被命名为“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并有19个法院被命名为“全省法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全面加强党建队建工作着力提升队伍整体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