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典故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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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戏剧经典阅读讨论的缺失

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更愿意接受新媒体的新艺术，导致许多国学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戏剧受到冷遇。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关于戏剧部分包括元杂剧、南戏、明清杂剧与传奇往往介绍得简而又简，而且将其类等于小说作品进行赏析，了解其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特点、艺术成就即可，忽略了结合戏剧本身的特点通过经典阅读讨论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完全不读作品

由于课时紧，教师课堂教学中对中国古代戏剧的介绍总是非常简略。除了元杂剧中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明清传奇《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是重点讲授的，白朴的《梧桐雨》《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汉宫秋》、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徐渭的《四声猿》等是稍作简介，其余的元代南北方戏剧圈作家作品、明代宫廷作家作品、清代花部雅部等作品顶多在课件中列一张表，只要求学生知道剧作家姓名、主人公名字、故事大概内容，除非学生非常感兴趣或是作为论文研究对象才会阅读作品全本。

（二）只读宾白，不读曲辞

对于重点讲授的作品，教师会要求学生阅读剧作原著，课堂上分析作品的思想、人物和艺术特点的时候结合具体文本进行例证，实现师生交流的效果。但由于戏曲的曲辞多用典雅或质朴的文言，这些对现在的学生来说都不易理解，参考注释则很麻烦，甚至仍一知半解，他们只选宾白跳着看，大致了解故事情节而已。但人物丰富复杂细腻的心理感受和变化在剧作中都通过曲辞进行抒发，剧作的辞采及精湛的语言韵律和运用技巧也都通过曲辞进行表现。因此，只读宾白不读曲辞无法全面认识戏剧文学的伟大成就。

（三）流于文本表层，缺乏整体文化的感知

对作品的大致浏览，只是了解了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稍进一步能理解戏剧中所弘扬的时代精神和道德价值观念，但缺乏对戏剧整体文化的感知。戏剧的主要特征包括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这些特征，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构成了独特的戏剧观，使中国戏曲在世界戏曲文化的大舞台上闪耀着它的独特的艺术光辉。”阅读和讨论经典戏剧作品对培育学生高雅的艺术审美趣味，提升文化品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戏剧经典阅读讨论在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改革中的实施

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如果要充分利用戏剧文学的教学环节提高学生对不同历史时期时代精神和文化思潮的理解，以丰富的想象能力拓展创新思维和提升艺术审美能力，应该重视经典戏剧作品的阅读讨论，并在实施过程中注意以下几点：

（一）结合注释，通读作品，完全理解文本内容

经典阅读讨论的首要任务是通读作品。元明清时期的戏剧剧本，年代越前，语言越是艰深，学生应该选择有注释的版本进行阅读，包括宾白和曲辞。理解和积累不同戏剧剧本中涉及的不同朝代的语汇、典故、民俗、时令、物品工艺等知识，能更全面了解人物活动的环境、戏剧冲突的缘由，进而准确深入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

（二）通过现场或视频观看戏剧演出，加强艺术的形象感受

在准确而全面阅读剧作文本的基础上，可以选择优秀的戏剧演出作品来加深对文本的印象。例如，在讲授元杂剧王实甫的《西厢记》时，可以让学生观看越剧《西厢记》的表演视频，如果课堂时间有限，可以选取其中的重点部分《赖简》一出，让学生在越剧柔婉回旋的声腔中体会王西厢“花娇月媚”的语言特色，形象地观看到崔莺莺的“假意儿”、张生的“志诚种”、红娘的“机智”的形象特点。在讲授明代传奇汤显祖的《牡丹亭》时，介绍学生观看青春版昆剧《牡丹亭》的视频很有裨益。青春版《牡丹亭》思想主旨鲜明、叙事主线清晰集中，能帮助学生更准确地理解在明代心学左派思潮影响下的情理之争的思想价值；伴着昆曲缠绵婉转、柔曼悠远的行腔，能让学生充分欣赏作品中的曲辞，尤其《惊梦》一出中【绕池游】【皂罗袍】等的清丽柔婉、细腻抒情，舞台上音乐直接诉诸听觉的呈现，使戏曲语言所传达的诗意更加真切直观。以戏剧文学名著为底本的戏剧表演，以其鲜明生动的艺术表现形式凝聚了国学精华，通过现场或视频观看演出能够激发学生对戏剧的兴趣和加强艺术的形象感受，对接受和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三）以重点内容的话题讨论完成对作品整体文化内涵的认知

学生对经典原著文本进行认真阅读以及观看戏剧演出后有了身临其境般直观感受之后，对作品整体文化的认知还应以重点内容的话题讨论来进一步深化。教师可以围绕作品思想主旨、人物形象、艺术表现方法、语言风格特点、发展影响等方面设置典型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带着问题，再次回到经典原著认真梳爬剔抉、前后观照、突出重点地理解作品，通过讨论辨析找到问题的合理答案，完成对作品正确而全面的掌握。

三、戏剧经典阅读讨论对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在已经认识到课程教学存在不足的现实面前，经过思考和探讨，也能大致明确改革的方向和实施方法，但想要达到预期效果，还得看到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的应对办法，才能达成所愿。

（一）课程总课时少，需合理规划戏剧经典阅读讨论的课时安排

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文学课程一般学年，总共204/272课时，但从先秦到清代，文学史的内容那么庞博，在教学中这些课时仍然显得紧；而在历代作品中，戏剧相对于诗词文而言毕竟没有那么重要，但在元明清文学部分，因戏剧已达成熟繁荣阶段，成为该时期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或重要文学现象，则应适当增加课时，并通过经典阅读和讨论重点掌握。

（二）学生不够重视，教师对戏剧经典阅读讨论的各个环节要加强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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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并行使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进步,人们思想的不断发展与开阔,中国文学文化也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到了近代时期,伟大的学者提出了使用白话文,最初白话文与文言文并行使用,在以前,文学系统以白话文占据先导,很多文言文的语言形式与意思被代代相传,例如:先秦时期的很多句式、词汇都在文言文中被广泛使用,很多的词汇活用现象甚至在文言文中稳定使用。由此可见,文言文保留了自身的词语特征与语法系统。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异常繁多,甚多不朽篇章依然被现代人所传颂,在文字表达上的意思也相对浅显,多数能被现代人读懂,例如:孔子的不休之作《论语》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其中的意思很容易被后人读懂。古代的很多名篇名作甚至国家的文法章节也都是以文言文的形式呈现的,其中的语言文字以简练精辟而闻名于世。文言文的简练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文章中的词语多属于单音节词,很少有双音节或者多音节词语。第二,文言文中缩略的现象十分明显,多数的句子都省略了主语、谓语甚至是宾语。总之,整体来看文言文属于简练、精辟的语言文学,略去冗杂词汇,忠实韵律和音节,才形成了文言文这种简约的风格,铸就了中国古代文言文学宝贵、珍奇的文化氛围。

3汉字意义理解的多重性

汉语是一种独立性较强的语言,单个词句就可以表达多重涵义,正是由于汉字的这个特点,才导致了文学篇章理解与阐述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例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首词的前三句单纯描写了九个单独的景色,景色词语之间没有多余的词语,逐句逐词都表现出了非常简练、独立,乍一读只有几个凋敝的景观映入脑海中,然而却就是这样几个词语去表达出了作者无限的思乡之情,浓郁的羁旅秋思之情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在缺少谓语、宾语以及完整语言结构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表达出丰富的意思,渗透出作者内心深处的无限情感,而且这种非逻辑性的语言表达方式往往能够给读者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可创造的艺术形式,这就是古典文学中所渗透出的文字特质。进入了20世纪中后期,人们对于语言文学、文字的探究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往的语言探究,转向了文字探究。从文字的发音、结构再到文字的历史起源与用法都成为了文字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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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文学教学过于依赖教材产生较大弊端

古代文学史的传统性意味着教学工作者和学生必须面对尽可能多的作品和史料，刘勰所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是不易之理。[1]586但当代古代文学史教学中常见的问题是视野非常狭窄，从学的角度说，集中表现在古代文学作品阅读量太少和对作家作品的艺术理解过于简单。根据笔者做过的对所教班级课外阅读的调查，约有58%的同学除了上过的课文外，并不阅读作为教材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的其他篇目；约有71%的同学除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以外，从未阅读任何其他古代文学作品的原著；完整读完任一古代作家别集或古代总集的只有4%。在讨论对作品的理解时，也表现出没有独立见解，回答内容程序化的情况。这种情况虽不能代表全部，但也反映了大多数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普遍问题。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部分是图书借阅制度和古籍阅读的不便为学生阅读课外书造成了障碍，从教的角度说，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在于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作品阅读过于依赖作品选，学术观点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现在通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编）和其他文学史教材都有各自的问题。[1]257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初版于1962年，受当时的意识形态影响极大，选择作品的标准常常偏向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即反映劳动人民的困苦，揭示统治者的黑暗，表现爱国主义情感，即使选入爱情题材的作品，也强调思想健康的标准，而艺术特色鲜明，艺术成就突出的作品常因为不太符合思想性要求而遭到摒弃。这种做法使得选出来的作品离学生的思想情感较远，无法触动他们的心灵，因此也不易被认同喜爱，学生自然也就不愿阅读。如北宋柳永词，在当时风靡全国，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原因在于这些词通俗易懂而大胆生动的语言，在于对男女情爱的真诚表达。这一类作品在柳永的词里实际上占绝大部分，所以李清照在《词论》里批评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对这些无一采择，只选了看起来比较“干净”的爱情词《雨霖铃•寒蝉凄切》和作品《望海潮•东南形胜》等，而柳永大量的描写欢爱的作品如《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忆帝京•薄衾小枕天气》《慢卷紬•闲窗烛暗》、《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等大量词作，既符合古代文论家对柳永词的评述，也能说明柳永词流行的文学史意义，从现代批评的角度看也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四库提要•乐章集》说“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入”，[2]1807正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如果这些词在教材中被忽视，柳永词的真实面貌即所谓“词语尘下”“冶”的特征是不能得到学生的理解的，[3]柳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也不能得到很好解释。还有一些文学风格从现在的评价标准来说确有问题，如齐梁艳体诗，艺术上难称伟大，内容上也无甚可取，但在当时的文坛却曾风行一时，从文学史角度也不无意义，并且这些作品的某些艺术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作品选中稍微涉及也有利于学生对文学史全面的了解，即使不选入也可作为问题留给学生做课后的了解和思考。否则，初唐陈子昂等人的文体革新的意义便无法得到更透彻的说明。

三、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对电子书的应用提出了要求

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原先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定于一尊，即游国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但九十年代以后，各地各单位纷纷推出了不同的版本，较有影响的如郭预衡、章培恒、袁行霈等先生各自主编的文学史教材。之所以存在一个文学史教材推陈出新的热潮，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质使得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各有不同，难以明确定其是非，这种状况在可想见的将来必定仍然存在。所以，对古代文学现象产生不同的理解，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不是因为文学史教材编著者的水平不高，也不是用更多的人力财力资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反映了社会科学的某些内在特征，其实是积极的现象。同时，对文学的理解必须建立在个人亲身阅读、感同身受的基础上，将研究者个人的体会和认识直接传达给学生，要求他们作为真理接受，本身也不符合文学接受、传播的规律。因此，从长期的教学改革目标看，在古代文学领域（也应包括其他文学领域），教材作用的弱化是发展的趋势。怎样通过大量阅读作品，提高阅读能力；通过作品比较，寻找作品的艺术规律；通过师生的心灵交流，加深对作品意蕴的理解；通过创作练习，吸收古代文学的营养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任务，应成为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内容，而最重要的前提则是大量的主动的阅读。显然，目前高校教学中依赖一套文学史教材和作品选的做法很难达到上述目的。即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总要布置一些课后的阅读书目，或组织阅读交流，但受限于图书馆的条件和教学进程，在一个教学内容下，让教师和所有同学同时拥有大量材料在原有教学模式下是不可能的，因而这种课后阅读课堂讨论的教学效果也难以保证。幸运的是，当代电子科技发展的代表———电子书及其设备提供了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电子书的特点是大容量、可检索和可复制。理论上，电子书每字占2个比特，1兆的容量可有524288个字，以2G的存储量估算，则可储存超过10亿字。以《史记》为例，TXT格式文本的白话文《史记》共62万余字，大小为1.22M，据此，2G的空间可储存约1700部左右《史记》规模的著作，因此将古代文学课程的基本阅读量容纳进2G甚至1G的空间内完全是可能的。#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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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董邵南序

韩愈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童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同强）仁者皆爱惜焉。矧（shen况且）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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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诗经》和《论语》的发生学原理中，口述已经掺入后来的经学脉理之中。正如大家所了解，《诗经》原系文人到民间采集各类诗歌的集成，而《论语》其实就是孔子为弟子们演讲的记录。口述在表述上具有其独特的品质，诸如表演性、论辩性、圆滑性、现场性、仪式性、交流性和感召力，也构成人类知识和智慧的一个有机部分。在西方，“逻辑”与“辩术”是密不可分的，这足以证明文学作品中的知识与智慧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在世界上被比作东方的巨龙，这不光因为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更是因为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璀璨的人文光芒。《论语》、《道德经》、《易经》、《孟子》、《诗经》、《礼记》等古典文学中所散发的人文的光芒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勤劳的中国人，并且这些光芒以文学和著作的形式源远流传，直到今日某些文学作品所焕发出的人文光彩，对人们的言、思、行仍然起到指导甚至准绳的作用。

一、以人为本

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人的地位受到极高的重视，每一个个体被视为组成社会的必要的元素，所有的改变与创造都来源于对人本身的尊崇。关于孔子曾有这样的记载，“惟人万物之灵”“天地之性，认为贵”“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些都反映了孔子在思考天地万物与君臣将相的前提是人，并高度肯定了人文关怀的地位。孟子曾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这句话是讲世间最为宝贵的东西莫过于人、土地和政事，都把人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荀子曾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句话是讲水火虽然有气势但没有生命，草木虽有生命但没有知觉，禽兽虽有知觉但是没有道义，唯有人，不仅有气势有生命有知觉，而且有道义。从中不难看出，在古典文学之中人被推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从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文精神带着强烈的以人为本的色彩。在今天人的地位较以前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倡导个性与自由的时代，所有影响时展的因素中，人是首要的且不可忽视的。只有明确了人的主导地位，并且大力发扬人文关怀主义精神，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并推动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二、自强不息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是说：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与此对应，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力求自我的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在《论语》中记载，孔子常常和他的学生一起讨论君子之志，子路曰：“原闻子之言。”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那些有志向、有仁德的人，没有为了谋求生存而损害仁德的，只有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成就仁德的。孔子在向学生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尤为注重对学生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品格的培养。在今天只有整个社会和全民族都具备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品格，中国才能更有尊严的屹立于世界之林。

三、务实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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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分布、学位授予、研究机构和重点学科统计基础上，结合研究文献和统计报告，考察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培养计划及本科专业课程，提出分层、分型、联合的“二分一联”三维人才培养方案，是国家文化创新的重要使命和数字人文时代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古典文献；古籍数字化；研究生；中医医史文献；数字人文

中图分类号：G64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2．033

0 引言

“古籍”是对古书的雅称。古籍作为宝贵文化遗产，蕴藏着无穷的知识、智慧与财富。古典文献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新世纪以来，信息化和网络化浪潮，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结合成了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

1 数字时代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问题

数字时代其实就是电子信息时代的代名词，因为电子信息的所有机器语言都是用数字代表的，所以人们将称为数字时代。

古典文献学是有关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这个“实”，就是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校勘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文献学”的概念最早是1920年由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提出，但是以“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立名，则创始于郑鹤声、郑鹤春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至于以“古典文献”作为学科，则始于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学科，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历史文献以及其他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而所谓“古籍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

第十一次全国国民调查结果显示，34％的网民更倾向于数字化方式的阅读。走出书斋，使学术研究有益民生，贡献社会，是人文研究的本义。

古籍数字化作为新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科的新增长极，现阶段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国家大规模投资，而是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尽管已有学者关注到古典文献及古籍数字化学科建设，可还未与人才培养微观结合，尚缺乏一手数据的实证分析。

2 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2．1 大学学科、专业、课程概念

学科有两个含义。第一种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有西方学者将学科分为纯硬科学（如物理学）、纯软科学（如人类学）、应用硬科学（如临床医学）、应用软科学（如教育学）四个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GB－T13735－92则分成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第二种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美国教育部CIP－2000分为17大类：交叉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医疗卫生、工商管理、教育学、农学、法学、建筑学、艺术学、公共管理、传播与新闻学、图书馆学、神学、职业技术；我国现为13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学科”的含义侧重后者，但与第一个含义也有关联。

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方式及其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高校的学科声誉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2．2 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文学门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专业和中国语言文化、应用语言学2个目录外专业；2012年9月，教育部再次颁布新专业目录，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整合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中国学三个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基本专业和应用语言学、秘书学2个特色专业。2005年以来，中文本科专业点快速增加（主要是对外汉语和汉语国际教育），2014年度已达1 089个（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83年在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设置了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之后，直到2005年，增加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2个点，才有6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十一五”期间，与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专业发展数量相比，“古典文献”在2007年增加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3个后，近5年再无变化。

3 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到2007年为止，我国共组织了三次评选工作：共评选出6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所覆盖的二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8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7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其中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国家重点学科6个（见表2）。

博士研究生培养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制高点。20多年来，我国先后分5批批准54家单位具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见表3）。

2006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5个。目前有151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其中2010年增列84个）。以郑州大学的博士点和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点为例，印证目前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缺失。

郑州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原与中国古代文学为同一学科，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第10批），2007年招生。其培养目标提到的博士研究生须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应用、并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进行网络文献检索、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用外文撰写论文摘要等，实为博士生共同要求。专业基础课：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古典文献学专著研究、文化学概论；专业课：国典章制度研究、出土文献与文学思想研究、“文选学”研究、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选修课：中国文学经典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版本目录学、中原文学文献研究、考古学、思想史，主要与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相关，对古籍数字化课程还缺失关注。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坚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古代文献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古文阅读能力，能够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研究手段，进行古籍整理和古籍研究的人才。专业方向为古白话文献研究、域外汉学研究、文学文献研究、宗教文献研究、辞书文献研究等，虽强调专业外语，但无计算机类专业课程，仍较为传统。

4 中国古典文献学人才培养三维方案

中国古典文献学数字化人才的迫切需求，促使中国古典文献学科要多元化发展。

4．1 分层培养的维度

4．1．1 办好现有古典文献本科专业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作为高校首批四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积淀很深、专业度高，应发挥优势。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两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虽然设置较晚，但依托该校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颇具实力。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三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点，特色鲜明。总体而言，本科阶段还是按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办学为好。

4．1．2 培养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2011年，共有72所高校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点招生（只有9个本科点），本硕结构倒置，虽可广取英才，但大量生源专业基础不牢。因此，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编辑出版、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鼓励跨学科报考，改革考试科目，并增加技术型导师。

博士研究生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制高点，但博士、硕士的区分度还不够明显。而就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人才而言，还没有一家培养单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科招此研究方向（中医医史文献除外），学科新增长点不多，创新不足。对照国家“十二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当前的情况是政策鼓励、教育需要、产业要求。

4．2 分型培养的维度

研究生有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等不同培养类别，一般以学术型为主。学术型研究生主要培养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型人才，兼顾其他行业需要；专业学位研究生主要培养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应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设计与之匹配的培养方案。2012年，教育部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不低于30％。中国古典文献学除跨学科招生、建设双师型队伍、设置古籍数字传播或电子文献学方向之外，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制定古籍整理与数字化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方案，面向行业招收从业编辑人员，以提高古籍数字出版人员的学术素养。

可以借鉴相关专业中医医史文献的培养模式。首都医科大学等24所高校设有硕士点；北京、黑龙江、辽宁、湖北、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博士点招生。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山东中医药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更为创新，设信息化方向。

4．3 联合培养的维度

无论是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试点工作专项招生计划，还是联合培养单位招生计划，尚未见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学科方向博士生，也未见与古籍数字化出版企业的联合培养。也就是说，目前可供利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型电子古籍数据库开发企业，还未进入中国古典文献学高端人才培养范围，“研究生计划主管部门和招生单位要对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招生计划的学科专业结构进行认真分析，切实优化学校间、学科专业间招生结构”。

面向出版企业产学研结合，联合培养研究生，“走出书斋”，锻炼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更新知识结构，引领社会需求。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较方便地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紧密结合起来，有效运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最新成果及研究手段，从而有效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实现真正的交叉、渗透和结合，使跨学科研究不仅成为了解历史客观实际的必要，而且成为真正的可能。因此，培养方案应考虑以下内容：有研究生培养经验的学术带头人与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有坚实的科研基础并取得重要研究与实践成果；能开出古籍数字化方向的核心课程与前沿课程；拥有培养古典文献数字方向研究生所需要的文科时间创新中心和产学研基地。

5 结语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图书、大型数据库、图书编撰、出版和阅读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中国古典文献学三维人才培养范式的守正出新，必将带动“古籍电子文献学”的兴起，为古典文献学增益全新的研究领域。未来，与数字出版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共同构成现代阅读形态的两大体系。因此，学术转型不可矫枉过正，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仍然是古籍数字传播的根基，仍然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标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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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潘树广．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3 毛建军．古籍数字化的概念与内涵［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4）

4 达恩顿著．熊祥译．阅读的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5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一次全国国民调查结果公布［N］．光明日报，2014－04－22

6 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著．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篇8

春秋时代秦穆公猎碣,即石鼓文,是用大篆刻在鼓状石上的四言诗。石鼓文在唐代始在陕西凤翔三原被发现,韩愈等人写了诗咏歌之。石鼓文是诗、是书法,也是史籍。唐现石鼓文,是轰动一时的消息。谁能说秦“猎碣”开初不是及时、新鲜、显著而重要的时事呢?

秦始皇离开京城咸阳,赴各地视察,也是新闻。由李斯撰写,刻在石头上,当是新闻作品。泰山刻石、峄山刻石、e刻石,虽经二千多年风雨剥蚀,如今已难见真迹,但经纸拓、临摹,汉代司马迁又将秦纪中的秦刻石内容,录入《史记・秦始皇本纪》,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考识、研读、传播。

石门十三品刻石、龙门刻石、大足刻石等,是军事要塞、交通要道、旅游名胜地刻石的遗存。

古代的人死了,在坟园刻碑记载其生平事迹,类似当代人去世由“治丧委员会”书写、宣读悼文。这些刻在石碑上的墓志、铭文,与当时重要历史事件联系密切的,墓主人生前地位显赫的,或书写、镌刻者是诗文书法大家的,都转化成了传承的典籍。西安碑林,把历代碑刻收藏展示,成为全世界最富盛名的石质图书馆。

无声的石头,有了人刻上去的文字,凡有社会价值者,刻时是新闻,被重新发现是新闻,围绕刻石发生新时事也是新闻。

秦始皇陵园出土的兵马俑身上刻的字,是生产者留下的质量责任制印记,叫陶文。秦陶文,也是史书代替不了的典籍。陶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骊山姜寨原始遗址和西安汉影肫略始遗址的母系氏族刻画符号,或曰中国的“原始文字”。

殷墟甲骨文在清末才被发现,那是刻在兽骨上的卜辞。周原甲骨文发现更晚,性质与安阳殷墟甲骨相类。以今人的目光看,殷、周甲骨文是书法艺术品、历史典籍,其实,那是殷、周国君占卜,亦即天人沟通、传播信息的民俗文化记录,具有新闻诸要素,是消息类新闻作品。殷、周之前的甲骨刻文,在西安和山东的龙山文化原始遗址均有发现。我曾发表过《黄帝时代有文字》的消息,依据便是龙山甲骨文。

有些西方学者质疑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命题。他们研讨一下中国的原始时代的陶文、甲骨文、石刻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中国的汉字,不止五千年,如由原始文字算起,应是六千年。此外,中国人有书画合一的传承性观念,这不仅是中国绘画艺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项原理,也是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门径。在学术思维上,西方学人主张“分”,中国学人主张“合”。我看“分”与“合”是对立面的统一。把书画两者的关系、字形字体形声的源流衍变、书写工具与书写方式的变迁、文字传播与接受风俗习惯的传承及变异等等综合起来分析,才可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

殷、周时代的青铜器,有严格的等级形制与造型,其中的铭文,后代叫钟鼎文,简称金文,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在冶铸初始,也是新闻。西安市临潼区的零口镇出土的周武王征商簋,其文字内容,就是“周灭殷”的最早记录。今天以历史、文字、书法、铜塑看其价值。我以为,那是三千多年前新闻要齐全的作品。后代金银器物上的铸文、刻文,是对殷、周青铜器的民俗文化承袭。

秦、汉时的竹简木简,是古人将字写在竹片、木片上头,用绳子串起来。如今人将史书叫做“汗青”。在竹简上书写,先以火炙竹青令汗,取其易书并免虫蛀,故名。史官在竹片上记事,人们把史书亦叫“汗青”。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从爱祖国爱民族的作为光耀史册。汉代竹简、木简大量发掘出土后,汉隶与史事有了更丰富的可供研究的实物。

司马迁将《史记》传之名山,副在京华。名山即西岳华山,他没有儿子,独生女嫁给华阴杨氏。《史记》正本交女儿珍藏,后来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公开发表,流传于后世。司马迁亲自到大江南北采访,是中国新闻记者的鼻祖。他写汉武帝时代的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事,就具有时事性质。

白居易发表作品的方式,一是给诗友写信或封在诗筒里经邮亭寄出;二是将诗题留于寺院道观、驿站、亭榭楼台、府厅的墙壁上、石壁上。他晚年曾有“逢山辄倚,遇寺多题诗”的话,那是实录。所有作品,白氏都会留存底稿,犹如现代报纸的编辑档案。他将诗歌亲手编辑,印刷成书,也是想传世的。他原本有个儿子,但夭折了。《戊申岁暮咏怀三首》中,说:“唯生一女才十二,只欠三年未六旬。婚嫁累轻何怕老,饥寒心惯不忧贫。紫泥丹笔皆经手,赤绂金章尽到身。更拟踟蹰觅何事,不归嵩洛作闲人。”晚年到浔阳生了三个女儿,对没有儿子承继香火与诗文很有点丧气。他将诗集传子是预设的。《见李苏州示男阿武诗自感成咏》可证:“遥羡青云里,祥鸾正引雏。自怜沧海伴,老蚌不生珠。”白居易有《题文集柜》:“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诚如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在重男轻女的时代氛围里,他对小外孙的钟爱是可想而知的。白居易也学司马迁的方法,将诗集一分为三:一交女儿传其外孙,二传侄子(由《咏身》“簿有文章传子弟,断无书札E交亲”可判断),三“藏之名山”由《送后集往庐山东林寺兼寄云w上人》可分析断定。就是说,对诗文集的传世,做了多方面的安排。

中国是世界上发明丝绸(黄帝时代)和造纸(西汉)雕版(唐代)与活字印刷术(北宋)最早的国家,世代典籍传播中的帛书、线装印版书,都同这种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就是以传播新闻为职志的报纸,也是在中国最早产生的(英国博物馆藏有唐代邸报)。

篇9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篇10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篇11

当然，学生对美术的兴趣的情况比较复杂，可能对其中的一些内容感兴趣，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不感兴趣。比如，对现代艺术可能比古典艺术感兴趣，对现代设计可能比对传统绘画感兴趣。一般他们可能喜欢离他们的生活更近一点的，更有趣味点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这里，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连古希腊的先贤柏拉图都有所认识。

在柏拉图的观念中理性是高于一切的，理性因此而成为了判断不同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然而，这里却存在一个悖论──从理性的角度看，平静的东西为柏拉图所称颂，却引不起观众的兴趣，而柏拉图反对的富有激情的戏剧，却又受到大多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的确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柏拉图认为在儿童的理性尚未发达之前，感性的艺术是可以加以利用的，而一旦人的理性发达以后艺术趣味就需要发生变化。这种悖论似乎也存在于人们对待所谓高雅音乐和流行音乐的态度之中。我们极力向学生推荐的东西，学生不感兴趣，而我们不主张让学生学习的东西，学生却又兴趣盎然。

图像在现代社会的大行其道，肆意泛滥，导致了视觉文化这一概念的出现。美国学者莫则夫(Mirzoeff)认为“视觉文化即是每天的日常生活。”这一解释显得过于宽泛。台湾学者郭祯祥、赵惠玲的解释则是：“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能建构并传达吾人态度、信念，以及价值观之视觉经验。”这一解释似乎收敛了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能建构并传达吾人态度、信念，以及价值观之视觉经验”这一限定，如果能满足此条件则为视觉文化，否则不属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导致的教育理念的变化是：由经典走向了平常、由美术馆走向了社会、由课堂走向了校外、由精致美术走向了多样的视觉活动。其中由经典走向了平常，各种内容变得平均化，原来高贵的经典艺术的特权被取消，成为了艺术内容的一个普通的部分。

学者沃克(Walker)和查皮林(chaplin)1997年将视觉文化的研究领域分为四大部分，并描述了它们的递进关系：由一般产物覆盖文化产物，文化产物包括视觉文化，视觉文化又分为精致艺术、工艺与设计、表演及艺术庆典、大众与电子媒体四个领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精致艺术只是视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这种改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主要的表现在更多的内容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美术教育中，从而也能更好地解决我们上面提到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不仅在数千年困扰过柏拉图，也一直困扰过我们现在的艺术教育工作者。

当然，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我们为了适应学生的兴趣而回避精致艺术的内容。但事实上，精致艺术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知道，视觉文化在相当的程度上包含着大众文化的意味，在日常生活的情景中，这是一种必然的状态。而大众文化之所以是大众或流行的，正在于它的刺激性和娱乐性，内容或者结构的简单、直白，容易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而精致或经典艺术则是历史精华的积淀，具有较深的人文内涵和对终极价值的思考。虽然，接受和理解精致或经典艺术并不容易，但其教育价值是无庸置疑的。

因此，在借鉴视觉文化时代教育理念的同时，如何引导学生有效地学习精致或经典艺术依然是我们美术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工作。为此，我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与同行讨论，以求在大家的参与下，更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

1．扩大经典的概念和范围

美术虽然是大家所熟悉的概念，然而，当我们提到这个字眼时，许多对美术比较陌生的人心中首先浮现出来的是国画、油画、雕塑，或许还包括建筑、工艺等，在很多人心中美术似乎与绘画是等同的。还有的人可能干脆将美术局限于精致美术的范围。总之，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美术这一概念大多与美术馆、博物馆的艺术相关联，与过去相关联，与历史相关联。事实上，往往能进入美术课程中的美术内容，也基本上是有一定“历史的”。比如，我们对美术作品的介绍常常是那些所谓“盖棺定论”的内容，连西方现代美术也大多局限于20世纪初的作品。针对这类美术所进行的教育，应该说对培养学生对人类经典文化的感情，促进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它的缺点也是不言而喻的，首先这种艺术受到场地和空间的限制，必须到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和书店才能看到，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其次，一些作品与日常的生活经验关系甚微，脱离学生的精神需要，难以与学生发生兴趣关系，因此难以建构学生的视觉艺术经验。

因此，有必要将经典的历史向“现时”移动，在时间上扩大经典的范围。同时，还要将经典从绘画、雕塑乃至建筑上进一步扩展至设计、工艺等方面，从而增加经典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2．将传统的呈现方式(平面介质上的绘画、雕塑等)转变成视频、电影、电视等新媒体的呈现方式

虽然，绘画属于平面艺术，但毕竟刊载在教科书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印刷质量和图像大小的限制，导致一些信息衰减，影响学生的欣赏兴趣。雕塑作品在平面印刷中，则难以体现其多面的立体效果。如果通过视频、电影、电视的方式加以呈现，则情境感将得到加强。具体而言，作品所处的环境，将变得更加的清晰和直观。而且，通过这些新媒体的呈现，可以根据鉴赏的规律，更方便地人为规定观赏和思考的“线路”。不仅如此，新媒体还能提供声响效果，营造特殊的气氛。现在这类美术欣赏的音像作品越来越多，教师完全可以根据需要选用。教材的编写单位也应该尽可能为美术教学设计、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相关的音像资料。

3．利用学生感兴趣的知识和内容，将古代的美术作品连接起来

虽然，学生对经典的艺术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其中的一些信息离他们的生活经验太远，但却可以用一些方法，将学生感兴趣的东西与经典的艺术联系起来，使学生在一种对新东西的兴趣状态中，欣赏和接受经典的美术作品。以比较的方法将学生感兴趣的现代艺术与经典的艺术作品相联系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欣赏古代仕女画时，我们就可以通过欣赏现代时尚女性的方式导入，比较古代女性美与现代女性美的差异，从而达到欣赏经典作品(比如《簪花仕女图》和《捣练图》等)的目的。欣赏古代建筑艺术时，也可以从欣赏现代建筑艺术导入，使学生在一种相互联系的过程中，达到欣赏古代经典建筑艺术的目的。

转贴于 4．用轶闻趣事和人文故事引导学生欣赏经典艺术

听故事是学生比较喜欢的活动，通过讲述相关的轶闻趣事和人文故事，既可以引发学生关注经典作品，也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经典作品的思想内涵。作为以叙事性为特征的经典艺术，许多都包含着有趣的故事，比如《最后的晚餐》、《大卫》、《采薇图》、《韩熙载夜宴图》等。

5．运用多种美术教学方式和手段，激活学生的各种感官，激发学生的兴趣，加深学生的体验

如果在整个教学中，美术教师毫无变化地采用一种单一的方式──如单一的讲述进行教学，会使学生感觉麻木，导致兴趣的丧失。学生一般喜欢在教学活动中，教学的形式和手段经常变化，以享受新异的刺激。所以，在美术教学过程中，我尝试了欣赏与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欣赏《格尔尼卡》时，我联系了“9.11”事件，并让学生比较两者的异同，用画笔表达自己对战争的认识。在欣赏波提切利的《春》时，我也让学生用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春天的感受和认识。

6．鼓励学生参与准备、思考，甚至自己讲述

篇12

古典文学作为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古典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殿堂中最为璀璨的一部分，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的文学描写和古人表达思想时的细腻与丰富。要让中学生领略到传统文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就需要当代初中语文教师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理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将传统古典文化的精髓传授给学生。

一、学会正确认识古典文学

1.现如今的中学生都很惧怕古典文学

许多中学生在文言文的课堂上，普遍都具有排斥和厌烦心理。认为古人的东西都是晦涩难懂的。而且年代也十分久远，没有必要进行学习。这样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古典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发展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恒星，是任何文化都无法替代和无法比拟的。

2.转变中学生错误的观点，加深对古典文化的认知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灿烂多姿。一直都是中华儿女为之骄傲的精神港湾。正因为这种古典文化的深度和广度，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当今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越来越喜欢追求新鲜的事物和新鲜的思想，却早已将古典文化忘在脑后。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从平时的初中语文古典文化教学中将这种“追根”的思想调动起来，认识到进行古典文化的学习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还能陶冶学生的情操。

二、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古典文学的学习本身就比较难理解

如果还是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会把本身就让学生难以接受的古典文化课堂便得更加不愿接受。所以只有将课堂变得生机勃勃，才能抓住学生的好奇心，保证学习的激情和学习的动力。

2.教师在进行古典文学的教授时，要有一颗不畏艰难险阻的心

教师强硬的知识水平是基础，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才是引导学生学习古典文学的制胜法宝。只有教师将枯燥的课本知识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学生才能更好地接受。

三、将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理念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