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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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

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

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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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各项社会保险

所谓社会保险是指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以劳动者为保障对象，以劳动者的年老、疾病、伤残、失业、死亡等特殊事件为保障内容、以政府强制实施为特点的一种保障制度，具有非盈利性、强制性、普遍保障性的特点。应届毕业生常常对社会保险认识上存在着误区，比如：社会保险是否可买可不买？社会保险金由谁支付？用人单位支付了薪酬是否就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险？其实这类问题，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规定》1998年2号令第五十二条规定：“企业违反本规定，不按期缴纳、拒缴、漏缴或者少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限期催缴，并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加收欠缴金额2‰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养老保险基金。等等相关条例不难看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须参加社会保险，作为劳动者除应履行劳动义务，享受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外，还享有获得劳动社会保险的权利。如果用人单位在给予用工者薪酬待遇后，却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其行为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技校毕业生提高法律意识，对于用人单位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应及时向劳动行政部门举报，或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以免自己的权益受侵害。

二、关于试用期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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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于我国公安消防机关依法履行职责，避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和西方先进国家的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相比较，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社会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现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有必要对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并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寻找对策，从而不断促进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一、当前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必须严格依据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作为我国公安消防特别行政法，对国务院、国家各级政府机关、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等国家机关在消防行为上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目前在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中，根本没有对国家机关的消防行为做出明确规定的组织法。这样，在执行消防法的过程中，许多国家机关会借口国家机关组织法中没有消防法的内容而拒绝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消防法对于国家机关来讲就是一纸空文。

（二）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西方先进国家适时进行法律修改不同，我国法律法规修改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法规的立法程序相当复杂，无论是制定法律法规，还是对法律法规的修改，都相当困难，制定法律法规往往要经过繁琐的手续，持续数年才能制定完成，对于法律法规的修改同样如此。并且制定好的法律法规颁布后一旦开始实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便不再发生变化，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我国的法律法规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我国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过程同样如此。

例如：随着社会经济和建筑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高层建筑已经成为城市建筑的主力军。但是，在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中，涉及到现代高层建筑消防设计以及施工要求的内容尚不健全，导致现代高层建筑消防设计与施工无法可依，同时又和原来的消防法律法规相冲突的现象。

（三）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不足

在我国，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人大于法的现象仍然存在，在消防法律法规体系执行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由于主要领导的干涉而无法执行的现象。同时，由于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监督的是国家机关、团体以及各种类别的企事业单位，这样也导致了我国消防法律法规在执行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通常情况下，不能按照消防法律法规体系规定执行的国家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如果不能进行限期整改，通常只是对主要领导或者相关责任人进行处分，并且大部分时候处罚力度也相当低。特别是在一些机关单位中，相关责任人一般不是单位的主要领导或者法定代表人，这样就出现了法律责任和消防责任相互脱节的现象，对消防法律法规的严肃程度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二、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改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弱势地位

正是因为我跟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主要依据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因此，为了保证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对国家机关的约束力，避免国家机关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确保我国消防法律法规的顺利执行，必须切实改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按照我国实际状况以及消防工作的特征，制定对国家机关具有约束作用的消防组织法。在消防组织法，必须明确各级党政国家机关和公安消防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的手段实现对国家机关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

（二）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全面加强消防法律法规建设的需要，同时还是保障全体公民生命和安全的需要。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第一，必须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进度，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定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规划，促进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进程，保证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我国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保证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消防队伍建设相适应；第二，要大力加强消防立法机制建设，按照民主以及公开立法的原则和方法，建立专家消防立法机制，公开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争取反映他们最根本的利益。第三，要努力完善当前实施的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现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不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和现行消防法律法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确保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内部互相协调，互相统一。第四，要认真分析当前消防方面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特别是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必然带来设计理念、建筑风格以及消防安全技术的变化，特别是在高层建筑以及现代化工厂消防方面，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消防法律法规的与时俱进，保证消防法律法规能够符合经济发展的形势，参考西方先进国家在消防法律法规建设上的经验很有必要。

（三）努力提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

在我国，要想提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主管领导首先必须大力加强自身的政治思想修养，充分认识到消防法律法规的重要性，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程序办事，决不可凌驾于消防法律法规之上。在国家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中，消防安全的责任人，必须是其法定代表或者主要责任人，从而确保法律责任设定和职责设定相一致，保证在发生违反消防法律法规时责任追求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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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于我国公安消防机关依法履行职责，避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和西方先进国家的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相比较，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社会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现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有必要对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并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寻找对策，从而不断促进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一、当前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必须严格依据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作为我国公安消防特别行政法，对国务院、国家各级政府机关、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等国家机关在消防行为上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目前在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中，根本没有对国家机关的消防行为做出明确规定的组织法。这样，在执行消防法的过程中，许多国家机关会借口国家机关组织法中没有消防法的内容而拒绝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消防法对于国家机关来讲就是一纸空文。

（二）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西方先进国家适时进行法律修改不同，我国法律法规修改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法规的立法程序相当复杂，无论是制定法律法规，还是对法律法规的修改，都相当困难，制定法律法规往往要经过繁琐的手续，持续数年才能制定完成，对于法律法规的修改同样如此。并且制定好的法律法规颁布后一旦开始实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便不再发生变化，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我国的法律法规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我国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过程同样如此。

例如：随着社会经济和建筑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高层建筑已经成为城市建筑的主力军。但是，在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中，涉及到现代高层建筑消防设计以及施工要求的内容尚不健全，导致现代高层建筑消防设计与施工无法可依，同时又和原来的消防法律法规相冲突的现象。

（三）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不足

在我国，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人大于法的现象仍然存在，在消防法律法规体系执行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由于主要领导的干涉而无法执行的现象。同时，由于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监督的是国家机关、团体以及各种类别的企事业单位，这样也导致了我国消防法律法规在执行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通常情况下，不能按照消防法律法规体系规定执行的国家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如果不能进行限期整改，通常只是对主要领导或者相关责任人进行处分，并且大部分时候处罚力度也相当低。特别是在一些机关单位中，相关责任人一般不是单位的主要领导或者法定代表人，这样就出现了法律责任和消防责任相互脱节的现象，对消防法律法规的严肃程度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二、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改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弱势地位

正是因为我跟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主要依据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因此，为了保证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对国家机关的约束力，避免国家机关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确保我国消防法律法规的顺利执行，必须切实改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按照我国实际状况以及消防工作的特征，制定对国家机关具有约束作用的消防组织法。在消防组织法，必须明确各级党政国家机关和公安消防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的手段实现对国家机关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

（二）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全面加强消防法律法规建设的需要，同时还是保障全体公民生命和安全的需要。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第一，必须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进度，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定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规划，促进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进程，保证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我国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保证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消防队伍建设相适应；第二，要大力加强消防立法机制建设，按照民主以及公开立法的原则和方法，建立专家消防立法机制，公开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争取反映他们最根本的利益。第三，要努力完善当前实施的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现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不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和现行消防法律法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确保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内部互相协调，互相统一。第四，要认真分析当前消防方面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特别是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必然带来设计理念、建筑风格以及消防安全技术的变化，特别是在高层建筑以及现代化工厂消防方面，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消防法律法规的与时俱进，保证消防法律法规能够符合经济发展的形势，参考西方先进国家在消防法律法规建设上的经验很有必要。

（三）努力提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

在我国，要想提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主管领导首先必须大力加强自身的政治思想修养，充分认识到消防法律法规的重要性，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程序办事，决不可凌驾于消防法律法规之上。在国家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中，消防安全的责任人，必须是其法定代表或者主要责任人，从而确保法律责任设定和职责设定相一致，保证在发生违反消防法律法规时责任追求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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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法律法规建设滞后，难以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较快，在仅仅的几十年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使得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却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在仅有的法律法规框架下，其对市场经济的服务能力十分有限，比如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工商监管等方面，相关的审批程序过多，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其进行了完善，但是其制定和实施存在一定的时滞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全面服务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很多中小企业也难以借助现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实现突破性的发展，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显得举步维艰。

2. 法律法规干预过多，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从经济学原理来看，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必须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才能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其各项思想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十分严重，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严重受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因此长期以来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力度较大，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其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完善还没有全面得到落实，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还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因此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暂时得到不充分的发挥。

3. 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对市场经济的监管力度不足。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同时又存在诸多的弊端，其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监督，以此完善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其在市场经济监管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是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但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还不完善，因此其对市场经济的监管力度不足，导致各地区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紊乱现象，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秩序，使得市场经济自身的诸多弊端不断显现，最终不利于提升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长期发展。

4.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足，难以有效遏制寻租等行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重在执行，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政企不分现象依旧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执行力度不足，导致很多国有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违背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其借助于自身所掌握的垄断权利，不断出现寻租等违反市场经济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这不仅使得社会资源受到浪费，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十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强化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执行力度，不断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但是寻租行为依旧难以得到遏制，这是当前我国政企分离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必须要面临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的对策建议

1.更新理念，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导向进行法律法规的建设。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想充分完善和发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必须要全面更新理念，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导向，对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完善。一方面，要摒弃传统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思想，以全新的视角和理念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使其全面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经验，并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使其能够充分服务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2.减少法律法规的过多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职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是判断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给市场经济发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必须要全面借助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思想，以减少政府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使其能够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服务职能，减少相关法律法规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合理干预，使其能够充分有效的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以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为理念和方向，全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的建设，以有效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3.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强化监督管理职能，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诸多弊端，因此要想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长期发展，必须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强化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督管理职能，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充分结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现状，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指明方向，使其能够在合理的法律框架下取得自由的发展，避免各地区为了提升经济发展总量而出现膨胀发展，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健康有序进行，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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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关联交易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后的必然产物,公司法之所以要对于关联交易行为进行管理和约束,其主要是由于母子公司之间的特殊联系,这种特殊联系会使得双方的交易过程可能会造成对公司权益主体的损害或影响正常市场交易秩序。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都需要就公司法中针对关联交易相关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从而保证关联交易的合规合法性。

    二、关联交易概述

    作为研究关联交易相关法律规制问题的根本,首先我们需要对公司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公司法是指的狭义范围内的公司法,即于1993年颁布且在2005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为《公司法》);但在本文中所探讨的公司法范围会更加的广义,即与企业或公司相关的设立行为、组织与活动、破产清算等相关的所有法律法规的总体,这个体系里面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外,还囊括了与上述行为相关的所有法律法规。作为规范和影响企业行为最为重要的法律法规,公司法对于关联交易等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都必须建立在企业对于公司法有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并且对于关联交易相关行为理解清楚的前提下。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时间较短,对于市场经济行为相关法规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因此企业往往对于关联交易及公司法中相关法律规制的理解,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并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

    (一)关联交易释义所谓“关联关系”在我国公司法体系中有着十分明确和清楚的界定(可参见《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公司相关的控股股东、相关董事、相关监事及企业相关高级管理者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或者是有可能影响、导致企业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除《公司法》外,我国企业会计相关准则也对于关联交易作出界定(可参见《企业会计准则》第三十六号,关于关联方披露的相关要求),即“对于企业重点决策(比如财务决策、经营管理决策等)有控制权且从中获利,或两方及以上利益主体受到一方控制的情况、共同控制的情况对于企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称之为关联方”。

    而“关联交易”则是企业的关联人与企业之间所发生的涉及到任何的财产或权益转移,这里的关联人是指与企业具备关联关系的个体,并且是界定相关行为是否属于关联交易的核心和根本判别标准。根据公司法体系的相关内容分析得知,关联交易的行为模式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公允型关联交易,即企业的关联方与企业直接进行相关交易的行为或模式;第二类是非公允型的,即通过其他交易行为或模式,使得关联方企业利益发生转移,这是一种隐形的模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类行为模式都是伴随着利益冲突的行为模式。公司法体系从很大程度上在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关联交易的管理和控制都起到了依据和规范的作用。

    现阶段常见的关联交易行为模式包括以下几类:通过资产重组、资产转让、资产租赁进行关联企业或关联人之间的优劣资产相互置换和交易;针对无形资产、产品、费用等方面相关的关联交易;与关联人相关的资金方面的关联交易,比如关联人使用公司资金(借款或投资等)、利用公司进行无偿担保或抵押担保。

    由于关联交易等问题对于企业、企业各类型股东、企业相关债权人利益的损害较大,因此与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相关的问题也开始越来越被重视,而从公司法的角度来看,主要从两个维度如何来进行关联交易的规范,一则是通过法律规制来规范和保护进行企业债权人相关利益;另一个维度则是利用法律规制来进行企业下属单位或其少数股东相关利益的保护。

    (二)关联交易成因及影响分析1.关联交易成因分析我国企业的组织形式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股份责任公司”,因此这样的组织形式就使得企业决策往往会按照股东在整体注册资本出资额中最占的比例来进行决策权的形式,通常情况下都是按照一股一票的比例来进行决策权分配,而企业关联人往往有占有绝大多数的股份,企业在进行相关问题的决策时,一旦仅仅通过这种股东表决形式来评估的话,往往使得关联交易成为可能;此外,正是由于企业关联人在其相关联企业所占有的绝对控制权比例的股份,往往也使得关联人自身在做决策时,以自身利益为前提来进行考虑,无法客观衡量公司现阶段的情况和未来发展,将关联人自身的个人利益当做公司利益,违背关联人与企业法人实体运营的独立性,因此容易造成以个人利益高于公司利益的决策思维模式,从而使得关联交易产生,造成对于少数比例股东权益的损害。

    2.关联交易影响分析关联交易对于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企业财务资金方面的,比如企业关联人擅自挪用公司款项、拖欠公司款项、利用公司债券来抵充关联人相关债务的行为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财务风险、容易造成企业财务资金和运营方面流动性不足问题、甚至引发企业破产;第二,对于企业其他相关股东或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关联交易一方面对于企业财务抗风险能力有影响,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尤其是上市企业,往往容易受到来自投资者盈利压力的影响,因而通过关联交易造成企业短期内的虚假盈利和繁荣,但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盈利和繁荣往往也会通过利润分配转到关联人手中,因此对于投资者、企业股东、企业债权人的相关利益而言,无疑使受损十分严重的;第三,对于我国金融系统和税务系统也有一定影响,由于关联交易可以实现企业短期内的盈利和繁荣,也可以转嫁企业税收,这就使得关联交易可以成为企业偷税、漏税或骗取商业银行贷款或投资的一种方式,这对于我国金融体系和税务体系的损害时显而易见的,一旦出现多数违法关联交易行为的话,对于我国金融体系和税务体系稳定性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

    三、公司法中对于关联交易相关法律规制问题解析

    (一)什么是正当关联交易正当、合法的关联交易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交易相关条件是符合市场机制的且可以被任意其他非关联方所认可和接受;交易动机是合法合规的,不得以偷税漏税、转移待分配利润等违法行为为目的;交易的成交价格是基于市场运作来实现的,且建立在双方自主自愿、尊重市场机制运作的前提下;交易实现对于企业各类型股东权益、国家金融和税收体系没有损害;交易全过程和相关文件必须进行及时完整的披露,并且可以通过相关专业机构或监管机构的审查。正当、合法的关联交易才可以受到我国法律体系的保护,对于不符合上述要点的关联交易一旦发生是可以进行责任的追讨的,对于社会国家造成重大影响的违法关联交易,更是要坚决惩处。

    (二)公司法中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现状分析1.立法体系有待完善首先在我国法律体系里面,与关联交易行为相关的法律主要是以公司法、证券法为基准的,但相关的规定都较为简单、概念化,这就使得对于关联交易法律规制效力和影响力都不足;其次,与关联交易行为相关的法律往往适用的范围限定过于狭隘,现阶段都是以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监管为主的、对于非上市公司的监管存在十分严重的不足;此外,法律监管主体的不同导致的权责不清,这就使得企业关联行为一旦被查处后,出现不同监管主体推卸责任的现象,无法有效利用现有资源、联合管制、科学合理分工。

    2.公司法中关于关联交易规定内容过于简单在我国公司法中对于关联交易的规定,往往是以解释性内容为主,但在相关禁止性内容或惩处内容仍旧过于简单,以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规定为例,对于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来造假融资的情况,只需要缴纳募集资金总额的5%以下金额的处罚即可,对于企业关联交易方没有其他任何惩处,这对于违法关联交易实际行为控制和预防的意义不大。

    3.针对公司法关联交易行为的诉讼不具备可操作性公司法作为我国关联交易规范和参照的法律基础,正是由于其在关联交易行为的相关法律条文规定较为简单,且并未包括太多惩治性条款,因此使得很多条文在实际诉讼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较差,难以帮助企业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或诉讼途径进行权益追讨。此外,由于企业与关联人本身存在高度相关的利益关系,也使得相关行为在发生时就具备了一定的隐蔽性,这就使得一旦发生诉讼行为后,举证和取证成为十分困难的环节,有些企业甚至为了维护关联人的利益或者相关股东利益反而会阻挠举证和取证工作的进行。

    四、完善公司法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的措施

    (一)进一步明确企业相关权益人的权责范围关联交易的主体就是关联方,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法律规制,首先应当从关联方入手,明确企业相关权益人的权责范围,一旦出现任何违法或不正当关联交易的行为,需要由相关责任人来承担法律责任且对公司其他权益人进行赔偿等。

    (二)建立关联方连带责任赔偿体系公司法中对于关联交易法律规制较为简单,对于关联交易、关联方的控制力度十分有限。可考虑通过公司法立法建立可操作性加强的关联方连带责任赔偿体系,一旦产生关联交易行为,可以直接运用该连带责任赔偿体系进行关联方问责和法律诉讼,对于企业资产、企业相关权益人利益保护是十分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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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关联交易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后的必然产物，公司法之所以要对于关联交易行为进行管理和约束，其主要是由于母子公司之间的特殊联系，这种特殊联系会使得双方的交易过程可能会造成对公司权益主体的损害或影响正常市场交易秩序。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都需要就公司法中针对关联交易相关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从而保证关联交易的合规合法性。

二、关联交易概述

作为研究关联交易相关法律规制问题的根本，首先我们需要对公司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公司法是指的狭义范围内的公司法，即于1993年颁布且在2005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为《公司法》）；但在本文中所探讨的公司法范围会更加的广义，即与企业或公司相关的设立行为、组织与活动、破产清算等相关的所有法律法规的总体，这个体系里面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外，还囊括了与上述行为相关的所有法律法规。作为规范和影响企业行为最为重要的法律法规，公司法对于关联交易等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都必须建立在企业对于公司法有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并且对于关联交易相关行为理解清楚的前提下。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时间较短，对于市场经济行为相关法规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因此企业往往对于关联交易及公司法中相关法律规制的理解，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并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

（一）关联交易释义

所谓“关联关系”在我国公司法体系中有着十分明确和清楚的界定（可参见《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公司相关的控股股东、相关董事、相关监事及企业相关高级管理者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或者是有可能影响、导致企业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除《公司法》外，我国企业会计相关准则也对于关联交易作出界定（可参见《企业会计准则》第三十六号，关于关联方披露的相关要求），即“对于企业重点决策（比如财务决策、经营管理决策等）有控制权且从中获利，或两方及以上利益主体受到一方控制的情况、共同控制的情况对于企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称之为关联方”。

而“关联交易”则是企业的关联人与企业之间所发生的涉及到任何的财产或权益转移，这里的关联人是指与企业具备关联关系的个体，并且是界定相关行为是否属于关联交易的核心和根本判别标准。根据公司法体系的相关内容分析得知，关联交易的行为模式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公允型关联交易，即企业的关联方与企业直接进行相关交易的行为或模式；第二类是非公允型的，即通过其他交易行为或模式，使得关联方企业利益发生转移，这是一种隐形的模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类行为模式都是伴随着利益冲突的行为模式。公司法体系从很大程度上在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关联交易的管理和控制都起到了依据和规范的作用。

现阶段常见的关联交易行为模式包括以下几类：通过资产重组、资产转让、资产租赁进行关联企业或关联人之间的优劣资产相互置换和交易；针对无形资产、产品、费用等方面相关的关联交易；与关联人相关的资金方面的关联交易，比如关联人使用公司资金（借款或投资等）、利用公司进行无偿担保或抵押担保。

由于关联交易等问题对于企业、企业各类型股东、企业相关债权人利益的损害较大，因此与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相关的问题也开始越来越被重视，而从公司法的角度来看，主要从两个维度如何来进行关联交易的规范，一则是通过法律规制来规范和保护进行企业债权人相关利益；另一个维度则是利用法律规制来进行企业下属单位或其少数股东相关利益的保护。

（二）关联交易成因及影响分析

1.关联交易成因分析

我国企业的组织形式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股份责任公司”，因此这样的组织形式就使得企业决策往往会按照股东在整体注册资本出资额中最占的比例来进行决策权的形式，通常情况下都是按照一股一票的比例来进行决策权分配，而企业关联人往往有占有绝大多数的股份，企业在进行相关问题的决策时，一旦仅仅通过这种股东表决形式来评估的话，往往使得关联交易成为可能；此外，正是由于企业关联人在其相关联企业所占有的绝对控制权比例的股份，往往也使得关联人自身在做决策时，以自身利益为前提来进行考虑，无法客观衡量公司现阶段的情况和未来发展，将关联人自身的个人利益当做公司利益，违背关联人与企业法人实体运营的独立性，因此容易造成以个人利益高于公司利益的决策思维模式，从而使得关联交易产生，造成对于少数比例股东权益的损害。

2.关联交易影响分析

关联交易对于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企业财务资金方面的，比如企业关联人擅自挪用公司款项、拖欠公司款项、利用公司债券来抵充关联人相关债务的行为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财务风险、容易造成企业财务资金和运营方面流动性不足问题、甚至引发企业破产；第二，对于企业其他相关股东或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关联交易一方面对于企业财务抗风险能力有影响，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尤其是上市企业，往往容易受到来自投资者盈利压力的影响，因而通过关联交易造成企业短期内的虚假盈利和繁荣，但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盈利和繁荣往往也会通过利润分配转到关联人手中，因此对于投资者、企业股东、企业债权人的相关利益而言，无疑使受损十分严重的；第三，对于我国金融系统和税务系统也有一定影响，由于关联交易可以实现企业短期内的盈利和繁荣，也可以转嫁企业税收，这就使得关联交易可以成为企业偷税、漏税或骗取商业银行贷款或投资的一种方式，这对于我国金融体系和税务体系的损害时显而易见的，一旦出现多数违法关联交易行为的话，对于我国金融体系和税务体系稳定性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

三、公司法中对于关联交易相关法律规制问题解析

（一）什么是正当关联交易

正当、合法的关联交易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交易相关条件是符合市场机制的且可以被任意其他非关联方所认可和接受；交易动机是合法合规的，不得以偷税漏税、转移待分配利润等违法行为为目的；交易的成交价格是基于市场运作来实现的，且建立在双方自主自愿、尊重市场机制运作的前提下；交易实现对于企业各类型股东权益、国家金融和税收体系没有损害；交易全过程和相关文件必须进行及时完整的披露，并且可以通过相关专业机构或监管机构的审查。正当、合法的关联交易才可以受到我国法律体系的保护，对于不符合上述要点的关联交易一旦发生是可以进行责任的追讨的，对于社会国家造成重大影响的违法关联交易，更是要坚决惩处。

（二）公司法中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现状分析

1.立法体系有待完善

首先在我国法律体系里面，与关联交易行为相关的法律主要是以公司法、证券法为基准的，但相关的规定都较为简单、概念化，这就使得对于关联交易法律规制效力和影响力都不足；其次，与关联交易行为相关的法律往往适用的范围限定过于狭隘，现阶段都是以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监管为主的、对于非上市公司的监管存在十分严重的不足；此外，法律监管主体的不同导致的权责不清，这就使得企业关联行为一旦被查处后，出现不同监管主体推卸责任的现象，无法有效利用现有资源、联合管制、科学合理分工。

2.公司法中关于关联交易规定内容过于简单

在我国公司法中对于关联交易的规定，往往是以解释性内容为主，但在相关禁止性内容或惩处内容仍旧过于简单，以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规定为例，对于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来造假融资的情况，只需要缴纳募集资金总额的5%以下金额的处罚即可，对于企业关联交易方没有其他任何惩处，这对于违法关联交易实际行为控制和预防的意义不大。

3.针对公司法关联交易行为的诉讼不具备可操作性

公司法作为我国关联交易规范和参照的法律基础，正是由于其在关联交易行为的相关法律条文规定较为简单，且并未包括太多惩治性条款，因此使得很多条文在实际诉讼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较差，难以帮助企业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或诉讼途径进行权益追讨。此外，由于企业与关联人本身存在高度相关的利益关系，也使得相关行为在发生时就具备了一定的隐蔽性，这就使得一旦发生诉讼行为后，举证和取证成为十分困难的环节，有些企业甚至为了维护关联人的利益或者相关股东利益反而会阻挠举证和取证工作的进行。

四、完善公司法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的措施

（一）进一步明确企业相关权益人的权责范围

关联交易的主体就是关联方，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法律规制，首先应当从关联方入手，明确企业相关权益人的权责范围，一旦出现任何违法或不正当关联交易的行为，需要由相关责任人来承担法律责任且对公司其他权益人进行赔偿等。

（二）建立关联方连带责任赔偿体系

公司法中对于关联交易法律规制较为简单，对于关联交易、关联方的控制力度十分有限。可考虑通过公司法立法建立可操作性加强的关联方连带责任赔偿体系，一旦产生关联交易行为，可以直接运用该连带责任赔偿体系进行关联方问责和法律诉讼，对于企业资产、企业相关权益人利益保护是十分有效的。

（三）完善企业信息披露和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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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1、法律法规不完善

我国目前颁布的关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多达几百部，最主要有《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产品质量法》、《农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行政处罚办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审查通则》等等。其中，《农产品质量法》仅仅对例举的100多种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量的限额作出规定，但国际食品法典涉及到的农产品有300多种，超出了我国立法范围之外很多很多，而《农产品质量法》并未对超出的200多种农产品作出相关规定，可以说是无据可查，这就为食品安全监管留下了缝隙。由此可见，虽然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数量庞大，可这些法律法规是采用分段立法，立法时又缺少沟通和协调，所以调整范围非常的较窄。

2、检测体系相对落后

我国食品检测仪器精密程度较低，检测水平有限。在我国己经制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2319项中，只有少部分农药配有相关的检测方法，而且这些检测方法操作步骤费时费力，对劣质的食品辨别能力也比较弱。检测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专业人才缺失等问题，导致很难检测出食品中农药、食品添加剂、铅、汞、二氧化硫等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而大部分的食品工业企业自检能力不足，检测设备价格又很昂贵，企业为节约成本也不愿意购买检测设备进行自检。很多地方甚至连检测设备也不具备，大量的食品未经检测就流入了市场，食品的安全根本无法保障。

3、监管体制不健全

方舟子认为，“食品安全领域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法可依，而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甚至根本就无意执法。”而政府监管方面存在制约因素，监管部门分工不明确，法律法规不配套，亦是食品安全执法的重要障碍。例如：其一，我国对食品的监管有农业、卫生、质检、商务、工商等部门一起运作，各个部门执法标准不相同，部门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多个监管部门重复管理一个企业，增加了企业负担的同时，对于群众所反映的食品安全问题，很多部门又会相互推诿。其二，一些地方对旅游景点区域等出台的“保护”政策，限制了执法人员的执法工作。其三，监管没有从食品源头展开，对食品的生产过程及生产方法重视不够，很多食品在这个环节已经被污染。这些都是执法不能完全到位的重要原因。

4、惩罚力度较轻

一些发达国家，法律对危机食品安全的生产经营者处罚力度非常严厉，罚款和量刑方面都很重，这就使得生产经营者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但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对于违法者的处罚力度相比之下要轻很多，规定受害人数，并主要以罚款为主，这样法律责任不大，制裁措施不重，违法成本也不高，生产经营者往往觉得违法后果也不严重，因为法律缺乏威慑力，很多生产经营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敢于以身试法。这就难以打击猖獗的食品违法犯罪。

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建议

1、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立法方面种类繁多，以部门法为主，法律法规缺乏沟通与协调，为执法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部能贯彻所有有关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体系，其实，主要发达国家也没有这样的法律法规。所以，在向这方面努力的同时，通过制定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食品生产和流通的不同环节进行管理，也要根据实际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不断补充，并及时修订，对一些落后的、不合理的法律法规进行废止或者整合，尽可能地形成一套整体的统一的食品安全基本法律，内容要贯穿到整个食品安全过程之中。

2、提高相配套的技术及标准

一方面，要统一食品标准体系，对现有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进行整合，解决现行标准间交叉、重复、矛盾等问题，对于不利于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标准必须全面清理，不与国际接轨的标准进行借鉴修改，同时还要扩大食品标准的覆盖面，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另一方面，检测工作也需要紧随标准的修订不断完善，检测技术也要不断跟进与提高。这就需要加快检测技术研究的投入，更新设备，提高技术，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

3、健全监管体制

我国在法律制度上已经建立了食品安全的全程监管制度，但从我国食品监管现状看，仅有制度还不够，对具体如何实施没有细化，这就使得制度实施的效果不够明显，若要真正实现有效的食品监督管理，还需要完善执法程序体制。对政府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进行合理分工，细化各监管机关的职责，明确监管手段，使其有责有权。还要建立企业与消费者间相互沟通的机制，因为食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消费者并不知道，所以，建立企业与消费者和政府间相互沟通的机制势在必行。

4、加大法律责任制度

我国的食品安全法中的违法责任主要以多少倍的赔偿为主，这并不能有效的阻止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发生。发达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处罚往往很重，例如美国，最高罚款金额可高达500美元和5年以上的监禁。所以，我国应该借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进一步增加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的处罚力度，加大对违法生产经营者的罚款数额，允许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事故损害的精神赔偿请求。还要对违法企业进行曝光和监管，增加抽查的次数。在刑事责任方面，应该增加刑法中食品安全法律部分责任的修订。

三、结束语

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关注和反思。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因此，我们要加快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进程，与国际接轨，提高相配套的技术及标准，对食品的源料、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督管理，扩大责任追究范围，增加罚责力度，确保整个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能够有序运转，来保证我国的食品都能让群众放心安心。

【参考文献】

[1]朱坚.食品安全与控制导论[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2]郭学道.《食品安全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1（5）.

[3]杨华.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完善[J].邢台学院学报，2011（3）.

[4]王艳林.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消费者保护[J].东方法学，2009（2）.

[5]徐楠轩.欧美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现状及借鉴[J].法制与社会，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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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1

政府跟踪审计是指国家审计机关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提前介入，对政府投资项目、重大突发性公共事项、重大资源环境项目、重大民生专项资金、重大政策措施执行等审计对象或审计事项实施的持续、实时、动态的一种审计监督活动，以预防和提前揭示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反馈，从而达到提高资金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果性的目的。

跟踪审计是对传统审计方式的突破和发展，实现了事前、事中和事后审计的有机结合，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近年来，各级审计机关按照审计署五年发展规划的要求积极开展跟踪审计的实践和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跟踪审计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目前跟踪审计还处在初级阶段，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跟踪审计的法律法规不完善、规范化程度不高即是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浏览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文件，对跟踪审计的规定并不多，并且大部分是属于工程建设方面的。1999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中提出“审计部门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对国家拨款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强审计。对重大项目要进行专项审计和跟踪审计”，可以说是国家层面上对跟踪审计的最早要求，2001年审计署颁布的《审计机关国家建设项目审计准则》明确“对财政性资金投入较大或者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建设项目，审计机关可以对其前期准备、建设实施、竣工投产的全过程进行跟踪审计。”为多年来审计机关进行建设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提供了法规依据。2008年，国务院制定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规定“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和物资的筹集、分配、拨付、使用和效果的全过程跟踪审计，定期公布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和物资使用情况，并在审计结束后公布最终的审计结果”，才在国家法规层面上提出了在建设项目之外的领域开展的跟踪审计，可以看出，跟踪审计的制度建设仍任重而道远。

首先，在审计依据方面，跟踪审计虽然是对审计方式的创新，但在实施中也部分涉及审计内容和审计样式等的变革，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对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和下级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等，基本上规定了审计的对象是财政收支和财务收支。而跟踪审计的实施，涉及到预算的编制、与财政收支和财务收支相关的决策、管理过程，这些，严格来说都在审计法规定的审计范围之外的，为了减少跟踪审计的风险，应该补充这方面的规定，在相关审计法律法规中对跟踪审计的地位予以确认。

其次，跟踪审计缺乏统一的审计规范和操作指南。由于没有统一的审计规范和操作指南，各地在跟踪审计的实践中或者“摸着石头过河”，或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仅靠以前工作打下的基础来开展跟踪审计，导致不同项目在审计范围、内容、程序、取证、报告等方面做法不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难以确保审计质量，也给跟踪审计的开展带来很多阻力和困难。虽然部分地方总结经验和做法，制定了有关的行为规范或操作指南，但仍没有全国性通用的规范和指南，即便在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虽然已对跟踪审计作出一些指引，但也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条款。

另外，相关的配套规定不完善，如对于在审计过程中要求相关单位对问题的整改，通常以“整改通知函”等形式发出，与审计决定书相比其法律效力较弱，有的单位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按要求进行整改，不但影响了跟踪审计的效果，还降低了审计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又如对于联网审计，目前审计法规定的审计程序要求在审计实施前三天送达审计通知书，而联网的远程监控是事前监控和实时监控相结合，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活动进行实时监督，显然不符合当前的规定，因此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出台法律补救措施迫在眉睫。

依法审计是审计进行评价和监督的基础和主要特征。审计机关作为政府执法部门，需要完善的法律环境与其配套才能排除干扰和阻碍，做到依法审计，才能真正发挥其功能。为确保跟踪审计有法可依，应从跟踪审计的依据、原则、组织方式、审计程序、内容及重点等方面加以规范，明确审计机关的职责范围与权限划分，严格区分审计的监督、建议权与被审计单位的管理权，实现跟踪审计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对跟踪审计的经验和不足应及时、全面进行总结，完善项目管理制度、跟踪审计制度，为跟踪审计人员提供具体的业务指导，以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另一方面，还应完善相关的配套规定，跟踪审计的实施过程和时间跨度不同于一般的审计项目，为适应跟踪审计的特点，应该针对其特点，探索新的跟踪审计统计制度和激励机制，对跟踪审计全过程的情况和成果进行及时、准确、客观地反映，以充分调动审计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在当前情况下，审计实务中可以采取将选定的跟踪审计项目纳入年度计划或单独上报政府批复，得到政府的支持，或者出台地方的跟踪审计操作办法，在其中对应实行跟踪审计的项目进行规定，据此进行审计以减少审计阻力，降低审计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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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实施之后，特别是审批项目清理接近尾声时，有些机关渐渐意识到，行政许可法虽然厉害，但只要将自己的许可审批行为“更名换姓”，改成诸如“核准”、“备案”等叫法，或者想方设法纳入所谓的“非行政许可的审批”以及“内部审批”、“有关民事权利的审批”，就会安然逃脱行政许可法的规范。

我们不禁要问，制定良好的法律何以被成功规避，立法者的智慧为何总是赶不上执法者呢？这究竟是行政许可法的困惑还是中国法治的悲哀呢？事实上，这不是行政许可法独有的尴尬，而是我们特有的“运动式法治”的一个缩影，是所有规范控制行政权力的法律难以逃脱的最终命运。

早在8年前行政处罚法颁行时就上演过立法者和执法者“猫捉老鼠”的游戏。当初，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程序被人们誉为中国正当行政程序的新起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无数老百姓寄托希望的救命条款。可法律一旦实施，很多按照法律应当听证的处罚决定，却被聪明的执法者排斥在听证范围之外。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指鹿为马”，把性质上属于处罚的行为换个名目，比如法律规定“吊销”许可证必须听证，那我就把所有的吊销决定改称为“注销”或者“撤销”，于是就逃脱了听证程序。比如，较大数额的罚款必须经过听证，那我就把罚款改称“保证金”。汉语词汇如此丰富，语义又是这般微妙，靠文字游戏规避法律看来不是什么难事。法律的实施者恰恰就是如此这般逃脱了立法者的“围追堵截”，成功迈向随意行政的“自由王国”。

看来，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成功预见和防范执法者的规避可能，最终都会落得被架空和虚置这样的结果，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我们不能要求立法者全知全能，预见到所有规避法律的可能；也不能在丰富微妙的汉语词汇中穷尽各种说法；更不能频繁修改刚刚制定的法律。面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法律规避现象，需要从立法、立法解释、执法观念以及司法监督等多方面加以规范和克服。

最重要的是立法者在立法之初就应当有防范执法者规避法律的的意识，即使不能穷尽各种规避的可能，也必须为日后的解释和司法机关适用法律预留足够空间。特别在规定执法者拥有的权力时，必须明确列举，以防执法者日后扩大解释或者利用立法语言的模糊和立法中所谓的“其他”等条款随意增加自己的权力。如果不能对行政权力加以一一列举，也应当有原则性限制，从外在形式和实质性质上界定行政权力的范围。例如，在规定行政机关享有的行政强制权力以及行政强制法适用范围时，必须明确该法规定的强制权是行政机关运用物理方法迫使相对人服从行政机关决定和命令的各种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限制人身自由、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即使行政机关日后试图将“双指”、“登记封存”等行为排除在行政强制行为之外，也会因该行为的强制特征而感到力不从心。再比如，当立法者为行政机关设定听证义务时，不能简单地规定“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听证”等条款，因为授予行政机关如此之大的自由裁量权无异于取消了听证制度，没有行政机关会认为自己的某一行为需要听证，也不可能在自己制定的法规和规章中规定听证的义务。只有立法者预见到行政机关会想方设法规避这项法律时，才可能作出“凡是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相对人在法定时限内提出听证要求的，均应举行听证”的明确规定，也惟有如此规定，才能防范执法者的规避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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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保险中的法律合规现状

互联网保险对于传统金融领域的冲击是多方面的，首先保险业务需要在稳定以及创新间寻求平衡。互联网保险也是创新保险业务的先驱者，保监会自从2012年1月起也一系列相关的监管规则，如《保险、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关于专业网络保险公司开业验收有关问题的通知》、《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以及《关于加强互联网平台保证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等，这些都鼓励了互联网保险的发展。然而现行法律规则如传统证据规则如何适用、投资保险人员的信息怎样保护和防范道德风险的情况。虽说我国人民法院对于保护投资保险人员的个人隐私以及生活有一些条文涉及，但从传统保险的销售以及后续服务进程来看依然存在问题，不能够很好的满足互联网保险对于法律法规的需求。所以，如何能够确保互联网保险的可持续发展，让法律及监管解决互联网保险面临的挑战，成为值得深思的课题。

（二）互联网保险面临的风险

由于互联网保险领域的风险，既有传统保险风险的网络化导致的风险，例如信息不对称问题、战略风险、声誉风险，也有互联网保险形成的新型风险，例如信用累计、互联网欺诈、可能在瞬间发生海量的信息安全问题和大规模的流动性风险，此外，由于互联网金融往往涉及产融结合、金融综合经营、境内外资本结合等情况，形成了跨行业、跨市场、跨境的复合风险来源。

1.法律监管盲区。尽管我国人民法院对于国家保险业务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司法解释，较为明确保险人员在网络上销售保险时候的义务，保险人应当对于免责条款的提示以及说明负责，但当前我国传统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做到对于投资保险人员身份的核查和义务履行，在电子合同有效确认之类的网络销售环节中较容易出现纠纷，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解决。除此之外，保险业务的销售有着较为严格的地域限制，虽然互联网打破了这种传统的限制，但异地客户的保险后续保障业务怎样施行也是互联网渠道销售保险的合规重难点。以上种种，也肆待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及监管政策予以规范。

2.网络信息安全困境。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发展是离不开网络技术发展的，对于互联网保险的安全协议等技术也为互联网的保险业务发展提供了很有力的支持。但因为网络技术存在漏洞，互联网保险依旧存在一定水平上的技术风险，主要来源于多种黑客的侵犯。由于网络的自由开放性，个人信息存在着被泄露的隐患。

3.道德风险困境。在传统的投保方式之下，保险业务的施行必须有保险人和投保人的签名，从而反映投保人和保险人的意图。互联网保险则省略了这一个程序，这也就为道德风险发生预留下来了可乘的机会，同事会出现理财上的纠纷。而尽管电子支付安全性在当前时代中越来越高，但在保险业务收付过程中也经常会发生客户的欺诈现象。互联网的操作是较为隐蔽的，网络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可能会采用虚构被保险人的年龄手段进行欺诈，保险公司也很难进行查证。这样的情况持续久了势必会造成公司赔付增加以及利润下降的情况。

4.产品创新困境。目前互联网保险的产品现状是：首先不同企业对于同类型保险产品的同质性依旧很高，而投保人可以选择的余地较小，对投保人不能够进行个性化产品的服务；其次公司互联网销售渠道中没有具体让利于投保人的优势。通过对比部分公司的线上产品，许多企业直接将线下的产品在网上销售，没有真切的降低费率和条款，没有?ο?费者造成影响力。

二、互联网保险业务风险控制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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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关联企业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我国，它还是一种新型的企业形式。由于我国关联企业出现时间较晚，各项法律法规关于关联企业避税行为并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法律规制，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关联企业的避税行为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就关联企业的避税问题，结合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制对我国关联企业避税问题及法律规制进行探析。

1.关联企业及避税行为概述

1.1关联企业

在我国的法律中，关联企业最早出现于我国的税法中，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关联企业是指在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着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其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关系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除此之外，我国在新《公司法》、《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2006）》中对企业的关联关系、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等相关法律概念进行了界定。

1.2避税行为

在《中国税务百科全书》中，对避税行为界定为：“避税是指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纳税前采取各种合乎法律规定的方法，有意减轻或解除税收负担的行为。”各国关于避税行为的意见主要有两点，一种认为企业的避税行为是合法行为，是企业根据法律上的漏洞减少应缴税额，这种行为本身并没有侵犯法律；另一种观点认为避税是违法行为，是一种滥用私权规避法律上的义务。

本文中，笔者认为避税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是企业针对法律上的漏洞以合法形式掩盖其本身非法的目的。企业避税行为无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关联企业避税的主要形式

关联企业的避税形式主要以转让定价避税为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避税形式，但是数量较少。

2.1转让定价避税

转让定价避税是关联企业中最常见的避税形式，它是指关联企业为了躲避按市场价格交易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实行某种类似于经济组织或集团内部结算价格的方式转让产品、服务或权利，达到转让利润，从而减轻纳税负担的避税方法。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公司组织形式和结构发生变化，转让定价避税行为成为一种主要避税方式。转让定价的特点就是几个关联企业为了均摊利润或转移利润，违反市场买卖规则和市场价格，利用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商品交易，而是几个关联企业根据彼此间的协议进行产品、服务或权利的转让，但是转让的价格明显与市场价值不相符，一般或高或低于市场交易价，以此种行为达到逃避缴税的目的。

2.2其他方式避税

关联企业通过关联交易避税的其它形式还有组织形式避税、信托方式避税、租赁方式避税、价格折让避税、行业控制避税等。这些避税行为一般应用比较少，因此，在本文中关联企业的避税行为主要是指转让定价行为。

3.关联企业避税的法律规制

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关联企业避税行为的法律，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对规范关联企业的行为起到了一定规范作用，除此之外，国家税务局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收管理实施办法）}（国税发（1992）237号）、《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国税发[1998]59号，国税发[2004]143号修订）等行政法规，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2006）》、《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等专门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关联企业的避税行为给予了法律上的处理意见。但是，总体来看，我国关于关联企业避税问题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大多只限于专业法中，如税法、会计法等，鉴于专业法的特征，这些法律中对于关联企业的避税行为必然无法形成系统性的法律规制，只能对关联企业的避税行为形成较为分散的法律表述。长此以往，这种不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必然会被很多关联企业钻空子，造成国家税收方面的损失。

针对我国关联企业避税的主要行为转让定价，我国通过《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和《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对该行为进行相应的规范，并提出了一些处理意见。对于转让定价的行为，我国法律的规范及处理意见主要从五个方面入手：纳税人与关联企业的业务作价方式、融资利息、劳务费用、财产收益和所得、无形资产转让等。通过对这五个方面的法律规制对转让定价行为进行规范。同时，依据《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我国第一次确认了“预约定价制”形式，允许企业在向相关部门提出该企业与关联企业交易转让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后，在得到相关部分确认后，可以以该交易额进行纳税或确定合理的销售利润率。

4.结论

在我国，关联企业的避税行为主要以转让定价为主，这种避税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鉴于此，我国应该将各个专业法中关于关联企业避税行为的法律条款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完善的、系统的关联企业管理法，规范关联企业行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