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的论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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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王自如表示妥协可以，但是不应该妥协到业内平均水平线以下。

罗永浩质问王自如如何看待苹果使用玻璃面板拉低了耐摔标准。

罗永浩表示锤子手机通过了富士康的抗摔标准。但王自如认为标准太低了。

王自如表示已经摔了5台锤子手机，一米的标准已经有4台锤子手机摔坏了。

王自如承认了苹果使用玻璃面板拉低了耐摔标准。

王自如本来希望在现场演示摔落实验，罗永浩认为专业的摔落实验现场做不了，就不要做了。

论点2：锤子手机的散热设计是否有问题？

罗永浩认为锤子手机海绵贴纸的设计就是用来隔热的，阻止热量传递到屏幕，并非散热设计问题。

王自如表示他没有说海绵贴纸是散热设计问题，他只是在描述事实。

罗永浩认为石墨材料和机身留有一定的空隙是业内很正常的做法，完全贴合会导致发热过于集中。

王自如认为即使如此，发热也很集中。锤子手机的散热问题并非单一因素导致。

罗永浩认为王自如的评测不公平，对其他手机并没有像对锤子手机这样评测散热设计。

王自如表示锤子手机排列在各种手机的中游是故意设计的。

论点3：王自如是否故意在黑锤子手机？

罗永浩表示王自如在评测屏幕可视角度的过程中，明显三台手机的拍摄角度不同。

罗永浩表示这不是评测错误，有故意的成分。

王自如表示尽管拍摄角度有问题，但是锤子手机可视角度最差是事实。

罗永浩表示周六会在3W咖啡对屏幕可视角度公开评测。

王自如表示锤子手机的屏幕一致性有问题，屏幕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几台锤子手机表现良好不能说明问题。

罗永浩表示锤子手机的屏幕差异是符合标准的，并表示检测了八台iPhone也是一样的。

王自如表示iPhone出货量大，有这么大差异很正常。但是锤子手机出货量小，有这么大差异不正常。

罗永浩表示锤子手机的屏幕是JDI出厂就是这样，JDI是全球顶尖的屏幕供应商。

论点4：锤子手机的相机问题是否是评测人员的故意误导？

罗永浩表示相机白平衡是会受到拍摄环境和拍摄方式较大的影响，评测人员很容易误导观众。

罗永浩表示他们自己的专业测试表明锤子手机的白平衡做的是业内中等偏上。

王自如表示在他们的评测中锤子手机确实有白平衡问题。

罗永浩表示几台锤子手机不能说明问题，需要测试数十台。

王自如表示两台手机的评测就已经够了，他们有完善的评测体系，可以获得相对客观的结果。

罗永浩表示锤子手机噪点控制是不足的，但这也有相机像素数太高的因素。

罗永浩承认锤子手机对焦速度慢的缺点，是因为采用的对焦马达的问题。

论点5：王自如定的标准是否正常？

罗永浩表示王自如的标准超出了正常的标准，锤子手机不能和苹果或三星的手机比。

罗永浩认为锤子手机和Nexus 5使用的是同样的屏幕，应该是一样的。王自如测的不同是不正常的。

王自如表示测的就是不同，这应该是罗永浩需要解释的问题。

罗永浩表示王自如的评测有这么多的问题，哪来的自信。

王自如希望现场检验，被罗永浩拒绝。

罗永浩表示王自如在故意黑锤子手机，所以王自如的评测根本不可信。

罗永浩完全无视王自如，始终在对着观众说。

王自如表示没有故意在黑锤子手机，事实就是事实。

罗永浩表示除了苹果三星，王自如能找出屏幕控制的比锤子手机更好的吗？

罗永浩拒绝和苹果三星比，表示技术实力差距大。

罗永浩表示不相信王自如的话，王自如可以不用说他们的评测体系了。

论点6：什么样的评测标准才是公正的？

罗永浩表示国际上专业的评测都会公开评测方法，但是王自如是不公开评测方法的。

王自如表示评测方法正在申请专利，申请成功后会公开。

罗永浩终于开始指责王自如不够独立了。

罗永浩表示王自如的投资都来自于手机厂商，是代表厂商的，不是第三方。

罗永浩表示王自如标榜的第三方在欺骗观众。

王自如表示虽然被手机厂商投资，但是依然是团队控股。

罗永浩表示王自如是被手机厂商包养的。

双方正在就王自如是否第三方而辩论中……

罗永浩表示要和观众说两句心里话，痛诉业内黑幕。王自如无语中……

罗永浩表示请手机厂商不要再对评测机构送钱了。

罗永浩表示王自如的评测中出现对他的人生忠告是很奇怪的。

王自如表示这是善意的建议。

罗永浩给王自如的人生忠告：“被包养可以，但不要自称独立。”

罗永浩表示锤子手机如果拿了日本人的投资就会完全代表日本人的利益。

论点7：王自如同时做咨询顾问和手机评测是否违反职业道德？

罗永浩表示王自如做过锤子手机收费的咨询顾问的服务。

罗永浩表示王自如曾经对锤子手机做出过报告，报告中没有提到后来评测中的问题。

王自如表示报告中提到了所有当时发现的问题。罗永浩否认。

罗永浩认为王自如后来评测中发现问题没有告知锤子手机是违反职业道德。

论点8：罗永浩与王自如对质的原因？

罗永浩表示之所以对质是因为王自如的评测带有明显的恶意。

罗永浩的自我陈述很长，王自如都插不上话……

王自如最后一击

王自如认为罗永浩对于锤子手机的标准过低，不符合罗永浩标榜的工匠精神。

罗永浩表示除了苹果三星，别的厂商做不到，我们也做不到。

罗永浩一直在质问王自如口中的能做到的手机厂商是哪一家。

王自如明显不能说。

罗永浩表示我们购买的是最好的供应商最贵的配件，标准绝对是业内最高的。

罗永浩表示王自如要么就说出来，要保密就是在耍流氓。

篇2

小明回家后，写完作业便去睡觉了。本来一个宁静的夜晚，小明书包里却开起了辩论会。

“大家好，我是字典公公。接下来是标点符号的辩论会——谁最有用。”字典公公首先发话。话音刚落，逗号发话了：“同志们，我是逗号。在字典中，我才是最有用的!没有我，句子就没有停顿。你们说，谁最有用!”字典公公没说什么，等下一位发话。“逗号兄，你最有用?放屁!我才是最有用的，没有我，句子就长长得都可以煮碗面!”句号站出来反驳。字典公公笑了，看着第三号选手。“我是问号，你们问我的用处?没有我，那些疑问句、反问句、设问句不就成陈述句了吗?啊哈哈哈哈!”问号也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哼，就凭你，还笑得那么欢!”感叹号冷笑一声，“论笑，非我莫属。没我，哪来的笑!我能是句子语气更加强烈，所以我才是最有用的!”

“呵呵呵......孩子们，别争了，你们都是最有用的!没有你们，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字典公公总结了。辩论会结束了......

篇3

[中图分类号]B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036-04

辩论，这门自古以来深受东、西方思想家们青睐的思想斗争艺术，如今在学术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然而，当今的实际辩论充斥了这样或那样的混乱和错误，作为严肃的科学活动的学术辩论也不例外。其中，最严重的错误当推对辩论论题无意或故意的混淆。前者是在真正弄清应当反驳什么之前，就贸然反驳了；后者是出于自己反驳的主观需要，虚拟了论敌并不主张的论题，接着对它大肆攻击，从而造成自欺欺人的假象：他驳倒了论敌。前者如法盲犯法，情有可原；后者如知法犯法，罪不可恕。为了澄清公众、甚而学界对辩论的普遍误解，规范辩论行为，使之成为交流思想、探讨真理的有用工具，有必要重新考察古代思想家们在辩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辩论的性质和特点。

批判性思维认为，辩论的论证和其他论证一样，由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三个要素构成。论题是命题，即真实性有待确定的命题。它是论战中敌我双方证明和反驳的对象，构成辩论的核心内容。在辩论活动中，立论者确立什么样的论题去反对敌论者的论题，或者反过来说，敌论者确立什么样的论题去反对立论者的论题，这是辩论者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场辩论的性质：是不自觉的谬误或自觉的诡辩，还是明辨是非、探讨真理的思想交锋。这个问题正是本文关注的主题。

命题有模态命题和非模态命题两类。为了与古人的相关论述保持一致，也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本文只论及非模态命题，并且是其中的主谓命题，即直言命题(以下简称命题)。下面我们依次考察中国、希腊和印度古代思想家关于辩论论题的基本思想。

我国战国时期产生的《墨辩》逻辑是研究论辩的逻辑，它是墨家对当时“百家争鸣”这场社会性大辩论的理论总结。什么是辩论?“辩，争彼也。”“彼，不两可两不可也。”“不两可两不可”，是说两个命题不能同真，必有一假，也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因此，“彼”应当解释为一对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简称矛盾命题)。“争”，《辞海》解释为“争辩，争执。”可见，“辩”是辩论双方对两个矛盾命题孰真孰假的争辩。在此，墨家差不多给出了辩论的准确定义。例如：“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两人远远望见一物，甲说“这是牛”，乙说“这不是牛”，这就构成一对矛盾命题，可以进行辩论了。此物要么是牛，要么不是牛，两个命题必有一真、一假。即“不俱当，必或不当”。辩论的结果不是甲胜乙负，就是乙胜甲负。“辩胜，当也。”辩胜辩负，要看是否符合事实(“当”或“不当”)了。

争论者所争辩的命题，如果不是一对矛盾关系的命题，争论就不是真正的辩论。似是而非的辩论有哪几种情形呢?墨家分析了三种具体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两个命题的主项不同。“(彼)凡牛，枢非牛，两也，无以相非也。”“凡”，当作“兜”，是一牛类动物，“枢”当作“”，是一虎类动物。“兜是牛”和“骊不是牛”，两个命题主项不同，可同真、可同假，“无以相非”，不能成“彼”，也就无法辩论了。“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这提及第二、三种情形。就第二种情形而言，两个(肯定)命题谓项相同。对于某物，甲说“这是狗”，乙说“这是犬”。“狗”、“犬”二名一实，二命题可同真、可同假，不是“彼”，不能成“辩”。就第三种情形而言，两个(肯定)命题谓项不同。如果甲说“这是牛”，乙说“这是马”，二命题不同真、可同假，仍非“彼”，不能成“辩”。对后两种情形，墨家概括说，辩论是针对同一对象，“或谓之是，或谓之非”，一方说它是什么，一方说它不是什么，符合事实的一方(“当者”)是胜家。

辩论活动刺激了《墨辩》逻辑的产生，也刺激了西方传统逻辑的产生。威廉・涅尔夫妇在《逻辑学的发展》中写道：“因为进行证明用的是与主张相反论题的讲话者的对话形式，所以对于什么样的陈述句是已给出的陈述句的矛盾句这个问题就有很大的兴趣。因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确定在哪一点上讲话者驳倒了他的论敌。”“陈述句”就是通常所讲的命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促使亚里士多德对直言命题进行研究。亚氏本人也坚持认为：“如果没有矛盾命题就不可能有反驳。”反驳指辩论中的反驳。这一观点在其著作《工具论》里多有论述。“如若两个命题的主项相同，肯定命题的主项是全称的，否定命题的主项不是全称的，我们就把这两个命题称为相对立的矛盾命题，如‘所有的人是自的’和‘并非所有的人是白的’相对立，以及类似的命题。再如，‘有些人是白的’，在我所说的意义上，就与‘没有一个人是白的’相对立。如若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都是全称的，即在这两种情况下主项都具有全称的特点，则这两个命题便是相反命题。所以，‘所有的人是白的’或‘所有的人是公正的’，与‘没有人是白的’或‘没有人是公正的’并不是矛盾命题，而是相反命题。”“相对立”的命题是传统逻辑所讲的矛盾命题，“相反命题”就是反对关系的命题(简称反对命题)。这里讲得很清楚，在直言命题中，是矛盾命题的，只有全称肯定命题和特称否定命题(即A和O)，或全称否定命题和特称肯定命题(即E和I)。亚里士多德把两对容易混淆的命题――矛盾命题和反对命题――严格区分开来，并明确将反对命题排除到辩论之外，认为有资格充当辩论论题的只有矛盾命题。由此可见，亚氏清楚地认识到辩论中论题具有矛盾关系的重要性。

因明称论题为宗。因明立宗，原则上要求“唯立不顾论宗”，或“随自意宗”，即立论者不管别人不同意见，随自己意愿乐于成立的宗。这样的宗，立论者许可而敌论者不许可，具有“违他顺自”的特点。例如，立“声是无常”(“声音是非常住的东西”)为宗，对抗敌论者的他宗“声是常”，这就是“违他顺自”了。古因明家有以“声”为宗的，有以“无常”为宗的，也有同时以二者为宗的。陈那反对说：“声与无常元来共许，何得为宗?故我取声及无常不相离性为宗，以敌论者不许不相离故。”这是因为．敌论者可以承认“声”和“无常”两个宗依，而不承认“声”和“无常”有不相离的关系，即不承认宗体(即宗)“声是无常”。相应地，立宗做不到“违他顺自”，则犯“相符极成”的过失。如立“声是所闻”为宗，不仅立论者许可，敌论者和中证人也都许可。因明重视“悟他”甚于“自悟”，这样的宗起不到开悟论敌的作用，因而不合立宗的正格。这正如《大疏》所说：“初遍许宗，若许立者，便立己成。先来共许，何须建立。”“相符极成”从反面说明了立宗“违他顺自”的意义。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通过对直言命题的考察，明确指出辩论的论题必须具备矛盾关系。亚氏的论

述准确、详尽，可以作为三家的典范。尽管墨家论及的命题(“辞”)仅仅局限于单称命题，但其对论题“彼”的见解无疑密切契合亚氏的论旨。因明家提出“违他顺自”的立宗原则，也反映了对论题具有矛盾关系的要求。简言之，论题具备不同真、不同假的矛盾关系，这是三家对辩论的共同认识。

辩论双方所主张的论题为什么必须具备矛盾关系?先哲们已作了初步说明，下面进一步加以解释。在批判性思维看来，对命题的态度决定了辩论是否发生。在二值逻辑里，命题非真即假，无第三种可能。但是，对于某人提出的一个命题，人们对其真假的意见却有三种：真，真假不能确定，假。相应地，人们对它采取的可能态度也有三种：赞同、存疑和反对。辩论是否发生，由这三种态度决定：当认为它(如“有的鸟不能飞”)真时，就持赞同态度，双方不发生辩论；当认为它(如“外星人存在”)真假不能确定时，就持存疑态度，辩论也不发生；而当认为它(如“有的鸟不能飞”)假时，就持反对态度，辩论才发生。辩论双方主张的论题之所以必须具备矛盾关系，是因为，反对一个命题，必然赞同与它有矛盾关系的另一个命题。拿墨家所举的例子来说：对远处一只动物，甲说“那是牛”，乙表示反对，那意味着他认为“那是牛”是假的，即与之矛盾的命题“并非那是牛”真，也即“那不是牛”真。乙必须首先赞同的正是这个命题，而非“这是马”或其他什么命题；反之，如果乙说“那不是牛”，甲表示反对，相应地，他必须首先赞同相矛盾的命题“那是牛”，而非其他命题。在明确各自的论题之后．辩论双方就可以对之加以证明，真正的辩论由此展开。

论题的矛盾关系，可以从哲学本体论角度来说明。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一个客观对象具有某种属性的同时不可能又不具有这种属性。因此，反映该对象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两个命题必然一真一假。那只动物要么是牛，要么不是牛，无第三种可能，即两种情况有，而且只有一种存在。因此，反映这两种情况的两个命题“那是牛”和“那不是牛”，有而且只有一个是真的。

由于通讯、交通极端落后，国际之间今天这样的学术交流是当时不可想象的。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希腊和印度的古代思想家们研究获得的一致结论雄辩地说明，辩论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本质。据此，我们给辩论下定义：所谓辩论就是对一对矛盾命题的证明和反驳。证明一个命题就是确定它真，反驳一个命题就是确定它假。证明一个命题真，就是反驳与它相矛盾的命题假；反之亦然。这一定义揭示了辩论的本质和规律，相应地，也提出了判别辩论真伪的根本标准，确立了辩论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采取的基本方法。所有这些，都是头脑清晰、热爱真理的好辩者们应当密切关注的。

篇4

对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形成的流派，研究者有不同的概括。如克劳德·小乔治概括了四个管理流派：科学管理、行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和数量学派。[1]168-182JanesF.Stoner等概括为科学管理学派、古典组织理论学派、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管理理论的近期发展（包括系统方法、权变方法）。从纵向发展看，在管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的不同学派，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更替的关系，后边的学派并未取代先前的学派，各个学派互补共存。

从横向看，同一历史时期也出现了多个学派并生的局面。哈罗德·孔茨在20世纪60年代初将当时的管理理论划分为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六个流派或研究方法，由此导致了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

为克服或改变管理学学派林立的现状，一些流派和管理学家试图以一种理论体系来实现管理学各学派的整合，但丛林现象不但未改观，反而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孔茨再次对当时的管理学流派进行梳理时，概括出了11个不同的理论派系。管理理论丛林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能否实现对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本文试对这些关系管理理论发展方向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对管理理论体系整合的探索。

对管理理论的整合出自两个动机：一是为了管理理论的健康发展。管理理论学派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学派独立为战，互相排斥，阻碍了管理学的深入研究与探索。没有统一和规范的管理理论又使人们对管理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二是实现管理学科体系化的要求。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理论，管理学必须综合各流派的研究成果，使之融为一体，才能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有效的管理科学。学习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学生面对的是一些有关组织理论与管理实践的零碎而杂乱的资料。出现在20世纪中期的现代综合思潮推动了管理学派综合、统一的探索。

（一）系统学派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在管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学派曾希望用“系统的观点”来统摄其他所有各个学派。系统学派认为组织由目标与价值、技术、社会心理和结构等各个分系统组成。传统组织理论强调结构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从而重视制订原则。人际关系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则强调社会心理系统，把注意力集中在激励、群体动力学和其他相关因素上。管理科学学派则强调技术分系统和对决策和控制过程的量化方法。这样，每个管理学派都各倾向于侧重特定的分系统，而不承认其他分系统的重要性。系统学派则把管理看作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因而要研究一切主要的分系统及其相互关系。

系统学派没有将管理理论各个学派统一起来，主要原因是该理论本身难以进行应用。由于这一学派概念上的复杂性，管理人员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加以应用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开放式系统学派没有指明影响组织内部活动的主要变量，也未能够识别出影响组织运作的环境要素。可以这样说，开放式系统理论学派只是一个时髦的概念性学派，其发展还不足以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综合理论框架。系统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初趋于衰落。”

（二）权变管理学派的努力。

权变管理学派希望用“权变的观点”来统一管理理论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卢丹斯在1973年发表了题为《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的论文，提出要用权变管理理论来统摄其他各个管理学派。卢丹斯指出：“所谓的权变的路径，有时称为情境的路径，到现在仍只是刚刚兴起。也许1980年后，这条路径将能引导我们从管理理论丛林中打出一条出路来。”与系统学派的结果一样，权变管理理论在管理流派的统一上同样收效甚微。

（三）价值学派的目标。

随着20世纪80年代组织文化理论的流行，出现了一种用“价值观”的思想来统率管理学各个流派的做法。按照组织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卓越丛书》（ExcellenceSeries）的作者之一汤姆·彼得斯自诩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企业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他的主张为旗帜的“革命”，即“返回基点的革命”，而基点就是价值观的重新塑造。价值学派是一种“非理性主义”，这决定了它无法与传统管理理论相融合，其对传统管理理论的整合走向失败成为必然。

（四）过程学派的成就。

1961年12月，哈罗德·孔茨（HaroldKoontz）教授发表了《管理理论丛林》论文，详细地阐述了管理研究的各种方法，并认为存在着“管理理论的丛林”。孔茨教授先是承认每一种方法都对管理理论有一定的贡献，然后进一步指出：（1）人力资源方法和数量方法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理论，倒不如说是管理者采用的一种方法；（2）过程方法能够包括和综合当今各种管理理论。过程方法最初由亨利·法约尔提出的，在他提出的行政管理的五个要素中，计划和组织是着重点。

就对管理理论各流派的整合而言，过程学派是最为成功的。对管理职能的探讨构成了几乎所有的主流教科书通用的管理框架。比如孔茨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及控制”，托马斯·P.罗宾斯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以及托马斯·S.贝特曼的“计划与战略、组织和人事、领导、控制和变革”。就这一事实而言，过程学派对管理理论的整合的努力是最为成功的。

二、管理丛林现象的客观性

对于管理理论丛林的原因，许多学者作了精辟的分析。孔茨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中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组织、领导、管理决策制定等术语的用法及含义不同造成的“语义学丛林”；其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和所包含的范围没有取得统一意见；其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先验而加以抛弃；其四，曲解和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其五，管理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孔茨的分析侧重于技术和主观的原因，笔者就其客观原因进行如下总结：

（一）任务及环境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