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学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金融与经济学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11〕〔15〕〔24〕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M〕.李俊青，杨玲玲，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227，213-216，230.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M〕.人民出版社，1973.181.

〔13〕〔17〕〔18〕〔21〕〔22〕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M〕.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27，45，45，4，146.

〔14〕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理论也正在“自由落体”〔DB/OL〕.http：///20100408/n271378976.shtml.

〔16〕全球经济危机的“女王难题”〔DB/OL〕.http：///20090917/n266795778.shtml.

〔19〕保罗・克鲁格曼.经济学家们怎么如此离谱〔DB/OL〕.http：///publicforum/content/ develop/1/397594.shtml.

〔23〕胡祖六.凯恩斯从来没有消失过〔N〕.南方周末，2008-10-16.

篇2

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了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姜丽丽（2011）站在经济学科的立场讨论了计量经济学和相应的计量软件（主要是Eviews）的结合；李劫（2014）对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改革进行研究，认为应该将原理验证性实验与研究设计性实验相结合；张卫东，黎实（2016）讨论了博士阶段的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改革问题。但是，由于金融数学是新兴专业的原因，当前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尚缺乏针对金融数学专业的探讨。本文重点针对金融数学专业剖析计量经济学中金融理论及实践结合不紧密问题，并给出相关改进对策与建议。

一、计量经济学与金融理论及实践的结合不紧密

当前计量经济学教材在编写时，为了满足较少学时的需要，保留了数学抽象，减少了与经济学理论的结合，特别是与金融学、投资学理论的结合更是几乎没有。这使学生在学习时很难理清计量经济学课程与金融理论、金融问题间的关系，而且学习完成后也难以应用该课程的知识来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们以如下两个例子为例。

第一，以消费—收入案例作为经典一元线性回归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案例。当前众多的计量经济学教材在介绍完经典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相关理论后，为使得学生能学以致用，往往引入一个实例进行分析。由于当前教材大多以经济学或金融学学生为授课对象，所以其在教材中引入的案例往往都是经济学的案例。例如，分析居民收入与消费间的关系。如此导致金融数学的学生误认为计量经济学仅仅只是一门经济学课程，在金融上应用很少。

第二，引入消费习惯作为经典多元线性回归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案例。不少教材在对多元线性回归案例的选择时，仍然是主要以经济学、金融学的学生为考虑对象，通过引入消费习惯（上一年的消费）进一步加深消费—收入模型的分析，得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案例。然而这对于金融数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正好加深了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误会，如此导致金融数学专业的学生误认为计量经济学在金融上没有应用。可见当前计量经济学的案例分析往往都是以传统的经济模型作为分析，考虑的往往是消费—收入等这些经济现象，没有体现出计量经济学在金融的应用。这显然不足以让金融数学专业学生了解计量经济学在金融学、投资学中的应用，学生亦难以将计量经济学方法、模型应用于指导金融实践。事实上，金融学、投资学中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三因子定价模型等等大量金融模型就是计量经济学中一元线性回归、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这些金融模型在计量经济学中的引入必然将对金融数学的教学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如何把金融理论及实践与计量经济的教学进行结合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计量经济学中数学推导的改革措施

金融数学的学生在计量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更多的应该是在学习好计量经济学方法、模型的同时，把方法与模型应用于现实金融市场，以指导金融实践。因此，针对上述数学推导的设置问题，我们提出如下改革措施。

篇3

二、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契约交易与网络金融

（一）财产信用与契约交易

民间借贷的历史要远远早于现代金融，“我国的民间金融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2]民间借贷起源于商品经济中有限的实物货币与日益繁荣的商品交换之间的矛盾，是人们利用财产信用弥补价值信用天然缺陷的产物。现代金融之前的民间借贷从某种意义上发挥着现代金融同等重要的作用。较之现代金融，民间借贷以一种更加自由的非正式的方式配置货币的分布和流向。

私有制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在私有制条件下财产所有者往往是支配商品流通的商品活动参与者。当一个私有者缺少货币却要买进商品时，由于财产信用的存在，可以创造出货币类似物（财产信用契约），这种货币类似物可以执行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甚至使货币回归其本来的商品面貌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对象（货币借贷）。也就是说民间借贷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某个人主观上受到利益的趋使，而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信用与货币的天然联系促使人们自发的运用手中的财产信用力量通过创造货币类似物的方式去完成商品流通使命的产物，它是对货币缺陷的弥补，是商品经济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契约交易与网络金融

篇4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10-0010-03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

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 Manual”(《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此前,尽管联合国和IMF等国际组织颁布了多种宏观经济统计的国际准则,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手册》(BOP)和《政府财政统计》(GFS)等,但都没有一套系统的货币与金融国际准则｡MFS的出版,填补了货币与金融统计领域国际准则的空白,对世界各国的统计､金融事业及宏观经济管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应该是以MFS为蓝本,其中的制度变迁同时成为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从制度经济学解释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问题,既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中国际接轨的认识,也有助于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框架的总体设计｡

一､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改革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科斯的解释,“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宪法秩序｡宪法“是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它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它的约束力具有普遍性,是制定规则的规则｡第二,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在宪法秩序下界定交换条件的一系列具体的操作规则,它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合同法以及自愿性契约等｡第三,规范准则｡这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降低交易费用｡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也可以被解释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林毅夫在突出强调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时区分了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用“供给―需求”这一经典的理论框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用“供给―需求”的理论框架对制度变迁进行分析,需要具体说明哪些是内生变量,哪些是外生变量,新制度经济学一般把制度安排及其利用程度作为内生变量,把宪法秩序和规范准则作为外生变量｡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一旦形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不易显著变动的,而可把它们视为外生变量影响制度创新以及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把制度安排看作是内生变量,是因为在现有的宪法框架内,在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制度安排是一个相对活跃､相对“革命”的因素｡制度中的供求关系比较复杂,人们根据不同条件找到问题的“主导”方面,由此就有了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划分｡

当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可以说是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一次制度变迁,而且是一次需求诱导与供给主导共同作用的制度变迁｡下面我们将具体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两方面来论述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的形成机理｡

二､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一)制度需求｡对制度安排的需求,可简单地归结为:按照现有制度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或外在利润)｡制度创新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安排,他们能够获得在原有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一切的制度安排都有可能影响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有很多,它们使得改变制度安排所产生的预期净利益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对制度变化的需求,具体说来有:第一是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导致了重新缔约的努力｡因此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可视为制度变迁的源泉｡第二是宪法秩序｡宪法秩序的改变,即政权的基本规则的变化,它能深刻影响创立新的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因而也就深刻影响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第三是技术｡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变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第四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扩大对制度需求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固定成本即可以通过很多的交易,而不是相对很少的几笔交易收回,从而降低了固定成本阻碍制度安排创新的可能;其次,市场规模的扩大使一些与规模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得以创新,如股份公司制度､跨国公司制度等;再次,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一些制度的运作成本大大降低｡

影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需求的因素可以从技术和市场规模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技术｡一方面,随着中国近年来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和深化,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些金融工具陆续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出现,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工程研究也已经起步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金融产品的出现,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国金融资金的借贷成本,也有利于开辟中国金融资金融通的新渠道,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借鉴国际准则的统计技术,探讨中国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产品的统计问题｡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努力,中国的金融统计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来由货币统计､经济统计､信贷登记等多个系统组成的分级管理集中汇总的统计网络,基本上实现了金融统计的电子网络化,但与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化的未来金融统计模式相比仍相距甚远,这也对当前中国的金融统计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需求｡

2.市场规模｡亚当・斯密曾分析过,分工的发展受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也就越细｡在中国金融市场日益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中,不仅涌现出许多新的金融工具,也建立了诸如货币市场､股权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实务期货市场等｡这些市场的建立,使得中国的金融市场逐步得以细化,不仅大大降低了许多金融交易的固定成本,也极大地降低了中国金融统计制度的运作成本,促进中国参照国际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来建立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

(二)制度供给｡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拉坦认为,重要的制度创新的供给,必然包含政界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诸多政治手段的动用｡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主要有:第一,宪法秩序｡宪法秩序从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程度､制度安排的选择空间等方面影响着制度供给｡第二,制度设计成本｡每一项能预期带来收益的制度安排都需耗费成本｡制度设计的成本,取决于设计新的制度安排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要素价格｡第三,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拉坦认为,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向右移动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动,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第四,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从潜在安排转变为现实安排的关键就是制度安排实施上的预期成本的大小｡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因实施的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第五,现存制度安排｡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第六,规范准则｡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反复强调制度安排应与文化准则相和谐,否则就使一些制度安排难以推行或者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大大地提高｡第七,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对制度供给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集权程度,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对制度供给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影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供给的因素可以从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现存制度安排､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1.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中国的金融统计体系经过50多年的由创立到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期间经历了数次重大变革,对国内比如实行了全科目报送制度,建立了非现场监管统计制度,实现了以会计为基础的统计信息归口管理等等;对国际比如国民经济核算正在实行的与SNA接轨,国际收支统计基本上实现了与BOP的接轨,以及中国正式加入GDDS等等｡每次的变革都是一次伴随着知识积累和知识进步的过程,长此以往,为中国的金融统计积聚了丰富的知识存量｡这些知识存量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有关金融统计制度环境､各种可能的金融统计制度安排及其功效的详尽､透彻的知识,这为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依据,大大降低了此次制度变迁的供给成本｡此外,中国现有的金融统计知识存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和各金融机构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所应具备的货币与金融统计知识,这将降低或减少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被采纳､应用的阻力,其被执行的成本也会因此而大大降低｡

2.现存制度安排｡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而难以扭转,即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中国金融统计制度以往的历次制度变迁也存在着“路径依赖”性,虽说期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还停留在一种形式上或外延性改革的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虽已暴露但远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现有的金融统计制度被“锁定”(lock-in)在一种低效的状态中｡而要摆脱这种由“路径依赖”所导致的低效状态,如诺思所言,则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目前中国正在实施的宏观经济统计国际接轨恰好为中国的金融统计摆脱“路径依赖”,构建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提供了一个机会｡

3.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构建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将能促进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控,并能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进行有效的防范,这不仅能够减少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所带来巨大损失的风险,也能维持中国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能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预期净收益｡

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供给者和需求者

(一)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需求者｡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可以视为一种制度变迁,即从原来的金融统计体系向以MFS框架为主的统计体系转变,制度的变革不仅是变化环境的要求,也是制度需求者的要求,新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将为其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流｡为此,我们将集中讨论谁将从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获取收益｡

1.国际组织｡世界上所有的国际组织,如果按照其对组织内成员国的行为的影响来看,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它的建立,只是为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提供一个畅通的渠道;另一种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国的行为具有直接的指导､约束甚至规范作用,如联合国､IMF等｡中国是IMF的成员国,有义务按国际准则向其报告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与此同时,IMF也需要通过及时了解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来了解中国金融市场运行的现状,防范中国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

另外,中国新近加入WTO,使得作为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业必须按WTO的服务贸易规则对外开放:首先是外资金融机构将按协议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同时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将更多地进入世界金融市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统计不仅需要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在本国的业务,也需要区分本国金融机构的国内业务和国外业务,这就需要建立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其次,透明度作为贯穿于WTO所有协定和协议的基本原则,要求基本的统计制度和统计数据必须公开､透明,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不仅要对国内社会公开,也要对国际组织和外商公开,这也要求中国的金融统计信息必须符合国际惯例,要采纳国际通用标准｡

2.政府｡20世纪90年代世界一些地区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直接暴露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冲击之下,中国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严格管制来避免世界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政府只能遵守世界金融的游戏规则,通过构建完善的风险控制系统来提高中国的风险防范能力｡这也迫切需要中国政府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金融统计研究成果和经验,加强对中国金融经济的宏观管理和监控,而要想达到有效的宏观管理和监控,除了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以外,最首要的就是要建立能够满足金融监管要求的信息系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货币与金融统计｡

3.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中,主要有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对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有着巨大的需求｡金融统计是中国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中央银行一方面需要利用自身的金融统计资料和一系列的经济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并进行相关的分析来对经济金融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制定货币政策,适时地调整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也需要金融统计为其金融监管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这是中央银行确立正确的监管策略的前提条件｡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统计是中央银行金融统计的基础,因此商业银行金融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直接决定着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开展以来,原有的几大专业银行经历了向商业银行的转变,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主体,在面临国内外商业银行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它们也开始注重对金融统计数据的分析和预测功能,也需要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统计｡

(二)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供给者｡按照西方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物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现象产生的根源｡所谓的“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而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收益)的行为｡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性质,决定了它一般地由政府来提供,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并不表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高,而是因为由私人提供无法收费,或者说无法克服“搭便车”的问题｡货币与金融统计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由私人提供基本的金融统计数据无法向所有的使用者收费,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为了克服这种“搭便车”,我们认为应由政府来提供基本的金融统计数据,而为了满足各种金融统计信息需求者的不同的特殊需要,可以由各商业银行或其他的金融机构提供特殊的金融统计数据来满足这些特殊的需求,并可以相应地收取一定的费用｡

参考文献:

[1]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Williamson E. Oliver.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ashvull: Sep. 2000,38(3): 595-613

[3]Malconm Rutherford.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s: The Old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4]林毅夫.后发国家究竟是有优势还是劣势?[J].经济前沿,2002,(10):11-12.

篇5

一、利率市场化与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1.利率风险成为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

利率市场化是指中央银行对利率的调控由直接管制方式转为间接调控方式，即利率由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当市场资金供给大于需求时，利率下降；反之则上升。利率市场化加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利于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以促进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利率市场化是使商业银行集利率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与一身。因此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也是商业银行不断完善定价机制和风险管理体制的过程。从经历过利率市场化国家的经验，利率市场化给商业银行带来更多利率自的同时，也隐藏着一系列的风险，并严重影响了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2.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风险

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风险是指在利率市场化初期，商业银行不能适应利率波动所产生的（市场化环境）金融风险。首先，利率水平升高以后，银行与客户间的信息不对称将导致银行资产的平均质量下降，信贷风险增大。一方面，利率显著升高后，一般生产性投资项目的利润下降，众多贷款者不能通过正常的生产活动还本付息，就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证券等投机性的高风险行业。但是高风险贷款并没有得到高收益的补偿，特别是在银行委托――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银行经理人的放纵会使银行的逆向选择与风险激励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若贷款利率水平随存款利率水平同步提高，高利率将降低企业利润，使其自我积累能力减弱，导致企业更高的债务率或减少贷款需求。若贷款利率没有同步提高银行必然通过自身效率的提高来弥补存款利率单方面上升所引起的筹资成本的增加。

其次，利率的升高也会给赤字过多的政府带来巨大的债务利息负担，这时政府为弥补进一步扩大的赤字，往往会求助于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政府的财政风险也会转嫁给银行，导致银行经营利润的下降。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各种经济活动转嫁和集聚到银行的风险，不断积累的不良资产将严重打击存款人的信心，一旦崩溃，银行必将出现危机，并迅速扩张传染，使整个银行体系，乃至金融体系面临危机。

3.利率市场化的恒久性风险

利率市场化的恒久性风险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利率风险，主要源自市场利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具有长期性和非系统性。只要实行利率市场化，就会伴随着利率风险。尽管这种风险是银行业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但严重的利率风险会给银行的盈利水平和资本带来巨大的威胁，进而影响银行的稳定性。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利率风险的管理原则和监管原则》，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主要有重新定价风险、收益曲线风险、基准风险和选择权风险。

二、资本项目开放与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经济学分析

资本项目开放，又称资本项目可兑换或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指对资本和金融账户项目下资本流动的限制放开，是一个自由化的过程。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一国资本项目开放，可以促进其参与国际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可以促进一国金融及其经济主体等加快发展和完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金融国际化的趋势也加剧了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因素，更是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体系。

1.公众信心结构变化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银行体系建立在“公众信心”的基础上，尽管这种信心心理因素无法量化，但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却是巨大的。随着资本账户的开放，影响公众信心的因素将随之增加，公众的信心结构有可能变得更加脆弱和不稳定。

首先，由于在开放经济环境中，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自主性将被削弱。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公众很可能会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像过去资本管制时那样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手段并担负起危机的“最终救助责任”。即在资本开放后，公众对于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最终的控制能力的信任程度将大大降低。其次，资本账户开放后，各种金融变量指标的健康情况有可能发生不利的变化，同时，资产转移和货币替代的成本会随之下降。因此，一旦公众对本国银行体系的状况有任何不良预期，其信心就会迅速发生扭转，从而采取果断的行动，将会严重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2.资本过度流入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当资本大量流入，银行的外币净负债明显上升，如果对外负债的增加只导致国外资产的增加，即银行投资国外证券或把资金贷放给国外，其扩张效果较小。但是，纵观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资本流入规模与国内信贷的增加是同步的。面对急剧增大的信贷业务量，银行现有的内部管理能力在短期内不能适应，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信贷决策程序混乱、风险评价和控制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对于资本项目开放后资产价格的失调和动荡带来的损失，缺乏风险管理经验和能力的银行就更显得单薄无力。

3.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削弱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当一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时，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由于投资者不能自由地跨国界套利，利率平价不能成立。一旦实现了资本项目的开放，投资者可以在本币和外币之间自由套利，就基本满足了利率平价理论的假设前提，于是就有（远期汇率-即期汇率）/即期汇率=国内市场利率-国际市场利率。其中，即期汇率由货币当局决定，远期汇率由市场预期决定，国际市场利率由国际市场决定，于是国内市场利率就会随着国际市场利率或市场心理预期的剧烈变化而发生意外变动。如前所述，利率的大幅度波动将会危及一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因此，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项目的开放使得货币当局自主控制国内利率水平的难度加大，由此导致的利率意外波动将极大地危及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三、外资银行进入与银行体系稳定性相关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1.外资银行进入可能导致银行特许权价值下降，进而导致利润下降

银行特许权价值，是指通过对利率和市场准入的限制为银行创造的租金，这种租金使得银行许可证对持有者而言有价值，这就形成了银行特许权价值。在金融管制时代，许多国家的银行依靠特许权价值获得巨额垄断利润，对于它们维持较高的不良贷款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市场准入限制减少甚至取消后，特别是伴随着大量外资银行的进入，国内银行部门的垄断地位被严重削弱，利润骤减。银行风险的抵御能力将大大降低，并可能导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迅速上升。

2.外资银行进入可能恶化国内银行的资产质量

一方面，外资银行在服务质量和营销手段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一旦进入很可能会造成国内银行优质客户的大量流失，使得国内银行面临更多的劣质客户或高风险客户。客户质量的下降必然影响信贷质量下降，不良资产率上升，这无疑意味着国内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加。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在抢占市场时，往往会采取“摘樱桃”战略，即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后，往往会将业务集中于具有盈利性的市场和财务状况好的优质客户，从而使得国内银行的盈利性遭受冲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本国银行体系是相对低效率的并且处于较差的资本状况下，则其面对增大的竞争压力的反应可能是从事风险性较高的信贷活动以获得足够的利润边际，这将把银行推向倒闭的边缘。

四、结束语

银行体系作为金融体系中的核心组成，其稳定性对一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银行危机频繁爆发，说明银行体系稳定的基础十分脆弱。我国银行体系虽然从未发生过危机，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开放，我国银行体系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和系列风险。认清形势，准确把握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状况及金融开放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以便加强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已经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刘锡良曾欣: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道德风险.财贸经济[J].2003（3）：25～32

篇6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一、农村金融网点布局的理论分析架构

金融服务获取可能性边界和本文的研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本文提出了用APF作为金融机构网点布局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方面，商业银行决定在一个社区开设分之机构的原则是成本和未来投资收益现值的对比，新网点边的边际收益至少和建立这个网点的成本是一样的。另一方面，金融服务获取可能性边界把外部变量视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两个方面的变量：（1）信用环境、信息技术、市场大小、以及不安全因素等。这些因素在提供金融服务和降低交易成本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建立银行分支机构的成本，低水平的基础设施和机构环境也能够增加交易成本。为了扩大金融服务的获取，Beck and Torre 的金融服务获取可能性边界表明了信息技术的进步和通讯技术、公路等金融基础设施的改进、不安全因素的减少都能够使金融服务的供给从一个低水平的最优均衡转换到高水平的最优均衡，从而延伸金融服务到偏远的地区和提供金融服务给处于边缘的客户，促进金融服务的供给。（2）社会经济特征。村镇银行选址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是交易成本，APF分析框架表明了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或者提高交易价值来减少单位成本。然而，村镇银行必须在富裕的地方开网点才能提高交易的价值。

除此之外，竞争优势也是村镇银行考虑的重要因素。村镇银行从建立初就定位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因此村镇银行将当地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当地的农业产业作为其核心竞争优势。

二、数据、变量介绍和模型设定

1.经济学模型设定。按照以上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分析村镇银行设立网点的影响因素时不考虑内部因素，本文假定村镇银行在一个地方设立网点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比如宏观经济基础、可利用的技术、交通和通讯基础等，本文假定单个的金融机构在一个地方所能获得总收益为π，可以用如下函数表示：π = X*+εi，变量Xi是一个解释性向量，包括了如上所有的解释变量。成本C包括建立村镇银行的额外固定成本和运转成本。建立村镇银行所获得的收益至少和成本是一样的，或评估净现值必须是正的。因此本文假定银行是否会在一个社区开设分支机构仅仅满足如下的条件：π大于或等于计划的成本C，否则村镇银行没有动力在当地建立网点。净收益表示为如下的方程：

Y=π-c

从上式可以看出，如果Y0，村镇银行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将会在新的地方建立网点；否则，假如Y

Y=F（Xi），

其中Y=0或1，Xi表示宏观经济基础、市场大小、可利用的技术、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信息信息技术和不安全因素等。

本文采用Probit 和 Logit模型， 具体不在赘述。

2.相关数据变量实证分析结果。

（1）社会经济特征。表征社会经济特征的人均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数与村镇银行网点的选址成显著的正相关。城镇化比例和银行网点选址在三个模型中成显著的正相关。GDP增长率、受教育水平和是否贫困县与金融机构网点选址不相关。分析表明了我国村镇银行目前选址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发展良好的地方，从现实发展中我们了解到，村镇银行作为法人银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健全的组织结构、机构设置和完善的营销网络，然而目前已经开业的村镇银行，相当一部分都设在地级市和县城。相反，在最需要村镇银行的乡镇和农村，尤其是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地区的乡镇和农村，设立村镇银行的几乎没有。

（2）竞争优势。从模型看出，表示村镇银行竞争优势的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数与村镇银行网点建立不相关。立足中小、微型客户，不做大客户是村镇银行的自我定位。第一产业增加值和村镇银行网点建立在模型中都显著的正相关。表明了村镇银行的建立都主要定位在农业产业。

（3）市场结构及其他变量。表征市场结构的每万人网点数和村镇银行网点选址负相关，但是不显著，存、贷差和网点建立不相关。存款规模和村镇银行网点选址显著的负相关，这可能也与村镇银行样本数量偏少有关系，影响了本文的结果。经过多年的发展，大中型银行机构网络布局相对比较完善，尤其是在发达地区的县域不少大中型银行已经设立了分支机构，如果再在当地设立村镇银行，可能与已有业务形成竞争。所以村镇银行在网点选址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到当地市场结构。

三、农村金融网点布局的优化选择和政策扶持提议

农村金融网点村镇银行的服务弱化，根源在于成本收益不对等的经济因素。因此，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最优布局是在满足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需求的同时，实现农村金融网点的可存活、可持续发展。

1.要加大对村镇银行的政策支持，政策扶持，改善生存环境。地方政府要更多地将扶持政策倾斜到农村金融， 一是建立财政补贴机制，各地要积极整合各项财政支农资金，加强内部的管理、挖潜和资源整合，如通过机构合并、同业兼并、业务等方式，增强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能力。二是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对开展国家鼓励的低收益高风险农业贷款业务的网点。三是要建立支农激励机制，补偿村镇银行的业务经营成本，从而激励其积极开展涉农业务。

2.更新思维，推行服务替代，加大信息推广力度，以推动我国村镇银行的发展。农村金融网点的空间布局要有新思维，只要能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就不必圃于外延式、粗放式的网点增设，可探索一些远程网点、电子网点和虚拟网点。当前，随着农村经济不断的发展活跃，互联网、手机等现代信息工具逐渐推广普及，这为创新农村网点布局提供了条件。如通过加快银行卡、电话银行、网上银行、存取款一体机的推广运用，可以替代某一区域内有形网点的部分甚至全部金融服务功能。一定程度替代了有形网点的部分金融服务功能，弥补了其农村网点缺失的不足。

四、结语

合理的银行网点布局不仅会增加其网点的经济效益，还会对其品牌效应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不合理的银行网点布局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此银行网点的布局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研究银行网点布局的影响因素、银行网点优化的目标和方法，结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政治、经济、地理等其它实际情况达到对银行网点的合理调整，使银行网点的服务性和盈利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篇7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2－0060－05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不仅是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 也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国内外，金融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社会科学。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明显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业的发展。同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培养目标、 课程结构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距。如果不积极、及时地加以改革，金融学高等教育既不能很好地为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服务， 也难以适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危机深化并威胁全球的经济金融体系稳定。 次贷危机的爆发和传染再次验证了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是难以独善其身的，只能审慎应对。金融全球化不仅对一国的金融决策当局和金融业界人士提出了新的挑战， 也对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中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应进行与时俱进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进，以培养具有国际观和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金融人才。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和培养目标设

计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外部环境变化

（一）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及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发展非常迅速， 主要表现为金融学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但在“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质量”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对照西方国家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水平以及21世纪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要求来看，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至少还存在如下的问题：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划分过细，课程交叉、重复现象仍很严重。简单的细化与分割容易使学生形成单纯的专业意识和狭窄的知识结构， 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模式，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问题不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区域的问题， 也不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域的问题，专业设置过细、过专、过窄，既不符合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的要求， 也不利于学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其次，课程体系尽管日趋完善，但至今仍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在欧美，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以及新近兴起的市场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 是金融学研究的主体，而国内多数高校仍以“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基调，这两个领域在国外均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一差异使得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上还是以宏观金融为主， 微观金融领域的前导课程和基础课程还相对薄弱， 这无法适应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 金融业所出现的日益衍生化和日益工程化的发展趋势。 尽管一些条件较好的高校已开始引进美国的原版金融学教材， 力图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更新金融学的教学内容及课程设置， 但要真正有一个根本性、全面性、本土化的变革，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当前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国际分工合作的加强与深化。 世界市场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金融活动的空间， 使得金融全球化的格局加速形成。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虚拟化”（或者说金融化）的特征， 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以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等因素都推动了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加速形成。 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运用，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投机， 从而也孕育着深刻的金融矛盾和金融危机， 而金融全球化也使得金融危机很容易在世界各国传染蔓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此起彼伏， 当前美国次贷危机正威胁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 日益开放的中国很难在危机中独善其身。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也充分表明了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机制的复杂性， 其规律人们目前还很难真正把握；同时，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使金融危机的扩散和传递速度日趋加快，危害日渐严重，金融安全为各国所普遍关注。这一切说明在现代经济活动中， 金融运动所涌现出的形式之多、规律之复杂，是其他经济活动所无法比拟的，需要我们不断加以研究和总结。这对当前的金融学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变化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挑战

世界经济所表现出来的金融经济特征， 一方面更加突出了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因其纷繁复杂而给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

首先， 既然金融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当前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 那么金融学也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开放性学科。 面对新的经济和科技形势，金融学高等教育应当强化对基础性、原理性的金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不仅要加强对开放性金融运行机制的研究，而且还要强化对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市场、金融风险和金融制度创新的研究，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只有这样， 整个金融学高等教育才有一个与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理论基础， 整个金融学高等教育才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其次， 当前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日益衍生化、全球化和电子化。传统的金融学高等教育的知识结构已明显落后于金融实践发展的要求， 所以必须对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进行较大的调整。为了适应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的需要， 新的教学内容必须融入对金融全球化、资产定价、金融工程、风险管理以及金融安全等新兴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样的教学改革才可能保持应有的前瞻性， 也容易保持与经济金融发展的同步性。

第三， 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使金融学的理论知识始终处于快速更新的状态， 这对以传授知识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方法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由于知识的传授速度往往跟不上知识的更新速度， 所以传统的以“传授”为主导的教学方法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注重培养学生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 不能有效地启发或诱导他们去探寻金融知识或规律， 那么他们所接受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必然不完整，更无法达到“终身受用”的目标。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应根据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做出及时调整，并相应地更新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以培养出通晓金融理论与实务，特别是国际金融理论和实务的人才。

二、 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改革指导思想的若干思考

笔者认为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不能只停留在对教育内容的简单增删修补、 课程设置的粗略调整这样的层次上， 而是要打破旧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束缚，确立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正确认识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树立全面的素质观

传统科学与知识发展缓慢， 造就了静态的知识观念， 当代知识的迅速发展与更新则孕育了动态的知识观念。面向21世纪人才的培养，要求能够将知识的传授、 能力的培养与全面素质的提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可以说是教育思想的一大转变，也是培养模式的一种重大突破。笔者认为，要树立全面素质观，必须正确把握知识、 能力和素质三者在教育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在金融学高等教育中，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属于表层的东西，但它又是基础，是能力和素质的载体。若没有丰富的知识，也就不可能有强的能力和高的素质； 学生的能力是在掌握了一定知识的基础上经过培养锻炼和参加社会实践而形成的， 它只有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才能表现出来， 知识越丰富越有利于能力的增强， 强的能力可以促进知识的获取；素质是把外在获得的知识、技能内化于人的身心，升华形成稳定的品质和素养，成为内在的东西，亦即做人的修养。因此说，知识、能力、素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素质处于核心的位置{1}。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现代教育就是从知识教育或知识与能力的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 或者认为从专业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可以不提知识和能力的教育的话，这就缺乏辩证的观点了，并将导致实践中的偏颇。笔者认为，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必须能够正确体现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金融学高等教育要以传授体系完整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为核心，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根本目标展开教学工作。 对照这样一个总体要求， 目前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 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均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正确认识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的关系，树立新的培养目标

进入21世纪以后，现代科学技术出现的综合化、一体化、人文化、信息化趋势，要求文理渗透和文理结合。在这种形势下，高等教育不仅是以培养专门知识、技能、能力为目的的专业教育，而且是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综合素质为目的的“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就是要拓宽知识面、淡化专业，培养基础宽厚、能力较强、素质较高的通才，也就是说培养知识复合型和能力复合型的人才 {2} 。我们认为，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 就金融学本科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而言，应该淡化专业，强化基础，注重素质教育，使学生具有比较宽厚扎实的经济、 金融理论基础及相关专业的原理性知识，具有较强的获取知识的能力，这是最主要的要求。在教育内容上，理论应当与实践紧密联系，要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使他们毕业后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 人才高度流动， 特别是在金融领域， 随着混业经营的推进和深化，金融从业人员不可能一辈子仅固定在银行、证券或保险的某一岗位上， 所以我们要注重夯实其理论基础和提高其综合素质。同时，还要注意到金融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多层次性特点。

（三）根据终身教育的发展趋势，树立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的教育观

终身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的一种教育思想。 在过去的40年尤其是近10年来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终身教育思想认为高校课程设置不应单纯地追求某一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而应强调学科本身的综合性和整体性 {3}。可以看出，终身教育思想是一种着眼于学生发展的教育观念， 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 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培养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金融人才。我们知道，现代科技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日益求助于多学科融合的战略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如新近兴起的金融工程学科就是如此，其理论基础是金融经济学， 而技术基础则大量运用工程技术和数理模型。

终身教育思想要求金融学高等教育既要培养学生在未来任何时候都能获取知识的能力， 同时也要为学生打下一个全面的理论知识基础。 未来的金融人才必须具备综合协调能力， 能够将多学科的知识综合运用到金融实践中，并不断地加以创新和完善，推动我国金融业整体竞争能力的提高。

（四）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应从封闭走向开放

在静态、封闭的知识观支配下，确定性的追求成为教学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根本原则，已成定论的、确定无疑的知识被纳入课程，并一度视为天经地义，而那些不确定的、有争议的，处于发展之中的知识被拒之门外，造成知识即真理的印象，这容易导致学生形成凡是知识皆有定论的误解， 严重歪曲了知识的本来面貌。这种知识观显然不适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笔者认为，在金融学教学中，应特别关注知识的不确定性、未知性，让学生认识到知识不过是人们关于世界的假设，具有条件性、境域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知识的不确定性和不确定的知识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注，纳入课程编制的范畴。 金融学教学内容不应仅仅是既有知识的聚集，还应包括对未知领域的探求，不应仅仅是教材事先规定的材料， 还应包括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形成、产生的内容。在金融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意识到即便是确定的内容， 也常常以不确定的形势加以呈现，以凸显知识的不确定特征。

（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树立教与学统一的教学观

在现代高等教育的教学中， 教与学是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教师和学生形成教学的共同体。传统教学观往往将教学活动视为知识的单向传授，教师将作为真理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虚心接受，理解消化，教学过程成为单向的知识传授过程。当代知识观强调知识的动态性、开放性、内在性，知识不再是永恒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相对的、有待完善的东西，是需要批判、构建的对象。而知识的构建和完善需要通过师生之间的交往与对话才能实现。教学的过程是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根本， 教师和学生都应围绕这一中心来组织教学活动。具体的在能力培养方面，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 知识自我更新能力的培养。 正如我们上文反复强调的，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衍生化使得金融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因此，金融学专业人才的知识自我更新能力必须加强。这包括：（1）要加强培养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 使其掌握利用现代手段如互联网查询和获取各种最新信息的能力。（2）要重视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相比，专业基础课的知识老化周期要长得多， 专业基础课一旦掌握牢固， 学生今后知识自我更新的能力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3） 外语与计算机能力的提高，这已经是一种共识，在当前各种人才的竞争中，外语和计算机运用能力的高低，往往成为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2. 专业能力的培养。 用人企业往往要求金融学专业毕业生具有较全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能力， 这就要求高等院校应重视学生特别是本科生专业知识水平和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 因此应及时调整专业课程设置， 尽快更新本科学生所用的专业教材，以适应当前全球金融业发展的日新月异，使之能够充分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实务操作。 同时我们还必须大力更新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实验手段、实习设计等诸多环节， 把金融学高等教育的重心从纯粹的传授知识转移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能力上来。

3. 其他综合能力的培养。 金融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最重要领域之一， 金融全球化要求金融从业人员应该具备比其他行业更高的综合能力。 笔者认为，这些能力主要包括社会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管理决策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等。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注入一些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有意识地让学生们领悟到这些能力的重要性， 并在学习的过程中自觉地加以磨炼。 只有重视这些能力的综合培养和平衡发展， 才可能培养出符合未来经济金融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

三、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确定与设计

培养目标的确定是金融学高等教育改革应该明确的首要问题， 它不但涉及到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模式， 同时还决定着金融学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设置。 下面笔者以本科教育为例谈谈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看法。

（一）毕业生应该具有宽厚扎实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 金融学本科教学应强调素质教育和应用教育。金融领域知识宽泛，工作岗位繁多，金融学本科毕业生从事实际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不可能在本科学习期间全部解决， 其中大部分应该且只能在实践中获得和掌握。我们常说“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从事实际工作的适应能力，就成为本科教学的直接目的。也就是说，本科教育应该是厚基础、宽口径，并以素质教育为主，是宽厚基础上的专业教育。我们知道，金融学是整个经济学领域中最复杂也最趋近自然科学的领域。因此，理论功底既要强调宏微观经济学更要突出金融经济学， 后者包括资产定价、 公司金融以及新近兴起的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等相关的理论研究。掌握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理论，对于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理解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 创造性地解决金融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当加强对学生数理分析和计量建模能力的培养，为其以后的继续深造打下扎实基础，也有利于更好更快地和西方金融学研究接轨。

（二）毕业生应该具有从事金融实务工作的能力

由于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最终要从事金融业务的具体操作，因此我们认为，金融学本科阶段的教育也应该服务于知识应用这一最终目的。 在强论理论基础的同时，业务课程要与现实紧密结合。实务教育有多种途径， 可以请从事实际工作的业内人士直接向学生讲授金融业务， 也可以让学生直接从事短期的金融业务实践， 还可以采取间接的办法，就是让教师先得到实践的机会或得到实践的教育，而后再向学生传授金融实务知识。笔者认为，本科阶段实务教学的直接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实际工作技能，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实务教学，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金融学的基本理论，以便在日后实际业务工作中能更好地应用金融理论和提高实际业务水平。

（三）毕业生应熟悉相关的经济原理并具备较高的外语与计算机水平

由于经济工作中各个专业具有较大的相互关联性，而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认为， 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还应熟悉相关专业的原理性知识。教学计划的安排应该体现这一要求， 这可以通过安排一定的选修课来实现。同时我们认为， 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和世界经济一体化、 金融全球化的趋势， 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不仅要懂得金融理论与实务，也要懂得一定的国际经济管理，并具备一定的国际交往能力。此外，加强计算机教学，提高本科生计算机运用能力， 有助于学生将来更好地完成工作。

（四）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应该具有较强的创新开放意识和法制自律意识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 转轨经济以及转轨后的市场经济对金融人才的需求与计划经济时代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是不同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观念”。我们认为，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我们所培养的金融人才必须具有较强的市场经济意识，这些市场经济意识具体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风险意识。风险意识对于金融工作者尤为重要，这是因为：（1）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民经济中的诸多风险最终都会表现为金融风险；（2）金融业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 微小的失误都可能给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损失。 培养金融学专业本科学生的竞争意识，特别是风险意识，应该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以及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应该有充分的体现。

2.创新意识。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更是日新月异。从宏观的角度讲， 一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是分不开的；从微观的角度讲，一个金融企业的发展也取决于它的产品创新能力。在市场经济中，金融体制不断地适应社会需求而发生变化， 而新的金融工具会层出不穷。没有创新和超前意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培养金融学专业本科学生的创新意识对于他们适应市场竞争是很重要的。

3.开放意识。正如我们上文所反复强调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是未来世界金融经济的发展趋势， 各国经济金融联系日益紧密。因此，熟悉国际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惯例，对于造就金融人才是必须的。 而培养出具有开放意识以及深远的战略眼光的金融人才， 是在今后激烈竞争的国际金融领域中获得成功的一个保证。

4.自律意识。作为一名金融工作者，除了应该懂得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 并熟知和遵守金融法律法规外，还应有很强的自律意识。无论是1995年的巴林银行破产案， 还是2008年刚刚发生的法兴银行的71.4亿美元的违规交易， 我们都看到了金融从业人员的欺诈投机行为对所在金融机构的重大伤害，特别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大金融机构的重创可能引发全球的经济金融动荡。因此，在金融学高等教育中必须加强对学生的自律意识和法制意识。

参考文献：

篇8

 

一、我国国际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逐渐提高，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发展非常迅速，主要表现为全国经济类院校和非经济类院校都开始扩张金融学生源。但在“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质量”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对照西方国家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水平以及21世纪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要求来看，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1、金融学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划分过细，重复现象较为严重。简单的细化与分割容易使学生形成单纯的专业意识和狭窄的知识结构，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模式，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问题不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区域的问题，也不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域的问题，专业设置过细、过专、过窄，既不符合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学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2、课程体系尽管日趋完善，但至今仍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在欧美，资产定价、公司金融以及新近兴起的市场微观结构是金融学研究的主体，而国内多数高校仍以“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 为基调，这两个领域在国外均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一差异使得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上还是以宏观金融为主，微观金融领域的前导课程和基础课程还相对薄弱，这无法适应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业所出现的日益衍生化和日益工程化的发展趋势。尽管一些条件较好的高校已开始引进美国的原版金融学教材，力图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更新金融学的教学内容及课程设置，但要真正有一个根本性、全面性、本土化的变革，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国际金融学科面临的新变化 

近十多年来，国际金融学科在国内外发展很快，国际金融教科书也出版了很多，其中许多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从掌握的资料来看，以下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金融学的热点和重点问题： 

1、金融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 

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就其从单一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其国内的金融日趋自由化和市场化。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的核心就主要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如何开放资本账户？如何在资本账户开放中趋利避害？由于其涉及到汇率制度安排、货币兑换、国际收支调节、资本流动的管制与放松和国际储备管理等这样一些国际金融学最基本和最本质的问题，因而也成为国际金融学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 

2、从货币金融角度研究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与调节 

内部均衡目标有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等基本目标和产业结构合理、资源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等衍生目标，外部均衡除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基本目标之外，还有贸易收支平衡、资本流动平稳、对外金融稳定、贸易条件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升级贸易部门经济效益提高、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地区、行业、部门分布合理等派生要求。而在内外均衡目标的追求中，不仅本身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外因素的牵制和影响。所以，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与调节成为各国在开放经济下在宏观经济与金融调控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3、与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相伴生的区域化金融、货币合作的重要性、迫切性日益凸现，各种战略规划和构想、各种组织形式和实践活动不断涌现，从而使其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又一重点和热点。 

4、以跨国公司、跨国银行为主体的国际融资、国际投资、国际资本运营和风险管理活动，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影响，都越来越大，从而使跨国微观国际金融日趋成为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内容。 

三、国际金融学的新变化对教学目标的要求 

面对国际金融学的这些新发展, 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如下几点： 

1、加强对基本理论的讲解和分析，使学生在理论的逐步展开中深刻理解国际金融的主要问题，进一步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只对西方国际金融理论作简单的介绍和批判、将国际金融理论与基本知识和实务合一的做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需要。我们应当加强对反映了市场经济普遍规律的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加强对数学等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运用，并将这一学科的发展方向尽可能地体现在教学中，才能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密切关注国际金融领域的新理论、新知识和新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掌握知识和获取技能的一般途径，对于国际金融来说，这一原则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国际金融活动极为活跃，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我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使外部均衡问题日益突出、内外均衡的冲突越来越引起注意，而这一问题的表现及其解决在我国总的来说还处于萌芽阶段，急需我国的高等教育实现新的改革。 

3、注重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组织活动中，要避免学生由于缺乏对基本理论的完整接受和理解而导致的死记硬背和一知半解的学习方法，应该将基本理论讲得尽可能的清楚透彻，并多用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在课后习题练习与考试或考查中体现出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视，从而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 

四、我国国际金融学科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思路 

1、国际金融课程教学目标改革 

通过个人的教学经验以及与其他学者的交流，觉得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对国际金融人才的培养目标进行定位： 

（1）横向目标。本文将横向目标确定为专门培养以下三类金融人才：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以及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型人才的目的在于培养以深厚的金融理论基础、扎实的科研方法、较为突出的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先进人才，此类人才有益于我国金融学科的理论发展能够跟上国际的发展步伐，并能在国际金融的实践中取得丰硕的成果；培养应用型的人才则主要就是与金融实务相结合，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与国际接轨。在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又可继续分为综合管理型人才、职能管理型人才、外向型人才等各种实务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则包含了“经济学+管理学”复合型人才，和“经济学+其他学科”复合型人才。 

（2）纵向目标。横向目标确定以后，还必须对纵向的国际金融专业的学生做好一个系统的分类：对于专科生而言，专门塑造具有必备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国际金融的专业知识，能够独立从事金融实务工作的应用型人才。对于本科生，则必须塑造理论扎实、综合素质高、熟悉国际金融实务，并具有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还能够具有创业能力的高等经济管理人才。对于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必然将他们塑造成具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综合素质高、富有创新力并具有一定管理能力的高级经济学管理人才。一般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理论型研究人才，具有较高的科研创新水平；一部分则是管理型人才，突出的优势则是熟悉国际上的各种金融实务，能够在国际贸易之中独立承担交流能力，具有很强的经营管理创新能力。 

2、教学内容与实际相结合 

根据国际金融学科的新发展和教学目标的要求，应当把上述的内容尽可能纳入教学内容之中。要改革好国际金融学科的教学内容，必须选择好教材，目前在国内一些高校内所选用的教材的内容较为陈旧，权威性明显不足，还可能存在一些错误；有的教材内容缺乏更新，与现今发展迅速的国际金融实务衔接不上，误使学生的认识有点滞后，不利于我国国际金融行业水平的提高。有的教材只是一味的学习西方的金融理论，缺乏与我国国情的密切结合，让学生学习之后无法运用到实际的操作当中去。因此，本着以上的问题，在选择国际金融系列教材上，应当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内外成熟和规范的教材体系，另外，由于国际金融形势不断变化，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也是层出不穷，决定了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更新较快，而国际金融教材从计划、编写到出版发行需要一定的时间，即使是最新的教材，出现一两年后也会滞后于实践的情况。因此，国际金融课程教师应将国际金融的教学置身于与世界金融体系接轨的国际化教学之中，密切关注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前沿动态，不断充实最新资讯，力争最大限度地保持教材、课程、教学的时效性。 

3、教学方式与时俱进 

国际金融课程作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专业课，涉及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基本操作，内容跨度很大，这一特点决定了该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方式必须多样化。 

首先，理论联合实际，推陈出新，新旧结合。国际金融课程具有抽象性、专有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等特征，要求教师对于教学方式要启发诱导、推陈出新，针对国际金融这门课程理论性和实务性为一体的特征，应从当前的国际金融领域的具体实例入手，寻找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以鲜明的事例，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在教学方法上，由单纯注重课堂教学向模拟实战、社会实践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转变。 

其次，研究性教学必不可少。研究性教学是相对于应用性教学而言的教学形式，旨在通过对大量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判断，创设一种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通过自主的探索、发现和体验，培养学生的创新理念、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国际金融课程由于其自身的专业知识特征，很显然比许多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的一些基础性课程更具有广阔性和适用性。 

最后，借助现代多媒体实现双语教学，加强与国际接轨。作为信息革命的产物，多媒体教学的引入使现代直观教学法可以通过图文并茂、声形并兼的方式来介绍国际金融市场的概况，可以更及时、更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国际金融领域的新动态，增加了授课的生动性、直观性，加大了授课的信息量。双语教学作为新兴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学生更近距离和直观地了解国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4、考核方式多元化 

为培养合格的适合未来金融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需要从多角度考查学生能力。除了从教学目标、方法、内容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外，改革和丰富考核方式也是实现新形势下教学目标的重要措施。在总体教学目标确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结合当前的新形势，就国际金融教学确立多样化的合理考核模式，包括围绕课程内容中所涉及的国际金融热点问题，结合我国对外开放的实际，有计划地安排课后查阅资料、组织学生讨论、再撰写相关的探讨性论文；将考试方式分成实务考试和理论考试，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模拟实务操作，帮助学生把第一课堂的知识转化为专业技能的各类课外学习和学术科研活动，这些安排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运用。 

 

参考文献 

[1]王爱俭.关于优化国际金融学科体系的思考[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1） 

[2]王晓军.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与教学方法创新研究[j].理论探讨，2008 

[3]王群琳.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高等农业教育，2005，9 

[4]张建友.国际金融学科的发展与国际金融专业教学内容及课程设置调整[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 

篇9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戈德史密斯首次提出金融结构理论，认为金融结构即为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并认为金融结构的变迁即为金融发展，建立了一套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然而其理论中关于最优金融结构方面内容却未提及。最早比较详细地论述“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是林毅夫（2006；2009；2011），认为“最优金融结构”即金融体系中各种制度按比例构成以及其相互关系需要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产业、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并认为“最优金融结构”要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职能，促进经济发展，是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应具有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是内生的、客观的，也是动态的，随着该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的变化而演变。林毅夫也阐述了一国的政策、法律、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可能会影响该国金融结构偏离最优。

以往学术界采用所谓的“两分法”来划分金融结构，他们将寻求最优金融结构转化为研究两类金融结构的优劣即银行与市场的优劣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经济环境等的变化而有所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学者认为德国、日本等银行导向的金融结构优于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结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长期经济萧条，大量的研究成果又偏重于认为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是较优的。实际上，不同国家金融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经济、政治及社会传统根源，不同的金融结构在公司治理、风险分担、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功能方面各有优劣。到最后也未有统一定论。

为何要把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分开来研究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与金融市场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之间既是竞争的关系，又具有互补的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并不能完全分开，那么银行与市场的组合将会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只是银行与市场这一组合的比例存在着差异，各国银行与市场组合比例即金融结构是不同的，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着使得经济发展实现最大化的最优银行与市场的组合点即最优金融结构。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在新的视角下，以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是否存在最优点，以及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

经济发展中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一）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金融结构的组合主要由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构成，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融资需求组合，将金融资源分配到这两种结构或者方式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在既定的金融资源之下实现最优经济发展水平的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比例。首先构建一个经济增长函数：

根据假设，函数中的Growth表示等产量线，银行部门发展（间接金融）用Bank来表示，Stock表示金融市场发展（直接金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的金融资源将会面对一定的预算约束即金融资源禀赋约束，金融资源约束线方程为：

Bank代表银行发展，Stock代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R代表金融资源禀赋，d1与d2代表的是一国金融资源分配到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难易程度，d1越大，表示金融资源分配到银行部门的难度越大，则会将资源转而分配到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将有更大的发展；反之，d1越小，则资源更容易进入银行系统，银行部门发展会更快。这里的d1与d2主要受到政府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国内外经济环境、科学技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等因素影响。

在长期，假定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之下，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金融结构组合都是可变动的，一国用于分配这两种方式的金融资源R是既定的，金融资源主要分配到银行部门与金融市场中。如果该国要以既定的金融资源获得最优的产出，那么它应该如何选择最优的金融结构组合呢？即如何选择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比例。

将等产量曲线与相应的约束线画在同一个平面坐标中，就可以确定一国在既定金融资源之下实现最大产量的最优金融结构组合点即金融结构最优点。在图1中，横轴代表银行发展（间接金融），纵轴代表金融市场（直接金融）发展，首先画出一条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以及三条等产量曲线Q1、Q2、Q3。由图1可见，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与等产量线Q2相切于Z点，该点为均衡点即银行发展（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组合的最优点。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相交于Q1曲线的a、b点虽然也是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两个组合点，但是所代表的产出比较低，并不是最优点，而代表更高产量的Q3线与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无交点也无切点，既定的金融资源之下无法实现Q3曲线所代表的产量，所以Z点才是既定金融资源之下，银行与金融市场组合的最优点，即证明了金融结构最优点的存在。在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经济金融环境、金融管制政策、经济体制等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一国金融资源禀赋发生变化，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发生平移，平移的CD线就会与其它等产量线形成相同的切点，而形成的一系列切点均为新的金融结构的最优点。d1与d2由于其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则约束线CD将会发生转移，转移的CD曲线会与等产量线形成一个切点，达到一个均衡，这个均衡点将会是新的金融结构最优点。当由于其他金融结构的影响因素的作用，此阶段的CD曲线与等产量线没有相切，即没有达到均衡点位置，例如目前的处于a、b、f点的位置，则表明此状态的金融结构没有达到最优，偏离了最优，a、b、f点处的金融结构点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未能使经济获得最大化的增长。

（二）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的“倒U型”关系假设

根据前面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在既定金融资源下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即银行（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最优组合比例，当金融结构处于最优值时，经济处于高水平的发展状态，金融结构未能达到这个最优值或者偏离最优值时，经济发展将会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Asli Demirguc-Kunt， Erik Feyen， and Ross Levine（2011）认为各国的金融结构实际值与金融结构最优估计值之间的偏离值称作“金融结构缺口”，通过各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随着金融结构缺口缩小，经济不断增长，随着金融结构缺口扩大，经济发展不断降低。从经济学角度以及学者们的理论实践的结论可以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金融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最优金融结构可以认为是金融结构的临界值或阈值，金融结构趋向于金融结构的最优值时，经济不断增长，金融结构偏离最优值时，经济增长下降。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理论假设：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

如图2所示，横轴代表金融结构，纵轴代表经济发展，图中“倒U”型曲线L代表的是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Z点代表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的最优金融结构点，P点代表实现最优经济发展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表明金融结构的发展，经济增长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金融结构在Z点以前，经济增长呈现增长趋势，在金融结构达到Z点时，经济发展达到峰值点P，金融结构在Z点以后，经济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那么曲线中的Z点为使得经济发展达到最大值时的金融结构值，而此时的金融结构Z点，被称之为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与Levine等人（2011）得出的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的结论是一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用函数表达式的形式表示如下：

当这里的α2为负值，并且α1为正值时，该函数曲线为“倒U”型曲线。根据以上理论得出两种假设：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着“倒U”型非线性关系。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所得结论如下：一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着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说明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与抑制作用，其作用还取决于金融结构的水平，即取决于金融结构的最优值或者阈值。当金融结构的水平高于最优值时，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组合比例中，直接金融比例的下降或者间接金融比重的提高都将会对经济增长发展产生负效应，将使得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不利于经济发展，此时可通过优化金融结构提升直接金融比重使得经济发展程度提升到高水平发展状态；当金融结构水平低于最优值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在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组合比例中，直接金融比例的下降或者间接金融比例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促进其经济发展，此时可以通过提升间接金融比重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的最优临界值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割成以上两种一正一负的非对称关系状态。

在现实中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并非时时刻刻保持最优状态，因为一国或地区的金融结构受到要素资源禀赋、法律、文化、制度、经济政策、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科技水平、财富、经济金融环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金融结构可能偏离其最优临界点或者最优区间，因此可以通过金融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整去促使金融结构趋向其最优状态，从而使得该国的经济处于高水平发展状态。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埃斯里·德米尔古克-肯特，罗斯·莱文.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银行、市场和发展的跨国比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劳平.融资结构的变迁研究[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篇10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  制度经济学  双层制度安排

1 问题的提出 

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1997)、张军(1998)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 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 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 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 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 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 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篇11

赴美任职七个多月,林毅夫最大的感触是:天底下的穷人和农民,都是一样希望能够改善他们自己和子女的生活

1月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财经》年会“2009:预测与战略”海外专场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一如既往地受到媒体们的“围堵”。生长于台湾、深造于中国大陆和美国的顶尖学府,而后多年在北京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决策建言,至2008年进入世行工作,林毅夫的独特经历与身份,让他关于中国、美国与世界的意见尤受关注。

在《财经》年会上,林毅夫用数据和史实阐述了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资产泡沫导致的过度消费,以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残余扭曲导致的过度储蓄。所以,人民币升值扭转不了中美的失衡,应该解决两国各自内部的结构问题。

1月14日,《财经》记者在世界银行总部大楼专访林毅夫。访谈在中午11点多开始,林毅夫从一个会上匆匆赶来;采访结束后,他又立即坐回自己堆满书的办公桌前,因为“1点钟还要和行长佐利克开会,要准备一下”。

赴美任职七个多月,以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为专长的林毅夫说,自己在世行任职数月最大的感触是:“天底下的穷人和农民,都是一样的可爱,都一样希望能够改善他们自己和子女的生活。”

他说,世行的工作让他有机会走访许多发展中国家,思考过去不太思考的问题;也让自己进一步确信,发挥比较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发展之道。

《财经》:这次全球性危机让我们看到,金融原来可以以如此方式拖垮经济。你对二者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林毅夫:金融属于服务业,所以,金融应该为真实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应根据真实经济的需要来考虑金融服务的安排。金融的结构、创新,都应该围绕这一点来展开。实际上,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从非正规金融变成正规金融,后来变成银行,小银行变成大银行,股票市场,二板市场,再到风险资本……都是根据真实经济的需要而不断创新,对真实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相当大贡献。

当然,金融业有其特性。它本身存在信息不对称,存在着道德风险泛滥的可能。所以,发展过程中如果监管不到位,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财经》:可不可以说,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

林毅夫:很难这么说。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应该还是跟实体经济同步的。这次危机的问题是监管不到位,而不是金融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道德风险没有克服。要说发展中国家金融滞后,就要看“滞后”指的是什么。我们常说金融结构要跟实体经济结构相一致,实际上有时说发展中国家金融滞后,是说很多发达国家有的金融制度或安排,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弱或不存在。

问题是,适合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是不是就适合发展中国家?不一定。

比如说,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的也许是为资金需求量小、经营活动比较成熟的农民或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适应这种需要的金融安排,应该是地区性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这种金融机构基本上是过时的,它们在发展的早期是那样,但现在更多是全国性的大银行。

《财经》:发达国家金融的高度发展,引发了这样一场全球性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什么?是继续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走它们走过的路,还是另找一条路?

林毅夫:学习和探索都重要。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是解放思想,对各种理论和经验都需要认真学习和了解,但也必须实事求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来决定,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条件尚未成熟的。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基本的制度安排是市场经济,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总要发挥一定作用,市场才能运行得更好。

《财经》: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发展金融时,很大程度还是在学习发达国家。你认为金融发展要切合实际需要,那么,中国的发展需要注意什么?

林毅夫:“需要”有两方面。一是使中国的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结构相符合,也就是要有满足中小企业和农民需要的金融服务;当然,结构并不是单一的,因为中国也有大企业,也要有能够满足大企业的金融服务。二是金融必然有信息不对称,必然会有潜在的道德风险,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对金融进行监管。

《财经》:危机也让人们开始思考经济结构转型。你认为中国是否还应继续外向型的发展模式?

林毅夫:应该说外向型的政策基本上是要坚持的。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的经验可以明显看出,本来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北美没有很大差异,就在那一次大萧条中,拉美国家从比较开放的经济变成了比较封闭的经济;而同样属于资源型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则继续推行开放经济。60年后,二者发展的绩效差距非常明显。所以,对中国来说,外向型的开放经济是不能动摇的。

说中国应该转向消费型,要先看消费被压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促进消费有两种方式:一是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来增加消费,二是在一次分配中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要使经济转向消费型,如果是在二次分配中转换,可能就会有问题,因为这不能持续――不生产,单单靠消费、靠转移支付,经济的效率会很低。如果转向消费型是在一次分配中,让低收入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由于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较高,那么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增大。

一次分配是指在竞争市场中形成的价格,也就是要理顺一些要素价格。要在一次分配中解决公平跟效率,就要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比较便宜,相对丰富,那就更多地发展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或是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密集的区段,这样低收入者的收入就会提高。

总的来说,经济一定是开放经济,不能简单地说是从外向型转向消费型经济。

《财经》:这次全球性的危机也说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脱钩”。你认为,未来发展中国家在保持开放的同时,在发展方式上是应该更加独立,还是更加融入全球分工?

林毅夫:首先,“脱钩”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是波动是否关联,二是增长率是否有明显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差异不大,而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是有明显差异的。比如今年,根据各种预测,发达国家是负增长,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是4.5%,所以,从这方面来讲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是脱钩的。

但我们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相互依存,发达国家有经济波动,发展中国家也是在平均增长率的上下波动,这个波动是没有脱钩的。

所以,一般要讲脱钩,主要还是说增长率,而波动是不太可能脱钩的。

从经济大萧条的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最好还是融进国际经济体系之中,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是最有竞争力的,也就会在各种状况下都表现得最好,不管是在“顺风”还是“逆风”的时候。这场经济危机中,同样是受到全球危机的影响,有的国家发展得比较好,有的国家受到冲击比较大,仔细想来,背后的道理也是这样。

《财经》:如你所说,发展中国家要发挥比较优势,有各自的限制条件。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限制条件有何不同?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否由于限制条件相对较少?

林毅夫:中国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中国的一个较大优势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限制条件是过去的“包袱”也不少。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刚好相反,“包袱”相对少一点,但是政府的执行力比较弱。

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如何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实现它们的优势并进入良性循环,切入点在什么地方,需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来思考。

篇12

一、对于现金池的释义

现金池（CashPooling）也称现金总库。最早是由跨国公司的财务公司与国际银行联手开发的资金管理模式，以统一调拨集团的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集团持有的净头寸。对于一家控制众多成员公司的跨国公司来说，某个成员公司拥有大笔的外汇资金盈利与另一个成员公司存在大笔的外汇缺口的情况总是在发生着。母公司需要成员公司相互调剂外汇余缺，合理调配跨国公司内部的资金，来避免公司体系内部分成员有闲置资金，而另一部分成员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状况。

目前的外汇现金池制度就是跨国公司为了达到上述需求，基于外汇委托贷款框架设计的。由于我国法律限制企业间的借贷行为，参与现金池运作的公司尽管属于同一个母公司，但仍然需要维持法律和税务上的相互分离。因此集团内部各子公司主要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实现实体现金池管理。委托贷款简单说就是一方向另一方贷款，委托第三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商业银行不承担贷款损失风险，只负责按照委托人所指定的对象或投向、规定的用途和范围、定妥的条件（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具体来讲，现金池的运作通常需要借助外部银行系统的支持来完成，在这种制度体系中，外部的合作银行担当贷款人角色，而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成员公司分别作为委托人贷款人和贷款人，三者通过一系列法律协议，逐步将内部资金的调配变成委托贷款业务。

现金池根据是否存在实际资金的转移，分可为实体现金池（Physical Pool）和名义现金池（Notional Pool）。前者是账户零余额集合，即若干成员公司的现金以现金集中或现金清零的形式管理，成员公司通过零余额子账户来完成业务分离。名义现金池的运作机制是：每个参与现金池的公司保留归于现金池的货币所在账户，然后银行综合所有参与账户，综合结出一个净额以反映现金头寸，并没有实际资金转移。

二、跨国企业建立现金池的动因分析

跨国公司主要是指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企业为获取巨额利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多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从事生产、销售或其他经营活动的国际企业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拥有科学的管理经验，生产技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它通过全球性的资源配置，在各个国家与地区建立工厂，利用规模经济，实现低成本优势，获取丰厚利润。

现金池是降低跨国公司融资成本的关键。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除了规模经济，跨国公司还可能存在范围经济，范围经济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如果联合生产几种产出的支出比分别生产它们的支出要少，那么就称联合生产存在范围经济。跨国公司的生产过程所需的生产要素不外乎土地、劳动、资金、企业家才能这四类，资金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不断地在众多子公司中调剂余缺，无疑提高了资金的运作效率，降低了资金成本，产生了近乎于成员公司之间联合生产，所达到的范围经济的效果。

跨国公司构建现金池的目的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利用公司自有资金减少外部的融资成本。众所周知，市场交易存在交易成本，企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企业可以将市场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货币（资本）市场上交易的是资金，利率即资金的价格，由于跨国公司所在的东道国有关法律法规限制，母公司与成员公司，以及成员公司之间不能直接划拨资金，那么跨国公司借助银行等其他第三方来获得资金也具有了外部融资的特点。其实不然，在外汇资金池这一制度下，合作银行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跨国公司的资金管理中心，近乎于跨国公司内部部门，为跨国公司提供着专业的长期的服务，为跨国公司规避成员公司资金划拨提供技术支持，实质将企业的外部融资变为了内部融资。合作银行所扮演的角色与日常吸取存款，发放贷款业务有很大不同，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成员公司既是资金的提供者，又是资金的需求者，合作银行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与贷款对象，可以节约大量资信调查成本与营销费用，加之跨国公司经济实力雄厚，企业形象良好，合作银行愿意也能够在名义上提供资金（仅按照协议收取一定佣金），如此条件下，跨国公司就具有在资本（货币）市场进行外部融资时，不具备的议价能力，从而实现了内部融资与资金成本的降低。

现金池是加强跨国公司财务风险管理的客观需要。负债经营是现代企业应有的经营策略，通过负债经营可以弥补自有资金的不足，还可以用借贷资金来扩大总资产规模，但是在发挥这种财务杠杆作用的同时，高负债率也意味着财务风险的增加，由于负债经营以定期付息、到期还本为前提，如果公司用负债进行的投资不能按期收回并取得预期收益的话，公司必将陷入无力偿还债务的风险，其结果不仅会导致公司资金面紧张，甚至还可能因为资产变现能力差，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而遭受破产清算之灾。因此，跨国公司必须在相关账户保留一定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从而保持一定的流动性。

一般地情况下，公司往往会事先估计一段时间内需要到期支付的债务总额，然后以此为基础，适当放大帐户现金余额数目，建立一个财务安全边际。当然，资金作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存在着机会成本，对于跨国公司来讲，帐户中究竟该保留多少现金更多地是一个权衡收益性与安全性的问题。在现金池制度下，跨国公司的成员公司只需保留少量现金，就可以实现安全性目标，原因很简单，成员公司帐户上零散的资金统一划归资金池，就实现了资金的化零为整，由于不是每个成员公司每日都存在到期债务的支付，资金池的容量只需满足所有成员公司一天内偿还到期债务总和即可，那些帐户余额不足的成员公司，可以在授信额度内，向现金池拆借资金，而当现金池入不敷出时，现金池又可以凭借跨国企业良好的信誉与雄厚的财力，按照与合作银行的协议，以优惠利率向银行借入资金。由此可见，现金池极大地降低了不确定性的大额债务支付给单个成员企业造成的财务压力，跨国公司的成员公司依托合作银行先进的通讯与快速的资金汇划工具，可以迅速摆脱财务危机，避免破产厄运，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司形象的负面影响。

现金池也是跨国公司进行外汇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跨国公司成员公司主要是指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企业在多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那么对跨国公司的成员公司来讲，东道国的法币即是外币。跨国公司以本币或其他硬通货投资东道国，根据市场形成的外汇汇率，将东道国货币计量的利润折算成本币或其它硬通货表示的利润，来衡量投资的回报率。外汇汇率取决于通货膨胀率，利率，国家外汇储备，外汇市场供需状况，甚至短期的外汇投机行为也会对外汇汇率产生巨大影响，跨国公司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决定的外汇汇率，承担持有东道国货币所产生的外汇风险。固然，跨国公司可以采用套期保值，远期合约，外汇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风险，但是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且由于基差风险的存在，金融衍生工具也很难完全规避风险，巨大的杠杆效应也使金融衍生工具具有了双刃剑的特点。在现金池制度下，跨国公司一方面利用现金池的资金融通机制，减少持有的东道国（外币）现金头寸，可以从根本上降低外汇风险；另一方面，合作银行拥有充足的外汇市场操作经验，能够专业地预测外汇走势，为跨国企业掌握合理有利的资金头寸提供建议。

三、现金池模式在我国的实施情况与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启示

对跨国公司而言，在中国建立本地化的，用委托贷款的方式建立的现金池在支持跨国公司集团总部与成员单位之间推行资金集中管理，以便更好管理其在华投资已经不再是梦想。无论是人民币或是外币现金池，委托贷款关系引入后使得原来可能存在的法律或政策问题迎刃而解。在技术层面上，中国地区商业银行的IT支持系统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建立一个高度自动化的现金池结构的要求；招商银行更是在实践上展现了专业现金管理方案的设计和实施能力，如招商银行与GE、爱立信、松下等大型跨国集团的现金池业务合作，都是业界成功的典型案例。

现金池运作实例

现金池在国际国内有广泛的应用，国际上最为著名的就是GE公司“现金池”，而国内开展较为成功的是中石油和广东交通集团。假设一个中石油公司ABC，由A公司、B公司和C公司构成，A公司日均盈余400万元人民币；B公司日均透支300万元人民币；C公司日均透支200万元人民币。三家公司的银行为所有的贷方余额支付一年期4.14%的利率，对所有的借方余额收取一年期7.47%的利率,即存贷息差为3.33%，面建立一个现金池来说明如何使中石油集团受益：

根据假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石油利用现金池节约了64%的利息费用，但考虑到中石油每年几千亿元的销售收入，以及高达3.33%的存贷息差，现金池的效用更是惊人。按照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大部分中央企业和国有大型集团公司也建立了类似现金池的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主要有收支两条线、结算中心、建立集团财务公司等，但以结算中心和财务公司两种方式居多。结算中心通常是由企业集团内部设立的，办理集团内部各成员现金收付和往来结算业务的专门机构，通常设立于财务部门内，是一个资金运作的职能部门。而财务公司是集团公司下属的、由人民银行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它作为集团企业的子公司设立。无论是结算中心还是财务公司，尽管都需要借助于外部合作银行才能履行其职责，但合作银行并没有成为集团实现各成员单位资金集中运作和集团内部资金共享的管理主体，而仅仅是资金管控的“配角”。

第一，财务公司、结算中心作为母公司的成员公司或者部门，无疑加大了组织架构的冗繁程度，以及管理的层级，管理与运行成本也是相当惊人，不符合当今管理层级偏平化的发展趋势；第二，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因素瞬息万变，利率汇率波动平凡，财务公司、结算中心不具备合作银行在利率汇率走势分析上的专业优势；第三，况且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不少实力公司已经初具跨国公司雏形，对外投资势头有增无减，大量的外币收支与跨国分支机构的设立，合作银行通过国外分行或行可以满足本土公司快速、安全的资金融通需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随着中国政策环境的进一步开放，以及跨国公司对在中国，本土企业对在外国如何建立现金池认识的加深，现金池将成为跨国公司实现资金集中管理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1]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Economics 17th edtion》，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