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含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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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所密切关注的价值原则如大同、平等、和谐与公正等，能够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之根生长的土壤。

一、传统文化"大同社会"萌生早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基础。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一直被中华民族所肯定和强调，以至于在古代与古典时期一直到现当代始终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诸多关系层面上占据着社会意识的主流与相应的统治地位[1]。古代孔子提倡的大同社会。孔子尤为推崇群体至上，特别讲究人世兼济，从而将社会安定与发展顺理成章地作为终极关怀，并最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模式对自身的主张和理想进行了高度概括，从而形成了儒家整体主义价值观，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统治思想的中国古代进行发育，得以与文明的生长同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土壤。后来到了西汉的《礼记・礼运》中借孔子之名而首倡"大同"与"小康"之说，从而把社会历史的变化演进分为两个阶段，即通常所说的"大同"之世与"小康"之世，理论背景也就是"大道之行"和"大道既隐"两个历史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近代文化与实践基础。洪秀全倡导的平等价值观。洪秀全作为近代运动的杰出人物，他巧妙地把西方基督教的博爱观念与中国历代农民形成的朴素的平等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一个以拜上帝为形式，形成了一个以平等、平均为内容的比较完整的核心思想体系。一方面强调人们应该有享受现实的幸福的权利，同时也应该为获得现实的幸福而进行拼搏与努力奋斗，因此人们应该在享受现实的幸福的同时更应该进一步建立人间"天国"。另一方面，其思想体系也主张平等与博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普天之下皆兄弟"主张，进一步主张男女平等与父子平等以及君臣平等，因而顺势形成了一种和谐与大同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实践与理论基础。康有为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大同世界"。在康有为的大同书论述中，基本上描绘了最详尽的宏伟图景，他所认为的通常理想社会的基础是民主选举形成"公政府"，在大同世界里面没有等级与贵贱之分与之争的，而是是体现出人人平等与天下平等。

二、传统文化"和"的社会和谐理念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古代文化中的"和"思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思想与理念一直是人类所向往的未来美好的社会生活状态，相应形成的和谐社会自然就是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孔子倡导"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和谐价值观。孔子提倡的"和为贵和而不同"整体和谐社会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礼、仁、均、信"四个主要方面。孔子进一步认为，特定的"礼"作为一整套社会规范，其根本的用处就在于能够使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状态，而系统"礼"规范的目标形成的理想社会就是是大同社会。事实上在周王朝，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以 "礼"为准则进行规范。在消减社会矛盾的财富分配方面，孔子尤其崇尚"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社会财富利益分配原则，孔子认为做到了"均"才能在各阶层内部人与人之间做到均等，从而使各阶级与各利益集团才可以做到现实地和谐共处。老子推崇的"安居乐业"的社会和谐价值观，具体反映在"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描述中。

古代文化"推己及人"与"公平中正"思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孟子推崇并形成的"推己及人"社会和谐价值观。孟子认为，社会要真正达到和谐稳定，其关键在于统治阶层者要施行仁政，秉承"以民为贵"从而推恩而及四海，真正做到推己及人[2]。孟子的仁政提倡"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还主张"制民以恒产"，认为经济生活的稳定对于稳定民心具有重要的作用。荀子推崇并形成"公平中正"的社会整体和谐价值观。荀子也提倡"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进一步认为礼既是治国之本，同事又是社会分配原则。荀子提倡"礼者，养人之欲，给人以求。"在财富的分配上提倡按照贡献的差异进行差异分配。

三、传统文化"仁"人道主义垫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

传统文化的"仁"是儒家学说的本位价值与核心价值。张岱年先生在学术专著中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自身给"仁"下的一个特色的界定，清晰表达出自强不息，同时又善为人谋，在成就他人的同时成就自己。"仁"确实是人的本性，相应的仁道原则演变为儒家价值体系的根本原则，孔子与孟子甚至在实践中将"仁"与"人"进行互训，"仁者，人也"。人类作为有异于其他动物的群体，其根本特性就在于人类具有天生的有仁义之德，而且仁是人固有之"善端"。仁义同时也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的根本特质与最高价值之所在，苟子强调"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

传统文化的忠恕爱人精神作为"仁"内涵垫定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之一。儒家思想的爱人即爱众，即所谓的"泛爱众而亲仁"以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思想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是指导人们为人处事与和谐相处的基本而崇高的道德准则。同时，"仁"也是人的心灵的必然归宿。事实上，儒家推崇以仁为本和仁义至上的价值标准与价值原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人的重要地位，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原则。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社会主体对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目标等进行认同，以及由此导致对行为与事物是非善恶荣辱进行的判断与评价标准体系，必然要经过吸收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过程与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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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兴起时，治理理论便应用而生，这一理论对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一定影响，并为世界各国政府的改革提供可一个新的理论依据。由传统的统治理念向治理这个新的理念转变，是顺应时代变化发展。然而，作为新生的理念，它又有着自身的一些缺陷，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必须予以克服，不能照搬理论。在现今这个时代，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思想文化都达到一定水平，传统的统治理论，已经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因此，新兴的治理理论取代传统的统治理论占主导地位，是时代变化发展的选择。

一、 统治

（一）统治的起源

统治一般是指用政权来控制、管理国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统治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兴起的。国家产生了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阶级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权，对国家进行管理。如果没有诞生国家这个政治实体，我们也无法谈起统治。因此，我们可以从国家起源这个角度来分析统治的起源。

首先，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来追溯统治的起源。洛克指出，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是由每个人行使的，人人都是自己的裁判者。因此，自然状态是完全自由的状态，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然而，这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便是混乱无序的根源。在自然状态中，既没有一部明文规定的法律作为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又缺少一个公共的裁判者和公共权力来保证裁决得以执行。于是人们为了克服自然状态的缺陷，更好的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便相互订立契约，自愿放弃自己惩罚他人的权利，把它交给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按照全体成员或他们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当人们这样做了之后，国家就成立了。“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就在于此。”[1] 国家的产生，是统治形成的前提，而政府则是统治的具体执行者，他是充当公共的裁判者的角色，拥有社会全体成员所让出的那一部分公共权力。

其次，运用阶级分析法来追溯统治的起源。它的主要特点是，它是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作为政治分析的决定性变量，以此来观察和评估人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2] 因此，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指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阶级斗争是各阶级利益的争夺，最终的胜利者便成为了统治者，失败的一方沦为被统治者。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统治是如何产生的。

（二）统治理论自身的困境

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依据统治理论作为基础的传统统治管理模式已经无法解决。市场失灵是指在资源配置的某些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3]市场在公共产品的提供、限制垄断、约束个人的极端自私行为、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及统计成本等方面存在着内在的局限。[4]因此，单纯的依靠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此时西方经济学家推崇的政府干预的管理模式，被认为是解决市场失灵最有效的方法。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被认为是西方统治理论发展的顶峰。但是政府在发挥经济职能时也有一些内在的局限，与市场失灵一样，政府也会出现失灵。70年代开始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以及其他社会经济问题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纷纷采取了放松管制、私有化等减少政府干预的政策，正是鉴于国家的不足和市场的失效，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寻找新的理论来对付市场和国家协调的失效，而此时治理理论正在兴起，作为一种新的政府管理理念。

二、 治理

（一）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

在1989年世界银行关于非洲的报告中，“治理”一词首次出现；世界银行1992年度报告的标题就是“治理与发展”。在这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治理”一词已经被广泛应用，由此引发学术界的关注，并使得一大批学者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和探讨，使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然而治理理论的兴起有着现实的状况，从20世纪下半叶到现在，西方政府管理的指导思想是“最好的政府，用市场机制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等方式提供最大的公共服务”。因为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失灵之处，即市场在限制垄断、提供公共产品、约束极端个人主义、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统计成本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因此，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公共资源得不到保障，人民开始抱怨政府的无能。另一方面，政府调节也有失灵之处，即政府依靠国家计划、命令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二）治理含义的界定

由于治理概念越来越广泛的被应用于各个领域，以至于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治理理论。然而，关于治理含义的界定，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各种治理理论都很难给治理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首先，詹姆斯·罗西瑙将治理界定为一系列活动领域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5] 罗西瑙将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并不是简单定为政府。同时，将治理定义为一个潜在的规则，是恒定不变，人们自觉的遵守治理这个潜在的规则，它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实行下去，这将减少政府的权力，由一个“强政府”向“强社会”转变，符合当前构建“有限政府”的理念。

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全球合作伙伴》中将治理定义非常宽泛，把集体和个人行为的层面、政治决策的纵面模式都包罗在内，据此，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的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治理主体包括国家、社会、市民、市场等等。学者格里·斯托克提出了五种关于治理的理解：第一，治理是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系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第二，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的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第三，治理明确肯定了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的权力依赖；第四，治理指行为网络的自主自治；第五，治理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6]这是比较充分的理解治理的内涵。

其次，我国学者对治理的含义的也有着自己的观点。治理理论从更高层面上强调了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重要性，主张用治理代替统治，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政府的双“失效”，认为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7]俞可平给治理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求，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他将治理理解为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但同时也指出治理需要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治理理解为由多个中心（国家、公民、市场、社会）组成，遵循公正、公平、效率的原则，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对公共事务以及一些私人事务中需要公共部门解决的那一部分进行管理的过程。好的治理意味着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和公民的合作管理，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的过程。政府不可能在以简单的强制性行为来表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治理是一种民主性的过程，使公民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三、治理与统治的比较

“治理”与“统治”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管理的主体不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公民、一些民间的或非政府组织，而统治的主体则必定是政府。第二，管理的形式不同。治理是政府、公民以及一些民间组织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进行管理，而统治是政府运用政治权威的方式进行管理。对政府制定的政策，被统治者只能被动的接受。第三，管理的范围不同。依据当前全球治理理论的提出，治理的范围可以是无国界的，由于治理的主体可以是非政府的、跨国界的民间组织。而统治的主体是政府。因此，统治就有了领土和主权作为限制。第四，管理的原则不同。治理以自愿为主，兼有强制，但是主要还是公民的认同和共识。而统治则以强制为主，政府通过依据法律、法规来管理。

通过治理与统治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治理的优点，首先，在一定范围内，治理理论发挥弥补政府缺陷、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促进社会法治的建设、市场有着自身的缺陷，无法解决垄断、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问题。政府也有缺陷，政府无法解决“寻租”行为、低行为等问题。面对市场失灵和国家的失效，人们想通过运用治理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必须要拥有一个健全的法治来解决这类问题。其次，治理理论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来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公民广泛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为政府决策的合理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宣传民主政治思想，建立健全民主制度。

综上所述，治理与统治的比较，治理完全可以取代统治在国家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已经成为一些西方政治学家和政治家的流行口号。

四、 结语

虽然治理理论还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但它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即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它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两者的合作过程。他强调管理就是合作，否认政府的那种权威统治的管理模式。因此，统治与治理的融合，是未来政府改革的必然选择，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洛克.政府论下篇[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2]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韩丽华 潘明星.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

[5]罗西瑙.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M].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

[6]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国际科学（中文版），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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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内容，这个概念的基础与核心是“现代化”概念与常识，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指导与概括意义。

一、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

现代化运动发源于1500年前后的西欧，历史上的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意义重大事件：东罗马帝国灭亡、地理大发现以及宗教改革等等，这些事件也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及一定历史过程中的事物，现代化表明了社会发展的转变过程，它本身具有三个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价值维度，三个维度分别表明了现代化的三层含义：从中世纪结束到今天一直都是现代化，经历着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现代化发展的范畴与领域是非常广泛的，既有经济、政治、文化，也有生活方式、教育等各领域的内容，关系着社会发展中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等等。现代化社会对传统性与现代性做了一个基本的分野，经济上表现为：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发达，居民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政治上表现为：国家治理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政治由专治向民主转变;社会层面表现为：社会由原来的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变;文化上表现为：从原来的迷信愚昧向科学理性转化发展。

二、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这个词汇本身就具有现代化特征，这是产生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与“统治”、“管理”等词汇在含义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统治”含义描述为“像君主那样控制、管理国家”。这个词语的解释暗含着权力主体的单一性，人民对其发号施令只有服从与执行的义务，“管理”重点强调政府管控的强制性;而“治理”这个词汇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化特征：权力主体的多方化、治理主体间权力平等，治理过程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人民间的利益博弈;治理这个过程不是由某个人单独说了算，而是需要各方协商达成共识，从而建构其符合多方利益，多数人认同的制度政策等，由此看来，“国家治理”是治理概念的扩充与延伸，“国家治理”的内涵也就相对丰富与开放。从全球历史发展与背景来看，一个国家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了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演变进程。怎样更好地治理国家也是许多有识之士共同思考与探寻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各种冲突与矛盾的出现与解决，人们已经将人民、法治精神以及自由等理想作为现代性国家的必要属性与存在的理由。体系与能力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与组成内容，两者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国家治理近代以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图景，其内涵也变得丰富多彩。从根本上来说，国家的贫穷与富裕、先进与落后程度等等，与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

三、全球性治理危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及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从而引发了一些治理危机，其中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治理问题更加复杂化及风险化，全球出现了许多新型治理问题，单一治理主体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出现了多种新问题如金融动荡、粮食短缺、环境生态破坏、气候变暖及食品安全等等，这些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具有跨国性、动态性及不确定性，传统的某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已经无法独立应对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危机更多依赖于各国之间的合作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手段。各国因为国情遭遇不同的危机种类，危机的“蝴蝶效应”也逐渐明显，全球多个国家都会遭受危机影响，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制度完善的美国首先爆发，之后蔓延到欧洲，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卷入了其中，我国也没有幸免。这些事实侧面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要改革制度及治理体系，解决国家治理能力有限性的问题。

我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大目标是改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党第一次在其文献中正式提出了“治理”理念，并且将治理与现代化相结合，让人们对现代化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与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有其环境背景与内在需要，这个治理理念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多重解读维度，也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维度。

[参考文献]

[1]韩毓海，谢韫.传统中国的复杂性治理：经验与教训[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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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作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细胞――企业，其行为已经可以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也随之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话题。为此明确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企业社会现状的程度，企业社会责任是否提升，社会的和谐发展等，这在现代城市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企业社会责任

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定义在理论界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随着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讨论的展开，各方人士对企业社会责任含义的理解有了众多不同的意见。虽然存在不同的界定，但单纯从基本含义来看，由于企业利益实现机制的转变，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之外对除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人所担负的责任就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由此动力推动下，企业在与政府部门和社会相关组织各自利益基础上谋求和谐发展。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仅是其中的一个目标，在和谐社会的发展中，维护和提升社会公益更是企业的主要目标，前者体现的是企业对股东的责任，后者则主要反映了企业对社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和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关于企业性质和使命的传统观念，企业必须在社会活动中必须正视社会团体和个人对企业决策及行动的影响，考虑周全能够制约企业的多重复杂因素，从传统的生产管理和经营管理自觉地向利益相关者管理实行转变，承担起超越经济目标的更广泛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发展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

1、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条件

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新的企业利益实现机制也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不光要简单面对市场竞争，同时还必须接受股东之外其他社会成员的监督和利益制衡。消费者以及投资者的利益实现限制了企业自身利益的实现。政府和消费者群体可以通过购买或拒绝购买企业产品，来影响企业的利益实现，在金融市场上，政府和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环境来调整企业的行为。企业只有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才能更好地参与城市公共事务治理并依此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现代城市治理中，市民社会发育和企业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参与是其重要的组成条件，是城市治理的基本条件。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条件与城市治理的实现从结果看是一致的，城市治理已经成为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提。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城市治理中重要的治理机制之一。

2、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形式

（1） 企业社会责任的初级形式是强制性。法律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和法定义务相重合所体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形式。企业在没有公众给予其充分压力时，就很难让其产生强烈维护其他社会成员利益的行动，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就只能依靠法律力量来维权和获得利益保护，因而企业社会责任以法律责任的形式强制性表现出来。

（2） 企业社会责任的高级形式是自觉性。道德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相重合所体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形式。道德责任与企业责任的重法部分只有在企业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在高度一致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在任何企业都能出现，也不是所有企业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因而是高级形式。

（3） 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形式是诱导性。在社会公众的足够压力下，企业为了自身发展，必须以维护股东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主要举措。这种形式产生的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也是企业社会责任最可能产生的最大量的形式。

以上三种表现形式的实质都是利益机制的作用，企业社会责任在城市治理的环境中的这几种形式，会随着决定这种利益机制的社会条件的演进而不断改变和发展。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现实城市治理的重要条件就是企业社会责任。

三、城市治理中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1、对于营利性的企业这种经济组织，履行经济责任必然是企业发展和生存的内在需求和要求，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也可以形成聚集效应，通过新增项目，增加投资，并依靠产生的新的劳动岗位，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创造不减员而能增效的经验，并切实减少将人员推向社会而造成的社会就业压力的增大。企业在良性发展的环境中可以增加税收，并保证为国家提供稳定的财政来源，保持国家经济稳定和发展。

2、企业作为最主要的经济参与者是市场的主体，其行为一定是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的。由于存在很多原因，我国的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法律灰色地带会在不同程度，不同时间或多或少的出现。因此，作为一个真正有发展的企业就不能想方设法规避法律，需要做的就是积极遵守现有的国际和国内法规，充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保持法律的良好运营状态。

作为衡量企业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责任心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企业生存的根本。社会终究会淘汰没有责任感的企业，因此面对种种社会现状和经济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对于政府来说，应该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引导，积极开展各种社会责任教育活动，建立有效、健全的约束机制和完善的监督机制来规范监督企业的行为。企业的管理者也应该在加强自身管理的同时勤于监督，加强宣传，让员工能够将自己的责任感与职业生涯发展联系起来。还可以通过培养，让员工具有团队精神，自觉真正地融入集体，与企业共发展，共命运。作为消费者也应该不断提高维权意识，能够举起法律的武器通过正当渠道捍卫自己的权益。企业如果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就意味着放弃了自身在社会中更好的生存机会。企业应该认识到自己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且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让责任感成为鞭策、激励、监督自己的力量，企业才会拥有广阔的发展天地，中国经济才会稳健发展！中国社会才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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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下,政府创新无疑是一个全球性的关涉政府治理模式改革的问题,该问题在早发的现代化国家主要是围绕克服现代政府官僚体制中的现代性问题而展开的,在后发的民族国家(如我国)则主要是围绕增进政府治理中的现代性因素而提出的。在政府创新过程中,知识经济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并现实地影响到现代社会中政府治理的秩序。中国经济法作为我国政府治理的有效方式,也必然会对知识经济影响下我国的政府创新做出回应,进而使政府创新的目标得以实现。在本文中,笔者即拟对知识经济影响下我国政府创新的经济法实现机制作一初步探讨。

    一、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创新的缘起

    1、知识经济时代的政府治理问题

    自195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革命引起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随之而来的是知识、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增强。1990年代,世界经济向着知识经济转移,发达国家引领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此处所谓的知识经济,根据世界银行的介绍,其含义是指“企业、组织、个人及共同体等,为了更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而更有效地创造、获取、使用知识(符号化了的和默认的)的经济。而且,在各种经济活动上有效地应用技术知识、政策知识及社会知识的经济”。从这一定义中不难看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的价值在于“为了更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因此,能否支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并推进人类未尽的现代性事业应当是评判知识价值的重要标准,同时,这也是评判政府能否利用知识真正实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标准。从这一定义还可看出,在知识化社会中,“技术的人道化”将“把道德问题逐渐引入人类与人化环境之间的,现在还主要是‘工具性的’关系之中”,从而实现人类与人化环境之间的协调。并且,知识还将增进“温和、柔韧、具有人情味”等知识化社会中的“重要的品质”。“在这种社会中,温和的人、温和的企业、温和的政府、温和的社会、温和的经济政策等,显得格外重要”。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知识经济的含义中所反映出的知识价值的内涵和政府角色与职能的定位实际上体现了当下人们对政府治理的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这一政府治理的现代性问题,就是在专家系统的管理下,因官僚制政府治理模式的运作而引起的治理问题。具体而言,在现代社会中,为防范陌生人社会的交往风险和确保分工协作中的利益需求,人们必须给予对专家和专业知识的信任,进而获得专家系统的保护、支持或服务。由此,即突显了非专业人士对专家体系的依赖性以及专家系统依靠官僚体制来治理社会的现代性制度特征。事实上,由专家所掌控的官僚制政府组织模式所具有的专业化、职业化、等级化、集权化、法制化等特征是与工业化生产相适应的,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官僚制更是体现效率与进步的标志。然而,也就是这一专家所掌控的官僚制模式的运作引发了政府治理的现代性问题。进言之,随着社会的变迁,官僚制模式也暴露出如下问题:官僚组织在以工具理性为社会提供服务和进行管制时,使人成为了程式化组织的附属物,限制了人的人格、情感和心智,最终造成了人的异化;官僚制强调组织效率、强调科层控制和集权化,这就容易牺牲公民对政府工作的参与,并使得正义、自由、平等这样的价值难以实现;官僚制具有单项式权威的特征,这种权威等级既限制了低层和中层职员的智慧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又阻碍了上级及时了解政策的执行情况;在官僚组织中,被赋予特定管理职权的专家品行并非绝对可靠,由此即可能导致权力寻租的问题。综上可见,政府在垄断强有力的知识之后,其权力不断扩张,政府官僚组织已俨然成为一个规训机构,它以自身所掌握的信息来控制人们的生活。故此,面对官僚制政府垄断知识、管制社会所造成的现代性问题,民众要求改革官僚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官僚制的改革主要是通过政府创新的办法来实现的。

    2、政府创新:求解政府治理问题之道

    作为求解政府治理问题的现实路径,政府创新是指公共权力机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这种创造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共部门自身的效率和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增进公共利益。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府创新,政府的角色与职能可以得到重新塑造,从而使官僚制治理模式的弊端得以克服。换言之,通过政府创新,既能够使法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专业政府和效能政府等理想的政府治理模式或政府角色得以实现,也能够使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得以落实。

    在考察政府创新问题时,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存在着克服官僚制政府治理的问题这一动因之外,还应当看到存在着因应知识经济发展需要这一重要动因。这即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创新也是为满足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电子政务的实施而采取的一项政府治理模式改革措施。在实践中,发达国家一般通过确立新的政府治理理念、采用新的政府管理方式和管理行为来塑造高效、开放、透明的政府形象,加速政府由“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以适应电子政务建设的需要。

    与此同时,知识经济也为政府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这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方式,促使政府进行角色和职能的创新。在知识化社会中,电视、网络等信息媒介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性增强,信息来源多样化和信息传递即时化对政府封锁信息和暗箱决策构成了冲击,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增强了公民参与政治活动和就国家行为做出反应的能力,这些因素均促成了政府向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和参与式政府等角色转变。(2)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着公民权利的行使范围和方式,这也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在知识化时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自由主张及自由发表意见权利”的实现方式,同时增强了公民行使知情权的意识,这些深受数字化影响的公民权的发展促使政府作出角色和职能上的转变。(3)在网络经济时代,政府并不一定比企业、社会中间层组织拥有更多的信息,这就使得政府在行使经济社会管理职权时需要与其进行协商,而企业和社会中间层组织为维护自身利益、约束政府权力,也有必要与政府合作,共同对经济社会进行治理。由此,也会促使政府作出角色和职能上的转变。(4)在当代社会,政府创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知识经济正好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技术条件。这即是说,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信息技术特别是电子政务能帮助民众了解和选择服务项目、增强顾客对政府服务的参与性、确保政府提供阳光服务、保证民众对政府服务质量进行测评,由此,可降低政府与客户的交易成本、提升政府服务的品质。由是观之,在当今时代,政府创新应当借助知识经济的条件来克服政府运作中官僚制模式存在的现代性问题,促进政府效能的提高。就此而言,这一重要的发达国家政府创新的经验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创新仍然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二、转型期我国政府治理及其经济法实现机制的现状

    1、转型期我国的政府治理及其知识化际遇

    当代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其间,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全面的结构性转换,如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封闭的单一性社会向开放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等等,本文所探讨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无疑也是这一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说来,转型期我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始自1980年代初期,及至今日,我国已多次对政府治理模式进行变革和调整,从而适应了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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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0C-0050-05

一、基本概念与研究思路

（一）损性与益性的概念

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损性本质。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大量文献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方面进行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厌学源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损性本质。损性概念来自老子《道德经》，老子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益是增加的意思；损是减少的意思。

思想政治理论课属于为道的范畴。道是名词性范畴，代表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要达到的目标与境界。为是动词性范畴，代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与境界的过程。为道，可以解释为修习品德、增进修养、涵养道德的过程。

从性本善的角度分析，人生来是清净（善）的，道德是自足的，心性如明镜般毫无污渍。但随着入世渐深，本来清净的本性受到污染，增加了污渍（不善的成分），蒙蔽了灵明本性。为道日损，是从量变的角度分析为道的变化过程，是逐渐递减的过程。损性体现在每日逐步去除道德上后天带来的污渍。损性概念包含了削减、收缩、抑制、内省、清净、一统等概念的部分含义。专业课属于为学的范畴。学是名词性范畴，代表专业课所要学习的对象。为是动词性范畴，代表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为学，可以解释为修习学问、增进知识、提高技能的过程。

从学而知之的角度分析，人生来是无知的，学问技能完全是空白，如白纸一般，毫无所知。为学日益，是从量变的角度分析为学的变化过程，是逐渐递增的过程。益性体现在每天逐步增加知识与技能的过程。益性概念包含了诸如增加、扩张、开放、外向、活跃、多元等概念的部分含义。

思想政治理论课从本质上属于损性学科，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往往需要帮助学生脱尽旧日不良习气，清除学生心性系统中的毒素。因为学生已经适应甚至喜欢上旧日的不良习气，毒素与学生心性系统的结合十分紧密，甚至处于捆绑状态，这种去陈出新、删繁就简的过程，对处于青春期、追求快乐的大学生而言是无比痛苦的。大学教育阶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损性，必然带来苦感。

2.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益性内容。如果只看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损性本质，看到其必然带来苦感的课程性质，无疑是片面的，将不能找到突破口，寻求转苦为乐的法门。在大学开设的课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即使不是唯一的涉及领域最广泛的课程，也是少数涉及领域最为广泛的课程之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属性是多元开放的，可以无限包容不同学科。一般学科往往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人，二是学问。能够兼而有之的学科，并不多见。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涉及对人的分析与提升，而且涉及学术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涉及对人的不同方面的分析与提升，涉及对不同学科的理解与体悟。这种学科属性的多元性与无限性，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益性特质。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益性潜质，消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损性影响，是突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二元对立框架，建立为道日益的课堂的关键。

3.厌学与损性和益性的关系。具体如下：

（1）思想政治理论课厌学的条件。损域与损性强度的乘积，即损性总量。与损性总量相对的概念是益性总量，益性总量是表示促使学生乐学的益性量值的范畴，由益性范围（益域）与益性强度的乘积表示。损性总量与益性总量之和，称为损益性总量。损性总量占损益性总量比例大于损性阈限（损性阈限是一个比例，是经验值，可以通过测试获得），学生普遍厌学；损域无限，益域为空集（空集表示没有元素，即益域元素数量为0），厌学程度最高。

（2）思想政治理论课乐学的条件。损性总量占损益性总量比例低于损性阈限，学生乐学；限制损域、损性强度和损性总量，拓展益域，提升益性强度和益性总量，乐学程度提高。

（3）既不厌学也不乐学的条件。损性总量占损益性总量比例等于损性阈限，学生既不厌学也不乐学。

（4）缓解厌学的对策。降低损性总量占损益性总量比例，使其尽可能低于损性阈限。一是降低损性总量，包括收窄损域，降低损性强度；二是提升益性总量，拓展益域，提升益性强度；负面清单制度是收窄损域、拓展益域的制度尝试。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益性内容，是提升益性总量的制度尝试。在收窄思想政治理论课损域的同时，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负面清单，强化损性强度，要以不提高损性总量为底线；只有如此，才能确保随着益性总量提升，逐步降低损性总量占损益性总量比例，缓解厌学。

（二）损性与益性概念辨析

1.损性与益性的原始含义是增减。通常语境下损益的褒贬色彩比较明显。损既带有减少的含义，也是贬义词；益既带有增加的含义，也是褒义词；提到损益，不免产生褒贬之义。但在老子关于“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表述中，损益的原始含义是增加与减少；损益的原始含义并不具有褒贬色彩。从原始含义出发，损益不带褒贬含义，损性与益性也不带褒贬性，损域与益域也没有褒贬之分（见图1、图2）。

图1 损性的原始含义与衍生含义 图2 益性的原始含义与衍生含义

不带褒贬的损益的原始含义，很好地解释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性质与内容属性。不能按照通常的褒贬意义，认为损益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判断：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是损性，因此是负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具有益性，是正面的。对损益的原始含义的界定，不支持损益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判断的观点。

2.损性与益性的衍生意义反映了学习兴趣。从原始概念出发，损性与益性还可以产生衍生意义。衍生意义与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接受性相联系，反映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兴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损性特质使处于成长期的大学生疏离、拒斥思想政治理论课，兴趣减少；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益性特质使生机勃勃的大学生乐学旁征博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兴趣增加。损性与益性的衍生意义与厌学和乐学相联系。从衍生意义分析，损益具有了褒贬性；损性与益性分别体现出贬性与褒性，反映了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厌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倾向（见图1、图2）。

从衍生含义出发，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益性，降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损性，可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乐学程度；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益域，收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损域，可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乐学程度；导致大学生厌学与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是损性与益性产生衍生意义的出发点。

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取决于效价与接受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取决于两个要素：效价与接受性。效价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价值，接受性是教学内容被吸收的比例。效价越高，所传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价值越高，接受性越高，学生吸纳的知识越多。只有效价与接受性同时较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才能够提高。效价与接受性同时较低或者一高一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不可能提高。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思想政治理论课接受性

负面清单的效价越高，接受性可能越低，效价越低，接受性可能越高。曲线l反映了负面清单反映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与接受性之间的反变关系：在G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很高，但接受性过低；在J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接受性很高，但效价过低；导致在G、J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与接受性的乘积（效果）较低。相比较而言，在H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与接受性都比较适中，效价与接受性乘积（效果）高于在G、J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效果。寻求合适的均衡点，使得效价与接受性的乘积最大，才能取得最佳教学效果（如图3）。

图3 负面清单的效价与接受性的关系及最佳取值

4.负面清单的原始含义与衍生含义。具体如下：

（1）负面清单的原始含义具有益性。从效价角度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负面清单体现了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化育人功能的核心体现，反映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价值。从教化育人角度分析，负面清单不仅不具有贬义，而且具有崇高价值，是具有明显褒义色彩的重要教化育人工具，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价值的充分发挥。负面清单的这种概念界定，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负面清单的原始含义。此时，负面清单内容是有益的，属于益性内容。

（2）负面清单衍生含义具有损性。为了缓解思想政治理论课厌学情绪，负面清单还要考虑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接受性。从接受性角度出发，负面清单具有贬义，不利于提升学生兴趣，不利于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价值。负面清单的这种概念界定，体现了负面清单的衍生含义。此时，负面清单属于损性内容。

负面清单上的事项，虽然引起大学生厌学，但并非具有负面价值的事项。负面清单恰好保障了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正面价值。要严格区分负面清单对大学生学习兴趣的负面影响与对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保障的正面价值。

（三）损性与益性概念在治理思想政治理论课厌学中的应用

1.大幅收窄思想政治理论课损域。损域是损性涉及的范围。损域可以是有边界的，也可以没有边界。有边界的损域是有限损域，没有边界的损域是无限损域。

负面清单是损域内所有元素的集合。负面清单制度界定了损域，给无所不包的损域划界，将全面覆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损域有限化，将损域限定在有限范围，并逐步缩小损域范围，有益于拓展益域，有益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列出负面清单、明晰负面清单、收窄负面清单，明确了损域的边界，大幅收窄了原本没有边界的损域，确保并极大地拓展了益域，有利于强化益性内容，缓解厌学，建设损性与益性相得益彰的、为道日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

2.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益性内容。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分析框架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只看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为道日损的性质，要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无所不备的益性潜质。思想政治理论课涉及人格养成与政治教育，囊括人生与学术所涉及的所有学科，具有无所不包、无所不备的开放性内容，开发益性内容，以弥补损性缺憾，建设为道日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二、大幅收窄思想政治理论课损域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无限损域与有限损域

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无限损域。从接受性角度分析，损性是对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利的特质。没有负面清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损性覆盖整个教学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部范围都具有抑制性，损性覆盖全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

损性有两个维度，一是损性范围，即损域；二是损性深度。损性范围是损性特质分布区域，损性特质弥漫整个课堂，则损性覆盖范围为100%，反之亦然。损性特质在课堂分布范围在0-100%之间。

损性深度可以用情绪抑制性程度表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涉及突破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的问题，事态后果严重。此类问题的处置对大学生情绪的抑制性强度最大，深度可以表示为100。无伤大雅的小是小非，其严峻性强度最小，深度可以表示为0。损性深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分布范围在0-100之间。缩小思想政治理论课损性范围，加强损性深度，是缓解思想政治理论课厌学的关键。

2.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限损域。损域是损性覆盖的范围。缩小损域，可以使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感受更多自由。缩小损域的最佳路径是设定负面清单，变没有界限的损域（无限损域）为有限损域，将损性限定在有边界的负面清单里面。

（二）损域限定与红线保障

1.限定损域不应突破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只有限定损域并加深损域的深度，才能确保学生乐学。但损域设定不应该以突破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为代价，失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化功能。

2.确保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需要限定损域。对特定年龄段的大学生而言，能够承受的损性总量守恒。对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限制范围越宽，限制的深度越浅。对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限制深度越深，限制的范围越小。不能突破学生能够接受的损性总量，如果突破这一总量，则学生厌学情绪增加。

要使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得到有效保障，必须加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力度，加深损性深度，使学生对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印象深刻；根据损性总量守恒，加深损性深度，必然要求收窄损性范围。

3.要在损域与损性深度之间寻求均衡。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取决于两个要素：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的全面性与强化程度。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的全面性涉及损域大小，强化程度涉及损性深度。在接受性不变的条件下，损性总量不变；损域与损性深度反向变化。

确保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需要在损域与损性深度之间寻求均衡。如果损域太窄，不能囊括全部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则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降低，突破部分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如果损域太宽，超出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必须的范围，则根据损域与损性深度的反变关系，则必然降低损性深度，使学生对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印象肤浅，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降低。接受性不变的条件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降低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效果下降。

这就要求将损域限定在均衡状态，求得损域与损性深度的均衡协调：既必须包含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不能忽略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的重要内容，又不能在此基础上随意增加负面清单内容，导致损性深度受损。

（三）益性受限与益性拓展

1.损域拓展与益性受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损域与益域是相对而言的。益域是损性特质不能触及的范围，在该范围内，益性特质与中性特质主导课堂，可以轻松愉悦地讨论任何话题。在特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上，损域覆盖范围占比越高，益域覆盖范围占比越低；损域覆盖范围占比越低，益域覆盖范围占比越高。

2.损域收窄与益性拓展。划定损域边界，使其具有有限范围，有重大意义。在划定损域边界之前，损域无边无际，可以触及任何话题，弥漫任何空间，充满任何时间，令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谈之色变。

划定损域边界之后，无论划定的损域范围有多大，其边界总是有限的，从理论上分析，有限损域比无限损域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学生可以在有限损域之外，与老师就任何话题进行愉悦轻松地沟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增加。

划定思想政治理论课负面清单后，逐步缩小负面清单，加深负面清单划定领域的损性深度，使学生对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刻骨铭心，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效果与效益。

（四）有限自由与无限自由

1.无限损域与有限自由。根据集合概念，损域与益域形成全域，损域与益域交集为0，全域包含的元素无穷多；损域没有限定边界时，损域的元素无穷多，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很难感知到益域的存在，所有被允许的事项都是经过老师批准后才可以进行的，有被恩赐的感觉，益域成为老师赋予的权利，人赋权利的有限性与恩赐性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人治的课堂，成为学生与老师地位严重不对等的平台，思想政治理论课厌学自此而生。

2.有限损域与无限自由。损域被限定边界后，损域包含的元素是可数的。益域是全域中剔除损域的部分，全域包含的元素是无穷的，拥有无穷多元素的全域，剔除掉有限的损域所属的元素后，其余元素的数量仍然是无穷的。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只要不触及负面清单规定的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能够感知到益域包含的元素数量是无穷的，所有不在负面清单的事项都可以不经允许而实行，学生的自由可以是无穷的，益域不再是老师赋予的权利，而是学生自有的天赋权利，益域元素的无限性与天赋性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自由的课堂，成为学生与老师地位平等的平台，思想政治理论课厌学自此得到缓解。

负面清单使学生的有限自由变为无限自由。只要师生固守底线与红线，老师上课与学生听课拥有广阔空间，享有无限自由。有限自由条件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负面清单，老师上课与学生听课不知底线与红线。无限自由条件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了明确的负面清单，思想政治理论课损性性质显化并有限化为负面清单，损性特质局限在负面清单内。拥有无限自由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厌学情绪得到缓解（见图4）。

图4 负面清单实施后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拥有无限自由

三、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益性内容

（一）多门学科交叉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的学科特质。思想政治理论课又是开放的学科，融会贯通诸多学科，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益性内容主要体现在无所不包的学科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涉及所有学科，内容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可以无所不谈，兼容并蓄，很难局限于一门课程，而不旁及其他学科。

多学科交叉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益性内容开发的突破口。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全方位素养，吸纳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关注不同学科最新发展动态，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特别是要照顾不同专业特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贴近具体专业学生的实际，讲授本专业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既教书又育人。对文科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更多融入文科知识，使学生如沐春风；对理工科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更多融入理工科知识，使学生兴趣盎然。对会计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更多融入会计专业知识，使学生格外亲切；针对市场营销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更多融入市场营销专业知识，使学生获益匪浅。针对的具体专业不同，教师所融入的学科知识也有所区别。

多学科交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的知识积累与技能素养，不逊色于专业课教师，甚至要比专业课教师在知识的广博程度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需要教师有毅力备好课，花费更多精力上好课，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要求达到新境界。

（二）增加修身内容

思想政治理论课益性内容的开发，不仅限于学科知识的多元化与交叉融合，还要在人（学生）本身的教化方面有所突破。

思想政治理论课涉及两个方面的研究对象：一是学科知识与技能体系，二是通过与人（学生）的互动对人（学生）进行开发与提升。学科知识表现为知识体系的理论成果，技能体系表现为实践技能的理论总结，两者都形成理论体系，是总结经验的产物；学科知识与技能体系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体现为教书。

思想政治理论课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没有一门学科比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人的距离更近。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师与学生之间密切互动，教书育人。学生对教师传授的学科知识与技能体系可能并不感兴趣，但只要触及学生身心，学生无不有切肤之感。

大学生正处于生机勃勃、突飞猛进的成长阶段，成长过程中有困惑，有烦恼；有所得，有所失；有进益，有不足。大学生并不讳疾忌医，自甘落后。苦恼的是大学阶段，缺少中小学时期与教师的密切互动，缺乏教师持之以恒的关切和对症下药的辅导，学生苦恼于无从获得帮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正好可以利用学生成长中缺乏近距离指导的需求，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的成长修身课。紧跟学生发展节奏，准确把脉学生成长，随时长善救失，切入学生内心，参与学生成长，砥砺学生进步，亦师亦友，相互切磋，帮助学生修身，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学生最刻骨铭心的课程，厌学情绪一扫而光。

（三）融入传统文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无论什么专业的大学生，都对历史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割裂与历史文化的天然联系，是厌学因素之一。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历史文化功能，无疑是增强益性的重要举措。在大学阶段，除部分专业外，历史文化知识进讲堂的机会有限。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历史文化开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加强历史文化素养，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历史文化深度与厚度，把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融入历史文化之中，无疑具有缓解厌学的效应。

（四）真正因材施教

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一旦涉及与人互动，学生会感受深刻，刻骨铭心。思想政治理论课最容易与学生产生一对一交流，完全可以建立起教师与每一个学生的独特互动模式。互动过程中，学生各不相同，教师与每一个学生建立的互动模式完全不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刻观察、详细了解、仔细研究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征、行为方式、表达习惯、心理特点、遗传禀赋、环境影响、教育背景、家庭条件、成长历程等条件组合，针对每一个学生的独特组合，建立与其契合的沟通方式，给特定学生以特定的具体建议，指出其优点，婉转地告诫其应该补救的最大弱点，与学生建立亲切友好的关系，使学生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密友，从普遍厌学转而期待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共同学习、沟通与切磋。 （下转第79页）

（上接第53页）

一个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深受学生喜爱的多学科的渊博知识，特别是兴味盎然的历史文化知识，有将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融入学生修身实践的技能，有令学生翘首以待的教学魅力，因材施教，每个学生在成长中都感受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受益匪浅，才能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益性，缓解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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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想诞生于几千年前的欧洲，发源于古希腊的深刻思辨，成长于古罗马的优秀实践，蛰伏于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成熟于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它为西方文明的繁荣打下思想与制度的基础。但是在中国，法治到底是什么样的，包含了什么，应当居于何种地位，一直是法学和政治领域的争议热点。

一、法治的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

法治的形式定义，顾名思义，就是依法之治，rule by law，这种语境下的“法治”和“法”并不带有价值倾向，只是为了一个特定目标而实行的一种治国与社会管理方式，因此，形式定义的“法治”与“法”是手段而非目的，更绝对谈不上信仰。

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追求“公平正义”。实质的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溯及既往”，更要求公权力以不妨碍私权利的合法行使为界限。可以说实质法治是以对私权利的保护为理论出发点和思想核心的，但是实质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形式法治为基础和制度保证，否则制定再优秀的良法也只是一种空想。

二、法治理念的含义与主要内容

（一）法治理念的含义

理念作为“一种理想的、永恒的、精神性的”高度抽象化的概念，是某一领域的世界观。将理念引入法治思想中，产生的法治理念是对法律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整体的理性认知、把握和建构，因此法治理念是法治思想的有序化、整体化、概念化的表现，是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石。

（二）法治理念的主要内容

法治理念覆盖的范围很广，但是一个成熟的理念应当具有一定的体系性，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精神内涵与核心就构成了法治理念的逻辑体系与主体架构，从而使得法治理念具有了体系性，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演进和内容自洽。

1、 公平正义理念——法治理念的最高价值追求

公平正义理念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理念之一，具有普世性。但是在法治领域里，公平正义是最高的价值追求。将公平正义理念确定为法治理念中的最高理念是因为，公平正义理念对于法治理念范围中的各种理念具有统摄性。

2、 人权保障理念——法治理念的逻辑起点

法治思想中的“平等”、“法治”、“自由”、“保护权利”等等，甚至包括公平正义的最高价值追求，无一例外都是以保护人权为逻辑出发点，因此可以说保障人权是判断法律是否良法的首要标准。

3、 法律权威理念——法治理念的核心

法律权威作为理念强调的是树立法律具有至高无上效力的思想意识，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整个法律体系为根本的最高评价依据的思想观念，形成全体公民崇尚法律、尊重法律和信仰法律的理念。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必然具有至上、至圣、至信、至贵的权威。

4、 权力制约理念——法治理念的精髓

“法治期待于公民与官员都是对法律绝对忠诚。”事实上，法治肇始于法律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权力制约理念体现在法治思想的很多方面，可以说失去了权力制约理念，人权保护理念与公平正义理念的实现都会成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的政治口号，而法治也会随之丧失其原本的精神内核甚至沦为一种工具。

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现实性与必然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含“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的一个初步总结，其现实性与必然性体现在：

首先，法治进程以及立法、司法活动要适应中国的现实国情，这些现实问题体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就成为了“服务大局”。

其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家性质体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就是“党的领导”和“执法为民”。

最后，“依法治国”的理念符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公平正义”也符合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有利于缓和日趋尖锐的矛盾。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缺陷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指导中国未来法治化进程的观念与思路，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

首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当是当今我国官方、民众等等各方在法治问题上形成的共同信念、期盼、理解或者看法。但是概括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五句话”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个概念被定型化、被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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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厘析

1．危机与公共危机。赫尔曼(Hermann)认为：“危机就是一种情境状态，其决策主体的根本目标受到威胁，在改变决策之前可获得的反映时间很有限，其发生也出乎决策主体的意料。”中文里的“危机”包含两层含义，即“危险与机遇”。它体现了危险与机遇的辩证统一关系，表明危险与机遇是相伴随行的。危机处理得当，则可以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危机处理不当，则可能使组织或社会遭受重大损失。而公共危机则为：“由于内部和外部的高度不确定的变化因素，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产生严重威胁的一种危险情况和紧急状态，那么，能够引起这种危险情况和紧急状态的事件就是公共危机事件。”薛澜等人所著的《危机管理》一书中指出我国转型期公共危机主要有以下特点：“危机事件涉及领域的多元化；危机事件呈现高频次、大规模；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危害性加强；危机波动方式多元，震动频度增大；危机事件国际化程度加大。”

2．治理与治理理论。我国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张昕则认为，“治理的概念有三个层面的内涵，即过程层面(通过一定程序来选择、课责、监督和替代政府)、能力层面(政府对资源的有效管理，以及制定、执行和实施健全的政策和管制)和制度层面。”世界银行对“治理”的定义为：“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行使权力的方式。治理的内容主要有构建政治管理系统；为了推进发展而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运用权威的过程；政府制定、执行政策以及承担相应职能的能力。而对“治理”的含义作出最权威解释的则为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从治理的定义和解释中不难发现，治理的精髓就在于协作，即主体间的协作及方式方法的协作等等。治理理论的提出突破了“以政府为中心”的局限，强调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主体也同样拥有一定的权力，它强调了政府、第三部门、企业、公众等多主体的相互依赖、协同治理的模式。

二、单一式政府危机管理的困境所在

1．陷入“政府中心论”。用来指导我国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明确规定了国务院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工作。“以政府为中心”这种主体过于单一的危机管理模式最终会导致应对危机时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危机管理效率低下等众多问题的出现。有学者指出，“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政府、公民社会、企业、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协作”。若是仅仅依靠国家或政府单方的力量，公共危机的治理必然会失效。

2．存在“政府失灵”。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以及政府失灵的问题。“政府失灵”要表现为：政府有关机构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而导致效率低下；复杂多变的制约因素导致决策失误、政府公信力下降；政府干预导致人员膨胀以及政府的寻租活动等，这些都会导致公共危机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因此，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需要引入其他的治理主体，与政府协同治理，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公共危机治理结构。

三、治理理论视阈下完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共治的路径

1．明确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公共政策的制定者等，依然是贯穿全程的主导角色，领导维护着危机治理过程的有序性和全局性。然而，基于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这就要求政府必须适度放权，由过去自上而下的管理转为上下互动的协商合作治理、保障危机处理的及时有效性。

2．加强与第三部门的协作治理。第三部门既不代表政府，也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此是公共危机治理中各主体协作沟通的桥梁，更具公众亲合力，同时，政府在信息搜集、应急速度、事后处理等方面存有盲点，而第三部门覆盖面广、专业技术强、信息收集快等优势恰好能弥补政府的部分不足，此外第三部门还能在危机发生时通过募捐等社会活动来筹集社会资源，因此，第三部门是政府危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

3．重视危机治理中企业的力量。营利性使得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支持、更多的优秀人才及资源储备。抗震救灾中，制造业中的多家企业为灾区配送捐赠吊车、推土机、挖掘机等大型机械和抢险设备，同时还配备专业操作人员，确保了救援活动顺利进行。因此，注重与企业的合作是政府及时有效处理危机的重要途径。

4．增强公众参与危机治理的力度。公民是多中心治理社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危机治理不仅有助于缓解恐慌和流言，起到恢复秩序、稳定社会的作用，还有利于降低政府危机治理的成本。合理有效的社会动员，可以充分发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形成有生力量更好应对危机事件的发生。

5．注重权威部门和媒介的作用。媒体介于政府与公众之间，充当着主体间沟通的纽带。新闻媒介具备预警、导向、沟通、保障等功能，除了能及时准确地传播信息外，还可以把握危机事件传播的范围、视角、情绪等，同时媒体还有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责任。此外，政府在公布危机情况的过程中需要借助权威机构，保证信息更加公正可靠。公共危机治理中主要依靠的是合作网络化的权威，而不是政府单方面的权威。

就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来看，多元网络化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仅为一个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不仅需要政府，而且也需要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发挥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公共危机多元治理的实现过程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它需要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合作、共同努力来实现。

参考文献

[1]Hermann，Charles R，ed．International Crisis：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Research[M]．New York：Press，1972．（26）

[2]王茂涛．政府危机管理[M]．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3）

[3]薛澜．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H]．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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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系统深入地对网络治理进行讨论，我们应先对其下一个定义。网络治理是指对网络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和控制，使其能够有效、可靠、安全、经济地提供服务。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网络治理包含两个任务：一是对网络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二是对网络的运行状态进行控制。通过监测了解当前状态是否正常，是否存在瓶颈题目和潜伏的危机;通过控制对网络状态进行公道调节，进步性能，保证服务。监测是控制的条件，控制是监测的结果。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网络治理具体地说就是网络的监测和控制。

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治理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第一，网络设备的复杂化使网络治理变得复杂。网络设备复杂有两个含义：一是功能复杂，二是生产厂商多，产品规格不统一。这种复杂性使得网络治理无法用传统的手工方式完成，必须采用先进有效的手段;第二，网络的经济效益越来越依靠网络的有效治理。现代网络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它的运营、治理、维护和提供越来越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手段。第三，先进可靠的网络治理也是用户所要求的。当今时代，人们对网络的依靠越来越强，普通人通过网络打电话、发传真、发邮件，企业通过网络产品信息，获取贸易情报，甚至组建企业专用网。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不能容忍网络的故障。同时也要求网络有很高的安全性，使得通话内容不被泄露、数据不被破坏、专用网不被侵入、电子商务能够安全可靠地进行。

网络治理的对策

网络的治理既需要政府对网络社会公共秩序进行规范，也需要广大网民及社会力量对网络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同时还需要互联网运营企业、信息服务商的行为自律。可以说，解决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管理问题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网民自律和社会参与的一项系统工程，建立多中心治理格局才能进一步促进问题的解决。

首先，要创新网络社会管理理念。第一，政府要树立为网民服务的理念。网民是人民在网络社会的存在状态，在现实社会中政府为人民服务，在网络社会就是为网民服务。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放弃“官本位”观念，在网络社会管理制度设计和操作方面把网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第二，政府要用多元思维和开放的理念管理网络社会。多元思维就是要打破单一思维和定向思维的习惯，适应网络社会主体多元化和参与形式多样化的实际情况，从政府与网民的良性互动中寻找管理支持，在复杂的网络挑战中提高政府管理网络公共秩序的能力，用开放的观念去应对开放的网络社会，发挥政府作为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维护者的主导功能，为网民提供和谐有序、自由选择和共同分享网络资源的环境。

其次，要创新网络社会管理组织形式，建立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网络管理委员会。该会应该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能够协调现有的网络管理资源，最好由国务院领导牵头，并赋予该组织统一的网络事务管理权，明确政府在管理网络公共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网络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格局。在网络公共秩序的多中心治理中，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公共秩序规范;进行合理的网络资源调配，协调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利益;提供网络政策引导，构建充满活力的网络竞争环境;维护网络用户的利益，纠正网络违规和违法行为，维护网络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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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教育政治功能社会意义“嵌入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180122

高教版中职《语文（基础模块）》下册中选录了韩愈的《师说》一文。韩愈在开篇便提出了教师的作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意思是说，教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韩愈将教师的作用归纳得很全面。因为他说到了教师教学的各个方面，用简单的几个动宾短语便概括出了“教师”的全部职能。

一、关于“道”的真正含义

问题是，韩愈在这里所说的“传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作为职业学校的语文教师，在这个问题的教学中一定要讲清说透。因为我们的教育对象是一些即将步入社会的“准职业人”，我们的文化课教学应为其将来的就业、创业夯实基础。为此，我们一直倡导“嵌入式”教学，即在语文教学中要“嵌入”有关专业知识、社会常识等，对知识的来龙去脉也得讲清讲透。这样才能有助于学生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在对《师说》的教学中，对“道”的具体含义的分析讲解必须到位。

对于“传道”中的“道”，课文注释说是“指儒家的哲学、政治的原理、原则”。这个注释显然比普高课本的“道理”注释得要详细得多，但在教学中我们还要引领学生具体分析其含义，从而更能认清作品的社会意义。

首先，这里的“道”是指儒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孔孟之道，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这里当然指封建社会的封建道德和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首位，也是根本。

韩愈在其《原道》中说：“博爱谓之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我们都知道，儒家的政治主张核心是“仁”。那“仁”的核心是什么呢？《论语・里仁》里，孔子对学生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可见，仁政的核心在“忠恕”二字。所谓“忠”就是《论语・雍也》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说自己想成功，首先要使别人也能成功；自己想被理解，首先要理解别人。简而言之，就是教导人们为人处世要推己及人。所谓“恕”就如《论语・卫灵公》中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是自己不想要的任何事物，就不要强加给别人。说来简单，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既然不是人人都能办到，那么这就有了大力宣传之必要。

其次，“道”还指儒家人生理想和处世态度。这理想就是“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思想端正了，然后才能进行自我修养完善；只有自我修养完善了，才能将家庭整顿得井井有条；家庭整顿好了，才能使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才能出现太平盛世。――这就是千百年来儒家传统思想中最为知识分子所尊崇的人生信条，也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苦苦追寻的最高理想。

自古以来，能够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治理国家进而平定天下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人呢？就连孔孟两位先贤也只是说说而已。他们在现实中也总是要碰壁的。于是又出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处世哲学。作为儒家的门徒，即使身处逆境，也要洁身自好，积德行善；若飞黄腾达身居显位，就更要为普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应当说，这是一种积极向上、豁达从容的处世态度，也是儒家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道”之服务政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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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政府创新无疑是一个全球性的关涉政府治理模式改革的问题，该问题在早发的现代化国家主要是围绕克服现代政府官僚体制中的现代性问题而展开的，在后发的民族国家(如我国)则主要是围绕增进政府治理中的现代性因素而提出的。在政府创新过程中，知识经济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并现实地影响到现代社会中政府治理的秩序。中国经济法作为我国政府治理的有效方式，也必然会对知识经济影响下我国的政府创新做出回应，进而使政府创新的目标得以实现。在本文中，笔者即拟对知识经济影响下我国政府创新的经济法实现机制作一初步探讨。

一、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创新的缘起

1、知识经济时代的政府治理问题

自195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革命引起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随之而来的是知识、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增强。1990年代，世界经济向着知识经济转移，发达国家引领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此处所谓的知识经济，根据世界银行的介绍，其含义是指“企业、组织、个人及共同体等，为了更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而更有效地创造、获取、使用知识(符号化了的和默认的)的经济。而且，在各种经济活动上有效地应用技术知识、政策知识及社会知识的经济”。从这一定义中不难看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的价值在于“为了更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因此，能否支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并推进人类未尽的现代性事业应当是评判知识价值的重要标准，同时，这也是评判政府能否利用知识真正实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标准。从这一定义还可看出，在知识化社会中，“技术的人道化”将“把道德问题逐渐引入人类与人化环境之间的，现在还主要是‘工具性的’关系之中”，从而实现人类与人化环境之间的协调。并且，知识还将增进“温和、柔韧、具有人情味”等知识化社会中的“重要的品质”。“在这种社会中，温和的人、温和的企业、温和的政府、温和的社会、温和的经济政策等，显得格外重要”。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知识经济的含义中所反映出的知识价值的内涵和政府角色与职能的定位实际上体现了当下人们对政府治理的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这一政府治理的现代性问题，就是在专家系统的管理下，因官僚制政府治理模式的运作而引起的治理问题。具体而言，在现代社会中，为防范陌生人社会的交往风险和确保分工协作中的利益需求，人们必须给予对专家和专业知识的信任，进而获得专家系统的保护、支持或服务。由此，即突显了非专业人士对专家体系的依赖性以及专家系统依靠官僚体制来治理社会的现代性制度特征。事实上，由专家所掌控的官僚制政府组织模式所具有的专业化、职业化、等级化、集权化、法制化等特征是与工业化生产相适应的，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官僚制更是体现效率与进步的标志。然而，也就是这一专家所掌控的官僚制模式的运作引发了政府治理的现代性问题。进言之，随着社会的变迁，官僚制模式也暴露出如下问题：官僚组织在以工具理性为社会提供服务和进行管制时，使人成为了程式化组织的附属物，限制了人的人格、情感和心智，最终造成了人的异化；官僚制强调组织效率、强调科层控制和集权化，这就容易牺牲公民对政府工作的参与，并使得正义、自由、平等这样的价值难以实现；官僚制具有单项式权威的特征，这种权威等级既限制了低层和中层职员的智慧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又阻碍了上级及时了解政策的执行情况；在官僚组织中，被赋予特定管理职权的专家品行并非绝对可靠，由此即可能导致权力寻租的问题。综上可见，政府在垄断强有力的知识之后，其权力不断扩张，政府官僚组织已俨然成为一个规训机构，它以自身所掌握的信息来控制人们的生活。故此，面对官僚制政府垄断知识、管制社会所造成的现代性问题，民众要求改革官僚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官僚制的改革主要是通过政府创新的办法来实现的。

2、政府创新：求解政府治理问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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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信息失真、公司治理结构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一）会计信息失真的含义。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带来不利影响的行为。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与企业经济活动有所偏差情况可分为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和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歪曲经济活动的会计事项；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地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可见，会计信息失真是一种提供会计信息过程中蓄意违反的行为。

（二）公司治理结构的含义。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最大特点，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建立在委托契约关系之上的。在这种契约关系下，公司所有者是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使经营者和股东利益一致，同时通过约束机制尽量避免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这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制度安排就构成了公司治理结构。

（三）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的关系。首先，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会计信息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制度保证。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降低信息交易成本，既使得所有者不干预企业正常经营，又保证经理层按企业价值最大化原则经营。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包括鼓励和监控公司经营者披露真实会计信息的制度安排。

二、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是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

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没有能够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营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会计信息供应链来看，会计信息是从由管理当局控制下的会计人员开始生成，然后历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最终得以向公众披露。若将公司治理置于会计信息的供应链中，我们可以发现，符合一定质量的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中的管理当局、董事会及其审计委员会、监事会的责任和作用等密不可分。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制度性缺陷，笔者认为，这是造成会计信息质量低下的最根本原因。

（一）公司外部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产生的原因

1.我国证券市场缺乏有效约束经营者的条件；

2.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缺乏竞争性；

3.注册会计师审计不够规范；

4.缺乏有效的处罚机制。

（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的原因

1.缺乏加强内部会计监督的强烈动机；

2.董事会成员构成不合理；

3.监事会监督功能弱化。

三、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的本质是界定和保护产权，而有效的产权结构则是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制度基础。我国会计信息的失真问题，很大程度上缘于低效的“一股独大”的产权配置。因此，优化产权配置，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途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一）降低公司国有股的持股比例

一般认为，当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而又有若干相对控股股东时，可有利于形成和保持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机制，从制度上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保护相关人的利益。因此，降低国有股比重，构造多元化股权结构，是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重塑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四者之间的制衡机制

1.弱化国家股股权。在完整保留国有股分配权的前提下，按一定比例压缩国有股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的投票权和决策权，为中小股东腾出投票和决策空间。

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一是规范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保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关键在于谁在选聘独立董事以及谁在决定独立董事的报酬。二是严格选拔独立董事。三是建立独立董事绩效的评价制度，激励和制约独立董事的行为。四是使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中的人数保持一定数量，并赋予应有的职权，以制约控股股东，监督经理层。

3.建立经理报酬激励制度。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经理的报酬实行年薪制，并根据利润等财务指标来确定奖金。由于经理人员报酬与本期利润等财务指标挂钩，而与公司的未来关系不大，与公司的价值变动不相关，公司经理不可避免地产生短期行为。为此，应适当采用经理股票期权等长期激励方式，将经理的报酬与企业的业绩尤其是长期业绩联系起来，给经理以一定的剩余索取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经理操纵财务报告的动机。

4.完善监事会制度。监事会应真正由股东大会选出，对股东大会负责，并保证监事会在实质上和形式上的独立性。应赋予监事会更大的监督、弹劾、权。改善监事会成员结构，内部人的比例应加以限制，多吸收具备财务、会计和审计知识的中小股东代表、职工、社会中介机构和有责任感的社会人士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