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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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是指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而引起经济效益增加的现象。而规模报酬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要素按相同比例变化时所带来的产量变化。二者的联系：规模经济是规模报酬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规模经济以规模报酬为中心。

经济(Economy)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简单地说，经济就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这一概念微观指一个家庭的财产管理，宏观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这一动态整体中，生产是基础，消费是终点。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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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现象和反垄断实践的复杂性在于：第一，资源自然分布不均衡会造成资本进入困难，形成难以避免的自然垄断，例如煤炭、石油等能源的开发领域以及少数稀有产品的供给；第二，反垄断、维护公平竞争政策同适度发展规模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常常使对具体的垄断现象的界定遇到困难，陷入两难选择；第三，一般性经济垄断，也可以由一时技术的或投资起点的原因所引起，例如对各种知识产权范畴的技术专利，就需要加以保护，而某些领域由技术原因导致的过高的投资门坎，也很难加以拆除；第四，在复杂的竞争活动中，往往由于不同利益群体主观意志的分歧，对于同一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是否构成市场垄断，在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法律界定等诸多方面相去甚远，以至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辩和诉讼之中；第五，行政执法部门在反垄断问题上能否不受外界干扰，一以贯之，“把水端平”，保持公正、效率、廉洁和权威，历来也是公众关注、监督的焦点，从而常常是引发怀疑、争论和不满的诱因。这些情况常常给反垄断的立法、司法机构和行政主管机关，带来极大的困难和麻烦。

垄断的巨大危害就在于，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阻止竞争对手（含潜在对手）的进入，限制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阻碍技术进步，降低经济效率，导致经济停滞。其中，垄断行为的最典型之处是，人为控制产品生产和供给数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卖方市场”状态，维持大大高于竞争性市场的产品垄断价格，以攫取垄断利润。可以说，垄断之手是在向“所有的人行窃”，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因而垄断势利历来被视为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头号公敌。

在经济一体化、竞争国际化的新时期，近年来正出现以飞机制造、汽车制造、信息通讯、金融保险业为代表的新一轮大公司兼并潮，从而推动了垄断格局进一步升级。为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发达国家理论界、法律界和政府界争相放宽对市场结构、市场份额和企业兼并的原有解释和限制，美国明确提出了“放松管制”以鼓励国际化兼并的政策。这是各国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必将对各国的以及国际的经济集中度、市场份额、市场结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针对这种经济集中度在国际范围内加速提高的新动向，有经济学家发出警告：“过去大规模的合并不普遍，真正全球易甚至比较稀少。但是今天，大公司在数十个国家经营，并在每个国家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而合并能轻而易举地在单个国家的市场建立优势地位”，因而呼吁尽快建立国际性的反垄断法，以阻止垄断行为国际化和大规模贸易战的进一步蔓延，认为“制定全球竞争法规必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下一轮谈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布赖恩．拉赛尔：《需要全球反托拉斯法规》，美国1997年7月31日《商业日报》）。

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垄断现象的特殊性

在一系列深层矛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中国连续几年实现了经济运行和市场状态的相对稳定，这或许显示，中国经济正在步入相对平稳发展的成熟阶段，从而已经有能力在某种常态中解决深层次矛盾，有能力避免以往反复出现过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的剧烈波动。即使是1998年特大洪水过后，商品市场的基本供求状况也没有发生逆向变化。根据这种长时间、大面积、多品种“买方迹象”，似有理由认定，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初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常态”，市场机制及其竞争机制已经顺其自然地开始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传统经济体制的那种国家垄断各个经济领域的局面已经基本改观。

这一历史性变化具有重大意义，也提出了关注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政策需求。主要表现是，市场竞争逐步加剧，不公平竞争现象日益突出，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行为急剧增加；不公平竞争中的行政性垄断、行业性垄断已对市场发育构成明显威胁，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性垄断现象也开始显现；多种现象同时并存、交织，使创建和维护有效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复杂情况和巨大困难。对于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现象，特别是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定将对市场秩序法制化、规范化建设，构成极大威胁，并阻碍市场成熟化的进程，直至发生“市场变异”，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应有的曲折和伤害。

反垄断，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的第一主题，以及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立法，在发达国家的争论、调整、修改和完善从未停止过。在以往的东西方经济学中，垄断被不约而同地解释为资本主义专有的制度现象。根据后来各国的经济实践，有理由确认，垄断作为竞争的伴生物，实属于一般市场经济的共同现象，与市场和市场经济同属一个经济范畴。当然，在中国，由于经济体制处在行政化、高度集中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阶段，情况更为复杂，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垄断现象以外，又有明显的特殊表现。因此，针对中国市场状态变化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垄断现象的特殊性，需要研究、制定特殊的对策思路，至于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和经济性垄断，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同反行政化垄断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性及其由来。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属于排斥市场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高度依赖政府机构和行政力量，因此天然带有国有化趋势和国家垄断的强烈冲动。当中国决心改革这种僵化体制之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一方面市场竞争开始获得了生存空间，与市场竞争相伴的经济垄断随即得到萌生；但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原有体制中颇具根基、盘根错节的行政化、官本位权力机制，也开始寻找新的环境土壤，原有的行政化垄断势力依托逐步成长、极不健全的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尽可能地、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营造出了可观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中国特有的垄断现象，存在着一个极其鲜明的共同点，即都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规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发生的，尚缺乏从公平竞争自然衍生垄断的普遍基础。在经济规模集中度普遍不高的场合，能够导致垄断的，只有行政权力这个唯一合理的解释。或者说，中国的垄断主要不是凭借生产集中度，而是凭借行政权力。传统经济体制的种种特征也可归结为国家垄断，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控制所有的经济领域。这种全面国有化和国家垄断趋势，固然存在种种弊端，但由此带来的垄断利润是“封着口”的或“全封闭”的，即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支配。“肉烂在锅里”，泄漏的机会不多。当时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大一统的经济体制，以及各项配套政策、社会舆论、价值取向等等可以保障这一点，故染指垄断利润、化公为私、化国有为部门地区机关所有的可能性极小。

改革开放，实行放权让利以后，行政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垄断及其全封闭管理体系已经基本解体，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加之放权让利多被各个主管部门和地方机关截留，并没到位。于是，在部门、地区权力和自身利益有了经济市场化这个大舞台作为依托之后，分享行政化垄断种种“好处”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换句话说，垄断利润所能够诱惑的，还主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人格化的表现——各级各类政府官员。因此，现在所能看到的，大多明显表现为由条条块块权力格局所造就和维护的行政化垄断，也即超经济垄断或排斥他人进入的超经济独占。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表现。行政化垄断通常发生在权力的集中点，双重体制的交叉点，监督环节的薄弱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以及某些资源的稀缺点。而扰乱市场秩序、限制公平竞争的行政化垄断具体表现则多种多样。一是部门和地方的行政主管机关，强化独占地位，热衷于“唯成份论”（国有经济）和“唯（本）系统论”，制造进入障碍和市场歧视，保护落后，阻止公平竞争；二是滥用权力，走私贩私。冲击市场；三是违规评比，欺骗舆论，制造混乱；四是政企虚假脱钩，牢牢控制人事权力，保持双重身份，维持“官商一体”，热衷权钱交易，破坏竞争秩序；五是公开“设租”，控制信息，从中渔利，排斥公平竞争；六是巧立名目，乱收费用，增加经营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造成了“费大于税”的混乱、失控局面；七是通过参与立法设计的机会“给自己授权”，将部门利益合法化（针对立法过程中的“行政垄断”和包办，社会各界多有异议）；八是行政化垄断善于自我修复、不断扩张，在已经被弱化的领域卷土重来，同时向以往不曾覆盖的领域“进军”；九是运用行政垄断控制资源、人为制造短缺，制造省区际的贸易摩擦。

综上所述，中国特有的行政化垄断名目繁多，危害极大，而剔除行政化垄断的难度更不可低估。日本一家报纸就此载文指出：“这种艰巨性体现在各利益集团的抵抗，而官僚集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其对改革的抵抗性也就更大。至今为止，中国的改革一直无法通过官僚机构这一大‘关’。”（日本《时报》1998年1月20日）。从反垄断的角度理解，改革的阻力来自条块式利益集团的抵抗。而行政性垄断是对市场秩序的最大威胁，依它特有的“来头”和“背景”，足以击败市场上的任何对手。由于行政化垄断势力的侵入，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市场状态发生了变异，即市场交易中被不断营造、复制和异化出某种非市场因素，从形式上看似乎很象普通的商品交易，但骨子里人不是按照效率、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原则行事。于是，市场本应具有的资源高效配置功能和公平竞争环境受到损害和削弱，有限资源不再按照效率原则，而是按垄断市场的“权力网”来配置。故此，行政化垄断限制了中国规模经济的健康成长，阻碍了竞争力的普遍提高，因而反行政性垄断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从根本上规范市场秩序的首要环节。这不仅是深化改革、培育国内市场的需要，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客观要求。行政化垄断极大地增加了市场“游戏规则”的主观随意性，降低了市场竞争的透明度，因而与市场经济惯例是格格不入的。国际市场经济大环境不会长期同一个充满行政化垄断的国家打交道，长此以往，只会继续增加中国进入WTO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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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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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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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3-0069-03

[作者简介] 袁建文，广东商学院经贸与统计学院统计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学。(广东 广州 510320)

对于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而言，成长与扩充是不可或缺的经营目标，而并购为企业追求外部成长的主要策略之一。企业并购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外非常重视的问题，并购可以说是企业经营的一种策略，企业可以借着并购进行多元化经营，利用并购取得营销渠道、原料和生产设备，快速地进入新市场，或借助并购形成经济规模，强化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进而获取市场占有率。

一、企业并购

所谓“并购”，指的是合并和收购的总称，为二个或二个以上企业间对于其营业、资产、股权、负债进行合并、收购的经济行为；是指企业经由合并、收购股权或资产的方式，以取得经营权或控制权的经济行为。收购是指企业收买目标公司的资产或股权，故又可分为收购资产和收购股权两种。

(一)收购。依收购标的不同可以分成股权收购与资产收购两种：

1.股权收购：即收购标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将其纳入转投资事业。其标的公司仍以独立法人继续经营，而收购者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

2.资产收购：即收购标的公司的资产，属于一般资产买卖行为。故资产收购者无须承担标的公司的债务，而股权收购则必须承担标的公司的一切权利与义务。

(二)合并。企业合并指的是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按照法定程序结合成一个公司，可分成吸收合并及创立合并两种：

1.吸收合并：又称为存续合并，指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结合，其中一家存续，其余皆消失，存续公司承担消失公司全部资产与负债。

2.创设合并：又称新设合并或设立合并，指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结合，其他相关公司皆解散消失，而成立一家新公司，承担所有资产与负债。

二、企业并购的动机理论

并购动机方面的研究，大致上可分为“价值极大化”以及“非价值极大化”两部分。从理论的观点，可将其相关利益区分为：效率理论、信息理论、税赋理论以及理论。

(一)效率理论。效率理论认为并购的发生是为了达成绩效，所谓绩效是指两家公司在合并后，合并公司的价值大于合并前各公司价值的总和，一般来说绩效可以区分为财务绩效、营运绩效与市场绩效三种。

1.营运绩效：营运绩效的表现，尚可细分为规模经济、差异效率二种。

(1)规模经济：企业通过并购而使其达到最佳的生产规模，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或提高生产效率，以增强其对外竞争的能力。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生产规模经济效应。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补充和调整，达到最佳经济规模，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并购也使企业有条件在保持整体产品结构的前提下，集中在一个工厂中进行单一品种生产，达到专业化水平；并购还能解决专业化生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各生产过程之间有机地配合，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二是企业的经营规模效应。企业通过并购可以针对不同的顾客或市场进行专门的生产和服务，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可能集中足够的经费用于研究、设计、开发和生产工艺改进等方面，迅速推出新产品，采用新技术；企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企业的融资相对容易。

(2)差异效率：大部分的并购理论都可用差异效率理论加以表示。如甲公司的经营效率较乙公司高时，借着并购可将乙公司的效率提升至与甲公司相同的水平，即通过并购而增加效率的利得。企业的纵向并购可以通过对大量关键原材料和销售渠道的控制，有力地控制竞争对手的活动。

2.财务绩效：指公司通过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来降低系统性风险，以取得较低成本的资金，或是借由建立内部资金市场，利用较佳的资金操作来增加资金配置的效率。企业通过并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节约交易费用：首先，企业通过研究和开发的投入获得知识。在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情况下，知识的市场价值难以实现，即使得以实现，也需要付出高昂的谈判成本。此时，如果通过并购使知识在同一企业内使用，就达到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其次，企业的商标、商誉作为无形资产，其运用也会遇到外部性的问题。因为某一商标使用者降低其产品质量，可以获得成本下降的大部分好处，而商誉损失则由所有商标使用者共同承担。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一是增加监督，但会使监督成本大大增加。二是通过并购将商标使用者变为企业内部成员。作为内部成员，降低质量只会承受损失而不得利益，消除了机会主义动机。再次，有些企业的生产需要大量的中间产品投入，而中间产品的市场存在供给的不确定性、质量难以控制和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企业通过并购将合作者变为内部机构，就可以消除上述问题。最后，企业通过并购形成规模庞大的组织，使组织内部的职能相分离，形成一个以管理为基础的内部市场体系。

3.市场绩效：大规模公司的市场力量原本就比小规模公司较佳，对于产品的定价、数量的决定，有较大的掌控权。一旦并购，必然会增加市场占有率，强化市场竞争力，时机成熟时，形成垄断或寡头市场，控制产品价格及数量，获取准垄断利益，产生更大的市场力量，此种因为市场占有率提高所得到的利益，即为市场绩效。企业通过横向并购活动，可以提高市场占有率，凭借竞争对手的减少来增加对市场的控制力。通常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会导致企业以增强市场势力为目的的并购活动：其一，在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企业通过并购，以取得实现本产业合理化的比较有利的地位；其二，在国际竞争使得国内市场遭受外国企业的强烈渗透和冲击的情况下，企业间可能通过并购以对抗外来竞争；其三，由于法律变得更加严格，使企业间包括合谋在内的多种联系成为非法，企业通过并购可以使一些非法的做法“内部化 ”，达到继续控制市场的目的。

(二)信息理论。此理论认为，在股票收购或合并磋商的过程中所透露出的信息，会使得投资人重新评估公司的价值，而且在评估的过程中，被并购的公司的股价往往会向上调整。由该理论产生两种假说：

1.踢一脚假说：目标公司收到股票收购要约后，将促使目标公司的经理人采行更有效率的经营策略，以使公司确有其价值，称为“踢一脚假说”。

2.坐金矿假说：股票收购或合并活动会释放出目标公司股价被低估的信息，使得市场会对目标公司的股价重新评估，称为坐金矿假说。

(三)税赋理论。借助并购，可使公司总税赋低于合并前个别公司的加总，但前提是合并前合并的一方为亏损状态，且另一方为获利，在此情形下，税赋减少的利益才会发生。

(四)问题。此理论认为由于公司经理人仅持有公司的少部分股票，因此，经理人会倾向于非金钱性的额外支出和其他个人私利的享受，这种股东或债权人和经理人之间追求目标不一致而产生的潜在冲突，称为问题。而公司为了监督控制经理人额外支出的成本称为成本。

并购是企业追求成长及多元化经营的一项策略工具，也是外部成长的途径，企业并购寻求以下几点：

第一、寻求规模经济。企业借助并购来扩大企业规模，享受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减少人事及销售等费用的好处，以降低资产成本，增加竞争力。

第二、提升管理绩效。与营运状况良好的公司合并，借以吸收不同企业文化、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以期能提升绩效，创造盈余。

第三、分散风险的利益(多元化经营)。企业通过并购，扩展经营范围，利用双方的经营特色与经验，进行多元化经营，可以分散风险，稳定公司经营。

第四、健全财务结构。健全的财务极为重要，若金融机构经营困难、财务不健全，就会面临挤兑或倒闭。因此，借由财务健全的机构去全部承担财务不健全的机构，盈余公司如能并购其他亏损的企业，则可实现节税效益；而亏损的企业可借此改善财务状况。

第五、合并互补性的资源。企业借并购以取得某项具有互补性的资源，将会使得合并后的价值比合并前的价值来得高。

第六、追求成长，增加市场占有率。并购是最快捷的成长方式，除了可以省去新创业所花费的时间和创业初期要承担的亏损外，还能快速取得生产设备及原厂牌的市场，在短时间内强化竞争实力，增加市场占有率。

第七、提高企业在业界形象及声誉。企业经由并购，除了可以增加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及资本额外，也提升风险承担的能力，间接将企业知名度及企业形象的竞争力传达给消费者与投资人。

三、企业并购的经营绩效

所谓“绩效”即是企业策略目标达成的效果或程度，绩效的衡量方法主要分为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两种。财务指标为最基本的评断组织绩效的方法，一般使用的指标有获利率、营业额成长率、投资报酬率、资产报酬率等，然而组织的绩效不只有财务方面的相关指标，其他一些行为相关因素也会影响组织的运作。

对于事业绩效的衡量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

(一)财务绩效。此为传统绩效研究者常用的衡量指标，包括每股盈余、销售额成长率等。

(二)营运绩效。俗称事业绩效，包含前述的财务性绩效与营运绩效。所谓营运绩效的衡量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等非财务性指标。

(三)组织效能。为最广泛的组织绩效定义，除包括上述财务绩效与事业绩效外，再加上组织的目标，包含声誉、员工士气等衡量指标。

适当的绩效评估准则或指标可能随着各产业特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各企业亦因其组织目标、结构、企业文化等特性，而可能采取不同的绩效评估方式。一套完善的衡量指标，必须同时考虑到确保公司能将资源作为最有效运用的“内部效率性指标”，将公司的产品作为顾客所接受的“外部效能性指标”，并针对企业本身特有的产业特性，发展不同的衡量指标，以随时验证公司整体营运或内部各项作业的实施成效。因此企业中的绩效评估或绩效衡量，亦指为实现企业整体目标而在评估系统中，运用量化标准或主观判断的非量化标准加以衡量其营运所表现的结果。

在评估模式方法方面，由于绩效评估须依据研究目的与定位而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因此评估方法的选择系依据研究需求而定。一般对于经营绩效的衡量，通常均以财务性指标为主。

有学者将22个财务比率区分为获利性、流动性、财务杠杆、周转率及成长性，利用方差分析及因素分析，探讨是否可以利用财务比率来区别并购公司、被并购公司及没有进行并购活动的公司，其实证结果为获利性是唯一具有全面显著性的区别因素，即并购公司的获利性分别较被并购公司及无进行并购活动的公司为高。

另有，以MVA(市场附加价值)、FCF(自由现金流量)等新型的指标来衡量企业并购的总体绩效。就产业、并购类型及并购地区是在国外或是国内等三个方面分类，再经过差异检验，获得以下的结论：1.MVA及FCF两指标可作为衡量并购绩效的总体指标。2.并购活动无法增加全体上市企业的市场附加价值及自由现金流量。3.并购活动可为上市产业提高其市场附加价值。4.并购的类型不会影响企业并购后的市场附加价值及自由现金流量。5.跨国并购可增加上市企业的市场附加价值。

还有学者以调整前后的营运现金流量报酬率作为绩效指标，分别对主并与被并双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主并公司于并购后绩效显著衰退，而被并公司亦无显著改善的情况，两者依规模加权后仍比并购前差；并购绩效改善幅度受到主并被并公司间规模大小与支付方式所影响，目标规模愈小，绩效改善效果就愈大，而非股权交换的企业能由并购中获得较大的好处。

以效率理论为依据，区分营运综效、市场绩效与财务绩效探讨企业并购前绩效差异及主并公司与目标公司间相对规模、产业相关、并购支付方式、以及借壳上市等因素对并购后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1.并购的目标公司相对规模愈大，对并购后的绩效影响愈大。2.产业相关程度对经营绩效有负面但不显著的影响。3.借壳上市对并购后绩效有显著的负影响，显示借壳上市在企业的并购因素中是一项负面的并购动机。4.传统产业的并购绩效优于信息电子业。

由上述可以看出，以往对企业并购行为的绩效研究，大多数都从绩效方面着手，分别探讨并购所带来的营运、市场以及财务绩效，所使用的指标差异很大，每一种计量分析方法皆有其个别的研究目的与用途。

参考文献：

[1]袁建文.企业并购的动机假说[J].企业活力，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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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运用法律手段确保市场经济主体平等、公平、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作法。《反垄断法》被西方国家称为“经济宪法”，主要原因是《反垄断法》所维护的是竞争自由，完善的是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制止的是限制竞争和不公平交易的行为。《反垄断法》除了有维护竞争自由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一般作用外，还具有促进经济体制转轨和完善市场结构的特殊作用。我国市场中已出现垄断现象，同时跨国公司的垄断也威胁着我国的民族产业。所有这些都呼唤着我国《反垄断法》的出台。

我国现行法律中与反垄断有关的内容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几个条款以及一些相关的行政法规之中。由于制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我国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垄断没有其产生的经济基础，反垄断也就没有现实性和必要性。“垄断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必然的伴生物”，反垄断立法也必须在一定的经济发达程度下才是可行的。因此，我国制定《反垄断法》是非常必要的，体现在：

(1)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开始形成，垄断给经济生活带来的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形成的行政垄断、对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造成的国家垄断、因公益事业的特殊性而形成的自然垄断等诸多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大难题。这些问题正需要依靠一部《反垄断法》来解决。

(2)不少外国的大型企业已经在我国市场中占有优势地位。我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必然会进一步地抢占我国市场。而如果它们利用自身原有的优势地位进行垄断，对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将造成极大的危害。

一、反垄断法所采取的立法思想

一般认为，垄断是企业或其他组织利用经济或非经济手段，在经济活动中对生产和市场实行排他性控制，从而限制竞争的状态和行为。即垄断表现为控制市场的状态(垄断状态)，又表现为限制竞争、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垄断行为)两个方面。

垄断状态又称为垄断结构、市场优势地位等，当一个或几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一定比例时，就有可能被判定为构成垄断。《反垄断法》就对这种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解剖垄断企业或划出部分营业，增加市场竞争主体，恢复有效的竞争。垄断状况的确定以确定相关市场为核心，市场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垄断能否构成。美国以前多采用这种“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垄断行为是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其优势地位的行为，表现为搭售及附加不合理条件、差别待遇、掠夺性定价、强制交易、限定转售价格等形式。从实际来看，垄断行为更为人们关注，成为各国《反垄断法》规制的主要对象。在我国制定《反垄断法》，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发展规模经济与反垄断的关系。这涉及到我国要不要制定《反垄断法》以及制定怎样的《反垄断法》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西方国家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垄断现象严重；而我国企业规模化程度一般都较低，远不如西方国家。我们当务之急是发展规模经济，鼓励企业兼并联合，组建企业集团，而不是反垄断。

诚然，垄断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集中的表现，是一种规模经济。从社会经济发展史角度看，它是生产社会化的结果，因而是一种社会进步。规模可以出效益，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各种资源可以得到合理配置，减少消耗，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因而对企业、对消费者、对社会都有好处。无可讳言，我国企业的规模化程度总的说来确实不高，适当扩大企业规模，追求规模效益是很有必要的。在当前企业改革中为了对企业进行调整改组，优化资本结构，也需要鼓励兼并和联合。此外，扩大企业规模，发展大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也是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但是，规模并不等于效益，也并非必然带来效益。规模出效益是有条件的，即经济规模的扩大要合理化：首先，这种规模化应当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竞争的结果、市场的选择，而不是违背经济规律单凭主观意志所为；其次，当企业扩大规模以后还要加强内部分工协作、健全管理机制，否则也不可能提高效益。在我国，政府对于产业组织结构的调节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主要应重在引导。

另外，企业的规模化如果使单个企业或企业间的联合达到对特定市场形成垄断和支配地位的程度，则会产生排挤其他经营者而限制竞争的后果。限制竞争剥夺了其他经营者的商业机会，使少数大企业或企业集团能够操纵市场和价格，妨害消费者利益。超额垄断利润也使垄断者不再重视改进技术和管理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宏观上说，它使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作用，危害社会经济。

反垄断并非单纯反对结构性垄断，更不意味着反对各种规模经济；它更重视的是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但限制竞争行为主要是凭仗其垄断和市场支配地位得以实施的。所以，对于那些形成垄断和取得市场支配地位而暂时并未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的企业或企业的联合立法也应予以密切关注，并规定可以采取某些措施予以防范。立法规制的重点当然更应放在各种限制性行为上面。而在这方面，我国的情况也有较充分的显露，例如：有些企业滥用市场优势，随意抬价或采取其他掠夺、限制、歧视等行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通过横向协议相互限制价格、产量或分割市场，特别是价格卡特尔尤其时有发生；处于生产过程不同环节的企业通过纵向协议以固定转售价格、搭售或独家经营等，诸如此类的经济性垄断固然门类已较齐全并且造成不良后果，而我国较西方国家更有甚者是各种行政性垄断的推波助澜。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自由竞争。国家要通过立法保障合理竞争。缺乏反对垄断和限制竞争的法律保障机制，市场经济秩序是建立不起来的。当前我国既要注重发展规模经济，又要反对和防止垄断，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其总的原则是：凡企业扩大规模而能明显增长效益，且不至于(已经或可能)形成限制竞争局面者，应当允许和提倡；凡企业规模化既能增长效益，又妨害或可能妨害竞争者，应当权衡利弊大小，当弊大于~JD／,，应予以限制和反对；至于有些扩大规模而不能使效益增长(即“规模不经济”)者，更应严格杜绝，其达到垄断和市场支配地位者，法律可以采取令其分解或解散等严厉措施。

综上所述，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思路是符合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趋势，实行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结合，以行为主义为主，关注垄断状态，限制垄断行为。

二、《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

我国《反垄断法》立法实行以行为主义为主的立法思想，同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对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的限制。

(一)经济垄断

1．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指在市场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影响，迫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从而妨碍平等竞争的行为。根据竞争法的理论，取得市场支配力的企业极易滥用他们的地位，以获得高额利润。

2．限制竞争协议：横向卡特尔协议和纵向协议

横向卡特尔协议是指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为了共同的目的，相互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这些协议通过限制竞争可以影响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的市场关系。横向卡特尔协议对竞争的限制包括固定价格、划分市场、联合抵制(购买或销售)等等。横向卡特尔协议对竞争的妨碍程度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参加卡特尔协议的企业的数目、卡特尔相关产品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根据国外的经验，把卡特尔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分为两类。一类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即某一特定行为总是竞争有影响，而不管其内容或环境包括价格固定、市场划分、联合抵制。这一原则是一种衡量的方法，用来确定案件中的行为是否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另一类适用“合理规则”的原则，即根据具体做出该行为的动机和对市场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是否非法。这些协议行为对市场秩序产业政策造成危害后果才能限制，以防其对正常经营的影响。

纵向协议是处于上、下游并具有买卖关系的企业之间所订立的排他性协议。如原材料供给方和接受方、制造商和销售商等订立的协议。纵向协议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从对经济的积极方面看，企业通过纵向排他协议，可以保证原材料购买和产品销售畅通，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和价格，提高竞争力。从消极方面看，当企业纵向排他性协议对市场影响较大，特别是协议一方取得了市场优势时，会导致更严重的阻碍竞争的后果。

3．规范企业的联合和兼并

企业的联合和兼并是实现市场集中和发挥规模经济作用的主要途径。有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产品结构的改善，获取市场竞争优势。但不恰当的企业合并则会减少甚至消灭竞争。通过合并，使一些已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更能有效地操纵市场，增加其他企业进入市场的障碍，达到控制市场的目的。

可见，同企业之间订立卡特尔协议一样，企业合并也会产生限制竞争的结果，对相关市场上的竞争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因而必须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国外的经验是：只有在合并将导致生产控制市场的地位时，主管机关才应当禁止企业合并。

根据我国的国情，在立法上可对不同行业、不同种类的企业合并实行区别对待。企业合并规制的目的在于防止经济力的过度集中，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因此我国应把企业合并规制的重点放在竞争行业，对这些行业采取相对较严厉的控制政策。对需要限制竞争行为的企业合并，如公用事业为形成必要的自然垄断而进行的合并，可采取较为宽容的控制措施。

由于各国《反垄断法》本身的性质及其执行中的特殊要求，各国《反垄断法》大都采取了将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统一规定在一部法律当中的做法，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合理可行的。

(二)行政垄断

行政性垄断(又称行政垄断)是指中央政府所属的各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各管理部门以及被上述政府和政府管理部门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竞争的违法行为。

行政性垄断可分为两大类，即地区垄断(又称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又称行业垄断)。所谓地区垄断是指某一地区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保护本地企业和经济效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竞争或者本地企业参与外地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地区垄断多由地方政府以命令、文件和通知等方式做出。对地区垄断即地区封锁，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仅作了原则性规定。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地区垄断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制。

所谓部门垄断是指政府所属部门为保护本部门的企业和经济利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其他部门企业参与本部门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没有规定，以至于有人认为没有将部门垄断单列的必要。事实上，部门垄断与地区垄断虽然也有些微的交叉、渗透，但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

1．行政性垄断的危害

具体来说，行政性垄断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第二，损害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经营权和消费者的利益；第三，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第四，阻碍自由、公平的有效竞争秩序的形式；第五，破坏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阻碍其进一步深化；第六，培养、扶持并保护经济性垄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以及贯彻执行不力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根本原因；多元化的行政利益的驱动，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规制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法律意识的淡薄等也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重要原因。

2．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现状以及完善行政垄断规制的立法

我国现有规制行政性垄断的法律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第七条和第三十条把行政性垄断行为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十分简略的规定。除此以外，国务院还先后颁布了一些行政法规。

篇7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3-0082-06

一､引 言

亚当・斯密把分工看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原因,同时认为分工又受制于生产规模与市场需求量的大小,这是规模经济思想的起源;马歇尔第一次明确提出“规模经济”概念,认为报酬递增是由于企业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布洛克提出以“组织的经济来代替报酬递增”;一些经济学家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内部化优势方面探讨组织管理的规模经济,如科斯､张五常､黄有光､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把交易费用的节约看作是企业产生并存在规模经济的原因｡巴克莱､卡森和拉格费等则沿用科斯等人的观点,在研究了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及跨国公司的性质,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决定因素时,进一步阐述了内部化引起企业规模经济的原因｡产业组织理论的代表人物乔治・J・施蒂格勒曾在其《规模经济》一文中指出“规模经济理论是关于社会组织的经济理论关键部分,因为它是每个关于市场组织､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的作用(及其变化过程)问题的基础｡”[1]我国学者的大量研究集中在规模经济现状分析,指出我国产业的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生产要素过于分散,缺乏规模经济;针对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如提出通过企业集团化来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提出通过企业重组和并购来实现规模经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达到规模经济｡也有不少学者从技术进步角度探讨规模经济问题,或者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研究,认为市场竞争和企业规模的关系存在一定的矛盾;也有人用一种思维逻辑来思考企业规模和产业组织科学性问题;还有学者就如何实现企业规模的高质量快速增长,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深刻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关于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是一个空白｡因此,本文拟从源头上梳理“规模经济”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回顾理论界追寻规模经济的探索特别是有关MES的研究成果,着重探讨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以便为企业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规模理论寻求和获得竞争优势提供借鉴作用｡

二､规模经济的概念形成与发展

规模经济理论实际上源自人们对生产成本的分析｡[2]英国学者马克西和西尔伯斯通在他们合著的《汽车工业》一书中,对汽车工业的规模经济进行了实际研究,并描绘了汽车工厂生产线的长期平均费用曲线图,这就是著名的马克西西尔伯斯通曲线,也称规模经济曲线(见图1)｡

根据马克西和西尔伯斯通对汽车生产线长期平均费用所作的分析,某一种车型的生产批量同成本的关系如下:当年产量由1千辆增加到5万辆时,单位成本将下降40%;由5万辆增加到10万辆时,单位成本将下降15%;由10万辆增加到20万辆时,单位成本将下降10%;由20万辆增加到40万辆时,单位成本将下降5%｡当年产量超过40万辆时,成本下降的幅度十分微小,在达到年产100万辆后,再加大批量就不再有规模经济了｡

资料来源:转引自孙庆广:《奔向成功/现代企业经营战略透视》,企业管理出版社,第148页｡

图1 马克西西尔伯斯通曲线[2]

上述这种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生产的单位成本逐渐下降､收益逐渐上升的现象叫规模经济,或叫规模报酬递增｡马歇尔指出:“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导致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则增大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3]｡”传统的规模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上,即单一产品生产规模的经济性,单个厂商规模的经济性及企业组织规模的经济性[4]｡

(一)单一产品生产规模的经济性

产品生产规模的经济性是规模经济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最初主要来自于劳动分工和协作｡由于分工和协作,每个生产者可以提高同一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产品规模的经济性是商品经济社会中最早也是至今为止最普遍存在的规模经济｡

(二)单个厂商规模的经济性

单个厂商规模的经济性,是指主要由生产函数或生产技术所决定的生产单一产品系列的工厂规模的合理性｡厂商规模的经济性可用长期平均成本曲线表示,它描述了随着设备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能力的扩大,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在长期内,当所有生产要素投入都成比例地扩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3期2007年第3期(总第147期)赵全民: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规模经济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大,规模收益(指由规模变动所引起的产量变动)开始是递增的,但由于产量的增加比例大于投入的增加比例,因而大于总成本增加的比例,故平均成本下降｡图2是工厂的长期和短期平均成本曲线｡

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短期平均成本(即一定时期内,各种设备和技术条件相对稳定不变时生产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的包络线,其最低点的产量就是工厂的最佳规模｡

企业组织规模的经济性是更高一级的规模经济,它是指现代企业组织所具有的多单位企业的经济性｡钱德勒认为,现代企业组织是“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所管理的企业”[5],“它将大规模生产过程和大规模分配过程有机地结合于一个单一的公司之内”,因而其具备多种经济功能,能在多个不同的地区经营多种系列的产品,从而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企业组织规模的经济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企业组织之间的结合导致了大量市场交易的内部化,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获得了规模经济效益｡

(2)企业组织规模经营可以产生大量销售效益,因集中销售而使单位产品分摊的广告费用､销售费用降低｡

(3)企业组织规模经营可以使单位产品分摊的研究开发费用降低,从而具有更大的研究开发实力和效率｡

(4)企业组织规模经营还可以因原材料的大量采购､信息的集中收集和处理､会计业务的部门化､商品品质的标准化､谈判的程序化和合同的标准化以及资金的集中､风险的分散等带来规模经济效益｡

三､最小有效规模(MES)的研究

根据研究,长期成本曲线变化有两种情况:

一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平均生产成本不断降低,当单位产品成本下降到最低点时,相应的生产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时,如果再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就不再随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而是开始升高｡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呈U型｡在这种曲线里,只有一个产出规模能使单位平均成本达到最低点,称为“最佳规模点”｡

二是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当下降到某一点时,平均成本既不再显著降低也并不大幅度升高,这种曲线叫做L型长期成本曲线｡对应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开始变缓的生产规模,就是最小有效规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简称MES )｡斯蒂格勒(1958)在《规模经济》一文讨论厂商的最佳规模时指出:如果一个产业的诸厂商使用完全相同的资源,那么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中只有唯一最低点,即只有一种产出规模是经济的,但在现实经济中,诸厂商拥有的资源质量不同,使用不同资源的厂商若规模相同,则效率会不同｡而相同的效率可以在不同规模中达到,所以相异的规模可能同样是经济的,即平均成本是一条底部平坦的曲线｡同时,他首创“生存技术法”来确定最佳规模,企业在长期竞争中得以生存的规模都是最佳规模｡他用生存技术考察了美国制造业的情况,发现最佳规模是一个范围相当大的领域,即多种不同规模都是最佳的｡T・萨文(T. Saving,1961)运用生存技术对美国制造业所进行的更为广泛的研究支持了施蒂格勒的结论｡

(一)确定MES的基本方法

会计法和工程法的主要区别是确定费用曲线的数据来源与方法不同,会计法主要根据不同规模企业的成本(横断面数据)或同一企业不同时期不同规模时的成本(纵切面数据),或将两类数据结合,绘出规模成本曲线｡

工程法又叫技术定额法｡它不直接采用财务数据,而是在设定的产出和原材料前提下(如规定产量､品种等,规定矿石金属含量),根据基本的设备系数(如高炉数量､容积,机床型号､数量等)､工艺参数(如温度､压力､节拍､切削参数)以及标准的技术费用定额(如年标准工作日和工人单位时间工资､设备单位时间折旧和能耗､材耗等)来确定规模费用曲线｡

有了规模成本曲线,就可以根据边际成本最小或成本规模变化率最小的准则确定MES｡确定的方法有三种:根据函数解析计算求解､根据边际成本和误差判断确定MES及通过方案比较确定MES｡

适者生存法(Survivor Technique)是美国学者施蒂格勒提出的｡该方法的立论依据是由于实际费用的不确定(如因能源突然发生危机,出现新技术等)及计算方法的主观性和市场机会的不确定性等原因,计算确定MES很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应根据竞争的优胜劣汰,通过观察市场确定经济规模｡施蒂格勒提出的具体方法先计算不同时点产业各规模层企业附加价值占全产业附加价值的比重,而后计算这一比重的增大指数 ｡其中,Vaij是j产业中位居i规模层企业的附加价值比重, 为基准时点,t为后来时点;增长指数最高的规模层对应这个产业的经济规模｡

(二)基本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会计法的主要优点是数据容易获取,且成本是一种综合指标,能综合反映企业的规模经济性特点,当样本量较大时,或对企业成本进行了合理分析时,能提高所得结果的可靠性｡缺点是适用会计法时,规模往往指实际产量,因而相应的成本往往受许多与规模经济性无关的因素影响,可能歪曲真实的规模经济效益｡

工程法突出的优点是比较准确,能够根据工艺或工厂系统的技术能力,较真实地反映技术的规模经济性本质,能够避免会计法无法避免的无关因素的影响｡主要缺点是要求分析者熟悉工程技术,且计算比较复杂｡此外,设定条件如产品结构､费用定额的确定可因专家经历背景相异､使用标准不很统一而不同｡

适者生存法与前两种方法的差别是原理性的,其突出优点有两条:一是它考虑了各种难以计量的费用和效率,符合市场竞争出效益的商品经济规律;二是方法较简便,需要的数据只是每个规模等级的工厂数目和市场占有率｡主要不足是:在垄断行业不适用;观察时间短的结论不可靠;混淆规模的外部经济性和内部经济性,无法得到规模成本曲线,因而有许多重要的经济分析无法进行｡

四､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研究

(一)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的决定因素之一

导致成本随生产规模扩大而下降的机制有两种,一是由于设备能力的提高降低了单位产品的设备折旧分摊,二是由于规模扩大带来了其他生产环节采用新技术或进行技术革新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这两种机制实际上是技术进步的不同表现[7]｡由于设备能力只能阶跃式的上升,因此,可以说规模经济的真正含义是技术能级的跃迁｡规模投入必定要引发技术能级跃迁,才能创造出规模经济,而这种规模经济也就构成了企业持久的竞争优势｡(1)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支撑力量,物化在物质生产力的各要素之中,促使生产函数变化或创立新的生产函数,推进规模经济发展｡在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成长型产业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使生产力在量的增长和质的飞跃两方面都带来巨大变化,带动企业规模的扩张和效益的优化｡技术创新引致企业组织规模创新,规模经济便得到更有效发展｡

(2)对于企业来说,技术创新可以形成企业核心技术充满生机的技术群体,从而获得持续的新产品研制与开发能力,并转化为强大的进入市场和开拓市场的力量,开发出与规模经济相适应的市场规模｡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品开发本身就是技术创新的基本内容｡而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一方面可以改造传统产品的性能,改善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价格,提高传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可以开发出新产品,主动引导消费需求,开拓新产品市场,并依靠核心技术优势迅速抢占成长中的市场｡

(3)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核心企业可以凭借技术纽带与其他企业进行联合,迅速地实现规模扩张｡一般来说,每一产业或每种产品都存在某种关键技术｡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一旦取得了这种关键技术,便可以在企业家的推动下,采取各种形式开拓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生产方向,从而提高生产同类产品企业和在技术上前后衔接企业的技术水准,甚至使这些企业联合成为规模巨大的集团企业,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4)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引起物质生产技术基础变化的同时,推动劳动素质的提高,促使人力资本的形成,为规模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技术创新引起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比例发生变化,提高脑力因素的相对作用,促进劳动力向智能化发展;促使劳动力掌握新技术的速率加快,知识更新周期缩短;技术创新还能使劳动力适应多种职业的技术要求,向“一专多能”的能力结构发展｡这样,技术创新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的形成;后者反过来又推动进一步的技术创新,从而为规模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5)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引起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变革的同时,推动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实现企业组织规模的创新,更有效地推动企业组织规模创新的扩张｡(二)组织和管理规模经济的决定因素之二

企业规模扩大以后,通过合理的组织结构把各种分散､无序的资源协调起来,统一有序地生产经营,产生1+1>2的合力效果[8]｡提高管理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从而提高管理效益和节省人员;市场交易内部化,节省交易成本;把一些生产经营环节结合在一个企业内部,节省能源与运输成本,减少寻价成本等等,都是企业通过组织和管理而获得规模效益的途径和方法｡

无形资产的规模效益,正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重视｡无形资产是企业声誉､权力和优越条件的总和｡它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与长盛不衰的源泉｡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纷纷采取减少有形投资､增加以技术转让为主要手段的非股本生产合作,通过生产特许协议､生产许可证协议､商标转让等来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而由商标､品牌､专利､商业秘密､专营特许权､商誉等组成的无形资产,具有无限规模收益递增性｡它主要表现在:

(1)无形资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增值性｡有形资产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有形磨损,使其价值下降;无形资产一旦形成和投入使用,它本身会产生累积效应,不但不会因使用而发生磨损,而且越使用频繁,其自身价值也就越高｡

(2)优越的无形资产意味着市场的扩大｡名牌产品在到达新市场之前已为消费者接受和认可,由于品牌效应和质量优势,其市场占有率往往高于同类其它产品｡(3)无形资产本身作为一种资本可以直接交易､直接投资而获取高额利润｡无形资产规模报酬递增可用图3表示:

(三)市场规模经济的决定因素之三

1.品牌效益｡一般来讲,人们认为品牌代表了商品的品质,有了品牌的帮助,顾客购买时就不必太费力气｡无论是生产企业､经销商,还是消费者,都已经越来越重视品牌的作用｡企业规模巨大,使用单一家族品牌甚至所有产品使用同一品牌,在广告､促销等方面能够节省大量费用;也能够迅速赢得用户,扩大各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可见品牌可以产生规模效益｡而且,企业可以用自己的品牌和其它品牌组成协作联盟,产生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规模效应｡通过品牌联合,广告和促销可以获得增值效应[9]｡品牌联合对于一个需要宣传产品品质的品牌有双重作用｡如果产品上有一个品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产品的品质,那么再加上一个品牌就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因此,当某个品牌单独出现不太能说明问题时,联合品牌可以更好地表明品质｡当人们对产品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品质有疑问时,如经历型产品,用联合品牌可以让人们对产品的真实品质感到放心｡

2.价值创新,促进规模效益｡

先来考察Accor的案例[10],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的经济型旅馆业正经受着滞胀和能力过剩的困扰｡

当时,在经济型旅馆业有两个不同的细分市场｡一是由无星和一星级旅馆组成,房间平均价格为60～90法国法郎,顾客来这里是因为价格低廉;二是二星级旅馆,房间平均价格为200法郎,通过提供比无星和一星较好的睡眠环境而吸引顾客｡顾客希望得到与其支付等价的享受,或是支付较多,得到象样的晚间睡眠;或是支付较少,忍受不好的床铺或噪音｡

ACCOR 经理人员从鉴别所有经济型旅馆业无星､一星和二星的顾客需要入手,集中于那些广泛共享的需要,ACCOR的经理人员看到了克服行业所迫使顾客所做主要妥协的机会｡他们询问自己如下四个问题 :

(1)我们的行业认为想当然的因素中哪些应该被剔除｡(2)哪些因素应当降低到行业标准以下｡(3)哪些因素应当提升到行业标准以上｡(4)应该创造哪些行业尚未提供的因素｡第一个问题迫使经理人员思考公司据以展开竞争的因素是否真的向消费者传递价值,那些被认为想当然的因素,可能没有价值甚至毁损价值｡第二个问题迫使经理人员检讨,为了在竞赛中与竞争对手相匹敌和击败竞争者所做的那些产品和服务设计是否过了头｡第三个问题使得经理人员去揭示和剔除其行业迫使顾客所做的妥协｡第四个问题有助于经理人员打破行业已建立的界限去发现全新的消费者价值源泉｡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ACCOR形成了旅馆的新概念,这就导致了“一级方程式”的推出｡首先,公司剔除了诸如昂贵的餐厅和吸引人的起居室等标准旅馆特性,ACCOR承认虽然会丧失一些顾客,但多数人没有这些也一样会来｡

其次,ACCOR 的经理人员相信经济型旅馆业在其它方面也向顾客提供了过多的服务｡ 理所当然,“一级方程式”要予以剔除,接待员仅在登记､结账高峰时才有,其它时间里顾客使用一个自动的讲述机(TELLER );旅馆的房间很小,仅仅配备了床和必不可少的用品没有信笺､办公室和装饰品,没有壁橱和梳妆台,只有一些架子和房间角落的挂衣杆｡房间本身是由在工厂生产的标准组件构成,从而具备生产的规模经济性,便于质量控制,隔音良好｡

“一级方程式”为ACCOR带来了巨大的成本优势,公司削减了建筑一个房间平均成本的一半,其人事费用也从行业平均水平销售额的25%～35%下降到20%～23%,这些成本节约使得ACCOR把顾客最重视的特性提高到超出法国二星级旅馆的平均水平以上,但价格却仅仅略高于一星级旅馆｡

顾客对于ACCOR的价值创新给予了回报｡公司不仅获得了法国大量经济型旅馆业的顾客,而且还扩大了市场空间｡从原来在车上睡眠的卡车司机到需要几小时休息的商人,新的顾客已被吸引到经济型旅馆这一类来｡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统计表明,“一级方程式”在法国的市场份额比离它最近的5个最大竞争者的总和还要多｡

资料来源:《Value Innovatio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High Growth 》,HBR,1997,JanFeb.

ACCOR 偏离其行业常规逻辑的程度,可以在我们所说的价值曲线,即用图形来描述一个公司在其行业所有的关键成功要素方面的相关绩效上看出｡根据竞争的常规逻辑,一个行业的价值曲线遵循一个基本的形状,竞争者试图通过多提供一点或少获得一点来改善顾客的价值,但绝大多数并不考虑改变曲线的形状｡

实际上,价值创新意味着企业的经营空间得到拓展;意味着企业从竞争激烈的行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摆脱竞争者,为顾客提供适意的产品(服务)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经济效益)｡这无疑是一种规模效益｡

参考文献:

[1]乔治・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2]孔庆广.奔向成功/现代企业经营战略透视[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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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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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kshay R・ Rao, Robert W・Ruekert.品牌联合的威力[J].世界经理人文摘,1996,(3).

[10]W . Chan Kim,Renee Mauborgne.Value Innovatio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High Growth[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7,(1-2).

The Root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Enterprises: Study on

Economyof Scale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ZHAO Quanmin

篇8

一、集中度的含义

集中度是衡量市场结构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可以分为卖方集中度和买方集中度。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卖方集中度，它是指卖方企业在特定产业或市场上所占市场份额的高低，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产业市场上的企业规模结构及产业内生产集中状况，集中度的衡量指标有集中率，Ⅲ指数，基尼系数等；集中率指的是规模最大的前几家企业的销售额或产值、利润等占整个市场或行业的份额，美国学者贝恩就根据前4位和前8位集中率(CR4和CR8)指标，将不同产业的市场结构分为高度寡占型、高度集中寡占型、中(上)集中寡占型、中(下)集中寡占型、低集中寡占型、原子型6种类型。

从总体上讲，一个国家的产业集中程度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由于制造业发展水平低，企业规模小，产业组织分散，大企业数量少而使产业集中度较低。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大规模生产体系的采用，大企业因而具有多方面的优势而获得了迅速发展，由此导致产业集中程度日趋提高。然后，当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工业化达到相当的水平，产业集中程度将逐步趋于稳定，并在随后的阶段缓慢下降。对于产业集中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变动关系，可以称之为倒“U”型假说。当然，这只是集中度长期发展的趋势，在短期会有一些波动。在1980到1995年这十几年期间我国工业行业的集中度总体是在下降的，虽然这期间有些行业的集中度是上升的，但其上升的平均水平没有下降行业的平均水平大，造成了集中度总体的下降。这种集中度不断下降的过程，被称之为逆集中化过程。1995年之后，一些行业的集中度有所上升，一些行业的集中度有所下降，但总的来说，我国的市场集中度是比较低的。

二、我国经济转型环境下集中度过低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逆集中化过程，是经济转型的结果和副产物，正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出现的分散化过程一样。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不是因为其市场竞争能力强、生产效率高，而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扶持并形成的较大生产规模。所以，这种高的集中度是虚的，企业并没有达到它现有规模的实力。改革开放后，竞争激烈，一些企业禁不住优胜劣汰的考验，市场份额急剧下降，造成了集中度的下降，其主要原因有：

(一)从供求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基本上所有企业都处于卖方市场之中。在这种供小于求的经济环境中，许多商品价格一般定得较高，利润较大。这导致了各产业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粗放型的总量的扩张，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然而原有的主导企业出于受体制和自身实力的限制，并没有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储备来适应这种规模扩张。结果，企业数目众多，大中型企业比重减少，导致集中度下降。目前，我国企业的销售规模还较小，大企业经济实力较弱，工业集中程度较低。

(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粗放型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企业间分工合作不多，缺乏紧密的有机生产联系，专业化水平低，企业生产效率低，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对于一些产品生命周期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其零部件专业化协作、工艺专业化协作和技术专业化协作水平的提高，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要素生产率。

(三)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的不完善。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优胜劣汰”、“自由进出”。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府部门对企业进入设置了一些的障碍，如审批制、定点、许可证、专营等，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企业进入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容易的。然而，一旦企业进入某一领域，要退出就比较困难了；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退出，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至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退出机制，如下岗工人不好安置，银行和地方政府不希望企业破产，企业并购面临诸多困难等等。所以，在企业大量进入而又难以退出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集中度的下降。

(四)企业缺乏自我扩张的动机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以国有和集体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企业改制转型有了很大改变，但总体上看，至今仍有一部分企业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一些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缺乏长远发展方面的考虑，缺乏自我扩张的动机，企业增长的动力不足。特别是，现有企业的规模扩张主要依靠新建和技术改造。一般企业扩大规模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内部资金积累，进行增量投资，二是通过企业兼并，进行资产重组，实现资本集中。相比之下，企业兼并可以借助原有企业的资源和销售渠道直接进入和占领市场，所以是更快捷和有效的途径。而我国企业并购的困难无疑就限制了企业的规模扩张，国外企业的规模扩张更多的是依靠企业间的并购。

三、对提高我国行业集中度的建议

由于各行业特点具有很大差异，因此，对于提高我国行业集中度的问题，应区别对待。集中度也并不是愈高愈好，，过高的集中度会带来寡头甚至垄断，而垄断又会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所以对于那些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提高市场集中度才真正具有意义。在许多制造业行业中，一般都要求企业达到最小有效经济规模。如果生产集中度过低，达不到最小有效经济规模，将使企业处于规模不经济的状态。从而不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目前、我国制造业中大部分企业都达不到最小有效经济规模的要求。我国产业组织的分散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向：一是企业规模较小，市场集中度较低，缺乏竞争力；二是专业化分工程度较低，大量的小型企业多是一些全能企业。

所以，市场结构应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所谓主导企业，是指市场份额较大，具有一定市场实力或市场支配力的大企业，它们对市场定价、产品质量和标准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大、中规模的主导企业因市场势力较强，通常就成为企业间组织的核心层，而一些小企业围绕这一核心层，形成专业化分工，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所以政府政策一般有两种不同的目标取向：一是扶持大企业的发展，提高行业的集中程度、以增强产业国际竞争能力；另外是实行反垄断政策，防止经济力量过分集中。

因此，针对我国行业集中度较低的情况，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自身的实力，使企业能适应市场机制，在自身真正做强之后，扩大企业规模，多培育出可以和国际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大企业，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要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并辅之以行政与法律的手段，扶持那些具有竞争力的优强企业的发展，以提高行业的集中程度，防止过度竞争造成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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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整合、集成和流程再造的异同

“整合”和“集成”的英文术语同为“integration”，它来自于integer这一词根，integer来自于拉丁语的词根“in”（内部）和tangere（联系），所以，整合和集成都具有内部相互联系、融合为一个整体或一体化的含义。

我国的“资产重组”这一概念与国外文献并没有严格对应的术语，由于兼并和收购（mergers&acquisitions）是我国企业资产重组的主要形式，所以，可以把兼并和收购看成是资产重组的相近似的术语，简称并购。并购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企业的一体化或是多元化战略，例如可以通过对同行业企业的并购（横向一体化）来实现企业规模经济和建立一种竞争优势，也可以通过对原材料供应企业或者是产品经销企业的并购（纵向一体化）来使交易内部化和降低交易费用。并购活动也可以实现企业多元化的战略选择，多元化包括相关多元化（在与主业相关的领域内进行多元化经营）和无关多元化（进行跨行业的多元化经营）。从国际经验看，跨行业经营成功的例子不多。正因为如此，美国本世纪90年代的并购活动不再重蹈60年代跨行业并购的覆辙，而是围绕回归主业和专业化经营来进行。

资产重组和重组整合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说我国企业的资产重组不仅是资产、产权、债务、业务和人员的重组过程，而且也是经营思想、管理制度、组织经验和企业文化的重新组合，那么，重组整合就是不同质的资产、不同的权利主体、差别性的业务，以及不同的观念、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形成某种企业能力的过程。企业能力包括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预见能力，即企业高层领导对潜在机会的把握能力，涉及战略选择和业务整合；二是一线执行能力，涉及决策结构、员工激励和协调等问题。制度整合就是要形成这方面的能力。所以重组整合的两个关键方面是业务整合和制度整合。

“集成”的技术基础是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化为标志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it）和信息系统（is）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变革。文卡特拉曼（n·venkatraman）认为，这种变革的程度及其所获得的潜在利益（效率）的大小，可通过五个应用层次来描述，即局部利用、内部集成，业务流程再设计、企业网络再设计和业务范围再定义。第一和第二个层次对企业的变革是渐进性的或改良性的，因而获得的潜在利益也相对较少，后三个层次对企业的变革产生剧烈的、革命性的影响，因而获得潜在利益较大。这就是说，如果信息技术只是叠加在现存的组织状况（特别是策略、结构、流程和文化）上，那么它获得的利益是边际性的。可以看出，文卡特拉曼把内部集成视为改良性的企业变革，同时认为，内部集成包含了两类集成：技术的相互连接和业务流程的相互依赖。前者是指不同系统通过一个共同的信息技术平台相互连接和共同操作；后者是指组织作用和责任在经营的不同职能部门的相互依赖（文卡特拉曼，1994）。

但是，正如萨维奇（charesm.savege）所说，集成不能仅仅看作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如果仅是这样，组织就与原来没有多大的区别。集成改变了组织的工作方式。在原来的企业中，各个部门以“部分集合”的方式工作，即它们仅看到自己部门内的活动，不会去考虑其他部门的问题，而高层领导对基层发生的事情也只有片面的理解。集成的真正任务是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将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创造性的思想彼此联系，以迎接整体的挑战和机遇。集成与网络化相互补充，它们表示正在进行的过程。集成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源网络化的过程，它把我们的想象和知识连接成网络，以使我们可以对具体的机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萨维奇，1996）。

流程再造（processreengineering）按文卡特拉曼的划分属于信息技术促成企业变革的第三层次，这是一种剧烈的、革命性的变革。企业流程再造论（bpr）的先驱迈克尔·哈默（michaelharmmer）在其与詹姆斯·钱皮（jameschampy）合著的《再造企业》（reengineeringthecorporation）一书中也认为，流程再造是为了显著地改善经营而对业务流程进行彻底的重新设计，并认为定义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彻底的”，强调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全部推倒重来的变革风格（哈默和钱皮，1993）。后来哈默在其另外一本关于流程再造的著作《超越改革》（beyondreengineering）中承认，改革的彻底性，不管如何重要和令人振奋，并不是它的最重要的方面。流程再造定义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是“流程”（process），即一套完整的贯彻始终的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的活动。为什么要进行流程再造，哈默认为，工业革命违背了流程，将它们分解成一个个专门的任务，然后集中注意力改进这些任务的绩效，任务以及建立在任务上的组织形成了工业社会的基石。这样就产生了两种重要后果：其一，依据劳动分工和管理分工进行任务划分，为简单的人创造了简单的工作职位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复杂的、结果执行得很糟的流程。其二，当人们专注于任务时，就不会关心整个流程，不会关心流程产生的结果及这种结果为顾客带来的价值。员工们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上司、活动、任务”上面，而不是“顾客、结果、流程”上面。这样两种后果是导致许多企业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

从上述关于整合、集成和流程再造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与一体化有关的概念。它们的差别在于，重组整合贯穿于整个工业社会，它体现出人和资源的调整和再调整以及一体化的连续过程。整合并没有对建立在劳动分工和管理分工基础上的严格等级组织结构、顺序工作和严格定义的任务、以及指挥和控制的管理原则提出挑战。一体化主要围绕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内部化这样一些经济原理来进行的，这些经济原理的基础是分工和专业化。集成是产生于晚期工业时代的一个边缘性的概念，说它是一个边缘性的概念是因为，如果把集成仅仅看作是技术相互连接和业务流程相互依赖，而不触动工业社会企业的基本管理原则和组织形态，那么，正如文卡特拉曼的划分，集成属于工业社会中企业的一种改良。如果像萨维奇那样把集成看成是人力和知识的网络化过程，目的是在组织内和组织之间建立多个功能交叉的团队，那么，集成已经涉及到网络组织，属于后工业时代的组织形态。流程再造可以看成是对工业时代形成的劳动分工和管理分工的整合和一体化过程，因而它必然是对传统等级制企业和管理原则的一种反叛和革命，从本质上说是属于后工业社会的。

二、我国企业重组整合的基本方向

根据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和企业当前的状况，我认为，我国企业战略性重组应该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解决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所导致的企业规模不经济、产业集中度较低、产品竞争力不强和企业间恶性竞争的问题；二是要解决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行业，把资源集中于控制某些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以及改善企业的经营机制；三是要解决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问题，促进产业高度化和科技创新。所以，优化结构、改善企业经营机制和增强企业竞争力是我国企业资产重组要达到的三项主要目标。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在于重组整合；业务整合和制度整合是重组整合的两个重要方面。

我国经济在1996年以前是数量扩张时期，为弥补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的短缺空间，一些竞争性的行业，如家电、棉纺织、轻型汽车等出现大、中、小型企业并行发展的格局。虽然各行业产量排名前几位的企业规模明显扩大，竞争力增强，但其扩张速度不能跟上行业总规模的超常规高速扩张。同时，这些行业存在数量众多的中小型企业，由于达不到规模经济，产品缺乏竞争力，处在难以维持生计，处境日益恶化的状态。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中，业务整合的重点是形成规模经济和培植企业核心能力。

规模经济是指倍增生产能力而不会倍增其生产成本，因而成为“成本领先“（costleadership）战略的基石，而成本领先是波特认为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三个基点之一。围绕规模经济进行业务整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围绕生产设备的规模经济进行整合。生产设备的规模经济产生于固定资产的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即一些基本的生产条件（如厂房、专用设备等）不随产量的变化而改变。第二个层次是围绕工厂规模经济来进行业务整合。工厂规模经济包含生产设备规模经济和操作成本的规模经济，后者指操作者的专业化有助于提高操作熟练程度并且积累生产经验，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第三层次是围绕企业经济规模进行业务整合。企业经济规模指多个工厂组成的一个企业可以共享销售渠道、售后服务系统、研究开发机构等，从而降低成本。通过资产重组整合多个工厂的业务，可以迅速达到企业规模经济。

近年来我国彩电行业发生了频繁的资产重组，其业务整合大多围绕规模经济来进行，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别值得一提的是康佳电子。康佳于1993年开始采用对目标企业进行资产剥离，合资组建公司的重组方式，先后组建了“牡康”、“陕康”、“安康”、“重康”等合资公司。在这些资产重组的过程中，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规模经济整合：剥离出目标企业的有效资产，再投入一部分设备和仪器，实际上是围绕生产设备规模经济层次进行的业务整合；利用目标企业原有的部分熟练工人，输入康佳品牌和管理经验，很快使彩电产品达到一定规模，完成了工厂规模经济层次的业务整合；四个合资工厂再加上康佳原有生产基地，实现了包含多个工厂的企业规模经济层次的业务整合。从康佳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围绕规模经济进行业务整合要获得成功的条件是，优势企业必须具有同行业或相关行业的组织经验、品牌和组织资本，后者被定义为企业所专属的信息性资产。

围绕核心能力来进行业务整合是保证资产重组成功和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另一重要方面。所谓核心能力是指企业内一系列互补性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从而形成在一项或多项业务中达到一流水平的能力。中国有许多企业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核心能力，往往是哪个领域赚钱就往哪个领域投资。由于缺乏核心能力，因而很难做得深入和精进，一旦市场发生变化，这类企业就陷入困境。企业的核心能力可以通过企业内部的孕育和演化来培植，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来获得或者是增强。

青岛海尔通过兼并的方式，把其名牌运作和市场销售这一核心能力延展到家电生产的大部份领域，整合出包括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等“白色家电”和电视机等“黑色家电”，以及小家电产品等20个门类、5000多个品种的业务组合。但是，名牌运作和市场销售能力并不是像有的企业所理解的简单地依靠广告宣传就能形成。密集的广告宣传可能造成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如果没有核心能力支撑，最终会是昙花一现。海尔的名牌运作和市场销售这一核心能力实际上是协调各种技术、生产技能、管理和销售的综合性知识，它包括整套被消费者“认可的家电销售程序化服务模式，依托于市场的国际化高科技开发网络，“日清日高”管理法（overalleverycontrolandclear），零缺陷质量管理等等。

许多企业资产重组的效果不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业务整合不好，新的业务组合或者是不仅不能促进原有主业达到规模经济，反而分散力量；或者是不注重培植核心能力和核心业务。

制度整合是重组整合的第二个重要方面。什么是制度？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张宇燕认为，习惯和规则构成了制度的内涵。对于经济体制而言，制度的外延有三项：所有权关系。经济决策结构和经济协调方式。制度就是体现在上述三个领域内的习惯和规则（张宇燕，1993）。这样一种对制度的看法，很符合我们所讨论的制度整合问题。对于企业制度而言，其外延包括了四项：产权关系、治理结构或决策控制方式、协调方式和激励机制。其中，产权关系是最基本的，它决定着治理结构并且影响激励机制，而协调方式不仅与其他制度交织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它依赖于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技术。通过制度整合来增强重组企业的一线执行能力，就是以产权整合为基点，对激励机制和协调方式进行一体化的过程。

在产权关系的整合过程中，困难的不是国有资产退出企业的资产评估和作价或债权的处理（如债转股）等问题，而是不同企业制度下的产权主体。经营者和职工所具有的不同习惯和规则有机融合或一体化问题。在这里，习惯是指人们在熟悉的环境中处理问题时所遵循的有效行为方式，而规则是指某一群体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对国有企业职工来说，制度整合的重点是按公司法确定职工应有的地位和权利，通过建立新的规则来整合“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的“所有者”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这一整合过程中应辅以对国企职工转变身份的经济性补偿和建立能够产生较强激励的晋升、工资制度和较稳定的雇佣关系。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来说，通过股权出让降低国有股权的比重，或是通过债转股引入银行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这一外部监督者，都可以对所有者代表行使监督和控制权产生有效的激励。对经营者来说，制度整合主要围绕企业家遴选机制和转变国企传统的激励方式，如控制权回报、在职消费等，把隐性的报酬制度变为显性的形式，如年薪、奖金、分红以及能产生较长激励的股票期权等。

协调方式或信息体制的整合标准是信息效率性，这是哈维茨（huriwicz，1960）提出的评价一般协调机制的标准，即以预期费用最小化为原则来选择企业内部的信息体制。信息体制的效率性取决于系统振荡、个别振荡、技术互补性还是竞争性等因素。系统振荡是指一种不确定因素会影响到所有业务部门，而个别振荡指仅影响本业务部门。如果一个企业个别振荡占的比重相当大，有效率的信息体制就应当是分散化的信息体制，并在企业内实施分权。如果一个企业系统振荡占的比重极大，则须考虑各部门之间在技术上是互补关系还是竞争关系，互补性高的技术，部门间的协调更重要，共同信息体制和信息共享是一种较好选择。相反，竞争性高的技术则选择分散化信息体制（青木昌彦，1999）。诚然，一个企业现存的管理体制会对信息体制的选用产生限制，但是，制度整合最终只能服从市场需求和为顾客创造价值这一企业目标。

三、我国企业是否需要集成和流程再造

1973年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划入前工业社会。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以后应该说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如果这一判断无误的话，那么，那些属于后工业社会或者至少是产生于晚期工业社会的概念适不适合中国？或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企业是否需要集成和流程再造？我想用一个类似的问题来间接回答，这就是，处于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还需不需要规模经济？

美国福特公司在本世纪20年代成功地推出了t型车，采用的是单一车型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从而大幅度降低成本而获得成功，福特主义（fordism）成为规模经济的象征。在本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进入了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的时代。西方很多学者认为，规模经济的条件是具有持久、稳定的巨大市场需求，在需求多样化和消费热点易于转移的时代，规模经济的概念已经过时（雪恩格伯尔，1996，丹羽哲夫，1992）。但是，我们看到西方企业创造了许多管理方法来解决规模经济和多品种、小批量及产品个性化的矛盾。例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创造了恰及时（justintime）管理体制，通过看板制生产来解决顾客、经销商与制造商之间，以及制造商内部各部门之间的高度协调，用大规模生产来适应顾客的多样化需求。美国信息产业则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解决这一矛盾，它们创造出大规模定制（masscustomization）管理体制，尽可能使零部件标准化，生产模数化，并根据顾客的需求进行组合，由顾客导向进行销售，用这种方式尽可能减少需要协调的地方。这样一些灵活的生产方式和管理体制就是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特征。可见，西方企业进行了“既此又彼”的实践，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可以创造出规模经济效益，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可包容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

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出现了过剩的特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并朝着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我曾认为中国企业处于福特主义的尴尬和后福特主义的尴尬，即是说，中国企业大规模生产方式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又面临着适应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的灵活生产方式的挑战，因而陷入一种两难的尴尬局面。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中国企业需要发展大规模生产和实现规模经济，这是本文上一节的结论，但是，这并不排斥我们采用“集成”和“流程再造”这样一些管理思想。事实上，集成和流程再造的一些基本因素已在我国企业中萌芽。

在计算机和网络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许多企业已经实现了信息技术的局部利用。例如，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辅助制造（cad／cam）来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建立客户服务中心（800cal1center）增强与顾客的联系，建立局域网（intranet）来解决企业管理的各类问题，实现办公自动化（officeautomation），以及通过广域网（internet）建立电子商务系统（e—business）等。在这种基础上，一些企业开始有了集成的要求，并且开始建立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cims研究中心帮助企业实施这一计划，四川大学就有一个这样的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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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0)01―0048―07

一、引言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明显加快，区域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吸引更多的FDI，并以此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区域贸易协定是否能促进FDI流入?经验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如Pain and Landsbury(1996)的经验研究显示，区域贸易协定并不一定会促进FDI的流入。但MacDmott(2007)对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实证研究显示，NAFTA的建立促进了该区域的FDI流入。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但与其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相关，也与其技术进步有密切的联系。封闭经济中，一国自身的技术创新与其研发投入正相关。而在开放经济中则与知识和技术的跨国扩散紧密相关。在开放经济中，国际资本能以资本形态和技术形态在国际间流动配置。作为资本形态的FDI通常在国际生产投资领域与技术、信息、管理制度、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及“干中学”效应相伴随，并产生东道国因技术创新和模仿创新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效应(Lucas，1988；Young，1991；Grossman and Helpman，1991；Coe and Helpman，1995；Rivera-Batis and Romer，1991)。作为技术形态的FDI在国际生产投资领域中，通过直接的技术转移增加东道国的知识资本存量，促进东道国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Romer，1993)。但是，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实现程度如何则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人力资本水平有关(Keller，1998)。同样，部分经验研究支持FDI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效应(如Bende-Nabende and Ford，1998；Borensztein et al.，1995等)，而部分经验研究结果则显示FDI的增长效应并不显著甚至为负(如UNCTAD，1999)。

中国―东盟FTA(CAFTA)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这对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和东盟是近年来FDI流入的热点地区。那么CAFTA的建立是否促进了该区域整体的FDI流入?FDI的流入是否促进了该区域整体的经济增长?促进FDI的流入效应和FDI的增长效应在区域内不同成员间相同吗?本文主要关注以上几个问题，并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予以研究。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我们以UNTCMD(1992)的模型为基础并进行扩展，该模型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假定经济增长是FDI、就业人数、人力资本、技术扩散、国际贸易和“干中学”等变量的函数，其线性形式为：

Grt=α0+α1FDIt+α2HCt+α3LFt+α4TTt+α5ITt+α6LDt+μt　(1)

其中，Gr为GDP增长率；FDI为外国直接投资；HC为人力资本；LF为劳动力；TT为技术转移；IT为国际贸易；LD为“千中学”；μ为随机误差项。

在此基础上，我们新引入一个外生的虚拟变量FTA(取值为0或1)，并将式(1)中的所有解释变量都视为内生变量，构造了由6个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回归模型。我们在表1总结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之间预期的影响方向，回归模型中的变量说明如表2所示：

(二)数据来源与估计方法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及亚洲发展银行数据库(ADB)。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年度机械设备进口额、年度货物与服务出口额、年度制造业增加值、年度GDP、政府在经济服务方面的开支、年度政府在教育上的开支等变量值均换算成2000年不变价格美元表示。为防止序列存在单位根而导致的伪回归问题，我们首先对各数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结果显示，除Gr外，其他变量序列大部分为I(1)过程，我们将各I(1)过程的序列进行一阶差分以消除序列单位根问题。我们首先使用所归结的数据构造一个面板数据集合，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对CAFTA的经济增长效应和FDI吸引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我们考虑了CAFTA成员间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制度及要素禀赋等方面的差异，选择使用CAFTA各成员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CAFTA对不同成员的经济增长及FDI流入的效应。在回归方法上，我们首先对结构方程进行OLS回归和3SLS回归，并利用Wald检验将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剔除以简化结构方程中的变量数目，克服结构方程自由度过小的缺陷。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与分析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3。增长方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我们预期的符号一致，其中FDI、HC、IT、TT、LF及LD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影响，即它们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但它们的显著性存在差异：其中技术转移(TT)对GDP的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缺乏显著性；外国直接投资(FDI)对GDP的增长具有显著的(5％显著性水平)正向促进作用；人力资本(HC)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仅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对外贸易(IT)和“干中学(LD)”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在我们的研究期间(1991―2006)，CAFTA成员(中国―东盟5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就业人数的增加、对外贸易的扩大以及“干中学”等因素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技术转移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缺乏显著性，这可能与发达国家对技术的保护及对先进技术控制措施的实施存在一定的关系。

从FDI流入回归方程的回归结果看，决定CAFTA成员吸引FDI流入的因素中，成员的

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数量、国内市场规模大小、基础设施情况、自由化程度以及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等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为正。但是，成员的人力资本数量和区域贸易协定(CAFTA)对成员吸引FDI流入的作用缺乏显著性。这一回归结果表明，FDI更倾向于流入经济迅速成长的国家(地区)，同时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大小、开放程度以及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对跨国公司的FDI投资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CAFTA)对该区域成员FDI的吸引具有正效应，但回归结果显示，这一效应不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吸引FDI的决定因素中，成员的经济增长情况、开放程度、国内市场规模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仍是吸引FDI流入主要因素，而FTA则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从FDI产生溢出效应的渠道看，我们发现：FDI对CAFTA成员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FDI对成员的劳动力就业增长、出口贸易和“干中学”等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我们也发现，CAFTA成员并未从FDI的流入中获得显著的技术转移效应，这与我们的增长方程回归结果相似，即CAFTA成员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转移因素并不具有显著的效应，同时FDI也未给成员国带来显著的技术转移效应。这也与前期的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即我们研究的样本成员的经济增长中FDI的技术转移效应不显著。

由于CAFTA成员在各自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上的差别较大，经济增长和吸引FDI流入的决定因素上具有不同的特征。以下，我们就CAFTA各成员分国别进行分析，以进一步研究其在经济增长与吸引FDI流入的决定因素的具体特征。

(二)分国别回归结果与分析

分国别增长方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技术转移(TT)对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效应，这表明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能够使得这些国家发展其促进技术进步的资源基础，进而提高其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与新技术的扩散速度。相反，技术转移在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经济增长方程中缺乏显著性，部分说明了其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所导致的新技术吸收能力较为低下以及新技术扩散缓慢的现实。同时，我们发现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从技术转移中所获得的利益越大，这与其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强以及新技术扩散速度快具有明显的关系。

增长回归方程中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劳动力(LF)变量的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这与这3个国家具有大量受过比较良好训练的熟练劳动力有关。同样，印尼的增长回归方程中劳动力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具有一定的显著性(10％显著性水平)，这与其具有较多的半熟练劳动力要素相联系。相反，菲律宾和泰国的增长回归方程中劳动力变量不具有显著性，这与其在教育上的投资较少以及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缺乏有关。因此，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在一国的生产率提高进而在其长期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我们可以从增长方程的回归系数中看到，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作用越弱，这意味着劳动力质量提高的回报具有下降的趋势。

中国、菲律宾和印尼的增长方程中学习效应回归系数缺乏显著性，这可能与这3个国家大量生产行为集中于简单装配生产相联系。因为这些简单装配型生产活动很难获得技术、知识溢出的外部效应所带来的利益。相反，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已经采取措施以提升自身的产业结构水平。同时，其丰富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要素使得其能够更快地吸收新的技术与知识。因此，其劳动力在工作的过程中获得了较多的知识、技术溢出的利益，提高了其生产效率并进一步促进了其经济增长。

回归方程中FDI变量对各国(除泰国外)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各国的经济增长方程中FDI的效应大小具有相当的区别。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越大，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FDI对其经济增长的效应要弱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泰国的增长回归方程中，FDI对其经济增长虽然具有正的效应，但其不具有显著性。这可能与90年代进入泰国的FDI投向的领域有关。大量的FDI投向了泰国的不动产领域而没有进入到制造业领域，并没有产生积极的技术、知识溢出，这可能是FDI对泰国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的原因所在。

国际贸易对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负(但缺乏显著性)，这与这两个国家主要出口石油等资源产品，并将出口收入大量投入到低效率的公共部门有关(world Bank，1995)。菲律宾的出口贸易对其经济增长虽然具有正效应，但缺乏显著性。而中国、新加坡和泰国则表现出其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中国、新加坡和泰国通过国际贸易实现了其国内资源重新配置、专业化生产以及规模经济等所带来的利益。

我们注意到，人力资本(HC)对样本中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效应，但其中只有马来西亚的增长回归方程中HC的系数具有显著性。这可能与我们度量人力资本的指标设定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以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数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但这一指标忽略了工人的技能培训以及全职教育课程等方面的作用)。

FDI流入的决定因素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自由化程度对样本中所有国家(除马来西亚和泰国外)的FDI流入都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也是一国吸引FDI流入的决定因素之一。从回归结果看，样本中所有国家的FDI回归方程的基础设施(IF)变量系数在统计上都具有显著性。从国内市场规模来看，回归结果显示中国与印尼的国内市场规模对其吸引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效应，而其他东盟4国则具有正的效应，但在统计意义上不具有显著性。这可能与衡量一国国内市场规模的指标设定有一定的关系，如在使用GDP作为国内市场规模指标时，同时也应该考虑其人口规模，不同的指标衡量结果之间可能会存在差别。

印尼的FDI流入回归方程中人力资本(Hc)回归系数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与印尼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劳动力以及其产出大多为非技术密集型产品有关。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人力资本则对其FDI的吸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菲律宾在人力资本变量回归系数上缺乏显著性则可能与其投资环境缺乏稳定性具有间接的联系。

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样本中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对FDI的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Rodrik(1999)的结论一致，即FDI倾向于流向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和地区。

虚拟变量CAFTA的回归系数显示，CAFTA的建立对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印尼和菲律宾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CAFTA的建立使得更多的FDI流入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的同时，在CAFTA区域成员间具有明显的争夺效应。发展水平较低的成员会因FDI的争夺而失去吸引更多FDI的机会。

FDI的溢出渠道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回归结果看，FDI对CAFTA成员的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但是，印尼和菲律宾并没有从FDI的学习效应中获得显著的利益，印尼生产活动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的装配型的生产之上，从而难以获得较强的学习效应有关，但其劳动力就业效应显著。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则在人力资本、劳动力、技术扩散、国际贸易及干中学等效应均具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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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97-01

自2003年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以往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让人们意识到：在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与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使经济发展日益呈现出不可持续性。

为配合实现“十一五”期间能耗降低20%的约束性指标，“振兴东北”不仅仅是工业发展问题，也是生态建设问题。需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循环经济正是解决这一课题的一个重要方式，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解决环境污染、促进区域经济规模化发展的有效途径，要实现东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刻不容缓。

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相和谐的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3R）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与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不同，应该把东北地区经济活动组织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流程，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经济增长，如今，东北地区的各级政府和企业，正在有意识地把一个单向的资源消耗过程变成环状的过程，以减少末端的废物排放，降低消耗，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发展循环经济是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和解决资源枯竭的有效途径。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循环经济离不开循环经济型企业，生态工业园区，建立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型企业、生态工业园区、废旧资源再生利用产业（静脉产业）将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回收体系的建立、完善，绿色消费体系和促进循环经济法规体系将为循环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保障和依据；同时提出了“政府主导、市场推进、法律规范、政策扶持、科技支撑、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运行模式，真正实现“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让废弃物变成资源，垃圾变成矿山。

东北振兴走循环经济之路要有政策保障和资金投入，需要打破传统产业体系的束缚，建立基础资源循环的内核和推动力。循环经济在振兴过程中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东北三省只有紧紧抓住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这一有利契机，下大力气建设资源循环利用系统，营造良好的经济运作体系，增加城市的生态吸引力，才能实现东北三省的“绿色振兴”。

东北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实现方式，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解决环境污染，促进区域经济规模化闭合发展的最佳途径。

1 循环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式

“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一种经济模式。

循环经济要求经济活动的操作以“3R”为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和“资源化”（Recycle）。减量化原则(Reduce)要求用较少的资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在经济活动的源头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再使用原则(Reuse)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使用，而不是用过一次就了结，以抵制当今世界一次性用品的泛滥。资源化原则(Recycle)要求生产出的物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无用的垃圾。

循环经济与传统线性经济有显著的区别。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的环境污染后果。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根本上消解东北地区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2 东北振兴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优势

东北地区经历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已基本形成了以钢铁、煤炭、石油、机械、化工、建材等重工业为主体的基础设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曾做出过重大贡献。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东北地区面临问题主要体现为：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传统工业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污染及遗留问题，资源剧减和枯竭问题，就业问题等等。循环经济是解决困绕东北地区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如：其中的静脉产业是以保障环境安全为前提，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的，运用先进的技术，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转化为可重新利用的资源和产品，实现各类废物的再利用和资源化的产业，包括废物转化为再生资源及将再生资源加工为产品两个过程。循环经济的产业链条的基础是工业，劳动密集型的物质循环经济的核心就是工业物质的循环。循环经济的生产实践也主要在工业方面。大量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工业企业是实现清洁生产的探索和实践场所，是建立和运行生态工业园区的基础。同时，工业的发展也积聚了大量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给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生产力要素。

3 发展循环经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思路与政策趋势

要实现东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刻不容缓。东北三省只有紧紧抓住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这一有利契机，下大力气建设资源循环利用系统，营造良好的经济运作体系，增加城市的生态吸引力，才能走向东北振兴的阳光之路。

（1）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与循环经济原理、理念结合起来，走可持续发展工业化道路。东北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重新构建新型发展模式。

（2）继续加强推行清洁生产力度，对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以及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要依法强制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监督实施清洁生产方案。

（3）节能技术与产品的推广、节能示范项目及试点工程的建立、资源综合利用开发，引导和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攻关、引进、集成和创新，及时制定和完善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标准体系和运行机制，对循环经济建设的分类指导，严格环境标准，加强监管力度，引导环保产业健康发展。

（4）经济开发区提升、资源枯竭地区和老工业改造建立生态工业园结合起来，将城市污水处理后回用与废物综合利用与建立循环型产业结合起来，将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与解决结构性污染结合起来，建设循环型企业、生态工业园区和城市资源循环型社会，逐步建立起区域性的循环经济发展体系要调整产业结构，从而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使循环经济内涵在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造和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上得到发展。

（5）加快循环经济发展专业技术和专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相关部门应适应循环经济发展需要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积极支持办好以环保、节能、节水、节材为主体教学的公办职业院校，建立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人才培训的社会实践基地和研发基地。

（6）鼓励发展静脉产业和环保经济，培育再生资源地区性龙头企业，把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既有利于环境保护，也利于资源的循环利用，还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为资源回收利用等环保产业提供便利条件和发展平台，特别是对规模型再生资源园区大力扶持，应设立专项资金、税收优惠、通关入园等等，实现真正绿色通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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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的国际化是指其逐步在全球发展其业务的过程。证券公司国际化的载体是证券市场。 以国别为标志，证券公司国际化就是在别国的证券市场开展业务和为别国的投资者在本国的证券市场进行投资和筹资提供服务的过程。证券公司的国际化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相互关联的，但两者在内涵上又有着本质区别。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指本国的证券市场逐步向国际开放的过程，在本质上，是其功能由国内向国外的延伸和发展。从市场运行规则的角度看，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就是证券市场的制度规范符合国际通行的惯例，从而使其成为全球公众与机构参与的市场。

而证券公司的国际化就是通过其具体的业务形式，为全球的筹资者和投资者在全球证券市场提供筹资与投资的服务的发展过程。以证券公司所在国为判断标志，证券公司的国际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以本国市场为依托的国际化，即为外国投资者和筹资者在本国证券市场的投资与筹资提供服务；二是以国外市场为依托的国际化， 即在外国的证券市场为全球投资者和筹资者(包括本国投资者)提供报务。

证券公司的国际化是一逐渐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阶段证券公司的国际化程度是不同的，而且是一个永无止境或者是一个可以不断深化的过程。怎样来衡量证券公司国际化的程度呢?证券公司国际化的程度可以从不同层面并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 第一， 筹资与投资主体的地域分布。第二， 收入来源的地域分布。第三，来自于国际业务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第四， 非本国员工在公司员工总量中的比重；筹资与投资主体和收入来源分布越广，来自于国际业务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和非本国员工在公司总员工的比重越高，该公司的国际化程度就越高。

二、证券公司国际化的基本特征

证券公司国际化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特征之一，积聚能量，在适当时机开始业务国际化。证券公司在其开展国际性业务之前，一般在国内有一个相当长的实力积聚阶段。美林证券国际化过程中提供的经验是：只有在国内市场取得稳固地位之后才能把业务触角伸向国外。美林证券在开展大规模国际化业务之前，其综合服务能力和资本实力已相当强，且业务优势相当突出，在国内市场确立了无可替代的市场领导者的地位。美林证券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兼并收购动则以数十亿美元计，不但反映了其超强的实力，也反映其超强的驾驭国际资本市场的能力。

特征之二，早期以设立分支机构为主，充分熟悉非本国市场的规则和国情，待时机和条件成熟后采取兼并收购等大手笔运作。设立分支机构与兼并收购是证券公司国际化的基本路径。但从美林证券的国际化历程看，证券公司的国际化在早期以设立办事机构为主，条件和时机成熟时才采取兼并收购这样的大手笔运作。这是因为，在国际化的早期阶段，需要对所在国的市场进行了解，而采取兼并收购等手段，则需要较强的资本实力，同时还需要有极强的协调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证券公司推进国际化不但应具有强大的跨国服务能力，同时还必须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在全球各地直接设立分支机构，可以减少风险，降低成本。比如，美林于1978年收购国际性投资银行White Weld，迈出拓展国际业务的关键性一步之前，主要是采取设立分支机构的办法拓展其国际业务网络。即使在进行这样的运作之后，也仍然根据国别情况，继续在其他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如1993年在中国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在90年代，由于条件成熟，美林证券则连续实施并购等手段，在短短的几年内相继并购英国、澳大利亚、泰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家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不断地增强从事国际业务的能力。

特征之三：在拓展国际业务的同时，保持自身的鲜明特色。美国等许多国家的证券公司在进行国际化时，都是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经营风格，重点发展特色业务。如美林进行国际化时，大力进行国外的兼并活动，但以收购资产管理业务为主，与此同时，他们也出售部分非核心资产，使主要业务更加突出， 重点业务领域仍然十分明确。又比如，摩根斯坦利在证券承销与信贷业务领域进行国际化扩张并始终保持在这一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而高盛证券则在企业并购业务上进行国际化扩张并始终在国际上处于独占整头的地位。

特征之四：组织形式多样化，但控股集团方式逐渐成为主流选择。在国际化过程中，形成合理的组织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在国际化过程中能有效地控制风险，而且也关系到能否有效地促进国际化后业务的发展。总体上看，国际化的证券公司在组织结构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但以股权为核心的控股集团形式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形式。美林集团可以看作是以控股公司方式经营投资银行的典型模式。

三、证券公司国际化的动因

证券公司为什么要进行国际化呢?我们再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从理论上探讨证券公司国际化，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从政府管理的层面；二是从证券公司本身的层面。

1．从政府的层面看，证券公司的国际化是与政府的相关管制政策密切相关的。无论哪一个国家，对证券公司的业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只是管制的形式与程度有别。因此，证券公司的国际化是与政府的管制政策变化密切相关的。但从总体上看，政府对证券公司的国际化是持积极态度的。政府之所以鼓励本国证券公司走出国门，实际上是服务国家如何利用和整合国际金融资源的战略目标的。证券公司的基本功能是服务于资本流动。我们知道，资本只能在运动中才能增值，资本流动既是利用其他经济资源的方式，也是自身实现最大增值的方式。而从国家的战略利益看，资本本身是一种最重要的资源，证券公司的国际化既能使本国更能有效地利用别国的资本资源，又能使本国过剩资本更有效地输出到投资边际收益最高的国家，从而最大地为本国资本寻找到最佳出路。同时，利用证券公司服务于资本流动这一优势，国家还可以达到影响甚至操控别国金融市场和经济的目的。可以说，这是国家鼓励证券公司国际化的根本利益所在。

进一步看，只要存在资本流动的需求，就必然存在资本流动服务的供给。因此，作为以资本流动为服务对象的公司，其业务活动随资本流动的国际化而国际化，是一种自然的逻辑结论。就一个国家而言，总是存在资本流入与流出，资本的流入与流出是国际闲置金融资源整合的基本途径。但资本流入与流出是极其复杂的，涉及资本流入与流出的边际生产力、体制、市场、法律等多方面的评估，而证券公司通过其特有业务性质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分支机构，可以大幅度提高资本流入与流出的效率，不但为国内资本创造更多更好的增值机会，而且也为充分利用国际金融资源提供更为有利的机制。

2．从证券公司本身的层面看，证券公司国际化直接受利润追逐所驱驶。总结美林和其他国际性的证券公司， 以下四点是证券公司国际化的根本原

(1)追求最优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证券公司拓展业国际业务的根本原因之一。证券公司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规模扩张，经营范围的扩大， 内部资源能得到更为高效的综合配置，从而使得单位变动成本降低，经营风险分散，投入产出效率提高。因此，经营规模的扩张和经营范围的扩大，可以给公司带来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这一点在美林证券和其他证券公司的国际化过程中表现特别明显。

(2)追求优势业务的全球市场主导地位。在美林证券的国际化历程中，我们不难看到，美林始终把其资产管理业务作为国际化的主体，从而使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市场领导地位，从国内延伸到国际，树立该业务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领导者地位。这也是其他国际化证券公司的共同做法。如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在其国际化过程中始终突出其优势业务。追求优势业务的国际市场的领导地位是其国际化的动因之一。

(3)形成合理的全球收入结构，规避经营风险。如果证券公司把业务局限于本国之内，那么，其收入就会受本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甚至可能在经济萧条时使公司毁于一旦。二十世纪经济萧条时期美国倒闭的许多证券公司，亚洲金融危机时百富勤清盘案例等，就是明证。证券公司将其业务国际化将有效地分散其经营风险。证券公司发展国际业务一方面可以拓展公司新的业务领域，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收入多元化。同时， 当在某国或某地区出现经济波动而导致经营风险时，可以从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获得弥补，从而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4)适应国际资本市场需求变化的要求，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证券公司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投资国际化所驱动的。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许多新兴市场的开放，各国的投资者和投资机构逐渐扩大他们的交易范围，在他们的资产组合中国际资产的比例大大增加，他们自身开发的资产组合管理工具也被用于其他市场。与此相适应的筹资需求的国际化， 比如中国就在美国、欧洲等地发行债券。在这种条件下，证券公司进行国际化扩张，乃需求变动所使然。随着投资与筹资需求的国际化而推进证券公司业务的国际化，不但使证券公司有着业务扩张的市场条件，而且也使证券公司可以不断地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扩大其收入来源。 四、证券公司国际化的发展阶段及组织结构演变

证券公司从其产生到真正形成具有强大实力的国际化公司，一般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实力积累阶段。在这一阶段，证券公司的经营视角集中于国内，主要在国内拓展业务，使自己的资本实力逐渐扩大。在业务上，一般完成业务由单一性业务向多元化业务转变，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优势业务。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美林证券从其创立到在国外具有三家分支机构，经历了56年，到国际化取得重大进展，更是经历了82年。可见，证券公司在进行国际化之前，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发展自己，积聚相当的实力。

第二阶段： 国际化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探索进入目标国的可能，根据条件把本国业务向目标国延伸。这一阶段是以在境外设立办事机构为基本特征。事实上，证券公司的国际化所面临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其到国外设机构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拟进入国进行调查，联系客户，熟悉环境。这是国际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如果对拟进入国的情况不了如指掌，在拓展国际业务时就有可能遇到不可预测的风险。因此，这是证券公司国际化过程中控制风险，拓展国际业务的必需环节。

第三阶段： 国际化扩张阶段。 由利用本国资本向利用全球资本转变， 由利用本国人才向利用全球人才， 由个别国家向所有有可能的国家扩张。通过国际化开始阶段运作，证券公司对国际化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同时实力也进一步增强，从而具备了大力扩张国际业务的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业务国际化就有可能由一个国家向多个国家发展， 由金融中心向非金融中心发展，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的国际化业务网络。

第四阶段， 国际化深化阶段，其特点就是业务本地化与本地业务创新。证券公司在其业务触角触及了各主要资本市场后，其业务国际化进入深化的阶段。在这阶段，主要特点就是使业务就地生根结果：其一，业务本地化，也就是说业务在所在国开花， 以服务于所在国的资本输入与输出、筹资与投资为主。其二，本地业务创新，也就是根据本地的投资需求与筹资需求，依据所在国的相关制度，进行业务创新。

与业务国际化的四个阶段相对应，证券公司的组织结构也相应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创立组织结构阶段，主要是形成经营理念。在这一阶段，主要是根据本国市场状况和本国业务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组织结构，形成合理公司规章制度。这一阶段同时也是公司经营理念和文化价值观的萌芽和培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