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管理的基础知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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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究竟是因为我们的企业没有明确的战略，还是因为高层的指导参与不够？是我们的人力资源部不够专业，还是我们的直线经理还不够合格？是我们陷入了“管理概念和管理技术”的怪圈？还是我们“本末倒置”，陷入了对“时髦的盲目追逐”?

笔者认为，有效的绩效管理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正确认识什么是绩效管理。绩效管理的核心目的是激励价值创造。从公司战略目标实现的角度，绩效管理可以明确并传递公司价值导向，促成目标达成;从公司管理者的角度看，绩效管理要帮助管理者明确公司战略，并为管理者提供有效的管理工具，帮助管理者合理的评价人和选拔人。从员工的角度来看，绩效管理帮助员工明确工作方向，对员工的工作成绩进行及时及时肯定并确定奖励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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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支出效益的概述

政府支出是政府根据开展政治、经济等活动的需要，购买商品或者是劳务而发生的支付行为，或者是政府资金无偿的转移给其他经济主体的公共支出。按照政府支出的经济性质可以分为购买性支出（purchase expenditures）和转移性公共支出（transfer expenditure）。

根据政府支出的职能可以划分为一般政府服务、公共和社会服务、经济服务等，其中一般政府服务主要包括行政司法外交事务、国防活动以及社会治安等；公共和社会服务包括教育事务、卫生保健事务以及文化娱乐服务等；而经济服务包括运输及通讯服务、能源及燃料服务、农林渔业发展服务以及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服务等，此外还有公债利息支出等其他职能。政府支出的规模也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其主要包括公共产品消费群体需求的变化、公共产品质量、人口数量以及公共产品投入价格等。

二、在预算管理视域下的政府支出实现效益机制

（一）实行预算编制科学化，是政府支付实现效益的基础环节

实行预算编制科学化是实现政府支出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预算编制的范围是政府预算内资金收支预算，实行预算编制是政府实现收支平衡的有效保证，目前，预算编制有部门预算和编制多年期滚动预算，严格的控制预算支出的标准，并且通过实行政绩预算，能够切实有效的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益。预算编制细化到经济分类，既便于审核专项经费是否合理，也便于审计部门后期审计监督。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从2011年开始实行专项经费按经济分类进行精细化管理，对各类专项经费按功能和最明细的经济分类进行指标下达，限定经费使用范围，确保专项经费使用合理、规范，杜绝了不合理支出，节约了财政资金。通过两年的实施情况来看，效果显著，大大节约了财政资金，规范了专项经费使用用途。通过科学的、规范的预算编制，提高政府预算管理的准确性，从根本上保障了政府支出效益。

（二）完善政府采购等制度改革，有效加强政府支出统筹力度

传统的采购制度因其自有和分散的状态，已经满足不了时代变化及经济发展的需求，严重的制约着政府支出效益的实现。因此，采购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支出管理制度，必须加强预算单位采购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从而提高政府资金的有效支出。其主要手段有：加强政府预算管理调控，实现整体宏观效益；适应政府集中支付改革的要求，加强政府支出的统筹力度；引入竞争机制，有效的降低政府支出运行成本；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预算管理，有效的避免政府资金的浪费和损失，从而提高政府资金支出的效益。

（三）完善预算的监督机制，加强政府支出效益实现的制约机制

预算管理的监督机制是贯彻落实国家方针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预算管理的监督机制是保证政府支出正常、有序进行的重要手段，国家政府财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授权，对各级政府预算管理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监督和检查，以确保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益。因此，提高政府预算监督的执行力，能够有效的实现政府支出效益的最大化。要建立和完善预算监督的法律法规，从根本上保证资金的安全和完整，从而有效的促进资金的使用效益不断的提高，依法监督市场经济下政府的经济支出及公共支出。落实预算监督体系，维护预算监督权威，并且通过对预算监督的手段进行创新，实现政府支出信息化，明确政府支出规模及目的，以确保政府支出的效益最大化。

（四）建立预算的绩效评价机制，加强政府支出效益实现的检验机制

首先在已经建立部门预算监督机制的环境下，将具体的管理责任与权力下放到部门层次，并赋予支出部门或部门负责人在部门内部进行资源再分配的自。部门可以按照自己认为最适宜的方式运作本部门的财政资源，从而有助于削弱支出部门“花掉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的动机。其次建立对部门的产出绩效（投入成本、产出结果的数量和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即部门必须对预算绩效负责，经年度审计，对达不到指标要求而又没有客观理由的部门实施整改，或罢官免职，或削减下年经费，或精简人员。

三、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政府支出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政府支出效益也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它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项政治问题。目前，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实现政府支出效益最大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政府支出的相关政策、制度以及绩效考核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因此，实现政府支出效益最大化的思考与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基于政府预算管理的视角下，追求和实现政府支出效益最大化。只有在公共理念下完善政府预算管理改革，吸取发达国家的预算管理方式以及总结预算管理经验，以此为依据进行政府支出效益实现机制，从而实现政府支出效益最大化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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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管理活动中，控制主要是人对人的控制过程，换言之，教育管理的控制是以活动主体（人）之间信息的双向交流为基础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都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发出者，但是他们并非只是接收或者发出信息这种物质形态，而是为了传达一种意识，这里便有一个双方如何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中所承载的意识的问题。理解必然需要一定的知识为基础，于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控制过程的运作机制，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教育管理控制的基础――信息传递。

一、信息传递的障碍分析

1.信息传递模型。人们传递信息，作用之一是让信息接收者了解原来所不知道的事情。描述这种信息传递过程的是一般信息传递模型，即：信源 发送机 信道接收机 接收者 。

如果重点描述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而把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递所依赖的所有媒介都看作信道，则得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模型，即：信息发出者的大脑 发信息器官（嘴手等）信道接收者的器官接收者的大脑。[1]

但是，在教育管理过程中，信息发出者的目的是通过传递信息来影响或控制信息接收者的行为。这时，信息发出者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单纯把信息传递出去，而是要根据信息接收者的反应不断地调整自己所发出信息的内容和形式，使信息接收者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管理控制的目的。其信息传递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然而，根据我们前面对信息的理解，对于人来说，信息是与人的意识体验紧密相联的，对于信息发出者，他发出信息往往是因为其大脑中存在着某种意识；而对于信息接收者而言，他接收到信息之后同样要产生一种意识体验。所以，我们认为教育管理控制过程中的信息传递主要是对意识的传输。这里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意识传输理论。

2.意识传输模型。在人与人之间，除了物质的变化运动之外什么也感知不到。所以，传输意识也就无法以裸的意识运动的方式实现，而必须借助某种物质运动的形式，即传输意识必须利用物质载体，这种载体就是信息。在教育管理控制过程中，管理者的意识以物质载体即信息的形式发出，被管理者把这些信息接收下来，把它在自己大脑中转化为的意识，据此，被管理者才能发出反馈信息（此时被管理者是信息的发出者）。如图2所示：

3.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偏差。从上图可看出，意识的传输者和意识的接收者，所产生的意识可能并不相同，即管理者想传输的意识与被管理者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加工而体验到的意识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因为，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接收者接收到信息后还需要一个把信息转化为意识的过程，即一个从信息中析出意识的过程。显然，意识的析出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信息接收者必须有与对方相对应的语言知识。假如信息的发出者用英语，信息的接收者却只懂汉语，接收者就无法从对方发出的信息中析出任何意识。其次，如果没有一定的逻辑思维知识，就难以推出所要求的结论性意识。最后，如果没有与对方相应的专业（行业或工作）基础知识，也难以析出相应的意识内容。例如，对出纳员讲化工产品的配料如何改进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信息接收者要从信息发出者的信息中析出（客观）意识必须具备三种与对方相应的原意识：语言知识（知道如何解码和编码信息）、逻辑思维知识（知道如何推理）、对应的行业知识（为逻辑推理提高依据）。语言知识使接收者能够懂得对方所表达的语义，逻辑知识使接收者能够从前提意识推出结论意识，专业知识使接收者能够在本行业的特定活动内来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它与逻辑知识是不可分离的。[2]

二、信息传递障碍的解决途径

要解决两者意识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需要双方有共同的语言知识、逻辑知识和专业知识基础。

1．语言知识。从事教育管理活动的人在教育管理控制过程中是以语言（包括文字）为媒介来相互传达意识。语言交际是人和社会的重要的组织化机制,语言或者说言语既是个体的行为,也是社会的行为。语言交际必然要受社会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的制约,一个民族现有的语言表达方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民族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历史，因此其语言表达也不尽相同。当使用不同语言表达方式的个体之间形成教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时，这种对共同语言知识基础的要求就变得更为强烈了，原因十分明显：假设，教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一方使用汉语，一方使用外国语（这种情况在当前国际合作办学中会时有发生），或者双方使用不同的地方方言（这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或者双方使用不同的民族语言（民族地区办学中可能出现的现象），又或者一方使用普通话，而一方坚持使用地方方言（这在我国大力推行普通话的过程也是常见的一种现象），双方之间不知道对方所使用的语言的每个基本发音指代的是什么、每个基本文字符号指代什么、每个基本发音和每个基本文章符号之间是如何联合起来表达意思的，那么他们之间是无法进行沟通的，正常的管理活动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所谓需要有共同的语言知识，就是表示教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能够理解对方所使用的语音和文字符号所代表的事物或事物之间的关系。用信息学的话来说就拥有对对方发出的信息进行解码和编码的知识。这里的语言知识主要指语音（知道对方所使用的语言的每个基本发音指代的是什么）、文字（知道对方所使用的每个基本文字语言指代什么）、词汇（知道每个基本发音、每个基本文章符号之间是如何联合起来表达意思的）、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基础知识。那么，这是否表明使用同种语言的个体之间就自然地具有了共同的语言知识基础呢？也不尽然，因为语言既受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的制约，又受个体表达的创造意愿的约束。个人的表达方式既是一个民族有史以来的语言经验的积累，也是一个人一生的语言经验的积累。所以，每个个体即使在表达相同的意思时，也会有各自不同的表达习惯，相互了解对方的语言表达习惯，也是对共同的语言知识基础的一种要求。

2．逻辑知识。语言的任何陈述、描述或者报道都是在完成一种行为，因此除了有关陈述的真假问题之外，言语还有是否恰当等问题，这便是一个是否合乎逻辑的问题。这里，我们首先用一个事例来说明逻辑知识基础的作用：一天，秘书送一份材料给领导参考，领导看后说：“材料中的统计数字可能有水分。”（a）并问秘书：“你说是不是？”秘书想：统计数据是我到有关部门作过核对的，都有真凭实据，根本不存在“桌面上出世的”的估计数，何来水分？但又觉得，在领导面前说话还是婉转点好，于是作了如下回答：“我想材料中的统计数字可能没有水分。”（b）秘书的用心是不难理解的，但是，领导听了回话后，不自觉地置之一笑。领导为什么笑呢？这实质上涉及一个逻辑问题。因为（a）、（b）两种句式，在逻辑上称为“或然（可能）肯定判断”和“或然（可能）否定判断”，一般简写成：

（a）S可能是P（或然肯定判断）

（b）S可能非P（或然否定判断）

根据逻辑学原理，（a）（b）之间属于蕴涵关系。这就是说，当你说S可能是P时，S可能非P已经蕴涵其中，即S可能非P是S可能是P的应有之义；反之亦然。在上举实例中，当领导说“材料中的统计数字可能有水分”时，也就同时寓示着“材料中的统计数字可能没有水分”秘书以（b）作回答，除了重复领导所寓示的意义外，别无其他任何意义。也就是说，秘书反馈的有效信息量是零，这对管理者的控制活动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在教育管理控制活动中要实现有效控制，关键是活动主体之间的语言理解问题。理解特别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理解必然需要逻辑分析和逻辑活动穿插其间，必然要深刻领会彼此的语言逻辑特征特点、规律规则以及相互间的逻辑差异与共同，即是说，在理解过程中，或多或少要涉及言语的逻辑问题。这是由任何语言都有其语音、句法、逻辑等规则所决定的。理解过程中不可能不需要逻辑思维的参与，从而逻辑知识也是不可少的。这种理解不仅是要求接收者理解原文或原话而且要求对包含的思想进行整理。这种思想的整理过程表面上是语言表达过程，深层次上就是接收者思想的逻辑处理过程，即首先感知原文的诸多零碎的思想（词义、句法、结构等，如果是外语还要考虑文化的问题。）然后将这些获得的零碎思想进行逻辑处理，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理解的过程也就必然要求活动主体双方有着相应的逻辑知识。而且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这种逻辑与特定的专业知识是不可分离的，因此在教育管理活动中，这种逻辑知识不仅是形式逻辑的知识更是辩证逻辑知识，是教育逻辑学的知识。[3]

3．专业知识。管理作为一种依附性的活动决定了管理者还需要有本体活动的相关知识，才能与从事本体活动的主体（被管理者）进行恰当的交流。所谓“外行”对“内行”的管理由于双方之间交流的困难终会对管理活动和本体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这种与本体活动相关的知识，我们就称之为专业知识。在教育管理活动中也就是要求教育管理者有相关的教育、教学知识。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校管理者和各级教育行政人员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特别是学校校长。关于教育管理人员专业化，相关研究者已经有很多的论述，本文就不再赘述了。

三、解决途径的局限性

上面我们给出的意识析出具体图示依然是简化了意识析出的过程，更真实的意识析出不仅仅是三种知识基础在起作用而是信息接收者的整个主体认知图式在起作用。主体认知图式的组成部分包括：主体的观念、意志、个性、情感、动机、需要等，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主体认知图式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很难达到一致，这就导致两者的意识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经过双方相互之间信息的多次反复传递，两者的意识是有可能趋于相同的。这里我们应该遵循西蒙的满意原则，只需要两者的意识大体相同，能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就可以了，而不必强求完全相同；但是无论怎样教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具有相应的知识基础对于提高整个教育管理活动的质量和效率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新乡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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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1

前言

伴随我国公共财政管理框架建立的逐渐完整完善，管理人员对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国目前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实践仍存在较多问题，使得绩效管理实践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制约。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提高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水平，成为相关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为实现这一工作目标，就必须探索有效的绩效管理实践措施。

一、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实践现状

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而绩效管理实践在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之后开始迈向发展阶段。在发展过程中，我国制订了多个与财政支出和预算绩效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如2012年颁布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划》等。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方面一直过于重视对预算单位预算过程的绩效评价与监督，而忽略了对预算单位预算结果的审核、绩效评价，使得现有绩效管理系统不够全面完善，绩效评价体系不够健全先进，评价指标设计不够科学合理，且缺乏统一的监管制度作保障[1]。不仅降低了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工作效率，而且导致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缺乏统一标准的规范作为参照；不仅社会保障支出、行政经费、事业经费等各种费用使用者责任意识不高，而且增加了公共财政支出方面问题的发生概率，加大了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难度。改善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现状，提升绩效管理实践性势在必行。

二、改善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实践对策

（一）借鉴国际金融组织绩效管理经验

早在上世纪，国际金融组织就开始实施了绩效评价工作，并陆续建立起绩效评价机构，如2006年成立的独立评价局等，在长期的绩效评价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与评价方法，可以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评价体系的构建与绩效管理所借鉴和参考[2]。建立独立组织机构，用独立组织机构对预算单位绩效进行评价，可以有效提高绩效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与可靠性，进而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质量，为财政部对预算单位绩效管理措施与管理决策的制定提供有效参考和依据。此外，国际金融组织在绩效管理方面所建立的项目绩效管理系统、项目设计与监测框架等也能够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实践能力的提高提供有价值的经验与方法。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开放化的网络技术优势对国际金融组织绩效管理经验进行借鉴。

（二）构建基于全过程的绩效评价体系与监管机制

通过绩效评价与监管可以准确了解到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水平与取得的实效程度，而考虑到绩效管理贯穿于预算全过程，这就需要构建起一套基于全过程的绩效评价体系与监管机制，用以对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单位进行客观有效的绩效评价与监管。通过对预算单位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管，可以有效规范预算人员行为，减少经费去向不明等现象发生[3]。财政部应组建一直专门的监管队伍，利用现代化监管手段与监管技术对预算单位预算实施全过程监管，对预算绩效评价与预算审核进行严格监督。同时，完善现有绩效评价体系，将绩效评价分成前期评价、中期评价与后期评价三部分。前期评价主要是对预算编制决策的评价，中期评价的内容主要是预算执行过程，而后期评价的内容则是预算结果。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的绩效评价，相信可以有效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水平。

（三）建立以过程和结果为导向的绩效管理系统

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内容，可以将其划分为过程导向管理和结果导向管理两部分[4]。基于过程导向的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主要是指财政部对预算实施全过程的参与和监督管理模式，而基于结果导向的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则指预算实施全过程由预算单位自主管理，而预算的结果、审核及绩效评价由财政部来完成。从上述内容表述中可知，只有建立以过程和结果为双重导向的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系统，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水平与管理效率才会得到提升，绩效管理实践才会得到加强。我国现行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系统为过程管理，实行的是专款专用制度，以便于对预算过程进行控制，但单纯的采用过程管理模式会造成花钱人有权利使用无责任承担，用钱人责任不明确的局面出现，从而影响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效率。从这一角度分析也要求我国建立基于过程和结果双重导向的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系统。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管理模式，降低了专款专用的程度，拨款时不再明确区分办事经费与人员经费，而是将拨款视为一种委托管理形式[5]。在这种管理模式之下，预算单位的法人代表同时承担着受托人身份，因而必须接受财政部的监督考察与绩效评价，以检验绩效管理目标是否完成。可见，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管理模式属于一种问责管理方式，它可以提高预算管理效率，提高绩效管理实践成果。

三、总结

综上所述，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针对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实践，也应顺应时展，顺应社会公众对公共财政支出情况了解的诉求，通过借鉴国外金融组织绩效管理先进经验，构建基于全过程的绩效评价体系与以过程和结果为导向的绩效管理系统，来加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实践，提高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陆庆平.公共财政支出的绩效管理[J].财政研究，2013，04：18-20.

[2]苏君.公共支出绩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