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总效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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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引言

 

高鸿业版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到2014年已经出了第六版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当今国内流行的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大多数的财经院校或财经专业均开设有微观经济学课程，并指定了高鸿业版的教材。其原因可能在于许多院校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指定或默认这本书为参考书。另外，该教材有大量的配套辅导手册或练习题，极大地方便了教师出题或学生做作业。其中翔高教育配套的《学习手册》也出到了第六版，上面有课后习题答案，还有补充练习，很多增加的习题是历年的考研题目。另外，人大出版社也开发了数字考试系统，供高校使用。它还有针对教师的教学手册。所以说这本教材是国内较权威的教材，一点不过。认真分析高鸿业版教材的理论知识结构和分析方法，对于帮助教师教和学生学都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理论上是很多的，比如：边际效应分析，机会成本分析，微观计量分析等。在课本上第一章中也有介绍的。它是在介绍了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分类和本质后，简单地介绍了其分析方法，还与宏观经济学进行了对比。从学生最后的学习效果，学生对于一些重要的概念和理论还是不理解或者记不住，但对其核心的分析方法——边际效应——的分析方法略微有些理解。学生学习这门课的最终目标，是理解和掌握教科书上的概念或定理，但经济学的素养是学会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分析家族或厂商的行为。因此，有必要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结合历年考生在考试中出现的常见问题，寻找让考生快速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的一条捷径。那就是浓缩在各章节中出现的共性分析方法提练出来，并把各个理论揉进去。这种分析方法可以简单地称为“边际补偿”分析方法。这是结合了边际效应分析方法和无差异曲线而得出的。

 

提到“补偿”一词，一定会联想到教材第三章消费者理论中的补偿需求曲线。是的，边际补偿的分析方法正是受到这里的补偿需求曲线的启发。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极力推崇和宣传无差异曲线，强调物品的替代和互补性。这里的补偿有替代的含义。也正是受这个启发，借用“补偿”一词，把“边际补偿”分析当作教材中的基本分析方法，接下来，从第三章消费者理论，第四章生产者理论，以及第九章一般均衡理论来说明边际补偿的分析方法及体现。

 

二、微观经济学的四个发展阶段

 

在讲微观经济学的脉络之前，先看看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弄清楚了它的发展，才知道教材上对应的是哪些部分，有哪些知识点，如何联系，需要用哪些分析工具。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微观夹杂在宏观中的阶段(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这时候主要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宏观与微观是混在一起的。现代微观经济学抛弃了劳动价值论，把生产费用学说和稍晚的边际效用价值学说作为开端。其中，德国人戈森提出边际效用递减，与将货币配置在任何商品的最后一单位货币的效用要相等。这两个规律称为戈森第一和第二定律。它们构成了现代微观经济学消费理论的重要渊源。

 

第二阶段，奠定基础的阶段(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研究开始同时关注供给和需求。这一时期的微观经济学主要是奥地利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其中，奥地利学派的效用理论与以前效用价值的区别是加入了“稀少性”。马歇尔主要是将边际效用理论与供求论和生产费用论相混合，重视边际增量分析，采用局部分析方法，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

 

第三阶段，体系初步形成，开始独立发展的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对厂商理论的发展，补充了微观经济的体系。厂商理论就是在不同的垄断或竞争条件下，厂商的产品价格与产量如何决定。主要代表人物是张伯伦和罗宾逊。特里芬(1940)提出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作为必要条件。希克斯(1939)利用了马歇尔的效用概念和帕累托的无差异曲线，提出边际替代率，扬弃了基数效用，丰富了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内容，由此，微观经济学建立起了独立的体系。

 

第四阶段，发展和演变的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高鸿业版的教材主要包括前三个阶段。微观经济学总体上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的转变，厂商理论的建立，标志着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形成。要说明的是，英国的埃奇沃思在1881年提出并介绍了无差异曲线，没有引起人的注意。然后，意籍帕累托引用了无差异曲线，建立起序数效用为特征的主观价值理论，但它只是简单比较效用组合的大小，而不去表明和计算组合的效用差额是多少，它有意、法语两个版本，传播仍然不广泛。它直到1934年，斯拉齐茨、希克斯和艾伦推动了无差异曲线的应用，希克斯将边际效用理论转变成了无差异曲线，计算了其斜度，即斜率，命名为边际替代率。这样就替换下了基数效用论里面的边际效用概念。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替换为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

 

三、无差异曲线的特征及补偿的分析方法

 

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教书》(法文版1909年)应算作对消费者需求学说的一个经典论述。任何现代的研究应该从这里开始。为了研究有关联的商品，帕累托从埃奇沃斯那里借鉴一种几何学方法——无差异曲线。无差异曲线是希克斯极力推崇的，它是微观经济学中经典的分析工具。无差异曲线上每个点都表示一个相同的总效用，它是由线上两种商品的不同数量组合带来的，数量组合不一样，但是总效用相等。它可以是曲线、直线、或者垂直形。总效用曲线表示商品组合的效用，当x与y的数量增加，必然出现较高的总效用。只有这些移动是互相补偿的——x增加而y减少，或x减少而y增加，无差异曲线才不会变动。通过无差异曲线上的任何一点的斜率都有肯定而重要的意义，个人为了补偿一小单位的损失，需要有某一数量的y。失掉x所引起的效用损失，应等于得到某一数量y带来的效用。它离原点越近，总效用越小，反之，越大。它暗含的是消费者可以为商品组合的偏好排序。这和中国历史上的多多益善有点相似。离原点越远的商品组合越多，总效用就越大。提出边际效用之比率的是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斯乐特斯基。这叫做边际替代率。边际替代率的定义是恰好足以补偿消费者损失一个边际单位X的Y的数量。根据规则，无差异曲线是对轴线突出的，用术语来说可称为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当支出分配在两种或多种商品上时，以下一点是必须的，即相等的市场价值之间的可能替代不应导致消费者达到较好的位置。

 

消费者剩余原创人是杜普伊特，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必须以消费者为获取某物所愿做出的最大牺牲作为衡量该物效用的标准。而福利的衡量也以效用为基础。马歇尔和杜普伊特一样，认为效用的收获是消费者不能缺少某物而对该物付出的价格与其实际对该物支出的价格相超出的部分。最好看待消费剩余的办法是把它当作一种因价格而下降的结果。以货币收入计算消费者所得的收获，或者还可以把它表示成收入的补偿变化，也就是收入的变化正好抵消价格的下降，使得消费者不比以前更好。

 

四、边际补偿分析在消费者理论中的应用

 

所谓“边际”是指价格或数量变动一个单位。以下的分析主要指数量变动一个单位。数量用x表示，那么，边际增加相当于x=1;补偿的含义，顾名思义，表示失去的某些物品需要得到另外的物品来补偿，如果把失去当作成本，那么得到就是收益，成本与收益是相比较而言的，如果用后者支换回前者，原来的收益变成了现在的成本，成本相应地成了收益。所以，补偿既可以当作收益，也可看作成本或代价。比如，这里甲有两个香蕉，乙有一个苹果，如果两个人同意用2个香蕉换一个苹果。那么，甲想得到一个苹果(边际增加)，就要放弃2个香蕉(成本或代价)，一个苹果是对2个香蕉的补偿。以上是对边际补偿较为直观的理解。下面继续分析消费者理论中的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说明边际补偿是怎么应用的。

 

如果用x1表示第一种商品，比如苹果，用横轴表示，价格为p1=2，x2表示第二种商品，比如香蕉，用纵轴表示，价格为p2=1，如果按照上面的交换条件，2个香蕉换1个苹果，交换率为2，经济上叫做边际替代率为2，即： 。 实际上，它表示市场上的相对价格，显然，苹果的价格要比香蕉的价格贵，正好是2倍。表示为 ，这也正好是预算线的斜率，所以，预算线也叫做价格线，因为它是价格之比。如果收入为M，收入全部用来对x1和x2的支出，那么M=x1p1+x2p2，移项得： ，由x2对x1求导数，可得 ，同样，移项可得： ，这可以看作消费者消费x1的边际成本。从机会成本来看，消费者增加1单位的x1，将会损失 的x2。 这个式子正好同前面分析的一样，市场上的交换比率与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之比相等。如下图1，AB表示预算线，两种商品市场交换比率正好为预算线的斜率，也就是相对价格之比，假设收入M=1元，OA=1，OB=2，那么，边际补偿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为了得到横轴上表示的一个苹果，必须放弃2个香蕉，反过来，放弃了2个香蕉，必须用1个苹果作为补偿。

 

从无差异曲线来看，u=u(x1，x2)，由于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效用一样，所以，无差异曲线可以写作：u=u(x1，x2)，全微分后可以得到：MU1dx1+MU2dx2=0， ，这个式子可以理解为消费者消费x1的边际收益，为了增加1单位的x1消费，必须放弃 的x2，当边际效用之比等于价格之比时，消费点位于均衡点E。如果不相等，比如，消费点位于A时，价格之比小于边际效用之比，即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增加x1的消费是有利的，因此，增加x1的消费，减少x2的消费。反之，消费点位于B点时，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消费者会减少x1的消费。

 

五、边际补偿分析在生产者理论中的运用

 

求解生产者均衡要涉及两个工具，一是相对价格曲线，它是总产值或总收入。另一个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它是无数个商品组合点的连线。要得出最优的生产点或商品组合点。先分析成本线。如果用m表示这个总产值或总收入，两个产品的价格分别是P1和P2，则收入函数为：x1p1+x2p2=m，此式确定了x2和x1之间的函数关系，即 ，它的几何表示为相对价格曲线，与消费者的预算线是一致的。斜率为 ，对上式求微分，有 ，可以理解为x2和x1之间的交换率，x1可以交换到 ，交换就意味着补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如果x1=1，则x1的边际收益为x2。

 

现在考虑生产函数，假设企业家使用单一投入c，来生产两种商品x1和x2，则生产的隐函数为H(x1，x2，c)=0，显成本函数为c=h(x1，x2)，用c表示的成本是两种产出的函数。产品转换曲线表示在给定投入C时，生产商品组合的圆圈。假如固定投入c，为了获得更多的x2就要放弃x1，假设分别生产这两种商品的成本是相同的。在几何上，负的斜率定义为边际转换率， ，假设成本为c为既定，对成本函数全微分，得到dc=MC1dx1+MC2dx2，MC表示边际成本。既然dc=0，所以，两种商品的边际转换率等于x1的边际成本与x2的边际成本之比，即 。边际成本之比，相当于边际机会成本，表示生产1单位x1的机会成本是 ，假如边际成本之比为2，即生产1单位的x1将损失2单位的x2，或者说2单位的x2可以补偿1单位的x1。当边际成本与价格之比相等时，商品组合点正好位于E点，如图2。假设生产点位于A点，边际成本将小于边际收益，就应该增加x1的生产。反之位于B点，需要减少x的生产。

 

六、小结

 

均衡价格理论、厂商理论和分配理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福利经济学也加入进来。由均衡价格可以引伸出个别市场或个别商品的需求与供给问题。显然，微观经济学不仅仅孤立地研究个别单位或个别市场的运行，还非常注重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或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所以，学习微观经济学，既要见树木还要见森林。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极力推崇和大力发挥帕累托的以“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等概念为基础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后，一般均衡理论和无差异曲线在英、美经济学界广泛应用。希克斯在引论中说：“但我相信，我写成的是一本书。这样说的根据不在于论题的统一，而在于方法的统一。我相信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种可以应用于广泛的经济问题上的分析方法”(1995)。我们可理解为，学习微观经济学，本质上在学习一种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从希克斯对无差异曲线和一般均衡理论的运用来看，正是具有“边际补偿”分析的特点。在价格给定，不同的商品相互组合，从而保持效用不变，通过边际补偿方法的运用，同时，也满足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原则，从而找到个别市场，从而相互联系市场的均衡点。这也是我们看到的资源最适度配置的结果。

 

篇2

摘要

本文写了大学生兼职的时薪，以及目前我国大学生毕业面临的失业与最低工资的联系，并且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求知识对最低工资进行了简要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最低工资的利与弊。

关键词

兼职 机会成本 最低工资 价格原理 供应 需求

正文 步入大学生活以来，一直想找兼职，想为自己赚一点零用钱。加了各种兼职群每天更新着各种兼职信息。每天都在搜罗着适合自己的兼职，同时还要考虑付出是否和收入成正比。

当然，既然选择想要去做兼职，我就要考虑自己所要放弃的。去做兼职，自己相对而言就少了休息与学习的时间。我要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为别人服务。也许我可以在此期间，读书，提高自己的阅读量。所以，我选择去兼职时的机会成本就是在此期间的学习。考虑了很多，最后还是决定有机会去兼职一定要去。

终于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经过班导的介绍，有幸可以和同学在双十一期间，去太平鸟参加实习，做客服。当时根据日程安排，由于双十一期间，客流量大。第一天，我们从下午2点，工作到凌晨2点。第二天，从下午2点，工作到了午夜12点。22小时的工作时间，每个小时支付了我们8元钱。现在仔细想想，感觉公司违背了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最低工资的消息。

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从2011年4月1日起，将我省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1310元、1160元、1060元、950元四档，最高档增长幅度达到19.1%。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调整为10.7元、9.5元、8.6元、7.7元四档。宁波作为浙江省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市区的最低工资归为第一档。也就是说，按照正常的标准，我们应该有10.7元每小时的薪资。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消息，人社部今日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共有25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20.2 %。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的15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市的14元。虽然达不到北京市的最低工资的标准，但是我发现，现在在大学生兼职市场上，能达到本市的最低工资的标准，也是不多的。本学期，参加了一次开啤酒的兼职活动，按事先讲好的工资是每小时10元钱。也没有达到最低工资的标准。

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其雇主(或用人单位)支付的最低金额的劳动报酬。最低工资不包括加班工资、特殊工作环境、特殊条件下的津贴，最低工资也不包括劳动者保险、福利待遇和各种非货币的收入。最低工资一般由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立法制定。最低工资可以用月薪制定，也可以用每小时的时薪制定。

根据微观经济学所学的知识，利用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中的供求关系，分析由最低工资引起的劳动力过剩情况。

对于，我这两次参加的兼职，所给的工资并没有达到最低工资的标准，但是，我还是去参加了。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兼职，还是迫切渴望的。而且，目前兼职的薪资已达到了市场的均衡工资，市场的劳动量与薪资达到均衡。劳动者愿意接受这个价格，市场也愿意提供这个价格。一旦，市场被强迫要求达到最低工资，那么公司就会减少对劳动者的需求，同时，会挑选竞争力更强的劳动者。大学生，没有过多的工作经历，也没有过硬的技术，所以，淘汰的更多的是大学生。

最低工资的制定反映了监管机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同时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而强制规定用人单位必需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报酬。但是，由大学生的兼职，所产生的推想可以看出，最低工资并没有保护一些弱势的劳动者的利益。反而将这些劳动者挤出了劳动的市场，变得更加的弱势。大学生作为缺乏经验和技术的劳动者，就将在最低工资的打压下，产生失业的现象。今年，毕业季又到了，有一大批大学生面临着一毕业就失业的现状。

所以，对于兼职，薪资没有达到最低工资的水平，还是有很多的大学生争抢着工作。因为我们缺乏经验，我们不介意用底薪水来换取社会经验，与吃苦耐劳的精神。

但是，等到三年后的我们，毕业了，面临的也不仅仅是现在兼职这么好的场面。要和很多人竟争岗位，必须要比别人有突出的才能。目前的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增强自己的竟争力，只有强大了自己，才会不被最低工资打压。

参考文献

[1]邵金菊，孙家良。微观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大一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二：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的经济学思考

我们每个人从呱呱坠地，直到垂垂老矣，这一生当中，始终都在面对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生活?不得不承认，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彻底被经济所挟持了。在我们的生活中，经济学无处不在，我们无时不与经济打交道，比如说，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所作所为，基本上都与经济活动有关。不得不承认，在学习微观经济学之前，我对现实中的一些涉及经济现象的问题不甚了解。但是在学了一个学期的微观经济学之后，我对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至少不会感觉那么莫名奇妙了，对一些现象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原理来进行解释了。

下面我就对我身边经常遇到的一些现象，用微观经济学的原理来简单的谈谈我对这些现象的理解。

一、大学食堂里的经济现象

1、吃饭问题

每个人只要活着，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吃饭问题。这不仅是在大学食堂里要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

案例：某一大一新生第一天来到学校食堂，对学校食堂的饭菜不熟悉，不知道自己要吃多少就可以，所以第一次来食堂吃饭的时候该同学买了4个馒头，吃完第一个馒头时感觉很满足，吃下第二个时也感觉不错，但是吃下第三个就感觉饱了，看着剩下的馒头该同学秉着不浪费的心态继续吃，吃完后感觉特别撑。经过教训，该同学在第二天只买了3个馒头。

通过微观经济学来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微观经济学里讲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随着商品和服务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消费中得到的总效应增加，但是增加的效用是不断减小的。该同学在吃完第三个馒头的时候正好吃饱，满足值也就是效益值为10。下面对满足值进行细致化的描述，吃第一个馒头时满足值为5，吃第二个和第三个时分别为3和2。在这里，每一个馒头的成本没变，获得的总效益是不断增加的，但是获得的边际效益是不断减小的，而该同学在满足值最大时继续吃下一个馒头，使得自己处于过饱状态，造成身体上的不舒服，这就使得

满足值减小，也就是从吃馒头中获得的边际效用逐渐减小。该同学是个理智的消费者，在第二天只买了3个馒头，这样就达到了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效益的目的。作为一个理智的消费者，其目的就是要达到利润最大化，即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效用。

下面我就用图像来对这个例子进行分析：

首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也可以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设商品X的效用函数为：

TUU(X)

则边际效用为：

MUdU(X) dX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表达为：

dU(X)MUdX 2dMUdU(X)0dX2dX

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造成的结果，所以，经济学无处不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也有亲身经历，每当打完篮球回到宿舍，感觉口很渴，喝第一杯水，感觉太爽了，太满足了;然后继续喝第二杯水，感觉还可以;到喝第三杯水的时候，感觉已经不渴了，此时已经达到效用最大化了，如果再继续喝第四杯水，就会感觉不舒服了，这是总效用就开始减小了，这就是一种很简单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造成的现象。

2、食堂占座问题(从资源稀缺性和供给需求理论分析)

我相信很多同学(包括我)曾经都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好不容易结束了一上午的课后，想到吃饭的时间到了，然后高高兴兴的去食堂就餐，然而食堂里早已人满为患，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位，于是就用自己随手携带的课本或书包占座，然后再慢慢的去打饭，回来之后，到处找自己的位置，本以为是记错了，可是找遍了整个食堂都没有，于是不仅失去了座位，还丢了课本。这些同学丢了课本显示出学生们的道德问题，但这归根结底要说到学校食堂的座位太少，使得同学们做出错误的决定。

这种现象每次新生入学进行军训的那几天最严重。我就有亲身经历：大一入学的时候，开学前几天要进行新生军训，好不容易结束了一早上的军训，又累又

饿，赶紧跑到食堂吃饭，结果发现食堂全是穿着军训训练服的大一小新生，然后突然想到赶紧先占个座再去打饭，不然，等一下没座位了，结果看到的是一大片已经用军训帽子占好了座位，好不容易用帽子占到一个座位，饭打回来，却找不到自己的帽子在哪了，因为一眼扫过去，都是帽子，都不知道哪一顶是自己的了，这是一件很悲催的事。到大二开学的时候，又轮到下一届大一小新生军训了，早上或者下午上完课奔赴食堂，结果也不大理想，食堂坐满了人，找不到一个空座位，因为军训的大一新生差不多都是一个点下课的，这个时候，食堂正处于就餐高峰期。所以说，吃个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现代大学占座已司空见惯，食堂占座、图书馆占座、自习室占座、上课教室占座等等。但是食堂占座不像自习室占座那样，用笔写上一个大大的占字就行，所谓食堂占座就是用自己随身携带的书包或者书籍宣布对该座位的主权，在大学，占座已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占座文化。

要分析这一现象，就要考虑到微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问题资源的稀缺性问题。所谓资源的稀缺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人们的欲望总是无限的，这就造成了资源是稀缺的，人们的欲望总是超过实际的生产能力。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在人流高峰期，座位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占座行为是对这种稀缺性资源的恶性竞争，食堂的座位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够的，供不应求，座位这种稀缺性资源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同学们要为座位的使用权而竞争，先到先得，一旦被别人占了自己就只能站着，不能被同时占用。而在先占座和先买饭问题上，理性经济人的做法是先占座，这样就造成了座位的更加紧缺。

我觉得学校可以实施的的解决方法：学校可以通过增加座位数量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其次还可以对学校食堂进行扩建，但是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这都需要从学校的经济实力进行考虑。最经济的方法是调整就餐时间，可以分时段进行就餐。

面对先占座还是先买饭的问题，理性的人会选择先占座后买饭。假設先买饭后占座，那么在买饭的时间里有限的座位资源被后来的人占有，在买饭回来时再四处寻找座位，不仅要花更多的时间还要面对端着食物的不方便与尴尬。如果先占座后买饭，会节省很多时间，时间成本较前一种情况小得多，同时不用面对端着饭找座位的尴尬。

3、食堂排队问题(供给需求理论)

现象阐述：

在知味堂吃饭，总会有这样的打饭现象，我们发现只有在凉菜间和打白米饭处会排队，其他菜品地方都很少出现排队。针对以上现象，我将用经济学原理做一个简要分析。

为了便于下面阐述的方便，我们假设

其他打菜处为A窗口

凉菜间为B窗口

打米饭处为C窗口

A总特点：需求量大，不稳定，窗口多，打菜的劳动力多

B总特点：需求量不大，较稳定，窗口少，打菜劳动力少

C总特点：需求量大，较稳定，窗口少，打菜劳动力少

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到了饭点的时候，大家都蜂拥而上，特别是周一到周五，早上或下午下课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点下课，每个餐厅窗口前面都是长长的队伍，这是学生素质高的大学，而在某些大学，餐厅窗口前更像是菜市场，打饭师傅的叫卖声、学生的嬉闹声，乱作一团。

其实，排队从某种角度看，是资源配置供需不平衡的结果。而要满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需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配套跟进，但这种投入这种跟进，有一个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这将需要很大一笔资金。

而在一时尚无法解决供需矛盾的情况下，排队却是解决供求矛盾的一个相对公平的方式，因为它遵循了先来后到的时间优先原则，给排队的人一个预期：只要按照顺序排着，总能轮到自己。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很多不排队、乱插队的现象?经济学里有一个囚徒困境理论，说的是两个囚犯一起做坏事，被警察抓了起来，分别关押在两个牢房里审讯。在这种情形下，囚犯有两个选择：一是背叛同伙，与警察合作;二是保持沉默。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们都选择沉默拒不承认，那么警方将无法定罪。警方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宣布如果愿意供出同伙者可无罪释放，并得到重奖;另一方将被严厉惩罚。因为双方都不能确信对方是否会背叛自己，为了保全自身，最后都会选择背叛。结果反而使双方都无法保全，全部坐牢。这个理论映射了部分不排队者的心理，就是不相信他人会排队，生怕自己老老实实排队吃了亏。于是，只要有一个人乱插队，就会引起整个队伍秩序的混乱，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而插队者自身利益最终也可能受到损害。

可见，在资源配置不足的情况下，排队可最大限度节约时间成本，使资源得到相对优化配置;不排队，必然会导致整体效率的降低。

学校食堂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打饭难问题，学校食堂增加窗口以及打饭菜人员。可能由于食堂提供的服务不足，供求不平衡，学生就餐耗费的时间过长，这种情况下，道德成本自然也随之增高了，插队、欺骗乃至暴力等都有可能成为一种自然选择。其次学校可以增加食堂的数量，这样不仅解决了打饭难的问题，更防止了垄断，而垄断会导致腐败化和官僚化，从而提高了学校食堂的经营质量。

二、从机会成本角度浅谈生活中的小事

关于毕业之后是读研究生还是找工作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很多大学生都在纠结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未来的生活。这个问题就要考虑到微观经济学的机会成本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一种资源往往有很多种用途，如果某人选择了某一资源用于某种用途，这就意味着他同时放去了这种资源的其他用途，而其他用途所产生的价值就构成了使用这一资源的成本，经济学上称之为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指的是某种资源用于次佳用途所具有的价值，也就是所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中所能带来的最大收益。机会成本有如下的一个计算公式：

机会成本总和=显性成本+隐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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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论述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即“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涉及的就是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所说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国富论》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从19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在价值论上的分野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价值由什么决定”的论争中，微观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阿弗里德·马歇尔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和提升，使微观经济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以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代表作。

 

微观经济学虽然在19世纪末就已经比较成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就已经完善了。随着西方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微观经济学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获得了许多发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些发展及其成果大大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

 

一、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发展消费者行为理论也叫需求理论，主要是解释单个家庭(消费者)在面临一组约束条件时如何对商品组合进行选择；它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试图找出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论述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向右下方倾斜(需求规律)。解释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先后有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和显示性偏好理论。基数效用论产生于19世纪，是需求理论中的古典理论。

 

虽然在19世纪末，一些经济学家就观察到效用的不可测性，提出了序数效用论的思想，如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安托内利(G．．Antonelli)、费雪(Iving Fisher)和帕累托(Vil—，埃奇沃思(1881年)和安托内利年)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就使用了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但是，序数效用论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则是得益于斯卢茨基、希克斯(John R．Hicks)和艾伦(Roy George Douglas AIlen)等人的贡献。

 

斯卢茨基的贡献是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斯卢茨基方程”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位前苏联数学家、统计学家兼经济学家在1915年7月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关于消费者预算的理论》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商品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实际收入不变，商品相对价格变动引起消费者用价格较低的商品的消费替代价格较高的商品的消费，从而引起对价格较低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这被称作“剩余可变性”，希克斯后来把它称作“替代效应”；另一个是货币收入不变，商品价格下降引起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增加，实际收入增加引起消费者对商品需求量的增加，这被称为“收入效应”。斯卢茨基进一步认为，这两个效应是独立的和可叠加的，二者的代数和就是“价格效应”。即价格效应一替代效应+收入效应，这就是斯卢茨基方程，后来又称之为“价值理论的基本方程式”。斯卢茨基还进一步认为，收入效应可以是正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是负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减少，而替代效应则始终是负数。

 

斯卢茨基方程的意义是从理论和方法上完整地解释了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完整地证明了为什么存在需求规律。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斯卢茨基在191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最终给出了序数效用函数的假设。[1](蹦∞希克斯在帕累托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了序数效用论，使之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篇主要是论述基数效用论(包括需求弹性理论)的，这种需求理论在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1939年)出版以前一直是最权威的理论而受人敬仰。还在20世纪年代前期，希克斯就对这种基数效用论提出质疑。

 

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认为，马歇尔的需求理论是从最大限度的总效用观念出发，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达到所购买商品的边际效用必定与其价格成比例的结论。希克斯就此提出疑问：这种被消费者追求的最大限度的“效用”是什么?什么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确切基础?他认为马歇尔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透彻的论述，而帕累托对此做过有价值的讨论。

 

希克斯从埃奇沃思和帕累托那里接过无差异曲线分析，用无差异曲线与消费者的预算线相切来确定消费者的均衡条件，用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取代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用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取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且讨论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推导了“收入一消费曲线”和“价格一消费曲线”。

 

由于序数效用论不以效用数量的衡量为基础，它用两种商品的变化量之比来间接衡量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这就克服了基数效用论“效用如何计量”的难题，从而使得序数效用论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需求理论。

 

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都是研究消费者如何使其偏好或效用最大化。但是，消费者的偏好是观测不到的，能够观测到的只是消费者做出的选择。那么，有什么办法说明观测到的消费者需求行为是否是由于偏好关系或效用函数的极大化而产生的?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消费者的实际选择行为推论出他的无差异曲线而不是依靠他公开声称的偏好?保罗·萨缪尔森(1938年和1947年)发现的显示性偏好理论就是用来回答上述问题的。

 

显示性偏好理论的优点在于，研究者不必知道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也无须知道每一种商品(或商品组合)的效用大小，只要知道消费者对有关商品组合的选择行为就可以了。根据显示性偏好理论，一个消费者之所以在两种商品(或商品组合)A和B中选择了A而不是B，只有两个原因：要么他偏好A，要么A比B便宜。如果A不比B便宜而消费者仍然选择A，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消费者对A的偏好一定大于对B的偏好。为了给出显示性偏好理论精确性的证明，萨缪尔森和于泽(H．Uzawa)等人又进一步提出了显示性偏好的弱公理和强公理，这就是一致性公理和传递性(transitivity)公理。

 

序数效用论以无差异曲线已知为前提。如果无差异曲线未知或不确定，则无法确定消费者均衡。显示性偏好理论可以用来确定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需求曲线。

 

显示性偏好理论不但用来替代偏好理论作为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基础，而且还被用于证明竞争性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这种分析技术还在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

 

二、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单个厂商生产者)也看作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其目标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厂商的行为和消费者的行为一样，都可以用一套最优化方法来进行分析。于是，厂商均衡条件(或生产要素最优组合条件，或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围绕这个条件展开的产量理论、成本理论和收益理论，成为微观经济学中厂商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世纪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成果：一是各种各样的“厂商管理理论”(man—的提出。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厂商的目标(实际上是企业经理的目标)不一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称作“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

 

二是对“理性人假说”的批评和修正。

 

“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起始于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对厂商决策行为的经验研究。1939年霍尔和希契在对38家企业定价决策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价格理论与企业行为》的研究报告。L31该报告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企业并不按照“MR—MC”

 

的原则来做出价格决策，也不一定根据市场需求圃来定价，因为企业很难获得关于单个产品的需求曲线的信息；企业对其产品定价实际上使用的是“成本加成定价法”，即根据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平均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幅度，这个利润幅度相当于一个行业内部的平均利润或正常利润。霍尔和希契认为，在“成本加成定价法”流行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不是企业经常追求的目标。1946年，莱斯特(Richard Les—通过对美国南部430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后发现，企业的产量决策和用工决策一般并不考虑“边际成本”或“边际产品价值”变动，因为企业难以估计这两个变量。这项经验研究成果也证明企业并不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

 

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年对厂商(企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本书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大公司在生产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些大公司里，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别掌握在股东和经理手里；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和非竞争的产品市场，企业经理将拥有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外目标的空间。

 

在贝利和米恩斯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非利润最大化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鲍莫尔的“销售最大化模型”、彭罗斯等人的“企业成长理论”和威廉姆森的“管理斟酌决策权理论”。

 

鲍莫尔在1959年出版的《企业行为、价值与成长》一书中提出“销售最大化假说”(sales maxi—。[41在这本书中，鲍莫尔把在某种利润约束条件下追求销售总收益最大化看作是寡头垄断者的典型目标。这里的利润约束是指企业股东认可的最低利润水平。鲍莫尔认为，企业之所以追求利润约束下的销售最大化，主要是因为销售量与经理人员的薪酬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次是因为销售量下降会使得企业丧失一部分客户和分销商，降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

 

“企业成长理论”

 

归功于彭罗斯和马里斯的开创性研究。

 

这种理论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公司经济”(corporate economy)，也就是公司企业主导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公司管理者(经理)拥有斟酌选择公司追求目标的权力，这就使得这种经济成为一种有管理的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调节的经济。这种“企业成长理论”关注的是“企业扩展的时间路径”

 

。在动态过程中，经理们通过把企业成长作为追求目标来满足其权力、称霸(domi—、威望(prestige)的本能，而诸如企业安全和职业成就的动机诱导经理们把“企业的评价率”

 

’s valuation ratio，它是企业股票市值聊与其资产账面价值是的比率，即铆／是)作为其追求的目标。资本市场通过兼并和接管机制对这种评价率的高低施加约束，如果评价率低于某一水平，企业将被购并。企业面临的这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形式化表述如下：

 

。一U。(g，口) ……．￡．u≥可 ……其中，U。是管理效用函数，即企业经理的目标函数，g是企业的成长率，可是对企业的评价率，可是资本市场约束，当u<面时，企业将被购并。给定一个成长一评价函数(即U。)，其中钉和一定水平以上的g负相关，经理们将面临着图所示的斟酌权衡：

 

矿’

 

／…一凇{i＼成长喾图1企业成长模型一评价曲线在A点以前，企业成长率g和评价率u正相关，在A点以后，g和曰负相关。企业经理对成长率和评价率组合的偏好可以用无差异曲线I来表示。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约束，最优点将是最高的无差异曲线I。与成长一评价曲线相切的切点B。

 

如果评价率不能满足资本市场约束条件口≥百，那么，最优的成长率将由受约束的最大化解(百，虿即C点给出。显然，C点的成长率要高于B点的成长率。

 

“管理斟酌决策权”

 

理论是威廉姆森在1964年出版的《斟酌决策行为经济学：厂商理论的管理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7¨管理斟酌决策权”是指公司经理们追求他们自认为有利可图的目标的能力或权力，而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竞争程度将决定着这种斟酌决策行为的范围。

 

威廉姆森认为，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大公司中，经理们有一种支出偏好(expense preference)，这种支出偏好通过某些企业支出如营销支出、职工报酬支出来获得满足。这些支出会给经理们带来正价值，因为通过扩大这些支出有助于实现经理们追求薪酬、威望和权力的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些“非金钱目标”(non—pecunia—，但是这些目标决定着经理行为，从而影响着厂商行为。

 

理性人假说是关于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说，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说基础上的。自1947年开始，西蒙．Simon)在一系列论著中反复强调经济当事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而不是理性人假说所暗含的完全理性。∽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效用论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前提条件之上的：(1)可供选择的对象是给定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2)每种选择结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指主观而言)；目的是为了使一个给定的效用函数的期望值达到最大化。西蒙认为，这些假设条件并不一定与我们想要知道的实际经济选择过程相一致；通过放松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假定可以得出“有限理性论”。

 

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是指那种把经济当事人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理性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西蒙认为，虽然经济当事人总是期望实现最优化，但是他们事实上做不到，因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要受到获得有关选择机会的信息成本和对不确定性未来的无知的约束，他们实际上只能追求一种比较满意的目标或满足水平，只追求实质性与程序性的理性。有限理性理论假设可供选择的对象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集，而是存在一个产生各种方案的过程；假定不知道结果的概率分布，而把这些情况的估计程序纳入分析结构；寻找那些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这种不确定性假定人们不知道其概率分布；也可以不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假设，而只设想一个令人满意的策略。有限理性理论是这样一种选择理论和决策理论：假定经济当事人希望达到某种目标，并且为此竭尽他(或她)的心智，但是在描述决策过程时又把人们头脑的实际智能考虑在内。西蒙强调，要把经济学和管理学建立在一种关于现实的人的行为描述的基础上，必须用“有限理性”来取代完全理性。

 

萨金特(Thomas J．Sargent)进一步把“有限理性”概念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91他假定经济行为人确切地知道行为的规律本身是不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他们努力寻找实现理性预期的方法，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此，宏观经济模型不一定要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最优化假设之上。萨金特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得出的预测很难与观察到的实际结果相符，而有限理性理论可以修正理性预期模型得出的过于严格的预测。

 

三、对“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证明在市场经济中，虽然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结果却会增进社会利益，即个人利益和社会(或公共)利益可以得到和谐协调。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表达的思想。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有最大的价值。确实，一般说来，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的公共利益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实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实现圃的目的。……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会促进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要促进的社会利益更大”。[10]㈣23¨‘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告诉我们，分散的市场经济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导致经济运行有秩序并且资源配置是最优(有效率)的状态。

 

在亚当·斯密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着力证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正确性。19世纪下半期，瓦尔拉斯(Leon Walras)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1877年)一书中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证明，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总是存在一组价格(或价格向量)，使得经济中所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恰好相等，即存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瓦尔拉斯把这个结论称作(一般)均衡价格决定定律，后来被称作“瓦尔拉斯定律”(walras’s 1aw)。当一般均衡存在时，各类市场既不存在超额供给，也不存在超额需求，每一个市场都可以自动出清，所以，瓦尔拉斯定律又可以表示为：只要效用函数是连续的、严格递增的并且严格拟凹的，经济体系中所有市场上的超额需求的价值之和等于零。在一般均衡存在时，市场交易者都能获得最大化满足，即效用最大化。瓦尔拉斯写道：“在自由竞争支配下的市场中进行多种商品互相交换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所有一种商品、多种商品或一切交换商品的持有者，都能获得他们欲望的尽可能大的满足。”[11]佃168’

 

但是，在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中，瓦尔拉斯是通过假定模型中的方程式(供给方程式和需求方程式)的数目等于未知数(待决定的商品市场的价格)的数目而得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这个结论无法通过数学方法来验证，因而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如果未知数的数目和方程式的数目相等，这个方程组可能无解。我们不能责怪瓦尔拉斯的数学水平不高。客观的情况是，在他提出一般均衡理论时，解决一般均衡存在性问题的数学工具——集合论、博弈论、拓扑学等，还没有出现或没有运用到经济学中来。

 

瓦尔拉斯之后的60年里，对一般均衡理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都力图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帕累托(Ⅵlfredo Pareto)、希克斯(John Hicks)、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麦肯齐(L．Mckenzie)、阿罗(Kenneth J．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eru)等人。尤其是麦肯齐的《论Gra—的世界贸易与其他竞争性体系模型的均衡》

 

年)一文、阿罗和德布鲁合作发表的《竞争性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1954年)一文和德布鲁的《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1959年)一书，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给出了形式化和公理化的证明。这些证明是简洁的并且是有力的，从而确定了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框架。此后，德布鲁和其他人还证明，一般均衡虽然不是惟一的，但是均衡的数目是有限的并且必然是奇数的。

 

那么，当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存在时，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是否就是帕累托最优呢?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如果存在竞争性的一般均衡，那么这种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的。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并且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函数都是凸的，那么通过初始资源禀赋在个人之间的再分配(再配置)，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瓦尔拉斯的竞争性均衡来实现。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明，如果经济是完全竞争性的，分散的市场经济可以达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这种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说明，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来实现。个人要做的只是通过市场交易或通过政府进行某些初始资源总量的再分配(再配置)。第一定理是实证的或描述性的，它说明了完全竞争的分散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如何。第二定理是规范性的，它说明了要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德布鲁、舒比克(Martin Shubik)和斯卡夫．Scarf)等人后来进一步证明，如果把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点的集合称作“核”(core)的话，那么，竞争性均衡必然位于核中；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的核配置的集合将收敛到竞争性均衡配置；如果经济是一个足够大的经济，核和竞争性均衡在极限上是一致的。

 

四、市场结构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市场结构理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早在年，埃奇沃思(F．Y．Edgeworth)就试图对完全竞争下一个系统而严格的定义；[12]到年，完全竞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全部确定，并成为此后经济分析的标准模式。

 

根据完全竞争理论，由于一个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买卖双方都拥有完全信息，每一个厂商向市场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厂商进出一个市场是自由的并且是无成本的，所以在这种市场上，单个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并且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平均收益曲线重叠。这意味着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单个厂商和单个消费者完全不能控制价格，价格由这个市场上的供求均衡来决定，他们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当完全竞争市场处于长期均衡时，产品的价格等于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市场是完全出清的，不存在供给过剩或短缺。因此，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类型，它可以保证资源得到有效率的配置。

 

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分别对完全竞争理论提出挑战，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或垄断竞争理论。[13][143张伯仑指出，现实中的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型的，许多厂商出售的是有差别的产品而并非是无差别的产品，这就使得有差别产品的生产者就是这种产品的部分垄断者，这种生产者面临的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说明单个厂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扩大或减少产品产量来改变其价格，他对产品价格有一定的垄断权。在长期均衡状态下，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生产能力过剩；与完全竞争市场不同，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浪费性竞争。

 

以1982年鲍莫尔等人出版《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一书为标志，[15]西方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完全竞争理论的发展。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是指来自潜在竞争者的竞争压力，对正在市场上的供给者“在位厂商”)的行为施加了很强的约束的那一类市场。一种市场要成为可竞争市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进入自由，退出无成本，市场在均衡状态下无超额利润，在位厂商之间的定价和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不论市场上是仅有一个垄断者还是有许多竞争者，可竞争市场总是具有这些特性；来自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而不是在位厂商之间的竞争，对在位厂商的均衡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

 

完全竞争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之间的现实竞争。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竞争的程度取决于在位厂商的数目；在位厂商的数目越少，这个市场的竞争程度就越低或垄断程度就越高。

 

与完全竞争理论不同，可竞争市场理论强调的是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压力对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对市场竞争程度的作用，竞争的程度取决于进入这个市场的障碍的大小。

 

可竞争市场理论假定潜在进入者具有这样的特性：(1)与在位厂商一样，潜在进入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相同的生产技术，为同一个市场提供生产。(2)潜在进入者进入一个市场无需负担额外的成本，也就是不存在斯蒂格勒意义上的进入障碍。(3)在进入一个市场之前，潜在进入者可以暂时把在位厂商的价格看作是不变的，并用这个价格来计算其进入利润。

 

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是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不论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的数目是多少，来自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同样可以约束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保证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是有效率的。当市场上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厂商时，潜在竞争的约束使得在位厂商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当技术经济特征要求一个市场由一家厂商来进行生产(自然垄断)时，在位厂商将按照财务可行性的原则实行按平均成本定价。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可竞争市场理论的解释是，在可竞争市场上，潜在进入者可以采用“打了就跑”(hit—and—run)的策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既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障碍，也不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劣势或歧视，如果在位厂商囡的定价行为提供了一个(超额)利润机会(这时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潜在进入者就会迅速进入这个市场，并在在位厂商做出反应(例如降价)时毫发无损地退出这个市场。因此，潜在竞争是悬在在位厂商头上的一把达摩剑。在潜在竞争压力下，为了防止进入真的发生，在位厂商——无论是寡头垄断厂商还是完全垄断厂商，就必须制定一种正好收支相抵的“可持续价格”(sustain—。因此，在可竞争市场上，一个可持续的市场结构或均衡的产业结构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有相同的经济绩效。

 

可竞争市场理论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垄断不一定会减少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位厂商定价的“可持续性”和拉姆齐最优性是一致的，所以，在可竞争市场的垄断均衡中，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能够实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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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将商品分为正常商品、低档商品（又译为劣等商品）和吉芬商品。在微观经济学教材中商品效用章节结合预算线、消费者均衡的知识进行展开。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格的变动对商品消费量的影响可以划分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这里的替代效应是指由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商品的替换强度的变动，从而影响到商品消费数量的变动，收入效应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导致的支付能力的变动，进而由支付能力的变动所引起的商品消费数量的变动。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因为吉芬商品是属于特殊的低档商品本文就不讨论吉芬商品的内容，只关注于普通商品和低档商品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问题。

1.对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理解与认识

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内容属于微观经济学里面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比较难以理解的部分，因为理解该知识点需要掌握几个基本的知识点，如正常商品、低档商品以及无差异曲线和消费者均衡方面的知识。首先，正常商品和低档商品如何划分的呢，一般来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是根据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区分正常商品和低档商品，如果价格需求弹性为正值的是正常商品，价格需求弹性为负值的是低档商品，当价格弹性大于1则是奢侈品而小于1的是生活必需品。需求量随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上升而减少的商品称为低档商品。人们对正常商品的消费会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对后者的消费则恰恰相反。其次，如何区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概念呢。在现实生活中，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时，往往会给消费者的决策代来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提高了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表示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发生变化。具体来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名义货币收入是不变的，但是商品价格下降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增强了，会改变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量，从而达到更高的效用水平，这就是收入效应。一般来说，收入效应在图形上表现为消费者均衡点向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的移动。第二，消费者会更多地消费现在相对便宜的商品，减少那些现在变得相对较贵的商品，表现为价格相对下降的商品销量会上升，而从图形上面看就表现为均衡点在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的移动，这就是替代效应。

2.用图形化的方式说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如右图所示，用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衣服和食物，期中食物是正常商品时，食物的价格下降的时候，预算线RN会向外移动到RT。同时作为消费者均衡的（X，Y）组合也会发生变化，消费者均衡由A转移到B点，在这个B点意味着消费了更多的食物，少消费了衣服，食物的增量为F2F1的部分，即食物价格下降以后食物消费量的改变，F2F1的部分又可以划分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部分，两者相加则为总效应部分即F2F1的部分。当食物价格下降以后，相当于在居民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增加了，为了便于理清这一部分的性质，我们可以按照衣服价格/食物价格的比值根据算出预算线RT的斜率，并根据此斜率做一条平行线MN与原等产量线U1相切于D点。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在原等产量线U1上出现了产量相同的两个点A点和D点，则由D点对应的（X，Y）可以和A点对应的（X，Y）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减少的衣服替代了增加的食物，这个替代效应的大小体现在图上是F1E部分，即用F1E数量的食物替换了C1C2数量的衣服。

当食物是低档商品的时候，如右图所示，食物的价格Px变化前的消费者均衡点在A，Px下降以后消费者均衡点在B，则B点对应的E点和A点对应的F2增加的数量表明了在收入增加以后消费某种低档食物的数量会减少，这就是总效应。用刚才的方法，通过作于预算线RT平行且与无差异曲线U1相切的补偿预算线MN，就可以把总效应分解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从图上可以得知，Px下降以后食物和衣服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由A运动到均衡点D，对应的需求量增加量为F1E，这就是替代效应，是一个正值。而Px下降以后引起的消费者的实际收入的变化，使消费者均衡点由D点移动到B点，这就是收入效应。在食物的价格下降的时候，收入效应是负数，即随着实际收入水平的上升，消费者消费低档商品的消费数量下降。由于收入效应是负数，所以图中的B点必定落在A、D两点之间。而由于替代效应的作用大于收入效应，所以在图中总效应F1F2是一个正值。但是在少数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某些低档商品的收入效应的作用会大于替代效应的作用，于是就会出现微幅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现象，这类物品就是吉芬商品。总体来说，一种商品价格下降是否导致消费者选择该商品数量的增加，取决于价格下降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符号和大小。正常商品和低档商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对正常商品而言，商品价格下降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都使得该商品需求量增加；对于低档商品而言，价格下降的替代效应使商品需求量增加，但收入效应却使得商品需求量下降。正常物品的需求量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成同方向的变动，低档物品的需求量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成反方向的变动。由此可推知，当商品的价格变化时，正常物品的收入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的变动，低档物品的收入效应与价格成同方向的变动。由于正常物品和低档物品的区别不对替代效应产生影响，所以，所有商品的替代效应都与价格成反方向的变动。

3.两种效应的应用及经济学意义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两个概念，结合三个假设来进行分析。第一个假设对单个的消费者而言，如果收入增加对个人的消费有什么样的影响？替代效应会使个人由于更高的工资而增加工作的时间。收入效应会使个人移动到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面去，而由于消费和休闲都是属于正常商品，所以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第二个假设是，如果银行利率下降会对个体消费者的现在和将来的消费发生什么影响？人生的收入可以分消费和储蓄两个部分，储蓄是当前收入和当前的消费之差。当消费者在将来需要消费时，就将动用储蓄部分。如果储蓄部分利率下降，那么结合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来分析：当利率降低时，相对于当前的消费而言，将来的消费成本增加了。因此，替代效应会使消费者将来的消费更少，而当前的消费更多。现在来考虑收入效应，当利率降低时，根据前面的结论可以知道，消费者会移动到更低的无差异曲线上去，因为利率这个变量使当前的收入状况变坏了。由于现在和将来消费的都是正常商品，消费者会选择在现在和将来都缩减开支。因此收入效应会使消费者在两个时期都减少消费。当然，最后的结果既取决于收入效应也取决于替代效应。如果低利率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消费者会增加当前的消费，相应的将来的消费会减少，如果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当前的消费会减少，将来的消费也会减少。第三个假设是如果对居民收入所得税调低征收会对居民的劳动供应量有什么影响？降低税率等于增加其收入水平。当税率降低时，相对于工作而言，休闲变得更加昂贵，在这种情况下是会鼓励其花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的。换言之替代效应会使其比之前更加努力工作了，因此替代效应使其增加了劳动供应量。考虑收入效应的话，当税率降低时，个人的收入水平增加了，现在居民获得了更高的预算线。因为休闲是正常商品，个人就倾向于用这种福利增加来享受更多更高级的消费品和更多的休闲。所以在收入效应下，工资增加时，消费和休闲都会增加。

就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而言，对于我们研究微观经济的相关概念有着重要的作用，当然作为一种静态分析方法，是考察在既定的条件下某一经济事物在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下所实现的均衡，是不涉及时间变量的变化的，当然更不涉及由于时间变量而造成的其他变量的变化，可以看成是某一时刻的状态，这种分析方法是为了后面的宏观经济研究打下了基础，为以后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分析做好准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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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通过系统分析 21个国家 100150 年的经济统计数据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定律，即各国的实际总产量的增长是由生产结构的变换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学本应把生产结构的变换如何导致产出总量的增长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但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却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本文第二部分用一般均衡理论分析了生产结构变换和实际总产量增长的关系，从而弥补了传统宏观经济学的不足之处。第三部分分析了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独特作用。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在1982 年提出并论证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否定了货币周期理论，认为推动实际总产量增长和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不是货币供给量的变动，而是来自技术进步等供给方面的真实因素的冲击。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是 1980 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发现之一。但是这一理论有一个明显缺陷，它没有把生产技术的进步与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区分开来，没有对新产品发明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独特作用进行专门分析。本文第三部分运用消费者均衡和生产者均衡的分析方法，解释了新产品的发明和供给的冲击将如何创造新增需求量和新增产量，促进总产量的增长和经济繁荣。

篇6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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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

目前，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有生产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及GDP平减指数等等。本文论述的是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所以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它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的变动的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所以，在本文中，我们用CPI指数来衡量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的CPI体系是有较大缺陷的，这一体系已经多次被学者质疑过。目前，中国的CPI构成为食品、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等。

中国CPI构成权重体系的首要问题是食品占34%，在目前的统计指标中，食品是所有类商品中权重最大的分类项，这使得食品价格的波动对CPI的拉动作用特别明显；CPI的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则是居住权重较小的问题，美国CPI体系中居住类是42.1%，中国仅为13%左右，而且我国目前CPI指数体系中的所谓“居住”仅仅是指房屋装修等附加消费，而不包括作为固定资产的房屋的价值——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2008年城市居民居住类年消费总额仅为699元、733元、808元、904元、982元和1145元，看上去这个数字每年增长幅度都不小（年均增长超过了5%）。但实际上，由于基数太低，居住类消费不管如何增长都十分有限，这与近年来中国城市房价的“上不封顶”式疯狂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当前房价飞涨，而CPI水平还能维持在10%以下。

虽然看起来中国CPI体系中食品和居住类所占比重一个偏高一个偏低，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抵消，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居民的居住类支出要远远高于食品支出。所以，现行CPI指数是被低估的。

尽管目前CPI指数存在很多缺陷，但因其构成体系的相对固定性，所以通过纵向对比仍然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通货膨胀水平。因此本文中仍然选取CPI作为通货膨胀水平的衡量指标。

1996-2004年间，中国经历了罕见的通货紧缩。2004-2005年左右，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材料价格开始猛涨，中国的物价水平和CPI逐渐攀升。2007年全年我国CPI上涨4.8%，2008年全上涨5.9%，创1996年以来新高。不过，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了中国的通胀趋势，2009年我国全年CPI比上年下降0.7%。

但是，金融危机的震荡只是暂时降低了自然资源的价格，减轻了中国的通胀程度。2009年，全球局势刚一稳定，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价格就继续上涨，中国的通货膨胀再度加速——如下图所示，我国今年（2010年）前10个月的CPI指数变化趋势。

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10年我国CPI指数除3月份和6月份略有下降外，其他各月份均呈现出增长的趋势，9月CPI同比增3.6%，创23个月新高，而10月份到达了4.4%，为25个月以来的最高值。从数据上来看，我国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考虑到当前CPI指数体系的缺陷，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比较可观的。

二、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轻微通货膨胀是正常的，并且有刺激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当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时，其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通货膨胀的危害，凯恩斯曾指出，再没有什么比通过摧毁一国的货币来摧毁一个社会的基础更容易的事情了，通货膨胀破坏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所有隐藏法则，它不仅会导致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而且也会引发一国货币的严重贬值，并由此破坏整个市场的运作法则。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对经济有着致命影响的货币现象，如不及时制止会摧毁整个社会。

作为社会经济体系的末端，民众则处在直面通货膨胀的最前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最直接。通过微观经济学若干理论和分析工具的运用，可以清楚地发现通货膨胀的消极影响。

1.民众购买力（实际收入水平）下降

当消费者购买商品时，要受到商品价格和收入水平两方面的影响，当商品价格一定时，消费者收入越高，可购买的商品越多，所以获得的效用越大、福利越好。消费者购买商品所需费用正好等于收入水平的一系列消费束被称为预算线，在预算线上，这些消费束正好可以把消费者的收入用完，即p1*x1+p2*x2=m1，位于预算线下方的所有消费束的集合被称为预算集，它表示收入和价格既定时消费者能够负担的起的所有消费束。显然，当面临通货膨胀时，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所能购买的商品1和商品2的最大数量都会减少，预算线必然内移。

根据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消费者的最优消费束位于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上。预算线的内移必然意味着最优消费束的内移，所以消费者的总体福利必然会减少。

2.价格上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导致福利减少

上文中分析的是通货膨胀使消费者实际收入下降，那么仅从商品价格上涨的角度考虑，其对消费者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通货膨胀意味着商品价格的快速上升，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消费者在决定商品的消费数量时，如何对商品的价格变动做出反应。运用斯勒茨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可以轻松发现通货膨胀（即价格上涨）时，消费者商品购买量的变化。

图2

假设通货膨胀条件下，消费者购买x1和x2两种“综合”商品，前者代表价格上涨的商品，后者代表价格未上涨或上涨幅度比较有限的商品（虽然通货膨胀时，商品价格普遍上涨，但总有一些例外）。运用微观经济学中斯勒茨基的方法，商品价格变化（本文中即商品x1的价格上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分为“转动——移动”的过程，如图所示：

第一阶段即“转动”的过程，是预算线的斜率发生变化而购买力保持不变的一种变动——初始预算线围绕初始最优选择转动至某一水平，转动后的预算线与最终的预算线具有相同的斜率，因而也具有相同的相对价格，但是，由于纵截距不同，所以这两条预算线代表不同的货币收入。必须注意的是，A点所代表的最初的消费束仍然处在转动后的预算线上，所以这个消费束正好也能支付得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消费者的购买力在预算线转动前后保持不变。然而，虽然A点仍然是支付得起的，但它并非转动后的预算线上的最佳购买量。如图所示，在转动后的预算线上，与无差异曲线相切的B点表示最优消费量。消费束B就代表商品1价格上升时，调整货币收入以使原先的消费束能够支付得起的最优消费束。在图示的横轴上，从A到B的移动（a-b）就被称为替代效应，它指的是当价格变动但购买力保持不变时，消费者如何用一种商品“替代”其他商品的情况。

第二阶段即“移动”的过程，预算线的斜率保持不变而购买力发生变化，也就是商品相对价格保持不变而收入变动时发生的移动。与转动后的预算线相比，消费者的最优选择由B变为C。在图示的横轴上，从B到C的移动（b-c）被称为收入效应。

那么，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消费者的需求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一变动的符号是什么样的？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正常商品和低档商品的概念。需求量随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上升而增加的商品被称为正常商品，需求量随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上升而减少的商品称为低档商品。在通常情况下，消费者消费的商品的数量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所以，我们在此处假设消费者所消费的全都是正常商品。

显然，由上面的定义可知，当收入减少时，消费者对正常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环境下，消费者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商品价格的上升导致收入相对减少，从而产生负的收入效应。

根据显示偏好原理和最优选择假设，替代效应总是与价格的变动方向相反。所以，当商品价格上升时，由替代效应引起的需求变动总方向为负。

综上可知，在消费者消费正常商品的前提下，如果商品价格上涨，则无论收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均与价格负向变动，也就是说，价格上涨时，只要消费者收入不变或涨幅小于商品价格涨幅，则其消费的商品数量一定会减少，正如图中所展现的消费者的消费组合从A变成C。

3.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效应。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首先体现为不同社会群体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不同，他们在通货膨胀中遭受的福利损失不同。甚至可以形象地说，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是一种“劫贫济富”的效应。

总之，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具体表现为：低收入者（拥有较少禀赋者）福利受损，高收入者（拥有较多禀赋者）却可以获益；以工资和租金、利息为收入者，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害；而以利润为主要收入者，却可能获利。

三、结论

我国目前正在经历通货膨胀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也给我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利益受损，而高收入群体却能在通胀中获益。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监督调控作用的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在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维护广大民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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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2）成本理论。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最大化。（3）市场理论。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变化率。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以Q代表总产量，L、K、N、E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Q=ALαKβ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

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留利。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资。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

（3）经理（或厂长）的工资。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主要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业年龄。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对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据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在Gordon和Li（1995）看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间、地区、规模和产业等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可以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所解释；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Xi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对于上述生产函数，分别运用OLS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这里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留利对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10%；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中，留利对产出增长的解释大约8%；在残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看来，留利是企业发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说，剩余权对于企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浮动工资比例也对企业效率有着显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该变量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8%；在另外两个模型中，效率约可增长5-6%。

企业年龄变量对企业产出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其解释程度达到12%；即使排除了随机误差项干扰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应增长也达到7-9%。

经理（厂长）工资变量对企业效率也有着积极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产模型和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分别为3-5%。

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业的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相当稳定，其在OLS和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应水平上，而在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篇9

2.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家假设条件：

商品类别 替代效应与价格的关系 收入效应与价格的关系 总效应与价格的关系 需求曲线的形状

正常商品 反方向变化 反方向变化 反方向变化 向右下方倾斜

低档商品 反方向变化 同方向变化 反方向变化 向右下方倾斜

吉芬商品 反方向变化 同方向变化 同方向变化 向右上方倾斜

⑴“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设条件：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

⑵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商业双方都知道对方的信息，也都知道对方知

道的信息。（双方可以替代为多方）

3.一种商品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

4.需求函数：表示一种商品的需求数量和影响该需求数量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5.需求定律：需求曲线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它的斜率为负值。它们都表示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

6. 一种商品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愿意而且能够提供出售的该种商品的数量。

7.供给定律：供给曲线表现出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即供给曲线的斜率为正值。它们都表示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成同方向变动的规律。

8.均衡：其最一般的意义是指经济事物中有关的变量在一定条件的相互作用下所达到的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

9.局部均衡：就单个市场或部分市场的供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10.一般均衡：就一个经济社会中的所有市场的供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11.均衡价格：该种商品的市场需求量和市场供给量相等时的价格。

12.市场出清状态：市场上需求量和供给量相等的状态。

13.需求量的变动：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由某商品的价格变动引起的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动。

14.需求的变动：在某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其他因素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动。

15.供给量的变动：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由于某商品的价格变动引起的该

产品供给数量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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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2）成本理论。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最大化。（3）市场理论。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变化率。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以Q代表总产量，L、K、N、E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Q=ALαKβ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

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留利。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资。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

（3）经理（或厂长）的工资。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主要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业年龄。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对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据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在Gordon和Li（1995）看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间、地区、规模和产业等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可以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所解释；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Xi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对于上述生产函数，分别运用OLS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这里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留利对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10%；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中，留利对产出增长的解释大约8%；在残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看来，留利是企业发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说，剩余权对于企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浮动工资比例也对企业效率有着显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该变量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8%；在另外两个模型中，效率约可增长5-6%。

企业年龄变量对企业产出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其解释程度达到12%；即使排除了随机误差项干扰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应增长也达到7-9%。

经理（厂长）工资变量对企业效率也有着积极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产模型和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分别为3-5%。

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业的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相当稳定，其在OLS和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应水平上，而在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变量中，除开工率外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产业变量等虽然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但效应有的不明显，有的不清楚。

另外，运用前沿随机生产函数模型还对国有企业的平均效率进行了测定，它大约在0.5左右。这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达到生产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虽然市场竞争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应不明显，但这说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效率很低，与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恰恰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的放开程度。

三、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较

为了更全面地透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对国有企业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与非国有企业效率的比较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对此，刘小玄（2000）从所有制结构和企业隶属等级制的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姚洋（1998）则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刘小玄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为基础，从全部75万家企业中选择了20余个产业，共计大约17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生产函数模型和OLS计量方法，分别对普查数据中提供的所有制变量和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主要是：

就所有制变量的影响看，国有企业在全部测定的行业中效率最低，这个结论相当稳定，并且在所有测定的行业中表现得完全一致。同样，另一个十分稳定的结论是，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具体来说：以国有企业为参照系来比较，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大约为国有企业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其次为三资企业，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2倍左右；再次为股份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其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1-2倍。

这一结果表明，企业产权关系对企业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国有企业效率最低是由于产权结构单一，难以形成所有者激励；令人关注的股份制企业效率不高，是由于其是人为的捏合和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初步形成的产权结构还不够稳定，尚处于未定型的产权状态；而私营和个体企业的良好业绩则完全来自于明晰的产权关系，这种产权关系不仅十分稳定，而且是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样，三资企业良好的绩效主要得益于其相对明晰和稳定的产权关系。

对于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所有的行业中，村级企业的效率最高，而且十分稳定和一致。其次，在大部分行业中，乡、镇、村或街道这一层次的企业平均效率明显高于县级以上的企业。这表明，处于比较低的等级层次的、均为计划外的民营企业，往往比那些较高等级层次的、主要是计划内的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具有较高的效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实际上是与所有制因素相联系的。因为等级越低的企业往往是由民营或私有企业组成的，这些企业的产权模式实质上是古典式的；而中央或省地级控制下的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这与上述所有制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企业的效率高低不在于行政隶属等级的高低，而且二者恰恰表现为反方向的关系。

可见，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转轨状态下，越是远离计划控制链条的企业发展得越快，效率也越高，而且这种效率通过市场竞争关系逐渐“辐射”开来。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的结论。

姚洋（1998）分析了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国有经济成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对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作用之一便是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这种提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其一，非国有企业改变了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变无人负责为有人负责，从而达到节约投入、提高效率的效果。其二，非国有成分的增加还可能对全体企业从两方面产生正的外部性：（一）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加剧了市场竞争，从而迫使所有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提高效率，以便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这种效应称为内部效应；（二）外资的进入可能同时带入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并扩散到其它企业中去，这种效应可以称为外部效应。

姚洋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抽取了12个大类行业中的14670个企业作为样本，首先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估计这12个大类行业的生产函数，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各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并对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集体企业的技术效率高22%，私营企业高57%，国外三资企业高39%，港澳台三资企业高33%。可见，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时，这些统计结果也充分地证明了非国有成分对提高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内部效应。

那么，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国有企业的外部效应如何呢？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行业中集体企业和国外三资企业的数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别提高0.2%和1.1%；但是行业中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同等数量的增加却使得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别降低0.7%和2.8%。前者的正外部效应说明，集体企业和国外三资企业在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时，也对本行业的生产和管理技术的传播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后者的负外部效应说明，尽管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自身的效率比国有企业高，它们的增加却对行业内其它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后一结果的一个解释是，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导致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造成产品的积压，因而减低了效率。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封闭性较强，不轻易转让自己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四、结论

通过以上粗线条的介绍和综述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有很强的解释力，为我们分析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问题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对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分析，更需要严肃的实证分析，以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全面的决策参考。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说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国有企业效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

其它因素中，产业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表明我国市场经济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垄断性特征，由此形成一定的垄断性的效率来源。地区因素表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具有明显的生产率优势，这可能得益于该地区的开放程度、市场发育程度以及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等因素。当然还有其它未提到的因素可能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还需要从新的角度进行挖掘。

国有企业的效率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其它非国有企业相比都要低，这与国外关于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与国有企业自身的性质、所有制结构、行政隶属等先天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预示了国有企业有进一步改善效率的巨大空间，这也许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的引进得以实现。

国有企业先天效率的低下以及非国有企业对整个企业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也向我们提供了一条有益的启示，这就是政府应尽量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鼓励其它非国有经济成分的生长，把政府可管可不管的事情尽量交给市场去完成，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结构达到自然的均衡状态，这也许是中国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刘小玄、郑京海，1998：《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1985-1994》，《经济研究》第1期。

刘小玄，2000：《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经济研究》第2期。

姚洋，1998：《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2期。

张军，1998：《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的方法》，《经济研究》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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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监管 体制创新 评价框架 效用假说

一、引言

金融监管是一种补救市场失灵，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和有效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使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制度安排。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体制创新之间是一个相互博弈的作用过程。由于监管体制的时滞，监管方几乎总是处于被动反应状态。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行为简单地看是盈利动机驱使，从深层次看却是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相对落后，阻碍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没有永远成功、有效的或者永恒不变的监管体制，所以才要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不断的创新。

二、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含义

从熊波特的创新理论出发，结合金融监管体制的定义来理解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含义。金融监管体制创新是指那些便利获得被监管者的信息、适应金融监管全球化的技术进步，以及新的金融监管体制理论和更发达更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组织模式的出现。

金融监管体制创新都是为了替代当时己经成为金融发展阻碍的金融监管体制。率先进行体制创新的国家都是为了化解本国金融业发展的阻碍，所以每一次的体制创新都是对原有体制的扬弃，这就是体制创新的表现，新的体制成为随后一个时期金融稳定发展的保障，这就是制度创新的意义所在。所谓金融监管体制的根本层面，就是金融监管主体构成。这也就决定了金融监管主体结构的变化是金融监管体制创新重要表现。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以及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的动态博弈，决定了金融监管的体制的变革，我们要从金融监管体制变迁的含义、背景和原因与目的进行分析 。

三、制定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评价框架――金融监管的效用假说

各国之所以变革其金融监管体制，其原因必定是新的体制要好于旧的体制，但是，体制变革的好处往往取决于各国具体的条件。这里，尝试根据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效用理论，解释金融监管体制创新，从而得到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更好地对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效果给出一个全面综合的解释。

各国对金融活动的监管所要实现的两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保证系统性稳定(S)和保护消费(投资)者的利益(C) 。S与C就类似于我们在进行效用分析时的两种商品，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取得相同程度的系统性稳定和消费(投资)者保护，所需要支付的成本是一定的，也就是说，两目标的相对价格是不变的，即ps/pc=，则有金融监管的效用函数U=U(S， C) 。这里的监管效用，并不是指单个的监管机构的效用，而是指全社会的总体监管行为所取得的效用，这往往就不只包括监管机构，也可能包括中央银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也即对金融市场的人为干预所要达到的总效用。

一国的金融监管能力取决于该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和金融监管的体制安排模式等诸多因素。金融监管体制的变动，必然会对金融监管的效用产生影响。一般说来，可以将体制变革的效用分为：体制变革后的收入效应、体制变革后由于两目标价格变化所带来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首先是体制变革的收入效应。即指通过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使得一国金融监管能力发生了变化，也即金融监管预算线的变动。例如，将原来分散的金融监管部门整合为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能够带来规模经济，也即降低了监管的体制成本，从而提高了金融监管能力。

其次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带来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金融监管体制发生变化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由于监管能力的提高而获得体制变革的收入效应，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用，但是，正如前而所讨论的那样，体制变革后由于新体制对不同金融监管目标评价可能发生某些转变，这样它要取得相同程度的金融监管目标所要支付的成本也会发生改变。我们假设整个社会对于金融监管各目标的偏好不变。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这种改变视为两目标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已经指出，新成立的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机构，往往更加重视消费(投资)者保护的目标，其采用的监管技术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即改进有利于消费(投资)者保护的监管技术。也就是说，两目标相对价格随着监管目标和技术的转变而变化了，即C的价格相对下降，S的价格相对上升。同样，为了取得等同的系统性稳定的目标，将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并成立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往往需要与中央银行和则政部等部门进行紧密的交流与合作，其相应的成本也会增加，这也可以视作系统性稳定(S)价格的上升。

由此可见，两目标相对价格发生变化，金融监管的效用下降。与一般的效用分析一样，两目标相对价格的变化对金融监管效用的影响也可以分解为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

通过对由监管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收入效应，与体制变革后两目标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之和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判断金融监管体制变革是否提高了金融监管的效用 。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监管效用假说，只是试图给有关监管体制改革效果的讨论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个假说本身是以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为基本出发点，其隐含的假设条件十分简单，如它假定金融监管的两个目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计量的，金融监管的成本与收益也是可以计量的，两目标的关系也符合正常商品的性质，而金融监管预算线也符合消费者预算线的性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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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onprinciplesofeconomics,thispaperAnalysestheproblemsofthepirateversionsonmusicandvideoproducts.Alsothinksabouttherightwaytosolvetheseproblems.

Keywords：pirateversion;tradeoffs;incentives;demandandsupply;againstpirateversion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音乐、电影、电视剧等一系列文化产品逐渐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随之而来的音像制品的盗版现象又逐渐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音像制品盗版现象的现状进行分析，探索这一现象的一些解决方法。

一、盗版音像制品的市场分析

盗版音像制品因盗版的类型不同可分为光盘盗版、互联网盗版、可下载盗版等。这里我们主要以光盘盗版为例。

1.需求角度看：据相关网站公布数据显示，在2002年上半年，好莱坞影片的收入中有42亿美元来自于影片的DVD及录像带的租售，而这些电影的票房总收入却只有17亿美元，不到总收的29%。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使DVD机和压缩光盘在品质不断提高的同时，价格一路降低，从而迅速普及到家庭。因为DVD光盘有着很多电影院所不具备的优势，比如可以重复观看，可以任意时间观看等。通过购买DVD光盘观看电影逐渐成为大部分观众的选择。统计资料显示,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国民的消费结构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变,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需求大幅增加。2004年,我国人均GDP为10533元,相当于1274美元,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同时,在我国,由于文化作为一个产业才刚刚起步,文化生产力与人民的文化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一边是旺盛的市场需求,一边是巨大的市场空白,这就给盗版制造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与此同时，价格昂贵的正版音像制品也令许多消费者望而却步。根据需求曲线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市场上的正版音像制品是无法满足消费者的个人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部分非法厂商看好了音像制品的盗版市场。盗版音像制品虽然质量不如正版，但是其价格可以是正版音像制品的二十到三十分之一，况且这些消费者多数不是文化行业的专业人士，在音质画面质量方面都没有过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作为理性人必然会对盗版音像制品给予他们的激励做出反应。由于消费者的购买受到消费者收入和商品价格的约束，消费者对音像制品的需求富有弹性，当他们对面临正版与盗版的取舍时，他们多数会选择价格更低的盗版音像制品，从根本原因上看在于这种选择能够给他带来最大效用。

2.供给角度看：首先,正版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才是盗版泛滥的真正原因。

其次,在正版品生产的垄断条件下，其垄断价格的巨大垄断利润对其他企业是一个巨大的激励，而在过高的版权费用和制度硬壁的双重阻拦下，这种激励就转化为生产盗版品。据美国电影协会估计，一部制作费用5500万美元的电影在营销方面需投入2700万美元，而盗版者却不会为此支付一分钱，而是简简单单地“搭便车”。

另外,在盗版品的强烈冲击下，生产正版品的成本因加强防伪等原因而大大提高，而价格却在盗版品的竞争中不断下降，从而正版品的价值大大降低，这又进一步强化了盗版品的生产和供给。

二、盗版音像制品的经济效应

1.消费者剩余：短期，由于盗版品的存在，使一部分原本没有购买音像制品的消费者能够购买一定数量的盗版品，从而增加消费者福利。原来购买正版品的消费者改为购买盗版品，盗版品的低价格而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消费者剩余。长期，如果这种现象持续势必会影响到正版音像制品以及相关文化产业的生产，没有好的作品带给消费者，即使有再先进的盗版技术也会使消费者福利受到巨大的损失。

2.生产者剩余：由于盗版的存在，会增加正版生产者防伪反盗版方面的成本投入，从而使正版生产者的生产者剩余减少。而盗版者利用盗版所得利润继续投入盗版生产，从而将正版生产者的生产者剩余转移为自己的生产者剩余。据中国音像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光盘的销售量约50亿张左右，而我国合法生产线一年的生产能力只有6亿张，这之间形成的差额，成为盗版市场泛滥的空间。

3.社会福利：盗版活动会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市场上盗版音像制品的存在必将影响到正版音像制品以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因为盗版产品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使正版制品的预期收益为零，甚至为负时，正版文化产品的生产将减速甚至停止，这将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进而造成对社会福利的消极影响。

三、音像制品的盗版现象的解决方法探索

盗版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异常严重的问题，而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情况仍将继续。甚至政府一些相关数据表明，盗版的比例高达90%。大量盗版作品从周遍地区涌入中国，而中国境内的盗版生产线也在不断增加。

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已经设置了相关的法律和监督机构，来打击盗版音像制品的生产，但是效果并不乐观。所以，我们应该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来反盗版，即有效利用市场机制反盗版。

首先，我们想到的是市场中的正版音像制品应适度降低价格，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近年来正版音像市场在盗版的追逼下，无论是音像出版企业还是发行商已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降低正版光碟的价格，目前一张盗版DVD的零售价在8元左右，而正版的DVD的价格尽管近年来经历了“大跳水”，还是在15元左右，如《英雄》DVD和VCD的零售价分别为20元和15元人民币。然而正版音像目前的状况并不乐观，音像制品的税收高于图书、报纸、杂志等出版物，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加大，难于扩大再生产。所以，适度降低对音像行业的税收，降低音像制品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音像制品的价格，应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其次，面对盗版对正版的冲击，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由正版市场的竞争无力造成。除了在工商司法方面加大打击盗版的力度外，对于正版音像生产销售商来说，更重要的是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依据垄断竞争市场的特点，正版音像制品树品牌、做特色，才是立足市场的关键。同时构建一个更加灵活、更加开放的文化管理体制,让更多的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让更多的文化资源进入被开发的行列,让更多的国外文化产品通过正当的渠道进入国内文化市场才是抵制盗版，使得我国文化产品发展和繁荣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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