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起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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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

1　次贷的兴起

21世纪初，刚刚步入新千年的美国，并没有因卓越的创新力引领着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相反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及2001年“9.11”恐怖事件的发生给美国经济以沉重打击，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经济步入萧条的风险越来越大。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在2000 2004年间连续降息25次，利率从6.5％一直下降到1％，大量低成本的资金注入市场，这种高流动性的经济环境为次贷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次贷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简称，它是为那些负债占收入比重较大，信用等级比较差的借款人提供的住房抵押贷款。贷款机构出于信贷风险的考虑，一般要求次贷借款人支付相比于优质信用借款人更高利息。可是在低利率的市场环境、房价的持续上涨以及银行“零首付”的诱惑激发了美国人(特别是信用等级低的群体)贷款买房地产的热情，“人人均有可住”的美国梦视乎就快成真。与此同时，次级贷款的数量也与日俱增，虽然违约时有发生，但没有良成大错，不过危机埋下伏笔就此埋下。

2　次贷衍化成金融产品

若只是单纯小规模的信贷危机所进发出来的能量并不足以危急到全球经济，然而正是美国引以为豪的金融创新加剧了危机的程度。居民对房地产的狂热，使得抵押贷款机构信用额度和风控要求是无法满足居民对购房资金的需求，再加上房地产持续增值，借款人良好的还款记录给次贷银行带来的丰厚利润让投资者们对次贷市场垂涎欲滴，次贷衍生品及其证券化应运而生。于是一些金融机构将抵押贷款机构的次贷“打包”成金融产品，邀请著名的评级机构给予金融产品投资级的信用等级后，向诸如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不同风险偏好大型投资机构出售。这也使那些极具风险的次贷进一步延伸到美国的金融体系中去，同时次贷衍生品的出现让抵押贷款机构增加了运营杠杆，加剧财务风险。截止2007年7月美国按揭贷款余额共计10万亿美元。

3　金融危机的爆发

低廉的资金成本的时代不会永远存在，房子一买就涨的现象也不会持续。05－06年间，美联储防止经济过热，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升到5.25％。高利率所产生的效应使得资产贬值，借款者债务负担加重，房贷违约屡屡发生，金融机构流动性不住，资金周转困难。

从2007年初，一些贷款机构开始暴露出财务问题，问题波及范围不断扩大，最终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此时次贷以及衍生品成了烫手山芋，失去了流动性和价值，对于许多持有大量高风险衍生品敞口头寸大型金融机构来说无疑会遭受沉重打击。期间，美国政府还秉承“看不见的手”会自动修复市场的金科玉律，对市场鲜有政策支持，最后错过了救助市场的最佳时机。到08年，美国五大投行无一幸免于难，保险巨头AIG、房地美和房利美、福特、通用等知名公司在危机中摇摇欲坠。这场危机严重地冲击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破坏了全球金融秩序，最终导致世界性经济衰退。

二、金融危机给予启示

1　宏观调控与微观管制

当经济处于过热或者萧条时，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自由市场的现象屡见不鲜。通过货币市场自身调节机制来抑制通胀，促进经济是自由市场国家所深信不疑。但是这次危机的爆发，却正是美联储频繁地利用货币政策调节利率(短短6年间利率振幅从-5.5％到+4.25％)，使市场的流动性发生剧变，造成了经济的动荡。因此央行在利用利率手段调节货币市场的供求时，要注意调整的幅度以及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因地制宜适当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稳定作用至关重要。

美国政府长期对华尔街放任自流，无效监管导致金融衍生品泛滥，各大投行金融杠杆屡创新高(雷曼破产前杠杆达到过惊人的30倍)，无疑是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这都是因为政府在金融衍生品监管方面的缺失，信息披露制度制定上的缺陷。现在我国金融业正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为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政府一定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制度。

2　商业模式

美国投资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吸引投资者的商业模式一直为人称赞，其中高盛因强大的吸金能力(美国第一大投行)被誉为“巨大的吸血乌贼”。可是在这场金融海啸中，五家投行面目全非，贝尔斯登被收购、雷曼破产、美林成为银行控股公司、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遭受巨额亏损。过分依赖于出售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品的盈利方式，在此次危机中被证实为是失败的商业模式。这也为我国专业投资银行的发展提供经验。

与此同时，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衍生品评级时，错误的评价误导了一大群盲从投资者，最终铸成大错，其中有失公正的评级并非失误，而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的运作模式在其中作怪。如今中国信用体系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构建和完善信用体系时，应吸取此次教训，贯彻以公平为先，效率兼顾的指导思想，营造一个客观公正的信用环境。

此次危机发生前，抵押贷款机构通过低利率，零首付等方式诱惑信用不良的借款人贷款买房，这让贷款机构承担了巨大的信贷风险和道德风险。后来，利率上升，房价下跌，违约率攀升，许多贷款机构资不抵债，申请破产保护。而在中国，自从1996年房改以来，居民对住房的需求有增无减，各大中城市房价屡创新高，人们也渐渐接受贷款买房的消费习惯。但是我国商业银行在信用评级上还未轻车熟路，应避免由于过度竞争而放松贷款的条件，疏忽信贷的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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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周期是指金融经济活动在内外部冲击下, 通过金融体系传导而形成的持续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Mishkin，F.S，1999）。对于如何解释货币冲击或股市崩盘导致的短期经济剧烈波动，传统周期理论已然不具备说服力。而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从委托-问题切入，为人们认识金融危机的形成、发展和蔓延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视角，同时对现行货币政策的操作具有一定的启示。

理论回顾

Bagehot最早正式将金融因素引入经济周期模型，并尝试建立内生经济周期理论。他指出，当银行家手中的可贷资金余额全被借光，将会刺激真实经济扩张， 拉动真实利率和商品价格上升。在繁荣阶段过后， 整个经济结构就变得十分脆弱，这将导致经济扩张的结束（宋玉华、李泽祥，2007）。

Fisher（1933）等人提出的信贷周期理论奠定了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Fishe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指出在信息不对称、存在金融市场缺陷的条件下，经济繁荣阶段的“过度负债”与经济萧条阶段的“债务清算”及“困境抛售”等外生冲击，是生成信贷周期的重要原因，银行信贷是经济周期的重要传导渠道。

由于“货币中性论”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导致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发展迟缓。到20世纪80年代，Bernanke等人对货币和证券“中性论”进行了批判，认为金融因素对经济周期运行影响显著，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该理论从委托-问题切入，认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市场摩擦会放大金融冲击，解释了货币或资产价格冲击导致经济短期剧烈波动的现象。“借款人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信贷渠道”是金融经济周期里两个最重要的放大传导机制，通过市场摩擦发生作用（Campello，M，2003）。金融市场上起初较小的冲击，被这两个机制不断放大，致使流动性加速收缩，影响企业的融资条件和投资水平，从而导致经济出现剧烈的波动。

信息不对称在金融危机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

金融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或由不完全市场和合同造成的不可证实的信息会产生市场摩擦。市场摩擦使得金融市场上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金融市场上的市场摩擦一方面限制了最优风险分散，另一方面阻碍了资金的有效配置，即资金流向具有投资机会的投资者。这些投资机会可能是真实项目，也可能是由于金融资产定价错误造成的市场套利机会。

比如次贷危机发生前的美国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就比较严重。由于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产品和市场变得日益复杂。一些金融产品，特别是结构性产品，其价值依赖于违约事件的相关性结构，这本身就难以估算。对资产抵押证券定价也很困难，其打包抵押的资产池里包括抵押贷款、学生贷款等资产，要准确定价就必须对资产池里每一项资产的质量核实、估价。这就产生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此外，专业化导致金融市场进一步细分，能对市场上的金融产品给以正确估价的投资者越来越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专业投资者和非专业投资者之间变得格外严重。

市场上缺乏有效监管，导致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恶化。各种金融衍生品从“贷款发起到最终证券化销售”链条上涉及很多环节和机构，美国分散的监管体制使得没有一个机构能全程监管并负责整体风险状况。美国非银行金融部门（影子银行体系）在危机发生前几年发展迅速，但美联储对结构投资载体（SIVs）、投资银行等重要市场参与者缺乏有效监管，未能实现金融安全网的全面覆盖。而市场监管者又过于信赖新型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管理能力，对金融机构放松借贷标准的行为没有及时制止。这样的监管真空把信息不对称的矛盾推向深化。

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市场摩擦阻碍了市场自我调整，限制了市场套利活动。套利的速度因为受到套利者资金和知识的限制而降低，专业投资者需要时间去筹集资金，非专业投资者需要时间去理解如何投资复杂的资产，因而市场摩擦本身消失得很慢。当市场价格发生异常波动时，市场摩擦的长时间存在阻碍了价格修正，并且成为流动性冲击放大机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流动性冲击与金融危机的互动关系

（一）危机前后的流动性变化

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变化会贯穿于整个金融危机。通常在危机以前信贷条件宽松，流动性充裕，筹措资金容易。例如，美国的次贷危机根源其实早已存在。美联储认为科技泡沫的破裂和9/11事件对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因此及时应对，在2001-2004年期间为经济提供大量流动性。当成功地化解了这些外部冲击后，美联储没有及时收回流动性，过多的流动性继续留在货币市场，导致市场实际利率长时间处于低位，以致房地产市场出现大量泡沫，从而产生危机。Berger和Bouwman（2008）研究发现银行危机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危机之前都会有不正常的正的流动性创造。这一特征完全符合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反映了危机之前资本积聚和借贷标准的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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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呆账坏账严重。当时东南亚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是靠房地产投资拉动的。东南亚国家在推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也致力于在房地产业中引进竞争机制。由于房地产业投资回报率高，从而吸引了大量资金，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形成地产泡沫，严重冲击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出口大幅度下降，经常项目收支状况恶化。东南亚国家贸易结构相对单一，极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八十年代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九十年代转向高技术产品，主要是电子产品。1996年全球电子产品市场需求萎缩，东南亚各国出口急剧下降，如泰国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22.15%猛降到1996年的0.11%。这对主要依靠出口增长带动的东南亚经济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3、外债负担沉重，构成不合理。危机前，东南亚各国大都实行盯住汇率，并相继放开资本账户的管制。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国家经常账户几乎一直存在着赤字，像泰国外债就已达850亿美元，原本就不平衡的国际收支状况雪上加霜，货币贬值压力加大，最终诱使国外投资者发动了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攻击。

4、汇率政策僵硬，金融调控机制失措，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东南亚国家普遍实行了以盯住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这种制度的代价就是中央银行难以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自主、灵活地实施本国货币政策。如，1993年和1994年泰国出现了经济过热，但中央银行无法提高利率。而1995年和1996年美元利率开始上升，泰国经济陷入不景气，这时需要降低泰铢利率，泰国银行同样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5、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泰国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其他国家。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使得东南亚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因此当泰国金融当局抵挡不住泰铢贬值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时，国际投机势力立即冲向其他国家的货币，再加上其他国家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与泰国类似，所以金融动荡遍及东南亚在所难免。

6、国际游资兴风作浪是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外部因素。当时，国际金融市场上，日本股市复苏，美元持续走强，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纷纷撤离，从而构成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粗略统计，当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短期银行存款和其他短期证券至少有712万亿美元，并且呈现出与日俱增的趋势。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势力在此次危机中兴风作浪，成为引发和加剧这次危机的导火索和罪魁祸首。

二、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产业的发展应以充分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为主导。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和劳动力结构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企业，一般规模不会过于巨大，多数依靠国内自有资金即可建立起来，不会形成过渡依赖外债来发展经济的格局。而且，这样的企业竞争力强，利润率高，一般不会出现还本付息的问题。随着资源结构的升级，资金逐渐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自然要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升级。这样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最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以及较快速地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2、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房地产和股市的发展容易产生过热现象，很容易变成泡沫。政府应考虑经济的合理布局，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给，避免经济活动过渡集中于一两个城市。在减低股市的过热方面，政府应避免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让银行储蓄有合理的利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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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因次贷问题而引发的金融危机有着复杂的确背景，我认为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刺激经济的超宽松环境埋下了隐患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破产，标志美国次贷危机大爆发。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源头是其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为避免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压低银行利率的措施鼓励投资和消费。从2000年到2004年，美联储连续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降到1%，贷款买房又无需担保、无需首付，且房价一路盘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提供次级抵押贷款本是一件好事，使得低收入者有了自己的住房。对一般个人家庭来说，低利率和房产价格一路飙升，编织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投资住房成为巨大的诱惑，于是大量居民进入房贷市场。到2006年末，次贷涉及到了500万个美国家庭，目前已知的次贷规模达到1.1万亿至1.2万亿美元。

2.以房产作抵押是造成风险的关键

美国次贷的消费者以房产作抵押，房产的价格决定了抵押品的价值。如果房价一直攀升，抵押品价格保持增值，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信誉和还贷能力。一旦房价下跌，抵押品贬值，同一套房子能从银行贷出的钱就减少。如果贷款利率被提高，次贷使浮动利率也随着上升，需要偿还的钱大大增加。次贷贷款人本来就是低收入者，还不上贷款，只好放弃房产权。贷款机构收不回贷款，只能收回贷款人的房产，可收回的房产不仅卖不掉，还不断贬值缩水，于是出现亏损，甚至资金都流转不起来了。房价缩水和利率上升是次级抵押贷款的杀手锏。

从2005年到2006年，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市场利率进入上升周期。由于利率传导到市场往往滞后一些，2006年美国次贷仍有上升。但加息效应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

3.次级贷款资产的证券化加重了危机的扩散

美国绝大多数住房抵押贷款的发放者是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地方性的商业银行也涉足按揭贷款。这些机构的资金实力并不十分雄厚，大量的资金被投放在住房抵押贷款上对其资金周转构成严重的压力。一些具有“金融创新”工具的金融机构，便将这些信贷资产打包并以此为担保，用于发行可流通的债券。给出相当诱人的固定收益，再卖出去。许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投资于这些债券。抵押贷款企业有了源源不断的融资渠道，制造出快速增长的新的次贷；投资机构获得较高的收益。

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工具使得投资机构现金流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利益也得到了分解和共享，风险也得到了分摊。但事物都有两方面，金融创新制度带来风险分散机制的同时，也会产生风险放大效应。像次贷这样一种创新使美国不够住房抵押贷款标准的居民买到了房子，同时通过资产证券化变成次级债，将高风险加载在高回报中，发散到了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买了美国次级债的国家，就要被迫为美国的次级危机“买单”。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次级贷款人还不起贷时，不仅抵押贷款企业陷入亏损困境，无力向那些购买次级债的金融机构支付固定回报，而且那些买了次级衍生品的投资者，也因债券市场价格下跌，失去了高额回报，同样调进了流动性短缺和亏损的困境。自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金融机构开始报告大额损失，反映了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的价值大幅下跌。

次级贷款资产的证券化过程实际上是资产组合和信用增级的一个过程，也是多种资产叠加、多个信用主体信用叠加的一个过程，在资产证券化后，这种资产证券化组合的信息和相关风险信息披露可能趋于更加不透明，导致市场中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读懂其中的风险，更不用说对其进行实时的风险定价了。由于对资产真正的价值和风险认知不足，投资者严重依赖评级公司的报告作出决策。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在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影响已经越来越大，信用评级也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必要和重要环节。信用评级是否客观公正，是否真正了解金融工具，是否存在着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等，这些因素都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次级抵押贷款债券本来是从一些低质资产发展而来，“金融创新”则使这些低质资产通过信用评级公司评级获得了高等级标号，事后证明价值被严重高估。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损失不明，一旦次级抵押贷款出现了重大风险和损失，构筑在这些证券上信用增强和信用叠加也会如同沙漠上的空中楼阁一般会“瞬间倒塌”，由此必然会引起广大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恐慌，规避风险的本能加速了投资者的抛售，并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灾难也就在劫难逃。在次贷、证券化、信用衍生产品这个风险传递链条中，如果没有信用评级公司的参与，次按危机或许根本就不能发生。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美国因次贷问题而引发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我国应引以为诫。

1.认识和防范房贷的市场风险

房贷有房产作抵押，似乎是最安全的资产，但房产的价值是随着市场不断变化的。当市场向好时，房地产价格上扬会提高抵押物的市值，降低抵押信贷的风险，会诱使银行不断地扩大抵押信贷的规模。但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无休止地涨下去，因为任何企业或个人都不可能无视其生产与生存的成本。当市场发生逆转时，房价走低，银行处置抵押物难，即使拍卖抵押物，其所得收益也不足以偿还贷款。这不仅给贷款银行带来大量的呆账坏账，还会危及银行体系的安全及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银行需要在风险和收益中做出理性的选择，提高识别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2.认识和防范信用风险

次级贷款违约率高，原因在于贷款机构在放贷中没有坚持“三C”的原则，即对借款人基本特征（Character）、还贷能力（capability）和抵押物（collateral）进行风险评估。从国外的经验看，借款人的基本特征（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职业）、购房目的（自住还是投资）、婚姻家庭状况，还贷能力（房贷房产价值比、房款月供收入比、家庭总债务收比、资产负债比等）和抵押物（房产价值、新建房、二手房、使用期限、地段、独户、多层高层建筑等）都与违约率密切相关。

香港在东亚危机中资产价格大幅缩水，许多购房者承受负资产的压力，但银行却没有出现违约率大幅上升的问题，就是因为香港银行业自身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对个人住房贷款有严格资格审查标准，借款人购房多是自住，职业稳定，收入现金流不变，房产使用价值不变，仍会按期还贷。

我国的商业银行在扩大个贷业务中应避免“政绩目标”等非经济和非理性色彩，减少行政手段介入信贷资金配置，加强对借款人还贷能力的审查，对不同信用风险等级的借款人实施不同的风险定价、借贷标准，包括自有资本金、首付比例、利率、期限等，以促进银行从服务风险定价向客户风险定价转变，从粗放经营向精细化、个性化转变，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3.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和贷款规范

监管部门应监督从事住房信贷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各类贷款和保险产品的营销中，要向借款人充分披露产品信息，让借款者有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推进标准化的合约、贷款审核程序、借贷标准，规范银行贷款行为和贷后的服务。

4.建立房地产金融预警和监控体系，提高抗风险能力

既然金融风险在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监管部门的职责就是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预测、防范、规避和化解风险，提高风险的可控性。因此，建立房地产金融预警和监控体系是迫在眉睫，它将对银行体系的安全，房地产市场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5.政府部门应从危机中得到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