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发展类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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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发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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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土地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承载空间,不同地区土地形态类型及其组合决定了该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基础,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基于此,研究湖北土地形态类型的特点,寻找土地形态类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能为湖北省县域经济挖掘土地资源潜力、合理布局开发重点提供基本的科学依据,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和理论意义。

一、湖北省土地形态类型结构总体特点

由于不同土地形态类型的海拔高度、坡向、地表组成物质不同,不仅造成了耕垦条件上的显著差别,还制约着光、热、水的再分配,进一步深刻地影响各产业的生产和布局,从某种程度上说,区域土地形态类型的特点综合反映了区域自然环境因素的特点。

湖北省地跨中亚热带和北亚热带,又居我国地势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地带,地貌结构复杂多样。(图1)如,西南为武陵山地、西北为秦巴山地、东北为桐柏、大别山地、东南为幕阜山地,这些山地与中南部的江汉平原构成不完整的马蹄状地形态势;地跨我国东部季风气候区,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光能充足、热量丰富、无霜期长、降水丰沛、雨热同季等特点。平原占湖北省国土面积的19.9%、丘陵占2.6%、岗地占13.1%、山地占4.4%。总体上来看,在山区,土地结构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属于林牧为主的地带;过渡到中北部丘岗地区,土地结构为“六丘一水二分田”,土地资源丰富,宜农荒地多,属于种植业和多种经营为主的地带;再过渡到中南部平原湖区,土地结构为“一丘二水七分田”,水土资源丰富,属于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为主的地带。

二、土地形态类型构成特征对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

根据《湖北省农业资源与综合农业区划》中的有关数据,通过整理计算,可知湖北省四大县域土地形态类型构成。(表1)从表1不难发现,湖北省土地形态类型与县域经济差异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其中,发达及较发达县域的24个县(市)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鄂中江汉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区。这两个区的平原岗地比重很高,分别是77.1和73.8,实际上,这两个平原区耕地集中连片,约占全省耕地的1/2。其耕作土层深厚,自然肥力高,农田基本建设较好,可基本做到旱涝保收,此外,光温充足、水热组合较好等良好气候因素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障。同时,对其他产业发展产生有力的支持,形成经济发展的良好性循环。呈现出以江汉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及鄂北岗地为轴心的中东部地区领先发展,优越的地形条件是造成发达县域和较发达县域集中分布于鄂东、鄂中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般县域主要分布于鄂北岗地及鄂西山区相对发达的县(市)。鄂北岗地的平原岗地比重为42.5,远远高出鄂西南、鄂西北两个山区。后两者与鄂东山区几乎100%处于丘陵山地,地形破碎、耕地分散,地块小且质量差;日照少,春秋多连阴雨,不利的地形、恶劣的气候条件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状况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落后县域多集中于此,形成了鄂东山区、鄂西山区两翼相对缓慢与滞后的区域发展层次格局。就近几年的发展态势看,全省县域布局结构向三个层次的环状格局过渡的特征愈来愈明显,县域经济差异层次分明。全省较发达县(市)与不发达县(市)均相对集中,较发达县(市)全部集中于与湖北省荆州、宜昌、十堰、襄樊、孝感、黄石等主要城市相距300公里左右的内环区域的沿江、沿线地带,也即鄂东鄂中核心地带。25个特困县则集中于鄂西北、鄂西南地区及鄂东山区。以上分析表明,县域经济发展与较平坦土地形态呈正相关关系,或者说表现了山地、丘陵土地形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

三、结论

不论是发达县域还是落后县域,工业化和城镇化都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湖北省县域工业化进程具有以资源型企业推动为主导的特征,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有便利交通设施的支撑,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进程则需要有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支持,而城镇化进程带来的人口集聚又进一步引起了土地开发规模的扩大。湖北中部地区、东部沿江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资源肥沃,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经济发展的空间成本较低,加上劳动力、资本和区位等其他优势条件,经济发展很快,部分县域已经跨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而西部、北部广大地区尽管地域辽阔,但很多地区可利用土地匮乏且生态环境脆弱,生产建设的空间成本和环境成本就很高,再加上劳动力素质偏低、资本薄弱,致使经济发展缓慢,大多数县域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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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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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重大工程;县域经济;结构优化

一、引言

县域经济连接着乡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总量上看,全国县域经济总量是全国经济总量的50%,从人口上看,占全国总人口的70%人口为县域人口,从人均GDP看,县域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数的70%,是全国中心城区的50%[1],因此,可以说在我国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但是,相比城市经济而言,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幅员面积巨大的西部边远地区县域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西部边远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不仅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内涵,而且是国家的社会稳定、和谐与进步的重要保障。

二、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现状概述

我国对县域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调整、特殊类型如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王维平、刘书明(2011)指出了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布局等方面解决上述问题[2]。赵新宇、郭欣(2009)揭示了吉林省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演化的特点,指出了县域经济是吉林省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3]。郭思文(2014)结合寿光市产业结构现状,作出了进一步优化县域产业结构等相应对策[4]。针对四川等西部县域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集群、产业结构升级、特色经济、城乡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等研究。刘得扬、朱方明(2011)针对西部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对策和建议[5]。四川县域经济发展课题组(2005)总结了四川大邑县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经验及启示[6]。郭志刚、贾善和(2006)认为县域经济内产业集群的发展,会有效增强区域的竞争力[7]。王緌、陈国先(2008)提出了提升产业结构,增强区域产业竞争优势的观点,并指出了发展四川县域经济的新思路[8]。陈钊(2006)认为四川丘陵地区县域产业发展带有封闭性,应加强与中心城市的协作,大力发展招商引资和民营经济[9]。林鹏程(2006)认为四川农业大县发展县域经济应实现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10]。张白平(2007)认为应该利用民族地区的自然及历史文化资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11]。同时,对于重大工程与县域经济关系研究方面,只有张建全(2005)《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源头丹江口县域经济结构的影响》一文分析论述了工程实施对县域经济的影响[12]。这些研究对四川省整体县域经济的特点、发展不足和发展的趋势的研究较多,学者们针对县域经济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其中部分研究以一些具体县域的调查为研究基础,提出了相关县的特点、成功经验及启示;但研究四川等西部地区边远县域经济的成果较少;更难见到重大工程与县域经济关系研究文献。

三、重大工程建设对县域经济结构的优化

1.重大工程是一种外部力量对于经济处于长期低迷的状况,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于1957年在《经济落后和经济增长》中提出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指出:在不发达经济中存在促使人均收入提高和下降的两种力量,由于这两种力量的均衡而造成欠发达经济体陷入恶性循环,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此时,如果有外来强大的刺激力量打破这种均衡,落后经济会由此获得持续、快速增长的机会。西部大开发计划中的重大工程对于四川等西部地区边远地区的县域经济而言是一种重要的外来力量,能有效刺激四川等西部省区的边远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所以,研究四川等西部边远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尤其是重大工程与县域经济的关系对四川等西部省区的边远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社会首先经历农业和初步工业化为主的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再上升到以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最终实现发展重心是现代服务业的发达经济阶段,这就是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是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从而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西蒙.库兹涅茨在一系列关于经济增长的著作中指出,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是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结构的变化,经济生产中生产结构和经济生产中其他方面的结构,都是总体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罗斯托指出现代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一个产业部门变化的过程,经济增长发生的原因不能脱离对产业结构的分析。产业结构的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被许多经济学家所认同,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是总量增长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成长、演进的过程。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多数县域尚处于以农业为主农业和初步工业化为主的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经济总量小、第一产业比例较重,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现象,农业现代化程度低,工业技术水平低下,粗加工、高耗能企业多,金融、服务、旅游等第三产业尚在起步阶段,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共同特征,也是长期以来制约其经济实现飞跃增长的瓶颈。因此,调整产业结构、以农业产业化为突破口、发展新型工业化、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经济措施成为欠发达县域的共同方向,但是由于缺乏外力作用,仅靠县域自身的力量这些措施往往难以实现,成为纸上谈兵。

3.重大工程对汉源县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作用汉源县隶属四川省雅安市,是省定贫困县、享受少数民族地区待遇县、革命老区县、国家重点工程-瀑布沟水电站库区移民重点县。汉源县境内的国家“十五”重点建设项目-瀑布沟电站自2004年开工建设,2010年建成投产。电站的建成及投入使用,对汉源县经济起到了“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中重要的外部力量的作用,汉源县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经济结构,都实现了飞跃。农业方面,瀑布沟电站建设淹没了汉源县大量优质农田,使粮食减产,但是,农业生产总值没有因此下降,2007年至2012年农业生产总值分别为:81340万元、79721万元、79346万元、85868万元、96202万元,101711万元,其原因一是在新集镇、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便于进行农村土地集约化耕种,二是为了电站的建设需要施工方在库区修建了骨干公路网,为汉源县实现“村村通公路”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方便了各村农产品的运输,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第三,加快发展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推行“企业和专合组织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联营模式和“超市+协会+农户”等产供销一体化模式,推进订单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农业生产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农业正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特色农业转变,由小农经济向产业化、规模化转变,在电站建设的外力作用下,农业空间布局与结构调整有了资金和条件。

工业方面,瀑布沟水电站的建设对汉源县工业发展首要影响是建立了规模化的工业园区,并使淹没企业向工业园区搬迁,同时促进了企业间协作和产业的配套,创造了工业集聚的特殊条件;其次,工业企业获得了搬迁赔偿资金,并在重建中实现了企业改造与技术进步。利用电站建设淹没企业重组复建机遇,工业企业得以向园区集中,在园区内实现向新型化工业发展:完成了技改和降耗任务,优化资源环境,推动资源利用循环化和资源消化减量化、加大污染防治力度;第三,利用企业的迁复建建机会,强制淘汰了作坊式企业和“三高”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有效促进了工业的低碳发展。汉源县工业发展在资金和政策的保障下以企业迁复建为契机,以规划为龙头,以完善工业园区载体建设为基础,以产业项目为支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了汉源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第三产业方面,电站建成后,水库形成的汉源湖水面有84平方公里,在四川甚至西南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汉源在拥有多类型旅游资源的同时,更拥有得天独厚的湖泊资源优势,在周边旅游市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雅安市众多旅游城镇中,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旅游品牌和特色,成为雅安市的湖泊旅游基地。电站的建成为汉源县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条件,雅攀高速的通车更促进了汉源县旅游的高速发展。以2001年至2012年的财政收入和GDP数据形成的汉源县历年财政收入和GDP趋势图如图1所示:由上图可以看出:在重大工程实施的期间和之后,汉源县财政收入和GDP实现了更快的增长,即经济发生了飞跃发展。同时,表1是汉源县2008年至2013年历年三种产业比重表:从上表看出,2008年至2013年第一产业农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三产业逐年增加,结构调整比较明显。

四、启示和对策建议

汉源县经济飞跃带来的启示: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会直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重大工程的实施对县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重大工程对欠发达的县域起到了“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中所指的外来强大的刺激力量,使其冲破了“临界点”,由此获得持续、快速增长的机会。汉源县在抓住重大工程建设机遇的过程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经验:一是农业稳县,县域经济的农村性决定了其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走产业化、特色化农业道路,提高农业效益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前提;二是工业强县,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三是旅游富县,以水电站建设形成的巨大人工湖景观为依托,以“雅西”高速公路通车为契机,整合县域内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从而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经验对于相同类型的县域经济具有普适性意义。

(一)应该看到的是,汉源县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尚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1.工业产品价值链短,技术含量低。主要的工业是采矿业、矿产品初级加工,农产品加工,虽然建成了省级工业园区,工业企业得以向园区集中,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完成技改和降耗任务,消灭了“三高”产业和作坊企业,但由于工业企业技术含量还较低,产品尚处于初加工阶段,附加值低,因此工业总产值偏低,企业利润率较低。2.服务业水平较低,尚未形成现代服务业。汉源县现有的及较具备发展前途的是服务业是旅游业,但旅游的基础设施跟不上旅游者数量的激增,道路、停车场、酒店等设施在旅游旺季供不应求,形成了旅游发展瓶颈。金融业、咨询业等现代服务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二)针对上面的不足,可以采用以下的对策建议:1.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矿产品开采和初级加工、农产品加工是汉源县的传统产业,引入高新技术,推动加工产业向工艺制造、精深提炼等高端环节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益,提高产品附加值,优化工业企业结构。要精心扶持优势企业,形成特色产业和知名品牌,培植一批龙头企业,增强县域内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大力支持企业

的技术创新和经营创新,加强招商引资,着力引进技术水平高、产业关联度强的项目和企业,形成和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2.引导企业争创品牌。树立品牌意识,着力塑造汉源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品牌、矿产品区域品牌,以及建材业、化工业等区域品牌;加强区域品牌和产业集群品牌创建的宣传工作,将汉源品牌推广至全省、全国。3.重点扶持现代服务业。现代经济中,服务业对整个经济运行体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交通、批零贸易、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是支撑,房地产、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是新生动力。房地产由于历史原因在汉源县尚未进入市场,应加快土地市场规范,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积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拓宽服务业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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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工、农、中、建、交、国开等6家大型商业银行省级分行应根据全省县域经济3个类别县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中小企业客户服务部或者类似机构,明确相关责任和业务人员。县域分支机构当年新增存款,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范围内,剔除缴存资金外,大部分应当用于当地信贷投放。二是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贷款支持力度。按照银监会下发的《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重点,对3个类别县实行“分类指导、分别授信”。对推进县域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项目,特别是县域交通、能源、旅游、矿产、绿色农业产业等建设项目的资金要求,经评估论证符合要求的,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对信用环境好、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县(市、区),在项目的安排、贷款的审批上,给予优先考虑。三是积极推行“两个不分,一个中心”的扶持政策。坚持“不分经济性质,不分规模大小,以效益为中心”的原则,对县域内企业一律平等对待,采取“成熟一个、支持一个、发展一个”的政策。对产品有市场、有效益、有发展前景的新兴县域企业和项目,以及政府与有关部门筛选推荐的企业,给予重点贷款支持。四是制定适合不同类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贷款政策,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出针对不同需求的贷款产品,在县域若干物流中心试行联保贷款,并建立风险基金补偿机制;拓宽担保渠道,鼓励各行社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合法、有效、易变现的前提下,探索动产(存货)和其他权益(如应收账款,商标权、专利权)抵押或者质押,增加担保物品种,扩大担保能力,以适应中小企业实际,方便其获得贷款。

二、发挥政策性银行的功能

农业发展银行省分行及其分支机构,要在银监会批准的业务范围内,积极探索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对各级粮油储备、粮油收购与流转的企业,应当按照不同贷款性质,依据贷款条件,分别给予政策性、准政策性和商业性贷款支持。重点增加粮油加工贷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农业科技贷款、农业小企业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给予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农村流通体系建设贷款、农业生产资料贷款和商业储备贷款支持。

三、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参与县域经济

积极引导有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到县(市、区)设立机构,参与构建县域金融资源体系,有效扩大贷款投放规模,积极创新金融产品,优化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不断满足客户需求,大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从年开始,利用昆明市商业银行改制为富滇银行的机会,引导其到县(市、区)设置机构,扩大业务;符合条件并且有意愿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调整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鼓励其到县(市、区)或者村镇设立分支机构,承担起建立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责任,并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壮大自己。鼓励符合条件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挥村镇银行支持县域经济的作用。

四、发挥农村信用社支持县域经济的主力军作用

农村信用社应当立足“三农”、服务城乡、支持中小企业,积极推进“惠农金桥”行动计划,加大信贷资金投入,加快金融产品创新,加强金融优质服务,积极支持全省新农村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一是加大信贷资金投入。到年底贷款余额达到1276亿元,累计投放1950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余额达到731亿元,累计投放1170亿元。二是积极拓展金融产品。在传统信贷产品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和开发信贷产品,要积极拓展和创新农户贷款项目,主要包括: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小额扶贫贴息贷款、农民工创业贷款、农村党员带头致富贷款、生源地助学贷款等,满足农户不同层次的贷款需求。应当积极拓展和创新农业企业贷款项目,主要包括:特色农业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小企业信用贷款、小企业联保贷款等。三是在县(市、区)合理增设机构网点,逐步扩充现有的2431个营业机构网点的规模和功能,使全省农信社网点的基础设施和安保设施达到规定标准,同时采取定时、定点服务,旺季流动服务等方式,充分满足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消除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点。

五、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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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7-0148-02

一、研究背景

第一次提出“新常态”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省的行程中。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从结构层面看,经济结构全面变化,优化升级;从动力层面看,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化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的基本单元,国民经济的基本支柱和调节城乡关系的基本环节。《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指出,“2015年,中国经济仍旧延续了深度调整的态势,县域经济增速总体出现更为显著的下滑,更多县域经济体出现更大幅度的负增长,对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在新常态经济发展形势与在城市经济依然发挥“排头兵”重要作用而农村经济作业依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形势下,县域经济长期被忽视而导致作用尚未完全开发与发挥,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新常态下的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河南省县域总数108,其中包括88个县和20个县级市,50个市辖区。据2015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河南省总人口大约10 722万人,县域平均面积近1 400平方公里,县域土地占全省的90.7%。河南省108个县域经济的GDP总量达24 454.28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69.9%。在2016年在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中,河南省有新郑、巩义、荥阳、义马、新密五个县域上榜。全省县域经济已经成为支撑河南省的根本经济,因此,立足河南省县域经济现状,依据县域GDP、产业结构比重等指标对108个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分类,分为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第三产业拉动型等三大类型。

1.工业主导型县域经济

工业主导型县域,是指工业产值在GDP中占主导地位或绝对优势,工业的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一部分工业主导性县域经济依托本地区的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比如,荥阳矿产资源丰富、义马市的煤炭储量21亿吨,素有“豫西百里煤城支撑”之说,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这些县域经济主要是对资源进行加工,创造工业产业链,开辟县域经济发展道路,培育支柱产业,从而提升县域经济整体实力。

2.农业主导型县域经济

在农业主导型县域经济中分为现代农业主导型和传统农业主导型。对于现代农业主导型县域,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0%―20%,第二、三产业总产值比重达到80%以上,第二产业比重平均达到60%以上,通过发展农业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对于传统农业主导型的县域,大多是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如河南省的正阳县、封丘县、滑县、淮阳县、杞县、内黄县等县域,其第一产业产值占县域总产值比重的30%以上,缺乏工业资源和工业基础;第二产业的比重低于50%,县域经济发展缓慢。整体县域经济实力较弱,在全省的县域经济排名中较为落后,甚至个别县域经济的发展史水平属于贫困县。

3.第三产业拉动型县域经济

在第三产业拉动型中,该县域经济主要利用县域内自然人文景观、传统文化资源或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且其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多在30%以上。如鲁山县、卫辉市、嵩县、武钢县、偃师市、洛宁县、汝州市、陕县等县域,主要通过对现有自然人文景观、传统文化等资源的开放,通过发展旅游、文化等第三产业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新常态下的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瓶颈

河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各县域结合自身条件和优势的情况下,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具有特色化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一定成绩。《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人均GDP为49 992元,而河南省人均GDP为39 123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河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河南省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县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由于河南省各县域经济发展的条件差异从而导致县域间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从《2015年河南统计年鉴》数据发现,河南省108个县域中有11个县的人均GDP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1.5倍以上,属于河南省县域经济水平最发达的地区,这11县域分别为义马市、荥阳市、新郑市、中牟县、沁阳市、新密市、巩义市、新安县、淇县、孟州市、登封市;而不及全省人均GDP50%的县域,是河南省县域经济中相对贫困的地区,如邓州市、平舆县、卫辉市、柘城县、淮滨县、获嘉县、虞城县、商水县、正县、沈丘县、卢氏县、南召县、郸城县、社旗县、息县等,这些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滞后。

2.产业结构比例不协调

据《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8.9%、40.9%、50.2%,而河南省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11.4%,48.4%,40.2%。个别县域如义马、巩义、登封、新密市、荥阳市、中牟县的第一产业却不足5%。另外还有一些县域如河南省的正阳县、封丘县、滑县、淮阳县、杞县、内黄县、新蔡县、睢县等县域,第一产业比重超过30%,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属典型粗放型农业发展模式,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四、新常态下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路径的优化建议

在新常态背景下,河南省必须创新县域经济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总的建议是,在准确把握新常态形势下,河南省及各级政府积极引导,继续坚持不懈深化经济改革激发县域经济的创新活力,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培育和壮大区域特色经济,逐渐扩宽县域经济发展的视野,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促进县域间经济协调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实现区域的辐射范围和作用,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原则,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不同区域的共同可持续发展,实现河南省经济的稳健发展。

(一)工业主导型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1.加强政府引导,加大资金扶持

在河南省各级人民政府的引导下,加强政府职能,对于工业主导型县域的发展要有计划地利用和开发,发挥政府引导改造传统产业。尤其对于资源衰退型的县域而言,应加强对资源老工业基地进行改造,逐渐改变县域发展模式,引导其从衰退型的资源主导型的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向其他类型的转变,分阶段制定县域经济振兴规划,引导财政加大资金扶持,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并且要对老工业区的环境进行治理,如填充废井等措施。

2.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新型工业化

从现有数据来看,县域经济水平高、发展快的地区,都是依靠工业拉动经济增长,处于县域经济的起步阶段,很多工业存在规模较小,技术相对落后等情况,建设新兴工业特色产业集聚群,加快产业创新步伐,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矛盾走资源节约型道路。增强推进新型工业主导型县域建设,强化工业主体意识,优化工业经济结构。完善县域功能,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力和集聚力,优化城市环境,创新创业,发挥重点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充分发挥本地区的区域优势,形成特色优势行业,吸引资金和技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稳步升级,形成产业集聚优势。

(二)农业型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1.优化经济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对于以发展传统农业型的县域经济模式而言,农业生产并没有形成特色优势,民众人均GDP不高,普遍低于河南省人均GDP水平。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要优化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针对不同传统农业型地域的农产品优势,要因地制宜,优先发展和选择市场前景较好、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产品,发展县域特色农业经济。加快科技转型,加快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化进程,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和外部环境,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投入,提升农业科技含量,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也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从而扩大农业生产经济效益和规模,更好适应市场需求。

2.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做好农产品深加工

尤其对于河南省县域以农业为主、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水平低、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较差,同时经济相对落后、农业又是其县域经济的主要来源的地区,农业关乎整个县域内人们的温饱问题。据统计,这些县域的粮油、豆类、蛋类等主要农产品产量较高,但产后加工程度较低,造成很多农产品进入市场之后供过于求而价格暴跌,甚至很多新鲜蔬果烂在田地中无人问津。因此,要在农业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产品的深加工,应对市场中供过于求的现状,缓解农民因农产品投入大而产出低甚至亏损的现状。如τ诤芏嗯┎品,可以采用科技手段,加工成易长期储存的罐头包装等形式农产品,减少亏损,扭转单纯只靠农产品输出的局面。

(三)第三产业拉动型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1.强化县域文化产业特色,开发旅游商品

尤其是拥有较好自然人文景观、传统文化资源的县域,应加快服务性政府建设步伐,合理科学规划现有资源,发挥文化旅游资源的优势和作用,发展文化产业特色和重点,开发具有县域特色的旅游商品,带动其他乡镇和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县域经济的优势和竞争力。比如,河南省浚县近来年在政府积极引导文化产业发展下,形成特色文化产业,举办以浚县正月古庙会为代表的民俗文化节,节庆期间最高日客流量可达20多万人,成为华北第一大庙会,并且民俗节中有各种民间手工技艺,如泥咕咕,已经成为有着浓厚的文化特色,深受广大群众和专家学者的好评。

2.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融资渠道

加大对县域内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因第三产业带动的地域承受力,尤其做好与资源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建设。另外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支持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的筹集资金,拓宽融资渠道,共促县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浚县县政府合理规划城区建设,拉动外来资金投入,开发“古城文化”改造项目,进一步弘扬历史传统文化,以旅游文化促全县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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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

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点发展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优势经济和特色经济。县域经济作为一种综合性经济的同时又是一种区域经济,在具备国民经济一般性特征的同时又兼具区域特色。因此,制定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应该秉承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应该突出特色,重点开发,做大市场,不能也不应该搞全线出击,面面做大。只有如此,才能避免与其他地区结构雷同,产业趋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强化自身优势和特色。

县域经济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本地资源优势与市场需求的有效结合。县域资源优势对于发展地区特色经济,保持地区经济优势具有显著作用,但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所谓的特色必须与符合市场需求才具有经济价值。因此,县域经济发展须以市场为根本性导向。县域经济发展不能目光短浅,考虑经济发展只从自身资源出发,而是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努力参与资源利用竞争,不能局限于区域经济格局,要对虚拟经济进行充分利用,这样才能通过联合与合作等市场桥梁和纽带促成经济的持续深化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须将县域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循环中,实行对外开放。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摆脱行政区域局限,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经济循环交流,始终不渝地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任何自给自足,保守的,封闭的潜意识和经济观念势必导致经济差距扩大,经济落后。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持县域经济持续高效率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开放性,只有以开放观念作为主导,才能有效地发展外向型,开放型经济,因地制宜发展多样化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才能提高县域经济开放度。

县域经济发展须依托城镇,使县域经济发展的经济效应达到聚集规模。要以发展城镇为载体实现县域经济的工业化,就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产业聚集。在发展县域经济时应该重视小城镇建设与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步性,重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高度相关性。在此过程中还应该秉承规模经济原则,生产专业化原则,比较利益原则,才能引领企业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城镇,进而大大加快县域经济的工业化进程。

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产业互动,提高产业协调性。产业间的连锁互动依赖于产业间的关联度,如果产业间的关联度过低,将导致产业链条伸展困难,严重制约欠发达县城的经济发展。在引导和规划县域经济发展时应从宏观的角度注重产业关联性,清除制约产业互动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从微观的角度应该主动适应产业互动,展开产业链条,实现产业沟通,寻求并进一步拓宽发展空间。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县域新农村规划的具体内容

县域新农村规划工作须形成合理村庄规模,对旧村进行改造,合村并点。我国当前大部分县域农村居住分散,农房占地多,村庄规模小,数量多等状况尤为突出,如何在这种状况中配套基础设施,集约利用土地,改善农村景观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最大难题。为了集中处理垃圾,污水,方便上下水道,供暖,道路等设施建设,基础设施配套必须在地域上实现居民点的相对集中。因此,县域新农村规划必须按照节约用地,紧凑发展,强村并弱村,大村并小村,合并相邻村等原则,结合当地实际发展要求,通过实行有关优惠政策,对现有农村居民点的布局结构进行调整,对村内闲置宅基地要进行妥善清理,利用村庄原有用地治理“空心村”,改造旧村,在减少村庄数量的同时扩大村庄规模,撤并人口少的自然村和行政村,引导农村人口向居住社区集聚,社区的选择必须秉承有利生产且方便生活的原则,有限考虑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的社区。要合理控制中心村的居住人口规模。中心村建设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类型:一是改造旧农村,对农房进行集中布置,合理配套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二是以富村带动穷村,以发展快的村庄兼并过于落后的村庄,通过发展快的富村带动较落后的村庄聚集成中心村。

县域新农村规划工作必须依托城镇,以县城为中心,形成村镇县城体系。众所周知,工业化始于城市化,县域经济工业化需要就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取规模经济,发展城镇载体。县域城市化发展通常不能跟上工业化进程,这种现象在经济欠发达县域尤为明显,严重制约县域经济的深入发展。因此,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应坚持规模经济,生产专业化,比较利益等原则,合理定位城镇功能和规划城镇布局,完善城镇管理体制。县城作为县域中心,是新农村建设的中流砥柱,对县域发展起着带头作用,可以且应该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起到“龙头”作用。城镇作为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结合点,一方面联系城市,接收城市辐射效应,另一方面联系广大农村,能够指导和协调本区域内各种产业的发展,且能通过辐射带动周边乡村,聚集生产生活资料为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新农村规划应重点建设市场发达,经济繁荣的中心城镇,再通过其示范作用和辐射力带动欠发达村庄和城镇的发展。

四、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新农村规划工作

县域新农村规划要紧密结合自身资源、环境、经济条件,以县域经济发展为核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规划工作两者的协调统一。

首先,县域经济发展为新农村规划工作提供方向。县域经济发展是县城发展的根本性目标,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以县域经济实际发展特征为出发点,才能制定出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才能有条不紊地开展大规模县域经济建设。新农村规划涵盖了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必须服务于特定发展目标,是一种详细的具体规划。而县域经济作为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结合体,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环节,对实现农村经济甚至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具有决定意义。因此,新农村规划必须服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要求。

其次,新农村规划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新农村规划通过采取多项措施,综合协调建设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用地,交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实现多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居住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可以说,县域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农村规划,它能通过结合本地实际,合理布局,统筹兼顾,逐步向农村引入县域规划建设项目,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切实提高农民生产技能,转变农民生产经营思路,促进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对县域经济发展起着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五、总结

综上所述,要搞好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新农村规划工作,必须把新农村规划和县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与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结合起来,将新农村规划置于县域经济发展体系之下,将两者融会贯通,使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规划两者协调统一,把改变村容村貌、改善乡村生活条件与发展乡村经济和乡村社会事业相结合,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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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4)-0030-05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近年来,县域金融对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逐渐显现,成为推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着力点。国内多数研究表明,县域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关乎县域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金融体系的效率已俨然成为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陕西作为西北第一经济大省,对平衡我国东西部经济差异有重要作用,其县域金融体系对经济的支持作用更是不容忽视。在相关监管部门的政策指导下,陕西省县域金融体系不断发展完善,但快速发展的金融体系是否高效服务于县域经济更应是关注的重点。鉴于此,本文将以陕西省74个样本县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陕西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效率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金融对经济的支持效率研究较多,但对区域金融效率的时空演变研究不多。国外学者对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富,多数学者认同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但有关金融效率的研究却不多。例如,Porta.et.al. (1997)认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Rajan和 Zingales(2001)认为金融市场是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Levine(2005)则认为高银行集中度将带来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学者将国外经济理论与国内实情相结合,重点探讨县域金融和县域经济的关系,同时也对县域金融的效率做出相应的实证分析。例如:周立和王子明(2002)通过对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关系做出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促进金融发展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石盛林(2011)运用DEA模型对我国县域金融体系的效率做出评价,并研究了县域金融影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高晓燕(2013)等人对我国东、中、西部的县域金融发展和县域经济增长做出实证分析,并对比分析了县域金融与经济不协调发展的原因。左晓慧(2013)通过因子分析法对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效率进行分析,并提出提高县域金融效率的对策和建议。郭艳玲(2014)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对山东省各县区的金融体系效率做出评价分析,并探究其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县域金融深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金融效率的研究对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有一定现实意义。

而现阶段国内学者对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的研究较少,且几乎没有研究运用空间马尔科夫链的方法对金融效率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本文在此领域进行尝试,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效率做出分析研究。

二、模型介绍与数据处理

(一)超效率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通过对决策单元中多个投入和产出比率的分析,进行效率评价的有效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DEA不需要对数据进行权重设置,根据决策单元中的投入和产出内化最优权重,排除主观评价因素,客观性较强。超效率DEA模型是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不仅继承了传统DEA模型的优点,同时其得到的效率值存在大于1的可能性,进而弥补传统DEA模型仅能区分出有效与无效决策单元的遗憾,对各个决策单元进行排序分析。所以本文选择超效率DEA模型对陕西省74个样本县域的金融效率水平做出评价。

(二)马尔科夫链和空间马尔科夫链

马尔科夫链是一种时间和状态均为离散的马尔科夫过程,该方法将研究对象分为N种类型,通过研究不同类型年际间的转化,模拟出全部类型研究对象的变化过程,通常将这一过程用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表示,矩阵内的数值表示不同类型的研究对象相互转移的概率。空间马尔科夫链是传统的马尔科夫链与“空间滞后”相结合的产物,以空间滞后类型为条件对传统马尔科夫矩阵进行变形,将N×N矩阵分解为N个N×N个条件转移概率矩阵,得到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空间马尔科夫链将研究对象之间的区位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分析了在不同区域背景条件下,研究对象变化趋势的不同。目前,空间马尔科夫链被广泛运用于区域经济的研究当中,例如,蒲英霞(2005)利用空间马尔科夫链的方法对江苏区域趋同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研究;单宝艳(2009)和陈培阳(2013)分别运用马尔科夫链的方法对山东范围和全国范围的县域经济水平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本文旨在于综合研究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特点,故借鉴相关文献运用马尔科夫链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的方法进行研究。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陕西省74个县(市)连续7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期间为2006年-2012年,数据来源于《陕西区域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中国银监会网站的统计信息。

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超效率DEA模型的处理。超效率DEA模型中输入和输出指标的选取关乎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本研究着力于县域经济中县域金融的效率问题,输入指标应可衡量区域金融水平的发展,输出指标应集中反映县域经济水平,故具体指标选取如下:输入指标X1:金融机构网点覆盖面1;输入指标X2: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输出指标Y1:GDP;输出指标Y2:地方财政收入3;得到初始数据后,运用EMS软件对其进行处理,以产出指标为导向,利用输入数据X1、X2和输出数据Y1、Y2,得出陕西省74个样本县域2006年至2012年间经济发展中县域金融的支持效率值,记为Rn,分析各年度县域金融效率平均值,均保持在0.34和0.44之间,表明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整体偏低4。

进一步运用马尔科夫链方法研究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的时空发展特征。本文在得到各县域考察期内各年的金融效率值后,将效率值R分为以下五类:若R<0.25,记为低效率水平A;若0.251,则属于高效率水平E,通过计算得出相应的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如表1所示。

最后,为了分析陕西省相邻县域之间金融效率的相互影响效应,本文再次对分类结果进行处理。运用MATLAB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样本县域的空间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如表2所示。

三、结果分析

(一)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的时间演变分析

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中,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研究对象的状态未发生变化的概率值,其他非对角线元素表示研究对象从一个状态转移至另一个状态的概率值。结合表1中数据分析可得:

1、主对角线上的数值为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水平类型未发生变化的概率,呈现出“两头稳定中间弱”的特征。具体而言,74个样本县中金融高效率县区和低效率县区在考察期内效率水平相对稳定,维持原水平的可能性更大,概率分别为0.892和0.937;较低、较高、中等效率水平的县区在考察期的金融效率稳定性较差,概率值分别为0.73、0.81和0.74,均低于高水平和低水平的稳定概率。其中,较低水平和较高水平的稳定概率略小于中等水平的稳定概率,表明县域金融效率维持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的暂时性,也就是说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水平的稳定状态主要为高水平、低水平和中等水平三种类型。

2、非对角线上概率数值较小,最大值为0.174,远小于对角线上的概率数值。表明74个样本县的金融效率水平在考察期内发生类型转移的概率较小,也就是在初始年份某县区的金融效率水平为某一类型则随后几年的效率水平发生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同时,观察所有非对角线元素,位于对角线相邻两侧的概率数值较大,说明陕西省各县域金融效率水平一般在两个连续类型间转移,而不会出现跳跃两级或三级的类型转移。

3、观察表中连续两个效率类型间相互转化的概率,可以看出效率水平间从低级类型转化为高级类型的概率略大于高级至低级的概率,表明陕西县域金融效率水平的总体趋势是逐步提高的。

4、表中概率值最大的两个数值为0.937和0.892,分别是县域金融低效率和高效率水平不发生转移的概率,同时高效率水平县区转移至较低、低效率水平的概率为零,转移至较高效率水平的概率最大为0.092,而低效率水平县区向高级水平转移的概率仅为0.063,一般都保持原水平类型,也就是说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两级分化现象将加剧。

(二)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的空间演变分析

对比表1、表2可得:对于陕西省而言,周边县域的金融效率水平相互之间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呈现为下面两大特征。一方面,与被研究县域相对比,周边县域的金融高效率会增加被研究县域金融效率升级的概率,减小其降级的概率;反之,周边县域的金融低效率将导致更高概率的降级,更低概率的升级。例如,不考虑周边县域的影响下,中等效率水平县域向低级水平转移的平均概率为0.024,向高级水平转移的概率为0.072;而表2中加入低效率周边县域的影响,向高级水平转移的平均概率降低至0.055,向低级水平转移的平均概率增加至0.0475;一方面,金融低效率和较低效率的县域对周边县域的影响作用小于金融高效率的县域。对比表1和表2的数据,在考虑到金融低效率水平县域背景条件下,概率值的平均变化率不超过10%,而以金融高效率和较高效率水平为背景条件时,概率值的平均变化率约为17%。同时,表2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表1中陕西县域金融效率水平的两极化问题的原因。由于存在周边县域的影响,金融高效率地区带动邻近县域的金融发展,进而可能存在以金融高效率地区为圆心,多县区金融效率共同提高的现象;同样的,金融低效率地区的滞后效应可能辐射至周边地区的金融发展,负面影响扩大。

进一步分析全部样本县,将上文中的分类结果可视化至陕西省县级地图,得到图1。结合表1和表2分析可得:考察期内陕西省整体县域金融效率水平的转移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1)考察期内,神木县、府谷县、志丹县等金融高效率县区保持水平稳定,对周边县域金融效率的拉动效应明显,且这些县区多集中于陕北地区。(2)金融效率水平相对低级的县区在考察期内向高级水平类型转移概率较低,,表现为多数陕南地区的县(市)在考察期内持续保持金融低效率或较低效率水平,甚至于有向下转移的现象,同时这些县区受周边县域金融低效率影响严重。例如丹凤县、柞水县、岚皋县等,本身即为低效率水平地区,向高级效率水平的转移受到周边低效率区域的约束,平均概率值仅为0.026,故考察期内一般均保持金融低级效率水平。(3)考察期内,金融效率水平向上转移较为明显的县域集中在关中地区,以高陵县和扶风县为例,2006年两者均为中等效率县区,2008年至2010年间两县区分别逐步分别转为较高效率和高效率县区,随后两年保持金融高效率水平。综上分析,陕西省的县域金融效率水平在空间上一般分为三大区域:陕北高级水平区域(存在一些县区的个例,如吴堡县、米脂县等为低效率水平)、关中中级水平区域和陕南低级水平区域。同时,关中地区的县域金融效率水平发展迅速,整体呈上升水平。陕北和陕南地区金融效率水平发展平稳,但陕北高效率地区与陕北部分低效率地区以及陕南地区的差距不断加大,表明随时间推移,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将出现陕北和陕南地带的“双峰模式”,俱乐部趋同效应不断加剧。

分析上述结果的形成原因,本文总结为下列几点:(1)陕西省地理条件复杂,陕南、陕北及关中三大地域带的自然资源分布差异较大,造成不同的县域经济基础,进而影响县域金融效率。关中地区多为平原,适合农业生产,且交通便利,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地理优势能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促进金融效率不断提高,迅速向高水平转移。陕北地区部分县区矿产蕴藏量高,极大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而陕北部分地区如米脂县、吴堡县等,矿产资源匮乏,水资源严重缺少,生态恶化严重,经济落后,造成陕北内部的区域经济基础差异,进而形成金融效率水平差异。陕南地区交通落后,地势多为山地,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发展缓慢,经济水平一直是陕西省省域经济的薄弱环节,无法为当地金融业的发展给予基本保障。(2)县域金融初始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发展速度不同,形成金融效率空间差异。陕北部分县区和关中地区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且金融机构的发展水平在初期就略胜一筹,同时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金融机构体系。高速增长的经济不断引发人们的金融需求,进而产生相应的金融供给,不断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完善的服务平台,成为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催化剂”。相应发达的经济持续带动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效率水平持续提高。例如,志丹县不断扩大农村各类金融机构覆盖面,拓展贷款方式,创新相关产业的理财产品等,促进农业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水平,促进县域经济发展。(3)政策扶持侧重点和省内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等差异导致金融资源分配不均,形成陕西县域金融效率的空间差异。首先,关中地区在关天经济区的政策导向下,金融业迅速发展。例如,上述分析中关天经济区中的凤翔县、武功县。户县等县域金融效率水平逐年提高,并且呈现未来不断提高的趋势。再者,西安作为陕西省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金融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其辐射带动作用不仅促进关中地区县域的经济增长,同时不断丰富关中地区县域金融机构的种类,扩大金融机构的规模范围。同时,陕北地区的榆林市作为副中心城市,其市辖范围内的神木县连续多年是陕西省县域经济之首,随着榆林市“创造南北共富之路”口号的提出,其经济辐射能力不断增强,同时也带动部分县区例如佳县的金融业良好发展。陕南地区虽然近年来提出发展生态经济的政策方针,也涌现出“秦岭最美是商洛”、“到汉中来看油菜花海”等特色产业经济品牌,使得陕南的经济水平不断增长,但由于经济基础起点低,陕南地区金融体系改革扶持力度不够大,陕南县域金融效率水平处于较低水平。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用超效率DEA模型得出陕西省74个县(市)在2006年至2012年间经济增长的金融支持效率,接着以马尔科夫链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研究了陕西省县金融效率的时空发展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水平普遍较低,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大部分陕北县区金融效率水平高,且稳定性强;关中地区金融效率水平居中,但发展迅速,效率水平持续上升;少数陕北县区和陕南县区金融效率低下,增长趋势较弱。

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水平受周边县域水平影响较大,处于金融高效率水平的背景条件下,县域金融效率更易提高,反之则更易降低。同时金融高效率水平县区对周边县域的影响效应大于低效率水平县区。

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给出以下对策建议:

平衡金融资源分布,缩小各县域金融发展差距。陕西省金融资源分布不均,多集中于关中、陕北部分地区,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均、要素的失衡导致金融效率和金融发展差异,陕西省的金融改革应主导金融资源和金融要素流向低效率地区,不仅有助于缩小金融发展差距,更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倒逼”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县域经济发展与县域金融效率提高是相辅相成的,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同时高速发展的县域经济能够从需求导向方面完善金融体系,故陕西省各县域应发挥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引导金融机构对特色产业大力支持,突破县域经济发展“资金匮乏”瓶颈的同时,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县域金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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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Space-time Evolution of the Country-level Financial Efficiency in Shaanxi Province Based on Markov Chain

ZHAO Yizhe1 ZHAO Huizhen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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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评选开始,“百强县”就调动了全国县市高度的参与积极性。尽管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百强县”的头衔是一个县(市)实力最好的证明,是经济发展成果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加入“百强”成为诸多县市发展目标中的重要内容。由于各方面的原因,2007年国家统计局悄然取消百强县评比,改由非官方的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测评与全国百强县名单,但并未影响到各地对“百强县”的关注度。

据了解,本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排序变化比较大,老牌百强县出现分化,一部分已经成为中心城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发展相对较慢,退出百强县的行列。此次共有8个百强县(市)新入围,包括山东省的博兴县。

新兴全国百强县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江苏省百强县由苏南向苏北“北上”,山东省百强县由胶东半岛向鲁中“西进”;中西部地区具有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强县迅速崛起,已有16个全国百强县。全国百强县的格局正在改变。

从百强县的发展过程来看,百强县格局的变化对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靠工业起家的传统百强县要素资源的强约束性、环境容量的饱和性已基本显现出来,特别是2006年的太湖水污染事件给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县域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该年的百强县名单一度停止。如何在有限的地域空间内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已成为百强县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命题。

目前,大多数百强县的产业结构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经济类型单一、产业层次偏低、企业规模偏小、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二是与国内大中型发达城市以及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相比,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因此,百强县要保持健康发展,一方面要加快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加快进行城乡统筹协调和谐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

在公布百强县名单的同时,了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报告分析,报告对江苏、浙江、山东三省百强县进行了对比。其分析认为,江苏县域经济规模大,百强县大而强,全国十强县中占有7席,特点是“集体经济+规模经营+资本市场”,区域统筹条件比较突出:浙江县域经济人口规模小,百强县相对富裕程度高、差别小,特点是“民营经济+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城乡统筹条件比较突出;山东县域经济单位众多,差异性大,百强县突出性不足,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协作+多种模式”,区域经济协作比较突出。

对此,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主任刘福刚的解释是,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强县”和“富民”不统一的问题,如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节能减排、社会治安等工作已经成为新时期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中非常严峻的“约束因素”。此次将全国县域经济强县的“强县富民”和“科学发展环境”列入评价体系,是对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的有效补充和科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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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经济发展状况能够直接体现一个地区的发展状况,反之,金融机构对一个地区的经济支持力度,也能够直接反映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中。如今我国经济发展前景良好的农村地区,开始加快了发展的步伐,这和大量的商业银行资本的注入并不无关系,但是商业银行要真正实现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创新,不断地发挥商业银行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潜力。

二、农村商业银行与县域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农村商业银行体系建设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制约的关系。一般来说,金融体系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良性和恶性两种循环。良性循环中,在拥有良好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金融体系也能够有较好的发展,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然后良好的金融体系建设又能够更多的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能力,不断地增速发展;而恶性循环的出现往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金融体系发展受到了巨大的阻碍,落后的金融体系就难以更多的为县域经济发展服务,发展速度就会减缓。而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就是要能够通过不断地发展改革为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或落后的地区都要提供帮助,增速其发展。通过商业银行的作用,去引导县域经济产业的结构,去升级调整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必须要根据县域实际的发展水平和情况,调整自身,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三、农村商业银行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商业银行对产业集群的支持

(1)增加信息的对称性,首先,由于县域是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润土,所以县域产业发展有一定的集群性,所以也就导致县域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也就较为集中。这样的集中性质能够为商业银行了解地区产业集群经济发展的情况提供便捷,能够为更好地为商业银行提供县域发展的信息。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能够实现较好的信息对称,能够最大可能的避免未来信贷过程中出现的信贷风险,避免银行自身与企业蒙受损失。然后有效的提高商业银行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其次,有助于克服事后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借款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性,不履行合约。传统的单一的中小企业在发展战略上通常存在着盲目性,往往缺少明确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企业一旦取得贷款,就很可能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增加收回贷款的不确定性。相比较而言,产业集群的中小企业则具备了区域的“根植性”,即他们更依赖于专业化市场、协作配套商和熟悉的客户,对这个具有产业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的区域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因此集群的中小企业更愿意从事这个比较熟悉的行业,而不愿跨入其他的行业。而区域的商业信誉会增加他们更改贷款计划的隐性成本,促使他们不愿意更改贷款计一划,从而极大程度的克服了事后的道德风险,进而降低了银行的贷款风险。

(2)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交易成本,在商业银行对县域经济发展注入金融资本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实现商业银行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真正有效的降低贷前成本,贷中成本,贷后成本。其县域内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状况,企业的发展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在集群产业对于商业银行资本有依赖新的基础上,让企业违约成本增加,提高信贷安全性。

(3)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由于产业集群具有地域集中性,单个企业与产业集群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同时产业集群与政府、金融机构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导致贷款企业的违约成本较高,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

(二)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中小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县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技术创新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动力,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源泉。但目前来看,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小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融资困难、资金短缺的现象由来己久,其形成原因很复杂,既有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环境,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但是中小企业,特别是县域中小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快速增长,而商业银行对其所提供的服务远远滞后于县域中小企业的迫切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所以只有提高了农村商业银行的资本注入,不断地通过商业银行自身的创新服务,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对县域中小企业的带动,实现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农村商业银行能够弥补地方政府对于中小企业技术支持不足的问题,能够通过资本技术的引进和支持,为中小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为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直接构件交流的平台与机会。提高中小企业对于商业银行的贷款融资的积极性。但是如今县域经济发展中更多的还是信用社或者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在起作用,机构数量类型还不足。

四、如何强化农村商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创新营销意识,增加信贷产品

(1)创新营销方式,农村商业银行社应该更多的把营销的重点放到一些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身上,更多对这些中小企业进行扶持,更多的为这些有科技含量、有信誉、有市场的中小企业给予更多的服务,更好地去抢占农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保证信用社的基本盈利,逐渐增加投资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2)增加中间业务,商业银行必须要结合县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探索县域金融业务需求,更多的去建设网点,要不断地增加金融服务,尤其是结算、理财、信息咨询、有偿的金融代办服务等等,在扩大经融机构覆盖面的同时也要不断增加服务的覆盖面。

(3)提高服务水平,要增加相关的科技设备的投入,必须要增加ATM等一些设备的投放量与覆盖面方便县域居民的使用;提高服务的效率,完善服务的流程,完善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人性化和舒适化;建立品牌,进行更广的宣传,增加广大的群众,以及中小企业对于农村商业银行的认识。

(二)加强金融支持

(1)加快诚信体系建设,首先,地方政府要为农村商业银行要构件平台,才能够便于商业银行去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商业银行要充分与地方政府进行沟通交流,不断地提高商业银行对于想去经济发展那情况的了解,不仅仅要从政府了解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还需要更多的去了解县域中大中小型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其次,商业银行自身也要不断地完善自身,更多的去县域有信誉,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注入资本,完善金融生态环境。

(2)加强对县域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商业银行必须要不断地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不断的丰富金融投资的手段,不断地去为中小企解决融资过程中的难题。必须要在转变服务意识的基础上,增加服务的类型,找准银行机构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定位;然后要完善信贷机制,应该先寻找到一些有信用,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做信贷试点,要完善信贷机制,要扩大抵押贷款的范围,要提高银行服务的效率,要不断地深化银行的信息服务,同时也应该在信贷机制完善过程中,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咨询、理财等一系列的中和服务,大胆的进行创新,大胆的进行探索。尤其是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提升自身信誉,为县域景荣体系建设的完善也起到应该有的作用。

五、结束语

通过文探究发现,农村商业银行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要体现其作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不断地在政策上,行动上给予支持,只有这样农村商业银行机构才能够更加有效的深入到县域经济发展中。农村商业银行也还必须要不断地去获得县域中小企业对于商业银行的信任,真正落实高效、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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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8-0131-03

在5月,中央召开了新疆经济工作座谈会,相继出台了新疆地区分税制改革和招商引资等多项优惠政策,以大力推进新疆经济建设,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正在迎来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要抓住机遇,实现新疆繁荣稳定,县域经济大发展就成为先决条件。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是缩小新疆城乡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是提高穷困地区人民收入水平的有效手段,也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更是加快新疆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关键,它对于“稳疆兴疆,富民固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新疆地域辽阔,除乌鲁木齐、克拉玛依两个地级市以及自治区直辖的石河子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之外,其余84个县(县级市)都属于县域范围,约占全疆国土面积的91%,居住着87%以上的人口。2008年,县级(不含县级市)国民生产总值约1 210.72亿元,占全区的28.8%;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总额717.96亿元,占全区的37.18%;农村居民社会消费总额295.52亿元,占全区的15.31%;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县级财政收入约97.41亿元,占全区的26.98%,均低于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 432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 503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由于新疆不少县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衔接较差,科学性依据不足,缺乏可持续性,加之基础性工作薄弱,人才、技术、资金引进效果不显著,资源优势向区位优势转变尚不充分,使得产业层次低、链条短,呈现出“农牧大县、工业小县、经济弱县、财政穷县”的特征。

二、新疆县域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分析

(一)新疆县域经济存在的问题

1.县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集聚辐射功能差。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县域人均收入水平低、“强县不强”、县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口规模较少等方面。新疆的城镇规模远远小于能发挥积聚和辐射作用的城镇规模,这一方面造成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关联度差,发展空间和辐射区域狭小;另一方面导致基础设施落后,功能不全,缺乏聚集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2.产业结构不合理。新疆很多县(市)工业化程度低,呈现出以农牧产品、矿产及其初加工为主的资源型产业结构,所凸显的问题是产业层次低、产业结构低度化、县域间产业结构趋同等。在第一产业中,传统农业占的比重还很大,常规农业耕作模式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起点不高,导致产品、产业趋同,产品科技含量低,抗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在第二、三产业中,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很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快,第三产业发展更为滞后。

3.民营经济发展缓慢,尚未成为发展主体。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最主要和最具有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撑点,但新疆民营经济并不发达,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起着主导和主体作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激发出来,适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还没有真正形成,在信息、资金、技术、土地等方面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等措施还不到位,软环境建设同百强县相比差距较大。

4.科技投入不足,产品科技含量低。由于新疆县域经济实力不强,地方财政收入不多,绝大多数县域基本上属于“吃财政饭”,虽然认识到科技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苦于经费困难,无力增加投入,这种情况在全疆县(市)中具有普遍性。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制约了高效农业的发展,应用高新技术进行名、优、特、新产品的开发和传统产品的更新换代步伐缓慢。另外,适合企业和农民科技创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滞后,企业和农民科技创新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致使县域科技陷入单纯依靠政府而政府又无力投入的尴尬局面。

5.生态环境恶化,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由于农业规模不合理的扩大和资源的不合理开发,造成绿洲荒漠化程度加剧,水资源进一步匮乏,环境污染更为严重,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农业基础设施的薄弱与生态环境的脆弱对新疆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因此,发展绿洲经济,防止荒漠化,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是干旱区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二)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1.自然区位因素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新疆地处欧亚大陆干旱地区,是以绿洲为单元的内陆封闭地区,绿洲仅占其面积的4%,并被荒漠、戈壁分割成互不相连的小块,空间距离遥远,经济活动被限制在呈点、带状分布的绿洲内,这严重阻碍了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另外,由于区内水资源短缺,生物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稳定性低,环境调节功能差,又加上人口剧增和人们对水土等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区域(流域)开发的不协调、环境污染治理不力等因素,造成区域生态环境极端脆弱,土地荒漠化、沙漠化、盐渍化面积不断扩大。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制约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同县域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2.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新疆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并固化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超前工业化战略的客观必然。这种超前工业化发展战略导致的后果就是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加大,重工业的发展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造成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积累。最为明显的现象是,我区以农业为主,农产品加工业比较落后,工业主要以石油、化工等能源重化工为主体,与农业的联系甚微,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运作模式,导致产业之间相互脱节,从而制约县域经济发展。

3.制度因素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及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在县域经济发展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制度创新,只有在制度的保证下,技术、知识和资本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实际上,我区县域经济落后于发达地区,深层次原因在于体制的落后、制度创新能力差,制度的供给和需求的不足。只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农业生产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才能加快推进城乡商品和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4.知识贫困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源因素。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遍知识贫困,引进知识(利用外地知识)和生产知识(知识创新)的能力低下,他们一直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长期沿袭着传统的耕作模式和生产习惯及单一传统种养业或单一的粮食品种种植,科技应用程度低,实力脆弱,社会联系狭窄,市场信息闭塞,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抗风险能力以及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都很低下。知识贫困使这些地区不能参与创造和分享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文明的成果,成为落伍者和边缘化地区,最终,无力摆脱经济落后的状况。

三、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以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加快对外开放,深化体制改革,突出非公有制经济和特色经济,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发展。

1.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努力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在振兴新疆的一系列扶持政策落实中,新疆要抓住向西开放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全国19个省市在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全方位的对口支援,发展外向型互补经济,促进县域经济跨越式大发展。一方面,利用好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向内开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积极参与跨区域产业分工,做好超常规招商引资工作,弥补建设资金不足,促进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在跨国经济合作中,要进一步提高新疆县域经济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实施“东联西出、西去东来”的方针,开拓国际市场,壮大外向型经济实体,真正使县域经济融入国内、国外发展的大局中,实现历史性的跨越。

2.进一步开拓农产品市场,加快新疆农业现代化步伐。多年来,新疆农业的生产能力相对较强,而加工转化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方面比较欠缺。为加快新疆农业现代化步伐,新疆要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搭建外销平台为首要战略任务,以区内、区外、国外三大市场为战略方向,以名优特新、精深加工农副产品为战略重点,突出抓好统一规划、搭建平台、产销对接、规范管理和建立长效机制五项重点工作,建立长期稳定的销售渠道和网络,形成“顺畅有序、配送灵活、保鲜供应、四季销售”的外销模式,推动新疆林果、棉花、畜禽、特色农产品等长期稳定进入国内外市场 [1]。

3.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升工业竞争力,培植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工业化是现代经济的发动机。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和现代化。所以,壮大县域经济、实现城乡统筹要以工业化为主导 [2]。新疆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应利用国家刺激经济增长,加强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投资为契机,力争得到国家更多的项目和资金支持,充分发挥我区油、气、煤炭等优势资源,加快下游产品的开发利用,扎实推进以石油天然气、石化与煤炭、煤电、煤化工为两翼的优势资源转变战略,多上、快上一批重大工业项目,促进我区传统行业通过技术引进、资源整合、产业升级等手段进行改造提升。另外,还要重视引导产业集中,强化特色产业支撑,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本地资源优势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核心,选择农业服务牵引型、工业催生型、城市辐射型、旅游开发型、矿产资源型、农产品加工型等不同产业发展模式。

4.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积极扶持乡镇企业发展,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县域民营经济的主体是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县域经济发展最有生机、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新的经济增长要素,是企业体系中最具创新性的增长极[3]。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新疆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一要加强对民营企业产权的保护,指导民营企业正确选择和构建企业产权结构、治理模式和监督机制。二要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强化对企业的科技服务,积极为企业提供项目、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促其做大做强。三要认真落实有关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快培育骨干企业,放手发展各类中小企业,切实放宽领域、创优环境 [4]。

5.消除知识贫困,实施科教兴农战略,促进内生技术资源的形成。知识是当代经济和社会转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知识贫困是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的障碍。要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关键是加快教育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的文化素质。一方面要普及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推进“农科教”结合,发挥农村各类职业学校、化学校以及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机构的作用,培养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另一方面要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活动,教育和引导农民学法、懂法、守法,不断提高农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同时,广泛开展各种类型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和谐村镇、和谐家庭创建活动,培育农村文明新风,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5]。

6.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县域经济,走“生态化”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新疆县域经济应坚持环境保护与开发利用并举,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并重。要把经济规划、项目引进、项目建设、项目生产等环节上进行“生态化”监督和管理;要逐步形成经济结构合理、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新型产业布局,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有机结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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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有的干部弄虚作假严重,缺乏正确的政绩观。思想观念落后的集中表现是:抓抢机遇的意识不强,创新开拓的勇气不足,营造发展环境的措施不力,干事创业的氛围不浓。从而导致县域经济的创新缺乏动力,发展缺乏良好的机制和环境。存在封闭保守、小富即安、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小农经济观,缺乏科学发展观。习惯于等、靠、要和政府包揽的计划经济观。由于贫困县有扶贫政策,富裕县却没有鼓励支持政策,导致不少县级领导热衷于戴贫困“帽子”,而且戴上就不愿脱。忽视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还没有转变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观。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科技文化落后,劳动者素质低,人才进不来、留不住,农民出不去,自我发展能力低,返贫率高。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支出却快速上升,收支差额扩大,导致县乡政府只能依靠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维持正常的机构运转和工资发放。由于县域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工资、保机构运转,公共支出和生产建设性支出的资金很难保证,成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多数县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缺少支柱产业,难以支持财政收入快速稳定增长。城镇数量和规模均不足,城镇体系不完整,经济实力弱,基础设施落后,功能不全,对周边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小,使得各类要素市场发展缓慢,抑制了农本文由收集整理产品流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民增收和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

2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与措施

2.1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规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

一是规范转移支付的项目设置。取消直接用于竞争领域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整合投向相近、零星分散的专项转移支付;将各年度数额相对固定的专项转移支付,归并到财政体制补助中;新增专项转移支付应严格控制在办利民实事的项目范围内,重点向财政困难县、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倾斜。二是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审批程序,提高资金配置的合理性。三是减少县级配套,减轻县财政压力。由于县域财政的自给能力低,中央和省级财政应足额安排各自应承担的经费,尽可能减少县级配套资金。四是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使用的监督制度,构建绩效评价机制,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让县级政府有更多的精力和自主安排的财力筹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2.2整合专项资金,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加强各项政府非税收入征管,特别是国有土地各项有偿收入、矿山、林业保护管理收入中调剂一块。以上收入大部分有其特定用途,通过整合用于对应的县域经济发展项目,既不违背政策,又能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专项拨款是政府间财政资金补助的重要部分,是上级政府体现政策导向,配置公共资源的重要手段,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但也存在分配与需要分离、权利与义务脱节、片面追求数量最大化影响预算平衡等问题。通过改革,预期达到安排更合理、使用更及时、责任更明确、监管更到位的目的。建议选择部分县先用省级专款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稳步推广后,将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理财观念和财政职能,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发展县域经济,关键在于政府能否为市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歧视待遇。

2.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基础设施不仅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是县域经济发展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前提,对优化投资环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础设施的质量决定着一个地区能否获得新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也是投资者确定潜在直接投资对象的重要因素。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存在建设周期长、投资额度大、投资回报率低但社会效益高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仅靠市场力量是无法进行的,而这又恰恰是财政理应支持的项目,因而县乡政府要通过直接投资或多种融资方式创造出基础设施完善、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2.4进一步规范财政供给范围,提高财政支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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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基本载体。重庆市是特殊的直辖市,全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传统的区域增长极理论和交通经济带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为发展渝东南县域经济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

一 增长极与交通经济带理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1.增长极理论与县域经济的结合

第一,增长极理论及其应用。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有广泛影响的经济理论之一。经济增长极理论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在1950年创立,后来法国布代维尔、美国弗里德曼、瑞典缪尔达尔、美国赫希曼等经济学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增长极主要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聚集在一个地域经济内,具有较快发展能力的产业或企业。佩鲁最初对增长极的表述是“一些产业在增加产出或增加购买产品和服务时,能够增加另一个或几个产业的产出水平及其购买力”;二是指产业集群。围绕主导产业而发展起来的,通过投入产出关联的,在地理上又是聚集在一起的具有比增长极的产业发展更快的产业集群。广义的增长极是指比其他经济体发展更快,并存在一定影响作用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可以是一个小区域,也可以是一个行业、一个产业集群、一个企业。他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比其他同类经济体增长快;对其他经济体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区域经济学者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和思想引入区域经济研究,融入地理空间概念,从而产生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该理论更倾向于将“增长极”理解成一个区域中的小区域,更重视这一小区域的经济与区域内其他小区域相比具有发展更快的态势与潜质,并且对后者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2)县域经济增长极的提出。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前,党和政府的文件一直使用“县级经济”的概念。十六大报告首次以党政文件形式使用“县域经济”概念后,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就成为各级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研究的热点。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地区内的不平衡发展,而县域经济概念本身就与发展不平衡相联系,因此用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来指导和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将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与县域经济相结合是一种探索,旨在通过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大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增长极既可以是县域内的企业、产业或是一个行业,也可以是县域内的一个或几个区域、中心镇或园区。从增长极的发展看,前者看重经济主体的发展,后者则强调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对县域经济增长极的研究主要是立足区域发展的角度。事实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地区必须首先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那些有优势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创建一个或多个启动型城镇或园区,培育若干产业增长点,在扶持这些城镇或园区发展的同时促进地区的协调发展,以互惠机制形成县域经济增长极。县域经济增长极培育的核心,就是如何使县城、中心镇和园区成为经济增长极,并拉动所在区域发展,同时使本县域成为相邻区域的增长极。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的核心是政府针对不同时期的特征,分别强化增长极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于城市经济,县域经济是一种“弱势经济”,往往市场体制机制不完善,资本稀缺,信息不畅,尤其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根据实际情况弥补市场的不足。在增长极发展初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集中财力或给予优惠政策,选择若干条件较好的城镇或工业园区,汇聚有限资源进行重点建设和重要产业发展,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进而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2.交通经济带理论及其在发展县域经济中的应用

交通经济带(Traffic Economic Belt,TEB)又称为交通运输沿线经济带,是以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作为发展主轴,以轴上或其吸引范围内的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发达的产业特别是二三产业为主体的发达带状经济区域。这个发达的带状经济区是一个由产业、人口、资源、信息、城镇、客货流等集聚而形成的带状空间经济组织系统,并在沿线各区段之间和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建立了紧密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生产协作。交通经济带包括三大基本构成要素: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以工业商贸业为主的三次产业,沿线分布的经济中心和大中城市。三大构成要素相辅相成,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及关系的演变是交通经济带的基本发展规律。

交通经济带理论对于发展县域经济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其与增长极理论一起应当作为重庆市渝东南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重庆市渝东南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在发展路径上应当把培育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增长极作为主要手段,将打造并形成渝东南交通经济带作为目标,最终带动整个渝东南地区甚至重庆的经济发展。

二 重庆市渝东南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与特点

1.渝东南交通现状

目前,渝东南(包括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有渝怀铁路、渝湘高速公路纵贯其境,国家级公路、省级公路和县乡级公路纵横相连。乌江、阿蓬江等多条内河航运和正在建设的黔江舟白机场。目前渝东南的公铁水交通现状是主干线(包括铁路、高等级公路、高速公路)从北部往南依次通过所在区县政府驻地,形成一条干线走廊。次干线和区县级交通线从主干线两旁向外延伸,像神经末梢一样紧紧与乡镇、村落相连,形成巨大的网状结构。

(1)公路。渝东南现有公路16576公里,其中高等级公路9490公里。在高等级公路中,319国道占455公里,高速公路340公里(如下表)。所有高等级公路均呈线状连接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的政府所在地。

表1 渝东南各区县319国道、高速公路里程(单位: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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