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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到2011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从10.73万亿元增长到39.25万亿元,实现净利润从3262.3亿元增长到1.94万亿元,上缴税金从8361.6亿元增长到3.45万亿元,年均分别增长了17.6%、25.2%和19.4%。1994年我国国有企业500强全年销售收入总和还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而在2012年我国已有54家国企进入世界500强。特别是中央企业表现更为突出,这期间央企总数由196家减少为117家,但资产总额却从7.13万亿增加到28万亿。同时,国有企业还在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走出去”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走在了前头。
目前看,国有企业发展中主要存在“三个较大差距”: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国有企业这个市场主体完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但到目前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仍不合理、经营机制也不灵活。同时,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矛盾突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亟待完善。二是转变国有企业发展方式与科学发展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许多国有企业发展方式粗放,重速度轻效益现象比较突出,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布局结构也不合理,传统产业改造进展不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较低。三是提高国有企业竞争能力与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目前诸多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产品更新换代较慢,“走出去”水平较低,远不适应国际激烈竞争需要。
二 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我国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现在已是铺天盖地、顶天立地了。数字显示,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60%,表明民营企业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较大作用,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从业人员的总数达到1.04亿,民营企业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工商系统共登记私营企业967.68万户,注册资本(金)25.79万亿元;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成果约占全国总量的比例为70%。除了继续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保持优势外,民营企业正加速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是支撑我国县域经济的主体,有力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的主体还停留在低层次产业和产业链低端,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的产能主要集中在民营经济。在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民营经济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所谓“玻璃门”“弹簧门”等仍阻碍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民营企业普遍面临一个发展的‘天花板’。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对民营企业的不认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民营企业将长期缺乏上升动力,做大做强非常困难。”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说。
三 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国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主要是三股力量支撑的。一是国有企业。二是民营企业。三是外资企业。据统计,2001年到2011年这10年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幅分别为16.7% 、31.2% 和20.1%,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增幅低了14.5个百分点,比外资企业增幅低了3.4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不是“国进民退”,而是三者都进,并且民进最快、外进居中、国进居后。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中小企业,对社会需求、对市场机遇最敏感。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国有大企业在企业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可以有机互补。大企业可以把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小企业去,中小企业把对市场的敏感度和市场对科技创新需求的紧迫感传递给国有大企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谋创新发展的状态。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二者唇齿相依。国有经济发展壮大了,就能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民营经济获得健康发展,会进一步形成良好的、平等的竞争氛围,促使国有经济转变发展理念,增强发展活力。总之,只有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才能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打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魔咒,早日实现赶超战略。
中国要实现经济赶超,必须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经济赶超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为此,需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大力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开发出新的产品和现代服务。国有企业具有人才和资金的优势,应该成为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的主体,在引领技术进步中实现发展,占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同时,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它已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生力军,今后也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民营企业的很多产品仍处于低端行业,但生产低端产品并不意味着企业在竞争中就缺乏优势。实际上,这些产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只要企业能够在精细化上做文章,在企业管理、技术创新、生产工艺、产品设计、产品质量以及品牌推广上下功夫,同样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可见,单纯地依靠任何一种所有制,都会阻滞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成就了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缩小了与国外的差距。
四 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共生共赢
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惟一的投资主体,财政拨款是企业资金来源的惟一渠道。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单一主体、单一渠道”的格局逐步被多元投资主体、多元融资渠道的格局所取代。但是,20多年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改变融资体制的国有经济的基本导向。
国家通过金融控制继续对国有经济给予倾斜。从改革启动到80年代,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融资支持是以财政拨款和供给平价生产资料的方式进行的。80年代以后,由于预算内财政资金的萎缩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放开,政府转而通过控制银行寻求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1997年以前,中央银行一直通过指令性的信贷额度计划对银行系统的信贷行为进行控制,确保融资向国有经济倾斜。在国家的金融控制下,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上偏离商业原则,将贷款更多地投向国有企业。统计表明,尽管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只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增加值的50%,但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却高达近80%。
进入90年代后,金融风险的积累迫使国家塑造了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试图为国有企业寻求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将原来由信贷市场实现的货币型金融支持转换成由股票市场实现的证券型金融支持。但是,在证券市场的成长过程中,国家较多地运用了计划手段,从股票额度的确定到上市公司的甄选都是在计划框架内通过行政分配方式来运作的,基本上只有国有企业才有机会获得来自证券市场的资金。所以,融资体制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过渡,不仅没有改变其国有经济导向的基本性质,而且还使这一导向得以强化。
相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进程而言,融资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明显滞后,这种滞后造成了现行的融资体制内存在多重扭曲和矛盾,有些矛盾还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
(一)储蓄供给主体多元化与投资主体单一化的矛盾
市场化的改革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非国有经济在成为国民收入的主要贡献者的同时,也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供给者。这一转化发端于农村的制度变革。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产量,农副产品价格的上调改变了农民的贸易条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现金流量,收入的增加使农民开始积累储蓄存款。1979—1984年间,农民储蓄存款以年增长率41%的速度增长。可是,国家对农村的直接贷款并不多。1979—1984年间农村信用社对农民、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贷款总额只占存款总额的33.9%,即使到了1991年,也才占到66.8%。由于受体制的约束,储蓄来源的格局与资金投向的内在联系被切断,结果使农民储蓄被迫纳入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依存关系之中,农民以净贷款人身份向国有经济提供贷款。
当改革推进到城市与工业领域以后,非国有经济迅速增长。经济改革不仅改变了经济成分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也改变了国民储蓄的结构。1979年,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所占的储蓄比例分别为23.5%、33.65%和42.65%,到2000年则依次为64.9%、32.5%和2.6%(《中国经济年鉴(2001)》)。从整个社会来看,储蓄的供给主体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格局,国有经济部门不再是最重要的储蓄来源,非国有经济(包括农业)事实上已经取代国有经济部门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供给者。
国民储蓄的主体结构已经多元化,但是吸纳储蓄的金融机构基本上为国家所垄断。为了将迅速增加的个人部门的储蓄有效地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弥补国家财政资金的下降,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占垄断地位的国有金融体系并牢牢控制其金融活动。银行归国家所有,就得承担由国家(政府)赋予的社会经济责任。结果,不管国民储蓄结构如何变化,储蓄向资本的转化都被锁定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链条之上。国家财政萎缩以后,国家实际上是通过控制国有金融体系不断地为国有经济“补血”,以非国有经济的成长支撑着国有经济。
(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格局与现实的经济增长格局相冲突
国有经济有来自政府的各类形式的资金投入和补贴,还有来自国有银行和证券市场的金融支持,所以,在投资领域一直居于主体地位。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论,1981—1997年,用于国有企业的信贷资金占全社会的信贷资金的比重一直在60%~80%之间。1997年非国有工业在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中的比重是36.3%,国有工业的比重为63.7%。据新的统计口径,1998年,非国有工业的比重是38.6%,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的比重是72.4%(《中国统计摘要(1999)》,两者相加大于100%,是由于存在重复计算)。
但是国有经济的产出份额却越来越小。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所占比重1979年为78.5%,到2000年下降为23.5%;在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1978年为78%,到2000年下降为51%;从1999年开始,在社会新增就业人口中,非国有经济每年吸纳人员的比重都在90%以上。
非国有经济(主要指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等)的投资份额不足一半,它们只能顽强地通过“内源融资”寻求发展。据国际金融公司(IFC)1999年的调查,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不论是初创时期还是发展时期,都严重依赖于自我融资渠道。见表1。
表1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
融资方式自我融资银行贷款非金融机构其他渠道
经营年限
3年以下92.42.72.22.7
3年~5年92.13.504.4
6年~1089.06.31.53.2
10年以上83.15.79.91.3
总计90.54.02.62.9
资料来源:格雷戈里、塔涅夫:《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6)。
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见表2。
表2非国有企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
年份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
所有金融机构对非
国有企业的贷款占8.769.9310.6613.2712.3812.8314.24
贷
款总额的比重
国有银行对非国有
企业的贷款占贷款7.167.507.519.057.988.108.85
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非国有经济在投入受到严重限制的条件下,不仅获得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78—1998年间,非国有经济在中国工业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其工业总产值1993年首次超过半数,达到53%。到2000年,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76.5%,国有工业下降到了23.5%(《中国统计年鉴(2001)》)。见表3。
表3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年份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
非国有经济61.972.366.071.574.570.369.476.5
国有经济38.127.734.028.525.529.730.623.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显然,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格局与现实的经济增长格局形成倒置,这种倒置极大地损害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抑制了整体经济增长的势头。
二、民营企业融资的体制
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依存关系在现行的融资体制中具有不可拆解的性质,国有企业的社会地位和责任事实上锁定了国有银行的地位和责任,同时也决定了改革过程中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这种融资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它很难与民营经济相兼容,所以目前民营经济的融资面临的是体制。
(一)“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
与财政性融资体制比较,借贷型融资体制内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预算约束: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预算约束依然较“软”,但在国有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预算约束却是“硬”的。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与国有银行之间的红市交易获得大量优惠贷款,但是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国有企业而言,资金一到手,风险就可以外部化,甚至可以赖账不还。在这种软的预算约束下,一笔资金的注入引起的往往不是经营绩效的改善和财务状况的好转,而是更大的资金需求。国有企业因此对银行贷款形成更强的依赖倾向。对于国有银行而言,尽管金融红市使它不堪重负,但由于存在“人质”问题,一旦向国有企业提供初始贷款,就很难做到不继续提供贷款。结果,大量资金被就业、社会稳定等因素所约束而失去增值的属性。
国有企业融资强烈依赖着这种金融体制,但这种体制却与民营经济相排斥,原因是,这种体制本来就是建立在国有经济特有的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之上的,而民营经济几乎与预算软约束无干。体制的排斥性一方面反映在国有银行不愿意给民营企业放贷而承担额外的风险。因为给国有企业贷款,即便还不了,责任在国有企业,如果把钱贷给民营企业,若成为坏账,则会怀疑银行经理人员是否接受了贿赂等。另一方面国有银行宁愿将钱放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账户上,也不愿意贷给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因为钱闲置在账上,风险损失由国家兜着;如果贷出去收不回来,风险损失及其责任则由自己承担。目前,由于国有银行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如何规避风险上,因此,它们对那些预期的高回报、高风险的项目,已经失去兴趣。中央银行要求各大专业银行推行个人贷款负责制,更没有银行愿意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了。
“软”预算约束使国有银行可以根据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为之度身定制,贷款申请和放贷也基本上是一种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耗时耗力,也只有国有企业才付得起这一过程的高额成本。“硬”预算约束使国有银行向民营企业贷款时要求民营企业符合担保条件,尽管在理论上很多资产都符合担保条件,但在实践中,只有房地产才是最主要的担保品。但土地的法定占有权基本上只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拥有,大多数民营企业并不拥有土地和楼宇的法定占有权,因此,它们难以以之做抵押,获得所需要的贷款。
(二)外源融资与内源融资
1985年实行“拨改贷”,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由此确立了一种刚性依存关系,国有银行代替国家财政以信贷的方式向国有企业注资,对国有企业而言基本不存在内源性的融资机制。所以,外源融资成为国有企业最基本的融资形式。但是,与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源融资不同,这里的银行必须服从国家的意志和社会利益目标,也就是说,国有银行在决定信贷的投向与数量方面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或者说它的信贷行为是被动的。信贷数量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国有银行对项目本身的选择以及对信贷回报的考虑,而是取决于国有企业对信贷的需求,也就是取决于国家的金融偏好(张杰,2000)。
国有银行的行为目标被锁定,那么,国有银行所能做的就是履行目标所规定的职能。这种规定性表现在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就是资产由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事先给定,国有银行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与这些资产相对应的负债。从表面上看,国有银行对负债似乎可以选择,而事实上却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排斥了非金融因素进入存款市场,使国有银行之间对居民储蓄的竞争具有“兄弟竞争”性质,竞争以共同的利益目标得以维系。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外源融资机制先是锁定了国有银行的目标,从而限定住国有银行的选择行为,最后形成对居民储蓄的垄断。这一链条中的所有环节都是单向连接的,国家在链条的终端承担最后责任,居民储蓄蜕变成为免费资本,国有银行居于链条的中间,代表国家向国有企业传输这种免费资本。
现行的融资体制主要是为了适应国有企业外源融资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对民营企业而言,外源融资则很难通过这一融资体制来实现,因为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对民营经济都具有排斥性。所以,民营企业实际上至今还不存在支持其外源融资的正式机制。外源融资的正规渠道基本上被堵截,这就意味着民营经济只得主要依靠内源融资。但内源融资要受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状况的限制,依赖这种融资形式融通的资金非常有限。民营经济在发展初期的投入结构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内源融资适应的就是这种投入结构,但是,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提升资本劳动比例,相应地,应当构建与之对应的外源融资机制。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限制和遇到的困境。
(三)纵向信用与横向信用
对于民营经济而言,现行的融资体制的外生性不仅表现于其国有经济导向上面,而且还表现在其信用的性质和方向上。现行融资体制的社会基础是一种纵向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以国家信誉为依托,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活动来体现。这种信用的指向是单向的,即自下而上。国家的信誉对于维持这种纵向的社会信用关系至关重要。事实上,也只有国家才有动力维护这种信用体系。迄今为止,国家通过维护纵向信用,大规模地吸收居民储蓄,并把储蓄中的绝大部分转化成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而保证了体制内产出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
但纵向信用缺乏牢靠的社会基础,因为它不植根于社会成员
的自律,也不依赖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而是依赖于国家权威的外在强制。但国家的外在约束要受到信息成本等因素的制约,如果社会成员预期到国家约束的缺陷,就避免不了机会主义行为的盛行。所以,在这种信用体系内,内生出了大量的不良债权。赖债风气的盛行不仅加剧了金融风险,同时也增加了维护纵向信用体系的成本。
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维护其良好的内源融资机制,而且更需要塑造一种外源融资机制。与国有经济不同的是,支撑民营经济外源融资机制的是一种横向信用体系。这种信用体系植根于社会成员的自律,主要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现行的融资体制与民营经济不相兼容,从信用关系上说,是指纵向信用并不构成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那种主张成立国有中小金融机构以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试图将纵向信用引入民营经济的想法可能忽视了信用关系的兼容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过去的40年中,在很多国家和农村地区,政府通过引进正规金融制度向民间提供廉价信贷的努力似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世界银行(1989)认为,正式的金融安排往往无法完全满足非法人部门的需求,它们所需要的金融对正式的金融机构来说可能太小,因为许多贷款或接受一项存款的费用与交易数额的大小无关。正式的金融机构在乡村和小城镇开办分支机构,费用往往与其经办的业务不相适应。在我国的经济中,国有金融体系并不十分乐意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如果追究政策背后的原因,信用关系上的排斥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信用关系的排斥性,一些民营企业为求发展,常常使自己的身份模糊化。许多民营企业为便于经营以及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好的待遇而把自己装扮成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结果是,由于它们没有清晰的所有权和管理组织,因而加大了银行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的难度。迄今,会计体系的资料不能在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之间共享,民营企业通过回避正规的会计体系或者同时做几本账,银行无法对这些企业的资料进行监督和审计,也不愿意接受其不可置信的经营状况的证明。所以,信用关系的排斥性是信息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间的经济往来表面上是受信息问题的困扰,实质上是受信用关系的排斥。
目前,民营经济的发展既受横向信用短缺的制约,又受纵向信用负面的牵制。如果让民营企业挤入纵向信用体系,则不仅会加剧纵向信用体系的恶化,还会妨碍横向信用的发育和成长。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信用困境,走出信用困境需要国家逐步退出纵向信用体系,以便为横向信用的发育和成长提供空间,这无疑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
三、制度的内生性与政策措施
民营经济的外源融资受到现行融资体制的排斥,但是,至少有两种因素会促使内生性的金融制度的产生,一是现行融资体制高昂的维护成本;二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前者已使国家不堪重负,若继续维持这种体制,不良债权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将会危及经济安全。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开始对这种融资体制进行调整。例如1995年以后,政府一方面强化了贷款的约束规则,另一方面又试图鼓励自己所控制的国有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但是真正能诱导出内生性的融资机制的只能是民营经济自身,因为内生性的融资机制就存在于民营经济的流程之中,它是在民营经济内部的资金供求矛盾的基础上发育而成的。经验研究表明,民间正式金融机构(如城市信用社)比国有金融制度更适合于体制外产出增长的金融需要。中国80年代兴起的乡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以其实行民用民管的制度优势,将村民的储蓄与借贷活动联系在一起,有效地实行贷款监督,以低廉的交易成本给予农户获得小额贷款的机会,同时又保障了贷款的安全收回。长期困扰正规金融组织的难题在这里以一种自发的制度创新找到了解决途径,也证明了只有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安排才是有意义的。
现行的融资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性的,因此,不宜通过对这种体制的有限调整实现与民营经济的对接。支持民营经济的融资机制不可能从现行的融资体制中找到生长点,它只能从民营经济的资金运动中生成。那种主张由政府出面发展外生性的国有中小银行,然后通过这些银行给予民营经济以金融支持的思路,其效果是值得怀疑的。无视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所有权结构不相匹配的客观事实,主张小的民营经济就需要小的金融机构为之服务,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机械思维而构造的搭配关系。中国已成为WTO成员国,中国的金融领域除了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政府还应允许国内民营金融机构介入金融领域。在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的同时,激励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创新行为,促使民营经济首先从其内部获取必要的金融支持,让民营经济通过其内部之间的资金流动缓解资金供求矛盾,让它们在资金借贷活动中自我调试、彼此约束。民营金融机构不大会受政治因素左右,其经营将更多地服从于利润导向。新的民营银行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尚未开发的市场领域,特别是那些小型公司和刚成立的企业上,而这类企业的数目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占大多数。这些民营金融机构将不会歧视现有的顾客关系,它们将在市场上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会不断创新,以各种新的方法开展业务。内生性的金融活动开始可能是无序的,但产权的约束会将这一活动导向有序。
为了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国家需要逐步解除对民营经济的体制约束,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利率的自由化不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成本构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大部分获得贷款的民营企业事实上都支付了比央行公布的利率高很多的实际利率;进一步地,让它们获得贷款对它们来说比支付高额的融资成本重要得多。国家的职责是承诺和履行产权保护的责任,为民营经济提供平等的制度保障。
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不仅需要企业自己的努力,而且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以及金融机构三方面的协调和合作,一个良好的借贷人、一个运转正常的金融机构和一个公正高效的管理者缺一不可。随着融资渠道的拓展,中国的民营企业一定会在未来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中再创佳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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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4-0045-02
1引言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下滑,过去长期积累的一些经济与社会矛盾也在日渐突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成为了经济学界最为主要的争论焦点。而在一系列的解决措施与方案中,经济结构转型无疑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最为重要的一根救命稻草。那么,我国目前最为主要的经济结构特点是什么?它与西方经济学所构建的经济结构又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又在哪里?本文就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深入的探讨。
2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与问题分析
21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
我国宪法对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对国有经济的地位做出了明确说明:“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因此,正是基于政治制度上的这种规定与要求,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地位上的不平等。
22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有的比重较小,因此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结构时,并未对企业进行详细的划分。而在我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经营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必然会引起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活动方面明显的不同。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如图所示:
包含金融市场的经济结构框架
221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
在金融市场中,政府往往通过利率管制、资本市场准入限制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措施,使得民营经济在正规金融市场上的融资举步维艰,而国有经济由于受到一系列政策法规的照顾,不仅可以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获得比民营经济更为优越的融资渠道以及更为优先的融资权利,而且可以从银行部门轻易获得低于市场管制利率的贷款。
此外由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并且受到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通过风险与收益的权衡,金融机构也往往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贷款。
正是由于政策以及市场的原因,使得金融资源大量集中于国有经济,而民营经济只能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市场,即“影子银行”。因此,正是企业的分化,引起了金融市场的分化。
222从产品市场角度来看
首先,国有企业集中的行业领域往往是处于产业上游的资源性行业,并且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因此国有企业一方面向消费者提供天然气、石油等生活必需产品,另一方面也向民营经济部门提供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并且由于其垄断地位,使得国有企业可以轻易从产品市场中获得超额利润,而这些超额利润的最终承担者却是民营经济以及消费者,这显然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
其次,在政府的绝大部分财政政策中,其政府购买的主要对象往往都是国有企业,而这无异于是对国有企业的一种隐性补贴,并且,财政政策投资对象的过于集中往往会引起产能过剩、寻租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并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
最后,国有经济往往效率较低。由于产权部门、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垄断等原因,使得国有经济无论是在创新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明显弱于民营经济。此外,国有经济不仅会因为自身的效率损失影响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金融抑制、歧视和效率误配等途径损害民营经济的成长[2],并最终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拖累效应。
223从要素市场的角度来看
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吸纳了中国将近80%的城镇就业人口,承担了绝大多数的科技创新,但在要素市场上,由于国有经济垄断优势、政策优势以及工资优势的存在,使得其在要素市场上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民营经济,从而使得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往往流向了国有经济。而这些高素质劳动力,在国有企业往往得不到应有发挥,从而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并且,由于国有经济生产效率较低,随着国有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对民营经济的不断蚕食,其结果必然是整体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降低以及自然失业率的上升,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3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不平等对待,是造成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政府对国有经济的大力发展与保障,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扭曲,而造成这种不平等对待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对自身职能定位的模糊与错位。因此,要改革现有的经济结构,必须从政府职能转变入手。
31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
市场经济才是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式,居民与企业才是市场参与的真正主体,政府的真正职能仅在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而无止境的干预行为,只会增加寻租的空间以及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从而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
32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缩小国有经济经营规模
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不平等对待,是造成政府过度干预的根本原因。正是出于对国有经济的保障与发展,使得政府一方面通过鼓励政策,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约束政策以及提高准入门槛等措施,限制民营经济的行为,从而保证国有经济的垄断优势。
然而许多实践经验已经表明,国有经济的过度膨胀,只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效益的降低,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因此,缩小国有经济的经营规模与经营领域,同时放宽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有助于提高市场经济的活力[3]。
33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居民保障水平
居民收入主要由劳动报酬、投资收益以及转移支付三部分构成。劳动报酬是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投资收益是由金融市场决定的,政府唯一可以直接控制的,便是转移支付水平。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刺激消费增长,而消费的增长又可以通过产品市场增加企业的收入,而企业收入的增加又能通过在要素市场上增加对劳动的需求表现出来。最终,其结果是失业率的降低以及国民收入的增加。
34实行全面减税,减轻企业负担
过高的赋税水平,使得企业利润和抗风险能力大为降低,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许多企业在原有行业领域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发生亏损与破产。而在这种情况下,将原本应用于生产的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便成为了企业的主要选择,而这种投资行为,一方面推升金融泡沫,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此外,较高的税收,也使得企业无力再进行任何产品研发与产业升级,从而在市场竞争中举步维艰。
因此,通过大规模的减税措施,可以促进资金从金融市场回流实体经济,从而增加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
35推动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如果将税收看做是对政府提供服务的一种购买,那么政府便成为了市场经济中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一般企业有所不同的是,政府提供的服务具有极强的垄断性,同时民众希望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社会效用最大化,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垄断往往会产生低效率,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放弃效用最大化目标转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针对这个问题,可以采用两种途径解决:一是通过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强社会舆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从而约束政府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二是通过对行政人员的思想水平建设,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而我国政府目前在第二点方面做得较好,但在信息公开以及舆论监督方面还有待加强,这也是未来我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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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制结构特点分析建国初期,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工业基地”,国家不断地将一系列的重点项目建设在东北地区,“一五”“二五”期间建成大批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重要支柱,是我国国有经济最集中的地区之一[4]246-271。60多年来,面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东北地区的体制性、结构性、阶段性矛盾日益显现,内生增长力量受到抑制,东北地区国有企业逐步走向衰退,但自始至终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严重制约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直至今日东北地区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得到发挥,延缓了市场化进程,严重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空间。2005年东北三省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7171家,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673家,占工业企业总数的15.57%,创造工业产值11911.8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63.23%。受东北地区所有制结构特点影响,国有企业控制较多产业,民营经济必然会受到排挤。因此,东北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相对较小,无论是政府扶持力度、人力资源投放还是金融投资等方面,都受到严重制约。
(三)产业结构特点分析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工业基地,“一五”、“二五”期间在国家倾斜政策和大规模投资下,形成了以汽车制造、化工、冶金为支柱的三大产业,重工业发展突出,第一、三产业发展薄弱,产业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东北重工业基地的第二产业已经呈现出衰退态势,但由于东北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远超过第三产业,而且第二产业多数为投入大,产出慢的行业,进入的门槛较高,因此民营经济很难进入,经济衰退态势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尤其是国有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占比中明显偏大,国有企业多数集中在第二产业,挤出效应导致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只能集中在附加值较低、技术和资金门槛较低的第三产业。
二、发展东北地区民营经济的优势因素分析
(一)具备优良的基础设施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前是我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具有完整的重化工业生产和配套体系,当年国家大量投入的基础设施,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5]。与其他地区比,东北地区拥有完善和高密集的铁路网,沈阳铁路枢纽更是在铁路客、货运量上名列前茅。东北南部拥有海岸线2178公里,已经逐步形成东北亚航运中心,不仅有大连港,还有新的亿吨级大港营口港,以及具有发展潜力的锦州龙栖湾港、丹东海洋红港和葫芦岛石河港,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为东北地区民营经济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二)具有优秀的人力资源东北地区具有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这些发展成熟的国企中具备大量优秀的产业工人,这些工人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较高,是技术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当面临国有企业改革,工人下岗,这些劳动工人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优秀的劳动力。另外,东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高,集中了大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目前拥有普通高校154所,占全国普通高校的11.3%,本科院校78所,占全国本科院校12.4%;专业技术人才210万,占全国技术人才10%[4]246-271。教育综合水平和科技力量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三)国有企业改革机遇东北地区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国家曾大力扶持东北地区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国有企业拥有巨大的资本存量,并培养和聚集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和市场化经济的发展,资源配置发生改变,而东北地区国有企业转变较慢,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资产呆滞、效率低下。当这些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退出后,所形成的产业空间、国有资产和大量的下岗人员,都必须而且只能由民营企业来承接。通过民营企业将这些生产要素重新整合,不仅为国有企业保值增值提供保障,也为民营经济的资本扩张和行业拓展提供条件[6]。
三、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一)采取外向型发展,突破区位限制东北地区的地理区位虽然远离我国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受到辐射效应几乎为零。但其东临俄罗斯、韩国、日本,是东北亚中枢地带,是我国参加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的前沿阵地,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加强与俄、韩、日的合作与交流,开展多边贸易合作、参与东北亚国际经济开发,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吸引外资,加强与外资企业合资合作,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当前由于东北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各国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垂直型经济合作与分工提供可能。因此我国东北地区利用区位优势,即可发挥优厚的加工工业基础,承接日本和韩国的产业转移,也可利用俄、蒙、朝的资源优势,加强产业加工发展[7]。1.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改变粗放生产方式东北地区资源丰富,多年以来民营经济发展主要以丰富的资源为依托,采取粗放型生产模式,生产技术落后,产业链条短,加工度低。因此,充分利用毗邻俄、日、韩三国的地理优势,以提升生产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为出发点,通过从俄、日、韩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等方式,建立新型精细化生产模式,将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之后,再将产成品出口到国外,最终达到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品市场的目的。由于民营企业机制灵活,能更好地发挥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根据需要有效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大大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引进外资,增强与外企合资合作东北地区大型国有企业主要从事重型机械制造和化工业,行业准入门槛高,因此一般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即使想为大型国企生产配套产品也会受到技术制约而很难完成。东北地区利用区域内生产要素和优势产业,以及为大型国企生产配套产品的契机,大力吸引外资进入,采用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合资合作的形式,提升企业综合能力,在生产和管理方面达到为大型企业配套要求,与此同时可以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生产技术落后等问题。
××××年全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同比增长××,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和×;实现财政收入××××万元,增长××;引入外资实现零的突破达到×××万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亿元,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元,增长×。以上指标均大幅超出年初计划,其他各项指标也创近年最好水平。
二、民营经济发展态势及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几年来,管区坚持把加快非国有经济发展,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力实施打开管区经济大门吸收区外法人加盟管区经济建设,打开国有经济大门吸收民营经济加盟国有经济的“两个打开”举措,发挥区位优势,通过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切实解决非国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推进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入实施城镇化战略,依托小城镇市场建设,为各类商贸流通企业创造宽松、完善的政策和设施环境,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重点在协调土地、工商、银行等部门,为民营业户办理抵押贷款、购置经营场所,加强个体工商业主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
在具体工作中,重点从规范、引导、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强化管理,加强协调与监管。成立了“个体私营经济领导小组”,配备了人员,规定了职责。建立和完善统计报表制度、例会制度、信息反馈制,并定期召开全区个体私营企业调度会,加大协调与监督力度。二是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强化对民营企业的指导。从××××年×月开始,“发展办”对全区私营企业进行摸底调查,摸清了底数,为指导企业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与措施奠定了基础。三是积极谋划发展民营企业的重大举措,在审批机制、企业保护、投资环境、资金支持等××个方面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四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调整结构、提升档次、加大投入、壮大规模,使我区民营经济的发展日趋活跃。
一、总结成绩,查找问题,正确分析把握我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形势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把民营经济摆在重要战略地位,与时俱进,放胆、放手、放开,制定出台了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一系列办法和措施,调动和激发了广大群众投资创业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全市的改革、发展、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民营经济发展,已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民营经济的崛起,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去年,全市个体工商户发展到38.4万户,注册资金达57.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和12.1%;民营企业达到1.45万家,注册资金达到81.6亿元,分别增长4%和29%。固定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87家,5000万以上的46家,超亿元的9家。全市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493亿元,占全市COP的41.6%;上缴税金31.4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28%其中纳税百万元以上的67家,超千万元的6家。出口创汇1.6亿美元,占全市总额的18%。有13个县(市)区民营经济税收占财政收入四分之一以上;8个县(市)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成为相当部分县域经济的主要支柱。可以说,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石家庄经济今天的巨大成就。
第二,民营经济的发展,已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民营企业经营机制灵活,就业成本低、容量大,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到去年底,全市民营企业人员达到114.1万人,占全市城乡劳动力总数三分之一,转移吸收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在安置国有企业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仅去年就吸纳安排下岗职工3万余人。
第三,民营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市场化进程。民营企业产权清晰,组织层次简洁,对市场反映灵敏。民营经济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相伴而生,作为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我市的市场发育,提高市场化程度,功不可没。目前,全市民营经济已发展到类别、250多个自然行业,经营范围由商业、饮食、服务、加工、建筑、交通运输等行业扩展到广告、信息、中介、医疗、教育、旅游等新的领域,共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的专业市场661个,全市商业零售网点、餐饮服务、城乡集贸和专业市场90%以上由民营企业经营。
第四岂营经济的发展,为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我市绝大部分县属和部分市属国有企业已转制为股份制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的解决经营人才,置换与注入资本、接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解决了“人往哪里去,钱从何处来”的问题。全市民营企业购买国有企业124家,租凭国有企业59家,兼并国有企业115家,与国有集体企业参股55家,有力地促进了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资本退出。
第五,民营经济的发展,增创了区域特色经浊新优势。全市共有以民营经济为中心为主的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专业村905个、专业乡镇112个,生产加工小区164个,民营科技园区10个。辛集皮革、正定板材、灵寿石材、藁城禽蛋、高邑蔬菜、花卉等区域特色经济,都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和竞争能力。其中,正定板材市场云集了全国30多个省市的板材生产销售厂商,进厂经营户达1000多,板材生产厂家230家,年产值达到6亿多元,带动周围形成板材、家俱制作专业村10多个,成为县域经济的特色主导产业。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全市民营经济的发展与粤江浙等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委不适应。一是总量不大。我市个体工商户与民营企业的数量及实现的增加值、上缴税金等还远远落后于江浙先进地区,在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低。二是企业规模较小。绝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具有较大规模的知名企业、龙头企业很少。三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目前多数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集中在流通服务行业,生产加工型和科技、外向型企业比重偏低。四是发展不平衡。一些基础好的县(市)区,民营经济已开始向规模效益型发展,个别县(市)区才刚刚起步。
六是整体素质和水平有待提高。从全市情况看,民营企业程度不同地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弱、生产集中度低和经营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少数民营企业不重视规范经营和守法经营。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根本的是一些地方和单位思想不够解放,认识不够到位,缺乏加快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具体表现在:有的地方对发展民营经济组织领导不力,政策落实不到位,服务措施跟不上缺少系统规划、支持、引导和协调,发展环境不够宽松,民营经济办证难、融资难、用地难等诸多问题解决的不够好,“三乱”现象时有发生。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切实增强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近感
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践,始终伴随着思想解放和观念的更新。要实现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大提高,仍然需要不断地拓展解放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党的十六大《报告》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确立了民营经济的经济地位,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并提出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归纳起来,一是再次强调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进一步确立了民营经济者的治地位;三是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公平竞争环境;四是进一步明确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五是强调进一步完善私人产权的保护。所有这些,为我们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扫清了障碍,提供了保障。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有关论述,深刻领会精神实质,着眼于全市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思想上更加放胆,在发展上更加放手,在市场上更加放开,在政策上更加放活,发展上更有作为,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把差距转化为发展空间,把薄弱点转化为现实的新的增长点,以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推进民营经济的新跨越。
第一,要充分认识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加快发展,富民强市,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全面实现小康的奋斗目标,我们面临着极为繁重而艰巨的发展任务。今后怎么发展?靠什么发展?从我市的实际出发,能否抓住今后20年的战略机遇期,把我市做大做强、做优做美,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奋斗目标,很关键的一条就是能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不用国家投资,就可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只要政策对头,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生产力引发出来,释放出来,就会推动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抓民营经济,就是抓发展是硬道理,就是抓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就是践行“三个代表”。从很大意义上讲,县(市)区一级发展经济,主要是发展民营经济。努力形成“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出来”的良好局面。
一、引言
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是我国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现象。民营经济已经成为近些年中国增长最快的经济成分。但是,由于诸多问题如战略定位、融资困难等,民营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并不等于它的潜在增长速度。因此,本文通过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揭示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
二、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民营经济的非国民待遇问题
1.银行贷款方面的非国民待遇
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民营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内源融资,这种融资状况在融资规模上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当民营经济发展进入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产业提升阶段后,这种融资状况与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融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就更加突出。
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源于金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和国有企业对这种支持的依赖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信贷资本化。然而,在国有金融机构有大量资金贷不出去,而在具有明晰的产权、合理的资本结构和良好的经营业绩的民营企业方面又有许多好的项目融不到资。民间投资企业融资渠道不畅、筹资困难;商业银行贷款审批权限过于集中,信贷考核的利益激励机制与风险约束机制不相称,贷款审批环节过多,均不利于民营企业贷款融资;在直接融资上,民营企业也受到歧视,政策缺乏公开性,市场准入门槛过高,导致民间投资项目的发展空间十分狭小;民间投资用地受到限制,不少民营企业用地不够规范,土地产权关系不够清晰,难以办理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无法提供贷款抵押。“融资难”瓶颈明显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2.税赋和法律方面的非国民待遇
在税赋方面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严重的所得税重复计征,法律方面主要是民营企业在各类产权和产权关系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往往在事件的裁判上更多地被歧视。这些法律法规不完善使得民营经济的发展束手无策。
(二)某些产业领域内的民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技术落后,过度和不当竞争严重
由于民营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加之国有经济逐步从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广大竞争性行业的主力军。但是,由于这些行业的进入壁垒多数比较低,造成大量小型民营经济的进入,并形成互相残杀的恶性竞争局面。适度的竞争对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淘汰落后是必要的,但无限度的恶性竞争则会使本来就弱小的民营资本遭受致命打击。这种情况在某些地区和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前几年煤炭行业中出现私营小煤窑遍地开花,造成煤炭行业因恶性竞争的全行业亏损以及引发后来的一系列小煤窑伤亡等安全事故频发等的现象。所以如何组织民营经济的生产经营,形成合理规模和有序生产,已成为解决这些产业领域或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三)民营经济的信誉度差
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信誉问题也很严重,现在一些民营企业已形成的“开门迎客,关门打狗”的短期行为,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伤害。这主要是由于信用体系不健全所造成的,其一,一些民营企业的纳税意识差,为了偷税漏税不惜违法做假账,使财务报表、会计表册失去可信性,致使在一些地方“民营经济”=“违法乱纪”=“弄虚作假”;其二,民营经济法律意识差的问题较突出,短期行为严重,一些企业为了获得短期效益或不义之财,大肆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从而失去社会公众的信任。有的民营企业在经济往来中长期拖欠贷款或拒不付款,失去了供应商的信用;其三,民营经济内部出现信用危机,一方面个别业主不守信用,如许诺给职工的工资待遇不能兑现或者百般克扣,从而失去职工的信任,另一方面,个别职业经理人不守信用,如携密跳槽、吃里扒外等。由此造成社会对民营经济认识上的偏见。
(四)民营经济结构不合理
1.民营企业产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结构调整的难度很大
传统产业产品比重过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品发展缓慢。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慢,比重过低,区域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趋同。
2.一些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不尽合理
民营经济的治理结构理论上讲能够做到合理,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一些民营企业采取了家族式治理模式,而一些民营企业则采取了两权分离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模式。
三、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
(一)确立以发展民营经济为基点,联带其他经济(包括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认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对立的,是可以统一的;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长期发展的,而时间的长短是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确定的。然而,我们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仍然是集中力量改革旧有的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以图实现原有体制的逐渐蜕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对于我国早期改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我国微观经济已经转换到按照市场原则运转的今天,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仍然在“破”而不在“立”,至今没有实质性调整,就是一个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重大问题。本人的观点是:以发展民营经济为战略和政策基点,以市场化为基本原则,把重点转移到加速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制度的建设上来,旧体制的改革要在新体制的塑造过程中逐一解决,但新体制的塑造一定是第一位的。如果这一模式能够被确认,那么,民营经济就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良好战略环境。
(二)促使民营经济自身的制度改进,实行现代化管理模式
目前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多数是由出资人实行家族式管理。这种方式在起步阶段具有凝聚力强等优点,但它的局限性,如家长个人决策、接班人世袭、任人唯亲、产权封闭等弊端,已经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根据世界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法律的不断完善,企业制度和企业管理也会走向现代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建立善于经营、敢于决策的领导班子,使企业的权力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职责明确。确立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规范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建立奖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水平。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使民营企业管理走向社会、走向成熟,走向科学。
(三)民营企业要重视自身信誉的塑造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信条,只有注重声誉,诚实守信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交易的多次博弈中获得最大利益。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曾有过不守信用的短期行为,败坏了民营企业的声誉。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要求民营企业家们在重新塑造自身信誉上作更多的努力。从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契约履行等方面着手,逐步取信于客户、取信于消费者。
(四)为民营经济筹资和投资在制度和渠道方面上创造条件,支持民营经济积极开展资本运营
1.民营企业融资法律制度
完善间接融资法律制度。进一步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建立以非国有经济与地方金融机构合作入股方式的合作金融机构。扩大国有银行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配额,并成立专门的贷款担保机构。建立非国有经济信用评审体系,规范其财务管理,与商业银行的贷款原则相衔接。
健全直接融资法律制度。增加资本市场的交易品种。改变现在的股权结构,打破国有股与法人股不可流通的局面。建立多种合法的交易组织形式。设立二级市场,拓宽非国有经济的直接融资渠道。
2.民营企业融资渠道
完善间接融资体系。大力发展地方性民营中小商业银行。地方性中小银行应以民间资本构建的股份制为主,加快建立和完善中小商业银行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风险管理制度、竞争规则以及监管办法,对所有出资人一律给予国民待遇,保证中小银行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公平竞争。
建立多层次的、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资本市场体系。中小资本市场体系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二级市场和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就其分工来看,二级市场主要解决处于创业中后期阶段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则主要为达不到进入二级市场资格标准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包括为处于创业初期的中小企业提供私人权益性资本。
(五)在人才方面要树立“人本管理”的现代管理思想
民营经济发展也要吸收先进的管理思想,转变观念,强化人才意识,注重对人才的尊重、培养和激励,想方设法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并利用企业自身的环境优势,帮助员工认识自己、发展自己,不断增强“人才”与“工作”的相互适应性和协调性,实现人才发展与企业发展的双赢。其次要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营造一种良好的工作氛围。
1.在民营企业内部建立职工入股制度。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要鼓励他们以资金或自身的人力资本入股,通过适当分配股份使人才与企业利益共享,把人才自身的利益与企业发展联系起来。
2.合理确定人才的薪酬结构,不能把他们和一般人员等同对待,要使人才的收入与他们的实际贡献相符,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励人才努力工作。
3.要注重人才的培养。一个成功的企业不仅在于能够吸引人才,稳定人才,更重要的在于不断创造人才。为此,建议民营企业要把人才的培训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建立完备的教育培训体系,实现教育培训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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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vate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support and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was catching more and more the attention of the commun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in China,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Key words: private economy; role; the status quo;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12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是指除国有国营以外的所有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总称。其中,所有制多元结构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混合经济等。多种经营方式包括国家经营、集体经营、个人经营、合作经营、股份经营、股份合作经营、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委托经营等。
一、我国民营经济的地位与作用
1、民营经济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来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内在矛盾日益加剧,弊端日益暴露,亏损面越来越大,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导致收入、产值、效益严重下滑。从总体看,对GDP的贡献率越来越低。相反,民营经济以其优越、灵活的机制,早已三分天下有其一了。逐渐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认可,地位也随之上升,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民营经济的发展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失业、下岗、分流和优化组合出来的人员越来越多,成了社会的一大难题。从近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民营经济确实为下岗再就业立下汗马功劳,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可以说,今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主要依靠国有经济,而就业必须依靠民营经济。
3、发展民营经济,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有利于我们更快地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
所谓共同富裕,就是指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但这不等于同步富裕,而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通过合理布局、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地区协调、企业合作、先进个人帮助落后个人,使后进变先进,先进更先进的你追我赶,波浪式的共同富裕道路。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同富裕道路是需要通过公平竞争,提高劳动生产力才能实现的。而国有企业由于其本身的弊端和改革的不彻底性,效益不佳,亏损面大,竞争力非常弱,不可能主要依靠国有经济的力量来实现共同富裕道路。相反,民营经济从产生的那天起,由于其产权清晰,经营机制灵活,对市场经济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和城市下岗职工的主要就业渠道。
4、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的经济改革处于攻坚阶段,也就是国企改革中的产权制度改革问题,这一层次的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尽管走出了很多路子,但总体效果仍很有限。实践证明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就是填补国有经济退出领域的重要力量,其迅速发展构成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一个重要条件。从实践看,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成了私营经济一展身手的好机会,他们抓住了机遇,使这些领域蓬勃发展,市场活跃,有力地带动了一方经济。
二、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起步水平不高,初始积累不足
民营企业的初期发展主要依靠创业者敏锐的洞察力和富有经验的判断力,普遍存在着低水平重复投资初始积累不足的问题。全国私营企业平均每户雇工不超过十三、四人,注册资本不足百万元,设备大部分是大企业替换下来的,产品比较落后,难以适应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仅凭个人的经验和能力难以应付多变的市场。有的民营企业片面追求目标短期化,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不惜以造假、损害环境获取近期利益;有的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低,模仿别人的技术和进行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
2、产权关系不明晰
企业在初创时,为求“红帽子”,自找婆婆,寻挂靠单位。发展起来后,有的与主管部门关系不清,出现权属之争;有的无形资产归属不明,形成隐患;有的虽通过兼并、联营、承包、股份制改造,但产权的归属却没有界定。大多数民营企业选择个体业主制、合伙制或股份合作制等产权制度形式,没有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投资者对经营负无限责任,投资风险大,使民营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受到妨碍。
3、管理不科学
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式经营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依靠家族的凝聚力来同舟共济,克服了创业的种种困难,适应了初创的需要却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壮大。有的民营企业是家长制个人决策;有的民营企业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圈定接班人,造成“近亲繁殖”;有的民营企业的产权是家族的,既没有外界的参股,又没有产权的多元化。这时,家族式的管理体制又成为改革的障碍。连经济发达地区的上海市90%的私营企业还停留在家族式经营管理上,与建立真正的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还有很大差距。据有关资料,民营企业“一年合伙,两年冒烟,三年散伙”是很常见的现象。
4、经营者自身素质不全面
民营企业中高素质的经营者是少数,大多数的经营者在政治觉悟、知识水平、管理能力、人格素养、法律意识及道德修养方面都存在不足。有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主文化程度低,不注重学习,缺乏经营现代企业的知识;少数民营企业主的产业与权钱分不开,一些钻营者与一些腐败的官员相互勾结,侵吞国有资产,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再进行反复抵押融资操作,利用“滚雪球”的方式将巨额社会财富据为已有。这不仅践踏了社会公德和市场秩序,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基本价值,也直接危害到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安全。
三、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几点建议
1.政府角色转换。
第一,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好的环境。从全国范围讲,应保持公有制的优势,同时,按照不同经济类型制定有区别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融资政策,从而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环境。
第二,对民营经济实行产业引导,使之经营重点转到第一,二产业,改变其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
第三,推进民营经济从单纯注重量的扩张向量质并重转变,提高民营经济产业层次和企业组织化程度,对民营经济进行组织结构、资本结构的调整,使民营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向社会化、集团化方向发展。
第四,加强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力度。民营经济结构的优化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对于从事产业调整优先发展产业的民营企业,应搞好政策引导、政策扶持,保证其在项目审批、市场准入、发放贷款、物资采购、外贸出口等方面享受与国有集体企业同等的权利待遇。
2.为民营经济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解决好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关系到中国当前的社会稳定和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状况。解决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加快改革国有银行的信贷机制,建立与民营经济贷款配套的政策体系。
第二,建立健全民营经济信贷担保体系。民营经济没有合适的贷款担保,是其难以取得贷款的重要原因,因此,建立民营经济贷款担保体系是解决民营经济贷款难的重要一环。
一、关于“国进民退”现象的概述
(一)“国进民退”的概念界定
“国进民退”是一个经济学语汇,用于表示某领域内国有资产的进入而民营资本被迫撤出的现象。狭义上,它表示国有经济在某些产业领域内市场份额的扩大,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缩小,甚至退出。从广义上讲,除上述狭义方面的内容外,还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者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市场内任何经济主体都有进或退的可能性,不管是在“国进”还是“国退”的情况下,对于我国民营企业来说,根据市场经济环境中主体地位的变化,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努力寻求自身发展,采取多种方式,以提高产品与商业模式的独特性与创新性为目标,是在任何年代、任何形势下不二的成功法则。
(二)我国的“国进民退”现象
2007年开始,中央推进收缩型宏观调控政策,资金链已经紧张的民营企业在2008年又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2009 年,为抵御经济危机,国家推出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加上之前的4万亿经济投资刺激计划,涉及范围之广、政策力度之大、决策效率之高,前所未有。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中小企业受益并不明显,甚至受到排挤和压制;4 万亿投资计划中,绝大部分是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民营企业几乎没有参与,这都导致了新一轮的“国进民退”现象的上演。如2008年中粮集团收购“蒙牛”;2009年民营企业的东星航空和鹰联航空被国营航空公司收购、重组,日照钢铁易主国企山东钢铁集团等。
二、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
(一)民营企业发展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民营资本一直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目前的发展状况却是,政府虽然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不断扩张、民营经济萎缩,对长期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造成了恶劣影响。我国现在是打着提高资本集中度、维护经济安全,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名义,排挤民间资本。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在经济危机和“国进民退”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1.国有资本在经济结构中拥有绝对控制力,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国有资本在五大经济领域占有绝对的控制力:一是能源、资源、电信、电力、钢铁、航天等领域;二是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三是城市公用事业;四是银行、保险、证券,以及报纸杂志出版等;五是文教卫生医疗领域。民营资本所占比重较大的主要在轻工业制造业和日常生活服务业这两个领域。与仅发展了20多年的民营经济相比,国有经济一直居于主导的地位。“国”与“民”的现实总是存在于中国是世界经济大国中国有资产数额最大、国有经济比重最大的国家这个现实国情基础上。
2.国有企业实力雄厚,民营企业发展受限。我国经济制度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国有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支柱。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为尽可能减少损失,稳固和强劲经济发展势头,国家更是重视国有企业的支柱作用。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我国多为中小型企业,本来实力就相对薄弱,加之金融危机造成的严重挫折,使得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倒闭。我国的社会经济性质和国情决定了,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不容乐观,面对国企的强大压力,民营经济的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3.行政性垄断不断扩大,经济结构调整困难。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与行政性垄断得不到有效抑制是密切相关。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然而在行政性垄断广泛存在的背景下,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造成供求关系严重扭曲,资源环境压力日益突出,制约了经济结构的调整,甚至加剧了结构扭曲。如何有效抑制行政性垄断,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二)民营企业面对的发展困境
1.被国有资本挤出,难以得到国家财政扶持。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对濒临破产的企业伸出援手。在我国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基于行政干预的“地方国企央企化”、“民营企业国有化”现象,要求进一步强化行业垄断,这一现象构成了对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挤压。多数中央投资只是带动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很难参与其中,成为了旁观者。尽管国家相继出台了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现实情况与国家政策似乎成尴尬之态。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经济36条”)正式出台。2009年9月22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炉,又被称作“中小企业29条”。相较于“非公经济36条”的政策性,“中小企业29条”则更具针对性。然而,“非公经济36条”自2005年颁布至今,除了具有历史意义外,在现实中的落实则是显得苍白无力。
2.融资困难,金融创新不足,导致中国金融体系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严重缺乏。融资问题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尽管国家出台了鼓励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在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金融九条”中,直面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提出贷款要向中小企业倾斜等。但受到银行自身利益因素影响,落实还很不到位,越到基层,中小企业越难以感受到政策带来的积极作用。融资困难暴露出我国在经济整体结构、金融市场结构以及资金供求结构等方面的重重矛盾,正因为诸多难点集中一处,又互相交织,所以这个问题一旦进入到操作层面,就总是难以真正得到根治。2008年宏观调控从偏紧转变到放松,但无论国家政策是“松”还是“紧”,民营企业都同样面临融资难的问题。
3.税收负担较重,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税负重是民营企业的又一痛处。《中国民营经济税收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民营经济贡献税收收入7862亿元,同比增长25.7%。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3.6%,比2007年提高0.9个百分点。对此,《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中指出,结构性减税在当前危机下效果并不明显,建议实行普惠制减税,将增值税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制仍实行内外两套税法,对外资企业优惠多,税负轻,对内资企业优惠少,税负重;同属内资企业,却是对大型国有企业优惠多,对中小民营企业优惠则较少。即便是现行企业所得税制规定,对利润较低的企业可实行优惠税率,但优惠税率仍然过高,使得不少应予扶持的中小民营企业得不到扶持照顾。
三、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策略
1.正视当前挑战,实现发展观念的转变。国有经济的垄断已成为影响民营企业投资欲望和融资能力的重要障碍。政府应处理好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关系,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逐步减少国有经济垄断领域,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空间。从发展大方向来说,国有资本应该进入到民营资本不愿意做和不能做的领域,利用自己强大的资本优势为民营企业搭建更好的产业链平台,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国有带动民营的作用,联合起来与外资竞争,保护民族产业。
2.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大力推进招商引资。政府不应仅考虑到对国营企业的扶持,还应尽可能从民营企业的角度出发,减少对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置的各种障碍,消除人为限制性因素,放宽民营经济的经营范围,在更多的领域允许民间资本的进入,使民营经济真正享受到市场经济下应有的国民待遇。在“国进民退”,国营企业大规模抢占市场,排斥民营企业的现实情况下,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服务业领域,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以拓宽民营企业的经营范围,扩大其增长空间。在招商引资中,政府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一切社会关系,挖掘一切资源潜力,放宽政策限制,大力吸引外来投资者来创业,做到本地民企与外地民企的很好联合,共同开发和利用资源,共享发展和管理经验,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3.民营企业应减少对外部制度的依赖,提高自身竞争力,走健康发展的道路。首先要树立人才意识,吸引和培养人才。民营企业管理者应该认识到,现在企业的发展讲求团队协作,企业要发展壮大,必须依靠人才的力量。民营企业应实施人才战略,建立和完善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重视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开发和培养人才,为企业所用。其次民营企业家在面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时候,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不仅要学习市场经济只是及管理知识,还要积极投身去市场竞争实践中去,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要认清市场形势,树立开放竞争与合作的意识。再次民营企业要现在“国进”的形势下,抓住发展机遇,就必须要推进创新。一方面要创新企业制度与管理,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重构企业组织结构,使民营企业成为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管理科学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民企要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断推进技术进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和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进一步加大技术改造力度,促进自身的发展。
“国进民退”单纯作为一种现象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国家政策和市场体制是否随之进行调整。“国退民进”的大背景下,如果市场机制并没有迅速跟进,为国有企业度身定做的制度没有被打破,加之民营企业先天性不足以及后天失调所导致的缺陷,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强硬政策下,民企发展举步维艰是不可避免的。从经济发展来看,“国进民退”本质上是一种退步。经济发展必须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国家应渐渐放手,让企业在竞争中学习竞争,尽量减少国有控制、国有干预,我国的企业才能迸发出更大的创造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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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国工商联公布的国内第一份系统、全面的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认为,我国民营企业,已经从拾遗补缺成长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正呈现出数量加速扩张和质量飞跃的良好发展景象。截至2002年底,民营经济注册资金达到2.8万亿元。企业年营业收入1.2亿元以上的有1582家,其中最多的已达355亿元;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7%,远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民营企业的总资产、销售、净资产回报率及资产负债率等指标,都好于同期全社会的平均情况。随着对民营经济的指导思想从政策支持转向制度保障,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更加势不可挡。在这一形势下,引入民间投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无疑将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增长要素。
2.促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一直是制约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全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平均占40%,沿海发达省份一般低于30%,而东北三省仍高达80%左右。过高的国有经济比重,使得东北地区缺乏经济活力和竞争力。要解决这一老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中民营经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经济功能:实现股份制改造,拓宽就业渠道,增加财政收入。
3.提高市场化水平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提出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2001年报告中的相关数据,作为受计划经济影响深重的地区,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而市场化程度的落后是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缺乏后劲,经济增长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要在东北地区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加快市场化进程,就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产权清晰,对市场反应灵敏,经营灵活,富于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因此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源。
民营企业在参与国有资产重组过程中,能够促进产权多元化发展,有效矫正失调的资源配置,激发形成相互竞争的市场机制,同时通过兼并、收购、投资控股、承包、租赁、委托经营等改革措施,将灵活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国有经济运行中,有利于培育有活力的市场主体。
4.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家的计划投资,国家向哪个地区投资多,哪个地区的GDP就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主体多元化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好坏成为决定区域整体经济水平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当今中国的经济大省,也是民营经济的大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等地民营经济发达,经济总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浙江省的经济基础远不及计划经济年代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GDP排全国的第12位。但由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经济活力不断增强,GDP连续数年稳居全国第四位。浙江省的民间投资占了社会总投资的2/3,民营经济的税收总量超过了国有经济,成为全省第一大税源。东北经济区要想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后的第四大经济区,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建议
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际,制定各种具体的政策措施加以协调和配合,才能更有实效地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使之在振兴东北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提高融资效益,改善融资渠道
为了解决融资难这一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东北地区要加快融资体制改革。
首先,要对民营企业进入产业进行科学统筹,要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发展规划作为基础来整合金融服务规划。国家的科技和产业发展要有战略性和超前性,政府、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观念、方向、质量、效益和风险要有沟通和共识。只有这样,企业融资才有规划,金融支持才有针对性,这无疑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融资的信心。
其次,在健全监管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改组和新建适当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大小银行并存是一种国际趋势。我们国家需要多种层次的金融服务,目前尤其缺少中小银行。因此应积极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探索发展主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公司,允许设立多种形式的创业、产业投资基金。
再次,探索建立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独立信用评价体系,推动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建设,从而解决民营企业融资信用担保的问题。
2.放宽市场准入,拓展发展领域
在老工业基地,要想彻底改变以政府低效率的投资为主的投资体制,首先解决市场准入问题才能启动民间投资。当前应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并制定相关政策积极引导民间投资的流向。一是除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外,其余行业和领域都应放开。二是按照国家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要求,积极推进老工业基地的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事业改革。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投资参股能源、电信等基础产业,对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乃至城市交通等经营性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应公开向社会招标选择投资主体。三要借助东北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突出的制造业优势,在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信息产业等领域,着力培养一批经济实力强、技术层次高、有地区特色的大型民营企业。四是大力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高新技术、环保产业,对这些产业的投资给予优惠政策。
3.实行国民待遇,减轻企业负担
第一,民营企业用地要统一纳入当地土地开发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对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投资兴办的社会公益事业的用地,应依法实行划拨供地。民营企业申请使用国有、集体土地,与国有、集体企业同等对待。
第二,对民营企业实行税收国民待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不管何种经济形式,都应实施同样的税收政策,使民营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和发展。对投资社会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民营企业,可按投资额的大小退还全部或部分所得税。
第三,考虑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盈利水平不同,制定相应拉开差距的不同税率和优惠政策。对民营的中小企业实行轻税政策,促进其快速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属于弱势群体,处于发展不完善的起步阶段,政府应采取轻税政策,给中小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第四,加快清费立税步伐。应对现行的各种收费项目按行政级别、部门、性质和收入归属进行全面的清理,在全面综合评估、科学测定的基础上,区别合理与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不合理的收费坚决取消;合理的收费规范化,并向社会公开收费的项目、范围、标准和程序。
[摘 要] 通过使用2002~2007年商业银行贷款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与银行贷款增长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安排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中国近年来“所有制信贷歧视”现象仍然存在,这不仅制约了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在于加快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关键词] 国有经济比重;贷款增长;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 F83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2―0045―05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and Credit Growth
LI Guowen1,WANG Lihua2,ZENG Guanglu3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Department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Beijing 100000,China;
3.Department of Law and Public Affairs, 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3,China)
Abstract: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from the period of 2002~2007,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conomy on credit funds allocation. We find that lending growth of commercial bank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conomy, implying credit discrimination on private economy. And this positive impa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This shows that there still is the “ownership discrimination”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which not only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erprises, also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market economy.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should accelerate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and develop actively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conomy; credit growth;panel data
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学者们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中国经济过去30年来取得的增长奇迹在很大程度上与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分不开的。[1]在民营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逐步提高的同时,民营经济却一直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瓶颈。[2]鉴于银行信贷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商业银行在信贷安排时是否考虑国有经济比重,换句话说,国有经济比重是否会影响银行信贷资金配置,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现有的文献通常将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与“所有制信贷歧视”联系在一起,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3-8]进一步的,考虑到不同商业银行
根据银监会的监管分类,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主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主要是指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其他三类商业银行中,股份制商业银行所占份额最大。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中所使用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概念遵循银监会的划分标准。类型,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显然,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发现和解决金融体制中的结构性矛盾,对于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们使用2003~2007年商业银行贷款的省际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基于地区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与银行贷款增长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更为显著。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2期李国文,王丽华等:国有经济比重对银行贷款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变量设定
本文主要考察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因此我们使用贷款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其定义为第t年贷款增量与第t-1年末贷款余额的比值。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根据产权性质将商业银行进一步划分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应的贷款增长率根据产权性质进行相应计算;我们还根据贷款期限进一步划分为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相应的贷款增长率亦包括短期贷款增长率和长期贷款增长率。
我们用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来衡量国有经济比重这一解释变量。从理论上讲,衡量国有经济比重最全面的指标应当是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但是目前没有这一统计数据。比较常见的一个指标是国有经济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中的比重来衡量国有经济比重,但是这个指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统计年鉴》中“产品销售收入”指标在2005年之后没有报告,与之相近的指标变成“主营业务收入”;第二,也是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指标只反映了工业中的国有经济的发展情况,难以体现国有经济全貌。基于上述考虑,我们使用了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这一指标,以期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国有经济比重。[9]
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上,[10][11]本文还引入了其他可能影响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的控制变量:
(1)经济增长率,商业银行贷款增长可能会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我们用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率,以反映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贷款的影响;
(2)资金基础,商业银行的资金基础(funding base)也是影响贷款增长的重要因素,我们用存款增长率来衡量资金基础;
(3)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也可能会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我们用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来控制这种影响;
(4)财政状况,商业银行贷款增长也可能受到所在地区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为此我们用财政收支比率来控制这一影响,该指标根据(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计算得出;
(5)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也可能影响商业银行贷款增长,我们用各地区外商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
(6)市场竞争,商业银行贷款增长还会受到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我们用除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商业银行贷款占全部商业银行贷款的比例来反映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
(7)银行业改革,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包括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公开市场上市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因此本文的控制变量中还包括了银行业改革的影响。(即2005年和此后取值为1,其余的取值为0)。
(二)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我们构建如下形式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其中,LGi,t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用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来表示。SOEi,t即国有经济比重,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Xi,t是一组可能影响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的控制变量,
SymboleA@ i,t是残差项。我们重点关注SOEi,t的估计系数
SymbolbA@ ,如果
SymbolbA@ 显著为正,表明国有经济比重对贷款增长有正向影响,意味着商业银行贷款安排中所有制因素的影响显著存在。
方程(1)式给出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但是商业银行贷款很可能存在着延续性,上年贷款会对当年贷款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在计量分析中考虑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的动态变化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参考了蔡卫星和曾诚等研究结果之后,[11]我们在方程(1)的基础上引入了滞后一期的贷款增长率,考虑如下形式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三 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了中国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2~2007年银行业和宏观经济金融发展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统计》等相关的统计资料进行整理计算。在样本选择上,由于自治区的统计资料不全,因此本文的主要样本中只包含了30个省级行政区,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数据还缺失了青海、宁夏的数据,因此在以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数据为基础的分析中只包含了28个省级行政区。在本文所涉及的变量中,贷款增长率、资金基础、银行业市场竞争变量主要根据《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统计》的基础数据整理计算得出,国有经济比重、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财政收支状况、对外开放程度等变量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基础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表1描述了各变量的定义性描述及统计特征。可以看出,在样本区间内商业银行在各地区贷款投放总体增长较快,贷款年均增长15%左右,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约为12%,低于商业银行贷款整体增长率;存款呈现类似趋势,存款年均增长17%左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增长率同样低于商业银行存款整体增长率。在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方面,国有经济比重均值约为37%,标准差约为10%。其他变量的地区差异也较为显著。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我们首先给出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然后给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并依据这些结果考察国有经济比重对商业银行信贷增长的影响。
(一)静态方程估计结果
表2给出了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第一项回归是基于商业银行整体贷款的估计结果,第二项回归是基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估计结果,第三项回归是基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的估计结果。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首先通过第一项回归从整体上考察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然后通过比较第二、三项回归结果来反映这种影响在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在我们的分析中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首先,从表2中第一项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国有经济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如果国有经济比重与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以解释成因果关系,那么该系数就意味着国有经济比重的上升带来了贷款增长率的提高,这说明在本文所抽取的样本期国有经济比重确实对信贷资金配置产生了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中所有制性质的影响不能忽略,这就为“所有制信贷歧视”现象提供了经验证据。
其次,表2中第二项回归结果显示,就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而言,国有经济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同样为正,并且也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2中第三项回归结果显示,与前两项回归结果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回归结果出现一定的变化,国有经济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虽然依然为正,但是并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这说明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相对不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将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正向影响理解为“所有制信贷歧视”,那么这一结果表明,相比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信贷安排中的“所有制歧视”程度较弱。上述发现从一个侧面为林毅夫和李永军[12]以及李志[13]的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他们认为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相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被广泛视为中小型金融机构)可以解决中国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
此外,我们还发现,经济增长率以及资金基础与贷款增长率显著相关,这与现有文献是一致的。具体来说,经济增长率越快,相应的贷款增长率越高;贷款基础越大,相应的贷款增长率也越高。[14][15]
(二)动态方程回归结果
表3给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由于引入因变量的时间滞后项,模型(2)式产生了内生性问题。Roodman[16]指出,对于时间跨度相对于截面数较小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而言,采用Arellano and Bond[17]和Blundell and Bond[18]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tem GMM)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一般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检验GMM估计量是否有效可行:第一个是通过Hansen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其原假设是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是不相关的;第二个是通过Arellano-Bond的自相关检验对差分方程的随机误差项的二阶序列相关进行检验,其原假设是随机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第三个是Roodman(2006)提出的拇指规则(rule of thumb),即工具变量数不超过截面数;第四个是如果滞后变量的系数大小在相应的OLS估计值和FE估计值之间,则GMM估计是可靠有效的。
这是因为混合OLS估计通常会导致向上偏误的滞后项系数,而固定效应估计则会产生一个严重向下的滞后项系数(Bond et al.,2002)。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认为表3中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回归的汉森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显示,我们不能拒绝GMM估计中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序列相关检验也表明,统计上不能拒绝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性的原假设;工具变量数没有超过截面数;滞后一期因变量的回归系数也较为合理,以表3中第一项为例,包含所有协变量的固定效应估计和OLS估计中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区间为(0.186,0.402),该区间包含了GMM估计的系数0.238,表明GMM估计是可靠的。
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国有经济比重与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考虑动态影响之后,在本文的样本期国有经济比重影响了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这意味着商业银行“所有制信贷歧视”现象依然存在。从不同性质商业银行来看,以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动态模型中,国有经济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着“所有制信贷歧视”。就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国有经济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不仅为正,并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论与静态模型估计结果有所不同。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尽管国有经济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差别不大,但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变量的显著性却明显弱于国有商业银行,这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对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可能仍比股份制商业银行更为明显。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2003~2007年商业银行贷款的省际面板数据,我们系统分析了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与银行贷款增长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银行信贷资金配置中所有制因素的影响显著存在;而且,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安排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更为显著。我们认为,上述发现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安排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所有制信贷歧视”现象。
这一研究结论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首先,考虑到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所有制信贷歧视”却忽略了民营经济这一重要地位,形成了对民营经济的严重制约,并进一步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因此,进一步加快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尽快解决民营经济面临的“所有制信贷歧视”就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在可选择的政策方向上,本文的研究也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相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安排中的“所有制歧视”要更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积极发展各类中小型金融机构对于缓解“所有制信贷歧视”无疑是一条可行而有效的路径。有关部门下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中小型金融机构,不断健全中小型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切实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具体的对策措施上,重点应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力发展各类中小型金融机构,不断健全中小型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切实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我国民营企业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中小型金融机构在制度、规模上与其相对等,与民营企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当前,相对于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经验,积极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中小型金融机构,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二是积极引导中小型金融机构明确市场定位。各类中小型金融机构应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牢牢把握“立足地方、服务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理念,认真借鉴国外中小型金融机构差异化经营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挖掘企业信用信息,大力开展金融创新,针对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的不同特点,开发设计不同的金融服务种类,有效满足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
三是为中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中小型金融机构仍是“弱势群体”,由于品牌认知度和市场地位较低,致使人才、客户流失严重;一些部门和单位仍对其存在偏见和歧视性存款规定;在服务中小企业过程中,由于发放贷款成本高、投入多、风险大,加上尚未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等原因,中小银行的发展仍面临许多困难和阻力。因此,有关部门要通过利益机制引导中小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要在资金来源、结算体系、机构设置等方面,积极支持现有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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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几种民营经济模式的简介
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中最为典型的要属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本文就针对这些民营经济发展的模式进行介绍。
(一)几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简介
1.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是指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的非农业化发展方式。从形成时间顺序看,苏南模式形成时间最早,它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苏南农村紧靠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同时,因为距市场中心较近,运输成本较低,产业和产品选择范围较大。这些为苏南的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
2.温州模式
温州地区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和全国性市场中心,但温州有从事家庭手工业历史传统,这使得温州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走上了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的道路,形成了特色的“小商品大市场、小配件大配套、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集聚”经济格局。此外温州人有重视商业的传统,同时加上勇于创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得以迅速发展。
3.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指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以港澳地区和国外投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以加工出口方式为主的外向型企业发展模式。“珠江模式”的形成,其社会条件与苏南和温州又不同。珠江模式的形成得益于国家的开放政策和地理优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以东莞、宝安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东部地区形成了香港加工业的外迁地,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境内铁路、公路、水路交通非常方便,这些独特的优势,为吸收外来信息、技术、资金、设备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三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基础比较
1.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
苏南模式发展初期的大部分乡镇企业是由乡镇政府或者利用原有的集体积累,或者利用政府的动员力量,或者由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兴办的。有人将苏南模式看成是“政府推动”的模式。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策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与苏南模式不同,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是借助于良好的发展政策,依靠其自身的发展动力,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政府在此过程中提高的外部良好的环境。因此,从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来看,苏南模式的发展政府起着很大的主导作用,温州模式则是自下而上的,政府较少的干预民营经济,珠江模式因为是接着政策的春风加之地理优势,政府起了一定的作用。
2.产权制度的比较
苏南模式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其代表的是以乡镇政府为主导的集体经济。乡镇企业实际是在乡镇政府的控制之下的,虽然其名义上是全员所有,也就是说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实际上是模糊的。但是它在当时是一种效率比较高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主要是因为,在市场体系并不健全、存在缺陷的改革初期,当时对中国乡镇企业效率产生影响的最关键因素并不是产权。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产权不清晰,越来越制约苏南民营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南乡镇企业进行产权改革,产权逐渐明晰。温州的民营企业产权的界定是明晰的,它发展的是个体经济,产权归个人所有,它带来的收益使温州人坚定地发展民营经济,明晰的产权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强大利益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因素。珠三角乡镇企业的产权是乡镇村两级集体所有,其共有产权界区也是模糊的,当共有资产的积累迅速增加,管理者或经营者的效率底下,资源分配不公及腐败现象的滋生使珠江乡镇企业产权向股份合作制度变革。
3.融资渠道的比较
苏南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在政府的主导下很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因此其融资相对比较容易。温州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由于是私营,通过银行获取融资比较困难,一般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盛行的民间融资。民间资本是温州私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金融支持主要通过“三来一补”和引进外资、侨资等外资得到广泛的金融支持,以及其集体经济性质,也比较容易得到银行的贷款。
二、辽宁民营经济与三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对比分析
(一)发展的路径不同
辽宁一直是以重工业为主,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其民营经济的最初发展不同于其他三种民营经济发展的模式,它是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革改制的典型模式。因此,辽宁民营经济的发展路径很难一下子改变,基本延续了国有企业的原来模式,由于国有集体企业机制不灵活、效益低下等问题,使得辽宁民营经济受到不利影响,很难像其他三种民营经济发展的那样灵活,能够适应市场的需要。另外受计划经济因循守思想的影响,辽宁民营经济发展路径对旧的制度有较强的依赖性,没有强大的外部力量促使其变化,这种状态将很难改变。
(二)文化差异
从地域上来看,辽宁地处中国的东北,而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苏南、温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都属于南方地区,地域上的差距使得辽宁作为北方城市在文化方面同其他三个地区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是在重视商业的思想上,南方地区的人由于传统的原因具有浓厚的商业意识,加上勤奋的个性使得他们在改革的大潮中抓住了机遇。而在辽宁地区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更多的人希望通过仕途来改变命运,创业意识不足。其次是接受新鲜事物方面,南方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很容易接受新事物,对于政策能够及时领会与贯彻。辽宁国有经济的比重大,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因循守旧、循规蹈矩、求稳怕变的保守心态使辽宁在接受改革以来强制性制度供给的“消化和吸收”中,仍不适应。辽宁省对旧制度强大的路径依赖使制度变迁进程缓慢。
(三)制度环境的不同
辽宁地区缺乏像南方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省份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包括市场为主的政策体制、保护民营企业的立法、有效的融资渠道、积极向上的发展经济的文化氛围等,使得民营企业能够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公平的获取资源及和国有企业一样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辽宁民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环境亟待改善和提高,使得大量民营企业经营都是短期行为,很难真正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三、几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对辽宁民营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政府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辽宁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是自发的,是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成长的,如果任其像温州民营经济那样自然发展,其发展速度受各种因素影响必然非常缓慢。因此,必须由政府推动它的发展。一方面,政府要规范市场秩序和法律制度,从政策方面、市场准入方面等改变民营企业不平等的待遇,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扫清障碍。另一方面,政府要提高自身服务水平,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在投资环境方面和市场环境建设方面成为一个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
(二)制度创新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鉴于辽宁民营经济的发展路径,要摆脱传统经济体制思想的束缚,制度创新非常必要。这一点上我们辽宁地区要想苏南的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学习。制度变迁是一个不断探索、试错和调整的过程。当现行的制度规则并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时,需要搜索和实验新的制度安排,辽宁现有的制度不能够满足民营经济茁壮的发展,政府需要解放思想增加制度的供给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三)产权制度的明晰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市场以交易为基本特征,交易以明确的产权为前提,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原始的、始终不渝的动力源泉,民营经济最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国有经济体制背景下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影响企业运营效率的关键因素为产权制度。苏南地区对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的核心都为制度创新,这其中包括了对乡镇企业的所有制改革、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外向型经济和园区经济的发展等等,而从苏南地区一系列的改革结果来看,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的主要是产权制度的创新。因此,要想使民营经济具有市场活力,明晰的产权非常重要。辽宁民营经济要想获得发展动力必须将产权问题解决。
(四)建立适合民营企业发展的融资体系
由于地区的差异和发展的路径不同,我们应当结合自身实际发展情况来制定融资政策。同南方发达省份比较,辽宁民间融资发展落后,因为我们更应当向苏南地区的民营经济融资经验借鉴。政府仍然是主要力量,政府应当鼓励民营企业产品创新的基础上,鼓励民营企业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组织中小企业与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开展各种形式的融资合作,加强银企沟通,研究多对一的融资方式,即对大型项目或是回款期较长的项目可以多个银行对一个项目进行融资。鼓励和引导各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同时建立引导基金,加快发展中小企业创业风险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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