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的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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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合同：立合资经营卷烟厂业务

甲方：资本股东代表人赵士廷

乙方：保定义成祥华大卷烟厂代表人徐玉康

兹因双方协商同意，合力经营卷烟厂业务，除已订有草约外，特此订定正式合同，所有各条款详\于左。

一、乙方原有保定义成祥华大烟厂名义仍予保留。但自甲乙两方合力开始起为期，营业发展畅销出品起见，共同商定，以中国河北华大烟厂字样，呈报登记及商标注册。如已核准，则永远以中国河北华大烟厂名义进行。如将来双方解约时，此项名义即行做废，仍恢复原有名义。倘中国河北华大烟厂字样登记注册不能核准，则仍用义成祥华大烟厂名义进行一切。

二、呈报烟厂登记确定法人代表。由赵士廷担任经理，由徐玉康担任副理。如因两人出面具名，不合法定手续，则以赵士廷一人名义登记，但须另由赵士廷、徐玉康两人连署呈报统税局备案，以资证明两合经营性质。

三、甲方第一步共出资本两万元，为组织烟厂内外部及推展业务之需。如有不足应用时，再由甲方酌量增加资本，乙方仍然同意进行。

四、甲方付交乙方现洋壹仟元，以华大烟厂商号名义及旧有卷烟机器两部，作为抵押，保证此款并无利息，由每年所得红利先行补还。倘将来甲方无力营业时，得由甲方通知乙方，另行觅股。由通知日起，由乙方将此抵押之款付还甲方。届时，甲方亦应将华大字号，及原有机器两部不得拆动，照交乙方。惟乙方用甲方银洋壹仟元，须由乙方书立贷款借卷，订准偿还期限，交给甲方保存。由乙方另觅股东，应即订期奉还，手续两清，双方契约同时作废。

五、甲方所有置购一切财产及家俱等物，均由甲方自行处理，与乙方无涉。

六、由甲方接办开始日起，至停业日止，所有对内对外一切债务，以及甲方发行股票等，统由甲方负责清理，概与乙方无涉。

七、自甲乙两方合作日起，每届旧历年终，结帐一次，以营业之盈亏，按甲乙两方实入帐本支配。

八、乙方义成祥华大卷烟厂因为无力营业，由徐玉康商请原有慎思堂、仁义堂同意，情愿将原有自置卷烟机器两部并零件、家俱等物，共同作股东伍仟元，统由乙方徐玉康全权代表。

九、由合同成立日起，华大卷烟厂内外部即行改组，其以前乙方自营之时一切组织取消。

十、华大卷烟厂成立新组织，完全依照股份有限公司法则办理，应先股东会，再由股东会议选举董事会，造定总经理一人、经理一人、副理一人、协理一人、监理一人、监察二人，并由总经理委派内部各课员、职员，专责办事。

十一、本合同甲乙两方协商同意，各无返悔，甲乙双方各持一张为证。

十二、本厂地址设立保定城内东门里福兴里十七号。

甲方资本股东代表人：赵士廷

乙方保定义成祥华大烟厂代表人：徐玉康

证人：任铭诚、李联琛

代书人：谢泽之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立

篇2

在规范化、体系化过程中，民营企业会在战略、运营、财务、人力管理的管理流程方面遇到相当多的具体问题。举例来说，在很多民营企业中，在战略目标制定和分解上往往简单地在历史数据上加以修订，这样的战略目标制定缺乏合适的方法论来支持，并且缺失了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沟通机制。

很多民营企业并不存在一套完整的管理流程，当然也没有对关键决策方在流程中的清晰定义。这些企业往往沿用粗放型的方法来进行管理，它们以往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由于缺失对关键流程的梳理和定义，这些成功无法进行复制，企业也无法取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完整的现代化管理流程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这些关键流程可能包括战略规划和运营计划的制定和调整、运营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财务相关流程、人事相关流程以及风险管理相关流程等。对于缺乏这些流程的民企来说，当务之急是建立这些流程。

建立的方法可以通过参照行业典范的做法，并针对企业自有的特征进行修订和梳理。其中最为关键的不是仅仅记录下最主要的步骤，而是清晰地定义每一个参与部门、个人在关键流程中的定位。现代管理体系中有“RASIC”模型来定义流程中的职能和职责：

R（Responsible）负责人:对举措的实施负责，采取行动来确保各项任务的实施。

A（Approve）决策者:授权对决策进行审批。只有经其同意或签署之后，决策才能得以生效。

S（Support）支持方:参与并支持举措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数据、人员参与和其他资源。

I（Inform）需被告知方:举措会对某些部门工作产生影响，因此必须告知这些部门举措的结果，负责人（R）有责任向其沟通。

C（Consult）需被咨询方:决策之前必须向某些部门进行咨询。通常不是决策的直接参与者。

篇3

一、引言

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在诸如税收、就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然而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资金方面面临诸多瓶颈，这也成为民营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最大阻力。尤其是普遍存在的中小企业高利贷、跑路现象，都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难问题。一方面可能是民营企业自身原因，如抗风险能力差、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等。另一方面可能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有关，我国的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多的政治目标和社会性负担，因而银行机构会优先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支持，民营企业则只能获得更少甚至无法取得贷款。虽然我国也颁布相关政策法规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但很多数民营企业仍然面临贷款难的问题。关于政治关联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学术界近年来开展了大量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能够向外界传递良好的质量信号，可以降低企业进入金融行业的壁垒， 提高民营企业获得资本的能力， 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在我国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较少。而且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其它好处，如优先获得政府合同，在企业陷入困境时会受到政府的救助优先获得税收优惠等。政治关联已成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种非正式机制。目前对政治关联与企业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价值及其融资政策的影响，对政治关联与债务期限之间的关系却鲜有研究。基于此，本文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来实证检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其债务契约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资金在企业的正常经营中处于核心地位，能否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能否正常运转。具有国有背景的银行机构会优先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加之我国民营企业大都是家族企业，其规模一般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差，发生违约的概率也较大，基于此银行会对民营企业贷款设置较多的障碍，由于贷款期限越长，发生违约的可能性也越大，民营企业更不可能获得较长期限的贷款，因而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为严重。如果民营企业能够与政府建立某种联系，企业就能利用这种关系向外界传递一种信号，特别是企业和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时，这种信号传递作用会更明显。因为一般认为，当选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民营企业家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银行机构会把民营企业的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背景当做一种信号，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而，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银行贷款。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金融资源一般比较稀缺，面对比较稀缺的信贷资源，政府会对此干预调整，从而影响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对于民营企业，银行机构会更加谨慎防范其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因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民营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寻求政治关联，如果此时更够与政府建立联系，政府在分配资源时会优先考虑，企业获取信贷资源的难度也会大大降低。因而与政府建立联系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民营企业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更长期的银行贷款

假设2：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作用更明显

（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中政治关联数据通过手工搜集年报得到，其余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选取在2010年沪深两市民营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有效性的原则，剔除掉金融类公司、ST和PT的公司、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公司、发生亏损资不抵债的公司以及部分数据缺失的公司，并对随机抽查样本与年报进行匹配检验，最终得到682个有效样本。为减少极端值产生的误差，对主要变量在1%和99%分别进行Winsorize处理。回归采用STATA11.0统计软件。

（ 三 ）变量定义 本文相关变量定义见表（1）所示。其中，被解释变量：银行贷款Debt，用银行贷款额、贷款期限来度量。贷款额=（短期借款+长期借款）/总资产，贷款期限=长期借款/ （短期借款+长期借款）。解释变量：政治关联PC。借鉴相关文献，本文将政治关联定义为：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其他董事会成员等现在或以前年度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职务，则认为该企业存在政治关联，PC取值为1，否则为 0。市场化指数Market用樊纲等（2007）编制的我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来衡量，为减少误差用虚拟变量来代替，当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指数低于平均值时取1，否则为0。控制变量：对可能影响银行贷款的资产收益率、成长机会、自由现金流等相关因素进行控制。同时在模型中控制行业虚拟变量和年度虚拟变量的影响。

（ 四 ）模型设定

三、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是具有政治联系的，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来说可能是一种稀缺资源，建立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获得诸多好处。民营企业的平均贷款额为20.26%，贷款期限结构的均值为0.2408，在民营企业中长期债务比重偏低，企业可能更倾向于短期借款。自由现金流的均值为0.0412，说明民营企业现金流比较短缺。

（ 二 ）差异性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银行贷款效应的影响，本文采用单变量分析法来检测企业有无政治关联之间贷款额和贷款期限的差异，具体见表（3）。由表（3）可知，无论采用贷款额还是贷款期限作为银行贷款的替代变量，有政治关联企业和无政治关联企业之间的银行贷款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其中，有政治关联企业贷款额高于无政治关联企业，且在5%水平上显著；有政治关联企业贷款期限显著长于无政治关联企业，且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企业的政治关联确实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银行贷款。

（ 三 ）相关性分析 由表（4）变量相关性系数矩阵可知，政治关联与贷款额Debt1与贷款期限Debt2均显著正相关，说明建立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贷款。市场化指数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说明在市场化进程比较低的地区信贷资源比较紧缺，企业获得贷款相对比较困难；资产收益率与贷款额负相关但不显著，与贷款期限则显著正相关，说明资产收益率越高，信誉越有保障，越有助于企业获得更长期限的银行贷款；资产期限与银行贷款正相关，说明企业固定资产越多，可抵押资产较多，获得的信贷资源也越多；公司规模与银行贷款正相关，一般公司规模越大，信誉越好，银行也会对这些企业优先提供贷款；自由现金流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说明在自由现金比较充足的企业，企业自由资金能够满足自身发展需求从而减轻了银行贷款。

（ 四 ）回归分析 为检验政治关联与债务契约之间的关系以及市场化进程对政治关联与债务契约的影响，分别采用模型（1）、（2）来验证假设1、2，回归结果见表（5）。由表（5）知，模型（1）中政治关联PC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企业高管的政治背景能够使企业获得更多、更长期的银行贷款，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获得贷款有促进作用。假设1成立。模型（2）中，政治关联PC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仍显著为正，市场化进程Market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市场化进程越低的地区，民营企业获得贷款越困难。交叉项PC* Market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可以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说明在政府干预大、市场发育不健全的地区，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民营企业的一种替代性非正式机制，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银行贷款，从而改善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控制变量：资产收益率与贷款额负相关，而与贷款期限正相关，说明资产收益率越高，公司受债务融资约束越小，从而减少了银行贷款，资产收益率越高越能帮助企业获得更长期限的贷款；成长机会、自由现金流量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说明成长机会大、自由现金流多的公司，贷款相对较少；公司规模、资产期限与银行贷款正相关，说明规模大、固定资产多的公司，能够获得较多的银行贷款。

（ 五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选择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作为银行贷款的替代变量，用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政治关联作为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测试，回归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模型（1）中政治关联与贷款额和贷款期限均显著正相关，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获得贷款有促进作用，与假设1一致；模型（2）中交叉项PC* Market符号仍为正，说明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可以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假设2也成立。这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假设1、2均成立。

四、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民营企业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更长期的贷款，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贷款有促进作用。而且在市场化进程比较低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银行贷款的作用更明显，说明在政府干预大、市场发育不健全的地区，政治关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银行贷款，从而改善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促进企业发展。作为我国经济一部分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依靠政治关联获得银行贷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因而国家应采取相关措施，减少政府干预，健全金融市场，使企业依靠自身需要及条件获得更多、更长期的银行贷款，从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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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廖义刚、王艳艳：《大股东控制、政治联系与审计独立性》，《经济评论》2008年第5期。

[7]罗党论、甄丽明：《民营控制、政治关系与企业融资约束》，《金融研究》2008年第12期。

[8]王庆文、吴世农： 《政治关系对于公司业绩的影响》，《中国第七届实证会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

[9]吴文峰、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10]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11]张敏、黄继承：《政治关联、多元化与企业风险》，《管理世界》2009年第7期。

[12]Adhikar，i A.， C. Derashid， and H. Zhang. Public Policy， Politica l Connections， and Effective Tax Rates： Long itudinal Evidence from Malaysi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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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Fisman， Raymond. Estimating the Value o 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15]Gul，F.A.， Auditors Response to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ronyism in Malaysi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 2006.

篇4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与民营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迅猛，尤其是在浙江、江苏地区，同时各地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存在很大的差异。浙江省民营经济则显现出以量的扩张为主，散、小、低的特征，总体上仍以创业和原始积累为主以及传统的家族制的管理模式的特点。而江苏省民营经济出现了空间布局集聚，特色块状经济以及外向拓展能力强等特点。

企业家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企业家的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决定企业家能力的高低受到很多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其中各地文化的差异――这一情境将对各地民营企业家能力的培育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本文将从区域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浙江和江苏两地民营企业家能力的影响做出分析。

二、文献回顾

（一）文化关键维度的选取

为了识别对文化差异，选取适宜的文化维度来衡量，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文化的含义。

1.文化的含义。关于文化的概念历来众说纷纭，人类学家就曾提出了164种不同的文化的定义［1］。在管理学界，最早对文化的定义源自于泰勒（Taylor），他认为文化就是“人们在社会中是所形成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其他能力及习惯的复杂整体。”艾德?斯凯恩（Ed Schein）对文化的定义是：“一套基本的假设――解决外在适应力（如何生存）和内部集成（如何共同生活）的普遍问题的共同方法――它被各个时期索包含，并从一代传到下一代［2］。而近来最常被人们所引用的概念是由霍夫斯泰德（Hofstede.G）提出的：“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群体所共有的心理程序。［3］”群体本身无法自发感受到自身文化，文化需要比较才可以显示出各自的特色。因而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2.对文化差异的衡量――关键维度的选取。理论界对于管理文化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不同研究者对文化的内核上的认定仍存在着差异。20世纪70年代末霍夫斯泰德的开创性研究为这一领域提供了规范。他是通过对IBM在40个国家的11.6万名员工进行意见调查完成的，通过对调查人们对管理方式和工作环境的偏好，霍夫斯泰德指出了4个随国家不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尺度――权利的空间跨度，不确定性的避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阳性/阴性。后来他又增加了长期时间导向作为第五个文化纬度，组成“霍氏五维度”文化框架。特龙彭纳斯和汉普登?特纳（Tronpenaars &Hampden Turner）［4］的七维度文化，即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情感内敛与情感外露、具体专一与广泛扩散、成就与归属、对时间的态度和对环境的态度）涵盖面虽然比霍氏框架差异并不大。霍尔（Hall）则是给出了人性化的或物理上的空间、单向性或多向性的时间以及高联系的或是低联系的语言等维度。艾德?斯凯恩（Ed Schein）认为文化关键尺度是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本性、时间、人类行为、与人的关系以及事实和现实。

虽然以上对于文化维度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文化差异的框架，但是针对价值观念的不同方向，以上这些西方的理论能否普及应用到中国进行研究，并针对有着文化交融性的区域――浙江和江苏并度量两省之间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着挑战。

（二）企业家理论与企业家能力

美国经济学家墨尔斯（G. E. Hills）最先将“企业家”一词引入经济学，他认为所谓的企业家是“那些能够抓住经济生活中的机遇或能够对经济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机会做出反应，通过创新为本人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发生变化的人。”法国的萨伊最早强调企业家的重要地位，他把企业家的功能定义为提高效率和收益而进行的资源再分配，认为企业家是“预见特定产品的需求以及生产手段，发现顾客，克服许多困难，将一切生产要素组合起来的经济行为者”。奈特（Frank Knight）赋予企业家不确定性决策者角色，即不确定性的承担者。企业家的作用就是处理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这表明企业家精神是与风险承担联系在一起的。熊彼特（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一书中，将企业家定义为“能够实现新的组合的创新者”，认为他们的行为以“创新”作为特有的目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赋予企业家是革命创新者，企业家总是推翻已有生产方式，打破现实经济的均衡。这一定义强调了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创新”，并具体给出了企业家创新的五个方面。

以上这些定义分别从功能、本质特征以及地位强调了企业家对企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哪几个方面的能力以及哪些素质最为关键仍是不明确。国内的学者，多数采用文献分析法来归纳中国民营企业家至关重要的素质。例如，李代红［5］通过对90篇相关文献的统计，得出民营企业家具备的前20项通用素质，前8位分别是不断学习、创新能力、战略眼光、决策能力、恪守职业道德、自知之明、冒险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其种特别强调企业家的不断学习和创新能力。田晓霞［6］根据企业家理论文献，概括出企业家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能力，即创新能力、组织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决策能力。

（三）企业家能力的文化环境制约

贺小刚、李新春［7］认为企业家能力的差异主要源于企业家背景因素和经济结构约束性因素两个方面。除了企业家的性别、受教育的程度、社会地位等背景因素会对企业家能力产生影响，各个区域的发展水平、政府改革推行的力度、物质资源等等也会影响到企业家的经营行为以及在此行为中所积累的能力。田晓霞在谈到企业家能力的提升途径时，强调了企业家能力除了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企业家制度环境以及企业家文化环境的制约。她提到“企业家文化环境是指在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积淀而成的文化氛围，经过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价值取向都会制约着企业家能力的培育。”因此，本文将把区域文化看作是一个外部变量，来考察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企业家能力各个组成要素的影响。

三、苏浙两地区域文化差异比较

江苏、浙江历史上称为吴越。重商为吴越文化的突出特征，并促使江浙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区。从文化传播的规律来说，两种文化之间的同构因素越多，其相互交融和吸纳也就越容易，吴越文化重商轻农的传统、开拓冒险的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都使江浙人易于接受西洋近代工商业文明的熏陶，使吴越之地成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无出其右的工商业代表区域［8］。

因而，对浙江文化与江苏文化的差异性的衡量，本部分将在考虑浙江和江苏文化相互交融特性以及鲜明的文化倾向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研究，决定选取三个维度，即避免不确定性、集体主义的程度以及对入市/崇学这三个关键的文化维度来衡量两地文化的差异。

（一）不确定性的避免比较

霍氏认为“避免不确定性”的概念，说明一个社会对于不确定性的排斥，对可预见性、控制和对避免风险的偏向。这些往往可以通过对突采取主动和承担责任上反映出来。由于吴文化是苏南文化的核心，是江苏文化的主流文化，因而我们将吴文化来代表整个江苏的文化。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经过漫长的社会活动而形成的“融和古今、汇通中西”的吴文化，吴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稳中求进、刚柔并济。相比之下，浙江文化具有内生的创新冒险精神,其总体特征可归纳为八个字:“勇于创新,注重功利”。由于傍海而居,自然资源匮乏，出海为生的生活环境,培育出了浙江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开拓冒险的精神。创新冒险精神是浙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巨大的生机和创造力是其文化的生命能量；功利主义和自然人性观构成了浙江文化的人生观基础［9］。

（二）集体主义的程度比较

霍氏引入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这个维度来衡量文化差异，可以明晰地区分注重个体独立性的西方国家和讲究归属感的东亚文化。但是由于浙江文化和江苏文化同属中国文化，总体说都具有集体主义的文化倾向，因而在这里引入这个维度，是为了比较浙江企业与江苏企业的团队与协作意识的高低与关系紧密度的大小。浙江人有着特别强的“团队精神”。这一点，在其民间融资上得到充分体现。据统计，浙商融资中的80%靠民间借贷，即要么向亲威朋友借，要么入商会，要么组建民企集团。正是这种“爱扎堆”的精神特性，使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温州路”、“义乌路”和“浙江村”。又如，温州商人之间相互诚信团结，能够“抱成团”，愿意分享市场信息和资源，这为温州人在国际社会发展出自身独特的社会资本，形成了所谓的“海外关系网”，能够帮助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市场［10］。

（三）“入市”与“崇学”

浙江文化强调“人而优则商”，评价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少为标准，注重“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钱尽其值，各尽其能”，把“为顾客创造价值、为企业创造利润、为员工创造前途、为社会创造财富”作为价值取向［11］。浙江区域深深根植着“以商为荣、以商为重、以商为业”的文化观念。然而，在江苏文化虽然也存在着“重商”文化，但是十分注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强调教育重要性和个人文化素养的培养，因而江苏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史料记载，《二十四史》两万多有传者，六千余人为江苏籍。清代114名状元中49名是江苏籍。

四、区域文化差异对苏浙两地民营企业家能力的影响

众多学者注重对企业家能力的衡量，因而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或是文献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研究，对企业家的能力的组成要素和构成结构得出不同的分析结果，其中对创新能力、知识素质两大要素成为企业家能力必备要素。本文将从文化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其对企业家能力构成要素的影响。

（一）对企业家的教育程度和知识素质的影响

知识是对相关领域信息的掌握程度，是能力的基础。通过正规培训或是递进学习，都是企业家获得知识的有效途径。作为民营企业家，要发挥科学决策能力、创新能力，相关的知识不可缺少。知识表现在一是要有专业的知识体系，主要是具备专业知识、管理知识和市场知识；二是要有学习的持久精神，有不断学习的意识。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知识的构成以及积累更是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的主要因素。

浙江省素来就表现出“务实、重利”的文化特征，强调“入市“的价值观，以物质财富多少作为评价人的标准。这些传统文化上的差异会对民营企业家的知识素质有着影响。据2004年浙江省对民营企业的一项研究报告曾指出“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学历层次低，管理水平不高，结构性和素质性矛盾相当突出，一些专业研究人士将之归纳为‘三多三少’：经验决策多、科学决策少，日常管理多、战略规划少，传统管理多、现代管理少。”据《浙江省民营企业考察报告――对千家浙江上规模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2005）［12］结果显示，浙江省的企业家学历在大专以上的比例占54.36％，获得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达55.80％。

来源：课题组；浙江省民营企业考察报告――对千家浙江上规模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特区经济》2005年第7期；

相比较，江苏省历来就是文化大省，十分重视教育并强调文化知识学习的主要性。据历史记载，在明代，苏州地区有社学七、八百所，清代更见发展，凡少年子弟均可入学就读，明清两代苏州一府的进土、状元人数遥居全国之冠。因而，江苏人“崇文”早已成为传统风气。虽然江苏省民营企业家的素质仍需要进一步提高，但是在这些指标中均要高于浙江省。

（二）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一直都把创新能力认为是企业家能力的核心能力。彼得德鲁克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一书中，谈到创新原则的一条就是“最好从小起步，开始只需要少量的资金、少数几个人，而且只需要有限的小市场。”同时他还指出创新者的共性特点就是“有冒险倾向”。

浙江省由于其自然资源的束缚以及生存环境的恶劣，造就了浙江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冒险的商业精神，也产生了“不以小利而不为”的创业心态。他们善于把握商机，赚取财富，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正是这种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过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透射出一种深深的创业文化底蕴，代代传承。”而相较之下，江苏省的文化具有典型的水乡文化气质又赋予了吴地民众勤劳、精巧、柔韧的经济价值观，形成了精打细算、精细作业、节省开支、细水长流的经济作风，注意稳中求进，往往导致江苏的民营企业家反而过于谨小慎微，在经济发展中缺乏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