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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恕、忠、孝、悌、勇、仁、义、礼、智、信,其核心是“仁”。
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
儒家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儒家文化在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家学说,到汉代汉武帝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演变为中国正统思想,也就是儒家文化在古代是官方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体。但传统文化的外沿更广,包含了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所有文化,有的融入了儒家被儒家吸收,有的形成独立体系,如道家文化。所以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儒家思想 中国传统体育 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数千年体育文化发展史里,中国的儒家文化思想,在传统文化和思想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同时儒家的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的、特别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代体育文化的现状,是儒家思想在我国体育文化圈内的一个现实的、根源性的集中反映。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体育行为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得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都有着各自的发展方向,中国传统体育逐步在体育思想、体育价值取向和体育体系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一 礼、仁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是礼与仁。礼是一种正统的社会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人人都要控制自己的私欲,按照自己的社会身份行事。这也是当时人们进行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所遵循的通用规范。仁,就是爱他人,爱自己认为应当爱的人。由于过分拘泥于“礼”,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其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体育的竞技性特征被慢慢消磨掉了。正如《礼记・射义》中所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这里礼射被当成了实践仁与礼的手段和方法,仅仅是为了“明君臣之义”和“明长幼之序”,礼射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人的体育竞争精神意识,而只是用以维护礼教和等级伦理秩序。
在礼所容许的范围内,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有自己的发展。如在体育文化里,没有、怪异和粗野的运动,没有危险、野蛮的体育项目。运动的参与者都懂得遵守规则,合理竞争,实现了“礼”在“艺”先。再如孔子在谈到射箭时说,比赛的目的是提高技艺,锻炼身体,只要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就行了。此外,都要求要加强友谊,比赛双方要互相尊重,讲究礼节、礼貌。这些思想在当今仍是可贵的体育文化思想。
在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体育竞争所需的最基本的社会环境是欠缺的。其实在体育活动中所进行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野蛮的碰撞与冲突,这与儒家学说所宣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及等级秩序不相融合,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在儒家思想观念中,仁是有条件的,超过和违背了礼的仁是不允许的。儒家思想中的这种礼与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从根本上是压制人的个性发展的,个人的独立人格、人的自尊自爱往往得不到尊重和社会的保护,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服从,这是对人创造精神的一种压抑。其实,体育就是要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充分地展现自己,养成自己的独立人格,用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力争上游,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改进技术,推动竞技项目的发展,这和儒家思想追求的礼和仁是有很大冲突的。
二 中庸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体育运动发展的根本在于竞争。无论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都充满了竞争精神。但儒家思想提倡中庸,忽视竞争,与发展体育运动的精神相冲突。中庸所崇尚的是颜回式的准苦行僧般的道德生活模式,强调如何协调宗法人际关系的协调性道德,而不是提倡个人积极向上的进取创新精神。中庸之道强调无原则的调和,安于现状,不为人先,严重制约了人的个性发展和自我意识的伸张,同时也泯灭了人们在体育运动中的创造力和竞争意识,结果导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缓慢、缺乏生机。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儒家崇尚中庸的思想导致了中国传统体育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从而缺乏体育特有的竞争精神,造成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难于顺利发展。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教育,把自已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高度文明,达到至善、至仁、至德、至圣的理想人物,追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盛世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在儒家中庸思想影响下,和谐成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个体和谐、天人和谐,逐步形成了君子之争以和为贵的伦理型体育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竞争、对抗和有剧烈身体运动的项目在中国传统体育方面的发展。在和谐观点指导下,中庸思想讲究人与人的友善,追求人体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反对人与人的对抗,反对人对自然的独立,挑战和对抗,而强调二者的对立统一,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体育文化体系。
三 天人合一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另一特色,天人合一思想就是指自然界与人类之间存在一种统一协调的关系。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典型的对立统一特征,始终将人的整体和谐作为健身练习的出发点和最终追求。中国传统体育把世界的两大基本要素,即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生命的两个主要标志精神与躯体看成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种整体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体育活动中随处可见。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的心理与生理的统一,主张通过身体锻炼来促进精神升华,从而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一些以阴柔文化为特征的项目,如中国围棋、气功、太极拳等,都得到了广泛传播,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代表项目,进而传播到东南亚各国甚至全世界,成为人们养生、健身、内修和调节身心的体育活动,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在世界体育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重文轻武与重义轻利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文教的国家。儒家主张礼义修身,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活动、视体力活动为低贱之事的文化思想,进一步促使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并延续到今天。加上科举选仕,强调文章、品德和门第出身,视武学为下品,这样,重文轻武,蔑视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逐步成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少有人在体育活动上去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甚至有人对自己本身精通的体育活动也不提倡。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也抛弃了文武兼备的选仕标准,而以“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为选贤标准,并要求人们以和处世,以静修身,严格按儒家的伦理道德修身养性,把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视为“下技末务”,主张“损人间之末务,息田猎博弈之游戏”。重智力、轻体力,把强身健体、保家习武的体育运动看成“不急之末学”,为封建士大夫所鄙夷。由于封建体育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严重制约,体育运动在中国封建社会遭受冷落。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结果从人们的需要中被排挤掉,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晚期是止步不前的,也可以说是严重倒退的。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是重义而轻利的,主张“行义,远利;义重于利,义高于利”,认为见利忘义是小人之举。《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抑制了人们对个人需要的追求,把义作为一切利的前提,追求利必须是在义的允许范围下进行的。这种“贵义贱利”的思想对我们正确处理人际间的利益关系、养成正确的价值观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这是积极的一面,但这种义利观反映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在体育活动中是通过竞争追逐功利的,只受体育活动规则的约束,而不受道德伦理规范的制约,只要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采用各种手段和途径都是可以被认可的。因此,儒家思想中所宣扬的“义”就被抛弃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而“义”的原则也就失效了,这在儒家思想看来是“不义之举”,是儒家思想所不能容许的。所以,带有竞技性的体育活动也就很难被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封建家长制社会中的上层统治者们接受,带有竞争性的体育活动也就难以找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土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处处表现出这种思想的影响痕迹。
参考文献:
[1]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
[2] 谭华:《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四川体育科学》, 2000年第12期。
儒家思想把个人的成长同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以天下为己任”(《南史・孔休源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爱国精神,“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腾文公下》)的英雄气概等,都是思想品德教育的绝好教材。这些教材有助于树立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培养他们积极向上,努力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贡献的社会责任感。
二、培养学生的良好品格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所谓“仁者,爱人”,就是将别人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有了这一前提,才能超越利己的天性,关爱、同情、尊重他人。这种良好的品格正是我们的教育所追求的:使学生通过学习,学会关心他人,为社会履行责任。
三、培养学生的刻苦学习精神
孔子说“学而不厌”,强调学无止境。他告诫学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数十年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并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教师要让学生理解这些语言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了解古人做学问的精神,使学生能有所感悟并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刻苦学习,努力追求。
四、促进学生学习质量的提高
孔子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学思并重的原则,强调在学的基础上发挥思维的作用,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意思就是说,只注重学习而不注重思考,就有可能被知识的表象所蒙蔽;只注重思考而不注重学习,就有可能因疑惑而更加危险。这一学思并重的原则使学生认识到在知识获取的过程中思考的重要性,使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敢于创新,敢于质疑。
五、学以致用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厚重的历史画卷,毫无疑问在这幅画卷中,儒家文化逐渐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周边的民族以及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南麓的土族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对土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既是土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一、儒家文化在土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儒家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从根源上来说它起源于周文化中的宗周礼乐文化。礼乐传统,从根本上来说是以调整社会秩序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它所包涵的内容非常广泛,基本上渗透到了人们活动的全部领域。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随着统治者的尊崇和提倡,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体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并不断得到一些儒学大家对其内容进行补充。从儒家文化不断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具有高韧度的传承性,并具有非常强的兼容效应,不断地吸收百家思想之所长为己所用。从另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又具有很强的辐射效应,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与华夏其他文化之间互竞互融。
土族是我国西北边陲上的一个民族,现在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大通、同仁以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等地。其余散居在青海的乐都、门源、都兰、贵德、共和、西宁、乌兰以及甘肃的永登、肃南、卓尼、积石山等地。土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其族源较为复杂,史学界主要有五种看法:吐谷浑说;阴山白鞑靼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沙陀突厥说和阻卜说。如果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作者倾向于:以吐谷浑为主流,其他四种为支流,并逐渐融合的观点。当然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土族的族源成分又存在着不同偏重。
据史料记载,公元663年,吐谷浑亡国后,其民众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吐谷浑人仍留居故地,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之后,居于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一部分吐谷浑人,在吐蕃占据灵州后,移居河东,12世纪后,河东的这部分人返回甘青故地,在此迁移过程中,一部分逐渐融合在了汉族当中;另有降服吐蕃的吐谷浑人又逐渐融合到了藏族当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土族和汉、藏、回等民族交错杂居。历史记载,今互助、大通、民和、乐都、天祝等地很早就是土、汉、藏等民族的共同居住地。到了明清时期,又有一部分汉族从甘肃、四川、山西等地迁入民和、互助一带。所以,土族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藏、汉、蒙古等民族的成分并受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土族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是在元末明初时期,此时出现了“土人”的名称。土族中融入了汉族的成分,从土族的民间传说和一些土族族谱中能得到印证,如民和官厅土族张家、贾家的家谱称其祖先是山西平阳府人等。长期与汉、藏等民族的杂居和融合,土族的文化业表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既有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文化,又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等。而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土族尤为深刻。但也并非一概而论,在不同的土族地区所受汉文化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民和三川的土族汉文化较浓,被藏族称为“嘉霍尔”,意思是汉化了的霍尔人。而互助、天祝的土族藏文化稍微居上。
二、儒家思想在土族传统文化中的体现
土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着汉文化的因子,融入整合到自己的文化当中,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儒化教育在土族地区的加强
在明清时期,政府对周边民族控制力在不断的加强,有意识地灌输儒家思想文化,以加强思想控制。明清科举考试内容专取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五经”命题,在土族中有很多“博通经史之士”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功名。根据史料记载,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中,土人李完考中举人、李玑考中进士、李光先考中武进士;清代有祁仲豸取得武进士,等等。至于取得秀才者,更是不胜枚举。
2、儒家文化对土族方面的影响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或者曾经有过。土族的较为复杂,萨满教是土族的原有信仰,随着藏人、汉人的影响,藏传佛教、道教以及汉族的民间信仰逐渐融入其中。在土族地区兴建了许多娘娘庙、龙王庙、城隍庙、三官庙、文昌阁等汉式寺庙。土族人家的院中,住房的位置根据大门的方位和阴阳五行、八卦等确定。土族对道教思想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儒学思想的一种接受。土族在过年、清明节的时候,有上坟祭祖等习俗。上坟祭祖对祖先的崇拜,也是儒家思想中“孝”的体现。同时,在土族的神话故事中,也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认知,《混沌周末歌》是土族的诗体神话传说,其中就提到了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分别创立儒、释、道三教的内容。
3、儒家思想在日常习俗方面的体现
“婚姻,是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范所认可的男女两性的结合”,[1]所以在婚姻过程中一系列的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土族在婚礼上遵循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规程,并且在定亲的过程中还请阴阳先生预卜方位、合八字,在结婚仪式上新人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这些仪式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
在丧葬以及禁忌文化方面,儒家文化也有所体现。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反映了传统的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事死如生”是我国传统丧礼的基本原则,同时人们普遍认为“灵魂不死”,死者到了另一个世界要跟生前一样进行生活,需要生前所必须的一切,所以丧葬过程中,亲人尽量为死者创造与生前一样的条件。土族也十分重视丧葬活动。土族主要使用土葬和火葬两种埋葬方式,这两种埋葬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又有所偏重。在实行土葬的地区,亲人为死者进行选坟地、测日子,这些习俗跟汉族一样。在土族的寺庙大殿或者家庭佛堂内不允许妇女以及去过暗房的人进入,妇女在不带帽子不穿长衫时,不允许在长辈面前走动,这都表现了对儒家文化的吸纳。
三、儒家文化对土族文化产生影响的原因
首先,土族族源上的复杂性和多源性。正如前文所述,土族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成份。内部构成的多样性以及复杂的历史形成环境,必然导致中原儒家文化的渗入。特别是明朝卫所制度的推行,大量的汉族人口迁入青海土族地区,在汉文化的强大引力下,土族文化在与汉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吸收整合了大量的汉族文化因子。
其次是土族经济形态的转变。土族在形成之前或形成之初,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在明朝时期,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青海,并在青海东部大规模屯田,带来农耕文化。他们开始尝试农耕生产,这使土族开始从畜牧业的经济方式逐渐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并最终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的转变导致土族对传统的文化产生了不适应,从而吸收与农耕文化相适应的的儒家文化就成为了必然。农业文化在宗教和社会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定居轻游动,重家庭,重孝道、重等级等等,这些思想特点,正是儒家文化的要求。
其三,封建王朝在土族地区兴学扩大了儒家文化对土族的影响。政府对儒学的传播推动,主要体现在书院的兴建上。明清时期甘肃版图包括今宁夏、青海。据史料记载,甘肃最早兴办书院的首推静宁的陇干书院,约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其次为陇西崇羲书院、渭源渭川书院,皆建于明嘉靖十四年。从现存资料来看,清代甘肃共有书院百余所。其中,在土族居住地区的书院就有8所,它们分别是:1、龙冈书院,在平番县城,建置年代失考;2、五峰书院,西宁府,光绪二年西宁办事大臣豫师、西宁道张宗翰、知府邓承伟、知县朱镜清捐建;3、乐都书院,碾伯县,乾隆二十四年公建;4、河阳书院,贵德厅,乾隆十二年公建;5、祟山书院,大通县,同治初毁于兵火,光绪二十二年知县史文光、何得彪重建;6、约礼书院,西宁县西,乾隆四年公建;7、惶中书院,西宁县,乾隆十四年知县冷文炜捐俸、乡绅捐资修建。由此可知,政府在西北的甘青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兴建书院,加强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思想控制,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在土族文化的形成以及和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为土族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家庭关系的稳固、民间信仰的传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丰富了土族的文化内容。
【参考文献】
[1]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2] 编写组.土族简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